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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存美學在福柯思想體系中的地位福柯的生存美學(l’esthétiquedel’existence)，是他長期進行知識考古學(l’archéologiedusavoir)以及權力和道德系譜學(lagénéalogiedupouvoiretdelamorale)研究的直接成果，也是他自身生活歷程的經驗總結和實踐智慧(phronesis)的結晶，同時又是他在探索西方思想源頭和批判古希臘羅馬時代原有生存美學古代版本的基礎上，為了徹底擺脫近代西方思想及其社會制度的約束，根據現代生活條件而創造性地設計出來的新型的自由生活方式(unenouvellemanièredevivre)。福柯一生所關懷的基本問題，始終是我們自身的生活命運；為此，他既要探討我們自身的現狀及其歷史原因，又要尋求我們自身實現自由的審美生存的出路。所以，1983年，福柯很明確地指出﹕“思想史的任務，與行為史和觀念史完全相反，是要發現和考查，人類自身究竟根據什么條件，不斷地反思和考量自身﹑自己的所作所為以及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但是，在提出這個非常一般化的問題時，特別是當它涉及到古希臘羅馬文化的時候，我認為，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同我們社會中特定時期內具有重要意義的一系列生活實踐方式，有密切關系。這一整套實踐方式，可以稱之為‘生存藝術’

(lesartsdel’existence)。所謂生存的藝術，就是一整套反身的和自愿的實踐方式(despratiquesréfléchiesetvolontaires)﹔人們不僅由此確定一定的行為規則，而且還設法改變他們自身，形塑他們自身的獨特生存方式，并使他們的生活，改變成為具有特定美學價值﹑又符合特定風格標準的藝術作品(uneoeuvred’art)。這樣的生存藝術(artsd’existence)以及‘自身的技術’(latechniquedesoi)，當它們被基督教整合到教士的權力運作模式中，當它們在更后一個階段又被整合到教育﹑醫學和心理學的實踐的時候，就喪失了它們的一部份重要意義及其自律性”(Foucault,1994:IV,544-545)。因此，福柯指出：“我應該承認，同‘性’(lasexualité)等問題相比，我是更多地對‘自身的技術’以及與此相關的問題感興趣”(Foucault,1994:IV,383)。由此可見，探討‘自身的技術’以及相關的生存美學，在福柯后期的研究工作中，越來越占據重要的地位；福柯的生存美學是他尋求‘關懷自身的生存藝術’的自然產物。但是，要徹底探索生存美學，不但同‘自身的技術’的演變過程有關，而且勢必要關連到西方文化中最重要的主體性原則(leprincipedelasubjectivité)的形成和運作過程，關系到貫穿于西方文化生活中的真理游戲(lejeudevérité)策略(desstratégie)，也同西方人的基本生活經驗(l’expériencefondamentaledesOccidentaux)，特別是他們在性的方面的生活經驗(l’expériencedelasexualité)息息相關。福柯為此強調說：“我所研究的，毋寧是探索我們文化中，有關我們人類的各種不同的主體化模式的歷史(J’aicherchéplutôtàproduireunehistoiredesdifférentsmodesdesubjectivationdel’êtrehumainedansnotreculture)”

(Foucault,1994:IV,222-223)。顯然，福柯之所以在臨死前十年左右，轉而集中思考西方社會文化中的‘性史’部分以及‘自身的技術’的轉變過程，就是為了從中揭示西方主體性原

