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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儒家文化；孝道；教育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24-0109-02

儒家教育思想是中國傳統思想的主體內容，自從西漢中期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起，它就一直是中國古代社會主流的統治思想，在文化和教育中占主導地位。儒家思想發展的階段大致有三：起源于春秋戰國時期，這是儒家思想的初創時期，當時的儒學被稱為“顯學”；二是在漢代的獨尊儒術時期，此時儒學才真正發展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第三個階段是宋明時期的理學，它成為了儒家后期的主要思想，此后一直延續至明末清初。縱觀儒家文化的發展時期，以及它在不同時期所處地位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儒家思想的歷史積淀，形成了中國綿延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其主體思想在中國人的文化認知中始終占據主導地位，即使是在今天，儒家文化的影響也是不可小覷的。在這種獨具中華民族特色的文明和文化形態中，“孝道”是具有不同于其他文明特征的重要文化現象。中國的傳統文化，在一定意義上來看，可以說是“孝”的文化，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也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會，在中國文化傳承過程中，“孝”是始終貫穿其中的。這一點，黑格爾在其作品《歷史哲學》中闡述中國的孝時曾這樣寫道：“中國純粹建筑在這樣的道德結合上，國家的特性便是客觀的‘家庭孝道’”[1]。可見，“孝”在中國甚至是世界上的影響。

“孝”是中國核心觀念和首要文化精神，是中國文化的特色之一。而“孝”的原始典籍的表現形式，自然是出自儒家學派的、被廣為傳誦至今的《孝經》。孝經一書，全文共分十八章，將社會各階層人士――上自國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劃為五個層級，就各人的地位與職業，又標示出了其實踐“孝親”的法則和途徑。這自古以來就是讀書人的必選書目，被列為“十三經”之一。然而，近百年來，國人受西洋文化的影響，一味追逐物質文明，而鄙棄固有道德，將精神的升華逐漸拋棄。甚至出現了凡是傳統文化都被斥為落伍陳腐的東西的尷尬局面。若是在日常生產生活中，有人提倡人倫道德，宣說忠、孝、節、義，多數情況會被人諷譏為迂闊頑固，頑冥不化。那么，為何國人原本引以為豪的國粹精華會淪為當前境況呢？在此，我就對《孝經》第十章“紀孝行”章的研讀，以及對一度流行的“新二十四孝”，簡淺地闡述自己的思考。

“紀孝行”章，所講的都是平日里最基本的孝行，分別予以紀出。其中涉及了五項當行和三項不當行之事。即“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后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丑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丑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尤為不孝也。”[2]其大致意思是說：大凡有孝心的子女們，都要孝敬他的父母，第一，在日常沒事的時候，應當盡其敬謹之心，春夏秋冬，衣食起居，都要多方面注意。第二，對待父母，在奉養的時候，應盡其和樂之心，于父母面前，一定要表現得和顏悅色，笑容承歡，不要使父母感到有不安。第三，父母生病的時候，要盡其憂慮之情，急請名醫診治，親奉湯藥，早晚服侍，如果父母的疾病一日不愈，自己則一日不能安心。第四，倘若父母不幸病故，就要在臨終之時，謹慎小心，備辦一切。不但物質上要盡力配備，還要于情感上悲痛哭泣，極盡哀戚之情。第五，面對父母去世以后的祭祀方面，應當有思慕之心，要莊嚴肅靜地祭奠，好似父母就在一樣地恭敬。以上五項孝道，在行的時候，一定要有至誠之心。否則，徒具形式，就失去孝道的意義了。為子女的要孝敬父母，不但要履行以上的“五致”，還要做到以下的“三不”，其一就是官位較高的人，應當莊敬以待其部下，不要有驕傲自大之氣。二是為人部屬的小職員，就應該恭敬以事其長官上司，不要有一點悖亂不法的行為。第三，當處在鄙俗的群眾當中的時候，應當和平相處，不要與人爭斗。如果為長官卻驕傲自大，那么必會招來危亡災禍。而位居部屬的人，如果悖亂法紀，也必定會招來刑罰和處分。在鄙俗的群眾中與人產生斗爭和糾紛，自己也難免遭受危險與迫害。以上三項違背道理的行為，每一件事都會有危及其自身而遭遇禍害，都會有殃及父母的可能。父母整日以兒女的福禍而憂心，若不戒除以上“三不”而逆行，即使每天用牛、羊、豬的肉來養活他的父母，也不能使父母寬心。這樣也不配稱之為孝子。可見孝養父母，并不在口腹之養，而貴在保重自己的身體，這才是最大的孝。

