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的職稱評審涉及每個教師的切身利益，是教師們關注的熱點，它直接影響著教師隊伍素質的提高，影響著教師隊伍的穩定和發展。學校是塑造人心靈的地方，學校應該是最民主、最有正義感的地方，應是社會的一塊凈土。但是近年來職稱評審中越來越嚴重的泡沫化現象，已經玷污了教育這片凈土，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必須予以糾正。

現在各地的職稱評審，雖然具體標準不盡相同，但大同小異，一般是對教師的教齡、學歷、年度考核、專業工作獎勵、行政獎勵或榮譽、論文論著、教科研成果或是實驗課題等方面進行量化賦分，這些條目大致涵蓋了教師的業務能力和工作業績評價。雖然制度設計比較完備，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監督，只有教師的教齡、學歷這兩項比較真實，其他各項都存在泡沫成分，存在的問題較多。由于職稱評審中存在的泡沫化現象，其中存在的不公平深深地傷害著教師們的自尊，挫傷了教師們工作的積極性，影響了教師隊伍的穩定和發展，這種職稱評審方法越來越受到教師們的懷疑。具體來說，教師職稱評審中的泡沫化現象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年度考核領導占優

有的地方在職稱評審中規定，年度考核合格的年積2分，優秀的每年積5分。我們不能否認，制度是為了鼓勵教師們力爭上游，無可厚非，可每年的年度考核，由于沒有具體的考核標準，或者標準比較模糊，領導總是想方設法讓自己處于有利地位，或讓標準體現領導的意志，“優秀”大部分被領導獲得，而工作優秀的教師則常常很難獲得優秀等次。

要改變這種狀況，主管部門在對教師進行年度考核時，要有一個硬性規定，規定普通教師考核優秀的比例不低于某個標準，考核結果要做到“公平、公正、公開”，避免暗箱操作。

二、專業成績獎勵明顯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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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國維美學是中國近代美學和現代美學的交匯點，是中國傳統文論思想的繼承和總結，也是中國新文藝的先聲，在吸收和借鑒西方哲學思想和方法論的基礎上，融合了中國傳統文論的精華，形成了“天才說”和“游戲說”、“苦痛說”和“古雅說”以及“境界說”等重要的文論思想，它們分別從文學創作的起源、審美尺度、審美特征等方面對中國傳統文論的現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關鍵詞]：王國維；美學思想；起源；審美尺度；審美特征

王國維是近代碩儒，學貫中西，在哲學、美學、文學、歷史學、考古學等方面均有建樹，其美學思想也是博大精深，非一般人能夠窺其堂奧，筆者這里不揣淺陋，想就其美學思想加以討論，但愿能窺其一斑。

王國維的美學思想，不論來自哲學方面，還是來自文藝批評方面，都與社會現實發生直接或間接的聯系。現實的黑暗，使他向往光明，追求真理；光明、真理終不可得，他便放棄了這種追求，而到文學藝術中去尋求解脫。王國維的一生，在思想上一直處于一種矛盾的狀態，他的興趣志向，不僅與現實發生沖突，也常常與自己的天賦稟性不相適應。“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寡，而知力苦多；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1]人生道路的艱難曲折，思想性格上的矛盾、苦惱，使他的研究志趣一變再變，最后連文學也放棄了，而去從事歷史和考古的研究。他的美學思想，只是20世紀初到辛亥革命前后這一段時間的產物，并不能完全反映出他一生的思想發展線索。然而在這一時期，他的思想是積極向上的，對人生對未來進行了熱烈的追求，對黑暗、腐敗的社會千方百計追求療救之法。

王國維的哲學、美學思想深受康德、叔本華（特別是叔本華）的影響，他把康德、叔本華的一些結論照搬過來，作為自己討論美學問題的出發點，是中國近代美學的啟蒙者。他的美學思想是中國近代美學的第一塊理論基石，葉嘉瑩女士將王國維視為近代“中國第一位引用西方理論來評判中國古有文學的人物”。[2]

