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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媒介報道過程中，“他國”的形象通過一系列媒介事件予以塑造，從而影響受眾頭腦中的“他國”形象，引導人們對“他者”的判斷。當代跨國與跨文化新聞報道已經逐步糾正了以往明顯的種族主義表達，在表面上呈現出一種客觀與真實,，而媒介報道中涌現出新種族主義傾向。新種族主義媒介報道通過詞語的選擇與暗示、文本的結構與話語的連貫，以及文化符碼的排他性等方法繼續在文化上劃分疆界。媒介報道中的新種族主義以其話語的暴力，符號的暴力給跨文化交流構成屏障，加深彼此的誤解，引發彼此的敵對。它依然反映了一個種族的不平等系統，是由社會內部成員共享的話語體系來維持、復制和鞏固的。本文以《泰晤士報》關于中國“神州5號”報道為例，分析媒介報道中的新種族主義。

[關鍵詞]新種族主義；他者；跨文化報道；文化符碼；排他性

Abstract:intheprocessofmediareport,theimageofothercountryiscreatedbyserialsmediaissuetoaffecttheimageofothercountryinreceivers’mindandconductthejudgmentsofreceiverstoothers.Moderncrosscountryandcrossculturenewsreporthasgraduallycorrectthepastobviousracialismexpressionandpresentanimpersonalityandtruthinthesurface.However,newracialismtrendhasappearedinmediareport.Newracialismmediareportusemethodssuchaswordschose,hint,textstructure,languagecoherenceandexclusiveculturecodetocontinuethebehaviorindividingbordersintheculture.Thenewracialisminmediareporthasbuiltupbarriersincross-culturecommunicationbytheviolenceinlanguageandsymbol,deepenedthemisunderstandingbetweeneachotherandcausedthehostilitybetweeneachother.Thosereportshavereflectedaninequalitysystemofonenationandraceandmaintained,copiedandconfirmedbyasharedlanguagesysteminsidesocietymembers.ThethesisusedreportaboutShenzhouⅤSpacecraftintheTimesasexampletoanalysisthenewracialisminmediareport.

KeyWords:NewRacialism,Others,Cross-cultureReport,ExclusiveCultureCode

在跨國與跨文化新聞報道中，被報道的國家或民族往往是被編輯和符號化的對象。通過文字或圖像符號描述的他國或他民族是特定歷史和社會條件產生的文化形象，它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發生相應的改變，但同時又反映著形象制造者的社會和歷史情形。正如霍爾所說，“事件、關系和結構在話語領域之外都有其存在的條件和實際的效果，但是只有在這種話語之中，在那種特定的條件、限制和形態之下，它們才會也才能在意義中建構。”[1]從這樣的視角去理解跨國與跨文化報道，我們可以發現“在現實之外”建立并傳播的他國或其他民族的形象不僅是一種“再現”（representation），而且反映著生產這種“再現”的語境的歷史的、社會的特征。

本文將通過對2003年10月16日英國《泰晤士報》對中國“神州5號”報道的綜合研究，從跨文化視角分析在該新聞事件呈現的中國形象和它的“再現”意義。

一、在報道中呈現的作為他國的“中國”形象

北京時間2003年10月15日，中國第一個載人航天飛船“神州5號”升空，在太空遨游14圈后順利完成任務返回地面。楊利偉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被送上太空的宇航員。作為繼俄羅斯、美國之后第三個將宇航員成功送入太空的國家，中國受到了全世界的關注，各國媒體對此事進行了報道。

倫敦時間2003年10月16日，《泰晤士報》頭版以《今日中國發動第二次太空競賽》(ThedayChinaLaunchedSecondSpaceRace)發表了該報記者發自上海的報道，該文以配圖片、配漫畫的形式放在了頭版的最重要位置。同時，接頭版的主題，《泰晤士報》24版“海外新聞·中國版”以《第三國加入星球競賽》(ThirdNationJoinsRacetoReachtheStars)為通欄標題編輯了整版的報道，文章包括《第三國加入星球競賽》、《太空艙里的人》(TheManintheCapsule)以及分析文章《超越國境提升威望》（BeyondaFrontiertoBoostPrestige）。此外《泰晤士報》第27版評論版還發表了對此事的評論《太空垃圾》(SpaceJunk)。

通過如此大篇幅地集中進行“神州5號”報道，《泰晤士報》再現（represent）了一個什么樣的中國？這個作為“他國”的中國是如何被文字呈現出來的？下文將對此進行詳細分析。

