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旭東孫峰張玉賦馬永浩馬麗工作單位：江蘇省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

江蘇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機構建設的主要成效

1.規模不斷擴大，企業創新平臺體系基本建立2010年，江蘇大中型工業企業5418家，建有研發機構的企業1964家，建有比例36.3%，居全國第二。研發機構的數量是2006年的2倍，建有比例提升了近10個百分點。從增長速度來看，2006~2010年，建有研發機構的大中型工業企業數年均增速18.9%，居全國第二（圖1）。研發機構的增長速度快，發展勢頭好，初步形成了支撐企業自主創新的科技平臺體系。圖1六省市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機構建有比例（2010年，%）和年均增速（2006～2010年，%）2.資源不斷集聚，持續發展基礎逐漸夯實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機構憑借先進的設施條件和較高的研發水平，集聚了相當一部分科技資金，吸引了相當一部分高端人才和團隊，承擔了相當一部分企業研發任務。從資金來看，2010年，江蘇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機構的經費支出達到了417億元，是2006年經費支出總量的3倍。從人員來看，2010年，江蘇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機構中研發人員數量達到16.6萬人，是2006年2.5倍。3.能力不斷提升，支撐作用初見成效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機構的創新產出不斷提高，創新能力不斷提升。在研發機構的有力推動下，2010年，全省大中型工業企業專利申請、發明專利申請分別達到31132件和8194件，是2006年的5倍和4.7倍；新產品產值、新產品銷售收入達到9609億和9387億，分別是2006年的2.8倍和2.9倍（圖2）。4.機制不斷完善，創新創業活力逐步釋放江蘇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機構在技術創新和產品研發的過程中，不斷創新模式和機制，創新活力進一步激發。一方面，在研發內容上，不僅在產業化和應用型技術上取得突破，也積極開展原始創新和前沿技術研發；不僅根據企業發展需求自選題目，也踴躍承擔和參與國家及省市科技計劃項目。另一方面，在創新模式上，積極加強聯合創新和國際化創新，充分利用全球創新資源，加快提升國際競爭力。此外，江蘇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機構加快推進技術創新與管理創新相結合，積極引進先進管理經驗，管理的科學化和規范化程度不斷提升。

問題和不足

1.企業創新意識比較薄弱近幾年，江蘇大力營造創新創業環境，加快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企業的創新意識有了較大提升。但總體上看，企業的創新動力依然不足，依賴外部力量的意愿仍然比較強烈。2010年江蘇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投入總額為551.4億元，占銷售收入的比重為1.06%，低于廣東（1.18%）。同時，與自主研發相比，企業更加重視引進技術、更新設備，全省企業科技經費主要用于新上生產線或更新裝備。因此，創新意識薄弱的企業大多沒有建立研發機構的意愿和需求。2.規模和投入仍需擴大雖然江蘇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機構建有比例居全國第二，但比居第一的浙江（54.4%）低了18.1個百分點（圖1）；并且目前江蘇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機構建有比例還不到四成，遠遠不能滿足企業創新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雖然研發機構在投入的總量上比較大，但是單個研發機構的平均投入水平則較低，平均經費支出為1543萬元，低于上海、廣東、山東和北京，甚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圖3）。圖32010年六省市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機構平均每個機構投入（萬元）3.自主創新能力有待增強雖然江蘇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機構發展迅速，部分研發機構已經突破了一些產業關鍵技術，但總體自主創新能力仍待增強，難以滿足持續支撐產業創新發展的需要。2010年江蘇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機構平均研發人員數為61.3人，低于廣東、上海和北京，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高層次創新人才更加缺乏，大中型企業科技活動人員中科學家與工程師的比例，比廣東低13個百分點。2010年，全省大中型工業企業的專利申請、發明專利申請、新產品產值、新產品銷售收入等總數都低于廣東，其中發明專利申請數僅為廣東的33.2%（圖4）。圖42010年江蘇和廣東大中型工業企業產出情況對比4.高水平研發機構引領不夠不少知名跨國公司的研發機構都具有世界水平和全球影響，我國一些企業研發機構的實力也已也逐步接近，不僅推動了企業自身的發展，也引領了整個產業的發展。如華為已創建了分工明確的各類研究中心30多個，2010年的發明專利授權數達到2776件，占當年廣東全省專利授權量的1/5。然而，建設研發機構，特別是維持一個研發機構高效運轉需要持續的較大財力和人力投入，而技術研發的風險又比較大，一個企業如果沒有較強的實力，很難建設高水平的研發機構。2010年江蘇大中型工業企業實現產值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產值的比例為59.1%，比2005年下降了5個百分點，而廣東、上海、北京分別為66.3%、73.5%、76.7%；大中型工業企業平均利稅率為8.1%，低于全省9.3%的平均水平，在六省市中最低，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0.1%）。以上對比可以看出，江蘇大中型工業企業規模相對較小、效益相對較低。在這樣的情況下，江蘇大中型工業企業建設研發機構特別是高水平研發機構的制約較大，導致江蘇的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機構雖然數量眾多，但具有國際影響和世界水平的卻鳳毛麟角。5.創新政策不夠完善江蘇已出臺一系列相關政策和措施，為推動企業自主創新營造了良好政策環境，但政策體系還不夠完善，政策落實還不夠到位。如企業技術研發費用150%加計扣除是一項普惠性政策，但享受到的企業還不全，與實際需求相比、與企業投入相比差距很大，政策落實有待抓實。在建設研發機構高投入與技術創新高風險情況下，政府政策支持力度不夠，導致部分企業建立研發機構積極性不足。

江蘇大中型企業研發機構建設主要對策措施

【摘要】研發合作組織可以實現聯合技術創新并共同承擔成本和風險，共享技術和知識資源，提高技術進步的速度和效率。本文研究了研發合作組織的共生競合動力、自組織強化合作機制及分工協作機制。

【關鍵詞】研發合作組織競合動力強化機制協作機制

研發合作組織是一種研發模式，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獨立經濟行為主體為了實現技術創新進行優勢和資源整合，共擔成本和風險，共享技術和知識資源，實現提高技術進步效率的目的。狹義上，研發合作就是單純指企業與科研機構進行的臨時性質的項目合作，以實現科研機構創利、企業技術進步的目的。廣義上，研發合作泛指企業為了實現技術進步所參與的各種性質和形式的合作，這種合作既包括企業與科研機構間的項目合作，也包括企業與企業間的開發合作。

