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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美國次貸危機之所以迅速發展演變為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機，與金融創新過雜過亂、導致市場約束機制失靈不無關系。回顧此次危機中的金融創新，投資銀行等機構在次級貸款基礎上設計出初級衍生金融產品—抵押貸款支持債券（MBS），并在此基礎上設計出第二級金融衍生品，即債務抵押權益（CDO），繼而在CDO產品的基礎上設計出第三級衍生品。利用金融創新，金融機構創造出各種資產支持證券以及衍生產品，釋放出大量因貸款占用的資本金繼續進行放貸，催生了泡沫，積累了風險。更為重要的是，這些金融創新產品結構繁復、風險難辨，即使專業金融人士也未必弄得清楚，更不要說普通投資者了。由此可見，雖然金融產品創新大大提升了資金使用效率，加快了全球資金的周轉速度，但產品創新過雜，數量過多，離實體經濟的真實需求越來越遠，最終引發了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的深刻教訓說明，對于金融創新的評價和使用，必須辨證分析，趨利避害。首先，金融創新的根本出發點是服務實體經濟，滿足市場的真實有效需求。脫離實體經濟的金融創新并不能創造新的價值，往往演變為金融系統內部的價格投機。其次，金融創新要與金融體系發展的成熟水平相適應。金融市場是一個整體，其成熟程度是由市場基礎設施、市場參與者和市場對外關聯度等因素共同決定的。金融創新需要與金融市場的發展水平相匹配，與市場參與者的認知水平和風險管理能力相適應。第三，金融創新的推動和發展應符合投資者的根本利益。作為投資者改善管理、優化財務、對沖風險的工具，金融創新應按照商業可持續的原則進行規劃設計，堅持金融創新適宜投資者的風險偏好和實際的風險承受能力，防范因信息不對稱可能引發的商業欺詐行為。

二、金融危機后國際銀行業金融創新新動向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社會對金融創新進行了深刻反思，并采取了不少措施約束脫離實體經濟需求的過度創新行為，國際銀行業特別是歐美銀行業金融創新出現了一些新的動向。