王國維對中國文學批評及中國美學之功績，既在他引進了西方的思維方式，更在與他身體力行，頗具潛在體系、規模，包括批評在內的整個人文—藝術美學為我國近代美學從無體系的思想形態走向現代意義上的獨立學科形態鋪就了一級堅實的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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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1990年代中葉后，我國的社會經濟得到快速發展，隨著教育產業化，各個高校開始擴大招生，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使藝術學生的招生數量大增。80年代至90年代，我國又新建一批藝術學院，如山東工藝美術學院在原專科學校的基礎上成立全日制本科學院，上海大學建立美術學院，湖北藝術學院分開為武漢音樂學院和湖北美術學院，此外，幾乎所有的有一定規模的師范大學和師范學院都恢復和增設藝術學院、或音樂學院、美術學院、藝術設計學院，與此同時，綜合大學也看到藝術學學科發展的光明前景及藝術學生報名人員踴躍和收費較高的經濟效益，紛紛開辦藝術學院。90年代成為中國藝術教育飛速發展的第二個高峰。90年代以來，以北京地區為例，綜合大學與理工商農林礦等大學紛紛增辦藝術學院。如北京大學在原藝術系基礎上成立藝術學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增設新媒體藝術學院，北京理工大學設立藝術與設計學院，北京林業大學最近成立藝術學院、中國地質大學（北京）設計珠寶藝術學院、中央財經大學設立藝術與新聞傳播學院、中國人民大學設立徐悲鴻藝術學院，現改為藝術學院，中國農業大學、中國礦業大學（北京）和北京工業大學、北京交通大學、北方工業大學、北京郵電學院、北京商學院等，均設立了藝術設計學院，此外，還有北京服裝學院等，由于社會經濟、商業、工業、廣告、信息新媒體、建筑等的發展，對設計人才空前需要，各大學看準這一機遇，紛紛以設計為切入點，開始組成藝術學院。所以，中國的第二次藝術教育高潮，是由于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產物，而設計藝術正是連接藝術與社會經濟的橋梁，所以各個綜合大學以藝術設計為切入點建立藝術學院就是合乎邏輯的事情。北京其他藝術院校也在發展。中央美術學院每年招生一千多人，在原來造型藝術基礎上，又新建了建筑學院、設計學院。中央工藝美術學院1999年底合并到清華大學，清華大學建立研究型大學的統一要求，使清華美學院成為全國唯一沒有擴大本科招生的藝術學院，現本科招生的數量每年仍控制在二百四十人左右，分為環境藝術設計、視覺傳達設計、信息藝術設計、工業產品造型設計、陶瓷藝術設計、金屬工藝設計、服裝藝術設計及繪畫藝術、雕塑藝術、藝術史論等專業。清華美院一方面發揮原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在設計藝術方面的優勢，另一方面在美術學方面也加快步伐發展，建立了繪畫系和雕塑系。

在搞好本科教學的同時，特別注重博士生、博士后及碩士生的培養。清華要求本科生與碩博生的比例是1比1。清華美院美術學原二級學科2003年建立博士點,在繪畫創作與理論研究、當代藝術研究及公共藝術研究等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以張仃、袁運甫、杜大愷、劉巨德、陳丹青、包林、陳輝、劉臨等教授為導師,在全國率先招收繪畫藝術創作與研究的博士生,培養了繪畫藝術創作和理論研究的高級人才。2000年,清華首先由張仃、吳冠中、袁運甫、杜大愷、劉巨德、陳丹青等教授開始招收“繪畫博士”時，當時曾引起非議和討論,并受到有關兄弟院校的反對,現經過十多年的博士生招生培養,已畢業約50名繪畫博士研究生,他們分別在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電影學院、北京林業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廈門大學等單位工作,在繪畫創作與理論研究方面取得顯著成果。清華建立起繪畫創作與理論研究相結合復合型博士生培養的教學機制,而原反對清華招收繪畫博士生的單位也開始招收繪畫博士生。現有中央美院、中國美院、中國藝術研究院、南京藝術學院等單位均在繪畫博士招生與培養方面積累了經驗,適應了社會文化與高等教育發展對高層次繪畫創作與理論研究相結合人才的需求。清華近年又以李象群教授和許正龍教授為首,開始招收與培養雕塑藝術創作與雕塑理論相結合的博士生的新的嘗試。與此同時,清華美院自2003年建立美術學博士點后,在美術歷史與理論研究方向招收和培養博士生。2004年國家批準清華設計藝術學一級學科博士后流動站,現已招收和培養了近五十名藝術學博士后人員,開展藝術學相關課題的科研工作,取得了相應的科研成果。