一、研發合作組織的共生競合動力

“共生”的概念最早由德國生物學家德貝里于1879年提出，它是指由于生存的需要，兩種或多種生物之間必然按照某種模式相互作用和互相依存地生活在一起，形成共同生存、協同進化的共生關系。研發合作組織實質是一個企業共生組織，是以專業化分工與社會化協作為基礎的共生互補的生態化組織體。研發合作組織作為企業間的一種特殊聯合方式，依靠比較穩定的分工協作，通過能力互補使各方都獲得更廣闊的生存發展空間。組織作為一個彈性生態系統，組織內企業普遍存在著競爭，這種競爭使企業能保持較強的生命力和創造力。研發合作組織內企業間的競爭并不是“狹路相逢勇者勝”的競爭，更多的是合作關系，競爭對手在某種程度上是合作伙伴。研發合作組織內形成了一種既有競爭又有合作的競合機制，這種競合機制的根本特征是互動互助的集體行動。競合行為是組織個體行為的一個顯著特點，企業對于組織整體競爭優勢的依賴以及尋求自身發展的壓力使得組織內企業處于不斷的競合之中，個體企業在競爭中能夠從中取利，組織整體競爭優勢也在組織內企業的良性競爭中得以提升。組織共生競合機制的存在，對于研發合作組織可持續發展的促進作用如圖1所示。

研發合作組織共生競合機制的優勢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有利于組織內企業建立戰略聯盟關系。在當前商業環境不斷動態化與復雜化的情況下，靠單兵作戰的方式已很難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取得優勢。共生競合機制有利于實現高效的網絡化互動和合作，克服單個成員企業的規模劣勢，形成合縱聯橫的網絡關系，緩和經濟利益的沖突。二是有利于促進企業的科技創新。組織內獨特的競合關系會形成一種獨特的激勵機制，從而成為組織內企業科技創新的動力。如果企業不能提高研發能力，不能持續進行科技創新，那么這類企業就有可能在組織中處于弱勢甚至退出。持續競爭產生了不斷的激勵，使得企業之間在更高的層次上展開技術創新競爭。組織內企業在許多方面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共同進行技術開發和推廣，從而在既競爭又合作的環境中推進科技創新。三是有利于組織內企業實現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企業的競爭優勢體現在“鏈”的各環節上，通過在“鏈”的優勢環節展開合作，可以充分發揮企業在該環節擁有的競爭優勢，實現企業之間的優勢互補并創造新的價值。四是有利于研發合作組織內部產生協同效應。協同效應有利于企業間實現縱向合作，降低成本，實現生產協同和技術協同。企業間可以互相學習經營管理經驗，促進成功的管理經驗在組織內傳播。五是有利于形成組織持續競爭優勢。由于共生性，組織內企業還可與本地知識生產機構形成共生體，實現組織的良性發展，獲取優先擴散的技術與知識，從而營造優勢。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傳統研發管理模式下的創新成本；精益研發管理模式的提出；精益研發管理模式下的開放式創新及其對策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研發創新是一種高度專業化的活動、全球很多大型企業一直以來大都采取傳統的內部研發戰略、思科公司采取的策略是投資于這些新創企業、通過收購以及產學研合作創新、美國汽車制造業成功地采用精益生產系統、傳統的觀念認為研發活動關系企業核心競爭力、采取精益研發戰略的公司，其研發活動的定位與功能將會發生變化、精益研發采用的是開放式創新（openinnovation）的態度、向全球搜尋技術創新來源、技術創新與經營模式有機結合、通過組織創新實現內外部資源的有效組合等，具體請詳見。

一、傳統研發管理模式下的創新成本

研發創新是一種高度專業化的活動，關系企業的核心能力與競爭優勢，但研發需要耗費很多資源，技術商品化時間長，失敗的風險也很高。通常研發的投資報酬很難衡量，研發創新的機會成本很高。傳統上，全球很多大型企業一直以來大都采取傳統的內部研發戰略，它們主張技術創新必須來自于企業內部的研發，創新成果也主要僅供企業自己使用，企業必須要牢牢掌握這些技術專利，以維持領先創新的市場地位，同時企業還要積極投入基礎研究，以探索未來技術發展趨勢，并積累未來產品所需要的核心技術能力。在這樣的觀念下，一些大企業每年投入數十億美元的研發經費，因此奠定了他們在相關產業的領先地位，但研發效率與實際投資報酬其實并不是很高，很多行業領導型企業無法長期保持在內部事業研發上的投資。

以美國通信制造業巨頭朗訊與思科公司的競爭為例，1996年，朗訊公司從美國電報電話公司抽資脫離后獲得了強大的發展動力，它從原來的美國電報電話公司繼承了貝爾實驗室最大最好的部分，因此在遠程通信市場，朗訊公司獲得了雄厚的研究實力和技術優勢，朗訊公司把大量的資源消耗在開發新材料、高精尖的元件和系統上。但是，朗訊的競爭對手思科則并不采用此種內部研發模式：它在世界范圍內尋找合適的新創企業，思科公司采取的策略是投資于這些新創企業，或者直接收購收購這些公司。此外，思科公司還與創新能力非常強的高校和研究機構保持著緊密的合作關系——如著名的斯坦福大學。利用這樣的模式，思科公司一直保持著較高的研發速度和數量頗豐的研發成果。相比之下，朗訊公司的內部研發戰略則遇到資金與管理方面的問題。

同樣的例子還有諾基亞、施樂等公司。通過收購以及產學研合作創新，在短短的20年內，諾基亞就從一家紙漿和膠靴制造企業成長為無線電話市場的巨頭。而與此同時，施樂公司由于財務上的問題，已從著名的成果累累的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中脫離出來，原惠普公司的惠普實驗室也已經被惠普和安捷倫兩家公司瓜分。

當今的研發創新環境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知識型員工具有高度的流動性，支持創新活動的風險資金規模持續擴大，技術交易市場活躍，投資者對于企業研發效率與研發投資報酬的要求更是不斷增高。2000年底的美國經濟下滑，顯示了資源過度投入科技研發的泡沫化后果，尤其在通信與網絡產業所投入的技術創新，大都未能為這些企業帶來實際的利潤。因此，如何使研發投資能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得回收，如何使研發投資為企業創造顯著的回報，將是未來以科技創新為導向的企業面臨的最大挑戰。