紀孝行篇的解釋，字字句句透露著子女對父母的謹慎和敬愛的情感，讓人讀來不膩口、不反感，而是更多地去檢醒自己，鞭策自己。其所涉及的行為要求，并沒有任何難度要求，僅僅是在平淡中盡孝道，可以說是于日常的衣食住行為出發點，教育天下子女謹小慎微，以保全和愛護自己作為回饋父母的基本盡孝方式。如此看來，那一句“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可損傷也”不再是迂腐頑固的代稱而恰恰是子女盡孝于父輩的一種方式。儒家推行“由己及人”，也只有對自己的身心健康負責，才能使父母安心，以此推及父母身上的，方才稱得上是孝。本章分明顯的兩段內容，前段所講的是居致敬、養致樂，病致憂、喪致哀、祭致嚴等五項，是孔子指出順德順道的道理，而后段所講的居上驕、為下亂、在丑爭，這是孔子指出的“逆”的道理。若從順德的方向去做，就是完全的孝子。而從逆道上去行動，自然會受到社會法律的制裁，最終得到不幸的結果。此道理給出了兩個途徑。一條是光明正大的道路，暢通無阻。一條是險徑深淵，絕崖窮途。由此可觀，圣人力行教人孝道，其用心之深，值得深思。

我們身體力行地去踐行和實施孝道，重拾民族精華，這本無可非議，但是當今社會，往往容易出現矯枉過正的風潮，甚至有一邊倒的傾向。最近提出的“新二十四孝”，集中反映的就是當下生活中的種種現實問題，并提出了比較貼切實際的新行孝準則和標準，表面來看，這似乎能夠重新喚起人們關愛長輩的德行，有利于構建和諧有序的社會風尚。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提法呢？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訴求呢？孝，自古以來就是理所應當地該被人執行的，就像一個個體吃飯、喝水、呼吸一樣自然的事情，竟然被提升到了一種全民性的行為，且是這樣的大張旗鼓。在當下精神文明極度繁榮、物質文明空前豐富的今天，對于這個倡導，是該慶幸，還是一種悲哀呢？答案其實很明確，我們之所以把它提到這樣一個高度，是因為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把它丟盡了。但是，“孝”一種發自人內部的情感、是一種精神、是一種文化、是我們國家精神的體現。這種情感和精神只有在自然和諧的社會背景和文化熏陶中才能慢慢積淀，逐漸養成。而將盡孝的行為舉止進行量化、具體化，未免會有形式主義、教條主義的作風，又怎能夠確保在這種形式化的框架下，“孝”的真諦不會被扭曲、誤解，又怎能夠發揮其真正作用！因此，在實施的過程中，一定要注意尺度的把握，不偏激、不冒進，腳踏實地，哪怕只進步一小步，方向總是向前的，未來就是有希望的。儒家文化一直是令國人引以為豪的，出現今天這樣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看不能不說是教育的失敗、不能不說是文化營養的流逝和觀念的淪喪。可以說，“孝”是一種意識，意識是屬于人內在的個體因素，只有經過個人的內化、加工和升華，表現出的行為才是最本真的。而新孝行把盡孝的義務制定成條條框框的行動指南，難免有些虛張聲勢，過于形式化了。新時代背景下，一切都需要與時俱進，盡孝也一樣，但無論如何，孝的本質是不會變的。我們可以采取不同形式的活動，拓寬年青一代孝敬長輩的渠道，這樣做，盡可能使盡孝的方式多樣化，細致化或者是人性化，能夠真切關愛到長輩的內心世界，關注他們的思想和精神，理解他們的感受，這樣才不失為“孝”。

