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商業銀行信用風險分析，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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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從我國銀行業自身看，尚未從制度、機制上根本解決新的不良資產產生問題，信用風險依然很大。因此，提高我國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水平，是我國商業銀行要解決的重要課題。

關鍵詞 商業銀行 信用 風險

銀行的風險分類為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而世界銀行在關于全球銀行危機的研究中指出，銀行破產最經常的原因就是信 用風險。銀行的信用風險不僅在計量、管理上比操作風險、市場風險更復雜，通常是銀行經營風險組合的最主要方面，同時也是金融體系系統風險重要的直接來源之一。因此，如何防范和化解銀行的信用風險，是理論和實踐都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加強信用風險管理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仍是關系到銀行長期健康發展的關鍵。

一、我國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的存在的問題

首先，我國資本市場目前還處于初創階段，市場運行機制尚不規范，再加上多年制度缺陷的累積，致使我國商業銀行在信用風險管理方面存在較大的缺陷，比如：國外對企業授信一般采用信用評分技術，這是一項運用現代數理統計模型和信息技術對客戶的信用記錄進行計量分析從而做出決策的新技術。這種信貸管理手段對緩解銀企間信息不對稱有很大的幫助，但是該項技術比較復雜，對操作人員的技術要求很高，且要求有較為完整和全面的數據，實施上較為困難。中國很多商業銀行的評級系統使用簡單的打分模型，這種簡單的打分模型雖然同時包括定性和定量指標，但其在指標的選擇和權重比例的分配上往往比較落后（比如模型中經常忽略對關聯交易的考慮、缺乏對資產質量變化趨勢的考慮）。此外信用評級人員未能充分理解評估模型的內涵，只是機械地對客戶進行打分，并不能夠真正認識到借款人的內在信用風險，這樣評定出的信用等級不但缺乏準確性，而且銀行的監察和稽核部門也難以對客戶的信用等級進行復審和跟蹤。

其次，導致銀行信用風險的另一個原因便是銀行缺乏識別借款人的還款能力和還款意愿的技術水平，正如所提到的，國內尚無統一的、有效可行的對企業的評級技術和標準，因此，國內銀行在發放貸款是主要依據企業的財務報表，考察企業的資本結構，不重視非財務因素分析，在實際中是存在很大的缺陷的：首先，傳統的財務報表上通常過去的靜態的信息，隨著時間的推移，企業的內外部環境都會發生很大的變化，所以企業在某一時點的數據對于需要準確評估企業風險的商業銀行來說并沒有太大的現實意義。銀行應該更加注重企業的長期信用品質，這其中就包括管理策略、行業信息、環境風險等非財務因素。因此，銀行在分析不同行業的企業的時候往往缺乏相應的指標值進行對比，導致銀行很難準確把握企業所在行業的發展階段。同時，缺乏不同行業的數據進行橫截面比較，容易忽視企業特定的行業風險。因此，單純的分析財務數據，缺乏準確性和科學性。

二、解決我國商業銀行信用管理問題的對策

針對我國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存在的問題，應從多方面人手加以解決，在這里僅就加強信用風險文化的建設這一途徑做一定探討，因良好的風險管理文化是風險管理的靈魂。在信用風險管理體系中，信用文化居于核心地位，是信用風險管理的基礎。

一個金融機構的信用管理常常失敗，其原因并不是它缺少信用管理系統、政策及程序，而是因為它現有的占據主導地位的企業文化不能使這些系統、政策、程序真正發揮作用。信用風險管理是一項復雜但對銀行極其重要的工作。國外銀行一般比較重視塑造銀行自身的信用文化，使銀行的信貸人員能夠準確地識別借款人的風險和實力，在整個銀行范圍內為客戶評定出統一的、準確的信用等級。

銀行投入一定的費用到員工的培訓中，從而提高整體員工的素質和塑造銀行信用文化，把不良貸款損失降到最低，而為銀行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將遠遠超出培訓的投資，達到經濟杠桿的效應。我國商業銀行也應樹立起這種理念，在發展中要保證資產質量，也要建立起風險防范的文化，讓風險防范不僅停留在制度和技術的層面，而且要深入到每一位員工的心，使風險防范成為一種自覺的意識。要明確信用風險管理意識不止是某個管理層或者某個管理部門的事，必須貫徹到銀行的全體成員中。每一名員工在工作過程中都應當合理的兼顧效益、風險和成本，從風險管理中尋找收益點，應當明確提高風險管理水平是創造銀行核心價值的重要手段。

三、結束語：

總的來看，完善內控制度、防范金融風險是商業銀行一項復雜和漫長的工作。商業銀行應該從現實的基礎條件出發，善于學習他行的先進經驗，始終堅持“穩健為本”的經營原則，通過自身不懈努力，健全完善風險和內控體制機制， 形成具有自身特點的風險管理與內控文化，才能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金融風險日益加大的環境中立于不敗之地。

參考文獻

[1]吳建.我國商業銀行網上銀行操作風險管理研究.浙江金融. 201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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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地金融生態環境特征的研究應作為出發點

子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這段話生動地闡明了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對企業這個經濟組織而言，環境的潛移默化作用同樣明顯：事實證明，有的企業即使原先很“本分”，但在周邊“成功事例”的示范效應以及社會融資較易獲得的“有利環境”下，也會變得越來越激進，將財務杠桿用到緊繃乃至斷裂的程度。因此，對一個地區金融生態環境特征的研究應作為我們了解一個區域信用風險潛在大小或未來趨勢的首要出發點。

中國地大物博、幅員遼闊的國情，決定了不同區域的金融生態往往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和鮮明的地域色彩，討論一個區域的金融生態特點可以嘗試從以下幾方面進行：

（一）當地整體融資環境的松緊度

一是觀察當地銀行的數量、相互之間的競爭激烈程度。一般情況下，銀行越多、競爭越激烈，銀行對客戶的準入門檻就可能降得越低，客戶獲得銀行融資乃至過度授信的可能性也會越大。而且很多時候，即使一家銀行自以為只給予客戶適當的授信額度，但由于信息不對稱等多方原因，多家銀行“合理”的授信額度加總起來，也會使企業的真實杠桿率高到離譜的程度。這樣的過度授信帶來的最直接后果往往就是銀行貸款被挪用，而實踐證明，銀行多頭授信、過度授信是不良貸款發生的普遍特征之一。在經濟上升期，這類風險還可能被投資品市場的繁榮與企業的盈利所掩蓋，而一旦經濟步入蕭條期，那些本不應獲得貸款或本不應獲得大額授信的資質較差的企業便會首當其沖，成為對銀行資產質量進行沖擊的“排頭兵”。

這一方面可以參考的指標為當地銀行信貸與GDP 之比重。該指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直觀反映某一區域內銀行業過度授信情況的嚴重性以及該區域的整體償債能力。如從2012年末全國各省市貸款余額/GDP的指標情況可以看出，浙江省該指標僅次于北京、上海，位于全國第三位；而從時間序列來看，福建、山東、內蒙等幾個省份該指標雖然一直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但近年來該指標數值一直呈上升趨勢，即存在于經濟下行期“加杠桿”的嫌疑。這些或都是造成當地近期銀行信用風險集中發生的誘因之一。

其中，北京、上海情況較為特殊，部分原因可能是存在較多全國性企業集團總部原因，造成貸款余額/GDP的比值相對偏高。

二是考察當地民間借貸的活躍度。從理論上講，如果當地民間借貸市場越活躍，則企業獲得民間資金的便利性也越強，銀行資金變相進入民間融資領域的可能性也越大。在經濟上行期，民間借貸可以成為當地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除銀行體系之外的另一重要資金來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民間借貸資金具有流向監測困難、風險隱患難以掌控、容易發生債務糾紛等天然缺陷，在經濟下行期，一旦資金鏈條發生斷裂，便會在“羊群效應”驅使下引發一系列聯動效應，造成大批企業資金周轉困難甚至破產倒閉。同時，部分民間借貸資金本身就可能間接來源于銀行貸款，這就會進一步加大銀行資金面臨的系統性風險。比如，我國的浙江溫州、內蒙古鄂爾多斯、陜西榆林等地區的民間借貸市場歷來均十分活躍，這些區域也成為近階段銀行信貸風險的高發地帶。

對于此類情況，可以參考當地人民銀行或其他機構的監測信息，重點關注民間借貸的資金價格、借貸期限、借貸用途等信息。

（二）當地銀行信貸資金的外流程度

如果一個地區銀行信貸資金大量外流，說明當地存在產業空心化趨勢，且較多情況下，流向異地的銀行資金會被挪用于投資或借貸用途，將進一步加大銀行貸款所面臨的系統性風險。對此可觀察某一區域的貸存比指標，若該地區貸款金額較大而存款金額相對較小，一定程度上即說明該區域資金存在漏出銀行體系或流向外地的可能性。

從2012年末全國各省市貸存比指標情況可以看出，福建、浙江、內蒙等省份的貸存比指標都較高，一定程度上說明當地銀行資金外流的可能性相對較大。

（三）當地是否具有較為深厚的誠信文化

誠信文化也是考察區域信用風險潛在大小必不可少的一個重要因素。比如，有的區域存在重誠信、講信義的傳統，企業之間講究“勝則舉杯相慶、敗則拼死相救”的江湖文化，這對于銀行的資產安全自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正面保障。而一些區域的部分企業，或在歷史上少數負面典型的示范作用下、存在對銀行貸款能賴則賴的僥幸心理，或對自身誠信記錄重要性的認識不夠，銀行介入時就需慎之又慎。

不過，文化因素只能作為軟約束，而且事實屢次證明，在真正的系統性風險到來之時，原先海枯石爛的誓言和保證也會變得蒼白無力，在生存的壓力和誠信的尊嚴之間，企業的選擇往往是最現實的。比如，目前國內部分區域出現不良貸款后，部分企業開始還愿意為被擔保企業代償，但當越來越發現這是個無底洞時，便會明哲保身、甚至溜之大吉，造成擔保鏈風險的不斷蔓延。