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中關村跨國研發現狀分析；中關村區域創新體系的發展分析；跨國研發對中關村區域創新系統的影響等進行講述，包括了區域創新系統的界定與構成、中關村區域創新系統的發展分析、在區域創新系統的主體要素中，企業應是技術創新的主體、對創新系統主體要素的影響、對創新系統功能要素的影響、對創新系統環境要素的影響、跨國公司研發促進了創新主體之間的聯系和合作等，具體資料請見：

論文關鍵詞:跨國研發中關村區域創新系統

論文摘要:跨國公司是世界經濟全球化的重要載體，繼貿易全球化、生產全球化和金融資本全球化之后，研發全球化成為跨國公司實施全球戰略的又一重要舉措。中關村因其獨特的研發優勢成為跨國公司研發機構集聚地，跨國公司研發通過促進知識流動和優化資源配置，可以提高中關村區域創新能力，完善中關村區域創新系統。闡述了中關村跨國公司研發機構情況，并分析了跨國公司研發機構對中關村區域創新系統的影響。

20世紀90年代以來，來華外商直接投資正經歷著結構快速升級的過程:從早期勞動密集型的簡單制造活動向資金技術密集型的制造活動升級，從制造業轉移向研發機構和地區運營總部擴展。其中，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研發機構，成為最為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研發機構始于1994年北京郵電大學北方電訊研究開發中心，隨著1997年中國《鼓勵設立中外合作合資研發中心辦法》的出臺，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研發機構掀起了熱潮，近年來呈現加速增長態勢。截至2007年底，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研發機構已達1160家。據聯合國貿易發展組織調查，62%的跨國公司將中國作為其2005-2009年設立海外研發機構的首選地田。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研發機構必將對所在區域產生深遠的影響。本文以中關村為例，分析跨國公司在華研發對區域創新系統產生的影響。

一、中關村跨國研發現狀分析

研究與試驗開發簡稱研發(R&D)，是指為了提高知識存量，運用知識存量設計新用途，在系統開發基礎上開展的創造性活動①。跨國公司研發國際化，是指跨國公司將研究與開發活動擴散到母國以外的其他區位，利用多個國家的科技資源，跨國界地開展研究與開發活動。

一、民營企業境外研發投資的發展歷程

縱觀民營企業境外研發投資的發展歷史，可分為如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97-2001年。在這一階段，我國民營企業設立境外研發機構的主要特點是摸著石頭過河，境外研發機構的定位不清楚，研發方向不太明確。當時我國民營企業主要是在境外建立研發聯絡點，其職責是收集信息、整合項目、鍛煉隊伍。也就是說，在這一階段，我國民營企業境外研發工作總體上是缺乏體系的。我國民營企業境外研發投資起步較早，主要是因為部分投資領先者華為、創維、華立等公司率先在境外進行研發投資起到了帶動和示范作用，形成過一小波境外研發投資浪潮。在潮頭過后，除華為公司外，多數民營企業對境外研發投資采取了收縮的策略。

第二階段：2002-2006年。這是我國人世后的第一個發展的五年，這期間是我國家電、機械、服裝、機電等行業出口快速增長，占據世界市場份額迅速增加。與此同時，許多出口導向的民營企業強化了境外研發投資。華為、海爾、聯想等民營或采用民營機制的企業借勢強化了境外研發投資。從行業結構看，我國汽車、紡織、醫藥、機床機械等行業的民營企業設立境外研發機構逐步增多，主要以新建方式建立境外研發機構為主，而以并購方式建立境外研發體系則比較少見。

第三階段：從2007年起至今，由于我國綜合國力的進一步上升，與周邊世界的不和諧開始出現。而當遍及世界范圍的針對中國制造業進行的反傾銷、反補貼措施形成浪潮時，我國民營企業占重要地位的制造業出口戰略遇到了巨大的挑戰。與此同時，國家調整了加工貿易戰略，傳統的低附加值的加工貿易不再享受國家優惠政策支持。加之國內勞動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響，民營企業面臨轉變增長方式的巨大挑戰。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出臺了有關鼓勵企業自主創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這是民營企業未來發展的新機遇，也是實現轉變增長方式的重要方向。在這一時期，由于世界范圍內出現了能源價格大幅度上漲及我國醫療事業的較快發展，我國民營企業在能源、醫藥方面的研發投資尤其是境外研發投資迅速增長。

二、民營企業境外研發投資的現狀

摘要：創新型創業企業的生存和發展高度依賴于創新產品能否取得市場上的成功，而這存在高度的不確定性，這給它們的生存和發展帶來了巨大的風險。本文從公司研發戰略、公司組織以及公司文化三個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后認為，創新型創業企業可以采用“研發和引進兩條腿走路”的研發戰略，降低公司的研發風險；同時輔以阿米巴模式的組織結構、較為寬松的企業文化和在企業內樹立較強的社會責任感等方法來充分發揮研發人員的積極性，以提升企業取得技術突破的概率。

關鍵詞：創新型；創業企業；風險控制

一、研發風險

當前，我國不少創業公司屬于創新型創業企業，諸如高科技型企業、影視創作企業、游戲創作企業、設計型企業等等。這些企業的特征是，他們的收入和現金流高度依賴于它們所研究的技術是否能獲得成功，或者它們所開發的產品是否能夠得到市場的認可，因此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企業經營的穩定性較差。這大大限制了人們對開辦以及投資創新型創業企業的積極性。因此對于創新型創業企業而言，充分發揮旗下研發人員的創造力，以降低公司發展的不確定性就顯得尤為重要。本文擬從公司的研發戰略、公司組織以及公司文化三個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和研究。

