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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世界的話語體系里，我們習慣于將“經濟社會”或“經濟和社會”籠而統之地進行表達，如“經濟社會進步”“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等，這些說法細究起來，不難發現它們潛含了極為豐富的內容。但是，在“經濟”和“社會”混而論道的情形下，這種豐富性被相當程度地消解了，尤其是其中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未能得到較好的界定和闡釋，也給現實生活實踐帶來了許多的困惑。一我對社會學和經濟學的區別，一直存有某種不大不小的疑問。現代社會的學科主要是以研究對象的不同來區分的。大致說來，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人們的社會行為、社會問題和群體現象，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則是人們的經濟行為、經濟問題和經濟現象。我的疑問是，“社會”是一個大概念，“經濟”是一個小概念，它們之間，應當是“屬種關系”，即“社會”覆蓋了“經濟”，或者說，“經濟”是“社會”中的一部分。相應地，“社會學”就應當包括“經濟學”。但實際上，兩者不是這樣的關系，它們并列而在，各自獨立。我從未聽到過“經濟學”是“社會學”一個分支的說法。這個疑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種分類就讓我幾乎認同了這樣兩種不同學科各有其不同特征，以及它們相互之間并不存在“你中有我”或“我中有你”的關系。這種分類認為，社會學研究的是社會群體的行為，而經濟學研究的是社會個體的行為，鑒于“群體”和“個體”的可觀察性差異，這兩個學科的邊界就有了。在較長的時間段里，我就是按照這樣的理解來看待社會學和經濟學的。經濟學是我的主業，社會學只是選讀過一些著作，并未深入研究，但大多也與經濟問題研究相關。在經濟學中，“個體”的行為是經濟學的基礎，即每個人都被假定為“經濟理性人”，人人都會去比較“成本”和“收益”，“個體行為”是一模一樣的，由此展開對關聯經濟現象的研究。社會學中的“群體”行為，是以某種“社會現象”的觀察來歸總的，如“沉溺網絡游戲”“追星族”等，通過對這些“社會現象”的分析，探求這些“群體行為”形成的原因，尋求解決相關問題的途徑。從這一點看，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區別，首先就在于兩者理論演進線路不同———前者是從“個體行為”的假定，去解讀顯現于我們眼前的經濟現象；后者是從存在的“社會現象”中，去挖掘背后“群體行為”的奧秘。也就是說，經濟學中人的行為是事先既定的，而社會學中人的行為是不確定的，需要去探究。由此出發，兩種學科所追求的目標，顯然大不相同，并存在某種內在的對抗性。

經濟學假定每個人都是“經濟理性的”，經濟學一般的、基本的或最高的追求，就是試圖讓這種“理性”發揮到極致，達到最佳的“經濟結果”，我們聽得爛熟的“經濟價值最大化”，便是這門學科所期待的人世間最高境界。社會學所追求的，則是從既已存在的“社會現象”中努力發現背后的原因，從人的行為上找到驅使根源，并在“有益于”或“有害于”社會的判斷下，提出“揚善去惡”的解決途徑，期望并追求“社會價值最大化”。在這里，學科目標的不同，其實是可以作為不同學科劃分標準的。這不是本文的重點，我們的重點是由此引申出來對“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理解。舉例說，“沉溺網絡游戲”現象，經濟學通常是不會將它作為經濟問題來研究的，若研究也只會聚焦在“網絡游戲”的企業價值、行業規模，對產值、稅收、就業等的貢獻方面，這種研究大多會基于“經濟理性人”的設定，探求何種市場環境、制度、調控工具等，能夠最佳地實現這個行業“價值最大化”；社會學則大為不同，對這種現象首先做出基本判斷，如果“沉溺”的人數達到某種量級，那一定“有害于”社會，需要挖出“沉溺”的行為動因，對癥下藥開出治理藥方，限制“網絡游戲”的無度擴張，最終消滅這種社會的弊病。這個例子告訴我們，經濟學和社會學研究的各自目標，都無可厚非，但擱置一起，就有矛盾了———“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不只是不同，相互之間還存在某種明顯的對抗。這也意味著，“經濟社會進步”或“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這類目標，在深層次上要理解和解決好“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及其關系的認知問題。要知道，一個“經濟社會”的全面進步，是以“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均衡、和諧關聯發展為基礎的。從本例來看，就是“網絡游戲”可以有“經濟價值”的大發展，但要有“社會價值”的約束。二在現代社會里，經濟價值都是以貨幣來計量的，任何事情的經濟價值都可以直接比較大小。如生產一定量的大米收入五百元，快遞服務若干次賺取一千元，相比而論，后者的經濟價值大于前者，并且高達一倍之多。假定“生產大米”和“快遞服務”所耗費的時間、人力成本等資源完全一樣，僅從經濟價值的角度看，社會就應當舍棄“生產大米”，而將資源全部投入“快遞服務”之中，贏得“經濟價值最大化”。

