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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所謂人文精神是指人在天、地、人、神之四維結構中，將自身生命向蔚藍的天空、莊嚴的神祗及大地的皇座徹底敞開；在永恒神性的光芒燭照和引領下，人秉承天、地、神之自由意志，不斷提升自己、超越自己，不斷地從有限的生存向無限的精神王國靠近，從而不斷獲取自身的完美、和諧、自由、解放，最終使人成為圣言的承納者和言說者。具體而言，人文精神是指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尤其是在諸神隱退、世界的靈魂呈現出精神之無根性的當代，人對歷史、文化、藝術、生命、存在等人類永恒基本主題產生的精神性體驗。如人對永恒的叩問，對靈魂的造訪，對失去的生存依據和精神家園的追尋。就詩歌的人文精神而言，是指詩人在具體的藝術型態——詩歌藝術的寫作與探求中，詩人及詩歌作品本身所觸及到的人類精神的層面，即：詩歌所表達與揭示出的關于人、生命、存在之境況；關于生命之價值、意義以及關于生、死、美、愛、自由、真理等人類精神最本質問題的追問與質詢。如果說在世界之夜的時代，詩人的神圣使命是尋訪遠去的諸神的蹤跡的話，那么，詩歌的人文精神便是詩人面對整個人類，面對永恒的時空在“整體性語境”中的詩性言說和終極價值關懷。審視和考察漢語詩歌之發展、動態及現狀，只能以漢語詩歌本身所承納，涵攝的人文精神為理論依據，這是唯一的價值維度。

漢語新詩自五四新文化運動發韌至今，已經歷了約一個世紀的艱難歷程。在近一個世紀的流變、革新及發展中，漢語詩歌從世紀初的初創，至“”后期的逐漸成熟，及至80年代后期的開拓與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失敗之處也是明顯的，尤其理論的研究，始終滯后。研究、總結漢詩發展的脈絡、動向及現狀，我個人認為必須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從漢語詩歌發展的縱向，研究漢語詩歌的價值取向，及其追求并達到的歷史高度、審美價值、文化意義；二是對漢語詩歌進行橫向比較，即研究漢詩在整個世界大文化背景——詩歌框架中的存在根據、價值意義。這是審視、判斷及評價漢語詩歌的兩大出發點和理論依據。舍此，任何關于漢語詩歌的價值評判都是缺乏嚴肅的藝術態度及學術依據的。使人痛心的是，目前詩歌理論及批評界對漢詩尤其是當代漢詩現狀的把握是極其貧乏和混亂的，甚至可以說是不負責任的。要么予以全盤否定，要么便是夜郎自大式的自我陶醉，或別有用心地相互吹捧。詩歌理論及批評界表現出的對漢詩尤其是當代漢詩現狀的無知和偏見，極大限度地桎梏著漢詩的發展，不過，現在到了清理的時候了。

本文試圖從歷史和文化的高度并以漢語詩歌本身的價值取向(精神維度)作為批判的出發點，來分析、把握、評價漢詩發展的線索、現狀及發展態勢。其中，對當代詩歌現狀的分析——如當代(第三代)詩人群體，當代詩歌的精神價值取向、文化及歷史意義，對當代詩歌的美學追求的分析論證——是本文寫作的重點。本文旨在喚起有良知及真知卓識的詩人及理論家對當代先鋒詩歌的關注，并對其進行全方位的、真正有學術價值的批評和研究。

