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技術理性與圖書館學發展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1、引言

所謂技術理性，是指人類追求技術合理性、規范性、有效性和理想性的抽象思維活動、智慧和能力，是一種扎根于人類物質需求及人對自然界永恒依賴的實踐理性和技術精神。技術理性作為人類理性特殊的和典型的形式，是人類多種理性的某種合取，它貫穿于人類實踐活動的始終[1]。技術理性并不追求單純的手段或目的，而是把科學合理性、社會合意性整合到技術原理的可行性和技術規范的有效性中，既追求功效又內含目的，基于自然又面向社會，實現人類與自然的可持續發展。

科學技術具有兩面性，使得圖書館學需要技術理性的支撐。現代科學技術已全面滲透到圖書館學的發展之中，成為圖書館學的催長劑，導致圖書館學技術研究和學科建設存在技術評價缺失規范、技術至上、技術誤導等問題的出現。特別是在全球科技浪潮和信息化、知識化的時代背景下，圖書館的發展越來越依賴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圖書館學的發展與科技也有著解不開的情緣。面對科學技術的全面滲透，圖書館學應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符合技術理性的發展之路。

2、科學主義與圖書館學技術理性的缺失

19世紀30—40年代，科學主義產生于法國和英國，其創始人——法國實證主義哲學家孔德，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歷史沿革，先后演繹出馬赫主義、邏輯實證主義等眾多的哲學派別，成為一股在世界影響力很大的哲學思潮。科學主義思潮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強調用實證科學方法研究自然、社會的各種問題，崇拜科學，技術至上。從科學主義的本質和特征來看，不難發現科學主義本身具有一系列危害性，包括：壓制科學精神和人文理性；盲目應用科學技術，忽視科學技術應用的負面效應；扭曲人文社會科學，將自然科學方法和技術方法機械地應用到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中[2]。

科學主義思潮對圖書館學界也頗有影響，最主要的表現就是不同時期、不同形式的技術論。在西方圖書館學發展史中，先后產生了圖書館學技術論的兩大流派——傳統技術學派和新技術學派。20世紀末期以來，網絡信息技術高度發展，國內外圖書館學界再度興起技術熱，圖書館學的不少研究都反映了科學主義的學術思想。

傳統技術學派把圖書館看作是一個孤立的實體，認為圖書館學研究的對象是具體的圖書館技術、操作方法和工作內容。該學派的代表性思想有施萊廷格的“整理說”，德國艾伯特的“技術說”以及杜威的“技術實用論”。傳統技術學派對圖書館學和圖書館人的影響是深遠的，尤其是杜威實用主義思想在我國圖書館界仍有很大市場，表現為片面強調圖書館學的技術性、實用性，忽視了圖書館學的理論研究。

新技術學派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是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現代信息技術在圖書館領域應用的產物，它注重發展新的信息技術，以新技術為前提預測圖書館的未來。其代表人物有蘭開斯特、利克利德、泰勒、戈曼和道林等人[3]。該學派目前在國內外有廣泛的影響，具體表現為對網絡信息技術的迷信和狂熱，鼓吹技術決定論。

由于受科學主義思潮的強烈沖擊，我國的圖書館學研究中形成了科學主義的研究范式，企圖用自然科學的數理量化方法來解釋圖書館實踐中的問題，使圖書館學走上精密科學的道路。備受我國圖書館學界批評的抽象圖書館學就是最為典型的代表。不少研究成果體現了這種思想和主張：大量借用數學和統計的方法，移植與圖書館的社會功能研究相關的其他方法，使圖書館學研究走出假象的誤區，步入學科發展的正常軌道[4]。然而，現實并非如此，單純地依靠技術方法不能解決圖書館學的根本問題。

科學主義思潮及其衍生的科學主義研究范式表現出明顯的非理性，是圖書館學發展過程中逐漸導致技術理性缺失的內在根源。在《圖書館學研究：科學主義思潮的非理性傾向》一文中，作者從抽象圖書館學的基本主張出發，指出科學主義思潮體現了當代圖書館學的非理性傾向[5]。非理性導致對圖書館學進行消極的、隨意的否定，輕率立論，帶來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必須反對圖書館學的科學主義思潮，恰當地運用科學主義研究范式，促進圖書館學的良性發展。

