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思想

杜甫深受傳統儒家思想的熏染，始終抱有中興濟世的雄心壯志，殷切期望自己的國家能夠重新強盛起來：“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3］故他所標榜的圣君賢臣并不是要回歸到上古社會中去，而是希望他的時代的君王能繼承唐太宗的偉業，重新回到盛世。他以天下為己任，素有規勸帝王、教化風俗的志愿。與此同時，杜甫也非常重視對后代子女的教育，期望他們能成才濟世。（一）和諧教育杜甫重視子女身心各方面的協調與健康發展。正因為他出生于“奉儒守官”的家庭，信仰的是儒家之道，對于德行的要求不言而喻。他在《春夜喜雨》一詩中描繪的場景體現了關于子女的知識學習及道德陶冶方面的設計。家長要把握好教育時機，適時教育啟發，猶如“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4］以多樣的方法及靈活的措施對子女進行合理地規范引導與教育培養，“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5］從而達到耳濡目染、陶冶感化、深入子女內心的教育功效。這種教育恰恰最能適應建立在父母子女間親情基礎上的教育主客體關系特點，是一種高超的教育智慧與富有審美性的教學藝術，是一種愛的教育。在教育內容上，杜甫主張打破儒學書本道德的束縛，兒童教育除選用蒙學教材、經史文學資料之外，還應拓寬選材領域，豐富多方面知識，他有計劃地教導子女琴棋書畫乃至于游泳、釣魚等多方面才藝，并未依循唯知識論，或恪守“學而優則仕”、“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教條。杜甫的和諧思想是一種推己及人、關注生活和親情的精神。當身陷長安時，杜甫懷念遠在夔州的妻子，作詩云：“香霧云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干。”［6］當在成都草堂生活稍有安定時，又作詩云：“晝引老妻承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7］杜甫對子女也十分慈愛，當他與家人分離時，分外惦念幼小的孩子：“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儻歸免相失，見日敢辭遲。”［8］不難看出，人本主義的教育精神洋溢于字里行間。當然，杜甫的和諧思想在他對于人民和國家的情感上也能找到映射。他深深渴望國家和平，人民安居樂業，正因為受此強烈的國富民安思想的驅使，他對于執政者窮兵黷武給百姓帶來的沉重災難進行了無情的控訴與鞭撻。這是強烈愛國思想與憂國憂民情愫的集中體現。杜甫的文化人格也歷來為人們所稱頌。這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文化創新具有啟示意義，和諧社會的美好愿景必須以人民的安居樂業和平安幸福為旨歸。（二）寓教于樂寓教于樂強調教育的有效性有賴于通過藝術審美的形式與內容來達到。我們通常意義上說的教學是一門藝術就是寓教于樂思想的體現。杜甫在對子女的教育中采用了寓教于樂的手段，善于通過詩歌藝術及活動發展子女的能力。“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詩人在天氣晴朗的日子里，和妻子同看孩子在清亮的錦江游泳，［9］在輕松暢快的情境中教會孩子游泳這種必備的生存技能。這首詩作于761年杜甫客居成都之際。此時的杜甫雖然客居遠離故鄉河南中部鞏義數千里之遙的川西錦城郊區，漂泊西南，但是仰仗故人高適、嚴武的接濟和柏茂琳的照顧，他在成都和夔州還是過了一段相對比較安閑、穩定的生活，也迎來了創作上的又一個高峰。小兒嬉戲時的歡樂給詩人帶來了家庭的快樂與寧靜。此時的安史之亂也接近尾聲，詩人憂國憂民的心情得到了暫時的放松與緩解。當然，杜甫在對子女的教育中，不僅僅采用慈愛的、輕松的教育手段，也伴有嚴厲的措施。嚴慈并重，剛柔相濟，才更能保證教育的有效性，教學融藝術性與科學性于一身，能更好地達到教育目的。杜甫在教導孩子琴棋書畫乃至于游泳、釣魚等方面才藝時，手段是很靈活的，不僅在家中循序漸進地進行文化知識的教學，同時培養其道德禮儀或行為規范，而且在室外或是大自然中對子女適時適量地實施教育。“大自然是一本無字的書”，把大自然和社會看成是活的教材，寓教育于生活，符合兒童內在天性要求，從而使在生活的場景中活動的兒童天真質樸，洋溢著歡樂。杜甫還主張將書本知識學以致用，如讓孩子以他們所學代回簡信給他人，以此鍛煉他們的語言表達技巧及社交才能。（三）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是指教師從學生的認知水平、學習能力以及自身素質的實際出發，使教學的深度、廣度、進度適合學生的知識水平和接受能力，同時考慮學生的個性特點和差異，進行有針對性的個性化教學，使每個人的才能品行獲得最佳的發展。