因此，對文化因素的考察往往只能作為輔助手段，真正決定是否可介入授信的，還是客戶自身的第一還款來源是否充分和穩定，以及抵押物是否足值等因素。

（四）政府在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方面有無作為

比如，政府是否準備或已經成立有專門的財政入股的擔保機構，為當地中小企業貸款提供增信服務；在追討不良貸款過程中，政府是否能夠公平、公正地發揮應有作用，法院能否及時、有效地維護銀行的合法權益等等。

對當地企業經營理念特色的考察應作為落腳點

歷史上，我國在不同的地理區域曾形成了不同的商幫，到了近代，這種區域商業文化的區隔也非常明顯。這些迥異的經營理念，造成了不同區域的企業家在面對風險或機遇時往往會做出不同的選擇。

比如，據國內學者研究，浙江商人較為突出的特點之一是勇于開拓、思維解放，這促成了浙江地區民營經濟的迅速崛起；但另一方面，在資本逐利性及急功近利心態的驅使下，也造成了近年來浙江特別是溫州地區民間資金大量外流、炒作房地產、農產品等資產的現象，使得當地產業空心化問題日益嚴重。2012年以來，當地許多“熱錢”因投資品價格下跌被套，導致眾多企業鏈斷裂而引發擔保鏈風險，進而形成較大的系統性風險。這也是造成此次溫州等區域風險集中發生的深層次原因之一。

又如，福建地區特別是閩南的民營企業主，有著“愛拼才會贏”的特性。許多企業具備一定規模后往往進行大額投資，有的是增加生產線、有的把錢花在爭取上市用途，更多的則是將資金投向了房地產等風險較大的業務領域；還有一些資金則是想趁造船、航運等周期性行業處于“低谷”時“抄底”，結果卻因踏錯節奏而被套牢。這些大額投資的資金主要來源于民間借貸和銀行融資，使得相關企業財務杠桿率居高不下。在經濟下行期，企業資金鏈極易斷裂，最終引發一系列問題。

而珠三角此次之所以沒有爆發像長三角、福建地區那樣集中連片的風險事件，有觀點認為，一是以前的亞洲金融危機等對珠三角造成的傷害遠大于其他區域，使該區域企業主整體趨向更為務實、更加嫌惡風險，對大規模投資于不熟悉的領域變得相對謹慎。二是廣東地區盡管民間借貸也較為發達，但在相對審慎的經營理念驅使下，區域內民間借貸多用于銀行貸款到期時的“過橋”，期限通常較短且金額不大，風險擴散性和危害性便也相對較弱；而溫州等地區的民間借貸多被用于企業日常經營、擴大規模甚至其他投資活動，即在表內貸款之外又一次放大了財務杠桿，一旦發生風險，對企業持續經營能力的打擊程度以及風險擴散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就會更為顯著。

對當地經濟產業結構特點的分析應作為根本點

（一）當地三次產業構成及演變

從當地三次產業的增長速度、比例關系及演化歷史，可以看出其整體經濟產業環境的特點及發展趨勢，從而為銀行對其整體信用風險環境的判斷提供依據。

如從歷年數據可以看出，溫州地區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同時其工業總產值增速近年來也有明顯下滑，2011年甚至出現負值，說明本地制造業地位在不斷下降、制造業轉移乃至空心化現象在逐步加劇。但與此同時，銀行貸款增速卻未見明顯下降，由于當地銀行貸款大部分投向仍為制造業，這說明要么銀行貸款的實際用途存在較大疑問，要么貸款投向與當地經濟結構調整的趨勢及產業景氣度之間出現了背離，信用風險在不斷積累。

（二）當地的產業結構總體特征

這方面可參考的關鍵指標包括當地企業在產業鏈中所處的層次或地位、當地的主要產業組織形態、當地的企業主體規模類型等。

比如，從產業層次看，我國浙江、福建部分地區的企業多以傳統制造業為主，本身存在與上下游相比話語權較小、產品附加價值偏低、技術創新能力不強、轉型升級困難、盈利能力不斷下降等問題。無疑，銀行給予這類企業貸款的信用風險也會隨著其競爭力的下降而持續上升。

又如，從產業組織形態看，浙江地區經濟的條塊狀分布特征較為明顯，即相同產業往往集中分布，如溫州的制鞋、眼鏡、燈具等產業，海寧的皮革產業，樂清的低壓電器，義烏的小商品批發貿易，永康的小五金等均是典型的例證。這種產業分布形式易形成“集聚效應”，利于上下游供應鏈的完善和專業市場的迅速發展壯大；但從另一角度來講，由于區域和行業結構相對集中，行業系統性風險不易分散；再加上銀行在此類地區的貸款往往會由同一行業或產業鏈上下游的企業互保、聯保作為緩釋手段，一旦發生風險，易出現“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情況。

再如，從企業規模來看，浙江地區民營經濟發達，經營主體也以中小企業為主，而中小企業本身即存在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弱、經營失敗風險相對較大等先天缺陷，銀行貸款的風險也會隨之上升。

以上幾個產業結構方面的突出特點，也是此次浙江等地區銀行貸款信用風險相對更為突出的重要原因。

（三）當地是否存在值得特別關注的風險較大的產業領域

例如，近年以來，受到歐美經濟下行、需求減弱的影響，國內與外貿相關的行業普遍面臨了較大的經營危機。從數據可以看出，此次信用風險較為突出的長三角和福建地區均屬于外貿依存度相對較高的區域。而廣東地區外貿依存度也很高，之所以未尚顯現大規模的信用風險，據公開報道是廣東很多中小企業主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即已經開始收縮戰線、按單定產，“沒有單就關廠，或停止生產，借錢上新項目和新生產線的比較少”。由于其較少使用銀行貸款和民間資金進行高杠桿經營，因而即使因經營困難而倒閉，對金融領域造成的影響也相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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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kmv模型 信用風險 商業銀行

一、文獻綜述

KMV模型是1997年美國kmv公司開發的用于估計貸款企業違約概率的方法，國內外許多學者都對其進行了研究。Kurbat.e.t（2002）利用美國公司的數據證明了模型的有效性。Crodbie，e.t（2003）以金融類公司數據研究發現kmv模型很好地預測到公司信用的變化。易丹輝等（2004）以我國上市公司為樣本，發現利用kmv模型估計違約風險效果較好。綜上，大多數研究結果表明，KMV模型能夠反映信用風險的高低 ，而我國將出臺存款保險制度，將打破我國商業銀行不破產的神話，所以本文利用kmv模型對三家商業銀行進行信用風險的分析，并試對模型有效性進行探究。

二、模型基本理論介紹

KMV模型是將B-S期權定價模型用于信用風險的管理中。一筆貸款相當于一份期權，其行權價是貸款額、標的是貸款人的資產，那么如果貸款到期時企業資產市場價值高于貸款，企業償還債務；小于，則企業選擇違約。

根據這一思路，先用B-S期權定價模型估計資產的市場價值V和波動率σV：

E=VN（d1）-DσE=■σE

d1=■

d2=d1-σV■

其中，E、V分別為企業股權、資產市場價值，σE、σV為對應的波動率，r為無風險收益率，τ為債務償還期限，D（d）為標準正態分布積累函數。

另外，違約點DPT=公司短期債務+長期債務的一半；再根據以下公式可得出用于衡量公司信用風險的兩個指標，

違約距離DD=（V-DPT）/（V*σV），DD越大，信用風險越小

預期違約率EDF = N[-DD] =[1 - N（DD）]*100 ，EDF越小，信用風險越小

三、商業銀行的信用風險實證分析

本文選擇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三家銀行2008年至2012年的年度數據進行分析。數據來源CSMAR以及各銀行年報。

根據公式計算得出信用風險兩個指標結果如下：

表1 信用風險指標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工商銀行 違約距離DD 1.70 2.90 3.12 3.77 4.21

預期違約率EDF（%） 4.45 0.186 0..0904 0.00816 0.00127

建設銀行 違約距離DD 1.05 2.64 3.98 4.32 4.91

預期違約率EDF（%） 14.73 0.4116 0.003494 0.00077 0.000046

中國銀行 違約距離DD 1.80 2.56 3.62 3.84 3.84

預期違約率EDF（%） 3.59 0.523 0.0147 0.00615 0.00615

從表1知，三家銀行自2008年以來，違約距離持續變大，違約率降低，表明信用風險是下降的，說明銀行經營較穩健，特別是2010年違約率有較大幅度降低，可能原因是2010年巴塞爾協議三頒布，我國大型商業銀行預期我國監管機構將出臺新的監管政策，這種預期的改變強化其風險控制行為。

四、kmv模型的驗證

前面的研究是基于kmv模型預估信用風險是可行的，下面將驗證這一基礎，方法主要是選取能代表銀行實際風險的指標與kmv模型的結果進行對比。

本文選取核心資本充足率作為對比分析指標，原因是核心資本反映銀行抵御兌付危機的能力，其值越大，信用風險越小。數據來源各銀行年報：

圖1 銀行核心資本充足率

從圖1可以看出，銀行抵御風險的能力大致上不斷增強的，這與kmv的結果基本一致，但2008到2009年核心資本充足率是降低的，與kmv模型的銀行信用風險降低不吻合，主要原因可能在于EDF是基于歷史數據來衡量公司的未來違約率，同時，KMV是基于B-S期權定價公式，而B-S公式的系列假設，往往在現實的金融市場中得不到滿足，因此，KMV模型自身存在一定的缺陷。

五、結論

本文將kmv模型用于商業銀行的信用風險衡量，發現該模型整體上能較好地預估出銀行的信用風險，且隨著現代銀行業體制的建立，監管制度的完善，銀行業的風險水平在逐漸減低。

本文的不足之處在于，kmv模型的適用性還須利用更多的數據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同時我們也要認識銀行的風險暴露較滯后，對銀行的風險管理也不能僅依賴外部的模型測算、監管，更多地還需要銀行自律，提高風險管理水平。

參考文獻：

[1]M Kurbat， I Korbalev，Methodology for testing the level of the EDF credit measure [J].Moody's KMV Technical Report， 2002.

