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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從歷史的邏輯的角度，闡釋了比較優勢理論和競爭優勢理論的關系。指出比較優勢理論致力于解釋經濟現象和揭示經濟規律，隸屬于經濟學；競爭優勢理論致力于用經濟規律指導經濟管理運行，隸屬于管理學。兩種理論既相聯系又相區別。

關鍵詞：比較優勢理論；競爭優勢理論；關系

正確認識是進行科學實踐的前提。若不能正確地把握不同理論問的區別和聯系，在應用理論指導實踐時就可能做出錯誤的判斷。本文擬就比較優勢理論與競爭優勢理論的關系作一探討，以澄清某些認識誤區，使相關實踐活動獲得正確的導向。

一、比較優勢理論及其發展

比較優勢的思想發端于亞當·斯密。亞當·斯密在其代表作《國富論》第四篇第二章中提到不同國家生產商品的固有的或后天獲取的“自然優勢”(naturaladvantages)和交換的合理性。--之后，李嘉圖將亞當·斯密的絕對比較優勢思想發展為相對比較優勢思想，并將這種思想理論化和應用于國際貿易研究，初步形成了比較優勢理論的框架。按照李嘉圖的觀點，比較優勢，即不同國家生產同一種產品的機會成本差異，該差異源自各國產品的勞動生產率差異，勞動生產率不同的國家根據相對優勢進行生產和交換，雙方均可獲利。

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看，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存在諸多局限性。其中最令人不滿的有兩點：一是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僅涉及勞動力一種生產要素；二是該理論難以解釋多種要素存在情形下的比較優勢來源。對李嘉圖理論的不滿導致了貿易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倍受關注的是赫克歇爾一俄林的“要素份額理論”。該理論構造了一個包含“兩個國家、兩種商品、兩種生產要素”的模型。該模型從要素稟賦結構差異及其所導致的要素相對價格的國際差異的角度探尋國際貿易發生的原因，得出了一個國家應出口哪些密集使用本國富有要素的產品，進口哪些密集使用本國稀缺要素的產品的結論。并指出，通過國際自由貿易可以使生產要素得到有效配置，通過商品和生產要素的國際移動可使“要素價格均等化”，并影響產業布局。

在赫克歇爾—俄林理論之后，貿易理論進一步發展的動力主要來自數據收集和處理技術的進展，及由此而產生的對貿易理論進行實證檢驗的可能性。里昂惕夫發現，美國進口資本密集產品與出口勞動密集產品的狀況，與美國資本充裕而勞動稀缺的現實不符。這就是所謂的“里昂惕夫難題”。該難題的提出，使人們對赫克歇爾—俄林理論的普適性產生了懷疑。為了對現實作出新的解釋，一些研究者引入人力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對赫克歇爾—俄林理論進行改進，在更廣泛的基礎上揭示不同國家要素稟賦結構的差異。還有一些研究者試圖通過放棄赫克歇爾—俄林理論的部分重要假設來構建“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從以下兩個方向發展了比較優勢理論。

發展方向之一，放棄赫克歇爾—俄林理論關于規模收益不變的假定，研究規模收益遞增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指出一國的企業或者行業可能僅僅由于歷史或偶然的原因較早地進入某個產業，從而可以較早地擴大生產的規模，并利用規模經濟形成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成本優勢。

發展方向之二，放棄赫克歇爾—俄林關于貿易參與國在獲得生產技術方面具有相同可能性的假定，研究不同國家的企業或產業獲得不同水平或內容的技術的可能性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技術可獲得性差異理論，既可以用來解釋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也可以用來解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就發達國家而言，即便兩個發達國家在開發技術方面具有相同的能力，由于隨機性因素的影響，開發出來的具體技術也是存在差異的，且不同國家還可能專業化地開發不同產品或生產技術，因而，兩個國家的技術能力相同并不意味著最終產品相同，具有相同技術能力的國家仍然存在貿易的可能性。就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而言，其研究結果是導致著名的產品或技術“生命周期”理論的產生。該理論認為，新的技術和產品一般是在發達國家首先開發成功的。當產品和技術趨向成熟并進入標準化階段時，產品的生產則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進行。與產品和技術的這種生命周期相適應，首先是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輸出新產品，其后則是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輸出成熟的標準化的產品。至于為什么新的技術和產品總是首先在發達國家開發成功，研究者則一般從國家人均收入水平的角度予以解釋，認為，只有富裕國家才有可能支付得起昂貴且具有高失敗概率的研究和發展費用。按照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觀點，處于創新期的產品為知識技術密集型產品；處于發展期的產品為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處于成熟期的產品為資本與熟練勞動密集型產品；處于衰退期的產品為一般勞動密集型產品。隨著產品生命周期的變化，產品的產地也從技術創新的國家向其他國家轉移，由此決定了國際貿易的走向。研究者們還得出了以下結論：收入水平相近的國家，最有可能具有相似的消費者偏好與市場需求特征，當一國的廠商計劃進行跨國經營時，他們最有可能進行開發的市場首先應當是與本國收入水平相當的市場，從這個角度講，收入水平相當的國家間的貿易量應當是比較大的。

貿易理論的上述新進展與國際貿易發展的要求是相適應的。按照赫克歇爾一俄林理論，國際貿易應當主要在要素稟賦結構相差較大的國家間進行。然而，20世紀中期以來的國際貿易的發展狀況卻是要素稟賦結構相似的國家(地區)間的貿易——主要是發達國家間的貿易占有國際貿易的主要份額。新貿易理論為國際貿易的這種新的發展動向提供了解釋。二、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