（一）更加注重加強對金融創新的監管，金融創新重新步入規范化的時代。危機爆發后，針對金融創新缺乏市場規范、透明度過低、創新過度等亂象，歐美國家開始重塑金融監管體制，普遍表示要建立一個普適于所有經銷商和衍生產品，包括利率互換、貨幣互換、外匯互換、商品互換、股權互換、信用掉期違約以及其他未來可能創新的產品在內的全面、審慎的監管制度，以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給金融市場帶來系統性風險。如果說危機前十年到二十年的時間，是以美國華爾街為主導的全球金融創新大發展的年代，那么金融危機后一系列的金融監管改革，則標志著全球金融創新規范時代的到來。比如，2010年7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金融保護法案》，提出要成立金融消費者保護局與系統性風險監管委員會、調整美國的監管結構、加大美聯儲對大的金融機構的監管，以及設立對大的金融機構進行監管的防范和化解風險專門工作委員會等監管政策，這有利于解決美國金融創新過程中創新過度的問題，使其回歸價值創造的本質。又如，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于2009年1月文件《新資本協議市場風險框架修訂稿》與《新資本協議框架完善建議》，對新資本協議框架下資產證券化創新的風險防范提出修改建議，包括銀行應在其內部資本充足性評估程序中對資產證券化所引致的所有風險予以處理；銀行使用內部評級法計量資產證券化監管資本要求，應給予再證券化風險暴露更高的風險權重；對使用外部評級計量證券化資本要求設定了額外限制條件；加強資產證券化流動性便利的監管，等等，這將對規范金融衍生品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二）過度復雜的金融創新產品已風光不再，但簡單、透明的資產證券化產品仍保持較快增長勢頭。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金融業創新發展一日千里，特別是層層衍生的金融工具創新更是呈現爆發式的增長。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證券市場信心頓失，復雜衍生品市場發行量也一瀉千里，歐美市場作為主要的金融衍生品市場，開始了痛苦的去杠桿化過程。全球CDO發行量從2006年的5520億美元、2007年的5030億美元，驟然下降到2008年的611億美元；全球CDS名義市值從2007年底的62萬億美元驟降為2008年底的33萬億美元；全球金融衍生品名義市值在2008年下降24.6萬億美元的基礎上，2009年又繼續下降了35萬億美元。復雜的金融衍生品市場在危機后已風光不再，特別是受制于監管的制約，過度復雜的金融衍生品的創新及交易在未來可能進一步萎縮。但與此同時，在美國，一些單級證券化產品在2008年后還一直在發行，特別是貸款交易等資產證券化的前端初級產品快速恢復，保持著較快增長的勢頭。據得力（Dealogic）的數據顯示，美國2008年和2009年包括汽車貸款、信用卡貸款、住房貸款、設備貸款和學生貸款等資產類型在內的資產證券化產品的發行量仍分別達1395億美元和1509億美元；2010年前兩個月也有185億美元的發行量。此外，美國2010年第一季度共發行了價值29億美元的商業按揭貸款支持證券，而2009年第一季度這類證券的發行額不到7億美元。這說明簡單、透明的資產證券化產品仍是必要的市場工具，對于金融市場的發展仍起著積極、重要的作用。特別是，金融危機后美國仍然運用資產證券化的原理和一些簡單的結構性證券處理許多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簡單的金融衍生品在幫助美國轉移、化解金融風險、避免大規模的長期經濟衰退方面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三）更加注重發揮金融創新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特別是注重對新興市場中小企業業務的創新拓展。危機過后，歐美銀行業的業務重點紛紛轉移到傳統企業銀行、貿易融資、中小企業業務等領域，加大了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和創新服務，一些國際性的大銀行更是紛紛加大了對新興市場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創新拓展力度。比如，匯豐銀行通過全球網絡為新興市場中小企業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亞太地區特別是中國的中小企業一直是匯豐銀行金融服務的重點。隨著到海外投資拓展的中國企業越來越多，匯豐借助其在全球發達的服務網絡優勢，為中國的中小企業提供包括外匯、融資、貿易、匯款和現金管理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務，特別是提供快速便捷的人民幣跨境結算業務服務，目前匯豐已在全球33個國家和地區具備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服務能力，并已在其中17個國家和地區分別完成了首批業務。又如，近年來渣打銀行積極挖掘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小企業業務的潛力，在亞太、中東、南亞、非洲等新興市場國家大力拓展中小企業業務，積極創新服務產品，開創性地推出了無抵押小額貸款、商業活利貸及一貸全等一系列特色產品，建立了一套獨特并成功的運作模式。目前，渣打銀行95％以上的凈利潤來源于新興市場。

（四）綜合化經營進一步受到國際性大銀行的重視。在此次國際金融危機中，綜合化經營“穩定器”的作用得到進一步證實。一些全能金融服務商，由于過度的風險偏好、過高的杠桿比率以及監管體系的漏洞等原因，遭受了危機的沖擊，但其多元化的業務結構有效地發揮了風險分散的作用，對于保持金融機構的相對平穩經營和維護金融市場的相對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花旗集團在金融危機爆發后，雖然其機構業務迅速惡化，但消費金融和財富管理業務仍然實現了穩健增長，2008年對集團凈利潤的貢獻度分別高達217.5％和54.6％，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資本市場及投資銀行業務的虧損，減小了花旗集團破產的風險。此外，同為綜合化經營的匯豐控股、富國銀行、美國銀行也在經歷了2008年第四季度的虧損后，于2009年第一季度開始扭虧為盈。相反，一些結構單一的金融機構，由于風險組合的選擇余地較小，因而更容易倒閉。如過去華爾街五大專業投資銀行中的貝爾斯登、雷曼兄弟和美林集團，以及主要從事抵押貸款業務的華盛頓互惠銀行和英國的北巖銀行，首當其沖地遭遇危機的巨大沖擊。需要說明的是，受次貸危機的影響，大部分國際銀行綜合化經營指標在2008年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滑，20家國際大銀行綜合化經營指標的平均值由2007年的52.6％降至2008年的41.2％。但是，國際金融危機不僅沒有改變國際銀行業的綜合化經營趨勢，反而使國際大銀行進一步意識到綜合化經營對于控制金融風險和保持盈利穩定性的重要作用。在2009年危機逐步企穩之后，國際大銀行繼續著力發展綜合化經營業務，其綜合化經營指標大幅反彈。如美國銀行在2009年進一步加大了開展證券承銷、證券經紀、資產管理和顧問咨詢等業務的力度，綜合化經營指標反而超過其2007年的水平。