[2]P Crodbie， J BOHN，Modeling default risk[J].Moody's KMV Revised，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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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銀行實質是經營風險并從風險中獲取收益的企業。隨著我國銀行業競爭的不斷加劇，以及商業銀行經營規模的日趨擴大，與之相伴的操作風險亦不斷增加，有效防范和化解操作風險已成為我國商業銀行必須面對的一項全新而艱巨的任務。把保險運用到我國商業銀行的操作風險管理中，以經濟方式對商業銀行操作風險進行損失事前轉移，事后補償，將有助于完善我國商業銀行的操作風險管理體系。

本文將從商業銀行操作風險的定義、分類、特征，商業銀行操作風險產生的根源，商業銀行操作風險保險的作用以及發展我國操作風險保險的構想四個方面闡釋新巴塞爾協議下保險對緩釋商業銀行操作風險的作用。

【關鍵詞】

保險；操作風險；商業銀行；新巴塞爾協議

2004年6月26日，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正式公布了《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即新巴塞爾協議，新巴塞爾協議明確地將操作風險的衡量和管理納入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框架之中，并且要求金融機構為操作風險配置相應的資本金水平。這標志著操作風險已成為國際銀行業全面風險管理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新巴塞爾協議肯定了保險在商業銀行操作風險管理中的風險緩釋作用，保險作為一種風險管理的工具已經越來越多地被各國商業銀行用來覆蓋操作風險的暴露。

1 商業銀行操作風險概述

1.1操作風險的定義

新巴塞爾協議將操作風險定義為“由于不完善或有問題的內部程序、人員和系統或因外部事件導致損失的風險”。新巴塞爾協議的定義有以下幾個特點：⑴關注內部操作，主要是商業銀行及其員工的作為或不作為；⑵重視操作風險的過程導向；⑶用內部控制系統具有重要的作用。

目前，新巴塞爾協議對操作風險的定義已經為國際商業銀行廣泛接受，該定義有利于商業銀行操作風險的管理和度量。

1.2操作風險的分類

按照操作風險的成因分類，新巴塞爾協議按損失事件類型把操作風險劃分為七類：

①內部欺詐：故意欺騙，盜用財產或違反規則法律公司政策的行為；

②外部欺詐：第三方故意欺騙，盜用財產或違反法律的行為；

③雇傭制度和工作場所安全：由于銀行不履行合同，或者不符合勞動健康或安全法規，或者由于人員傷亡索賠支付或差別待遇、歧視事件導致的損失；

④客戶、產品和業務活動：無意或由于疏忽沒能履行對特定客戶的專業職責，或者由于產品的性質或設計產生類似結果；

⑤實物資產的損壞：自然災害或其他事件造成的實物資產損失或損壞；

⑥業務中斷和系統錯誤：業務的意外中斷或系統出現錯誤；

⑦行政，交付和過程管理：由于與交易方的關系而產生的交易過程錯誤或過程管理不善。

1.3操作風險的特征

（1）操作風險的發生范圍廣，主要指發生時間廣、發生區域廣、發生部位廣、發生的業務廣、制造風險的人員廣和制造手段廣等。 （2）操作風險的表現形式多樣，主要為：內部欺詐風險、外部欺詐風險、客戶、產品與經營行為風險、執行分割和流程管理風險。 （3）操作風險處于爆發期。 （4）操作風險以欺詐類的比例最高。

2 商業銀行操作風險產生的根源

2.1委托問題引發的操作風險

在商業銀行日常經營活動中，委托關系是商業銀行操作風險產生的根源之一，包括商業銀行與監管部門間的委托關系引發的操作風險和商業銀行內部的委托關系引發的操作風險。

2.2有限理引發的操作風險

有限理是商業銀行操作風險的發生的客觀基礎，第一，信息的不完備促使操作風險的產生；第二，人的能力的局限性也會引發操作風險的產生，商業銀行從業人員對信息的判斷錯誤本身就是操作風險。

3 商業銀行操作風險保險的作用

保險對于商業銀行操作風險的緩釋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3.1減少或彌補銀行因損失發生而造成的經濟影響

保險可以提供一種有效的手段來購買索賠處理和損失控制服務，同時保險還可以降低財務損失的期望成本、可以降低新投資機會的融資成本、降低出現財務困境的可能性和減少期望納稅額。

3.2合理配置資源作用

由于風險控制措施具有邊際效應遞減的特點，單純依靠傳統的風險管理方法，只能將風險控制在一定水平，此后繼續加強操作風險的控制措施將會使操作風險的管理成本快速增加，就是說，完全依靠自身的風險管理體系控制操作風險并不是最經濟的手段。合理的風險管理方法應該是將各種風險管理技術與保險相結合，針對自身的技術水平和管理能力，商業銀行應找到操作風險管理的“均衡點”，利用風險管理技術化解常規風險，而剩余風險則利用保險方式加以轉移。依靠保險工具，商業銀行能夠尋求最佳的資源配置效應，以最低的成本尋求最有效的操作風險管理組合。

3.3平穩現金流量

商業銀行現金流可能會因為大的非預期操作風險損失而產生劇烈波動，而現金流的波動會增加額外的成本，進而影響商業銀行的收益狀況。商業銀行可以通過購買操作風險保險來抑制因大量非預期操作風險損失所引發的現金流的隨機波動，從而將不確定的操作風險損失轉化為確定的保費支出，使商業銀行的現金流更加穩定，從而有助于改善商業銀行的收益狀況，提高商業銀行的市場價值。同時，商業銀行購買操作風險保險后，可以釋放一部分資本金，用于更優的運用途徑，增強了商業銀行經營的靈活性。

3.4獲得保險人的風險管理服務

保險人的核心業務是管理風險和為風險造成的損失融資。大的保險人在獲取數據、經驗和規模效益方面往往比商業銀行有比較優勢。因此，商業銀行若通過購買保險將一部分操作風險管理工作轉移給保險人，從成本的角度講將更加有效，且能獲得保險人提供的風險管理服務。

4 發展我國操作風險保險的構想

發展我國的商業銀行操作風險保險，應該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并結合我國商業銀行自身的特點，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努力：

4.1加強商業銀行操作風險損失數據庫建設，為保險定價創造必要的數據基礎

保險定價是操作風險保險產品設計的基礎，而損失數據庫的建設和完善是保險定價的前提。目前，我國商業銀行普遍沒有進行操作風險損失數據的收集。因此，應該根據新巴塞爾協議對商業銀行操作風險的分類體系，建立商業銀行的操作風險損失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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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信用風險管理；KMV模型；CreditMetrics模型；內外部評級

中圖分類號：F832.2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9.28 文章編號：1672-3309（2013）09-61-03

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暴露出其金融監管的弊端，世界各國都在極力地對金融風險進行防范和控制。在現代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中，信用風險管理是最重要的內容。在我國，對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管理滯后于西方發達國家。雖然我國商業銀行沒有像美國那樣出現銀行倒閉的情形，且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不良貸款余額的比例也有所控制，但面對國際金融環境的沖擊和外資銀行的涌入，提高我國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水平仍是一項重要的課題。

一、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內涵及成因

（一）信用風險的內涵。傳統的信用風險是指交易對象無力履約的風險，也是債務人未能如期償還其債務造成違約而給經濟主體經營帶來的風險。隨著現代金融業的不斷發展，傳統的定義已經不能滿足新階段信用風險的特點，在現代的商業銀行信用管理中，信用風險不僅指債務人無法償還負債，而且還指由于債務人償還能力和信用水平的下降使投資組合中資產價格下降，從而造成損失的風險。對于我國商業銀行而言，信用風險體現在貸款的信用風險，即違約風險，一方面指貸款人因為種種原因無法償還全部的貸款本息而形成違約，使商業銀行造成資金上的損失；另一方面指貸款到期時不能按期收回，形成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從而影響到銀行資金的周轉，出現支付困難，使銀行的聲譽下降。

（二）信用風險的成因。我國商業銀行的信用風險主要體現為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的道德風險。首先，在貸款之前的信息收集上，目前我國商業銀行實行的是“審貸分離”制度，信貸員職業素養的缺失，在審核貸款企業的貸款資格時，沒有足夠的知識背景來對企業各項指標進行考核，而貸款額度與自身的績效相關，導致違規經營和造成不良資產的比例增加。其次，在貸款之后對企業經營的跟蹤和風險控制上，由于商業銀行不能完全掌握貸款發出后企業的經營發展狀況、盈利狀況和資金利用渠道等信息，無法預測是否可以將貸出的款項按期本息收回，從而產生不可預知的風險。最后，由于我國正處于轉軌時期，整個經濟的大環境、法律環境和制度環境對商業銀行的信用風險也產生一定的影響。

二、現代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度量方法

（一）KMV模型。KMV模型是美國舊金山KMV公司基于期權定價理論對風險債券和貸款進行估價以及對它們的信用風險進行度量，是現代信用風險模型的重要特征。KMV的理論基礎是Black-Scholes （1973）， Merton（1974） 以及 Hull和white（1995） 的期權定價模型。該模型認為企業違約概率主要取決于企業的資產市場價值、企業的資本結構和資產回報率。該模型使用了兩種關系：第一種是企業股東市值與它的資產市值之間的結構關系，即當企業資產市值下降時，企業失去了還款動力，會將企業的資產交給銀行處置，而“有限責任”保護了股東們的損失不超過初始的投資量。第二種是企業資產價值的波動程度和企業股東市值變動程度之間的關系，這里引入用違約距離來表示企業資產未來市場價值的均值到違約點之間的距離，而用企業期望違約頻率（EDF）來表示企業未來某一特定時期的違約概率。當企業的資產價值上升時，違約點也相應的上升，EDF下降。KMV模型中既需要有市場交易的信息數據又要有相關的財務數據，可以全面迅速地反映上市公司的信用狀況，因此，它非常適用于對上市企業進行信用風險的監測。