首先，讓我們通過排版顯示的重要性排名，看《泰晤士報》此次報道中最重要的幾篇文章的內容：

1.頭版文章

中國進行第二次太空競賽的日子第三國加入星球競賽

奧利弗·奧加斯特于上海

這是中國最大（ultimate）的外賣：昨天20盤菜被發射（blast）到太空，只給圍繞地球飛行14圈的一個人吃。

這些食品與我們在當地的中國店里看到的有兩個區別：它有一層“可食用的保護膜”，所以它的汁不會滴到宇航員120萬美元的衣服上；而且，楊立偉中校不用筷子。

在蘇聯和美國首先將人類送進太空40年后，中國加入了他們的高級俱樂部。神州5號飛船從戈壁灘沖上了天，21小時后安全返回了蒙古。

不過，這次飛行的菜單，包括大蒜汁辣豬肉塊，宮爆雞丁和八寶飯等，似乎和飛行任務本身一樣重要。當楊中校和他的妻子和兒子對話時，他的兒子問：“爸爸，你吃了米飯了嗎？”他回答：“我已經吃了太空食品。它味道不錯。”

2、海外新聞·中國版頭條

第三國加入星球競賽

奧利弗·奧加斯特于上海

中國昨日成為繼蘇聯和美國之后第三個將人送往太空的國家。

帶著一個決心成為世界大國的民族的希望，神州5號飛船上午9點從偏遠的戈壁灘發射。飛船在21個小時中繞地球14圈，于昨晚降落在內蒙古。

和其他共產黨領導人來到發射基地，親自觀看這個被他描述為“我們偉大祖國的輝煌成就”。當飛船開始繞地球飛行時，楊立偉中校——太空人在太空艙里揮舞了中國的五星紅旗。太空人一詞來自中文的space，太空，意思是太空了（tooempty）。

其后，這個中國人民解放軍官員對他的妻子和8歲的孩子通話，告訴他們太空看起來“非常壯觀”。在發射之前，他曾發誓：“我不會讓祖國失望”。

在成功著陸以后，總理出現在中國電視上，對楊中校完成任務表示祝賀。他咧嘴笑著，在掛了電話之后鼓掌。

……

……

3、評論版評論

太空垃圾

一千多年前，中國人通過混合硫磺、木炭和硝酸鈉發明了火藥。很快，他們發現這種可以制造爆炸的混合物可以被用來發射用竹子做成的火箭。因此，昨天將中校楊立偉——第一個宇航員送入太空是早就要完成的事情了。

和他的前蘇聯和美國先行者一樣，他會發現太空除了美麗的景觀之外，什么也沒有。嚼著辣豬肉塊，雞丁和炒飯，楊中校不管下面地球上的驚人內幕如何，都會快意地品嘗這最大的外賣。盡管這是從日本偷來的一場表演，他已經顯示折磨中國航天計劃的一些問題已經得到了解決。如果如俄羅斯總理維克多·克里斯藤科昨天在他賀電上所說的那樣，載人飛船是經濟發展的一個指標，那么昨天中國已經加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

環繞地球當然可以促進國家榮譽感，但是，這是以驚人的國家財富為成本的。目前為止，載人航天計劃與其他人類探索不同，幾乎不能帶來任何經濟回報。

那里沒有新的土地去征服，沒有貿易去發展，沒有當地居民去安撫或者奇異的香料和動物去采集。那里甚至沒有地圖要畫，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我們在那里找不到任何東西。簡而言之，也就是說，除了炫耀的資本和發行一些紀念郵票，這個投資沒有任何回報。這就是為什么對世界厭倦的和憤世嫉俗的歐洲從不真正地投入到航天計劃中的原因。

但是，楊中校的發射和安全著陸為中國有能力參與太空發射提供了證明，中國可以用這個賺錢。

發射無人衛星是一項歐洲已經被證明非常成功的生意。無人飛船也有軍事和偵察用途，這當然是中國的領導想要的。

中國第一次掠入太空正是載人飛行面臨危機的時候。哥倫比亞號災難后，美國不知道該如何發展下去。

俄羅斯為他們領先的航空飛行往太空揮灑了上十億盧布，但是現在沒有錢再繼續下去了。這個教訓似乎是，盡管載人飛船贏得了聲譽，它也有局限，即使是最外空的局限。中國應該好好聽取一些意見，用實用主義克服自己的民族驕傲，不要將太多的錢拋到外空的黑洞中去。

