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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從黨的十六大到，中國語境下的治理內涵與治理思路日益清晰。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總要求下，政界與學界開始思考本領域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系。許多學者利用治理現代化的視角進行研究推動。通過文獻回顧，文化治理、社會治理、公共文化治理等成為學者思考文化與治理耦合性關系最多的研究主題，而公共數字文化治理則是具備前沿性與現實性較高的研究內容，經歷了一段時期的研究推進，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及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進入學術界視野。

2公共數字文化發展現狀及治理概況

公共數字文化首先在存在形式上實現了數字文化與紙本文化等實體文化的區別，同時用公益性、公共性規范了數字文化的邊界，賦予其內涵，最終通過公共服務實現其價值，從而使公共數字文化這一概念成立。2.1公共數字文化的發展現狀。公共數字文化建設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宏觀上來說，公共數字文化指在全社會范圍內產生的能被公平獲取、公共利用的具有公益性、數字性的文化產品及文化服務的總和。大部分來源于政府機構、文化事業單位，小部分產生于企業、社會團體和個人。狹義上的公共數字文化是指，以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數字圖書館推廣工程、公共電子閱覽室建設計劃等重點工程為基礎，打造的公共數字文化資源庫群，構建的互聯互通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網絡過程中產生和實現的文化形態，通稱之為公共數字文化。雖然公共數字文化建設格局宏觀，但是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解。（1）作為承擔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主體工作的公共圖書館和文化館逐年增加。截至2016年底，我國公共數字圖書館3172所，文化館3338所[1]。包括檔案館、博物館在內的公共文化機構主要承擔資源整合、服務推廣、鞏固公共數字文化基礎設施等功能。（2）積極的智庫支持。目前，全國共建有包括北京大學和上海市圖書館等在內的6個國家公共文化研究基地。2015年12月“大數據與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研討會”在上海圖書館召開，會上《公共文化服務領域大數據應用研究》報告。2016與2017年底，公共數字文化研討會分別在上海圖書館與蘇州市公共文化中心召開，會議主題分別為“共話公共數字文化發展方向及對策”以及“智慧時代的公共文化空間服務”。（3）從三大數字文化工程到國家公共文化云。在三大惠民數字文化工程中文化共享工程承擔了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主要任務，截至2015年底，文化共享工程數字資源總量累積達到532TB。地方特色資源建設量達到459TB，累計立項724個，中央財政專項經費投入約9億元[2]。文化共享工程現有六級服務網絡和國家公共文化數字支撐平臺構成了國家公共文化云的基礎。國家公共文化云的推出具有標志性意義，成為了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總平臺、主陣地，于2017年中國文化館年會期間開通。（4）從2011年到2017年我國出臺的公共文化政策中涉及公共數字文化內容的達42項。其中《關于進一步加強公共數字文化建設的指導意見》與《“十三五”時期公共數字文化建設規劃》起到了階段性的綱領作用。2017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與2017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圖書館法》的先后出臺，使公共數字文化有了更清晰的身份認識與目標規劃，公共數字文化服務從標準化、管理化走向法制化、治理化。2.2公共數字文化發展特點以及面臨的困境。在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研究中，國外并沒有完全對應于公共數字文化的概念[3]。各國在公共文化服務、數字文化建設上各有特點。美國的公共文化服務產品主要來自市場，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成為數字文化建設的主體，通過項目合作來實現數字文化的建設與服務。法國采用“政府主導型”文化治理模式，文化的財政投入通過簽訂契約的方式確保公共財政支出效益。而英國在文化事務管理中一直保持“一臂之距”，使用中介機構獨立承擔文化財政的投入與分配問題，通過分權使政府與民間保持一種間接的關系，用新的治理主體來分擔政府的工作[4]。各國不同的文化治理的模式取決于政治體制與法律制度的差別。在我國公共數字文化概念孕育于國家“十二五”規劃設計，之后實現了快速度發展。