二、建立“研發和引進兩條腿走路”的研發戰略

創新型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創新產品成功與否。但研發是否能成功，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這給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帶來了巨大的風險。如果創新型企業所開發的技術、游戲、視頻等產品受到市場的廣泛歡迎，那么創新型創業企業就可以取得可觀的營業收入；但反之如果研發產品失敗，創新型企業不但將面臨成本無法收回的窘迫局面，甚至企業自身也將面臨滅頂之災。企業在做戰略規劃時，讓企業完全依靠波動性強、不確定高的內部研發業務，并不明智。因此，作為一個創新型創業企業，它應該具有比較穩定的收入來源以保證企業的持續發展。這一部分的收入主要是為了保證在研發性業務出現失敗時，企業也可以生存下來。創新型創業公司應該為自己開辟一條穩定性相對比較高的發展道路。創業公司可以通過引入和自我研發兩條腿走路來降低產品的風險。孔子曾經說過，“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那么如果把“學”比作企業引入新的技術，把“思”比作企業自行研發的話，我們從這句古老的格言中就可以看出，對于創新型創業企業來說，如果要實現技術的進步，引入和內部研發，實際上是同樣重要的。我國空軍就通過“引進+自主研發”的方式，實現了技術的穩步革新。我國引入新型戰機的時候，走的是引入一代，同時研發一代的道路。原因是自行研發戰斗機和引進戰斗機的風險不同。自行研發戰斗機的優勢是成本相對較低，不會受國際關系的影響，但存在較大研發風險———即存在很長的時期內無法研制出新型戰斗機，導致我國空軍戰斗機整體性能大幅落后于國際水平的風險。引進他國的戰斗機機型，好處是研發風險低，短期內確定性較強，但是風險在于這條路對國際關系的敏感度較高，從長期來看不確定性較大。此外引進的成本相對比較高。采用兩條腿走路的研發方式，收益會相對穩定，既保證了我國的戰斗機研發不出現斷檔，又保證了我國戰斗機研究的能力的逐步提升，并降低了成本。此外，引入的戰斗機和自行研發的戰斗機還可能在性能上實現互補，從而提升整體戰斗力。在企業經營中，將研發與引進的戰略貫徹得比較好的公司是騰訊。騰訊公司旗下的天美工作室在2015年開發了一款名為“王者榮耀”的游戲，獲得很大的市場成功。在2017年，當騰訊游戲公司發現一款名為“絕地求生”的游戲比較火熱時，也不排斥去引入并和開發者聯合開發改進這款游戲。這樣既避免了騰訊公司因自有游戲工作室短期內無法開發受市場歡迎的游戲作品而導致公司收入出現大幅下降、青黃不接的局面，也保證了該公司的長期自主研發能力，增強了公司的核心競爭力。

摘要：創新是制造業發展的靈魂，是制造業行業轉型優化升級的重要動力，必須擺在制造業發展全局的核心地位。制造業作為我國的支柱型產業，一直保持著良好的發展趨勢。然而，隨著我國互聯網經濟的迅速發展，信息化技術的崛起，人工費用和材料成本的提高，傳統制造業依靠人力發展的道路已經越來越窄。技術創新薄弱已經嚴重影響到我國制造業企業由生產型向制造創新型轉變。對于制造業來說，企業要想獲得可持續競爭優勢必須要將更多的資金和人力資源投入到研發活動中，加強科技投入強度，不斷提高以研發投入為核心的企業創新能力。文章對制造業企業在投資研發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提出一些解決對策，從而深入了解制造業企業的創新能力發展。

關鍵詞：制造業企業；投資研發；創新

一、引言

黨的十八大做出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大部署，強調科技創新是提高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然而，我國制造業企業的相關器械和技術主要依靠從國外引進，核心技術不成熟，自主研發產品較少，缺乏能夠進行自主創新和開展研發行為的高水平人才。投資研發活動是制造業企業進行創新活動的主要體現，是制造業企業不斷實現戰略轉型的重要途徑。因此近年來我國在大力支持制造業企業加大R&D投入，不斷鼓勵開展自主創新活動。然而在進行投資研發過程中還存在很多問題，這需要制造業企業不斷學習外國先進技術和不斷加強投資研發強度。

二、制造業企業投資研發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制造業創新能力不足。中國經濟發展過度依賴勞動力、土地、資源等一般性生產要素投入，人才、技術、知識、信息等高級要素投入比重偏低，導致中低端產業偏多、資源能源消耗過多等問題。目前我國的創新能力發展如圖1所示。從圖1可以看出來，中國近10年在全球的創新指數排名在波動中快速上升，創新能力增長的穩定性明顯提高。雖然相比較其他亞洲國家我國創新能力有所提升，但是與美國和歐洲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加大差距。雖然我國制造業在大力培養企業創新能力的發展，但是仍然存在許多不足。例如，我國的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行業，農副食品加工業，皮革、毛皮及其制品和制鞋業等行業每億元產值擁有的發明專利分別僅為0.05項、0.05項、0.06項，與電子設備、計算機相比較相差三十余倍。并且我國制造業企業的專利持有時間普遍較短，相同時間持有專利的數量僅為發達國家的一半。（二）我國制造業企業研發投入規模上升但強度不足。隨著信息化時代的發展，我國越來越重視對企業R&D經費的投入，如表1。從表1可以看出來，中國2011-2014年的投資研發經費投入每年都在增加，并且年均增長速度相比較其他國家幅度很大，但是也可以看出與美國相比差距較大，雖然年均增長速度比美國高出很多，但是中國起點較低，強度不足，總體研發投入較少。如圖2所示，近十年來我國制造業的R&D經費支出額逐年是上升的，2017年，我國研發經費支出率達到12.3%，比上年提升了1.7個百分點。R&D經費支出率總體呈下降趨勢，雖然我國制造業研發規模出現逐年上升趨勢，但是整體科研實力還相對比較落后，研發投入強度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還存在很多不足。據統計，我國制造業企業的研發投資強度在2017年為2.13%，相比較2016年提高0.02個百分點，然而美國在2009年研發強度就達到2.68%，日本3.44%，德國2.54%，而同一階段的中國是1.47%，研發強度明顯落后。雖然中國的研發投入強度有較大提升，但是與創新型國家（2.5%以上）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三）制造業企業事后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對稱是指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各類人員對有關信息的了解是有差異的；掌握信息比較充分的人員，往往處于比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貧乏的人員，則處于比較不利的地位。制造業企業進行投資研發前期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前期回報率較低，產出成果較少，會存在一定的投資風險。企業內部管理者了解有關商品的各種信息，掌握更多資訊，為了要擴大產品生產和獲取高額利益，會加大研發投入。然而企業外部投資者只看重短期效益，對相關訊息不了解，不愿意承擔風險，在一定程度上會反對進行過多研發投入。制造業企業事后信息不對稱會使得內部管理者與外部投資者產生分歧，不利于企業融資和加大投資研發強度。（四）缺乏創新型人才。企業的創新型人才對促進企業的投資研發具有重大影響作用。制造業企業技工型的實用人才偏少，研究型人才仍然不足，這都制約著企業的長遠發展。例如，山東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是以制動摩擦材料及其制品為主導產品的高新技術企業，摩擦材料這個行業，院校方面沒有普及，雖然一些學校有相關專業，但是沒有真正形成產業化，這類產業的創新型人才是大量缺乏的。人才的缺乏不利于制造業企業進行投資研發活動，不利于企業的戰略轉型。