我們知道，跨文化交流最基本的障礙之一便是“對他者的恐懼”，因為對與自己“不同”的人內在的恐懼與排斥是人類的一個本有弱點。因此，人們傾向于堅守自己原有的一些印象，對自己實際上并沒有接觸的其他國家或文化繼續保有偏見。而媒介對差異的強調可以有效地達到維持甚至加強偏見的效果。

僅僅通過閱讀以上幾篇文章的文字，讀者已經不難獲得這樣一些觀點：a.中國發射載人飛船是一種星球競賽；b.中國人熱衷建立威望，好大喜功；c.中國的發展趨勢對歐洲國家不利等等。而西方讀者在閱讀完這些文章后更加深了一種印象：中國是一個與我們非常不同的國家，進而對中國的發展產生排斥與恐懼。

《泰晤士報》的“神州5號”報道通過哪些主要的策略，建構了作為“他國”的中國形象？下文將逐一分析。

二、詞語的選擇與暗示

傳統的文本分析與內容分析非常重視媒介報道中詞語的挑選與使用。索緒爾的語言學以及其后發展的語用學等學術流派都追蹤語言及其意義之間的聯系，以及語言在關系的系統中反映的社會關系，從而受到了文化研究學者的重視并予以吸收，產生了一系列媒介話語分析的研究論文。語言以及語言背后的意義在社會的－想象的二元關系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由于語言組織、建設和概念化了我們接觸的形象，提供了我們通往現實的道路，所以事實上是詞語背后的意義的選擇和組合構成了信息。[2]

現代報刊已經很難見到清晰的種族主義言論詞匯，但是特有的“符號語言”（codewords）卻成為常見的使用詞匯。“符號語言”具有“含義”（connotation），這些被特定群體規定或由特定地區分享的詞語的意義被編碼、傳播和解碼，由讀者通過聯想和上下文語境解讀詞語背后的指向。這一策略是媒介報道中最常用的手法。例如，迪亞克指出“勿庸置疑，對某個群體的態度和對某些事件的觀點可以影響‘詞匯的選擇’……經典的案例就是‘恐怖分子’、‘叛亂者’、‘自由斗士’這3個詞。所以，大多數情況下（尤其在美國），‘恐怖分子’是帶著成見性地指向阿拉伯人。”[3]

在《泰晤士報》的“神州5號”報道中，通過詞匯的選擇表達對此事件的負面定義是非常普遍的手段。

《第三國加入星球競賽》是《泰晤士報》2003年10月16日“海外新聞·中國版”的主題報道，相比其它在標題上將中國載人飛船與“垃圾”、“外賣”等直接掛鉤的新聞相比，該篇文章的標題似乎是最客觀的。讓我們從這個看上去比較客氣的標題看起：“第三國加入星球競賽（ThirdNationJoinsRacetoReachtheStars）”

新聞報道的標題是報道中信息的濃縮，表達文章最重要的意義所在。該文的標題從技術上看是一個力求包含所有重要信息的好標題。標題使用了3個名詞和一個動詞：第三國、加入、競賽、星空。選擇的詞匯使用了英語新聞標題慣用的修飾手法，暗喻。“中國”不是主語，“第三國”是主語。從而提示讀者中國已經和美國、前蘇聯一樣成為世界的“大國”。發射飛船是一場“競賽”(race)。而當“競賽”這個詞與美國和前蘇聯聯系到一起時候，它明顯的暗喻功能使讀者對世界安全感到不安。這個標題通過詞語的選擇和組合已經傳達了作者的觀點，定義了該事件的性質：這是一場超級大國之間的競賽。

在《第三國加入星球競賽》這篇出現在頭版的報道中，詞匯的選擇痕跡更為明顯。該文導語寫道：

“這是中國最大（ultimate）的外賣：昨天20盤菜被發射（blast）到太空，只給圍繞地球14圈的一個人吃。”