2011年，經國家批準，藝術學由原來文學門類下屬的一級學科上升為和文學門類并列的藝術學門類，從文學門類中獨立出來，藝術學門類下屬美術學、設計學、音樂舞蹈學、影視戲劇學及藝術學理論五個一級學科。這次學科升級和調整，為藝術學各部門的發展帶來新的歷史機遇，同時藝術學各部門及藝術學理論如何發展，取得新的創造性成果，也面臨新的挑戰。特別是藝術學理論作為一級學科，這在世界上也是首次出現，對于藝術學理論一級學科各個層面，如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的教學與科研及學科建設方面還有諸多工作要做。我國在民國時期興辦藝術學院，以美術和音樂為主，主要培養美術與音樂創作人才及師范教育人才，如上海美專、北京藝專、國立杭州藝專，都主要培養國畫、西洋畫、雕塑等創作人才及美術師范教育人才，均沒有設理論專業。但為各專業開設有中國美術史（或中國繪畫史）、西洋美術史（或西洋繪畫史）、及藝術概論、美學等主要藝術史論方面的理論基礎課。有的綜合大學哲學系偶爾也開設藝術理論或稱藝術學課程，如南京的中央大學宗白華先生在哲學系開設過藝術學的基本原理課程。新中國成立后，在民國時期藝術學院的基礎上建立新的藝術學院，仍以美術、音樂、戲劇、舞蹈、電影創作與表演為主要教學任務，直到1957年，中央美院才成立第一個美術史系，開始招收美術史論方面的本科生。1983年，中央工藝美院成立藝術史論系，開始招收工藝美術史論方面的本科生。中央音樂學院開始招收音樂學方面的本科生。“”結束后，1977年，恢復高考，1978年，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1984年，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當時藝術類碩士研究生招生，創作與理論研究兩個方面均同時進行，而在藝術博士生招生和博士點審批方面，主要是理論方向，如美術史論、音樂學等，改革開放以來培養的碩士、博士生，現已在高校和研究機構，文化教育部門發揮重要作用。目前的藝術學理論學科有了以上的學科發展基礎，這使我們藝術學理論學科有了良好的學科根基。無論是美術史論、音樂史論本科生招生培養，還是美術學、音樂學、設計藝術學等學科的碩士、博士生培養工作，都為我們的藝術學理論學科的教學、人才培養和學科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我國的文學學科和哲學學科有深厚的歷史傳統。民國時期的綜合大學都設有文學系和哲學系。新中國的綜合大學，文學和哲學都是人文社科的主要系科。我國古代的詩論、文論有豐富的文獻資料，且詩、書、畫常常聯系在一起加以研究，所以詩文理論和書畫理論呈現出互補互證的狀況，如南朝齊梁時期有鐘嶸的《詩品》，謝赫的《畫品》、庾肩吾的《書品》，詩書畫三品同時出現，相映生輝，這說明我國古代的書畫理論和文學理論密切相關。新中國成立后，我們的文學理論常常用“文藝理論”加以代替。在中國文學一級學科中，現在所設的二級學科“文藝學”，在1950年代至80年代，我們都稱為“文藝理論”，即使現在的“文藝學”，也沒有稱“文學學”或“文學理論”，而是將“藝”包括進來，稱為“文藝學”，這個名稱說明，無論是“文藝理論”還是“文藝學”，在研究文學理論時，都是注重對藝術理論的關照。反過來，我們的藝術學理論研究也要關注文藝學或文學理論的研究成果，在我國文藝理論或文藝學研究已有很好的基礎和豐碩的成果，常常在文學藝術思潮與理論的研究中，文學理論處于前衛狀態，他們在觀念、思想、方法上常走在前面，值得藝術學理論研究工作者加以借鑒。所以藝術學學科雖然從文學門類中獨立出來，但不要絕對分開，借鑒文學理論的成果來發展藝術學理論，對藝術學學科建設是大有益處的。況且諸如戲劇戲曲理論、電影電視藝術理論，都是文學學科和藝術學學科共同關注和研究的對象。所以在中國文學理論和藝術學理論的聯系，是一種客觀的歷史存在，我們要續接歷史而不是割斷歷史。