對于“孝”的理解和踐行，不是某一類人、某一個群體的義務，而是全民之責任，孝應當是當今教育的出發點。我們現在生活的社會之所以出現道德危機、誠信危機等等，就是當代人忽略了古代傳統文化的育人功效。被學術界公認的“教育思想泰斗”蘇聯偉大的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曾經主張，對于青少年的愛國情感的培養、服務于人民的思想的培養，首先應當從關愛自己的父母親做起。我們試想一下，若一個人連自己的父母都不愛，那么還如何奢求他去愛他人、社會和國家？因此，“孝道教育”應當被重視起來。

我們無法將“孝”的觀念強行復制到每個人的意識中去，流于形式的東西是經受不住時間和事實考證的。當一個思想產生時，人們首先要做的是去思考它之所以產生的前因后果以及如何身體力行地去做，在教育的過程中，適當運用必要的社會觀察、探訪、實踐法是了解某一現象出現的有效手段。若僅僅是通過專家學者圍著會議桌搞學術研究，最后得出一紙計劃，這難免有些脫離實際的虛夸之嫌了。我們需要的是腳踏實地的做，把理念和意識轉化為自己的精神，作為行動的參照，否則，哪怕再宏大的工程設計，也只不過是南柯一夢。

最后，借用希拉里曾說的一句話警醒和勉勵自己，她說：二十年后的中國不會是一個強國，因為在中國社會，沒有一個具有凝聚力的主流文化價值觀。儒家文化一直以來是被國人認同和肯定的，可以說在一定意義上扮演了我們民族主流價值的角色，引導著我國價值觀的形成，這一點無論是在仁、孝、義，還是在禮、智、信上，都有明顯表現，只是近年來西方的藍色海洋文明過多地侵蝕了中華民族的積淀，暫時迷惑了國人的眼睛，只要我們保持清醒的鑒別力，有選擇地吸收和揚棄，儒家文明中那些閃光點依然會生生不息地被國人傳承下去，跟風、盲目和形式主義是無法撼動我們精髓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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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翻譯批評 彼得·紐馬克 《弟子規》

一、引言

作為翻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翻譯批評所肩負的責任不僅僅是對眾多的翻譯作品進行評論，或對紛紜的翻譯現象做出解釋，還要通過這種評論或解釋，對翻譯活動進行影響，指導它向一個健康的方向發展。近年來，隨著對翻譯重要性認識的日益加強，在翻譯批評理論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正是鑒于此種情況，筆者認為，英國著名翻譯理論家彼得·紐馬克（Peter Newmark）在其著述中提出的關于翻譯批評的理論對我們具有相當的啟發意義。

《弟子規》是中華文化精華的一部分，同時也是德風范的啟蒙讀物，該書是清代學者李毓秀所撰寫的青少年道德啟蒙讀物，每三字一句，通俗易懂，內容合乎我國古代禮儀道德和人性真善美的體現，又合轍押韻，便于誦讀，雖然已經過去了300多年，流傳至今，但對于青少年思想品德熏陶及現代社會人際和諧交往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3]毫無疑問，《弟子規》的中心思想是“孝悌”，它是儒家思想的精華，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剔除其中不適合當今中國社會的內容，還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地方，相信這也是顧丹柯先生和郭著章先生翻譯《弟子規》的初衷。