楊立偉的太空食品被形容為“最大的”（Ultimate），這個與“極限”聯系在一起的詞匯被用來暗指“浪費”，突出中國連太空食品都浪費鋪張的印象。而這些食品被發射到太空的方式是用動詞blast來描述的。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往往與“爆炸”在一起聯用的動詞。每當大規模汽車爆炸、火車爆炸等事件發生時，記者往往選擇使用blast這個帶有“毀滅”含義的動詞。在這篇報道中，中國的太空食品與載人飛船一起被描述為blast上了太空，我們不能不對這個詞語的選擇予以重視。通過這些詞語的選擇和運用，讀者似乎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場面：20盤西方人眼中熟悉的中國外賣和一個太空人（只有一個人！）一起在一聲巨響后被送到了太空，這是一個多么滑稽的場面。長期閱讀英文報紙的讀者不難對此感到反感與嘲笑。而整篇文章也確實充滿了英國式的揶揄與嘲弄。

三、文本的結構與話語的連貫

詞匯的選擇往往是有其語境原因的。現代語言學家和話語分析家已經更多地開始超越對單個單詞的分析，將單詞所在環境與句子結構的角色等綜合起來進行評析。由于種種原因（如，不能直接使用不當的詞匯，政治正確性等思潮的影響），在新聞報道的話語中，信息的傳遞并不是直接的，而是建立在讀者以往的“知識系統”之上。因此，媒介報道中對事件意義的定性是通過互動來完成的。那些沒有被清晰說出來的意義隱藏在“字里行間”，但由于與讀者以往的知識系統和對世界的想象性了解保持了一致，擁有一種連貫性，因此可以被明白無誤地傳遞給讀者，被讀者解讀。由于通過這種方式傳遞的意義是通過互動完成的，因此這樣的表達方式隱蔽性更強，而且更多的表現為一種結構性暗合與歷史性的連貫。

在對“神州5號”事件的報道里，《太空垃圾》一文是很典型的案例。作為一篇評論，該文表達了《泰晤士報》對中國發射“神州5號”載人飛船的基本觀點和評價。它建立在新聞報道的基本事實之上，但直接引導讀者對該事件的觀點。該文導語是這樣開始的：

“一千多年前，中國人通過混合硫磺、木炭和硝酸鈉發明了火藥。很快，他們發現這種可以制造爆炸的混合物可以被用來發射用竹子做成的火箭。因此，昨天將中校楊立偉——第一個宇航員送入太空是早就要完成的事情了。”

作者選擇了中國歷史上的某個事實作為文章的切入點，通過對中國上千年以來對火藥技術的掌握和對發射火箭的追求與熱愛，強調了中國人在太空飛行上長期準備以及志在必得。當這個歷史細節與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成功發射了載人飛船這個事實聯系在一起時，一個自古就對世界和平產生威脅的大國形象躍然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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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中國的讀者來說，用這樣的歷史細節做導語論證中國發展航空技術的野心是非常牽強的。火藥雖然是中國自古的“四大發明”，但是在中國歷史與文化中，“火藥”一詞的社會和文化意義并不是入侵他國或其他地區，相反，它更多的與被他國入侵，被他國掠奪的歷史聯系。“船堅炮利”恰恰是英國在中國的歷史上留下的屈辱印記。

這是一個可以用來反證中國歷來追求和平意愿的例子，為什么它在《泰晤士報》上證明的是相反的觀點呢？《泰晤士報》記者在報紙的社論中使用了這個例子，他根據什么認為他的讀者也會用同樣的方式解讀這個歷史引述呢？這就是話語的連貫（coherence）產生的作用，它建立在媒介與讀者長期共享的知識體系之上。《泰晤士報》對于中國的報道長期以來已經形成了一套話語，而這個話語體系對于長期閱讀相同來源的語意材料的讀者來說已經形成，并且具有了“慣性”的力量。記者所要做的只是順著這種慣性的力量，堆砌不同的符號重復這種形象，加深這些印象。實際上，這種話語的連貫就是《泰晤士報》記者和讀者共享的價值體系。

為了在結構上加深這樣的印象，《太空垃圾》一文其后使用氣勢磅礴的排比句再次論證中國沒有必要去“無利可圖”的太空的觀點：

“那里沒有新的土地去征服，沒有貿易去發展，沒有當地居民去安撫或者奇異的香料和動物去采集。

……

那里甚至沒有地圖要畫，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我們在那里找不到任何東西。……”

