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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初，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聽取了中央34個部門的工作匯報，經政治局幾次討論，他將匯報的問題概括為十大關系。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對十大關系作了報告。5月2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他又發表講話，對十大關系作了進一步闡述。講話精辟地論述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必須正確處理的各種矛盾關系。講話初步總結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并以蘇聯經驗為借鑒，提出了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明確了黨對每一種關系應當采取的正確方針，這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

在《論十大關系》中，明確指出：“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1]他還說，一切善意向我們提意見的民主人士，我們都要團結。有愛國心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我們應當繼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就是那些罵我們的，也要養起來，罵得無理就反駁，罵得有理就接受。他要求抓好“統一戰線工作，使他們和我們的關系得到改善，盡可能把他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服務”。[2]構建和諧的政黨關系是的一貫思想，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已初步形成，回顧和研究這段歷史，對于當前進一步搞好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貫徹《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共產黨是多黨合作的組織者、領導者

無產階級政黨在革命斗爭中必須聯合其他民主政黨，馬克思、恩格斯早就作過論述。他們認為：“共產黨人到處都努力爭取全世界的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議。”[3]同志在《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指出：“中國無產階級應該懂得：他們自己雖然是一個最有覺悟和最有組織性的階級，但是，如果單憑自己一個階級的力量是不能勝利的，而要勝利，他們就必須在各種不同的情形下，團結一切可能的階級和階層，組織革命的統一戰線。”[4]

抗日戰爭時期，我們接受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左傾教訓，摒棄“清一色”理論，積極倡導多黨合作。1935年在紅軍長征途中，中國共產黨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在宣言中號召各黨各派各界各民族大聯合，一切為了抗日。1941年陜甘寧邊區參議會上，宣布“共產黨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5]這表明共產黨和派實行合作并不是權宜之計，而是一項長期的戰略方針。

堅持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抗戰初期，就指出：“離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能建立。”[6]同樣，離開黨的領導，抗日戰爭中的多黨合作也不能建立和堅持。當時在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政權中實行“三三制”，即“在政權的人員分配上，應該是：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他們代表無產階級和貧農；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們代表小資產階級；中間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我們代表中等階級和開明紳士。”[7]但要“保證共產黨員在這個政權中占領導地位。”[8]

此外，在國民黨統治區，我們黨則主要實行政治領導，推動派接受共產黨的政治主張，響應共產黨的政治口號。為了在多黨合作中完善共產黨的領導，還明確指出：所謂領導權，不是要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愿意接受我們的建議。”[9]這說明黨對各派的領導，主要是政治原則，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針政策的領導。黨依靠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模范行動，吸引和團結派共同奮斗。雖然當時各派沒有公開提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但在重大斗爭的關頭站在共產黨一邊。如1944年9月24日，重慶各黨派和各界人士500余人在遷川大廈禮堂集會，要求立即結束國民黨，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民主同盟領導人章伯鈞慷慨陳詞：“中國共產黨提出舉行國事會議，民主同盟各黨派及一切民主人士共同主張召開黨派會議，實行聯合政權這一條路，這是國內輿論!”“我們要為實行三民主義而奮爭，就應該召開各黨派會議，不要等到亡國以后。中國今天有強有力的共產黨，有強有力的民主同盟，只有立即召開國民會議，實行聯合政府，才能挽救危機!”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地位，保證了多黨合作沿著正確軌道前進。

二、支持各派無黨派人士參政議政

鼓勵支持各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政權，這是統一戰線理論在抗日戰爭時期創造性地運用。同志說：“我們主張統一戰線政權，既不贊成別的黨派，也不主張共產黨的，而主張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聯合專政”[10]這實際上已經提出了派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中處于參政地位。

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和各敵后抗日根據地實行“三三制”政策，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揮了重大作用。“三三制”規定“共產黨員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張抗日民主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占三分之二。”[11]以此來推動在全國建立多黨合作的政權。“三三制”原則是通過普選實現的，它不僅要實行于參議會，還要實行于政府機關，選舉黨外人士參加政權，決不是為了裝璜門面，而是要真正做到使他們有職有權，在政權中能很好地發揮作用。指出：“三三制”是黨的真實政策，不能敷衍塞責，為了執行這個政策，必須教育擔任政權工作的黨員，克服他們不愿和不慣同黨外人士合作的狹隘性，提倡民主作風，遇事先和黨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數同意，然后去做。同時，盡量地鼓勵黨外民主人士對各種問題提出意見，并傾聽他們的意見。”[12]由于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和參加政權工作的共產黨員對黨外人士尊重信任，真誠相待，熱情照顧，主動幫助，逐步形成了和黨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好傳統，使各級政權的工作做得很好，黨內生活也更加活躍起來。

“三三制”政權的建立意義十分重大。其一，有利于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員不一定要在數量上占多數，而要爭取民主人士與我們合作。任何一個大黨不應以絕對多數去壓倒人家，而要容納各方，以自己的主張取得勝利。共產黨要代表和吸引廣大人民群眾，首先必須有正確的主張和行動，它要求共產黨員要用自己的模范行動，平等態度和民主作風與黨外人士合作共事，這對于促進中國共產黨更好地團結一切抗日民主力量是十分有益的。其二，有利于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組織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