因材施教不僅是我國古代教學經驗的結晶，還是現代教學必須堅持的一條重要原則和方法。實行因材施教，對培養適應時代需要的創新型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論語》中孔子根據學生的認知水平與能力，對于弟子“問仁”的回答不盡相同。對于“聞一知十”的顏淵，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對于“聞一知二”的子貢，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10］這樣的實例在《論語》中有很多，孔子的因材施教是建立在對學生細致入微的觀察基礎上的，關鍵是對學生有全面深刻的理解，準確掌握學生的特點。孔子對于子路的品性這樣概括：“子路好勇，聞過則喜。”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11］孔子深知子路好勇冒進，故在行動方面采用退的思路，讓其問父兄后再行動。冉有生退讓，故采取進而取之的激進的回答。杜甫對于子女的教育也很好地繼承了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他為兩個兒子宗文、宗武分別確立了不同的培養目標。就天分資質講，宗文在讀書作詩方面遜于宗武，但就處理家庭庶務方面勝于宗武。宗武從3歲學語之時起，就表現出超人的詩學才能。“驥子（宗武小名）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12］故杜甫對于宗武在家學方面寄予厚望。如《宗武生日》中“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彩衣輕”。［13］再如《又示宗武》中“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14］這些詩文中杜甫專言訓子之意，既有對其發揚家學的殷切希望，又有對其達官致仕的深切期許，有慈愛的表達，也有耳提面命的父嚴之訓。從“課奴殺青竹……可以樹高柵”《催宗文樹雞柵》［15］詩中則可以看出詩人對宗文繼紹詩學家風，達官致仕不期以厚望，而著重“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并囑咐他念念在心。杜甫對宗文和宗武所施及的教育是符合因材施教原則的。（四）循序漸進循序漸進是指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運動負荷等的順序安排，由易到難，由簡到繁，逐步深化提高，使學生系統地掌握知識、技能，發展認識能力。我國古代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篇教育論文《學記》里就闡述了循序漸進的原則。“不陵節而施之謂孫”，［16］就是說在施教時不能凌越受教育者的才能和年齡特征，要遵循教育對象的認知規律，合乎順序地進行教育。杜甫在對兩個兒子的教育中，始終遵循他們的接受能力，“不凌節”，即根據他們不同的年齡階段教授不同的內容。當然，在教授不同的內容時，也會運用不同的教育方法。秦隴時期，宗文8歲，宗武5歲，對于他們的教育，杜甫并未制訂培養目標和計劃，只是遵循自然主義教育的原則，讓他們隨其天性，自由發展，反對把孩子的發展拘囿于框架里。從杜甫的教子詩《宗武生日》、《元日示宗武》和《又示宗武》等來看，內容以賞識孩子為主要的出發點與歸宿，注重勵志成材教育，年幼以誦詩為主。寓居成都之初，宗文11歲，宗武8歲，移居閬州（今四川廣漢）時，宗文15歲，宗武12歲。4年時光，兩人學問大有增進。移居夔州后，杜甫對兩個孩子的教育就大異其法了。此時的宗文，年齡已是16歲至18歲，宗武則是13歲至15歲。在教材的使用上杜甫精心選擇了《文選》，為宗武的科舉進仕作下一步準備。到大歷二年（767）所作的《宗武生日》，杜甫則在“誦”的基礎上對之提出了更高的理解性的要求———“熟精文選理，休覓彩衣輕”。［17］他教導宗武要課習文選及詩學，并且趁此機會進行立志成材教育。杜甫深諳教育之道，從對其二子秦隴孩提時期的隨天性，到成都少年時期的書卷教育，再到夔州后的“熟精文選理”而“愛文章”，循序漸進，合乎順序，“不陵節而施之”，體現了杜甫教育方法的科學性。總之，杜甫在教育子女的過程中，始終遵循因材施教、循序漸進的原則，根據他們的資質確定不同的培養目標，并且按照他們的接受能力“不陵節而施之”。在寓教于樂思想與和諧教育思想的指導下，杜甫疼愛兒女，在日常的生活中對子女施以教育，寓教育于生活當中。上述思想主張豐富了古代的家庭教育理論，并作為一項寶貴的教育資源，對當代家庭教育的現實問題有所啟迪。