（二）CreditMetrics模型。1997年，J.P.摩根銀行、美洲銀行、KMV公司和瑞士聯合銀行等機構合作，共同推出了度量信用風險的新模型——CreditMetrics（信用度量制）模型。該模型的基礎是在給定的時間內估計貸款及債券產品資產組合將來價值變化的分布情況，價值變化與債務人信用質量（信用評級是上升、下降、違約）的轉移相關。該模型克服了VaR模型中資產組合分散化效應難以分散的困難，并且可以較為準確地反映不同信用等級和不同時期貸款在未來發生損失的可能性，可以較好地應用于我國商業銀行對信用風險進行量化和管理。

三、我國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存在的問題

（一）信用風險內外部評級系統不完善。巴塞爾委員會提出，允許銀行在計算信用風險的資本要求時，從兩種方法中任擇一種。第一種方法是根據銀行外部評級的結果，以標準化的處理方式計量信用風險，稱為標準法；第二種方法是內部評級法（Internal Ratings-based， IRB），經過監管當局的批準，根據巴塞爾協議規定的內部評級要求及相關的風險權重函數計算公式，最終得到風險加權資產。

我國目前的信用風險外部評級的企業數目很少，由政府發全牌照的資信評級單位主要是大公國際、中誠信國際和聯合信用等。評級的企業主要是針對發行長期或短期債券的企業，服務對象單一、運作不規范，評級方法一般采用比較傳統的靜態分析法，業務的穩定性差，此方法只能對銀行貸出的小部分資產進行評級，計算出來的資本金不能真實地反映銀行資產的信用風險。

為了加強對信用風險的管理，我國商業銀行普遍建立起了自己的內部信用評級系統。自2004年起，我國銀行貸款風險實行五級分類制度，包括正常、關注、次級、可疑和損失。雖然這五級劃分能幫助商業銀行較為準確地認識和管理資產風險，但它并沒有達到巴塞爾協議利用VaR（風險價值）的思想要求。貸款的五級分類并不能全面地反映銀行所有的信用風險，在評估的過程中主要還是依靠分析財務數據以及企業自身所處的經營發展環境，在貸款決策的過程中方法陳舊，偏于定量化，風險揭示不足，組織決策鏈較長，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信貸人員的主觀判斷，受其知識背景、業務素質等因素的影響比較大。

（二）缺乏專業的風險管理人才。金融風險管理的技術性強、分析復雜，對從事風險管理的人員有相當高的要求。信用風險是銀行面臨各種風險中，最難測量和預測，但影響卻最大，這就要求從事風險管理的人員不僅要具有經濟學、統計學和金融學的知識，而且還要有數學、管理學等學科素養。目前，國外已經建立了專門從事金融風險管理的儲備人才庫，也成立了專門從事風險管理的公司、網站和協會，如美國的GARP（全球風險管理者協會）、路透風險網和J.P.摩根風險網站等等。相比之下，我國商業銀行在風險管理方面所儲備的人才明顯不足，而一般的信貸人員又不具備風險管理業務的素質，在人才結構上表現出一般性人才和專業人才缺乏，進而在對信用風險管理上只能靠傳統的方法來衡量，缺少現代風險管理的先進技術。

（三）銀行內部缺少信用風險管理文化。在商業銀行的經營發展中，風險管理文化作為商業銀行企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銀行風險管理體系的靈魂。它像是一面旗幟，體現著銀行內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我國商業銀行在信用風險管理文化建設方面滯后于西方發達國家，一方面，信貸人員缺乏信用風險管理意識，一味追逐目標效益最大化。銀行通常會將績效指標分派到每個信貸人員，并與其自身的業績相關，這就形成了一個“重數量，輕質量”的誤區，大多數員工只盲目地去完成任務，甚至會制造一些違規操作，使一些不具備貸款資格得到貸款或信貸額度低的企業得到高貸款額，為貸后的風險瞞下隱患；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對風險管理文化的認識還處于概念模糊、制度落后的初級階段。無論是銀行的高層領導還是普通員工對信用風險管理的了解局限于兩種極端的情況：要么盲目放貸，擴大業務；要么過分管理和控制貸款來規避風險。

四、對我國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的建議

（一）完善內外部信用評級系統。雖然目前我國的資信評級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人們對于企業信用評級的觀念不強，但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信用評級的重要性日趨明顯。發展和規范資信評級機構，有利于我國資本市場的進一步健康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對于我國的資信機構而言，可以吸收西方發達國家已有的各種信用評級方法，結合我國具體的國情和企業自身的發展狀況，建立科學的評級體系，提高評級機構員工的素質和學習能力，完善評級制度，提高資信評級的質量，從而降低我國商業銀行的信用風險。

完善我國商業銀行內部信用評級：第一，在五級分類制度的基礎上，結合國外已經相對成熟的信用評價模型，參考巴塞爾協議中對商業銀行內部評級方法的規定，從數據庫的建設到風險計量模型的開發，逐步建立風險管理組織體系和對評估流程的整合；第二，商業銀行要建立專門的貸后風險監測部門、設置專門人員對貸款企業貸后的財務狀況、經營情況和盈利情況以及貸款資金的用途等指標做定期的跟蹤調查。設立的風險監測專員不僅要對貸款企業內部的各類數據上進行統計分析，更要時刻關注貸款企業在本行業中發展的相對情況和在該行業的發展前景。這樣做不僅使銀行貸后掌握了貸款企業的一定信息，而且為整個銀行業提供了數據和參考，為以后貸款的發放與否提供一定的歷史依據。

（二）培養和引進從事風險管理的專門人才。對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有效管理，保持商業銀行資產的流動性，使其能健康持續地發展是我國商業銀行亟待解決的問題。重中之重就是銀行的信用風險管理部門有專門從事風險分析、監測和評估的人員。對銀行來說，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改變現有的人員結構，提高自己的信用管理結構和水平。一方面，對銀行內部現有的信用風險管理人員進行選拔、擇優參加信用風險管理培訓。銀行可以出資，引進一些國外現行的信用管理培訓課程，請一些在信用風險管理領域有豐富經驗的金融風險管理師對員工進行培訓，以此來提高內部員工的素質和從事專業的能力；另一方面，銀行可以從外部招聘一些具有風險管理師資格并有豐富經驗的專門人才，組建一支能勝任信用風險分析、數據處理和建模的專業化人才隊伍。

（三）加強商業銀行內部風險管理文化建設。第一，建立科學的信用風險管理框架，從思想上、規章制度上體現出對信用風險管理的決心。使銀行內部的全體員工形成正確的風險管理意識，了解到風險是客觀存在的、不可避免的，但是卻可以通過預警、防范和控制等手段將損失降到一定范圍內。在企業文化的建設上，激勵員工的工作熱情，將銀行的整個利益同員工的利益結合起來，培養每一位信貸人員的主人翁意識和責任感，真正把銀行的發展同自身發展聯系在一起。第二，商業銀行可以借鑒國外一些著名銀行在企業信用風險管理文化方面的經驗。比如美國俄亥俄州的BANC ONE 銀行，在從事小額的風險貸款業務時，堅持要求信貸員對所放的每一筆款項都了如指掌，否則絕不予以貸款，并且將貸款的風險與利率掛鉤，始終對信貸業務進行差別定價。還有美國摩根的企業風險文化的建設上，也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他們在招聘員工時，需要被全體員工所接受，招聘標準既要看業務素質還要看人品，在發生不良貸款時，全行通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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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商業銀行；信用風險；風險管理

近年來，經濟全球化使得風險管理的問題日益凸現。隨著世界經濟的不斷發展，金融業在各國經濟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但由于金融監管的放松，金融市場的波動性也在不斷加劇，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在世界范圍內發生了三次大的金融危機——歐洲貨幣危機、墨西哥金融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這三次大的金融危機給全球經濟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和損失，引起了國際金融界對金融風險管理的高度重視，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更成為國際、國內金融界關注的焦點。信用風險是商業銀行主要的風險形式。信用風險的管理也成為當今風險管理領域中極具挑戰性的課題。因此，如何防范與降低信用風險已是當前我國商業銀行管理的迫切要求。

一、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經濟學解釋

商業銀行在經營中會遇到很多中風險，其中信用風險是金融市場中最古老的也是最重要的金融風險形式之一，它是金融機構、投資者和消費者所面臨的重大問題。社會的進步和歷史的發展影響著人們對信用風險概念的理解。

傳統觀點認為，信用風險是指交易對手（受信方）拒絕或無力按時、全額支付所欠債務時，給授信方（信用提供方）帶來的潛在損失。授信方可能是提供貸款的銀行，或是以信用方式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的公司。授信方總是會更多地考慮信用風險問題，比如發放貸款的銀行，其風險是顯而易見的。在商業銀行的早期業務中，常常將信貸風險等同于信用風險。隨著商業銀行業務的演變和發展，信用風險出現了廣義和狹義兩種概念：

從廣義上說，信用風險還包括由于各種不確定因素對銀行信用的影響，使銀行經營實際結果與預期目標發生背離，從而導致銀行造成潛在損失的可能性；

從狹義上說，信用風險一般是指借款人到期不能或不愿意履行借款協議、償還本息而使銀行遭受損失的可能性。

信用風險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借款人或債務人沒有能力或者沒有意愿履行還款義務而給債權人造成損失的可能性；另一個是指由于債務人信用等級或信貸資產評級的下調、信貸利差的擴大導致資產的經濟價值或者市值下降的可能性。前者主要著眼于貸款是否違約，成為違約風險；后者則強調信貸資產質量價值的潛在變化，所以通常稱為信貸利差風險。

另外，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幾點：（1）道德風險與信息不對稱是形成信用風險的重要因素。（2）非系統性與系統性。（3）風險和收益的非對稱性。信用風險的收益分布具有典型的非對稱性。（4）信用風險的歷史交易數據難以獲取。