而這是非常有趣的一系列排比句。因為如果我們僅僅閱讀這樣一段文字，它儼然就是一個老牌殖民主義國家在抱怨沒有殖民地可以繼續分割，也沒有殖民地資源可以繼續掠奪，一種殖民主義帝國的情緒躍然紙上。毫無疑問，對外太空資源的理解是對地球資源理解的一種延續。而將這種理解強加到他國之上，而不顧他國的歷史與文化傳統，無疑也是報紙在他國報道中維持話語連貫性的策略，因為本國讀者對于自己已經接收和理解的事情往往難以引起警覺，發出置疑。跨國和跨民族報道的表達策略在本質上就是從自己的立場和價值去推測并判斷他國的立場與價值。

盡管很多學者都指出這樣的報道違背了新聞的“客觀性”原則，但這樣的報道依然大量侵占了跨文化報道的主流。關注跨文化報道的學者對此進行了各式分析，提出了“編輯部的慣例”、“記者構成”、“市場壓力”等原因解釋跨文化報道中這種現象如此頑固的原因，但對讀者的參與研究卻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我認為，如果僅僅將這樣的報道理解為媒介單方面的“推銷”，忽視媒介與受眾“合謀”的作用，我們的理解視角不僅受到了局限，而且我們的研究也將偏離解決媒介報道中此類現象的方向。

四、文化符碼的排他性

在媒介報道中描述他國或其他民族形象可以是一種在文化上劃分疆界的行為。

與國家間的地理疆界相對應，各個國家和民族之間還存在一種文化上的疆界。地理的疆界在跨國邊界線的那一刻可以被克服，但文化的疆界卻非常不容易消除。文化的“他者”既可以與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理空間，也可以存在于我們的社會關系之外。對他們的想象可以深刻地根植在社會結構、各種社會機構，以及我們日常行為之中，甚至發展成為一種“常識”，指導人們對待“他者”的行為。

“媒介在使用文化權力，對不公平的社會關系進行公共再現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正是通過再現（representation），作為媒介受眾的社會成員被邀請通過了解“我們”不是誰而知道了“我們”是誰，相應的概念有“我們”和“他們”，“內部人”和“外部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市民”和“外來人”，“正常的”和“不正常的”，“朋友”和“敵人”，“西方人”和“其他人”。這么一來，社會利益便被標示出來，予以了區分，從而極易發展成為對他者的歧視。[4]

當過去明顯的種族主義符號被拋棄，實在說（essentialism）已經完全不能流暢地使用，而正確對待他國和他者的態度和思想在社會中還沒有形成時，文化的歧視成為對待他者最安全而且有效的策略，它的影響力可以比表面粗暴的種族歧視的言行更為可怕。它的危險之處在于，對事件定性的不同或詞匯選擇的暗示都可以被體會并予以反駁，而文化的排他卻是一種貫穿與交織到文化之中的歧視，與日常行為與常識性思考融為一體，從而高度排斥了反對的可能。

在對中國神州5號的報道中，“外賣”和“太空”是兩個典型的文化歧視符號。

在16日《泰晤士報》發表的關于“神州5號”的5篇報道中，“外賣”是與“中國”形象掛鉤最頻繁的一個符號，不僅每篇文章都以描述中國的太空食品為由報道了中國“最大的外賣”，而且頭版的《第三國加入星球競賽》將“神州5號”報道的重點特意放在描述楊立偉在太空品嘗中式太空食品之上，似乎這是中國發射載人飛船與其他國家發射載人飛船最大的不同。[5]

我認為將“中國”與“外賣”在頭版文章上聯系在一起的原因有一下幾點。其一，英國各大超市都有中國外賣(ChineseTakeway)出售，而且越來越受到歡迎，因此中國外賣是大部分英國人對中國文化最熟悉的一部分；其二，倫敦擁有歐洲最大的唐人街，很多英國人認識中國移民是從唐人街的中國餐館開始。中國移民的形象也因此常常與中餐館和中國菜掛鉤；其三，長期的殖民帝國心理使英國人順水推舟地將中國的定位與外賣聯系在一起。一個以“外賣”知名的國家，還有什么比從這樣的定位來形容一個發射載人飛船的國家更具有諷刺性呢。而用這種方式為引導讀者認識報道中對該事件的定義，既方便讀者理解，也容易使讀者接受。