民本教育思想

杜甫在長安10年求仕的生活中，開始走向親近人民的道路，真切感受到了民生疾苦，迫使他開始對社會和人生進行反思。后來的安史之亂造成的社會動蕩更是給杜甫的現實主義創作提供了重要的契機。他親眼目睹百姓深受戰爭之苦，對于人民的深重災難表示深深的同情。由于身在百姓之中，自己也處于漂泊流離的狀態，所以憂國憂民始終是貫穿其思想的主線與核心。杜甫的詩作集中反映了人民深受戰亂和剝削的痛苦處境。這集中體現在杜甫于759年寫的著名組詩“三吏”、“三別”中。“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18］勾勒出吏役抓丁時的暴怒猙獰面目；更有“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19］這寫出了統治者窮兵黷武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同時寫出了詩人對于勞動人民的深重災難的同情。“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20］杜甫憂國憂民、以民為本的思想，有著強烈的人本情懷。人民是國家的細胞，沒有人民的安居樂業與平安幸福，國家的繁榮富強與國運昌盛就失去本質的核心意義。在當今社會中，“人”是最重要的元素，失去了“人”，一切就被物化了，失去了人性的關懷與人情味，社會矛盾遲早要被激化。從這個意義上說，杜甫的民本思想對于當今教育所提倡的“以人為本”和“以生為本”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啟示。杜甫生活的年代正是唐朝由盛而衰的時期，由于戰爭和當權者的政策影響，當時人民生活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從杜甫的詩句中可以窺見當時最高統治集團荒淫腐敗和貧富對立尖銳化的社會現象，社會經濟得不到相應的發展。“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21］真實地反映了天寶年間（742－755）社會動蕩，連年征戰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再如《北征》：“靡靡逾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22］此詩通過對戰爭、天災等方面的描述，反映出當時的社會動蕩和人們的苦難生活。“頭上何所有？翠微盍葉垂鬢唇。背后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就中云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23］“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24］的主旨是對楊貴妃囂張氣焰的指斥和鞭笞，借寫“麗人”的生活情形，揭露并且嘲諷楊國忠兄妹荒淫奢侈、驕奢跋扈的丑態，從側面反映了統治集團的腐朽和政治的昏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25］這樣強烈的對比反差，形象地揭示出貧富懸殊的殘酷社會現實。教育是社會現實的反映，必然受制于社會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的水平與性質。中唐以后社會的矛盾及困境致使學校教育蕭條，辦學秩序混亂以及整體教育質量下降。首先，社會的動蕩使教育制度得不到構建與發展，教育物質設施得不到正常的供應，官學教育廢弛，私學教育也受到破壞，許多教師隱退山林，學校無法進行正常的教學工作。其次，人才選拔制度受到一些大臣的左右，不能發揮其選拔的真正功能，使真正的人才無用武之地，被拒之于權力的邊緣。再次，戰爭和天災使人民處于顛沛流離、飄泊失所的生活境況，就等于他們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當人們整日籠罩在戰爭和饑餓的陰影里時，就不會產生接受教育的需求與愿望。這恰恰是導致唐代教育偏向規章條文制定，缺乏實施成效的社會原因。尤其是中唐以后，教育內容僵化，師道淪喪，佛道盛行，辦學效果更為不景氣，并由此導致韓愈、柳宗元等文化教育名家對師道中衰、學風不振的憂慮并發出捍衛儒學道統、攘斥佛老、抗顏為師的吶喊。杜甫的民本思想閃耀著人性的光輝，折射到教育中來，體現出人文關懷的情感交流與滲透。杜甫多年的漂泊流寓生活，為他走入百姓生活提供了重要契機。我們從杜甫的“從百姓中來，到百姓中去”詩文筆觸中觸摸到“人”的氣息，他是真正的“草根”文學家。既然是“草根”出身，就有為平民代言和立言的時代使命，他時刻心懷百姓，為百姓請命。《孟子•梁惠王上》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6］的仁民愛物的情愫不斷在杜甫詩中得以反映。這在教育上體現為教師的“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矩成灰淚始干”的孺子牛精神。身為教師，心懷學生，想學生所想，思學生所思，“一切為了學生，為了學生的一切”，最終實現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教育終極目標。“沒有愛，就沒有教育”道出了教育的愛的真諦，這是教師內心最原始、最樸素，也是最真誠的情感。杜甫的一生，身處動蕩時局，對政治與教育的復雜關系有了更為深刻的體悟；而身為父親，他對于自己子女的教育更是傾注了心血。杜甫關于家庭教育的思想和方法，閃爍著持久的光輝，而他的民本教育思想更是現實主義情懷的真切反映，力圖通過教育提高民眾的知識素養和職業能力，借以改善民生境況以及社會地位。所有這些，對于當今提高家庭教育的有效性，克服“過度教育”帶來的偏差以及推進教育民主化的進程都有一定的現實啟示意義。