社會價值則不然。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價值，不可同日而語。“生產大米”和“快遞服務”對于社會而言，一個是提供產品，一個是提供服務，存在性質差別，卻都必不可少，舍棄它們中間的任何一種，都將使社會生活失衡，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也就是說，只有雙雙保全它們，才能夠實現“社會價值”的最高目標，盡管“經濟價值”不能達到最大化。而且，也因為兩種價值的性質差別，社會無法簡單地評價它們之間價值的大小，通常只能說明它們各自對于社會的重要性，舍棄其中的任何一種都沒有足夠的理由。從理論上講，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不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經濟價值是統一的和抽象的，它的外在表現只是“價值量”，即表示大小差別的各種數字，“價值”的內容僅僅只在觀念上存在；社會價值則是個別的和具體的，大多會有可見的物理形態、特殊的功能或人的行為過程，看得見也摸得著。第二，經濟價值消滅了一切事物的實體或實際可觀察內容，因而不同事物的經濟價值可以進行直接比較；社會價值則保有事物的具體屬性，只能就事論事來看待這種價值，不同事物之間的價值無法直接比較。第三，在一定意義上講，經濟價值不是社會生活的目的，只是實現社會生活目的的手段，社會價值則是社會生活目的本身———抽象的“經濟價值量”只有運用起來，轉化為現實生活中具體的事項或活動，才能給人們帶來社會實質性的滿足。在現實生活中，最普遍又經典的事項就是“用錢購物”，當“錢”沒有轉化為“物”時，“錢”永遠只是在觀念上對人們“有用”，或者說僅有“經濟價值”而無“社會價值”。理論源自人類的社會實踐活動，而理論一經形成并被廣泛認同，它就會反過來，成為新的實踐前提。在現代社會生活中，頗具意味的是，與社會學和經濟學的分離，以及“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分離相對應的，是人們的現實生活分為“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兩大領域，而且看起來兩者之間的邊界還較為清楚———人們一方面在“經濟生活”中，努力去賺更多的錢，普遍地追求“經濟價值最大化”，不斷地積累財富；另一方面，又在“社會生活”里，吃喝拉撒（生理需要），吹拉彈唱（精神需要），你來我往（社會交往需要），構造出另一個人類生活、存在和創造的時空。隱隱約約地，“經濟生活”總是在顯現某種工具的特點，似乎就是為“社會生活”這個目的服務的，也就是說，人們在“經濟生活”中追求“經濟價值”是為了在“社會生活”中獲得更大的“社會價值”。這一點表明，理論和實踐之間，存在很復雜的關系，但互為因果的關聯是較為明晰的。任何事情的分離，都會出現分離者各自獨立發展的情形來，導致一個整體內部出現不一致、不均衡和某種對抗。當人們的全部生活分為“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時，必定無疑會出現這樣兩種生活形態各自發展的軌跡，只要某一方面未能兼顧到另一方面，人們的生活就會出現畸重畸輕的局面：要么過于追求“經濟價值”而忽略了“社會價值”，資源被過度傾斜在經濟回報大的方面，整個社會的發展可能一面是“過剩”，一面是“短缺”；要么過于追求“社會價值”而忽略了“經濟價值”，人們的經濟潛力未能激勵到位，整個社會的資源未被較高效率地利用，經濟“短缺”可能成為主要的問題。三這不只是一種理論邏輯的演化，更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真實經歷。從人類社會的歷史來看，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社會價值”的考慮被放置在超常的高度之上，整個社會以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物質平衡為基礎，一個宏大的計劃安排，幾近包括所有“社會價值”事項的類別，面面俱到，卻由于人的經濟潛能被“計劃”框定，或無法受到激勵而充分發揮作用，結果不只是“經濟價值”總量無法實現較好的增長，就是“社會價值”也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這樣的經濟形態被學者們冠名為“短缺經濟”，成為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重大的教訓。在市場經濟的制度下，人類社會則出現過另外一種情形。那就是唯“經濟價值”馬首是瞻，以經濟回報為最高導向，喚起人們內心深層的逐利性，激勵人們追求“經濟價值最大化”；同時，將一個社會的“社會價值”實現，寄望于市場運行自動調節來達到較為理想的程度，相應的人為制度安排和監督、調控力量，則完全配合或服從于市場的規則。結果是，市場的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導致人們經濟行為的瘋狂無序，短期內各種資源大量、迅速地向某些高收益行業集聚，經濟運行的畸形格局形成，最終表現為一面是以“產品過剩”為特征的“經濟危機”爆發，另一面是大量的“社會價值”堆積性缺失。在這樣的制度下，一個社會發展的均衡性，時常需要周期性的“危機”來進行毀滅性的重塑，強行地對市場嚴重失衡進行修復，付出的社會代價極為巨大。

當今的世界，是由市場經濟制度主導的。這種制度的優勢在于能夠充分地激勵社會每個成員積極地創造“經濟價值”，推動整個人類社會的繁榮和進步。和其他制度一樣，市場經濟制度也是利弊兼有，它的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帶給了人類諸多的困境甚至災難。不過，人類社會在不斷地汲取歷史經驗教訓中，發現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和人為管理這只“看得見的手”，如果配合運用得當，就能夠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改善社會整體福利，讓“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長期地處于較好的動態均衡之中，避免人類社會生活的大起大落。然而，“兩只手”的配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特別是市場經濟制度下人們追求“經濟價值”的力量，源自人性底層的基本規定特別強大，強大到只要沒有約束，就可能走出畸形的結局來。因此，就現實世界而言，在對待“經濟價值”或“社會價值”畸重畸輕的問題上，我們需要更多關注的，還是在防止一味地追求“經濟價值最大化”而導致大量的“社會價值”被消解的方面，在保有市場經濟制度優勢的同時，有效防止市場極端性的波動帶來的社會不穩定，和某些“社會價值”不足而引發的多種社會“危機”。

作者：陳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