二、回顧與批判：“個人語境”與“集體語境”時期

1．第一代詩群：1914—1978

詩歌藝術，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精神的藝術。任何時代的詩歌，不管它技術如何高超；語言如何創新，形式如何流變……但要考慮詩歌所達到的高度，則必須將之納入一種宏大的歷史／文化語境中，納入整個世界文化發展的大背景中，考察它在整個人類歷史進程中的重大作用，以及它在整個人類自身不斷完善、上升道路上的文化意義；考察它無論面對任何一個怎樣發展變化的大時代所深刻揭示和把握人在特定的歷史境況中的生存狀態；考察它所展示的人面對自然、社會、歷史、時間所呈現和彰顯出來的生命之大美——生命的宏麗、完美、崇高——即人在朝圣的天路歷程中所展示的真、善、美、愛、自由、解放等終極意義上的靈魂之大美，一言以蔽之，即詩歌在文化意義及神性原則上的精神向度。如但丁的詩歌即表達了西方文藝復興時期人面對中世紀宗教的束縛和政治一體黑暗統治生存狀態下人尋求自身解放的呼告，它言說了人在受難過程中的信仰、激情，表達了人性的莊嚴、神圣，顯明了人類在其受難和朝圣的天路歷程中人被天、地、神之整一完美結構所穿透，以及救贖的必要性、可能性；19世紀另一位偉大詩人歌德的詩歌歌唱了整個資本主義上升時期人類的感性生活，深刻地揭示了人類精神在物質、金錢、名利壓迫下人性分裂的可能性。又如德意志另一位幾乎被世界拒絕和遺忘的偉大詩人荷爾德林，畢生用詩歌謳歌和尋找著人類的精神家園。資本主義時代，是諸神隱退、世界之夜到來的時代，荷爾德林的作品，作為孤獨和沉思的典范，他的主題只有一個，即畢生都在追尋光輝澄明的希臘文明和希臘精神，恢復偉大的古典主義傳統。“為恢復語言的活力和復蘇人的靈魂而工作。”(斯特芬·喬治)海德格爾曾指出：“思想家的使命是言說神圣，而詩人的偉大使命是為神圣命名。”荷爾德林的時代，是一個舊的神靈已經死亡而新的神靈尚未到來的時代，整個人類都在為一個物質時代的到來歡呼、陶醉，只有荷爾德林在那世界的深淵中體驗、忍受，并用他沉靜、清澈的聲音呼喚新的上帝——盡管他的聲音被那個卑劣的時代和無知的人們所拒絕。上一世紀至本世紀初，惠特曼詩歌所倡導的個性的解放，葉芝、龐德詩歌表現出的對貧乏和蒼白的當代生活的厭惡和拒絕，里爾克詩歌表達的對人性的謳歌，艾略特詩歌表露的對歷史及文化的無情批判，埃利蒂斯詩歌對人類精神領域的最后堅守……如此等等，構成了世界詩歌豐富而深刻、宏麗而崇高的精神畫卷；同時也揭示了一個偉大的真理，即：一個詩人最偉大最崇高的使命便是“言說神圣”和“為神圣命名”。那么，在此世界文化的整體?錁持校謖廡┪按笫璧墓餿倨羰鞠攏煤河鐨醋韉氖嗣怯質竊躚伎己透璩哪?

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具有幾千年歷史傳統的詩歌大國，正是在傳統文化龐大的精神困境及生存危機中，新詩的引進對傳統文化藝術不啻是一個巨大的反叛，但這種反叛與其說是建立在對傳統文化(詩歌)精神的批判上面，還不如說是建立在對新的詩歌表現形式——詩歌的語言及格式的尋求與創新上面。在詩歌的精神性方面，新詩對于傳統文化精神主要還是持一種認同態度，即使反叛，也顯得那么溫和、表層、平面、無根基。換言之，在近一個世紀的發展與掙扎中，所謂新詩革命為中國詩歌帶來的，幾乎只是文學體裁、詩歌方式、語言、技巧等方面的變化。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深層民族文化心理支配下，漢語詩人幾乎總是一再地在詩歌中用所謂東方文化精神對西方詩歌那博大、恢宏的文化精神實現本能的拒絕和逃避。在僵死而又無比強大的精神文化怪圈中，漢語詩人們似乎總是更多更自覺地繼承和接受了他們自己正在或將要反抗的東方文化傳統——封建的儒家文化精神和逃避現實人生的道家文化意識。盡管這些詩人曾經或打算發出的是憤怒和反抗的聲音，但因為這拒絕和反抗建構于一種缺乏終極信仰和價值關懷的僵死文化模式中，因此，它最終只能是一種“無根”的反抗，而反抗者最終也只能被他所反抗的東西吸納和湮沒。漢語詩歌，正是在這樣一種失語的文化心態和沉重的歷史語境中走過了自己近一個世紀的艱難路程。在關于漢語現代新詩斷代問題上，我主要是基于以下兩個原則的考慮：一是根據漢語新詩在近一個世紀漫長的發展流變中由個體詩人逐步形成的那些“整體詩群”所能達到的精神向度；二是以新詩發展各個階段中詩歌本身(從內容到形式)從誕生到逐步成熟這一發展過程來加以考察和區分。基于上述原則，我把漢語新詩初步劃分為三個階段(時期)。第一階段(第一代)從胡適的《嘗試集》至1978年粉碎“”止，為新詩的初創期；第二階段(第二代)自黃翔、食指、北島他們所謂的“朦朧詩”起至80年代中期為新詩的發展期；第三階段自80年代中期迄今是新詩發展的成熟和超越期(第三代，亦稱前衛或先鋒詩歌)。