本文作者：吳洪成王曉峰工作單位：河北大學

【摘要】“詩圣”杜甫,與其祖初唐著名詩人杜審言,在詩學淵源上還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在杜甫的詩歌創作中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內核、藝術特征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杜審言的影響。這種影響很大一部分來自于家風、家學以及詩歌家法傳承等方面。

【關鍵詞】杜審言;杜甫;儒學傳統;詩學傳統;詩歌藝術;影響

眾所周知,杜甫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后人常常評價杜甫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集大成者”,這讓人不免思考他身上是否汲取了其祖杜審言的詩歌營養。現從家風、家學以及詩歌家法等方面來探討杜審言對杜甫詩歌創作的影響。

一、家風、家學承襲

(一)儒學傳統的影響

杜甫在《進鵰賦表》中說:“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反映出杜甫出生在一個富有儒學傳統的家庭。杜甫家族的儒學傳統可以追溯到他的遠祖杜預。杜預是晉代名臣兼名儒,并且還是《左傳》研究專家。杜甫曾在《祭遠祖當陽君文》中,稱頌先祖:“《春秋》主解,稿隸躬親。嗚呼筆跡,流宕何人”,并起誓:“不敢忘本,不敢為仁!”。對于祖父杜審言,杜甫更是推崇備至:“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視于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于今而師之”[1]。杜甫對于儒學的信仰直接承杜審言而來。杜甫的《進雕賦序》言:“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余篇。”先臣就是其祖杜審言,杜甫對杜審言的崇敬,加上主動的學習,使得杜審言的儒者思想在杜甫身上潛移默化,更加奠定了杜甫對儒學的信仰。

論文關鍵詞：詩史說杜甫詩孟榮宋祁胡宗愈

論文摘要：孟榮首先提出杜甫詩歌是“詩史”的觀點。他認為，杜甫在安史之亂期間流離隴、蜀時所寫的詩，全面反映杜甫此時的生活，也表現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是“詩史”。宋祁認為，杜甫的律詩善于陳述時事，律切精湛，氣魄宏大，是“詩史”。胡宗愈認為，杜甫的詩歌抒情與敘事結合，表現個人與反映時代統一，是“詩史”。杜甫詩歌“詩史”觀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杜甫詩歌一向稱為“詩史”，而杜甫的什么詩是“詩史”，卻眾說紛紜。因此，追溯杜甫詩歌“詩史”說之源就尤其必要。用“詩史”稱杜甫詩歌始于晚唐孟架，改于北宋宋祁，成于北宋胡宗愈。孟槳認為，杜甫在安史之亂期間流離隴、蜀時所寫的詩是“詩史”，這些詩全面表現了杜甫此時的生活，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宋祁認為，杜甫律詩善于陳述時事，律切精湛，氣魄宏大，是“詩史”;胡宗愈認為，杜甫詩歌抒情與敘事結合，表現個人與反映時代統一，是“詩史”。孟架規定“詩史”的亂離背景，宋祁限定“詩史”的律詩體裁，胡宗愈揚棄兩家，揭示“詩史”的內涵，至此，杜甫詩歌“詩史”說基本建立。