二、翻譯批評的重要性

翻譯批評是翻譯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連接翻譯理論與翻譯實踐的一條重要紐帶”。[1]紐馬克認為翻譯批評有五大目的：提高翻譯質量；為翻譯教學提供實例；闡明特定時期特定領域內的翻譯觀念；幫助理解名家名作和名家譯作；比較原語和譯語在語義和語法上的異同。另外，翻譯批評應當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不僅要闡明對翻譯進行批評的原則、具體的步驟和方法，在批評的內容方面還要涉及譯者在翻譯實踐中遵循的翻譯理論原則與運用的具體翻譯方法及譯文的社會價值。[2]

三、彼得·紐馬克翻譯批評視角下的《弟子規》譯本評析

按照彼得·紐馬克的翻譯批評理論，翻譯批評應當包括五個步驟：分析原文，著重分析其寫作意圖及功能；分析譯者對原文目的的闡釋，翻譯方法及譯文的讀者；選擇原文和譯文有代表性的部分進行對比；從譯者和批評者的角度評價譯文；評價譯文在譯語文化中的地位和價值。[2]以下就依照彼得·紐馬克提出的以上翻譯批評方法對郭著章先生和顧丹柯先生所譯的《弟子規》作簡要的評析與比較，具體來說分為以下五個步驟。

（一）分析原文

彼得·紐馬克指出，分析原文應包括對作者寫作意圖、文本類型、語言特色及文本主題的分析。[1]

《弟子規》這本書影響之大，讀誦之廣，僅次于《三字經》。《弟子規》以《論語·學而》中“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為總綱要。[3]作為一本青少年道德啟蒙讀物，分為五個部分，具體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與學習上應該恪守的守則規范，是啟蒙養正，教育子弟敦倫盡份防邪存誠，養成忠厚家風的最佳讀物，是集中國傳統家訓、家規、家教之大成。[3]首先，從文本類型來看，彼得·紐馬克借助于邏輯學、哲學、語言學等一些跨學科知識，按照語言的功能將文本類型分為詩歌、小說、戲劇等富于想象的文學作品、權威性的聲明、自傳、散文、私人通信等，屬于表達功能型的文本；以科技、工商、經濟為主題的一切格式文本屬于信息功能型文本；能夠感染讀者并使其獲得信息的所有文本稱之為呼喚功能型文本。[4]按照彼得·紐馬克的文本類型的分類，《弟子規》就屬于能夠使讀者獲得作者想要傳達信息的呼喚功能性文本。其次，就語言特色而言，《弟子規》基本為三字一句，每句押韻，十二字表達一個相對完整的意思，全文三百六十句，共九十行一千零八十字，內容淺顯易懂。最后，就文本標題而言，“規”就是做人的道理，行為的規范；“弟子”即學生、子弟之義，人人都為人子女，人人都為人弟子，所以，“弟子”涉及所有的人。[3]現代的研究學者指出，《弟子規》的核心內容是倡導通過堅持修己愛人達到家庭和睦、社會和諧，是人生第一規，是做人的根本。

（二）分析譯文

彼得·紐馬克指出：分析譯文就是針對譯者的分析，重點是考察譯者對原文意圖的闡釋，考察譯者選擇的翻譯方法及讀者的針對性。[2]

具體來說，就譯者對原文意圖的闡釋來看，顧丹柯先生和郭著章先生的譯文都能夠做到忠實于原文作者，忠實于譯語的規范。也就是說，《弟子規》這部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作品的客觀真實、材料事實和美學原則基本都在兩個譯文中得到了準確的再現。

語義翻譯法和交際翻譯法是彼得·紐馬克翻譯理論中最重要、最有特色的組成部分，這兩個概念的提出，擴展了傳統的直譯法和意譯法的概念。根據彼得·紐馬克的理論，“語義翻譯指在譯入語語義和句法結構允許的前提下，盡可能準確地再現原文的上下文意義，而交際翻譯指譯作對譯文讀者產生的效果應盡量等同于原作對原文讀者產生的效果”。[2]就翻譯方法而言，顧丹柯先生的譯文力求保持原作的語言特色和獨特的表達方式，發揮了語言的表達功能，總體上看屬交際翻譯。郭著章先生的譯文的關鍵在于傳遞信息，讓讀者去思考、去感受、去行動，發揮語言傳達信息、產生效果的功能，文筆流暢，從總體上看可歸入語義翻譯。