第一代詩人的詩歌，在引進外來的詩歌形式，打破舊的詩歌傳統以及運用新的語言、新的詩歌方式表達個人生存意志、內心沖突、反對黑暗勢力、鞭撻社會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嘗試。但從本質、形上的意義上看，這一時期詩歌的局限性也是巨大的。從詩歌方式上講，這一期的詩人們主要致力于對外來詩歌形式的引進、消化、借鑒和模仿。如郭沫若詩歌對德國狂飆主義詩歌及表現主義文學手法的模仿；徐志摩對歐洲古典及浪漫主義詩歌風格的模仿；戴望舒、艾青、李金發等詩人對象征主義詩歌的模仿等。從其詩歌總的精神價值取向來看，這一時期漢語詩歌幾乎全部作品都在一種以“權力話語”為其本質特征的“個體語境”及“集體語境”中表達某種偏遠而古老的地域文化理想、狹隘的民族主義意識，或抒發一種處于高度黑暗和專制文化中的個體生命單向度的自我心靈感受、無謂掙扎、控訴和反抗。如郭沫若詩歌那混雜著浮士德精神與阿Q式宣泄的情感體驗；馮至、戴望舒詩歌揭示的知識分子在專制文化中的掙扎和感受；徐志摩、何其芳詩歌那美麗、抒情外表下的幻滅情感；李金發詩歌近乎頹廢的絕望；艾青詩歌對專制制度唐·吉河德式的抨擊以及對另一種近乎虛幻的烏托邦理想的贊美和歌唱；九葉詩人關于人的自我意識之覺悟、個人生?庵局哐锏內└韜鴕魎小庖皇逼詰氖櫨謾案鎏逖運怠焙汀凹逖運怠貝婧途芫璧摹罷逍匝運怠?即詩歌這一精神現象站在人類整體高度上所表述的對人類整體的終極價值關懷)，因而無法達到詩歌“整體詩性言說”的高度，以致喪失了漢語詩歌在歷史／文化價值維度上存在的最終依據。

2．第二代詩群：“朦朧詩群”