競爭優勢理論的系統構筑者是邁克爾·波特。波特于1980年、1985年和1990年相繼出版了其著名的競爭3部曲：《競爭戰略》(CompetitiveStrategy)、《競爭優勢》(CompetitiveAdvantage)和《國家競爭優勢》(TheCompetitiveAdvantage0fNations)。三部著作一脈相承，自成體系，成為現代管理學界的權威論著。《競爭戰略》，運用作用于一個產業的5種競爭力模型。確定了分析產業及其對手的理論框架，提出了獲取競爭優勢的成本領先戰略(OverallCostLeadership)、差異化戰略(Differentiation)和目標集中戰略(Focus)。《競爭優勢》采用價值鏈分析方法，論述了企業如何獲取競爭優勢的方法和途徑。《國家競爭優勢》，利用所構建的“鉆石體系”模型，探討了國家、州(省)與其他地理區域如何取得持久競爭力的問題。波特認為自己所提出的競爭優勢理論與比較優勢理論的區別在于：后者集中在宏觀經濟政策(政府預算赤字、貨幣政策、市場開放或民營化)或勞動力、自然資源、資本等生產要素方面；前者則突出強調主要根植于商業環境的地點競爭力，認為勞工、資本和自然資源并不能決定繁榮，因為取得這些資源并非難事，競爭力來自企業以當地的資源生產出更具價值的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力，生產力的提高則離不開國家和區域的競爭環境。他所構筑的“鉆石體系”模型，從“生產要素條件”、“需求條件”、“戰略與競爭背景”、“相關產業和支援產業”等4個方面探索了競爭力的來源、變化及其對政府與企業的意義。

三、比較優勢理論與競爭優勢理論關系辨析

目前，有關比較優勢理論和競爭優勢理論關系的認識存在兩種極端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比較優勢理論和競爭優勢理論不相容，只能擇其一。另一種觀點認為，比較優勢理論和競爭優勢理論不存在本質的區別，只是采用了不同稱謂。筆者認為，上述觀點均有片面性，比較優勢理論與競爭優勢理論分別隸屬于經濟學與管理學兩大學科，二者既相對獨立，也相互聯系。

1、兩種理論相對獨立波特明確指出，其研究的領域是管理學而不是經濟學，給自己的定位是管理學家而不是經濟學家。經濟學和管理學的本質區別在于，經濟學致力于解釋經濟現象，揭示經濟規律，是一門認識世界的學科；管理學致力于提供實現預期經濟目的的途徑和方法，是一門改造世界的學科。雖然經濟學和管理學呈現出交織發展的特點，但仍存在較為清晰的邊界。

第一，理論基點不同。比較優勢理論的基點是交換和貿易，競爭優勢理論的基點是競爭。盡管比較優勢理論的產生和發展先于競爭優勢理論，但二者在邏輯上并不存在嚴格的前后相繼的關系。波特雖然提及比較優勢理論在探討競爭力問題中的應用，但并未基于比較優勢理論建立競爭優勢理論，而是另辟蹊徑，對比較優勢理論所未涉及到的植根于商業環境的地點競爭力進行了系統研究。

第二，作用目標不同。作為國際貿易理論基礎的比較優勢理論是從歷史的、客觀的角度，對已經發生的國際貿易及相關的經濟現象做出解釋、分析和判斷，為預測國際貿易發展趨勢，選擇合理的國際貿易模式提供科學依據。作為戰略管理理論基礎的競爭優勢理論，則是從價值創造的角度，致力于為經濟行為主體做出合乎價值取向的決策、設計提供有效的工具和方法。作用目標不同，理論體系框架及其應用范圍也必然有所不同。

第三，發展路徑不同。作為國際貿易理論基礎的比較優勢理論的發展，經歷了從“絕對比較優勢”到“相對比較優勢”、從“外生變量”到“內生變量”、從“靜態研究”到“動態研究”的歷程。作為戰略管理理論基礎的競爭優勢理論的發展，則經歷了從企業微觀層面向產業中觀層面乃至國家宏觀層面的歷程。

2、兩種理論相互聯系筆者強調比較優勢理論與競爭優勢理論的相互獨立，并不意味著否認二者的相互聯系。在筆者看來，比較優勢理論中所論及的生產要素自然秉賦、技術水平、人力資本等方面的比較優勢，無疑是形成國家、區域、企業競爭優勢的源泉。盡管波特更多地是從管理學角度構建競爭優勢理論，卻未曾割斷競爭優勢理論與比較優勢理論的聯系。況且，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并不能涵蓋競爭優勢理論的全部，還有眾多的國內外學者從其他視角(比如生產要素稟賦)對競爭優勢問題進行研究。相應于經濟學是經濟管理學的重要理論基礎，隸屬于經濟學的比較優勢理論也必定是隸屬于管理學的競爭優勢理論的重要基礎。

既然兩種理論體系既相獨立又相聯系，那么，兩種理論就應該結合運用。林毅夫結合動態比較優勢理論與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提出并論證了后發優勢理論，就是一個很好的范例。林毅夫認為，落后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根本差別在于要素稟賦結構。產業和技術結構總體水平的升級，從根本上說，依賴于該經濟體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發展中國家要趕超發達國家形成后發優勢，便應該將經濟發展目標定位于盡可能快地提升本國的要素稟賦結構。而要提升本國的要素稟賦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又取決于該國的經濟發展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