則的考古學和系譜學根源，并同時系統地清理出原本存在于古希臘羅馬文化中的‘獲取自身愉悅快感的性經驗’(aphrodisia)和生存美學(l’esthétiquedel’existence)。福柯通過他的研究發現：在古希臘羅馬時期，關于‘性’的藝術(l’artdesexualité)以及生存美學，是關懷和陶冶自身、以便使自身的生活方式，提升到具有藝術游戲性質的實踐智慧(phronesis)的更高層面﹔古代的生存美學，雖然會對自身的行為，有某種程度的約束，但其目的，完全是為了滿足自身審美愉悅的欲望，而且，它的實行過程，也完全出自個人內心的自由意愿，并有利于自身生存的審美化。因此，福柯后來集中探討生存美學，并不是偶然的。根據福柯的看法，人生在世并非為了使自己變成為符合某種‘身份’標準的‘正常人’或‘理性’的人。對人來說﹐最重要的，不是把自身界定或確定在一個固定身分框框之內，而是要透過逾越游戲式的生存美學，發現人生的「詩性美」的特征，創造出具有獨特風格的人生歷程。福柯一向把理論創造和思維活動以及生活本身，當成生存游戲藝術，當成‘關懷自身’和進行自身生命審美化的過程，也當成追求最高自由境界的一種「自身的技術」(techniquedesoi)或「自身的實踐」(pratiquedesoi)。正因為這樣，福柯贊同他的法蘭西學院的同事、古希臘研究專家哈多(PierreHadot)的基本觀點，強調哲學的任務，不應該是進行抽象的意義探討，也不是為了建構系統的理論體系，而純粹是探索和總結生活的藝術，尋求生存美學的各種實踐技藝(Hadot,2001)。人是一種永遠不甘寂寞、時刻試圖逾越現實而尋求更刺激的審美愉悅感的特殊生命體；真正懂得生存審美意義的人，總是要通過無止盡的審美超越活動，盡可能地使自身的整個生活過程，譜寫成一首富有魅力的詩性生存的贊歌。

二生存美學與‘我們自身的歷史存在論’考慮到西方社會和文化的特點，福柯認為：生存美學的重建及其實施，是離不開對于‘我們自身的歷史存在論’(l’ontologiehistoriquedenous-mêmes)的研究(Foucault,IV,223;383;609)；這是因為在西方文化和思想的演變過程中，自從基督教道德和羅馬統治者的權力運作緊密相結合之后，特別是自從近代社會產生之后，西方人的思考模式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主體性，逐漸成為了個人和社會生活以及文化再生產的基本原則。“我們自身”的歷史存在論所要探討的基本問題，就是”我們自身是如何成為主體的”﹖福柯在這個基本論體中，強調了兩方面的意含：一方面是試圖揭示他所一貫嚴勵批判的傳統主體性原則的真正實質及其建構過程，另一方面則重點指明：“創建絕對自由的個人自身(soi-même)”在生存美學理論和實踐中的核心地位。為了揭示傳統主體性原則的真正實質，福柯在其一生的理論研究中，以大量的精力從事知識考古學以及權力和道德系譜學的批判研究活動，不遺余力地揭示權力(lepouvoir)、知識(lesavoir)和道德(lamorale)以及各種社會文化力量的緊密交錯關系，揭露它們相互配合、縱橫穿梭而彼此滲透的狡詐計謀，特別是揭示它們在創建和散播各種論述(lediscours;Discourse)以及貫徹論述實踐(lapratiquediscurcive)的過程中，威脅利誘地運用復雜的策略的權術游戲的特征。福柯指出，就是在這種政治運作中，我們逐漸地喪失了‘自身’，一方面成為知識、權力和道德的主體(lesujet)以及成為說話、勞動和生活的主體，另一方面也不知不覺地淪為歷代社會統治勢力所宰制的對象；所以，福柯由此指出，主體無非是各種傳統理論對每個人的自身進行扭曲的結果，也是社會統治勢力普遍宰