本文作者：石文凱王廣平李茜單位：河北醫科大學生物醫學工程中心

新醫改背景下的醫藥科技促進政策醫藥行業作為高技術產業，是一個國家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標志，因而國外紛紛出臺了促進本國科學技術發展的法律與法規，如美國的《國家創新法》、歐盟的《建設創新型歐洲》、日本的《醫藥、醫療器械創新5年戰略規劃》、英國的《英國研究與發展國際合作戰略》、德國的《高技術戰略》等。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相繼頒發了多項與科技創新活動相關的引導政策，2009年的新醫改政策更加重視醫藥科技創新活動與廣大群眾用藥的安全問題。從1999年開始，我國政府相繼出臺了與醫藥產業研發活動的法律與政策，如《醫藥科學技術政策(2002～2010年)》《生物產業發展“十一五”規劃》和《中醫藥創新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等，為促進藥品上市前研發活動起到了積極作用。2009年3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中倡導“把醫藥衛生科技創新作為國家科技發展的重點，努力攻克醫藥科技難關”“加快實施醫藥科技重大專項，鼓勵自主創新”。在國際和國家科技促進政策的宏觀環境下，大大激發了國內醫藥企業科技創新活動。

國內外藥物上市前研發專業化分工市場分析

國外藥物上市前研發專業化分工市場歐美國家醫藥研發市場專業化分工程度比較高，這與政府提倡專業化分工服務市場和積極的科技引導政策密切相關。2004年3月，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發表了《創新/停滯新醫療產品的關鍵路徑上的挑戰與機遇》白皮書，提出“核心路徑計劃”，呼吁通過全國的努力推進新藥研發上的關鍵環節，改進研發過程中所使用的科學工具。2009年，歐盟發起了一項創新藥物研究計劃，將在7年內出資10億歐元，而大型制藥公司則提供等值資助以提供人員和設備。該計劃的最大目標即是預測新藥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與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核心路徑計劃”類似。歐盟創新藥物研究計劃，其實質就是為歐盟創新活動提供中介服務活動，以促進企業藥物創新活動的積極性，加快藥物上市前研發專業化分工市場發展。英國的生物技術產業居世界第二，占世界市場份額的一成以上，生物技術產業涉及多個領域，專業化分工需要加強合作的問題日益突出。英國良好的生物技術產業集群服務體系，促進了英國藥物上市前研發專業化分工市場的發展。目前已擁有270家生物技術中小企業，約占歐洲生物技術公司的1/3，且在不斷衍生。針對生物技術專業分工的問題，專業化的服務機構與生物醫藥產業集群內企業在地理空間上的臨近，對醫藥產業集群的發展具有推動作用。它可以為生物技術專業化公司提供管理、市場、法律、財務等服務;在集群的孵化器和科技園區內，具有完善的法律服務體系，為生物技術公司的發展提供了優越的外部環境。國內藥物上市前研發專業化分工市場醫藥研發活動是復雜的，不可能由單一的制藥企業全部完成，客觀上促成了藥物上市前研發專業化分工。隨著社會分工的細化和研發專業化的開展，制藥企業不得不與眾多臨床研究服務組織(CRO)或者其他機構合作，并進行技術交易。國內外制藥企業為了協調更多的CRO組織，盡量縮減信息傳遞等額外產生的成本，將更多地依賴于各種研發服務機構。目前，國外跨國公司在我國藥物上市前研究的服務市場已經擁有一定的市場滲透力，并占有一定的市場份額。姚晨等[1]通過查閱ClinicalTrials．gov網站數據庫登記的有關內容，以2007年5月8日前所登記注冊臨床試驗的檢索結果為分析數據，發現在中國由制藥企業贊助的臨床試驗有97個，其中58個是國際多中心試驗，外國制藥企業讓中國參與更多的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加快新藥研發進程。劉雪梅等[2]經過調查發現，中國臨床試驗注冊中心共注冊94個試驗，其中71個為各種基金資助。中國中心注冊試驗總數不多，但97%為非贏利性機構資助，商業機構資助僅占3%;目前在世界衛生組織臨床試驗注冊平臺(WHOICTRP)首批一級注冊中心注冊的中國主持的臨床試驗383個，僅占5%(383/8102)。由此可見，基于國外跨國公司專業化服務市場的滲透，以及我國新醫改背景下的科技創新引導政策，我國藥物上市前研究的服務市場有待推進和大力發展。