2016年我國一般公共預算資金為208.62億元，其中51.57億元用于推進公共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站）等機構的建設；130.06億用于基層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完善[5]。我國的公共數字文化發展以國家項目為基礎，國家數字網絡為支撐，國家與地方共建，承擔了公共文化服務、全民素質提升、文化扶貧等重要任務，同時也是國家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轉變的重要方式。雖然我國公共數字文化建設取得了顯著成績，但仍存在較為突出的矛盾。（1）資源與需求的矛盾。各公共數字文化工程之間長期缺乏統籌規劃，影響資源的有效聚攏，這成為公共數字文化發展中的核心難題。資源提供與公眾文化需求之間存在脫節，同時因為缺乏互通互聯機制，改善進程緩慢。（2）給予與接受的矛盾。公共數字文化的文化福利角色，使得公共數字文化的服務處于政府包辦的舊習中，建設趨于行政化，投入導向指向政績，這種自上而下的服務方式，容易形成統一的服務制式，很難滿足民眾的個體個性化需求與整體廣泛性需求，最終會影響公眾對公共數字文化接受度及服務效果。（3）實效與評估的矛盾。公共文化服務很容易落入追求名義上的無差別供給。統計意義上的文化服務設施忽略了文化復雜性、族群異質性、地方差異和個體多樣性，相應地，也由于各種原因造成了設置空置、項目遇冷的情況[6]。而評估過程中缺乏全國性行業性的基本規范，形式也為上級對下級的考核，加之，公共數字文化不作為傳統文化形態而被人們所熟知，社會認知度低，價值估量難，導致評估效果易失實、偏頗，無法展現公共數字文化發展的真實水平。以上三類矛盾的存在及其不良影響，使得近年來的學界開始探討用治理的理念來統籌公共數字文化發展，改變公共數字文化的發展格局。2.3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理論與實踐探索。目前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研究的邏輯起點，是將治理核心理論與公共數字文化發展形態對接。尋找治理理論為公共數字文化建設與發展的幫助存在兩種認識，第一，是公共數字文化領域內通過治理，發展公共數字文化的內在需要；第二，公共數字文化治理是國家治理、文化治理及治理能力在公共數字文化領域的延伸表現?，F有的研究中大部分學者基于第一種解釋，公共數字文化治理是指“通過對公共數字文化的制度治理以及各項業務的內容治理，是公共數字文化事業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7]?；诘诙N研究思路的學者認為公共數字文化治理“不僅要實現對數字文化內容的治理，更強調宏觀性和戰略性，發揮數字時代優化社會環境的職能，通過不斷調整，優化與經濟、政治、社會的關系，促進國家治理”[8]。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理論中，多中心治理、協同治理、整體治理具有代表性。多中心治理強調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形成政府與社會主體平等合作的網格結構。協同治理的研究中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中的數字協同，通過數字傳播技術在公共服務中的運用，而打破政府傳統社會管理和服務方式的一種變革，可以有效提高行政績效水平[9]。而傳統文化管理模式中的服務碎片化和分散化、社會參與度低等問題，成為公共數字文化整體性治理研究的基礎[10]。目前，公共數字文化的治理實踐還處于摸索階段，我們可知的治理實務有幾種形式。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中的社會化合作。業務外包與服務推廣是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中社會化合作程度較高的兩類，國家數字文化網、數字圖書館推廣工程在網站建設、資源數字化加工過程中都與市場企業進行了程度不等的業務合作。法人治理結構。2014年9月，文化部頒布了包括南京圖書館、廣東省博物館在內的10家國家公共文化機構法人治理結構試點單位名單。2017年國家《關于深入推進公共文化機構法人治理結構改革的實施方案》，計劃分兩步走，到2020年，市（地）級以上規模較大的公共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科技館、美術館等基本建立以理事會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結構。政府購買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目前國家鼓勵建立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的機制。2015年的《關于做好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工作意見的通知》中，首條明確“公益性數字文化產品的制作與傳播”為購買內容。政府購買公共數字文化服務這一形式，不僅改變了政府與公共文化服務機構，與社會組織，與市場等多種基本關系，而且重構了實施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主體的結構關系。