二、國內外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監管的現狀分析

隨著現代經濟中信用活動的不斷發展和創新，信用風險所涉及領域和規模迅速擴大，因此，各個國家對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管理都是非常重視的。

（一）國外先進商業銀行對信用風險管理的現狀

1、風險管理上升到銀行發展戰略高度，董事會直接負責風險管理政策的制定。近些年來，一些大銀行由于風險管理失敗而遭受了巨額損失，甚至破產倒閉，使得銀行股東、經理們以及金融監管當局領略和感受到銀行風險的嚴重后果，深刻地認識到現代風險管理對于銀行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性。目前，國際上一些大銀行的最高決策層已把風險管理納入其發展戰略計劃，將之作為銀行內部管理的一個組成部分，風險管理在整個管理體系中的地位已經上升到銀行發展戰略的高度。

2、獨立的風險管理部門開始出現，風險管理趨于日常化和制度化。與風險管理上升到銀行發展戰略高度相適應，現代銀行風險管理在組織制度上形成了由董事會、風險管理委員會直接領導的，以獨立風險管理部門為中心，與各個業務部緊密聯系的風險內部管理體系。風險管理決策與業務決策的適度分離，改變了風險管理決策從屬于以盈利為首要目標的業務決策的傳統管理體制。同時，以獨立風險管理部門為中心的風險管理體系的運行是建立在管理日常化和制度化的基礎上的，這就進一步加強了商業銀行在復雜的風險環境中及時、有效地管理風險的能力。

3、更加重視全面風險管理。與主要重視信用風險的傳統風險管理不同，現代銀行風險管理還非常重視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操作風險等更全面的風險因素。而且不僅將可能的資金損失視為風險，還將銀行自身的聲譽和人才的損失也視為風險，提出了聲譽風險和人才風險的概念。

4、市場風險日益突出，市場風險管理技術得到迅速發展。二十世紀70年代以來，市場風險成為銀行風險環境中的重要因素。同時，金融自由化和銀行綜合化經營的發展，使得商業銀行傳統的以信用風險為主的模式發生變化。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兩者，無論是在管理技術手段上，還是在管理理論上，都構成了現代金融風險管理的兩個基本內容。

5、風險管理技術趨于計量化和模型化，各種風險管理計量模型發展迅速，銀行風險管理的科學性日益增強。與傳統風險管理的特征不同，現代商業銀行風險管理越來越重視定量分析，大量運用數理統計模型來識別、衡量和監測風險，使得風險管理越來越多地體現出客觀性和科學性的特征。

（二）我國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現狀

1、我國商業銀行尚未形成正確的信用風險管理理念。目前我國商業銀行多數工作人員對信用風險管理的認識不夠充分、信用風險管理理念比較陳舊。不能適應新時期業務高速發展及風險環境復雜的需要。

2、信用風險管理的組織機構不健全。在我國商業銀行中，負責信用風險管理的主要是貸款部門的信貸員，這遠遠不能滿足實際信用風險管理的需要。

3、不良貸款比例高，貸款資金趨向長期化、集中化。我國銀行業的貸款人多集中在房地產或其它人型資產投資項目上，且數額巨大。而貸款資金長期化將導致銀行資產的流動性降低，信貸資金周轉速度減慢。一旦累積的信用風險暴露出來，勢必會造成嚴重的信貸損失，對銀行的長遠發展是極為不利的。

4、內部評級不完善，風險揭示不充分。與先進的國際性銀行相比，我國大多數商業銀行內部評級無論是在評級方法、評級結果的檢驗，還是在評級組織結構、基礎數據庫等方而都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從而極大地限制了內部評級在揭示和控制風險方而的作用。另外，由于會計信息不完備和真實性有待提高，以及缺乏衡量風險的技術方法，銀行信息披露的質量和數量方而都遠不能適應市場的要求。

三、針對我國現狀提出完善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監管的建議

第一，提高商業銀行信用風險度量和管理技術水平。根據當前我國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的現狀，要盡快提高我國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水平。首先，各商業銀行應積極開發以計算機為平臺的客戶信息系統，廣泛收集充分的客戶信息，建立起完善的數據庫。其次，我國商業銀行應根據我國的國情，堅持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原則，積極開發出適合自身條件的信用風險度量模型。

第二，確立完善的商業銀行內部控制體系。完善的內部控制體系可以保證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策略得以落實。商業銀行要建立完善的內部控制體系，應根據中國銀監會的《商業銀行內部控制指引》在對各類業務的各環節風險進行識別的基礎上，對現有的內部控制制度、程序、方法進行整合、梳理和優化。首先，通過授權管理、崗位制衡等手段防止操作風險在業務環節中的出現。其次，通過標準化的內部控制管理實現內部控制的連續性和系統化，從而嚴格控制銀行內的各項業務和管理活動。最后，通過不間斷的調整和改進，不斷提高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水平，確保其經營目標的實現。

第三，強化風險外部監管，完善宏觀外部環境。強化風險外部監管是完善風險控制體系的必然要求。首先是市場約束的要求，巴塞爾新資本協議規定最低資本要求、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市場約束為金融監管的三大支柱，強調銀行應及時、準確地向市場披露銀行財務狀況、經營業績、風險管理戰略和措施、風險敞口、會計政策以及業務、管理和公司治理6個方面的信息；其次，監管當局必須在強化合規性監管的同時重視安全性監管，逐步強化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約束。同時要對銀行風險評估體系的合理性、準確性及信息披露的可信性進行監督，嚴格監管紀律，推動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科學化，實現從注重合規性監管向注重風險性監管的轉變，健全非現場監督體系，并保持監督的持續性。再次，要進一步建立健全銀行金融法律法規體系，形成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的金融法制環境。落實《物權法》，修訂完善《破產法》和《擔保法》等，在完善商業銀行的立法基礎上加大執法力度，維護金融秩序。

第四，規范社會信用關系，推動社會信用文化建設。要建立健全有關社會信用的法律體系，推進信用文化建設。據有關機構分析，社會信用指數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可以促進GDP增長0.9%，促進生產率提高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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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長沙銀行信用風險評估現狀分析

長沙銀行成立于1997年5月，是湖南省首家區域性股份制商業銀行。成立12年來，長沙銀行取得了喜人的發展成績。緊緊圍繞“政務銀行、中小企業銀行、市民銀行”的特色定位，以及“四個三”的客戶發展計劃，初步形成了自身的經營特色和核心競爭能力。由于信用評價制度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各方面的因素，同時我國信用評價研究起步較晚，目前我國尚未建立一套全國性的客戶信用評價制度與體系。長沙銀行對貸款企業進行信用評級的主要做法是：根據評估的需要設置若干組評估指標，對每一指標規定一個參照值。如果這一指標、達到參考值的要求就給滿分，否則扣減該指標的得分。最后將各指標的得分匯總，并按總分的高低給貸款企業劃定信用等級，作為貸款決策的依據。該種方法的不足之處在于：（1）評級指標、體系的構成是通過內部信貸專家確定的，缺乏定量化，具有不確定因索，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2）指標、權重的設置主要依靠專家對其重要性的相對認志來設定，缺乏科學性及客觀性。（3）缺少對貸款企業各方面能力的量化分析，在對償債能力等重要指標上只采用直接觀察法，憑經驗據報表估計其能力，有很大的主觀性。（4）缺少對非財務因素的分析和現金流量的量化預測。

二、加強長沙銀行信用風險評估建設

（一）完善信用評價指標體系和評價方法

長沙銀行要建立內部評級體系，既要學習借鑒國外模型的理論基礎、方法論和設計結構，又要緊密結合本國銀行系統的業務特點和管理現狀，研究設計自己的模型框架和參數體系。要充分考慮諸如利率市場化進程、企業財務欺詐現象、數據積累量不足、金融產品發展不充分、區域風險差別顯著、道德風險異常嚴重等國內特有因素。只有深刻理解中國的金融風險，才能建立起有效的風險評級模型，這需要信用風險系統設計師不僅掌握先進理論方法，還能夠對長沙銀行的現實問題提出技術對策。

（二）加強培訓，提高銀行評級人員的素質

長沙銀行應加強與國際專業評級機構如穆迪公司、標準普爾公司合作，加快培養、建立評級專業人才隊伍，負責內部評級實施和維護工作。同時聘請國外銀行和評級公司的專家，對這些人員進行集中培訓，或派往國外培訓，使之成為風險量化專家和未來的金融工程專家，為國內商業銀行新型評級系統的建立健全出謀劃策。

在評級過程不可避免的會存在部分道德層面上的問題從而引發操作風險。對此，要從思想意志上對相關人員進行教育，增強其主人翁責任感；要將政治素質好、業務能力強的工作人員優先充實到信貸崗位。

（三）加強行業研究，建立和完善信用風險管理基礎數據庫

沒有高質量的數據積累，信用評級的模型及各項指標則無用武之地。長沙商業銀行要完善數據積累，必須在確保客戶信息的完整性和準確性前提下，加快信用評級所需數據的收集，同時完善不良客戶信息的收集。另外，長沙銀行應根據客戶的資產負債狀況、市場環境等情況及時更新客戶信息，以便做出準確的風險分析。在充分獲取數據的同時，商業銀行要加強信息技術系統的建設，并且要保證信息技術系統的可信度和穩健性。同時，必須按照行業進行適當分工，通過對不同行業的長期、深入研究，了解和把握不同行業的基本特點、發展趨勢和主要風險因素，可以為受管理對象在同一行業內部和不同行業之間的風險比較創造必要條件，從而為信用級別的決定提供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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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商業銀行;信用風險;信用風險管理

商業銀行在經營和發展的過程中，存在著多方面的風險，其中信用風險對商業銀行發展影響最大。信用風險對經濟的影響是巨大的，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都受到其重大的影響。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信用風險影響以下三個方面：宏觀金融體系的運行、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以及國際貿易的發展。從微觀的角度去看，信用風險影響以下兩個方面：商業銀行經濟實體的沖擊和資金利用效率。因此，如何降低和分散商業銀行在運營過程中的信用風險，對于我國經濟的發展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