第二代詩群系指“”后期崛起直到80年代中期的那些詩人群。他們中間的代表人物是黃翔、食指(郭路生)、芒克、北島、江河、多多、楊煉、顧城、嚴力、舒婷等。這是在歷史斷裂后的文化荒漠和失血、失語的詩歌土壤上成長起來的一群，沉重的歷史重負、深重的民族災難、日益枯竭的漢語詩境及詩人的生命感受力，還有對黑暗歷史和專制文化的懷疑及憎惡，迫使他們成為“迷惘的一代”人中“思索的一群”。建國后突然斷裂的詩歌傳統，在他們身上得以復蘇。當結束，國門打開，這群詩人受到臺灣詩歌及西方紛繁復雜的現代主義文化思潮、文學流派廣泛而持久的影響(本世紀濫殤于整個西方文學界的象征主義、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達達主義、立體主義、意象主義、魔幻現實主義、唯美主義、存在主義、形式主義、新浪漫主義、荒誕主義、未來主義、后現代主義等等)。的確，他們的詩歌為僵死而沉悶的漢語詩歌帶來了強烈而持久的沖擊，但也應認識到，他們的思考還僅僅局限于現象與表層上面，他們與前輩(第一代詩群)相比只是具有量上的區別而并末形成本質意義上的超越。這場新的文學運動(或文化思潮)給漢語詩歌帶來的變革，與其說是體現在用詩歌所建構的宏大而深刻的精神內涵上，不如說是更多地體現在第二代詩群對西方現代主義詩歌表現手法的進一步吸納、借鑒、運用上面。那些無視詩歌精神性而盲目地注重詩歌現象，并為之迷惑的詩歌理論家們趕忙輕率地將之稱為——朦朧詩(這種詩歌現象學意義而非詩歌本質特征意義上的命名，如此膚淺然而卻幾乎作為一種權威的定論，一直廣泛地被傳播和沿用，并且，它無言地消解著和拒絕了真正學術性的研究，這難道不是詩歌理論的“失語”嗎?)。新的詩歌技巧帶來了新的美學風格，豐富了詩歌的藝術表現力。我至今仍然記得當年這些建立在“個體言說”和“集體言說”語境中的個人(民族)英雄主義的詩歌為當代詩壇帶來的巨大震撼!那真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年代，詩歌的荒原狀態和文化的真空時代似乎被徹底摧毀了。人的尊嚴、生命的意義、個體生命的價值似乎得到了承認和體現，悠久而深厚的文化傳統似乎得到了復蘇和延續……一個時代的沉默，正義、良心通過北島們那混合著西西弗斯精神與夸父情結的憤怒的英雄主義和聲對一個時而麻木、時而瘋狂、時而沉默、時而喧囂、時而柔弱、時而暴虐的古老民族進行了初次的啟蒙和精神洗禮。這一代詩人的詩歌精神，即詩歌的精神價值取向，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特定的歷史境遇中對作為個體的人的非人處境、民族與個人的命運、遭遇、內心的苦難歷?桃約傲夾摹⒄宓取凹逍雜錁場苯辛碩嘞蚨鵲奶逖楹蛻羈譚此跡緇葡琛⑹持浮⒈鋇骸⒍嘍唷⒚⒖說仁說氖柚幸輝僨炕畝哉黽壑堤逑檔幕騁桑哉胬懟⒄濉⒘夾摹⒌賴錄懊賴募壑檔淖非蟆⒖志澹勻松案鋈嗣恕⒚褡迕說某了跡隕壑檔目隙ǎ歡竊謖廡┦俗髕防鎪干涑隼吹畝砸桓齷拿氖貝耙恢腫ㄖ浦貧鵲吶械撓縷H綾鋇旱摹痘卮稹貳ⅰ督峋只蚩肌掠雎蘅恕貳ⅰ兌磺小罰喚擁摹緞切潛渥嗲貳ⅰ度夢頤且黃鹱甙傘罰皇持傅摹斗吲貳ⅰ斗韞貳貳ⅰ睹恕貳ⅰ豆樗蕖返齲還順塹摹兌淮恕罰皇駘玫摹墩庖彩且磺小罰宦娓暗摹恫宦返鵲取R藕兜氖竊謖觥半適鋇暮篤冢磯嗑哂謝騁刪窈團幸饈兜氖朔追鬃蠐諞恢中榛玫摹把案琛奔啊懊褡迨肥鋇男醋鰨繆盍兜摹杜等綻省貳ⅰ洞笱闥貳ⅰ蹲栽謖咚怠貳ⅰ隊胨勞齠猿啤返鵲取U廡┣饗蠐詼災泄澄幕屠啡賢氖瑁雍艽蟪潭壬纖鷙α說詼核伎己團械墓餉ⅰW艿乃道矗詼杭壇杏敕⒄沽說諞淮枘承┯帕嫉拇常蘼凼撬悄切┙⒃凇案鎏逵錁場敝械畝愿鎏逕壑檔目隙ǎ故撬墻⒃凇凹逵錁場敝械畝悅褡迕說姆此己投隕緇岬吶校級隕緇岬慕健⑺枷氳慕夥擰⒏魴緣母此眨約笆枳隕?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希望和契機。在詩藝上，他們深受西方現代主義文化思潮的影響，廣泛地吸收、消化歐美現代主義詩歌流派的詩歌技巧和表現手法，并將之與中國傳統的詩歌美學理想很好地融合，創作出對當代詩歌具有重大意義和影響的作品。然而，也許因為反抗的緊迫性與批判的必要性，使他們無暇也無法對詩歌本身進行本體性的思考與實驗。第二代詩群的崛起僅僅表現為懷疑精神和批判意識的復蘇，還不是詩歌本體意識的復蘇。詩歌對于他們，還僅僅是弘揚某種思想和精神的工具。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第二代詩群的成功，更多地表現為政治上的成功，而不是詩歌本身的成功。即使從他們整個作品的精神向度來分析，他們的詩歌在其所涵攝的精神性因素方面，也還存在著極大的局限性、盲目性及無根性。總的說來，他們的反抗和思考缺乏最高審判意義和終極價值維度。換言之，他們的詩歌作品的精神是建立在對社會型態和政治型態基礎上的社會／政治批判，而不是建立在人類視域上的對整個歷史、現實、文化、存在等終極價值意義的追問和歷史／文化批判。因此，從人類共通的最高價值維度來判斷他們的詩歌的精神向度，會發現這些詩歌僅能達到表達個體生命生存狀況的“個體生命言說”和表現民族生存命運的“集體生存言說”，而?薹ㄉ仙驕哂杏籃鬩庖逵刖哂欣飛疃群臀幕叨紉庖逕系摹叭死嗾迨匝運怠薄?nbsp;第二代漢語詩歌在其人文精神向度方面的缺陷，注定了這一代詩人的悲劇性體驗，同時也注定了他們僅是整個漢語詩歌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中間過渡性環節。在詩歌精神方面如此，在詩藝方面，雖做了一些對詩歌傳統的恢復和有益的探索，但仍遠未達到完整的文化／詩歌本體意義上的成功，這種情況，只有期待第三代(先鋒)詩群的出現，才能得到真正的改變。