而更重要的是，“外賣”不是主流食品，它只是一種便利食品，是人們在正常飲食之余為了改善口味而又希望保持方便而做出的選擇之一。它是西方媒介中的中國形象的一個貼切的暗喻：一個獵奇的對象，一種補充，但絕對排斥在主流范圍之外。我們看到，為了強調這種“我們”之外的“他國”文化的“不同”，《中國外賣上天了》一文甚至不惜用“北京宮”（PekingPalace）、“流汁”（drip）、“筷子”、“大蒜”、“米飯”等詞匯詳盡地描述這頓與西方讀者印象中的太空食品完全不同的“便利”食品。這不僅僅是為了滿足讀者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使讀者意識到：中國是一個在文化上與我們完全不同的國家，看看這些奇怪的太空食品就知道它與我們有多大的差異。在這里我要強調的是，我并不認為對中國的太空食品進行報道就是在排斥他國文化，通過媒介報道加強相互了解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們必須對這些報道中對某些事實的選擇程度和強調程度有清晰的認識。當一個信息被傳遞時，重要的不僅是它說了什么，而且還有它說的方式，什么沒有說但是可以說。[6]

在報道中，“太空”一詞的文化差異被用來劃分文化疆界的功能更為明顯。“太空”是在《泰晤士報》的五篇報道僅次于“外賣”的與“中國”形象掛鉤的文化符碼。該報頭版《第三國加入星球競賽》一文配發了楊立偉在太空的圖片，壓題文字是：“楊立偉中校，中國第一個‘太空人’（Taikonaut），在他的太空艙里。昨日中國成為第三個將人送上太空的國家”。

我們應該如何解讀“Taikonaut”這個并非中國制造的詞匯？海外新聞版上接頭版報道的《第三國加入太空競賽》在第4句話就給了我們一個答案：

“當飛船開始繞地球飛行時，楊立偉中校——太空人在太空艙里揮舞了中國的五星紅旗。太空人一詞來自中文的space，太空，意思是太空了。”

宇航員在中文中是“太空人”的事實被反復放到重要的位置予以強調不僅是為了顯示中西方文字的不同。首先，反復強調這個細節無疑再次通過強調“差異”實現了文化上的排他。因為“宇航員”和“太空人”在中文里從意義上講并沒有實質差異，只是中西方交流過程中對相同事物的不同稱謂而已。其次，反復強調太空的“空”（如《太空垃圾》中的記者寫道“和那些他的前蘇聯和美國先行者一樣，他會發現太空除了美麗的景觀之外，什么也沒有”），與中國自古就使用“太空”一詞的事實暗合，揭示出中國的“貪婪”與“好大喜功”。這個國家自古便了解太空是“空”的，而它依然熱衷于參與太空的競賽。所以，《泰晤士報》在評論文章《太空垃圾》的最后“語重心長”地提醒道：

“中國應該好好聽取一些意見，用實用主義克服自己的民族驕傲，不要將太多的錢拋到外空的黑洞中去。”

我不知道《泰晤士報》駐上海記者是否真的不了解“太空”一詞的中文含義，但利用文化符碼的差異引導對他國形象的誤讀是非常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交流的。要知道“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且在這個方式之中形成獨特的理性”。[7]雖然一味強調文化多元性的多元文化主義容易產生獵奇心理，對種族主義的系統性和結構性不平等沒有提出更具批判性的批評，但是用自己民族的文化為標準去批判其他文化及其代表形式危害更大。一種客觀的報道態度應該建立在對自己國家及文化的客觀理解之上，從而能夠客觀公正地評價他國和他民族文化。這需要我們對彼此文化的相同性和差異性都能夠正常地看待，而不是建立“我們”的就是對的好的，“他們”的便是錯的假的這種抹殺他者價值的簡單公式。

五、媒介報道中的新種族主義

《泰晤士報》對中國“神州5號”的報道這種帶有敵視與嘲諷的論調在英國各大媒介關于此事的報道中是比較普遍的。而這并沒有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在其后的報道中，盡管這樣的論調仍在繼續，但是在言論自由程度較高的英國媒介里既沒有見到提出質疑的文章，也沒有聽到相關的論爭，更沒有人提出這樣的報道是否也是“種族主義”的延續。

隨著歷史的發展，種族主義這個概念的內涵已經因歷史條件的改變而發生了改變。從啟蒙時期起，對科學的逐步重視使人們越來越多地用量化的標準來辨別人與人之間在生理條件上的不同。通過對人物理或表面上“自然”特征不同的辨別，人們理所當然地“科學地”在“我們”與“他們”之間劃出了界限，將不同的人分出了優劣。這種從外在特征將人類劃分優劣的方法為一個國家或民族侵略其他國家或民族提供了自然化、合法化的依據。由于其他民族或國家在劣等的范疇內，所以被壓迫與被統治就有了合理的原因和解釋。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運用由此闡發的理論體系合法化自己的權力和統治。這樣的思想與方法，直到今日仍然根植在很多人的頭腦中，出現在不少學術思想之中，甚至更為可怕的是，顯形或隱形地貫穿在流行文化中。因此，科特爾認為，種族主義的思想交織在我們歷史的形成之中，已成為變化中的社會和話語形成的一部分[8]。消除它需要不同國家與民族之間長期的溝通與對話。