一、信用風險的含義與特征

（一）信用風險的含義

信用風險指的是借款人由于種種原因，沒有意愿或者沒有能力去按照規定及時地償付所借貸款造成的違約，這種違約將給金融機構帶來損失，而這種損失發生的可能性即是信用風險。

（二）信用風險的特征

1.不確定性。世界萬事萬物都是處于不斷變化之中的，我們很難對未發生的事情做完全精確的預測。不確定性是風險所具有的一個最基本的特征，是風險存在的必要條件。同樣，銀行在作出借款決策中，也會因為未來的不確定性，存在違約風險。即便該企業在過去的信用狀況超級優秀，也不能保證其在未來履行還款義務時，有意外的狀況發生。2.客觀性。即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信用風險的存在是客觀的，無論是銀行還是整個市場，都不可能有力量將其完全消除，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將其降到一個可以接受的范圍。3.相關性。一個或少數幾個企業發生經營困難，可能會導致一連串不良事件的產生，而這些都將影響信用風險。在當今市場經濟中，各個企業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少數個體的經濟狀況有可能對其他個體的狀況產生影響。4.可控性。雖然信用風險難以徹底消除，但通過一系列的措施和管理手段，可以將其降低到一個可以接受的范圍。而信用風險的可控性，也使信用風險管理具有了存在的價值。

二、我國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存在的問題

（一）信用評級體系不完善

我國的信用評級體系由于起步較晚，且沒有大型的信用評級機構，整個行業的運作不夠規范，一些小的信用評級機構也不夠權威，因此所作出的信用評級結果并不能使人信服。國外的信用評級體系完善，機構也比較健全，但是由于信息獲取的成本太高，也只有極少數大型企業才會聘請國外人員。盡管我國商業銀行的內部評級體系相比較之下信息成本較低，實施起來也更為方便，但是這要求有較高的管理水平，我國商業銀行在這方面起步晚，還存在許多不足的地方。信用評級不夠科學客觀，將導致后續的決策產生嚴重偏差，從而影響整個信用風險管理的水平。

（二）信用風險信息系統不完善

對于任何一個管理系統來講，數據是最基本也是保證管理系統良好運作的關鍵。數據收集的質量以及數據處理的優劣，直接影響著整個系統的正常運行。我國的數據收集質量較低、準確性較差且可比性較低，不能統一，這使得以此為基礎的數據分析和信息處理結果缺乏可信度，影響了整個風險管理系統。數據質量較差，究其原因有兩方面：一是我國商業銀行在此方面不夠完善。由于高質量的數據和信息對成本和技術要求較高，這對于一直追求規模和速度的我國商業銀行來講，無疑是難以做到的。二是我國中小企業的管理體系不夠完善。這使得信息收集的困難加大，信息失真的情況也就在所難免了。

（三）信用風險處理手段不足

信用風險管理的作用就在于盡量將信用風險轉移和降低，而我國商業銀行的信用風險轉移與分散的手段不足，當貸款發放之后，大多只能寄期望于企業能夠及時償還，這相當于被動地承擔信用風險帶來的后果。如何規避風險、如何分散風險、如何在信用風險的出現過程中掌握主動權，就成為我國商業銀行必須重視的事情。否則，當經濟環境發生較大的變化時，我國商業銀行將產生動蕩，損失不可估量。因此，我國商業銀行應當學習國外一些先進的信用風險處理方法，以避免產生更大的損失。

（四）對信用風險重視度不夠

我國商業銀行的關注點全部放在了如何發放貸款，如何尋找到大客戶。貸款越多，意味著經營狀況越好，卻忽視了在此過程中信用風險的存在。我國的商業銀行沒有形成一種良好的企業文化和風險管理理念，在運營過程中，片面地追求業績而忽視貸款的質量。一旦發生大規模違約，賬面上的資產不能兌現，貸款不能及時收回，損失將是巨大的。此外，我國商業銀行大多追求短期的目標而缺乏長遠的考慮，為了眼前的利益，沒有對客戶做進一步的考察。雖然短期內確實會有一種發展繁榮的景象，但在繁榮景象的背后，隱藏的卻是巨大的風險。與此同時，我國商業銀行的管理人員，對于信用風險的認識不夠充分，很多的措施并沒有落到實處。

三、完善我國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的建議與對策

（一）構建良好的信用評級體系

構建良好的信用評級體系對于我國商業銀行完善信用風險管理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國還沒有形成一套完備的信用評級體系，外部信用評級機構的不完善，無疑加大了內部信用評級機構運行難度。我國應當加快信用評級體系的建設與健全，形成一套完善的信用評級體系，這對于我國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

（二）完善信用風險管理信息系統

完善信用風險管理信息系統，提高信息的質量。要進行信用風險分析，數據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尤為重要，這直接決定了整個系統的質量。提高信息的可靠性，首先要提高信息技術，從信息的采集到信息的處理，都采用科學先進的技術，這樣才能為信用風險管理提供更為堅實的保障。與此同時，一個科學合理的組織體系是信用風險管理得以良好運行的基礎，是我國商業銀行完善風險管理體系首要任務。我國商業銀行必須盡快改善公司的治理結構，減少公司結構冗余，加強對風險管理的重視，并將其落到實處。要加強信用風險管理，使其獨立于管理層，令其能夠更好地發揮實際的作用。

（三）豐富信用風險處理的手段

商業銀行在良好的信息處理的基礎上，如何應對信用風險，分散與轉移信用風險，使商業銀行的經濟損失降到最低，是信用風險管理系統的核心與最終目的。當發放貸款之后，商業銀行并不是消極被動地等待信用風險的發生，而是主動地去分散和轉移信用風險，使其降到最低。

（四）形成良好的企業文化

篇9

關鍵詞：商業銀行；信用風險評估；定性方法；定量方法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3）09-0027-02

企業信用評估和企業財務預警是企業財務管理研究的重要課題。諸多學者將兩個問題一起進行研究，這兩者之間還是有本質區別的。財務預警即財務失敗預警，是指借助企業提供的財務報表、經營計劃及其他相關會計資料，利用財會、統計、金融、企業管理、市場營銷理論，采用比率分析、比較分析、因素分析及多種分析方法，對企業的經營活動、財務活動等進行分析預測，以發現企業在經營管理活動中潛在的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并在危機發生之前向企業經營者發出警告。信用評估本質上是對企業履約各種承諾能力和信用程度進行全面評估，預測未來償債可能性來辨識不同企業的方法。服務的對象有商業銀行、金融監管機構、與受評對象有業務往來的商業客戶以及社會公眾和投資者。

（1）定性評估方法：人工專家分析法，又被稱為古典信用分析方法，包括5C、5P、5W法，5C法指貸款申請企業或個人的道德狀況，償債能力，貸款申請企業或個人的財產狀況，可用于進行貸款申請時抵押擔保的資產價值，宏觀經濟狀況。 5W法指貸款申請人、申請貸款的使用、貸款的時間長度、擔保資產價值及還款方式。目前我國商業銀行實務中仍主要采用的信用評估分析方法。

（2）定量評估方法。

①統計方法：多元判別分析法（Multi-linear Discriminate Analysis）是較早應用于企業信用評估的多元統計方法。Altman（1968）最早提出Z-score模型對企業運營財務危機預警、企業違約預測問題進行研究，使用較少的財務比率迅速進行判斷分析，使用年度報表的數據運用財務比率進行分析：企業運營成本/平均總資產、留存收益/平均總資產、息稅前利潤總額/平均總資產、普通股股東權益合計/平均總負債、營業收入/平均總資產，并且對三十多家樣本公司進行分析，得到準確率較高的分析結果，該模型屬于貝葉斯判別，用樣本修正已有的先驗概率分布得到后驗概率分布。這篇經典論文開創了企業破產預測，財務危機預警，信用評估分析的先河。Altman（1977）在前述論文的基礎上進行了完善，又加入幾個財務比率建立ZETA模型，使用總資產收益率（利潤總額/平均總資產）、利潤增長率（利潤總額/上一年利潤總額）、利息保障倍數（息稅前利潤總額/利息費用）、留存收益/平均總資產、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平均總資產、公司股票市價等財務比率，得到比簽署模型更好的分析結果。Logistic模型分析。Martin（1977）使用財務比率進行企業經營財務預警及企業貸款違約分析，使用多元統計學中的Logistic回歸方法，使用1970至1971年的報表數據從的美聯儲成員銀行5600多家中選取58家屬于財務困境，違約樣本的銀行進行分析測算，使用資產凈利率（利潤總額/平均總資產）等8個財務比率，進行分析測算，并且分析不同的信息使用者的風險偏好差異，如投資人和債權人，測算不同的風險預警系數，便于信息使用者更好地作出分析決策，得到較好的分析結果，并且使用該多元回歸模型與前述的Z-Score模型，ZETA模型測算的結果進行對比分析，得到優于前述模型的預測數據。吳世農（2001）收集我國上市公司1998至2002年A股市場的ST公司共計七十多家，收集樣本數據的時間是公司轉化成ST的年度，并且選取相關行業的七十多家作為對照組樣本，進行橫截面數據分析，選用不同的計量模型進行對比研究，主要有線性概率模型（LPM），Fisher二類線性判定，Logistic模型等多元統計方法對企業財務進行預警研究，最終結果是Logistic模型的預測準確率均高于Fisher判別分析法和LPM的準確率。于立勇、詹捷輝（2004）也使用Logistic模型，選取商業銀行的貸款企業客戶的財務數據進行信用違約的分析，得到較好的測算概率。方洪全、曾勇（2004）在銀行信用風險評估方法實證研究及比較分析中運用Logit模型分析。李志輝、李萌（2005）選取了195家上市公司為樣本，Logistic模型的準確率高于線性判別模型神經網絡模型。Junni L. Zhang（2010）運用貝葉斯加分類樹法對德國公司財務報表數據進行償債能力進行有效得分類。