制個人的欺詐手段。正因為這樣，福柯對傳統‘主體’深惡痛絕，欲予徹底批判而后快。更具體地說，福柯在其長期的理論研究中所要探討的基本論題就是：‘我們自身為什么和怎樣同時地成為知識、權力和道德的主體和客體（對象）’﹖我們自身在形成為知識、權力和道德的主體的過程中，究竟又怎樣既滿足于主體地位，又永遠感受到自身的不自由﹖福柯由此認為，如果我們自身并不知道自身的奧秘，不知道自身何以成為主體、卻又同時成為被宰制的對象，那么，掌握再多的知識真理，握有再強大的權力，把自身練就成德高望重的人，又有什么意義﹖在探尋上述基本論題的基礎上，福柯終于從七十年代中期開始﹐將研究中心轉向關懷自身(lesoucidesoi-même)，轉向‘我們自身’的真正自由的基本條件和實踐原則，這就是他的生存美學的基本宗旨。由此可見，福柯對傳統主體論的系譜學批判，是他建構生存美學的基礎和出發點。正如福柯所說﹕實際上，“唯有首先通過將主體自身的存在納入真理游戲之中的代價，真理才有可能被賦予主體自身”(lavéritén’estdonnéeausujetqu’àunprixquimetenjeul’êtremêmedusujet)(Foucault,2001:17)。所以，福柯明確地指出：“我的問題，始終都是關于主體與真理的關系﹔也就是說，主體究竟是如何進入某種真理游戲之中”(Foucault,1994:IV,717)。為此，福柯在1980至1981年度的法蘭西學院課程大綱進一步明確地指出，‘步入真理的門檻’(l’accèsàlavérité)，對當代西方人來說是如此重要，以致連西方人自身的身份及其生活的意義，都是由此決定的(Foucault,2001:504)。經過長期探討，特別是經過曲折的知識考古學和權力道德系譜學的批判研究之后，福柯終于以總結的姿態，對主體性問題作出如下結論：“首先，我想，實際上并不存在一種握有主權、作為建構者、又到處可以找得到的普遍形式的主體(jepenseeffectivementqu’iln’yapasunsujetsouverain,fondateur,uneformeuniverselledesujetqu’onpourraitretrouverpartout)。對于這個主體概念，我是非常懷疑和討厭的(Jesuistrèssceptibleettrèshostileenverscetteconceptiondusujet)。我想，與此相反，主體的建構，是通過一系列約束的實踐，或者，以某種更加自律的方式，通過解放的和自由的實踐，如同古代時期那樣，同時，當然也根據人們在文化領域內所遇到的相當數量的規則、風格和規定(Jepenseaucontrairequelesujetseconstitueàtraversdespratiquesassujettissement,ou,d’unefaçonplusautonome,àtraversdespratiquesdelibération,deliberté,comme,dansl’Antiquité,àpartir,bienentendu,d’uncertainnombrederègles,styles,conventions,qu’onretrouvedanslemilieuculturel)”(Foucault,1994:IV,733)。三生存美學的核心是‘關懷自身’福柯就是這樣，試圖通過對統治者所操縱的真理游戲的考古學和系譜學的研究，揭示和闡明：人生的真正目標，不是尋求時時約束我們自己的‘真理’、‘權力’和‘道德’，也不是盲目地依據傳統的主體論而將自身改造成為知識、權力和道德的主體；而是使自己成為自身命運的真正主人，成為具有絕對獨立意志，敢于和善于滿足自身的審美愉悅快感，使自身的言語運用熟練自如，文風優雅﹐培養成為富有創造性的獨具自由個性的個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自身的歷史存在論’所要達到的目標，是同追求自身生存自由的生存美學相一致的。福柯試圖通過他的生存美學的考察，將人本身從傳統主體性原則的約束中解放出來，恢復人之為人的自然面目：人之為人，不是他物，不是主體性原則所為﹔而單純是其自身而已。換句話說，人既不從屬于‘他人’，也不從屬于世界，更不追求抽象的‘意義’﹔人的真正奧秘就在其自身(soi-même)之中。自身，是個人生命的基本單位及其生存過程，是決定個人自由以及創造個人生命的審美生存特有本色的基礎力量。福柯指出：“人人與之相關的自身(lesoi)，無非就是關系自身(n’estriend’autrequelerapportlui-même)。總之，自身就是內在性，或者，更準確地說，是關系網中的自身的存在論本身”(Foucault,2001:514)。我們的‘自身’，在未同他人和他物發生關系以前，在本質上是一種‘缺乏’（absence）。作為缺乏，自身永遠需求建構和重建它所期望的同他人和同他物的關系。所以，自身雖然深處于人的生命活動過程內部，但它那只屬于其自身的生命力本身，具有完全自律的超越性，使它始終又發自內部的自我超越傾向，永遠產生能夠推動自我實現的某種張力關系。這就是人的‘自身’不同于其它生命的地方(Ibid.)。福柯強調，生存美學所尋求和探討的自身，是自由的自身，是真正靠自己本身的自由意向所創建﹑并不間斷地實現審美超越的生命單位和生存過程，因而是唯一的和不可取代的。