三、超越與歌唱：人類“整體語境”中的詩性言說

1．先鋒詩人及其生存境況

第三代詩群，即所謂先鋒詩群，從時間上看是指自80年代中期(1986年底深圳青年報和詩歌報聯合舉辦“現代詩”大展為標志)迄今為止活躍在詩壇上的一代青年詩人群體。從詩歌本身來看，是指從這一時期詩歌所涵攝和展示的詩歌之精神性及藝術性(詩歌技巧)上對傳統詩歌(第一、第二代詩群)實現全面突破與超越的詩人群體。這一代詩人的生存境況，或者說這一代詩人在詩歌中所表露的對這一特定時代的精神體驗，集中地體現在他們用個體生命和存在意識對作為整體的歷史／文化的悲劇性體驗之中。而悲劇性正是這一時代的實質。這是一個被哲學家、詩人尼采確定為“上帝死去”，被詩哲海德格爾稱之為諸神隱退的“世界之夜”，是被精神分析學家弗羅伊德分析為“病態的社會文化”，以及被思想家薩特斥之為“荒謬”的時代。正是如此，本世紀一大批現代主義藝術家如卡夫卡、喬伊斯、里爾克、勞倫斯、加繆、艾略特、龐德、葉芝、昆德拉……對之發出過憤怒的詛咒和無情的批判。對歷史與文化產生深刻的懷疑、形上的思考、終極的追問，是這一代詩人詩歌精神最本質的特征之一。在特定的漢語生存語境中，命運使得他們必須承受來自至少四個方面的精神壓力。一是建立在扼殺人的感性生命及高度物質文明基礎上的理性力量——整體主義的力量；二是建立在具有深厚歷史傳統之上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政治型態對個體生命的抽空及對存在意識的剝奪與消解；三是在病態的現代文明中加速上升的物質主義文明等形而下的生存方式對人的精神世界的根本性摧毀和破壞；四是來自詩歌本身的困惑和尋找突破契機的巨大精神壓力。正是在這一特定的生存狀態中，一批對歷史懷有更大使命感對詩歌藝術懷有更大熱忱的青年詩人，開始了對詩歌更加潛心的鉆研和更加困難的寫作。與當時流行的“傷痕文學”、“尋根文學”、“反思文學”等文學思潮具有本質區別的是，第三代詩群在80年代中期一開始是以反對人類一切道德、文化、歷史、價值觀念、傳統，甚至包括文學、藝術、語言、詩歌……等極端虛無主義的態度開始其寫作生涯并樹立其詩人形象的(其激進的口號是“反文化”、“反傳統”，當時這些詩人幾乎所有作品都只能刊登在他們自己印刷的“地下刊物”上面，其影響一開始僅局限于詩人內部及大學生們中間)。這些作品中較有影響的是一些頗具史詩意味的長詩，如歐陽江河的《懸棺》、周倫佑的《帶貓頭鷹的男人》、劉蘇的《海葬》、廖亦武的《死城》，以及四川“非非主義”、“整體主義”、“莽漢主義”詩人中的一些作品。今天我們認識到，對于一個具有超穩固文化結構?頹看筧歡ав锏暮河鍤璐忱此擔庵旨奈幕槲拗饕逄紉殘硎欠淺1匾摹H歡庵種泄斗腫泳裰薪現厥悠蘋怠⒉蛔⒅亟ㄉ璧奈幕幸饈兌睬『盟得髁撕河鍤思笆璧摹拔薷浴薄孕榛梅炊孕榛謾K塹募壑狄殘碓謨冢廡┮浴胺創場薄ⅰ胺次幕薄ⅰ胺俏幕泵婺砍魷值模醞夾ㄈ死貳⑽幕畈憬峁溝囊饈叮雜諍鶴宕澄幕⒅馗鋈司槎鍪永肪椋叵窒穸雎員局剩⒅馗霰鵓嚀迨錄雎云潯厝恍浴賈虜飭聳錄奈幕犯蕕乃嘉絞郊笆璐忱此擔且桓鼉藪蟮慕劍嗣撬妓韉哪抗庥紗私胍桓齦悴┑目占洹?BR>