②信用風險評估模型。Credit Metrics（信用計量模型）是摩根大通等美國知名金融機構采用用VaR（在險價值模型）的思路，對個人和企業的貸款以及其他金融資產進行價值估計和風險預測的計算方法。麥肯錫公司提出的Credit Portfolio View模型（信貸組合審查模型），是改造Credit Metrics模型，考慮到周期性宏觀經濟因素，結合信用風險評級轉移和宏觀經濟變量如年度經濟增長率、市場利率、政府支出等建立關聯模型，使用蒙特卡羅技術模擬宏觀經濟周期性因素的計算得到評級轉移概率。KMV模型（Credit Monitor模型）（是美國KMV公司提出后被穆迪公司收購），該模型是可以對上市公司的信貸違約概率進行預測分析。張玲等（2004）運用KMV模型評估我國上市公司ST公司和非ST公司的信用風險后得到，改變KMV模型的相關變量可以至少提前2年預警我國上市公司的信用違約風險，并且可以提前4年進行上市公司的信用風險變化趨勢的預測。戴志鋒等（2005） 運用KMV對我國上市公司數據和某國有商業銀行非上市公司的信貸數據進行驗證，實證結果表明非上市公司模型在中國具有一定的預測能力，但預測準確率低于歐美國家。Credit Risk+模型（信用風險附加模型）是由瑞士信貸銀行金融產品部（CSFP）開發的，它是一個違約模型（Default Model）。

③人工智能方法：神經網絡。陳雄華等（2002）采用人工神經網絡模型研究企業信用等級的評估問題，按照企業樣本分為制造業和非制造業兩大類，利用偏相關分析方法建立了企業信用評級的指標體系，實驗結果表明神經網絡模型具有更好的預測準確性。于立勇（2003）收集一百多個企業作為訓練樣本，運用神經網絡模型進行信用違約風險分析，得到有效的預測結果。章忠志、符林、唐換文（2003）使用神經網絡模型，選取28個企業數據做為樣本進行分析，預測結果準確率達到90%以上。徐佳娜、西寶（2004）使用人工神經網絡模型與層次分析法（AHP）相結合建立模型對企業信用風險進行評估，預測結果說明該模型比已有的其他模型準確更高。張衛東等（2006）建立模型結合前饋型神經網絡、遺傳算法和模糊數學方法來，評估商業銀行企業客戶的信用風險，使用Matlab軟件對選取的商業銀行企業客戶數據進行測算，得到的結果表明準確率比以前的模型方法有所提高，模型更具魯棒性。夏紅芳（2007）通過與上海某商業銀行的合作，對其1999-2005年的貸款明細和公司財務數據進行了系統研究，運用粗糙集理論的約簡功能，從中選出最能反映企業信用狀況的8項財務指標，再應用模糊神經網絡方法進行信用評估，實證研究表明所提方法具有較高精度。但是使用人工神經網絡模型需要根據實際的樣本數據不斷調整系數，相對而言模型的魯棒性不夠強。戴芬（2009）根據中小企業信用評估指標體系，提出了一種基于蟻群神經網絡的評估模型。結果表明蟻群神經網絡的預測方法與傳統的BP 神經網絡預測方法相比，具有較強的泛化能力，應用在中小企業信用評估系統中具有很高的評估準確率。

整數規劃法。薛鋒（2006）選取上市公司數據，使用混合整數規劃法，建立企業信用風險評估模型進行信用風險評估，模型可以滿足非參數檢驗，也不需要樣本數據服從正態分布，可以較為廣泛的應用，經數據實際測算的結果說明，該模型魯棒性較好，預測效果較好，準確率較高。遺傳算法。薛惠鋒（2006）利用人工智能方法——GA-PSO混合規劃算法構建企業信用風險評估模型。并利用上證50若干企業的實際數據對模型進行了實證檢驗。實證結果顯示該模型能有效預測上市企業的信用風險狀況。該模型在收斂性能及預測準確率等方面優于基于傳統的多元回歸方法及GP方法的信用風險評估模型。Jonathan N. Crook（2007） 參考諸多文獻比較線形回歸（LDA），Logistic回歸，決策樹，數學規劃法，神經網絡法，遺傳算法，遺傳編程，K近鄰法，支持向量機幾種方法，認為支持向量機法的準確率相對較高。

從以上對國內外研究現狀的分析可知，盡管國內外已有許多專家學者對商業銀行客戶信用評估進行大量的研究，但在實際應用中涉及中小企業的研究較少，未考慮我國企業普遍存在的內部人控制的企業中管理者個人因素對企業信用的影響，限制了模型的適用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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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信用風險，指的是在商業交易中由于交易一方的違約，使交易另一方應得的預期現金流量的現值減少而遭受損失的風險。信用風險是商業銀行面臨的主要風險之一，信用風險的度量是商業銀行進行信用管理的核心問題, 對信用風險的準確度量和有效管理, 有利于商業銀行經營的安全性, 也有利于金融體系整體的穩定和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違約率、賠付率和違約相關性是衡量信用風險大小的主要參數，其中違約率是度量和管理信用風險的出發點和關鍵。

信用風險度量模型又可以稱為企業財務困境研究，二者的本質相同，只是出發點不同。由于企業在銀行的債務和履約情況的數據很難得到，以往大多數研究集中于企業財務困境研究。對企業財務困境研究最早的是Fitzpatrick(1932)，他發現破產企業的財務比率一般較差，Beaver(1966)、Altman(1968)分別采用單變量分析法和多變量分析法對企業的財務比率進行了研究，后者還建立了由五個參數組成的Z-Score 模型。除了傳統的判別分析外，Martin (1977)建立了logistic模型用來預測企業的破產和違約概率，Ohlson(1980)建立了Logit模型，Zmijewski (1984) 使用Probit分析模型，Libby（1975）第一次將主成分分析方法引入了判別分析模型以克服自相關問題。而且近年來基于市場價值的現代信用風險度量模型在國際金融界得到很高的重視和相當大的發展，包括KMV推出的期望違約概率模型，JP摩根銀行推出的以VAR為基礎的credit metics模型等。

隨著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在國內商業銀行風險管理中重要性的日益顯現，國內關于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的文獻大量涌現，王春峰等(1998)將判別分析法應用于我國商業銀行信用風險評估，通過與Logit方法相比較,研究了判別分析法的有效性。梁琪（2005）結合主成分分析法構造了logistic回歸分析模型，發現該方法優于簡單的logistic模型。吳世農、盧賢義（2001）利用1998-200年A股市場ST公司數據，比較了多元判別分析、線性概率模型和Logistic模型的預測效果，發現logsitic模型的預測能力最強。此外，還有陳靜（1999）、張玲（2000）、梁琪（2003）、柯孔林和薛鋒（2004）、李志輝和李萌（2005）等，均從不同側面使用判別模型或擴展后的判別模型對我國的商業銀行信用作了實證分析。馬九杰，郭宇輝，朱勇（2004）通過問卷調查方式，利用所得資料采用logit模型對我國縣域中小企業貸款違約情況進行實證分析，但是存在樣本過小的問題。

總體而言，由于搜集非上市公司的財務數據異常困難，以往的研究主要從上市公司中選取樣本; 且因受數據來源所限(上市公司的履約情況和債項特征屬于內部機密, 一般研究人員很難獲得) , 幾乎所有研究都是以上市公司被宣布特別處理（ST）作為財務困境標志，建立的評估模型以線性判別分析為主。由于樣本地選擇缺乏代表性，由模型估計所得到的結果很大程度上不能真實反映影響商業銀行預期違約概率的主要指標，從而得出的結論缺乏應用性。而本文以甘肅某城市商業銀行2005年誠信企業和違約企業財務數據為基礎，并對指標進行嚴格篩選，以貸款企業違約與否作為信用風險高低的衡量標準,運用判別分析和logistic 回歸分析，得出影響我國城市商業銀行貸款企業預期違約概率的的最具解釋能力的財務指標，從而對城市商業銀行有效地識別和評估信用風險以及做出合理的貸款決策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

本文即是從貸款企業的財務指標入手，通過判別分析和logistic 回歸分析，構建衡量企業信用狀況的模型，并通過實征研究考察模型的適用性。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樣本選取與建模變量篩選；第三部分運用判別分析和logistic回歸分析方法進行實證分析；第四部分對實證結果給出進一步的分析；第五部分給出結論并總結全文。

二、樣本選取與建模變量篩選

（一）指標的選取

研究選擇的財務數據全部來自于貸款企業的財務報表，在參考了已有文獻以及考慮到實際數據可得性的基礎上，本文選取了21個能夠反映企業景氣、流動性、盈利性、清償性、成長性以及其他初始指標，指標名稱、財務比率名稱以及符號具體見表一。

由于X19股東權益比率，X20負債合計/資本和X13資產負債率存在多重共線性，因此剔除X19，X20，同時由于數據存在較多缺失，剔除X17財務杠桿效應，X18企業留存/總資產，X21流通股股本的市場價值/總負債。因此，模型最初選取了景氣指標、流動性指標、盈利性指標、清償性指標、增長型指標等五大類共計16個指標。

（二）樣本的選取

鑒于數據的可得性，本文從我國某城市商業銀行信貸信息管理系統中選取2005年在該行有貸款且財務數據較為齊全的186家企業作為研究樣本。

我們將186家企業分為誠信企業和違約企業兩組，其中誠信企業92家，違約企業94家。剔除資產負債率大于1，速動比率大于流動比率以及具有特殊異常值的企業，剩下總樣本122家，誠信企業58家，違約企業64家。如果樣本中存在缺失值，則由該樣本前三年的平均值替代，若歷史數據也缺失，則以所在組企業的平均值替代，最后選擇的有效樣本數為122家。