藥物上市前研發專業化分工的發展問題

藥物創新過程中分工的研究1776年，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3]在《對國民財富產生的原因和性質的研究》中提出了分工在經濟增長中的核心作用。產業分工，是個人間分工與企業間分工的宏觀表現。當前，新醫改提出的醫藥科技引導政策目標，進一步強化了藥物上市前研發專業分工進程。國內藥物創新活動的加強，促進了藥物研發專業化分工的出現，進而為藥物上市前研究產業鏈出現奠定了基礎。國內學者對醫藥創新系統性問題、協調合作和研發產業鏈構建等多方面進行了分析，研究思路和成果與新醫改政策目標相一致。金泉源等[4]認為，我國創新藥物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存在創新能力不強、研發投入不足、研發隊伍不穩定、專業人才缺乏等問題。阮梅花等[5]認為，醫藥創新是一個復雜、系統的過程，需要政府機構、相關行業中的利益集團與行業中每個人、每個團隊和組織加強合作。郭宗儒[6]提出了藥物研發中的模擬創新，即研制藥物的作用靶標是已知的，由于首創性藥物未必充分優化，為模擬創新留有研發的空間，為上市前產業分工提供了思路。解育靜[7]提到國內創新藥物的來源地有3個方面，科研單位與制藥企業合作，由制藥企業出資，科研單位研究，共同報批新藥。張曉蘭[8]認為，我國新藥研發需經歷“三重門”，新藥研發的主體是企業，從研發到產業化是企業發展的思路。蔣毅等[9]認為，我國應加強政府監管的規范性，營造良好的創新氛圍。任正華等[10]探討了專業化分工對于創新藥物研發的意義，并提出了以產業鏈專業化分工為基礎的創新藥物研發模式。區域醫藥研發分工水平和收益不同區域醫藥研發分工水平的深入發展，是與我國經濟體制的制度變遷方向相一致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央政府為了保證全國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實施，實行計劃手段，一方面壓低原輔料價格，另一方面抬高工業制成品的價格。西部低廉的原輔料流向東部，導致了區域經濟的收益分配不合理。改革開放后，由于實行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區域發展戰略，強化了東西部的產業分工，醫藥制造業的產業鏈條上的中西部市場主體主要提供原輔料，而東部的分工主體則主要側重于技術研發與最終產品提供，這使得醫藥制造業分工主體在分工水平和收益分配上出現了明顯的不平衡。雖然近年來政府提出發展中西部、開發大西北、振興東北等宏觀經濟政策，但業已形成的醫藥制造業分工水平和收益分配不同的局面，使得東西區域藥物創新水平迥異。基于新醫改背景，實現藥物上市前研發產業分工和專業化，由藥物研發專業程度較高的東部向中西部地區流動，是減少東西部藥物創新水平差異的有效舉措。在國際醫藥分工中處于不利地位國際分工是指世界各國之間的勞動分工，也是世界各國之間生產的專業化分工。通過國際醫藥創新分工，各國可以發揮各自優勢，節約成本，促進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促進藥物研發和生產的國際化。近年來，一種新藥全球平均研發成本由過去的5億美元上升至12億美元，為降低成本，許多歐美制藥企業紛紛把新藥開發中的非核心部分剝離出來，外包給發展中國家，中國因為相關人才密集、成本低廉，成為外資企業首選地之一。據專家介紹，一方面，中國擁有大批高素質且工資低的科研人員，一個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的國內生命科學研究人員每年薪水大約為8000～10000美元，不及美國的1/4;另一方面，原材料、能源和其他配套設施在國際上有很強的競爭力，在中國的藥品研發成本約為美國的一半。因此，國際制藥巨頭們都將新藥研發的非核心部分交予我國外包研發組織或制藥企業來完成，真正核心業務仍集中在自己企業內部完成。要扭轉我國制藥企業在研發產業鏈上的被動局面，積極促進我國藥物上市前研發產業發展，為我國藥物創新活動添加活力。我國藥物研發分工協作體系薄弱我國醫藥研發分工協作體系薄弱，主要表現為醫藥制造業內創新主體之間的分工協作不足，以及支撐醫藥產業創新的創新服務體系薄弱。我國醫藥制造業的專業化分工與協作不足的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醫藥研發產業鏈條上的企業缺乏不顧內部資源與要素稟賦優勢，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缺乏與技術相匹配的分工協作體系，使得醫藥研發產業重大藥物創新領域難以取得突破;二是外資企業以合作或合資形式進入我國大陸地區，形成其內部固定的分工協作的上下游外資企業。雖然可使得被引進的外資企業在當地快速進入正常運作狀態，但是其分工協作體系對當地企業而言相對封閉，對我國當地的企業醫藥創新活動關聯十分有限，不能形成具有創新優勢的企業集群創新網絡。目前我國支撐醫藥產業創新的創新促進體系薄弱。醫藥產業創新促進體系是由促進產業創新的要素交易平臺、創新中介服務系統以及政策支持體系等構成。產業創新促進體系是產業分工深化的產物，由于產業分工發展較為深入，這一體系將對產業創新起著明顯的推動作用。雖然新醫改提出科技創新的政策目標，但我國藥物研發產業創新體系作為產業創新分工的組成部分尚處于起步階段，創新成果、資本要素、人力資本等的創新要素市場效率不高，不利于藥物研發產業整體創新效率的提升。醫藥企業要充分抓住新醫改政策的機遇，加強企業間藥物研發的分工與協作。

摘要：文章從“投入-產出-收益”的企業創新鏈視角，基于生產函數理論構建不同財稅政策的激勵效應模型，采用2014-2018年陜西高新技術企業的調查數據，檢驗了政府補貼、所得稅減免與研發加計扣除政策對激勵高新技術企業創新能力的異質性激勵效應。實證結果顯示：財稅政策確實提升了高新技術企業的創新能力，但激勵效應程度存在顯著差異；在投入端，所得稅減免政策的激勵效應更加顯著；在產出端與收益端，研發加計扣除的激勵效應更為顯著。進一步分析得出，盈利能力可能是影響政策效應的關鍵因素。研究建議構建以稅收優惠為主的研發政策體系，充分發揮不同財稅政策的互補性功能，形成具有差異性、精準性的財稅激勵政策組合。