3、圖書館學發展過程中非理性的技術誤區

圖書館學的技術傳統雖然不如人文傳統那樣源遠流長，但它伴隨科學技術在圖書館的廣泛應用和在圖書館學科體系中的全面滲透而發育為濃厚的學術傳統。基于現代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客觀要求，圖書館學界從圖書館的功能和效益出發，積極探索圖書館工作面臨的技術問題，這有利于圖書館服務質量和效率的提高，從而推動圖書館事業的發展。然而，學術界和圖書館員更多地意識到圖書館學的技術因素導致的負面效應，指出圖書館學研究中一直存在著技術化傾向，片面強調圖書館學的技術性，這種傾向阻滯了圖書館學理論的科學化進程[6]。也有人質疑圖書情報學的單向度發展，認為技術的崇拜無益于圖書情報學顯學的努力[7]。事實上，圖書館學發展過程中的很多問題都與過分強調技術因素有關。

3.1技術情結排擠人文理性

早期的圖書館學理論有著人文主義的深厚底蘊，隨著現代信息技術在圖書館領域的全面應用，圖書館的業務工作和文獻信息服務越來越依賴于對技術的掌握運用程度和各種技術設備的配置水平，實踐的依賴導致了理論思維和研究的依賴，圖書館學的理性精神被淹沒在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大潮中，以至于片面強調科學技術的價值，忽視人文理性應有的價值。20世紀40年代以來，我國圖書館理論和實踐中的科技與人文一直未能很好地統一和協調發展，長期表現為技術游離于理性之外，一味地熱衷于科學技術應用，忽視了傳統人文理性的繼承和發揚，使圖書館學陷入了技術傳統極度膨脹而人文傳統日漸衰竭的不妙境地[8]。

針對圖書館學技術至上論和技術片面化的傾向，很多研究者擔憂技術的廣泛應用將削弱圖書館學的人文傳統。美國著名的圖書館學家巴特勒和謝拉就是批評技術至上論的典型代表。巴特勒認為企圖使技術合理化以及理論技術化的嘗試是不結果實的花朵；謝拉則一再告誡人們：圖書館學始于人文主義[9]。國內學者也指出：強調人文傳統是圖書館學理論的一個基本點[10]；圖書館學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它的終極價值目標是為人的全面發展服務[11]，等等。

在學科建設和圖書館學教育方面，技術排擠人文的問題同樣存在。圖書館學最初主要是目錄學和圖書分類學等構成的學科體系，這些分支學科是適應早期圖書館手工服務方式的產物。現代信息技術使圖書館業務流程和服務方式發生了根本性改變，為解答圖書館在發展變化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圖書館學需要充實新的理論。為此，學科內部整合過程中增添了許多“技術色彩”很濃的內容。由于圖書館學的技術性內容不斷擴張，技術科目的比重越來越大，擠占了圖書館學基礎性科目的生存空間。如從教育部公布的專業目錄來看，圖書館學專業不同于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專業，教學內容固然也有差別，可有的學校不僅為圖書館學專業披上“信息”的外衣，在課程設置上也“全盤信息化”，大量開設諸如信息社會學、信息倫理學、信息系統分析與設計、企業信息工作、信息市場管理等與信息有關的課程，以至于圖書館學課程僅占一小部分甚至已被完全拋棄[12]。這樣的圖書館學專業教育必然偏離最初的培養目標和自身的發展軌道。

3.2技術因素引發的學科術語不規范

技術的突破必然帶來學科概念和術語的增長與更新，由于技術發展太快，學術研究一時難以規范用語，給人們的認識帶來混亂和不便。目前，人們對圖書館學的新概念大多以感性認識為主，許多圖書館學新概念和術語的涵蓋面大，使用起來易迷惑人。本來，圖書館學領域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術語具有規范，人們已經取得共識，但是技術的發展和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原有某些術語的內涵和外延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有待于圖書館學界去重新界定和認識。有些研究者還大量套用社會學、經濟學、教育學等其他學科的技術性術語，而對圖書館實踐中涌現出來的許多體現自身特征的概念不予重視。當然，一味反對引進概念和術語不是科學的態度，但如果生搬硬套無益于圖書館學發展的術語，不加以學科化的解釋，則不是明智之舉。