藝術學和哲學美學的關系亦很密切。西方的美學學科是從哲學中分離出來，但仍從屬于哲學。后來德國美學家馬克斯•德索想將藝術學從美學中分離出來，單獨建立藝術學，但藝術學和美學哲學仍割不斷。黑格爾曾將美學稱為藝術哲學。哲學要研究人的思維和意識精神活動，主要有三大塊，一是認識論；二是宗教論；三是藝術論。藝術是人的精神創造活動，是哲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往往大哲學家也是藝術學家。而美學更要研究藝術創造與藝術鑒賞和藝術作品的審美特征，藝術是人類和自然審美關系及人的審美理想的最高表現，美學如果不研究藝術，其領地就所剩無幾了。所以朱光潛先生要求不通一藝莫談美。北大幾位美學大家對藝術都有深入研究和深刻的思想。宗白華、鄧以蟄對中國書畫藝術的空間意境和審美形式有精辟見解，朱光潛認為其代表作不是《文藝心理學》和《西方美學史》，而是《詩論》，宗白華、鄧以蟄的學生劉綱紀結合中國書畫來研究中國美學史，著有《謝赫六法論》、《書法美學簡化》、《書法美》、《文征明》、《黃慎》、《龔賢》等書畫研究專著。他們能從哲學與美學的高度來審視藝術學問題，提高藝術學的理論思維能力。在我國，藝術學學科和美學學科雖然沒有直接聯系，但是在美學研究中也離不開對藝術問題的研究。我國綜合大學哲學系及社會科學院的哲學研究所，或文學系中，往往都設有美學教研室或美學研究室，從事美學研究有一大批學者，他們對中外美學史及藝術理論的研究均有可觀的成果。因此，我們從事藝術學理論的同仁應加強同哲學美學學科的聯系，以期在哲學美學思維方法、思想觀念上，借鑒其研究成果來發展藝術學理論學科。

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藝術學學科發展過程中，和西方航海擴展相伴，西方的一些科學家、人類學家、民俗學、社會學家與藝術學家，對一些新發現島嶼上的土著民以及南太平洋、非洲的原住民進行科學考察與人類學調查的同時，對這些土著民族的藝術活動也進行了考察，他們運用了人類學、民俗學和社會學的方法，考察了土著民族的藝術活動和藝術作品，取得一些藝術學研究成果，諸如德國學者格羅塞的《藝術的起源》、法國學者布留爾的《原始思維》等，藝術學在十九世紀后期的發展，正是靠藝術社會學、藝術心理學和藝術人類學來推動的。所以今天我們的藝術學理論學科建設，應考慮交叉學科對本學科發展的作用，注重運用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以及歷史學等學科的方法來進行藝術學的研究，開拓藝術學的研究新領域。我國當代藝術學家張道一先生就十分重視將民間藝術研究同藝術學理論的研究結合起來，取得突出成果。他的博士、山東工藝美術學院院長潘魯生教授在民間藝術學研究和民間美術收集整理方面也取得一定成果，出版了《民藝學論綱》等多部專著，山東工藝美術學院還建立了民間美術博物館，這都為藝術學理論研究作出實質性的貢獻。