3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的理論解釋

公共數字文化治理屬于國家治理體系，具體而言是在文化治理范疇之內，其理論支撐、實踐路徑都根源于國家治理及文化治理之中。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研究是以文化治理為研究基礎，加上技術思辨，形成了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的研究思路。3.1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從應用層面來講，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是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研究向實踐轉化的過程與成果。公共數字文化治理作為一套綜合系統，可以用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來進行簡單解構，他們之間形成了結構與功能的關系，治理體系是實施治理的基礎，而治理能力是實現治理的保障。因此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需要分三個層次，第一，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研究；第二，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研究；第三，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是按照“設施——資源——服務”來構建的系統。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是形成高效科學治理能力的基礎，治理能力的表現是治理體系完善與否的重要體現。治理能力是治理體系整體功能體現，也是治理體系各部分運行的制度力量與治理效果的展示過程。3.2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的維度劃分及基本構成。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是個綜合概念，維度劃分基礎為公共數字文化的特性、公共數字文化的能力建設及能力作用。將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初步劃分為三個維度：第一個維度為治理主體，具體包括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公眾；第二個維度為治理過程，治理是一個過程性概念。具體包括準備階段、實施階段、產出階段和結果階段；第三個維度為治理能力類型。具體包括戰略策劃能力、資源整合能力、價值塑造能力、公正保障能力和創新創意能力等能力。雖然維度劃分存在弊端，容易將公共數字治理等同于若干領域、若干要素的疊加，無法體現治理的整體性與協同性。但是，也便于厘清能力要素與能力結構間的邏輯，而對能力類型的具化分析展現了公共數字文化能力現代化特征。（1）戰略規劃能力。是治理能力的一項共性能力，指對全局性治理問題進行戰略考量與步驟設置。戰略能力也是一種宏觀能力，是方向性的把控力，而在實踐層面戰略能力又具化為科學的決策能力，更多的表現為治理主體在決策決議時體現的科學素養和實力水平。（2）資源整合能力。主要表現為信息組織能力和數字化能力。主要體現在將公共系統之內，服務于公眾的數字文化資源整合、數字化，成為全社會范圍內能夠問詢、獲取、調用的資源。公共數字文化的資源整合能力是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前提。（3）價值塑造能力。主要體現于公共數字文化作為文化產品的人文價值和社會價值，以及在治理過程中挖掘、展現、塑造公共數字文化價值的作用表現，最終目標是公共數字文化引導并影響社會公眾價值觀。（4）創新創意能力。公共數字文化的創新創意能力主要依靠于公共數字文化的數字化特性，是通過數字技術驅使而產生的革新力，以及在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過程中的創新治理方式，促進制度改革的能力。（5）公平保障能力。公平保障能力就是如何通過公共數字文化服務解決區域公共文化發展不平衡、資源獲取阻礙等問題，保障資源共享、全民公用，促進公共文化服務的均等化目標實現。3.3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表征分析。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表征可以參考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表征的定義，“現代化即是在科技推動下，整個社會已經或正在發生著積極變化的過程”。從目前的研究可見，“三表征”（制度化、公平化、有序化）、“四表征”（民主化、法治化、文明化、科學化）、“五表征”（制度化、民主化、法治化、高效化、協調化）為治理現代化表征的多重認識[11]。公共數字文化本身就是具有先進技術支撐的文化樣態，因此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表征更多的從公共數字文化的屬性入手，并結合治理目標而確定。（1）制度化。制度是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的關鍵變量和核心，通過構建公共數字文化制度體系，將規范理性、共建共治、平等協作等理念傳達到公共數字文化發展的方方面面,引起思想觀念、組織方式、行為手段的變革，實現傳統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的轉變，同時，這一過程中，還體現出新科技推動，新理念扶持、國際化視野等現代化特征。（2）多元化。主體多元是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本質特征。多元主體治理可以實現共同治理的網絡結構，從而合理配置資源、有效解決沖突，并形成平等合作的治理風格促進公共數字文化治理主體的潛能發揮。（3）協同化。協同化是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的本質要求。公共數字文化治理是包含多要素、多單元的系統運行，各要素各單元之間相互作用，各子系統間影響復雜但又相互協同。（4）高效化。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通過決策科學化和執行高效化，最大限度增大社會效益，這也是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現代化建設的目標之一。（5）公平化。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的實務是通過對公共數字文化的有效治理，充分體現社會公共文化服務追求的均等化目標，健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體現社會公平正義，平等自由。