3.3與技術因素有關的圖書館學無限制泛化和擴張

已有學界人士對泛化和擴張問題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論證[13—14]。圖書館學研究中的適度泛化和擴張也并非壞事，但是無度地泛化與擴張就易產生問題。伴隨著新技術運用于圖書館，圖書館學理論的研究視野由館內擴展到館外甚至社會，研究范圍從傳統圖書館擴大到整個文獻信息領域。如果圖書館學理論超越了自身的極限，表現為漫無目的的膨脹，最終也會失去自我，陷入虛無縹緲之中而無法自拔。由于現代科學技術高度分化與高度融合的客觀趨勢，圖書館學研究中的“大圖書館觀”存在一定的市場，在某種程度上使圖書館學走上無節制的粗放型擴大外延的路子。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圖書館學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學術研究熱點不斷，除了學界開拓創新、學科建設和圖書館學本土化等因素外，技術是最為重要的原因。像電腦與圖書館、圖書館電子學、信息高速公路之類的研究便是學科泛化和擴張過度的表現。圖書館學的學科體系建設，有其應有的內涵和外延，遠離和超越主體的研究不利于圖書館學的健康發展，必須引起重視和有效控制。

3.4激進論調的產生

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會對圖書館事業和圖書館學的發展產生不同程度的沖擊波，當然也震撼著圖書館人，引起對圖書館事業及其價值的懷疑和關注。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最讓圖書館人灰心喪氣的理論莫過于“圖書館消亡說”，慶幸的是現實情況并非如此。究其原因，制造這理論與現實截然相悖狀況的無形怪手，是對圖書館影響越來越大的信息技術[15]。圖書館消亡論者在國外的典型代表首推美國學者蘭開斯特，他試圖讓人們相信未來的社會是“無紙社會”[16]；英國圖書館學家湯普森則認為，圖書館最終會成為博物館[17]。國內也有圖書館消亡論的支持者，他們認為傳統圖書館將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逐步走向消亡[18]。不少研究者針鋒相對地指出：圖書館消亡論是網絡時代的神話[19]；“無紙社會”不會出現，任何社會都不能沒有圖書館[20]。

預測是一門科學，科學和合理的超前預測為人們所歡迎，但割斷歷史與現實聯系的預言是不可取的，特別是在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圖書館發展東西部不平衡，缺乏必要的資金和技術，所謂圖書館消亡更是沒有充足的理由。值得欣慰的是，我國圖書學界通過學術討論，對圖書館的未來已基本形成共識，認為復合圖書館是現代圖書館的必然走向。當前，國內外圖書館學界的很多學者對技術至上的觀念和研究范式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評，指出了其中的危害，為圖書館學回歸正常的技術理性之路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4、適合中國圖書館學的技術理性道路

現代科學技術使圖書館事業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帶來的技術思想誤區也被圖書館學界所共知，呼吁和回歸技術理性已是圖書館學進一步發展的必然選擇。

4.1樹立技術理性觀

圖書館學界是推動圖書館學發展的直接動力，呼吁技術理性首先在于圖書館學研究要有理性的支撐。面對新技術，學界人士有必要樹立技術理性觀，用客觀的尺度把握圖書館學技術的發展進程及其應有的地位和作用。從中國圖書館學目前的狀況來看，技術理性觀念主要體現在技術價值、技術手段、技術選擇、技術發展等方面。

技術價值觀。圖書館學技術的價值不僅在于改變圖書館落后的工作環境和工作方式，而且在于以“圖書館自由”理念為社會價值目標。這一理念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制定的《公共圖書館宣言》所確認，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在圖書館法律制度中也體現了這一精神。因此，在技術研究中我國圖書館學界對待技術應有理性的價值取向。

技術手段觀。圖書館學技術歸根到底是為了實現圖書館事業使命的一種服務手段。在圖書館學的發展過程中，技術問題對圖書館發展無論有多么重要，對圖書館學的學科建設而言，終究是表層的東西，只有那些對技術現象進行深度思考所形成的理論，才具有久遠的學術價值[21]。科學技術與人文理性是圖書館學不可缺少的部分，但現代技術以其單一性、兩面性特征，成為人文理性的一種巨大的排斥和異化力量，圖書館學需要在科技與人文之間維持一種必要的張力，即技術服從人文的需要。圖書館實踐所利用的所有技術，都是方法論意義上的工具和中介手段，取代不了圖書館人的主體和主導地位。