一、研究背景

(一)提高高職人才培養質量的時代背景。1996年，全國人大通過并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從法律上確定了高職教育在我國教育體系中的地位，由此也拉開了高職教育發展的序幕;1999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大力發展高等職業教育”的工作要求，高職教育進入了蓬勃發展的歷史新階段。蓬勃發展的高職教育，帶動高職教師人數迅速增長，1999年我國共有專科學校474所，專任教師8．82萬人;2013年高職學校1321所，專任教師43．66萬人①，教師的成長將助推學校的發展。現階段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需要一大批能夠解決生產技術難題的高技能人才，對高職教育提出了人才培養質量要求。2014年《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2015年教育部先后出臺的《關于深化職業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若干意見》、《職業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動計劃(2015－2018年)》、《高等職業教育創新發展行動計劃(2015－2018年)》，均提出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教師是關鍵。(二)深化職稱制度改革的時代背景。2011年國務院召開的征詢政府工作報告座談會上，無錫職業技術學院顧京教授向溫總理建言:“高職教育的教師隊伍所需的能力是有別于其他類型教師的，對他們的評價指標體系應給予重點的研究”。《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首次提出“完善符合職業教育特點的教師專業技術職務(職稱)評聘辦法”。2016年中共中央印發《關于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提出“深化職稱制度改革，提高評審科學化水平”。2017年1月8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深化職稱制度改革的意見》明確了“評價更為科學，克服‘唯學歷、唯資歷、唯論文’傾向”的改革方向，力爭通過3年時間，基本完成高校教師等職稱系列的改革任務。教師職稱評審體系的構建目的在于激發教師的正確行為動機，調動教師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以充分發揮教師的智力效應，做出最大成績。高職學校培養生產、建設、管理和服務第一線高技能應用型人才的目標定位，決定了其教師評價機制應當區別于普通高校。本文研究了15個省(市、自治區)②的高職學校教師高級職稱評審辦法(學校具有教師中級職稱評審權，省級教育主管部門承擔高級職稱評審)，均力求融入職業教育特色。