整個說來，80年代是一個浮躁與追求并舉、流派與假說紛呈、彷徨與探索共存的時代。80年代后期，漢語詩歌開始在一種沉潛與平靜的詩歌狀態中進入漢詩開拓與超越的多元格局，涌現出一批重要的詩人和作品。如柏樺、張棗、鄭單衣、劉蘇、雪迪、陳東東等詩人純粹的抒情方式，對歷史、文化獨特而超驗的生命體驗，對語言神話、幻象的沉迷和敏悟，對生命之大美的圣歌式的詠嘆；海子、駱一禾詩歌對于古典精神、古希臘文明充滿深情的注視和迷醉以及用一粒象征的“麥子”對現代工業文明的摧毀和審判；翟永明詩歌充盈著大地之意象和女性身體語言，她常常是在形上的精神向度上展開對自身生存處境的深刻揭示以及對男性制度、權力社會的無情批判；歐陽江河顫栗的語言風格中冷冷透出精神力量和詩性智慧；鄭單衣巫師般的詩人氣質和透明、純粹的語言風格、抒情方式；劉蘇唯美的詩歌風格、鋒利獨特的詩歌感受、澄澈的生命體驗達到的人類夢想高度和精神之域；韓作榮詩歌呈獻出的在巨大的文明壓力和生存困境中現代人對現代文明的焦慮、深思以及對自身靈魂的拷問；詩人昌耀對于精神彼岸和生存可能性的詩意言說和呼喚；西川詩歌表達的對人類烏托邦精神的追憶和渴求；鄒靜之浸透著深邃意象和寂靜風格的詩歌，表達了人類對某種正在失去的本質事物及古老秩序的回歸愿望；王家新詩歌的受難與拯救意識；嚴力詩歌建立在東西方文明巨大沖突基礎上的冷峻思考；耿占春詩歌對時間、空間等形上問題的關注與詢問；藏棣、梁曉明、劉翔詩歌對人類生存境況的深刻揭示，對人性及生命本身的熱情謳歌……總的說來，這一時期重要的先鋒詩人尚有孟浪、南野、石光華、萬夏、傅維、陸憶敏、海男、唐亞平、微藝、伊蕾、葉舟、孫文波、陳超、女真、潘維、黑大春、張曙光等。

正是在詩歌和生命本身巨大的生存困境中，第三代詩人自覺地站在歷史與文化的人類生存高度，站在追尋古典精神、言說神圣的“人類整體語境”中言說和歌唱，這是一種更為純粹、本質的歌唱。它結束了第一代詩人在“個體生存語境”中的自艾自怨，也結束了第二代詩人根植于“集體生存語境”中的憤世嫉俗。這意味著漢語詩歌將第一次真正站在人類精神的制高點上思考和歌唱！

2、從社會／政治批判到歷史／文化批判

與第一、第二代詩人相比，第三代詩群站在一個更高的歷史高度和更廣闊的世界文化大背景以及整體人類大意識的基點上，懷著更大的歷史使命感、責任感、受難精神以及文化拯救意識，進行他們獨特的生命體驗和艱難的詩歌寫作。他們以更開放、更寬容的文化態度和更冷峻的思考，更天才的藝術感受能力，全面消化、吸納、融匯了當代西方各種現代主義詩派和詩人的寫作經驗及表現技巧，并將之與漢語深厚的詩歌傳統加以結合，從而將之化為自己獨特的、富于創新意識并具有超越性質的詩歌方式和寫作血肉。就漢族整體文化而言，漢族歷史及文化始終是懸浮在“終極價值關懷”的缺席和“存在”的不出場這樣一種無限性的歷史文化怪圈之中。因此，在此精神的大背景下，漢語詩歌(以及其他藝術形態)的言說往往呈現出一種非整體性的、單維的、淺層精神向度的特點，帶有強烈的狹隘民族性及地域文化特征。這一典型的精神懸浮狀態，決定了漢詩幾乎從來不曾站在整個人類的立場和整個人類歷史文化的高度上言說，從而產生精神的撞擊、對話、交流。進入90年代，當代詩歌創作表現出一種更為沉寂、似乎缺乏主流與熱點的多元創作傾向。面對文化和詩歌的巨大困境，面對一個物質主義的時代，第三代詩人將會經受精神上更大的考驗，他們中的一些人開始以精神流亡者的姿態沉人到生命的內部，力圖在一種無序、混沌、原始、神秘、本真的生命狀態中返回存在，體驗永恒，用詩歌表現、揭示人類生存的一些最基本的命題。就詩歌的批判意識而言，第三代詩歌的批判鋒芒不再局限于第一、第二代詩群的“社會／政治批判”，而是將其推進到對整個人類歷史／文化的批判上面。就歷史發展的整體進程而言，所謂社會型態、政治型態只是歷史長河中的暫時性存在，是歷史的現象而非本質。因此漢語古代詩直到北島們的詩歌，不管他們詛咒或吟誦的苦難多么巨大，對扼殺生命的社會和國家制度產生多么大的憤怒，不管他們曾試圖徒勞地用詩歌哭訴，或喚醒過一代又一代人蒼白的熱情和夢想，也不管他們曾經揭示過那么多的黑暗、專制，那么多畸形的政治形態下面變態的人生、分裂的人格………凡此種種，皆因這種批判是基于對現象而非本質的批判。批判的荒謬使批判本身也陷入了一種循環的荒謬性、虛無性和無根性之中——這種缺乏價值維度和終極審判意義的批判就其本質和形上的意義講是一種偽批判，因而顯得如此蒼白、貧乏、無力。這是多么深刻而可怕的東方式的文化悖論和歷史悲劇啊!那些對歷史和文化之本質——產生現象的歷史／文化性根源產生巨大的懷疑態度和批判意識的詩人，那些不但對自身、民族而且對整個人類懷著偉大的救贖之情的詩人，那些在罪惡、不義的社會制度中反抗、堅持，懷著受難之悲劇情感重訪人類古典精神，以人性的莊嚴、飽滿的精神力量復蘇人類的偉大情感，對真理、正義、良心充滿莊嚴的膜拜之情的詩人，那些置身于虛無的時代而不斷地奔向光輝的彼岸神性，從無根性、有限性生存向有根性、無限性存在敞開、上升，尋找人類靈魂永恒精神的詩人——只有他們才是我們時代真正的詩人，也即“人類整體語境中”的詩性言說者。我們看到，批判意識的本質性轉化，即從對社會／政治形態的批判到對歷史／文化本質、文明、人性之構成的多重結構的分析、批判和超越的寫作態度；是第三代詩人的總體寫作傾向。正如詩人劉蘇所深刻揭示的人類生存境況：