“詩史”最初是兩個詞，分別指前人的詩歌創作和歷史記載，不是一個詞，不指杜甫詩歌。《宋書·謝靈運傳論》云:“至于先士茂制，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并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

作為一個詞而指杜甫的詩歌，始于孟架。孟架說:“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

據現有文獻，稱杜甫詩歌是“詩史”始于孟架o馬茂元說:“把杜詩稱為詩史，最早見于晚唐孟槳的《本事》。”“從‘當時號為詩史’這句話看來，詩史這個名詞好像是在杜甫時代已經存在了，—縱使不在杜甫時代，也應該在孟槳以前。可是就我們能夠看到的唐代的記載中，除了《本事詩》外，卻沒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詩史。”

【論文關鍵詞】杜甫詩歌憂患意識儒家思想責任

【論文摘要】所謂憂患意識，是指社會危機引發出來的人類主體世界焦心憂慮的一種思想意識。在社會發展時期，一些文人志士因為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和認識社會的能力，容易發現社會現實中存在的不足而希望變革，并以詩文抨擊社會現實，表現出對人類社會的強烈憂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一生寫下的大量詩篇中就充滿了這種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不僅貫穿于他的詩歌創作中，而且貫穿于他的一生。究其根源，是因為他骨子里根深蒂固、終身奉行不愈的儒家思想的影響，是他內心對自己國家和人民的深切關愛和責任所致。

憂患意識，是指社會危機引發出來的人類主體世界焦心憂慮的一種思想意識。在社會發展進程中，一些有識之士因為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和認識社會的能力，容易發現社會現狀的不足而希望變革創新，并以詩文抨擊社會現實，對人類社會的憂患表現得更突出，這成為他們創作活動的動力。所謂“憤怒出詩人”就是這個道理。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一、作為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的詩歌無論是敘事抒懷，還是寫景詠物，都是結合現實，其中充滿著濃厚的憂患意識。

這種意識貫穿他的一生，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到晚年越是強烈、真摯。年輕的杜甫“歸醉每無愁”，是沒有多少憂慮的，所關注的就是個人的抱負和功名的追求。自從他為求仕途人長安再次應試落第后，被迫“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開始“十年困守”的艱難生活，使他更多地關注社會現實，思考國家的現狀。自此，他的憂患意識也由個人前途的憂慮逐漸轉為對國家民生的憂慮。詩歌中也由“家人憂幾杖，甲子混泥途”轉為“君不見漢家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他對唐玄宗盲目發動開邊拓土的不義戰爭給農業生產帶來的危害深為擔憂；他對清濁不分、賢愚不辨的黑暗政治憂心如焚：“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他看到大雨成災，就憂慮勞動人民的苦難：“吁嗟呼蒼生，稼穡不可救”，他“一飯四五起，憑軒心力窮”。面對“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黑暗現實，他“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成長為一位自覺的憂國憂民的詩人。

“安史之亂”的爆發使唐王朝陷入了戰爭的深淵，使人民墜人了沉重的苦海。詩人杜甫也被卷入戰爭的亂離漂泊之中，他親眼看到了安史叛軍的屠殺焚掠，親身經歷了與民同難的艱險流離，親自感受了國破家亡的痛苦，他的心更貼近了勞動人民，憂患意識更加廣泛深刻了。詩人最憂慮的是安史叛軍還未平定，四方盜賊仍是很多：“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走”，又擔憂官吏不顧百姓死活而橫征暴斂，引起人民的反抗：“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他希望有賢德的官吏實行仁德之治：“誅求多門戶，賢者貴為德”。直到臨死之前，詩人仍在憂慮：“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書信中原闊，干戈北斗深。”公務員之家:

論文關鍵詞:杜甫詩史民族沖突

論文摘要:“安史之亂”是唐王朝由盛變衰的轉折點。杜甫用他的詩歌既記錄下了亂前唐王朝對外族政權的侵略，也記錄下了亂后各個強大的少數民族政權對唐王朝的侵擾一一這些構成了杜甫“詩史”的核心點。

內蒙古大學的高建新認為:“在杜詩眾多的創作中，可以真正稱得上是‘詩史’的篇章并不多，算起來也只有那些寫在‘安史之亂’前后的反映了唐王朝轉折的重大歷史事件的一部分作品。”①實際杜甫詩歌中稱得上“詩史”的篇章要比高建新說的多。杜甫一生亦以“安史之亂”為轉折點，他為了避亂四處奔波，到他臨死時戰爭(“安史之亂”后各地大小軍閥的叛亂)仍未消停，在湘江的一條破船上寫下了《風疾舟中伏枕三十六韻》，其中有句道:“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

一、杜詩中寫到的安史亂前唐對其他民族政權的侵略

天寶以后，唐王朝對西北、西南少數民族的戰爭越來越頻繁。在天寶一于載(751)，鮮于仲通征南詔，高仙芝擊大食，安祿山討契丹，結果無一不敗。

杜甫反對侵略作戰，在詩中對唐皇的好大喜功的開邊政策進行了譴責。尤其是《兵車行》，此詩錢謙益認為:“天寶十載，鮮于仲通討南詔蠻。……此詩敘南征之苦。”據《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六載:“天寶十載四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于滬南。……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

論文關鍵詞：杜甫；敘事詩：語言；文化批判功能

論文摘要：作為“詩史”，杜甫敘事詩的文化批判功能除依賴于對詩歌整體思想內容的理解外．還表現在杜甫有意識地借助語言本身的力量去實現這種功能。如對較敏感的事物進行表述時采用能指與所指差異較大的詞語，大量運用非陳述句式，使用具有批判力量的修辭格等。

唐代是封建歷史上一個思想比較開放的時期，這種時代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唐詩的極度繁榮。但即使是在這樣一個時代里，文化霸權仍然存在，詩人們仍不能毫無忌憚地寫作。尤其是安史之亂前后，社會動蕩到了極點，文化霸權也由隱而顯，杜甫因房瑯事而受冷落并最終被逐出朝廷便是文化霸權的結果。這個時期，許多詩人因懾于這種霸權而紛紛放下手中的筆。作為一個敏感而又愛國的詩人，杜甫不可能面對國家的危機而無動于衷，他要通過自己手中的筆去揭露黑暗的社會，因此他以更大的熱情投人到寫作中，最能代表杜詩現實主義風格的以新樂府詩為代表的敘事詩大多寫于此時。但杜甫畢竟是人而不是神，他也不可能游離于那個社會之外，因此他也要受到文化霸權的制約，對當朝統治者進行評判和指責時也有所顧忌。但讀者從杜甫敘事詩尤其是新樂府詩中可以很明確地感受到文化批判力量的存在，這種力量一方面依賴于詩歌作為一個整體，必然會表現出一定的思想傾向;另一方面，也是人們所普遍忽略的一點，就是杜甫有意識地借助語言本身的力量去實現文化批判的功能。

一能指和所指是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所提出來的兩個概念，分別代表概念和音響形象，此處借用這兩個概念并把能指界定為語詞所代表的概念本身的意義，把所指界定為語詞在具體語境中的實際意義。

能指與所指之間可以是統一的，但也可以是有所差異的。杜詩中對一些比較敏感的事物的表述便體現了有所差異的一面。表面的能指是為了回避潛在的危險，是對文化霸權的妥協，而真正的所指是對當時社會的揭露與批判，是對文化霸權的顛覆。

(一)人稱

論文關鍵詞:杜甫詩史民族沖突

論文摘要:“安史之亂”是唐王朝由盛變衰的轉折點。杜甫用他的詩歌既記錄下了亂前唐王朝對外族政權的侵略，也記錄下了亂后各個強大的少數民族政權對唐王朝的侵擾一一這些構成了杜甫“詩史”的核心點。