二、評審辦法

各地評審辦法適用于高職學校從事教育教學的專業技術人員，包括專任教師及學生思想教育工作者。評審體系包括4個部分:資格資歷條件、教育教學條件、科研條件與破格條件。資格資歷條件參照普通本科的標準制定，包括學歷、資歷、教師資格、職稱計算機、英語、繼續教育等;教育教學、科研與破格條件體現了職業教育特點。(一)教育教學條件。教育教學是學校的核心工作，體現了對教師“教書育人”的要求。1、課堂教學條件。課堂教學包括教學工作量與教學效果。授課課程、課時數要求，專業課與基礎課教師不同:專業課教師要求授課2門課程，其中有1門實踐課程或指導過實訓，課時數最低要求為120課時/年，最高為300課時/年;基礎課教師課時數最低要求為150學時/年，最高為320學時/年。為改變以往“重科研輕教學”局面，教學效果和質量也成為一個重要衡量指標，包括督導專家聽課評議、學生評教和院系考察推薦等，內蒙古自治區自2015年增加了“說課評價”環節。學生評教作為教學效果評價的重要依據之一，申報者須合格，湖南、山東、江蘇、天津等地的申報者須有優秀等級1－3次。2、實踐教學條件。根據《教育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教高【2006】16號)“要增加專業教師中具有企業工作經歷的教師比例，安排專業教師到企業頂崗實踐，積累實際工作經歷，提高實踐教學能力”的要求，專業課程教師應具有“雙師”素質。申報者需達到任現職期間行(企)業工作(頂崗、兼職、咨詢、調研或技術服務、指導大學生社會實踐等)的累計時間要求(5－6個月);或取得相應專業的職業資格證書、技能等級證書或專業技術資格。3、育人工作條件。教師不僅是“授業者”，同時也是“教育者”。首先申報者需有承擔輔導員、班主任、班導師，或指導社團、社會實踐活動等工作經歷。同時申報者還應在工作中承擔“傳幫帶”的角色，包括指導青年教師、示范教學或學術講座等。(二)業績條件。業績條件包括教學業績、科研業績與社會服務。1、教學業績條件。教學業績的衡量指標包括:教書育人獎勵、指導學生獲獎及教學改革與研究情況。教學改革與研究主要包括教師承擔的教學建設與研究項目(含教學改革項目、課程建設項目、專業建設項目、教材建設項目、教學實驗室(實習基地)建設項目、教學基地建設項目等)、教學研究論文論著(教材)、教學改革與研究獎勵等。2、科研業績條件。科研業績的衡量指標包括論文論著、所承擔的科研項目，強調的是論文的質量和主持科研工作的能力。論文數量要求副教授3－5篇、教授5－10篇;質量要求各地標準不同，常用方式是規定發表核心期刊論文的數量(副教授2－4篇、教授2－5篇)。科研業績條件各地均有考慮學科差別，常見方式是分文理科設定，其中藝術類(音樂與美術)與體育類的條件另設。重慶細分為9類學科(包括政治與法律類、思想政治教育類、財經類、管理綜合類、文化教育類、體育學、農醫綜合類、理學綜合類、工學綜合類)設定條件;江西根據承擔的教學任務(年均課時＞200、＜100＜=200、＜60＜=100)設定條件。3、社會服務條件。高職教師肩負著教學工作和社會服務工作雙重任務。社會服務工作包括為企業開展技術服務、為企業的發展提供咨詢以及高技能人才培訓。申報者需具備承擔重大橫向項目、授權實施的發明專利、技術推廣、被政府采納的咨詢報告等條件，強調科學研究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三)破格條件。對于確有真才實學，取得高質量、標志性成果的突出拔尖人才，可打破評價指標標準化，不受學歷、資歷、職稱外語、計算機條件的限制，申報高一級專業技術職務。綜合各地的條件:破格教授需教學、科研成果獲得國家級政府獎勵或國家級政府榮譽稱號;破格副教授則需獲得省(部)級政府獎勵或省(部)級政府榮譽稱號，獎勵等級要求與排名要求各地有所不同。(四)評審方法。職稱評審一般都采用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相結合，以定性評價為主的方法。適合定量評價的指標，如教學工作數量、科研成果數量等;適合定性評價的指標，如教學工作質量、科研成果質量、思想道德表現等。申報者先要通過學校內部學科組對其德、能、勤、績平時考評與定期考評情況進行評議，然后推由教育主管部門委托的臨時專家評委會進行最終評審。

三、問題與思考

各地高職學校教師職稱評審辦法均力求體現對教師的要求，但在職業教育要求不斷提高的時代，仍有幾點亟待思考。(一)需重視師德考核。師德，是教師工作的精髓，概括為“師愛為魂，學高為師，身正為范”。各地評審辦法中的思想政治條件根據年度考核基本合格、不合格，受警告以上處分或弄虛作假者進行延期申報處理，未將師德考核要求放在首要地位。《高等學校教師職業道德規范》提出將對師德表現作為教師職稱評審的首要標準，實行師德“一票否決制”。同時建立健全青年教師師德考核檔案，將“紅七條”的師德禁行行為作為考核指標，對師德表現突出的應優先考慮。師德應為職稱評審的首要考核指標。(二)需單獨評審專職輔導員。學生思想教育工作者具有教師和干部的雙重身份，主體為專職輔導員，《普通高等學校輔導員隊伍建設規定》指出“專職輔導員可按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要求評聘思想政治教育學科或其他相關學科的專業技術職務”，“在各自職權范圍內，可將專職輔導員單獨設組，單獨評審”。各地多將輔導員作為學生思想教育工作者直接納入教師職務系列評審條件，除課時要求外，均與思政教師統一標準;內蒙古、上海、河北、江蘇等地出臺了輔導員申報專業技術資格的評審條件，評審指標仍圍繞著教學科研，均不利于考核出輔導員的真實水平。《高等學校輔導員職業能力標準》指出高級輔導員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某一領域有深入的研究并具備有影響力的成果，成為該領域的專家，包括思想政治教育、黨團建設、學業指導、日常事務管理、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危機事件應對、職業規劃與就業指導與理論與實踐研究，對輔導員的職業能力考核確立了詳細指標，可為職稱評審參考。(三)需科學合理地評審。各地高職學校教師高級職稱評審辦法對教學能力、業績與實踐教學都提出了要求，但評委會由教育主管部門臨時委托的專家學者組成，評審方式側重看論文、審科研項目，評審結果偏學術化，具有高技術水平，愛崗敬業、服務一線的人才不能突顯出來。為了激勵“把論文寫在講臺上，寫在車間里，寫在流水線上”的將研究與技術相結合的教師，2015年黑龍江高職高專教師系列職稱實行直接聘任制度;2014年浙江省宣布逐步下放高校教師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評審權限，淡化資格，強化聘任，解決評價與使用“兩張皮”的現象。2017年《關于深化職稱制度改革的意見》中提出發揮用人主體在職稱評審中的主導作用，讓真正的人才在工作崗位上發光發熱。