多年來我其想那些悲劇

那些虛無的毀滅的意象

它是怎樣產生的?在怎樣的條件下形成?

又是怎樣華美地進入我們的生活

侵蝕靈魂，使我們成為它的一部分

不可磨滅的部分……

——《最痛的人》

從此詩所展示的深刻文化內涵、思索態度及精神指向看，詩人思考和追問的顯然不是“悲劇”這一事實而是產生這無數悲劇——人類苦難歷史的歷史性、文化性根源以及人類自身人性、性格悲劇因素等形上的問題。這些具有永恒價值和終極意義的獨特生命體驗，是絕對意義上的超越之問。它超越了個體、民族、國家、特定的政治形態、社會制度甚至時間和空間，是一種進入宏大“歷史語境”的，超乎個體生命體驗、集體(民族、國家)生存體驗而代表人類整體精神體驗的“整體詩性言說”。從第三代詩歌普遍具有歷史／文化體驗價值的詩歌精神性可以看出，他們的作品大多探討了帶普遍意義的最基本的主題，如關于生、死、美、愛、自由、真理、正義、良心、生命的意義、存在的價值、靈魂的救贖、精神的尋訪與重構以及人在歷史中的地位、作用等人類最根本的終極性的問題。

3．言說神圣：個人化寫作中的終極之問

詩歌作為時代的號角、人類的良心、“承納圣言的肉身”這一偉大藝術形式，僅有對歷史的懷疑，對文明的批判，對人性的分析，對人類文化的全面清理和消解，仍是不夠的，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一個真正的詩人的崇高歷史使命恰恰在于，他必須以自己潛心的不懈的寫作重構一個全新的世界，一個精神的王國，一個超乎現實之上的偉大幻象——人類精神的烏托邦。所以我們說，一個偉大的詩人必定是一個偉大的理想主義者，一個創世者、受難者，一個創造歷史和人類美好未來的戰士。正因為如此，面對一個靈魂喪失、與神隔絕的時代，一個精神極度萎縮、心靈無所依憑、靈魂孤苦無告的時代，一個人性普遍淪喪、物欲橫流、技術與金錢日益侵蝕人的心靈的時代，詩人的寫作意義就絕不僅僅在于用寫作拒絕一個技術和物質的世界，也不僅僅在于用寫作堅守一種精神，證明生命和自我價值的實現，或者用寫作確定一種純潔生活的方式。除此之外，他還必須將寫作化為一種行動——一種重訪古典精神、追問永恒、言說神圣、重構人類理想和價值體系的行動。當然，作為詩人，它是由具體的寫作來體現的。第三代詩群創作的主要特征，便是極端個人化的寫作傾向。這里所談的“個人化寫作”系指將自己唯一的、獨特的“個人語境”融人到特定的“文化／歷史話境”中的一種帶有人類性質和普遍存在意義的生命體驗，而非那種個人主義的生存意義和情感的表白。二者的本質區別在于，前者表達了人類整體存在語境中的詩性言說，而后者表達的僅是個體生命語境中的生存話語。正如海德格爾指出的“在世界之夜的時代，世界的深淵必須要被人體驗和忍受，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要有那進入此深淵的人”(海德格爾《詩人何為》)。