就譯文讀者的針對性而言，顧丹柯先生的譯文特別適合搞語言研究和相當關注作品形式美因素的讀者閱讀；郭著章先生的譯文因為更加流暢，注重譯文讀者的反應，不給讀者留下任何疑點與晦澀難懂之處，因而應該擁有更廣泛的讀者群。

（三）原文與兩篇譯文的對比分析

作為翻譯批評的核心部分，彼得·紐馬克建議：“原文與譯文的對比以語言形式為主，但無須從頭至尾進行全面的比較，只需選擇有代表性的部分進行詳細的比較研究，就足以了解翻譯的整體水平了。”[2]鑒于篇幅原因，本文僅以以下例證對顧丹柯先生和郭著章先生的譯簡單評述，以下簡稱顧譯、郭譯。

例1：《弟子規》

顧譯：Dizi Gui：Dos and Don’ts for Children.[5]

郭譯：Standards for Being a Good Student and Child.[6]

作為文本的標題，顧譯采用了音譯加注的方式，不僅讓譯文讀者能夠了解文本的原語名稱，而且通過加注進一步闡釋了該文本可能涉及的主要內容；郭譯針對譯語閱讀者主要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興趣的西方讀者的現實情況采用了意譯的方式。相比之下，顧譯對原文意圖的闡釋更為清楚、準確，而郭譯的讀者針對性更強。

例2：首孝悌，次謹信。[3]

顧譯：First，be dutiful to Parents and fraternal to brothers，And then，be strict with yourself and honest to others.[5]

郭譯：First it teaches us how to be dutiful to your parents，and how to be respectful and loving to our siblings.

Then it teaches you how to be cautious with all people，matters and things in your daily life and how to be a trustworthy person and to believe the teachings of ancient saints and sages.[6]

作為《弟子規》總序中重要的指導性原則，“首孝悌，次謹信”的意思是做人首先要孝敬父母，尊敬兄長，其次是要對自己謹慎地約束，對人誠實可信。[7]原語中“悌ti”和“信xin”二字是押韻的，顧譯兼顧了原語的這一特色分別用“brothers”和“others”來翻譯，從而最大限度地向譯語讀者展示了原語的音韻效果，更傳達了原作的風格；郭譯在對原語正確解讀的基礎之上幾乎用釋義的方式對原語進行了翻譯。二者比較，很明顯顧譯更精練。事實上，在音韻美的傳達上，相對郭譯，顧譯在其他章節都做得比較到位。

例3：有余力，則學文。[3]

顧譯：If you’ve done these and have time to spare，For search for knowledge you must care.[5]

郭譯：When you have accomplished all the above duties，you can study further to learn literature and ar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your cultural and spiritual life.[6]

同樣作為《弟子規》總序中另一個重要的指導性原則，“有余力，則學文”的意思是做好了分內的事如果還有余力，就去學“文”，這里的“文”原指文獻典籍，尤其是指儒家經典著作，而用現代的觀點來說，可理解為學習文化知識。[5]顧譯直接將“文”譯為“knowledge”即“知識”，而郭譯則將“文”譯為“literature and art”即“文學和藝術”，并對學“文”的目的做了進一步的解釋說明：“...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your cultural and spiritual life.”在對這句話原語充分理解的基礎之上，不難看出顧譯準確把握了“文”這一字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并用最簡潔的方式翻譯出來，從而更勝一籌。

例4：兄道友，弟道恭。[3]

顧譯：Fraternal love in a family is great，And discord breeds nothing but hate；[5]

郭譯：Older siblings should befriend the younger ones，Younger siblings should respect and love the older ones；[6]