三、政治協商、互相批評監督

同志曾告誡全黨：“共產黨必須和其它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談、多開會。”[13]為了搞好政治協商，我們黨還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協商基本原則：一是涉及全局的大政方針必須經過協商；二是要真協商，事先協商，鼓勵講真話把意見提出來。同志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中講道：共產黨員必須傾聽黨外人士的意見，給別人以說話的機會。”[14]如李鼎銘先生，在1941年11月陜甘寧第二屆參議會上提出“精兵簡政”的提案，就被我們采納了，他在這次會議上當選為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在《為人民服務》一文中曾給予他很高的評價。三是重大決策要取得多數同志的同意才能實行。強調：“絕不可認為我們有軍隊和政權在手，一切都要無條件地照我們的決定去做。”[15]我們黨除了在抗日根據地，對將要提出的重大方針政策和派、無黨派人士進行協商，虛心聽取意見外，還通過中共代表團和各派保持密切聯系和接觸，向派通報情況，介紹我黨的方針政策，開展政治協商。

以為首的中共南方局，注重通過各種形式同派成員廣泛接觸。黃炎培是中間力量的代表人物，等對他做了許多工作，最后他終于跟共產黨走。還是沈鈞儒、張申府、章伯鈞等人家中的常客。他經常同朋友們在一起討論國內國際形勢，闡述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主張，同時注意聽取他們的意見和要求。皖南事變前，對國民黨讓一步以爭取政治上的主動的意見，就是聽取了各方面人士的意見后向黨中央提出的。

政治協商，促進了黨派之間政治上的互相了解和支持，使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更加堅定有力。共產黨高度重視發揮派的批評監督作用，這是因為“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到人民的監督。”[16]正是從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出發，我們黨歡迎來自各方面的批評建議。“不管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17]另外派成員大多是知識分子，有較高的科學文化知識和豐富的政治閱歷，有廣泛的社會聯系和代表性，能夠幫助共產黨克服缺點，修正錯誤，使共產黨更加強大。

四、共產黨有責任關心支持幫助派健康成長

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要鞏固發展，一要共產黨領導堅強有力，二要派健康成長，發展壯大。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十分重視關心支持幫助派的工作。皖南事變后，國民黨頑固派加緊迫害派和民主人士，在以為首的中共南方局的領導下，把郭沫若、何香凝、章伯鈞、柳亞子等一大批人送到香港。

當派由于認識不清同我黨產生不同看法時，南方局的領導同志總是給予耐心的解釋和幫助。如皖南事變后，我黨拒絕出席國民參政會，許多好心的朋友來到曾家巖50號會見、董必武、勸我們再作一次讓步，如果再失信，大家共進退。、董必武耐心地向他們說明的反動政策和我黨的立場。除表示我黨不能出席參政會外，還提醒他們不要上當受騙。

在的直接影響和推動下，出席國民參政會的沈鈞儒、鄒韜奮、黃炎培等組織了“統一建國會”，作為一支政治力量同中國共產黨合作。1941年3月19日，在統一建國會的基礎上，正式成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并推黃炎培為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我黨的《解放日報》當即發表社論，稱之為“民主運動生力軍”。它的成立對發展民主運動，反對國民黨，堅持和鞏固抗日民主統一戰線，都有重要意義，因此，從一開始就得到中國共產黨的積極支持。

派的政治進步，是多黨合作的可靠保證。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人、董必武、等派和民主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互相協調互相配合中，給予我們許多積極支持和幫助。并同派的領袖們交往頻繁，經常出席他們的集會，熱情接待各界朋友們的來訪，參加他們的茶會、酒會、聚餐會、聯歡會、報告會等，向他們講解國內外形勢，闡述中共的方針政策，傾聽他們的見解，征求他們的意見，這些都有力地推動了中間黨派的聯合和進步。

1941年3月28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中常委梁漱溟向報告了民盟去香港辦報的計劃，得到的熱情支持。6月20日梁到達香港后，在中共駐港辦事處等具體幫助下，開始籌備出版報紙。9月18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機關報《光明報》正式出版。它對于爭取社會輿論的支持，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起了積極作用。

中央民主政團同盟的建立與發展，是中間力量初步結合的結果，也是共產黨支持幫助的結果，它對于鞏固和加強共產黨統一戰線具有重要意義。當然在復雜的斗爭中，派也不可避免地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弱點和錯誤，我們黨總是堅持原則，嚴肅地進行批評幫助，使多黨合作健康發展。

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理論與實踐，大大豐富和發展了馬列主義的政黨學說。最近，同志在黨外人士座談會上，就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聽取各派中央、全國工商聯領導人和無黨派人士的意見和建議時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保持和促進我國政黨關系和諧，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18]政黨的政治理念和運作機制，對社會和諧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和作用。我國政黨政治的基本格局和運作機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這一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體現了具有和諧性質和特點的政治文明，必將有力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