“……在一個貧困的時代，詩人何為？”

——荷爾德林《面包與酒》

“個人化寫作”即是進入世界之深淵、進入存在之城的寫作，是徹底擺脫了在傳統寫作模式中用“日常語言”模式、“大眾話語”情結、“權力語言”系統拒絕和消解“寫作”的一種本質寫作，是人作為神靈、天空、大地之子而以天地為背景，以神性為旨歸的人對歷史、文化、存在、自由、真理、善、生、死、美、愛等永恒話語最本質、最具形上意義的生命體驗。從根本上說，藝術體驗自始至終是一種獨特的生命體驗。個人體驗的獨特性、豐富性、普遍性決定了它的人類性，因此最具個體色彩的，往往是最具形上意味的同時也是最具人類性的。第三代詩人從根本上放棄了傳統寫作中對歷史／文化表象的觀照和揭示，而是將存在意識直接投注到對歷史本質、文化意義和生命內核的審視與追問之中——這一主題在他們的寫作中除了表現為對歷史、文化的批判之外，還主要表現在對人類生存境況的揭示，對人類古典精神的重訪；表現為在一種終極意義上的對人類整體大生命的悲憫、關懷與救贖精神；表現為對此在的關注，對彼岸的呼喚；表現為使人的靈魂趨向天空——永恒神性之途中那上升與超越的意識。如海子詩歌對古希臘神明時代的緬懷，柏樺詩歌對美和憂郁神秘而可怕的內心體驗，鄭單衣詩歌所呈示的沉思與冥想那生命之痛，劉蘇詩歌對生命圖景和語言幻象的超驗言說，耿占春詩歌對歷史、文化、時間、空間的形上思考，梁曉明詩歌對某種絕對精神的尋求，藏棣詩歌表達的人類純潔生活的愿望，西川詩歌對歷史和文化的神秘體驗，陳超詩歌表達的智者之思，劉翔詩歌對生命本身的深刻洞查，南野詩歌對人類命運的憂慮和關懷，鄒靜之詩歌對人類混沌、無序、原始之域的夢想，歐陽江河詩歌對人類本質狀態的深刻了悟和揭示，王家新詩歌對人類永恒精神的冥思與尋求，嚴力詩歌致力于東西方文化碰撞、對話的努力，駱一禾詩歌面對整個天空的膜拜與歌唱，陳東東詩歌純樸而優美的精神漫游，翟永明等女性詩人以獨特的生命意識對女性生命的深層開掘與神秘體驗……所有這些極具個人生命意識與人類普遍意義的救贖與歌唱，使漢語詩歌在當代超越了傳統詩歌狹隘的民族性和地域文化特征，從而真正開始了漢語詩歌能夠在一種超越人種、國度、時間和空間的歷史性語境中——一種人類整體文化意義與終極關懷精神的詩歌大背景中寫作——詩性言說的可能性！

四、結語

毋庸諱言，我們處于一個拒絕傾聽詩人聲音的時代，一個平面、拒絕深度、意義喪失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里，人們用電視系統嘩眾取寵的聲音，用報刊雜志鋪天蓋地的黑色鉛字(日常語言及權力語言系統)，用虛偽的假笑以及廣告詞那毒藥般的花言巧語來抵制和消解著詩人的良心與聲音。任何生存于這個時代的詩人都是不幸的，因為從來不曾有任何時代像今天這樣給詩人帶來如此巨大的生存的考驗與心靈的重負；同時，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的詩人又實在是有幸的——也從來沒有任何時代像今天這樣給那些真正的，具有良知、使命感、道德感和拯救意識的詩人帶來如此巨大的挑戰和契機。無論怎樣，漢語詩歌經過近一個世紀的探索、跋涉，經過一代又一代詩人的努力，無論在詩歌的精神性或藝術性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就漢語詩歌創作現狀而言，任何盲目樂觀、妄自尊大抑或妄自菲薄的態度，都是對漢語詩歌的不負責任。尤其我們應當注意到，在一個詩歌流派紛呈、詩歌傳統深厚的國度，傳統守舊的詩歌意識、詩學觀念也對漢語詩歌實驗性、前衛性的探索與進步，構成巨大的威脅。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僅對漢語詩歌發展的線索及現狀進行了初步的清理和粗線條的精神勾畫。我希望更多的詩人、詩歌理論家能夠以嚴肅的學術態度來介入對當代詩歌的學術性批評和研究。我更希望持漢語寫作的詩人們能夠真正沉下心來，站在整體人類意識及歷史與文化的精神高度上進行寫作，用“存在之詩”迎接一個更偉大世紀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