作為《弟子規》第三部分“出則悌”中開頭重要的兩句，“兄道友，弟道恭”的意思是作為兄長對弟妹要友愛，作為弟妹要尊敬兄長，兄弟姊妹之間要和睦相處，對父母的孝心就包含其中。[3]通過對比以上兩個譯文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顧譯為了闡釋原語中“兄友弟恭”的準則沒有受原語字面意思的束縛，而是采用了意譯的方式說明：兄弟姊妹之間的和睦相處對于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反之則會產生怨恨；郭譯則忠實地傳達了原語的內涵，從而使譯語的讀者透徹了解中國傳統文化中對兄弟姊妹相處之道的基本要求。二者相比，郭譯因更忠實于原語而略勝一籌。

例5：財物輕，怨何生？[3]

顧譯：If material things you depreciate， How could brotherly hostility generate？[5]

郭譯：When siblings value their ties more than property and belongings，no resentment will grow among them.[6]

同樣出自《弟子規》第三部分“出則悌”中的“財物輕，怨何生？”的意思是彼此把財物看得很輕，兄弟之間的怨恨又從何而生呢？[5]原語的句式為反問句，顧譯更為忠實于原文沿用了這一句式，而郭譯則完全用陳述句來傳達原語的含義。因此，單就對原語句式的忠實程度來說，顧譯顯然更加形象生動，更能傳達原作風格。

（四）評價兩篇譯文的總體質量

首先，從譯者的角度出發，彼得·紐馬克認為：“翻譯標準必須能夠衡量某種翻譯方法是否正確，是否最大限度地重現了原文的意義。”[2]他的標準是：準確（accurate即內容準確，事實準確，風格準確）和簡潔（economical）。就兩篇譯文來看，兩位譯者對于原文內容與譯文語言形式辯證關系的處理是得當的，原文中的“恒定內容”即重要的“常量因素”都得到準確的再現。

其次，《弟子規》作為信息性、勸服性文本，顧譯和郭譯都能做到充分再現原語作者的意圖，自然簡潔，通俗易懂。筆者認為，顧譯文，抓住了原作的特點，使原作內容與形式形成了一個辯證的有機整體；郭譯則更多地重新組織句法，運用符合譯語習慣的更常見的搭配和詞匯，使譯文更加流暢地道，簡明易懂。

（五）譯文在譯語文化中的價值

隨著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為了古為今用，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化逐漸從認知到認可，這一過程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在世界范圍內影響的深入和擴大。作為《弟子規》核心思想的“孝悌”，一直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用理性的態度看待孝道，學習孝道，實踐孝道，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3]因此，研究《弟子規》譯本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對外傳播意義重大，《弟子規》的翻譯是必要的更是重要的。

四、結語

翻譯批評的主要目的在于評價譯文質量，彼得·紐馬克的評價標準可以概括為：上乘的譯文就是譯文忠實地再現了原文的意圖，恰如其分地把握了內容與語言形式的辯證關系。[8]本著這一評價標準，顧丹柯先生和郭著章先生的譯文都能忠實再現原作的意圖，傳達原作寓于字里行間的意義，體現譯文語用準確性比所指準確性更重要的特征。正如按照有史以來將中國歷代詩詞譯成英、法韻文的唯一專家許淵沖先生所說：“丹柯先生的譯文英文流暢、通順，表達準確、到位，充分體現了原文的音韻美，讀來朗朗上口，確實達到了‘音美’；從意義上說，他的譯作注意遣詞造句，語言規范，很好地傳遞了原作的內容，‘意美’也做到了。”[9]

參考文獻：

[1]Peter Newmark.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

[2]許均.當代英國翻譯理論[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3]鐘茂森.鐘博士講解弟子規[M].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0.

[4]劉金龍.文本類型、翻譯策略與應用翻譯研究——以旅游宣傳資料英譯為例[J].長江大學學報，2007，VOL30（4）.

[5]顧丹柯.孝經·二十四孝·弟子規[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10.

[6]郭著章.漢英對照蒙學精品（第一分冊）[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

[7]李逸安.中華經典藏書·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規[M].北京：中華書局，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