技術選擇觀。新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不同領域中都同樣充滿復雜的選擇，堅持有選擇地應用新技術來發展圖書館事業，是圖書館界義不容辭的責任[22]。目前，我國的數字圖書館研究和建設正方興未艾，圖書館學技術的研究和圖書館技術應用都存在技術選擇問題，必須從我國的現實出發，用理性的眼光對技術進行必要的審視。

技術動態觀。歷史的發展告訴人們，一定歷史時期的技術，無論在當時有多么先進，隨著時間的流逝和時代的發展，終究要被更先進的技術所取代。況且，現代科學技術發展速度越來越快，新舊技術更替的周期越來越短，技術發展呈現的動態性特征更加明顯。信息技術是推動圖書館發展的核心技術之一，為了更好地利用信息技術為圖書館事業服務，圖書館界應牢牢確立技術動態發展的理性觀念。

4.2加強圖書館學前沿技術的研究

圖書館學技術研究包括技術應用和技術發展兩個層面的研究。圖書館技術應用研究主要解決網絡化、數字化等新技術在圖書館的實際應用問題；圖書館技術發展研究則是研究現代科學技術在圖書館應用的發展趨勢，解決圖書館與新技術相適應的問題。從目前來看，處于圖書館學發展前沿的核心技術是信息技術，而納米技術將在圖書館未來發展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由于圖書館學應用性極強，技術應用研究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也非常明顯，這使得技術應用研究成為圖書館學研究的重點。

基于信息技術而產生的數字圖書館，成為當前學科的前沿問題。對數字圖書館的研究，主要是信息網絡技術、數據庫技術、信息資源開發利用技術、知識管理技術、信息存儲技術在圖書館的應用，并將它們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直接服務于圖書情報工作。據《光明日報》報道，中國數字圖書館工程建設面臨十大技術瓶頸，包括資源建設、多媒體信息標準、信息存儲與壓縮、信息分類、索引與檢索、信息傳輸與安全保護、交互界面、信息輸出與表現、工具與平臺、高層信息服務協議[23]。從客觀上講，我國在技術方面比發達國家落后，圖書館界要在圖書館自動化網絡化方面趕超世界先進水平，搶占圖書館學的前沿陣地，就要求圖書館學研究人員調整落后的思維方式，更多地從技術的原創層面發掘，進一步提高研究水平。

4.3注重圖書館學技術的哲學審視

圖書館學發展至今，理論體系還不完善。圖書館學要成為具有科學邏輯和真正說服力的理論體系，必須借助于哲學思維，以圖書館哲學研究為突破口，從哲學層面上關注圖書館，把握圖書館本質上的問題。為此，我國圖書館學界進行了長期的研究，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圖書館哲學研究進入了一個高潮時期，形成了一股持續的“圖書館哲學研究熱”[24]。綜觀圖書館學界的研究，其內容局限于圖書館哲學的概念、性質、任務、意義、范疇體系及相關概念辨析等。從哲學角度研究技術問題，用哲學指導圖書館實踐，還有待于圖書館學界繼續努力和不斷創新。我們在解決圖書館實際技術問題的同時，必須重視對技術的哲學反思，用哲學的思辨來解答圖書館學發展過程中存在的技術困惑。

圖書館學技術需要哲學支點，已被事實證明。西方技術學派的集大成者——杜威既是哲學家又是圖書館學家，在他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想支配和指導下的圖書館學，占據了美國圖書館學的主流地位，不但深刻地影響了美國的圖書館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著我國圖書館學界。當然，作為學科技術支點的哲學，應該是符合科學與理性的哲學。杜威的哲學強調“有用即真理”，對技術持實用主義的觀點，必然走入“唯科學主義”的陷阱。