內蒙古大學的高建新認為:“在杜詩眾多的創作中，可以真正稱得上是‘詩史’的篇章并不多，算起來也只有那些寫在‘安史之亂’前后的反映了唐王朝轉折的重大歷史事件的一部分作品。”①實際杜甫詩歌中稱得上“詩史”的篇章要比高建新說的多。杜甫一生亦以“安史之亂”為轉折點，他為了避亂四處奔波，到他臨死時戰爭(“安史之亂”后各地大小軍閥的叛亂)仍未消停，在湘江的一條破船上寫下了《風疾舟中伏枕三十六韻》，其中有句道:“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

一、杜詩中寫到的安史亂前唐對其他民族政權的侵略

天寶以后，唐王朝對西北、西南少數民族的戰爭越來越頻繁。在天寶一于載(751)，鮮于仲通征南詔，高仙芝擊大食，安祿山討契丹，結果無一不敗。

杜甫反對侵略作戰，在詩中對唐皇的好大喜功的開邊政策進行了譴責。尤其是《兵車行》，此詩錢謙益認為:“天寶十載，鮮于仲通討南詔蠻。……此詩敘南征之苦。”據《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六載:“天寶十載四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于滬南。……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

［論文關鍵詞］杜詩詩史儒家風范現實價值

［論文摘要］杜詩具有很強的“詩史”性，源于詩人的儒家風范；杜詩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的歷史，凸顯出兩大主題：忠君愛國和民本思想。在“以人為本”的今天，“詩史”性的杜詩煥發出優秀的人文精神而顯示出豐富的現實價值。

一、杜詩的“詩史”性

杜詩真實地記錄了安史之亂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歷史，因此其自中晚唐開始，一直享有“詩史”的美譽。稱杜詩為“詩史”，最早見于晚唐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必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逸事。故當時號為‘詩史’。”后世加以沿用推衍，“詩史”漸成為文學史上的定論，如宋祁《新唐書·杜甫傳贊》：“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奉杜甫為詩宗并開創江西詩派的黃庭堅，在《次韻伯氏寄贈蓋郎中喜學老杜詩》（《山谷詩外集補卷四》）這樣寫道：“老杜文章擅一家，國風純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筆，百年忠義寄江花！”看來，自宋代始，譽杜詩為“詩史”已為世人廣泛接受和認可。

杜甫在詩歌創作中善于反映歷史事件，用現在的話說，最能寫出歷史的真實。杜詩在栩栩如生地反映“安史之亂”前后唐王朝重大的歷史事件和廣闊的社會面貌的同時，又本著歷史的發展對當時社會進行了敏銳的分析和嚴肅的批判。例如，他在很多詩里寫出了事變前夕的社會矛盾的尖銳現象。如《前出塞》《后出塞》《兵車行》《麗人行》《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等，大體上都是反映了事變前夕的階級動態的作品。在事變當中，杜甫更接近了人民，對各階層的生活更加熟悉，對事變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寫的這個時期的作品，幾乎反映了各個社會階層的動態，觸及了許多重大的國計民生。中唐元稹倡導新月府運動時《樂府古題序》說過：“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是名篇，無復倚旁。”（《四部叢刊》影明嘉靖本《元氏長慶集》卷二十三）可以看出，元稹肯定了杜詩真實反映歷史的特點和優點。“安史之亂”中，詩人的《哀江頭》《哀王孫》《春望》《月夜》《悲陳陶》《悲青坂》《塞蘆子》《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別”等，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矛盾和人民悲慘痛苦的生活，表現出對國事的極端憂慮和對民眾的深切同情。