因此，福柯主張，為了創建和實現美麗的人生，我們必須時時轉向自身(epistrepheinprosheautou;conversionàsoi;seconvertiràsoi)，朝向自身，靠向自身，相信自身，關懷自身，在滿足個人自身欲望快感中，不斷實現審美生存的自由逾越和好奇性探索，以便創造、享受和鑒賞自身的生存審美快感，使自身成為真正獨立自由和充滿創造活力的審美生命體。很多人以為，福柯的整個理論活動，只是重點地對傳統思想進行批判，似乎他只會否定和破壞，并沒有進行有建樹的理論創造。但實際上，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之前，福柯的首要研究目標，就是揭示造成‘我們自身’的現狀及其歷史奧秘﹔而在七十年代中期之后，當福柯轉而研究‘性史’、‘自身的技術’和生存美學的時候，他更多地是為了尋求解決我們自身的現狀的出路。生存美學就是引導我們自身走出現狀的困境、創造自身的幸福美好生活的實踐原則。生存美學本身的提出，就是一個具有重大理論意義的創造。

四生存美學是永恒逾越的實踐智慧福柯的生存美學強調：對于人來說，只有在審美超越中，才能達到人所追求的最高自由﹔也只有在審美自由中，才同時地實現創造、逾越、滿足個人審美愉悅以及更新自身生命的過程。自身的生存審美過程，是審美的訓練、陶冶、錘煉和教育，更是具體的和復雜的生活實踐本身。它要求在自身的生存歷程中，扎扎實實而又自覺自強地進行；必須在生存的每時每刻，讓自身的生活變成為藝術的創造過程，成為充滿活力的美的創造、提煉和不斷更新的流程。顯然，在生存美學中，美不是柏拉圖式的‘理念’，不是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的化身，不是康德的‘審美判斷力’，不是分析美學所說的‘審美經驗’的實證體現，同樣也不是自身任意杜撰

明：人生的真正目標，不是尋求時時約束我們自己的‘真理’、‘權力’和‘道德’，也不是盲目地依據傳統的主體論而將自身改造成為知識、權力和道德的主體；而是使自己成為自身命運的真正主人，成為具有絕對獨立意志，敢于和善于滿足自身的審美愉悅快感，使自身的言語運用熟練自如，文風優雅﹐培養成為富有創造性的獨具自由個性的個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自身的歷史存在論’所要達到的目標，是同追求自身生存自由的生存美學相一致的。福柯試圖通過他的生存美學的考察，將人本身從傳統主體性原則的約束中解放出來，恢復人之為人的自然面目：人之為人，不是他物，不是主體性原則所為﹔而單純是其自身而已。換句話說，人既不從屬于‘他人’，也不從屬于世界，更不追求抽象的‘意義’﹔人的真正奧秘就在其自身(soi-même)之中。自身，是個人生命的基本單位及其生存過程，是決定個人自由以及創造個人生命的審美生存特有本色的基礎力量。福柯指出：“人人與之相關的自身(lesoi)，無非就是關系自身(n’estriend’autrequelerapportlui-même)。總之，自身就是內在性，或者，更準確地說，是關系網中的自身的存在論本身”(Foucault,2001:514)。我們的‘自身’，在未同他人和他物發生關系以前，在本質上是一種‘缺乏’（absence）。作為缺乏，自身永遠需求建構和重建它所期望的同他人和同他物的關系。所以，自身雖然深處于人的生命活動過程內部，但它那只屬于其自身的生命力本身，具有完全自律的超越性，使它始終又發自內部的自我超越傾向，永遠產生能夠推動自我實現的某種張力關系。這就是人的‘自身’不同于其它生命的地方(Ibid.)。福柯強調，生存美學所尋求和探討的自身，是自由的自身，是真正靠自己本身的自由意向所創建﹑并不間斷地實現審美超越的生命單位和生存過程，因而是唯一的和不可取代的。