三、中國銀行業金融創新的方向

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銀行業金融創新仍處于起步階段。從創新背景看，歐美國家已進入到創新驅動的知識經濟階段，創新日益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而中國經濟尚處于由要素驅動向投資驅動過渡的階段，經濟增長對創新的依賴還不明顯。從創新環境來看，歐美國家金融體系發達，有較為寬松的金融創新氛圍和公平競爭的開放市場，而中國無論在金融市場的深度與廣度，還是在制度體系的靈活性與完備性方面都難以完全滿足銀行金融創新的需要。從創新水平來看，歐美銀行金融創新日益衍生化、結構化，創新產品大都融入了先進的信息技術和定價模型，而中國銀行業的創新產品原創性較少，技術含量低，同質性與“山寨式”創新的特征比較突出。從創新效率來看，歐美銀行的金融創新主要由市場推動，既滿足了消費者的需求又使微觀金融主體獲益，而中國銀行業的金融創新則更多地從屬于金融體制改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趕時髦”、“拍腦袋”等為創新而創新的非理性因素，創新效率較低。因此，中國銀行業應借鑒國際經驗，順應國際銀行業創新發展潮流，積極開展創新活動。

（一）加速推進綜合化經營。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日益開放，經濟主體對金融服務的需求進一步提高，居民和企業不僅要求有豐富的金融產品來提供風險-收益的多種組合，而且希望通過“一站式”服務盡可能降低交易成本，對銀行的綜合化經營提出了迫切需求。未來幾年，我國銀行業應在綜合化經營方面作出更加積極的探索。比如，進一步加強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合作，開展交叉銷售；積極探索和創新跨市場、復合性的金融產品，特別是以資本市場為平臺，推出更多的商業銀行創新產品；積極開展資產證券化，等等。

（二）大力開拓財富管理領域。從國際經驗看，財富管理是現代商業銀行重要的利潤來源，如恒生銀行財富管理業務創造的利潤已占整個集團利潤總量的近50％，瑞銀集團私人銀行業務創造的凈利潤占比近10年來一直保持在35％以上。經過多年來的金融改革，我國在證券、保險、基金、信托等領域從無到有、不斷完善，基本形成了現代金融市場體系的整體框架，在制度上和體制上為財富管理業務的開展特別是證券類投資產品和結構性金融產品的推出奠定了基礎。商業銀行應順應國內居民財富管理需求高速增長的態勢，不斷加快財富管理領域的產品、渠道、技術創新步伐。

（三）加強中小企業業務創新。對我國商業銀行而言，中小企業業務具有巨大的發展空間。目前在我國工商管理部門登記注冊的中小企業數量已超過千萬，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9％以上。中小企業不僅數量龐大，而且在產業升級、技術改造、規模擴張過程中對銀行的融資需求相當旺盛。近年來我國金融機構紛紛加大了對中小企業業務的拓展力度。實踐表明，加快發展中小企業業務需要構建與大企業業務不同的經營管理體系，如建立與中小企業信貸相適應的信用風險管理模式、考核機制、產品體系等。

（四）跨境金融業務將加速發展。近年來，在全球化、市場化、信息化三大力量的推動下，中國經濟加速與世界經濟融為一體，國內企業紛紛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跨國經營活動蓬勃發展，國內居民出境旅游探親、留學經商等也日趨頻繁，這些都對跨境金融服務產生了巨大需求。針對上述變化，匯豐銀行、渣打銀行等國際先進銀行已經利用其廣泛的國際服務網絡推出了不少跨境金融業務品種，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中國銀行業機構也應順應潮流，力爭通過大力創新為客戶提供高效、優質、全面的跨境金融服務。

（五）積極探索移動金融。隨著移動互聯網和智能終端的快速發展，移動金融作為一種新興的銀行渠道，面臨著廣闊的發展空間。國際電報聯盟研究表明，到2011年末全球使用手機銀行服務的用戶數將達到8.16億戶，而提供移動金融服務的銀行可獲得高達60％的新客戶，并能帶動以前與銀行之間不存在業務往來的近20億用戶進入到銀行交易系統中。總之，商業銀行“水泥+鼠標+拇指”的時代已經到來，能否在移動金融領域占有一席之地，關鍵在于銀行能否提供有針對性的、差異化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并逐步構建有競爭力的手機銀行產品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