三、實證檢驗

本文將分別使用線性判別模型和logistic模型進行實證分析，采用逐步選擇方法選擇最優解釋變量，以對影響我國城市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因素做出判斷，同時對兩種模型下得到的實證結果作進一步的比較分析，并將結果置于中國銀行業改革的背景下做出進一步的揭示。本文將采用逐步選擇法，一方面利于節約資源，另一方面易于對結果進行分析。

（一）線性判別模型

考慮到通常各變量在判別式中的判別能力不同，本文選取逐步判別法作為判別分析方法，這一方法的優點是將判別能力較差的變量從判別式剔除，僅保留具有顯著性的解釋變量。

首先我們將誠信企業定義為1，將違約企業定義為0，運用SPSS13.0進行逐步判別法，經過三步篩選最終得到最具解釋力的財務指標：應收帳款周轉率（X1）、主營業務利潤率（X8）、資產負債率（X13），得到的結果見表二 。由表二可知，Wilks'Lambda 達到了0.868，Wilks’Lambda對應的Chi-square統計量為16.647，自由度為3，顯著性為0.001。顯著性

其次，利用已入選的變量建立Fisher線性判別函數。建立的判別函數為：

Y1=-3.576+0.021X1+2.716X8+11.100X13 （1）

Y2=-4.815+0.039X1+0.845X8+13.425X13 （2）

判別函數（1）和（2）中，應收帳款周轉率（X1）、主營業務利潤率（X8）、資產負債率（X13）這三個指標分別從景氣、盈利性和清償性三個方面揭示了影響我國城市商業銀行貸款企業信用風險的大小。應收帳款反映了企業管理者對企業擁有的應收帳款資產的有效利用程度，應收帳款周轉速度越快表明企業資產發揮的效率越大。主營業務利潤率是衡量企業主營業務創造利潤的能力的指標，該指標越大說明利潤來源更穩定可靠，企業經營越穩健。資產負債率是衡量企業資本結構的指標，該指標并非越大越好，提高在獲得稅盾優勢的同時也加大了企業經營的風險

最后，根據判別函數（1）、（2）得到模型的判別效果如下：

由表三可知，根據普通方法對判別函數的判別效果進行驗證，模型的準確率為65.6%，其中對誠信企業的準確率64.1%，對違約企業判別的準確率為67.2%，可見模型對于違約企業判定的準確率要高于誠信企業。使用交叉驗證（Cross valadation）方法對判別模型的判定效果進行檢驗，模型的準確率略低于普通方法的判別效果，總準確率為64.8%，誠信企業為62.5%，違約企業為67.2%，模型對于違約企業判定的判別率仍然高于誠信企業。

在信用風險識別模型中，存在著兩類錯誤，即：將高風險企業誤認為低風險企業與將低風險企業誤認為高風險企業。顯然，第一類錯誤會給銀行帶來更大的風險，后者最多只會降低銀行的潛在收益。從逐步回歸法得到的判別函數給出的判別效果中可以看出，商業銀行對違約企業判定的準確率要大于誠信企業，可見判別分析給出的結果還是比較理想的，這與李志輝（2005）得到的結論相左，后者運用在某銀行有貸款的上市公司財務數據進行的判別分析所得到的結果中，第一類錯誤率要大于第二類錯誤率。

（二）Logitistic模型

利用線性判別模型計算得到的Z值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無法從直覺上進行解釋，Logistic回歸分析解決了這個問題，且其前提假設符合經濟現實和金融數據的分布規律，殘差項不要求服從正態分布。考慮到一般情況下各個變量的判別能力不同，本文運用向后逐步選擇技術篩選變量以提高模型的判別性能，從全變量模型開始，逐步提出對殘差平方和貢獻最小的變量，直到不需要提出變量，具體的回歸結果見表三。根據SPSS計算結果中的參數表，模型logistics模型的判別方程：

從表三可以看出，與線性判別模型得到的結果類似的是，logistic模型得到的三個最具解釋力的變量同樣是應收帳款周轉率（X1）、主營業務利潤率（X8）、資產負債率（X13），方程顯示應收帳款周轉率（X1）和資產負債率（X13）與信用風險呈正相關的關系，與主營業務利潤率（X8）負相關。這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這三個變量確實決定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大小，從而證明了結論的穩健性。常數項、應收帳款周轉率（X1）、資產負債率（X13）在5%的水平上顯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主營業務利潤率（X8）這個指標只在10%的水平上顯著，但是在5%的水平上并不顯著。

由表五可以看出，-2Loglikehood為149.121，此值偏大，說明擬合效果一般.同時Cox &Snell R2為0.140，Nagelkerke R2 為0.187，二者都偏小，也說明模型的擬合優度比較低。我們選定0.5作為臨界值，根據公式（3），計算上市公司破產概率，如果超過0.5則判定為違約企業，小于0.5則判定為誠信企業，可以得到方程對于估計樣本的總分類正確率為65.3%，其中第一類錯誤為70.3%，第二類錯誤為59.6%，具體數據見表六，表明使用logistic模型所得到的總分類正確率比使用線性判別模型得到的結果略好，而且在第一類錯誤與第二類錯誤的比例上，兩個模型所得到的結論是一致的，即模型所選用的三個指標對于違約企業判定的準確率要大于誠信企業，進而可知模型所選取的指標對于商業銀行的穩健經營具有正面的意義。

四、進一步分析

由以上數據可知，采用線性判別模型和logistic模型所得到的總樣本判別率相近，僅為65%左右，與已有成果相比判別效果較差。而且，logistic模型中主營業務利潤率（X8）的系數在5%的水平上并不顯著，同時模型中的Cox &Snell R2與Nagelkerke R2較低，說明模型的擬合優度較低，以上實證數據表明模型在城市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方面的應用受到一定的限制。具體原因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解釋。

第一．在研究樣本和時期的選取上，由于受數據來源的限制，本文僅考察了2005年一年貸款企業的財務數據，包含的企業數目較少，所涵蓋的企業范圍較窄，同時在對指標進行處理時，由于數據原因、共線性原因等因素有些指標被剔除，存在缺失的財務數據進行了相應處理，這樣在模型計算之前已經損失了一部分信息，因此在此基礎上回歸分析得到的模型的適用性受到一定的影響。其次，城市商業銀行之間的差異性遠遠大于它們的相似性，城市商業銀行無論是在跨地域，還是政府介入程度、經營效益、風險管理水平，差異都非常大，模型在不同城市商業銀行之間的引用受到相應的限制，從而導致模型結論的應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二、在處理方法上，實際貸款數據很難滿足判別分析和logistic模型的假設條件。判別分析要求等協方差陣和變量服從多元正態分布，這在實際分析中很難滿足；而logistic回歸會導致原始數據的大量丟失和估計過程中出現共線性問題，從而使得估計參數的標準差增加，雖然理論上可以采用主成分分析與判別分析和logistic回歸相結合的方法來降維，但是由于各個指標間相關性較低導致不適合運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因此本文并未采納這兩種分析方法進行分析，因此數據處理方法選擇的不同，導致模型結論的應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三，從客觀背景上，我國商業銀行的經營目標多元化，還未成為真正的商業化運營主體，不良貸款的產生具有內生性（施華強，2004）。2001年-2002年中央銀行的抽樣調查統計發現，中國歷史上不良資產由內部管理原因造成的不良貸款比例僅占全部不良貸款的19.3%，由銀行客戶、宏觀經濟體制變化等外部原因所形成的不良貸款占全部貸款的80.7%。后者包括國有企業貸款比例高，發放特定貸款，國企重組，社會信用差等原因。具體到城市商業銀行，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的城市商業銀行，大多數是地方政府控制和主導的，其經營行為具有明顯的政府干預的痕跡，城市商業銀行很大程度上充當了第二財政的職能。盡管從2006年開始城市商業銀行已通過股份制改制、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民營資本等措施已經加速重組，此前政府干預城市商業銀行的經營決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城市商業銀行信用風險度量模型不可能具有很好的判別能力。

以上結論是與以往國內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研究的結論不同，以往研究所建立的判別模型識別和預測準確率一般都達到80%以上。這是由于以往研究的樣本取自上市公司的財務數據，一方面，由于上市公司有信息披露的義務以及較為嚴格的監管，上市公司的數據全面準確，同時還有流通股股本市值/總負債等能夠反映投資者預期的財務指標，且公司治理結構相對比較完善，政府干預較少，因而所用的模型穩定性較好，推廣能力較強。然而，上市公司占城市商業銀行貸款企業的比例很小，當前我國城市商業銀行的主要客戶仍然為非上市公司，所以以往研究的結論適用性很低，現實中商業銀行信用風險判別模型所選擇的最具解釋力的指標并非如以往研究所揭示的那樣。

五、結論

本文根據2005年某城市商業銀行貸款企業的財務數據和履約情況，運用線性判別模型和logistic模型對影響我國城市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財務指標進行選擇，并通過對模型結果進行分析比較，對模型判別的準確率進行進一步的分析，研究的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通過運用逐步判別法和向后判別法篩選最具解釋力的變量，發現在借款企業的財務指標中，景氣指標、盈利性指標和清償性指標對信用風險影響最大。兩種模型所選取的最優財務比率相指標均為應收帳款周轉率（X1）、主營業務利潤率（X8）、資產負債率（X13），因此上述三個財務比例指標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決定貸款企業信用風險的大小，說明判別結果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第二，logsitic模型在估計樣本的總分類正確率方面要略優于線性判別模型，而且模型對樣本的估計結果中，第一類錯誤率都是大于第二類錯誤率，表明模型具有較高的適用性。

第三，通過分析模型的總分類正確率，本文對總分類準確率相對較低這一現象背后的原因進行了進一步的揭示。受數據來源和數據質量的影響，樣本的選擇本身存在一定的先天缺陷；判別模型和logistic模型本身的假設條件較嚴，現實中財務數據的高維性和多重性特征決定了數據很難滿足假設條件；由于歷史原因，我國城市商業銀行未成為真正的商業化主體，很大程度上成為政府主導的工具，以上三點決定了模型本身所得到的結果不是很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