[論文摘要]20世紀80年代初，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思潮傳人中國。在歷經20多年的理論研究中，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的發展大致經歷了“譯介引進”、“批評實踐勃興”及“研究深化”三個階段。在此期間，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不斷地被中國的文學批評家們源引、借用、改造，最終被有效地植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話語體系之中，成為現當代文學批評多元格局中的一員，初步發展成為一個富于特色的學術領域，并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為推動中國女性文學的研究發展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論文關鍵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西比較；吸納；新變

20世紀80年代初，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傳人中國。相對其他西方批評流派與方法，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引進和傳播到中國的時間相對滯后，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由于國人對“Feiminsm”一詞的中譯文“女權主義”的普遍誤讀。“當時的人們對女權主義這一字眼有著某種反感，或懼怕，甚至厭惡。因為從字面上理解，女權主義僅僅關乎權力之爭，因而可能是一種極端的女性的自我張揚、甚至惡性膨脹。如果說，許多詞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這時候，作為一種大眾想象，女權主義一詞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張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紀80年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傳人中國時，人們對它之的態度是謹慎的。

從“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到“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實際關涉到的是一個文化過濾的過程，即接受者根據自身文化積淀和文化傳統，對一種文學理論或文學現象進行有意識的選擇、分析、借鑒與重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同樣經過了這種“過濾”的過程。在中國20多年的理論實踐中，它不斷地被中國的批評家們所借用、改造，最終被“有效地”植入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話語體系之中，成為文學批評多元格局中的一員，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在近20年的批評實踐中，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已初步發展成為一個富于特色的學術領域。其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譯介引進”、“批評實踐勃興”及“研究深化”三個階段。

一、“譯介引進"階段

[論文摘要]20世紀80年代初，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思潮傳人中國。在歷經20多年的理論研究中，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的發展大致經歷了“譯介引進”、“批評實踐勃興”及“研究深化”三個階段。在此期間，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不斷地被中國的文學批評家們源引、借用、改造，最終被有效地植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話語體系之中，成為現當代文學批評多元格局中的一員，初步發展成為一個富于特色的學術領域，并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為推動中國女性文學的研究發展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論文關鍵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西比較；吸納；新變

20世紀80年代初，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傳人中國。相對其他西方批評流派與方法，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引進和傳播到中國的時間相對滯后，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由于國人對“Feiminsm”一詞的中譯文“女權主義”的普遍誤讀。“當時的人們對女權主義這一字眼有著某種反感，或懼怕，甚至厭惡。因為從字面上理解，女權主義僅僅關乎權力之爭，因而可能是一種極端的女性的自我張揚、甚至惡性膨脹。如果說，許多詞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這時候，作為一種大眾想象，女權主義一詞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張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紀80年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傳人中國時，人們對它之的態度是謹慎的。