關鍵詞：家族企業；人口結構；教育狀況；創新激勵

一、引言

內生增長理論認為科技創新與技術進步是推動一國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我國經濟已經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迫切需要激發增長新動能，釋放發展內在活力。黨的十八大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來，我國將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并強調提升創新能力和效率。2019年12月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強調“以創新驅動和改革開放為兩個輪子，全面提高經濟整體競爭力，加快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由此可見，科技創新在我國經濟結構調整與產業轉型升級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企業在創新鏈上承擔著研究開發、規模化生產和商業化的重要任務[1]，但由于創新活動有高風險、高投入與高收益不確定性的特點，研發獲得的知識和技術具有公共物品性質，使企業創新投入無法達到社會效益最大化水平，導致企業缺乏自主創新動力，研發有效供給不足，引發“市場失靈”，亟需政府通過政策工具予以調整。財稅政策被認為是企業自主創新活動的“扶持之手”被各國政府廣泛應用。一方面財稅政策增加了企業的收益，補償了研發活動需要承擔的高風險，另一方面降低了企業的研發投資成本，并向市場發出未來市場需求的“信號”[2]，肯定企業研發質量與發展前景，從而激勵企業增加研發創新投入。政府不斷加強對企業研發財稅支持的深度與廣度，各項財稅政策也得到了企業廣泛的應用與認可。2019年中國創新指數研究的數據顯示，有大約一半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認為國家各項財稅政策是積極有效的①。政府對企業研發的財稅投入也逐年增大，財政科學技術支出從2010年的4114.4億元增長到2018年的9518.2億元，年均增長率10.27%。由于我國沒有編制稅式支出預算，無法準確衡量稅收優惠對企業研發支持規模，但來自工業企業的數據顯示：2010-2015年間，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使用來自政府部門的科技活動資金從261.74億元增長到537.34億元，年均增長率7.81%，享受所得稅減免稅額由346.31億元增長到702.34億元，年均增長率15.19%，享受研發加計扣除減免稅額由178.19億元增長到449.27億元，年均增長率達到了18.67%。可以看出，稅收優惠較政府補貼的增長速度更快，并且從規模上超過了政府補貼。政府為激勵市場主體的研發活動“讓渡”了大量的財政收入[2]，基于財政資金的公共性、稀缺性和使用效率[3]，科學的評價財稅政策的效果是理論界與實務界共同關心的問題。在政府補貼政策方面，大部分研究者認為政府補貼能夠激勵企業創新投入。LeeandCin(2010)、Klette等(2012)與Jourdan(2017)等以韓國、挪威以及法國等國家的企業數據為對象研究后發現，政府補貼補充了企業的現金流，降低研發成本，幫助企業跨越風險性研發障礙，鼓勵了企業增加研發投入[5-7]；張爽等(2016)、陳玲和楊文輝(2016)、孫曉華等(2017)與姚東旻和朱泳奕(2017)等利用中國企業數據研究后同樣肯定了政府補貼對研發投入的積極效果[8-11]；但還有一些研究顯示政府補貼對企業研發投入可能產生“擠出效應”，鄭世林和劉和旺(2013)、Marino等(2016)、Guo等(2016)、Boeing(2016)等研究均指出企業在獲得政府補貼后縮減了自身的研發投入[12-15]。稅收優惠對研發投入的激勵作用得到了廣泛的認可，ParisiandSembenelli(2003)和Czarnitzki(2010)研究指出，各項稅收激勵政策對意大利、加拿大等國家的企業研發投入發揮了積極的作用[16]；吳松彬等(2019)提出研發加計扣除與所得稅減免均促進了企業研發投入的增加[17]。但在對研發產出的影響方面還存在不同結論，李維安等(2016)提出雖然總體而言稅收優惠對企業創新績效有積極的作用，但高新技術企業更多的將這項政策作為規避稅收的“稅盾”[18]；馮澤等(2019)肯定了研發加計扣除的積極引導作用，但提出研發加計扣除對研發產出強度無顯著影響[19]。還有學者對不同財稅政策進行了比較，鄭春美和李佩(2015)的研究肯定了政府補貼的積極作用，但稅收優惠在一定程度上為企業研發帶來了消極的影響[20]；柳光強(2016)提出政府補貼對部分新興行業具有顯著的激勵作用，但對生物技術、新能源行業的抑制作用顯著，且稅收的激勵作用對各細分行業并不顯著[21]；寇明婷等(2019)提出稅收優惠政策顯著的激勵的企業的研發投入與產出，但政府補貼“擠出”了企業研發投入且對研發產出缺乏實質性影響[22]；寧靚和李紀琛(2019)基于中小企業問卷調查數據得出政府補貼顯著的激勵了企業研發投入，但稅收優惠對研發產出的激勵作用更加顯著[23]。由此可見，現有研究成果多集中于關注單項政策工具對研發投入、產出或收益等某一維度的影響與效應且并未形成統一結論，因此僅面向企業某一類研發行為的評價無法全面的說明問題。也有研究者開始關注不同財稅政策對研發投入與產出的評價對比，但缺乏從創新鏈全視角對財稅政策效應差異的系統性評價，難以形成針對提升政策結構性和精準性的有效建議。基于此，文章將從以下三個方面推進現有研究：第一，國內現有研究成果多基于上市公司數據，但上市公司在創新層次，對政策的理解和利用以及資源配置吸收能力等方面與非上市公司可能存在較大差異，難以真實反映政策效應，文章以陜西省高新技術企業為樣本，對現有研究成果形成有效補充，加之高新技術企業是國家財稅政策的重點扶持激勵對象，承擔了培育新市場動力的任務，在財稅政策效應評價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第二，文章將基于創新鏈視角全面評估不同財稅政策所發揮的效應。創新鏈是以市場為導向，企業創新需求為基礎，由創新活動構成的鏈條。基于“科學-技術-生產”范式[24]，創新鏈被分為基礎知識研究階段、知識應用階段和商業化階段，企業主要承擔了后兩個階段的任務。因此文章將企業創新過程分為技術研發和技術轉化兩個階段[19]，分別從投入端、產出端與收益端對比討論不同財稅政策的作用，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讓渡給企業的財政資金是否得到了有效配置。第三，政府補貼與稅收優惠激勵企業研發行為的作用機理并不相同，稅收優惠又分為直接優惠與間接優惠兩種實施方式[3]。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理性企業會結合財稅政策的作用特點與自身的需求在不同的激勵政策間有所側重，文章選擇政府補貼、所得稅減免與研發加計扣除代表不同特點的財稅政策，研究結論能夠為政府研發財稅激勵整體體系調整提供重要的參考。