4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路徑

4.1能力現代化建設中的主要問題。（1）合理的建設思路。在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建設中，西方國家的治理體系中政府通過讓權實現治理主體關系平等的情況在我國的治理理念與體系中不可能完全效仿。在中國的政治情境下，我們不可能像西方那樣過多的把文化交給市場或者社會。而是建立“位序有別、法治保障、陽光運行”[12]的公共數字文化治理格局。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重要表現之一是治理主體之間關系合理布局的能力，在明確主體關系之上推進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樹立系統化、體系化的建設思路。（2）明確的建設目標。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目標就是對各構成要素進行定位與作用劃分，判斷它們之間的耦合關聯，以此確立科學的治理結構，而治理結構內部各要素的自我進化與協同進步相統一是治理方式存在的重要特征，最終實現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系統運轉的最優化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簡言之，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就是要不斷地用更為科學先進的手段來建立健全公共數字文化系統以完善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3）科學的建設機制。能力現代化建設機制是在決策機制——運行機制——激勵機制——監督機制的軌跡上加入協作機制，包括主體之間的溝通協作、能力建設中的協作治理，效果檢驗中的多方評估等，目的是聯系能力現代化結構中的各要素充分重視其關系，突破單向尋求多向合作的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機制。4.2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重點與方向。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特征制度化、多元化、協同化、高效化、公平化成為了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建設方向。在內容建設方面，公共數字文化治理主體的能力現代化體現在戰略能力與制度再造能力，治理過程的現代化主要體現在法治化能力，而治理成效需要充分發揮創新創意能力和價值塑造能力。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的建設重點，即能力內容的建設以及能力特色的建設，只有各項能力強化，才能共同促進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現。治理能力的評價是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建設的重點。目前在公共數字文化建設領域選擇不同導向的評價指標體系來衡量公共數字文化服務質量，主要圍繞文化信息共享工程而進行研究。評價體系的類型分為：“績效考評體系和評價指標體系”[13]。有學者建議，治理能力評估借鑒組織能力評估的方法思路。評估模式為：多指標體系的綜合性評估，能力結構分解性評估和影響因素集成分析評估三種模式[14]。胡唐明在《我國公共數字文化服務體系及其治理研究》中設計了一個基于平衡記分卡的包括7個一級指標和26個二級指標公共數字文化評價指標體系，并以國家三大數字文化工程為對象進行了治理效用測評。對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評估設計，先構建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評估框架，再構建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評估指標體系，用實踐檢驗指標體系的科學性與適用性，并不斷修正。4.3治理能力現代化評估。據世界銀行有關部門統計，目前在全世界范圍內使用的治理評估指標體系約有140種。在我國，俞可平開發了中國治理評估體系針對于宏觀層面的國家治理評估，而微觀視角的評估治理體系研究集中在鄉鎮、村級地方治理評估中?？偟膩砜?，現有治理評估研究對治理能力的內涵界定不足以支撐相關研究，評估指標體系與評價方法研究尚處于空白。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評估應當包含兩方面內容：治理能力的評估與現代化評估。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的評估框架大致可分為：（1）確定評估理念。評估理念是引導評價的指揮棒，一般有公眾滿意度、公民參與、結果導向、公共價值等理念導向。有學者提出了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評估理念確定為“公民本位、社會復位和政府歸位的三位一體”[15]。這給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評估提供了很好的借鑒，政府——社會——市場——公民治理格局中，政府肩負起培育監督市場和社會主體的任務。社會更多發揮著參與制約的功能，形成和政府相互合作，相互配合的新機制。而公民在評估中處于主導地位，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評價的核心目標在于保障公民在公共數字文化治理中的主體地位。（2）確定評估對象及內容。將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評估對象具化與細化，是進行評估的重要步驟，也是決定治理指標體系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的前提。評估的核心是選擇公共數字文化評估的內容以及針對的指標，評估內容的確定要考慮其實現程度以及可操作化。根據前文對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分析，對于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評估內容與現代化表征一致，而評價指標則以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類型為指標，進而開發具體的測量指標。（3）選擇評估內容與評估方法。具體評估中，可采用主觀評估與客觀評估，動態評估與靜態評估相結合的方法。主觀評價主要指專家、利益相關者、重要人物、社會公眾和服務對象基于主觀感覺做出的評價[16]。常見的專家評價法、民眾評價法、重要任務評價法都屬于主觀評價，而客觀評價則是通過對客觀信息與事實進行測量，得出數據結果而做出的評價。動態評估與靜態評估的理論緣由是因為治理能力可視為動態能力與靜態能力的結合，治理能力的評估要將“輸入性、規則性的靜態評估與結果性、績效性的動態評估結合起來”[17]。治理能力評估體系不僅可以成為測量和觀察治理的方法和感受，反之也可以成為治理理念操作化的過程，成為構建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理論的重要基礎。而設計一套適合我國實際的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評價指標體系是能力現代化評估的最終目標。

5結語

從微觀層面思考，推進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公共數字文化自身功能強化以及社會功能放大的重要過程，是構建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的核心力量，也是我們實現公共數字文化發展目標的關鍵路徑。從宏觀層面來看，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公共數字文化現代化的重要表征。通過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強化國家文化治理的頂層設計，加強整體性部署，使文化制度改革中遇到的體制障礙、社會功能弱化等問題得以克服，從而緩解因治理能力不足引起的地區文化發展失衡，社會公共文化獲取不均等等問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建設與作用實現也可調度公共數字文化資源向貧苦地區、特殊人群進行優勢擺渡，可進一步將文化發展與現代化建設有機結合，體現社會進步，不斷追求公平正義，為全面實現小康社會而助力。

作者:王淼 鄭建明 單位: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