長期以來，由于圖書館學界缺乏對圖書館哲學的深入探討，使學科理論難以上升到真正科學的高度。一般研究者大多簡單地套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或西方哲學家波普爾等人的思想來解析圖書館事業發展中的現實問題，這種生搬硬套的做法不可能構筑圖書館哲學的理論大廈。學術界應該從科學融合的角度，廣泛地學習人類思想史上的哲學理論，吸取其思想精華，對哲學領域的相關思想和概念做出圖書館學學科化的合理解釋，緊密聯系我國圖書館事業的實際，建構全新的理論體系。圖書館技術的哲學理論是圖書館哲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建構圖書館哲學新體系的過程中，借用科學技術哲學的思想和理論是必不可少的。

4.4培養創新型的圖書館學技術人才

對于圖書館學的可持續發展而言，人才是第一資源。科學技術越發展，圖書館學技術應用的廣度和深度越是不斷地延伸，對圖書館學學科技術人才的培養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從總體上看，我國圖書館學專業技術人才匱乏，加快人才培養的步伐，造就一批具有創新精神的圖書館學技術人才，是新世紀不斷發展的重要保證。圖書館學人才培養要求制定科學的人才發展戰略，順應市場需求，調整圖書館學專業課程設置，積極引進新的理論和技術充實和完善原有理論體系。在目前的實際工作中，由于缺少圖書館學專業技術人才，往往是用計算機專業人才充當圖書館技術工作的業務骨干，這種做法是欠妥當的。計算機專業人才由于不具備圖書館理論及業務知識，在實際工作和技術研究中容易碰上諸多困難，不利于圖書館事業與圖書館學的發展。解決類似問題的關鍵措施就是加強圖書館員的專業培訓，采用各種形式，使圖書館員終身接受教育，造就一支信息時代高素質的專業圖書館員隊伍。

【參考文獻】

[1]陳昌曙.技術哲學引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

[2]肖顯靜.在中國究竟要不要反科學主義.自然辯證法研究，2002（9）:34—37

[3]趙新民.現代圖書館學流派述略.圖書館學刊，2001（4）:54—55,60

[4]王正興.網絡時代圖書館學研究批評.圖書情報工作，2002（11）:4—6

[5]張金國.圖書館學研究：科學主義思潮的非理性傾向.圖書館建設，2004（2）:11—14

[6]儲流杰.圖書館學研究的技術化傾向.圖書館，1999（5）:8—10,13

[7]陳業奎.質疑圖書情報學的單向度發展.情報資料工作，2002（3）:20—22

[8]蔣永福，陳麗君.人文圖書館學五定律.圖書情報工作，2002（11）:27—32

[9]袁詠秋.外國圖書館學名著選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

[10]盧泰宏.圖書館學人文傳統與情報科學的技術傳統.中國圖書館學報，1992（2）:4—10

[11]徐引篪，霍國慶.現代圖書館學理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12]周波.圖書館學專業教育改革熱中的冷思考.圖書與情報，2003（1）:62—64

[13]趙春旻.圖書館學研究中的泛化.中國圖書館學報，1999（2）:62—72

[14]邱五芳.擴張與虛化——圖書館學理論研究50年反思.中國圖書館學報，2000（2）:14—18

[15]邱五芳.新世紀新視點三人談之追尋20世紀的圖書館精神——揮之不去的圖書館學的技術情結.圖書館，2002（3）:1—8

[16][美]F.W.蘭開斯特著，鄭登理，陳珍成譯校.電子時代的圖書館和圖書館員.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5

[17][英]詹姆斯·湯普森著.喬人立譯.圖書館的未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

[18]孫維鈞.論圖書館的消亡.高校圖書館工作，1998（3）:8—10

[19]金曉莉.圖書館消亡論——網絡時代的神話.圖書館學刊，2000（5）:27—29

[20]丁道謙.圖書館的未來——評“圖書館消亡論”.圖書館論壇，1999（2）:25—27,13

[21]楊文祥.21世紀圖書館事業與圖書館學研究的幾個問題.中國圖書館學報，2001（1）:11—16

[22]張偉云.中國數字圖書館：一個并不輕松的選擇.國家圖書館學刊，2000（2）:19—25

[23]高文.中國數字圖書館工程建設面臨十大技術瓶頸.光明日報，2000—03—08

[24]瞿秀云.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述評.中國圖書館學報，2003（3）:65—6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