二、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1.財稅政策與企業創新鏈。文章擬從創新鏈投入端入手，參考索羅(1956)的生產函數模型，構建高新技術企業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如式(1)，分析不同類型財稅政策對企業最優研發投入的影響。Yt=At×RDtα×nonRDtφ(1)其中RDt為高新技術企業第t期的研發投入，nonRDt為第t期的非研發投入；α和φ分別是研發與非研發投入的產出系數，為研究簡便，文章預設高新技術企業規模報酬不變，即α+φ=1，并忽略研發投入的折舊；變量At為技術系數，用以測量t時期企業的技術水平。表1展示的式(2)～(12)是以式(1)為基準模型推導的高新技術企業在不同政策扶持下的資金約束方程、最優研發投入與政策效應，變量說明與推導過程見表1的注1與注2。由表1可以看出，如果將相對于基期的最優研發投入量的變動做為各項財稅政策對創新鏈投入端的政策效應，即每增加1單位的政府補貼，高新技術企業研發投入增加[αλSubt]/P1單位（如式(6)）；所得稅減免的政策效應為企業新增研發投入[αλ(τ-τ*)max(It，0)]/P1單位（如式(9)）；而研發加計扣除的政策效應如式(12)所示。由于實施過程與作用機制的不同，政府補貼、所得稅減免與研發加計扣除不同程度的激勵企業研發活動。進一步考慮信息不對稱情況，政府補貼、所得稅減免與研發加計扣除政策也會在創新鏈不同維度發揮作用，帶來差異性的激勵效應[21]。政府補貼充實了企業現金流，增加了企業的收入與利潤，對于研發費用與研發風險雙高的高新技術企業來說，確實提高了研發的可持續性。但政府補貼往往在研發開始之初就已經確定，隨著研發進程的不斷深入，政府補貼占總研發投入的比重會越來越小，激勵效應也在不斷削減；加之補貼的非市場性(Non-marketing)使得政府更關注補助分配過程而非使用過程[22]，可能誘使企業將原先凈現值為負的項目加入研發活動；從交易價格的角度來看，政府補貼并不是企業自己辛苦賺來的財富，企業在評價和反饋資金使用情況時并不完全基于市場效率，更有可能會誘發“貴買賤賣”問題(EasyComeEasyGo)[25]。與政府補貼不同，所得稅減免對于企業來說是“自己的財富”，企業對這部分盈余的支配度較高，但由于政策目標與企業利益最大化目標的不一致，企業可能會將資源優先投入到私人收益較高或具有短期前景的項目中，而這些項目并不一定能夠帶來研發產出或研發收益的提高；研發加計扣除更多的作用于研發活動的中后期，可能對創新鏈產出端或收益端更有意義，但政企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也有可能誘發道德風險，企業在核算加計扣除費用時可能將其他活動的支出作為符合要求的支出以獲得更多稅收抵扣[26]。政府補貼與所得稅減免對高新技術企業研發活動前期的支持作用更大，可能更多的作用于研發投入，研發加計扣除更多的激勵了企業創新成果的產出與新產品收益，基于此提出如下兩個假設：H1：政府補貼、所得稅減免與研發加計扣除政策三者之間的激勵效應存在差異；H2：政府補貼、所得稅減免與研發加計扣除政策在創新鏈不同維度的激勵效應存在差異。2.企業盈利能力與財稅政策的激勵效應。由表1可知，與財政政策不同，所得稅減免與研發加計扣除的政策效應與企業盈利能力正相關。由式(9)可以看出，當企業盈利為0時，所得稅減免無法發揮激勵效應，但對于盈利能力高的企業來說，所得稅減免提高了稅后利潤，增加了稅收資本收益率，激勵企業將更多的資源投入研發；式(12)顯示，若將本期利潤以借貸的方式參與本期研發投入，高盈利能力意味著企業本期能夠投入更多的研發資源。進一步，由于盈利能力存在差異，企業研發活動在研發階段與轉化階段的偏好也各不相同，盈利能力較強的企業更傾向于開展真正意義上的自主研發活動，獲得科技創新成果以獲得超額利潤，但對于盈利能力較弱的高新技術企業來說，首要任務是擴大收益，開展自主研發活動的周期長風險大，引進技術或購買專利并加速將技術轉化為產品，獲得新產品收益是更有吸引力的選擇。因此，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面對為實現同一政策目標“一刀切”的財稅政策，高新技術企業有較大的動機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在不同激勵政策間做出取舍，因此文章提出第三個假設：假設H3：政府補貼、所得稅減免與研發加計扣除政策對不同盈利能力企業的創新鏈不同維度的激勵效應存在差異。

今年以來，縣科技局認真落實省市科技創新系列決策部署，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全縣自主創新能力和科技綜合實力顯著增強，科技創新為“強優富美”新建設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一、2021年上半工作開展情況

（一）科技創新環境不斷優化。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科技創新工作，主要領導親自調度安排科技研發統計、高企等重點工作。縣科技局下設的科技創新發展研究中心升格為副科級事業單位，核定編制6人。認真落實《縣關于開展“聚才強棣”計劃的實施意見》《縣人民政府辦公室關于推進縣級財政科技創新資金整合的實施方案》等政策性文件，全面落實各項科技惠企政策，上半年兌現第一批科技創新資金1734.6萬元。

（二）高新技術產業快速發展。一季度，我縣高新技術產業累計同比增長88.11%，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42.64%。一是齊抓共管，培育科技型企業。制定了《縣科技型企業梯次培育2021-2023年）工作方案》，確定年度培育重點，實行月通報制度，形成齊抓共管的合力，59家企業備案國家科技型中小企業。二是建立培育臺賬，壯大高新技術企業后備梯隊。開展對標培育行動，通過送政策上門、調研走訪等形式，建立了高新技術企業培育臺賬。對重點培育企業實行動態跟蹤服務，提升精準化精細化服務水平。三是注重政策宣傳，提高惠企政策知曉度。通過政府網站、微信公眾號、企業群等多種渠道宣傳高企政策，編印政策宣傳冊2000份，送政策進鎮街到企業。舉辦了“科技服務進百企”科技惠企政策培訓班等專題培訓4場，組織58家企業參與高企問卷調查，進一步提高了政策的知曉度。四是落實獎補政策，激發企業積極性。及時落實高企獎補等惠企政策，對16家企業發放補助65萬元、33家企業發放研發補助240.96萬元。同時，第一時間轉撥市高企和研發補助，進一步激發了企業申報高企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三）產學研協同創新成效顯著。一是集聚科研院所資源，借勢發展。探索“企業出題點題、政府牽線搭橋、高校院所參與”的產學研合作體系，推進企業同高校院所聯合攻關項目。縣政府與省科學院、省農科院、魯東大學等院校開展全面戰略合作，與省科學院聯合設立了產學研協同創新基金，近60家科技型企業與中科院、清華大學等30余家高校院所建立了長期合作關系。二是征集企業技術需求，精準對接服務。開展科技服務“對標診斷提升”行動，通過發放調查問卷、實地調研等形式，分領域征集企業的技術需求、人才需求和科技成果轉化情況。今年以來，共征集需求43項，邀請省科學院、省農科院、煙臺大學、市畜牧研究院等專家到企業對接服務10次，縣財政支持“仿刺參病害防治及產業化研究應用”等10個科技創新項目1147萬元。三是做好橋梁紐帶，產學研合作深入開開展。探索“人才培養+項目研究+產業轉化”的路子，推動重點項目“揭榜掛帥”，氧化鋁赤泥固廢資源化綜合利用項目被省材料學會王東成功揭榜。帶領有關企業到省科學院、省農科院、理工大學、江南大學等開展產學研對接交流16次，全縣簽署產學研合作協議69項。

（四）技術轉移轉化體系建設步伐加快。一是引進技術轉移轉化機構。以爭創全省技術轉移先進縣為契機，引進和培育技術轉移轉化機構，從京津地區引進科技服務機構1家。濱州中誠科技服務有限公司備案州市技術轉移服務機構。二是開展技術合同登記。深入重點企業宣傳技術合同登記政策，面對面講解，確保應登盡登，提高技術合同登記額。鼓勵引導企業開展技術成果轉移轉化，目前共完成技術合同登記44項、14.9億元。三是推動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對3家省級新型研發機構進行了預評價，指導各機構及時對標對表，找準差距，及時完善機構建設。縣綠風農業科學研究所被評為“良好”等次。四是加快創新創業共同體和新型研發機構建設。推薦豐耀現代農業產業研究院、環渤海南美白對蝦產業發展研究院、赫勝電力3家企業備案新型研發機構，推薦以鑫動能鋰電等為成員單位的濱州市鋰電正極材料創新創業共同體申報市級創新創業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