從“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到“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實際關涉到的是一個文化過濾的過程，即接受者根據自身文化積淀和文化傳統，對一種文學理論或文學現象進行有意識的選擇、分析、借鑒與重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同樣經過了這種“過濾”的過程。在中國20多年的理論實踐中，它不斷地被中國的批評家們所借用、改造，最終被“有效地”植入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話語體系之中，成為文學批評多元格局中的一員，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在近20年的批評實踐中，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已初步發展成為一個富于特色的學術領域。其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譯介引進”、“批評實踐勃興”及“研究深化”三個階段。

一、“譯介引進"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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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對職稱評審工作現實存在的種種弊端進行分析和研究。評聘分離，不唯學歷、不惟身份，不失為今后職稱改革的一種思路和方向。

【關鍵詞】職稱評審；改革；弊端我國自1986年新一輪的職稱改革方案，實行專業技術職務評定、聘任制度以來，已有整整二十余年的時間，回顧這二十年職稱改革工作的實施情況，不僅增強了專業技術人員在科學技術和經濟建設中的責任感，也提高了專業技術人員的社會地位，穩定了專業技術隊伍，通過對學術、技術、專業水平及成就的考核和評價，調動了廣大專業技術人員的積極性，促進了人才的成長和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項事業的繁榮和發展，并為全社會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提供了積極的意義，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原有的政策，特別是職稱評審制度所暴露出的弊端也逐漸顯現出來，論資排輩、降低標準、擴大評定范圍和片面強調學歷、論文等問題在評審過程中日益突出。其主要弊端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職稱評審缺乏持續的激勵機制，一評定終身

很多時候，我們習慣把職稱同一切相關的待遇、學識學術水平相等同，許多場合，我們可以聽到某某冠以教授的頭銜，我們并不在乎他的教授資格是哪一級評審組織的評審結果，也不在乎這位教授的水平是他哪一階段的水平，而教授的稱呼和地位是能夠使一個人享譽終生的，包括晉升工資、分配住房、退休年齡的延長等實際利益方面都能享受到優惠待遇，甚至連干部選拔也將職稱級別列為重要的參考條件，如今從各類優秀專家的推薦到專業技術崗位的設置、科研團體的組建、科研項目的申請，專業技術職務不僅是專業技術人員工作水準的參考指標，也是工作質量的重要保證，社會人才評價體系的不合理標準使職稱評審工作顯得舉足輕重。知識分子把職稱評審當作是個人價值得到體現的最佳載體，在高校，評教授是教師們從教執業的終極目標，但是目標一旦實現，多半就停止不前。人們評價職稱的終身制，已成為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的弊端之首，一評定終身，職稱評審缺乏有效的持續的激勵機制，創新的動力在這種制度下被完全扼殺了，由于缺少激勵機制，許多專業技術人員晉升職稱后，就萬事大吉，不再努力，助長了職稱評審一勞永逸的惰性思想，阻礙進一步發揮專業技術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二、評審標準不一，評審尺度劃分不合理

首先，職稱評審中對業績貢獻、學術水平質與量的把握很難合理掌控。現在的職稱評審通常對論文、科研項目等的質和量都做了一定的要求，如何把握質與量的關系是評審中極難掌握的環節。目前各級評審組織多將文章、科研的“質”定義在所承載刊物的等級、科研項目經費的來源渠道、科研經費的多少等方面；對“量”的要求更難以判斷專業技術人員學術水平的高低，近年來伴隨著出版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日益競爭激烈而出現的一些不良現象，許多學術期刊雜志降低文章審稿要求憑出賣版面維持期刊經營和提高效益，各種各樣的增刊、專刊、特刊應運而生，甚至助長了非法期刊的猖獗，職稱評審客觀為出版物泛濫成災提供了市場，出版業空前繁榮景象的背后，僅僅是量的增加，質的提高并沒有得到實際的體現。因此評審組織對這些條件的限制并不能反映出申報人真實的水平，往往是標準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