近年來，由于這種種族主義理論顯而易見的問題，這種以表面生理特征為依據的種族主義已經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批評和譴責。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這是一種錯誤的論調，并對此相當的警惕。1月4日，英國BBC名牌談話類欄目凱爾羅依脫口秀（Kilroy）節目主持人凱爾羅依在《周日快報》上發表了此后使他臭名昭著的評論文章《我們不欠阿拉伯人任何東西》，指責阿拉伯人是“人肉炸彈、肢體切割機、婦女壓迫者”。英國穆斯林協會馬上提出要起訴凱爾羅依這種歧視性言論，同時英國島內也對此進行了長達數月的討論。凱爾羅依被BBC辭退，該欄目從此被取消。BBC在辭退這個主持節目長達17年之久的著名主持人時發表聲明表示：我們不能允許一個有這種明顯的種族歧視觀點的人主持這樣一個尤其以平等為標志的節目。

相比凱爾羅依事件，中國“神州5號”報道中以暗喻和隱語為特征的歧視性話語體系并沒有引起人們的任何警惕。而當我們將媒介文本置放在社會歷史語境中，對媒介文本進行分析，新種族主義的諸多特征與傾向便呈現了出來。從以上對“神州5號”報道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新種族主義”是將對文化的歧視編碼到對其他文化的描述中。在這里，種族的不同被理解為文化的差異，種族成為一種社會化的概念。如果說舊種族主義常常表現為種族奴役、種族隔離、種族清洗或者辱罵等極端的行為，那么新種族主義則表現得比較含蓄與溫情。它甚至標榜民主，從而否認自己是種族主義。它不強調人們在生理上的差異，卻不否認種族文化的不同實際上是有優劣的。與舊的種族主義多表現為行為上的暴力不同，新的種族主義是話語的暴力，符號的暴力。因此，媒介是新種族主義的最重要的載體之一。

六、結語

作為種族主義的一種延續，新種族主義給跨文化交流帶來的惡果是一樣的。媒介報道中充斥的以語言符號為載體進行“文化的排他”和種族主義行為一樣加深彼此的誤解，引發彼此的敵對。它依然反映了一個民族與種族的不平等系統，并由社會內部成員共享的話語體系來維持、復制和鞏固。尤其是由媒介精英引導的對他者的談論，不僅給社會內部成員，即我們，提供思想來源，而且創造群體的連貫性，維持現有狀態。因此，以文化為主要歧視對象的“新種族主義”問題正逐步得到研究者們的重視與討論。

新種族主義對媒介報道的潛在影響是近年來跨文化傳播研究提出的新問題。希望本文能引發更多學者對此的關注，為建立更為公平有效的跨文化傳播提供更多的學術思路與啟發。

注釋：

[1]Hall,S.(1996)NewEthnicityinDavidMorleyandKuan-HsingChen(eds)StuartHall:CriticalDialoguesinCulturalStudies.London:Routledge

[2]H.C.Marina.(1980)TheIdeologicalDimensionofMediaMessagesin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s)Culture,MediaandLanguage.London:HutchinsonPublishingGroup

[3]Dijk,vanT.A.(2000)New(s)Racism:ADiscourseAnalyticalApproachinSimonCottle(ed.)EthnicMinoritiesandtheMedia:ChangingCulturalBoundaries.MiltonKeynes:OpenUniversityPress

[4]Cottle,S.(2000)MediaResearchandEthnicMinorities:MappingtheFieldinSimonCottle(ed.)EthnicMinoritiesandtheMedia:ChangingCulturalBoundaries.MiltonKeynes:OpenUniversityPress

[5]該文的網絡版本標題為《中國外賣上天了》（Chinesetakeawayisoutofthisworld），

[6]同上注釋2。

[7]Young,M.(1996)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Pragmatics,Genealogy,Deconstruction.Australia:MultilingualMattersLtd.

[8]同上注釋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