因此，福柯主張，為了創建和實現美麗的人生，我們必須時時轉向自身(epistrepheinprosheautou;conversionàsoi;seconvertiràsoi)，朝向自身，靠向自身，相信自身，關懷自身，在滿足個人自身欲望快感中，不斷實現審美生存的自由逾越和好奇性探索，以便創造、享受和鑒賞自身的生存審美快感，使自身成為真正獨立自由和充滿創造活力的審美生命體。很多人以為，福柯的整個理論活動，只是重點地對傳統思想進行批判，似乎他只會否定和破壞，并沒有進行有建樹的理論創造。但實際上，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之前，福柯的首要研究目標，就是揭示造成‘我們自身’的現狀及其歷史奧秘﹔而在七十年代中期之后，當福柯轉而研究‘性史’、‘自身的技術’和生存美學的時候，他更多地是為了尋求解決我們自身的現狀的出路。生存美學就是引導我們自身走出現狀的困境、創造自身的幸福美好生活的實踐原則。生存美學本身的提出，就是一個具有重大理論意義的創造。

四生存美學是永恒逾越的實踐智慧福柯的生存美學強調：對于人來說，只有在審美超越中，才能達到人所追求的最高自由﹔也只有在審美自由中，才同時地實現創造、逾越、滿足個人審美愉悅以及更新自身生命的過程。自身的生存審美過程，是審美的訓練、陶冶、錘煉和教育，更是具體的和復雜的生活實踐本身。它要求在自身的生存歷程中，扎扎實實而又自覺自強地進行；必須在生存的每時每刻，讓自身的生活變成為藝術的創造過程，成為充滿活力的美的創造、提煉和不斷更新的流程。顯然，在生存美學中，美不是柏拉圖式的‘理念’，不是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的化身，不是康德的‘審美判斷力’，不是分析美學所說的‘審美經驗’的實證體現，同樣也不是自身任意杜撰

德，總是把法律和規范之外的一切，說成為‘虛空’、‘死亡’或‘異常’。但是，福柯的創造與叛逆相結合的生活態度及生存風格，促使他不僅一再地逾越現存的制度、規范、界限以及各種禁忌，而且，也不斷地更新他的研究和探索方向及論題，生動地展現他所追求的生存美學的原則。他曾經深刻地將他自身的審美生存的經驗基本宗旨，歸結為這樣的豪言壯語：“將我自己從自身中拔除，阻止我成為我自己”(Foucault,1994:IV,43)。也正因為這樣，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都將作為美的藝術品，永恒地留存在人類文化寶庫和歷史之中。總的來講，福柯的生存美學，就是他的生活﹑創作和研究的交響樂三部曲﹕(一)它首先總結和體現了福柯自身的生活實踐經驗﹔(二)它是福柯對于‘真理游戲’的考古學和系譜學研究的理論結晶﹔(三)它是福柯發揚古希臘羅馬生存美學﹑并以其自身的實踐智慧所總結出來的當代詩性生存寶典。參考資料1.Foucault,1994,DitsetEcrits.I-IV.Paris:Gallimard.2.Foucault,2001,L‘Herméneutiquedusujet.Paris:Gallimard/Seuil.3.Foucault,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