杜甫的“詩史”之作源于其儒家風范。的確，詩人本人也一向以儒者自居。他在《憶昔》中曰：“愿見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甚至，他還自認是個“腐儒”，如其在《江漢》中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一個身受儒家思想熏陶，篤信儒家生存理念，一個“有志于道者”所必須身體力行的杜甫的生存狀態及其價值取向，在他那個時代獨一無二。杜甫《進鵰賦表》：“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杜甫的先輩中，杜預是晉初的名將，又是一位精通儒術的人，曾撰寫《春秋集解》；杜預而下的杜耽、杜遜、叔吡、依藝，或是刺史或是縣令；祖父杜審言系高宗咸亨進士，曾任隰城尉、洛陽丞等小官，累官修文館直學士。杜甫自己說從他的遠祖杜預以來一直是“承儒守官”，也就是說他們家一直尊奉的是儒家傳統，一直是為朝廷服務的。而杜甫也在詩中寫過他自己的志意，他說：“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我們從杜甫的家世、杜甫的生平可以對他有一個整體的認識和了解。

摘要：杜甫詩歌是中學語文教育體系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在杜甫詩歌教學中滲透生命教育，能引發學生關于生命的認識和思考，促進學生樹立正確的生命觀，從而引導學生健康成長。本文結合杜甫詩歌教學實際情況，對其中蘊含的生命教育進行了分析，探索生命教育的組織實施辦法加以，旨在發揮生命教育的作用，促進杜甫詩歌教學的優化，引領學生成長。

關鍵詞：杜甫；詩歌

生命教育生命教育是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重要教育內容，在新時期對高中杜甫詩歌教學活動進行改革的過程中，正確認識和看待生命教育，對生命教育資源進行系統的挖掘，促進教育教學活動的合理化組織實施，能對學生的學習和成長產生積極的影響，激活學生珍惜生命和敬畏生命的意識。因此在全面促進杜甫詩歌教學改革的過程中，應有意識地對生命教育內容進行探究，創新杜甫詩歌教學體系，有效促進教學活動實現全面創新發展。

一、杜甫詩歌教學中生命教育的重要性

對杜甫詩歌中的生命意識內容和生命教育思想進行挖掘，能在語文詩歌教學中開辟新的教育空間，促進生命教育理念的合理化滲透，對學生做出積極的教學引導，有效促進學生實現全面發展的目標。具體對杜甫詩歌教學中開展生命教育的重要性進行分析，能看出生命教育的實施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其一，踐行生命教育思想能提高學生的品格修養，促進學生建構完善的人格。在高中語文教學中結合杜甫詩詞內容對生命教育進行系統的開發，能有效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在激活生命意識的基礎上引導學生感知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形成珍惜生命、敬畏生命的思想觀念，從而有效促進學生構建完善的人格，使學生能從不同的角度努力地發展自己、完善自己，使生命煥發光彩。其二，踐行生命教育的思想能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生命教育本身與學生德智體美勞的全面發展存在緊密的聯系。在高中語文古詩詞教學中結合杜甫詩歌的解析開展生命教育活動，能讓學生在鑒賞杜甫詩詞的過程中感知其中蘊含的文學美和思想美，可以促使學生重新感知生命的美好，從而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以積極的態度面對生活，提高學生的思想素養和道德修養，有效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發展。其三，踐行生命教育的思想能豐富語文教學內容，構建開放化的課堂教學活動，促進學生思想道德認識水平不斷得到提升。在高中語文教學中，對杜甫詩歌中的生命教育內容進行解析，能從杜甫對人民、對國家的責任感角度激活學生的社會責任意識，使學生感知個體生命的珍貴性，可以更好地體驗生活的樂趣，從而主動對人生的價值和意義進行思考，促進思想道德認知能力得到進一步提升。由此可見，高中語文教學實踐中，杜甫詩歌中生命教育的組織實施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能從多角度對學生的學習和成長做出積極的引導，有助于實現全面發展的目標。

二、高中語文杜甫詩歌教學中生命教育的彰顯

論文關鍵詞：一般史書歷史本身詩楊慎王夫之

論文摘要：本文借助于分析哲學的一種觀點，即語詞的意義就是語詞的使用，一方面澄清了“詩史”一詞的特定意味，從而指出歷史上楊慎、王夫之對“詩史”的攻擊是無效的，另一方面也試圖在古典文學研究的方法更新上作一小小嘗試。

針對杜詩的公認美譽——“詩史”，明中葉楊慎在《升庵詩話》卷四中有段著名的尖銳評論：“宋人以杜子美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于直陳時事，類于訕訐，乃其下乘末腳，而宋人拾以為己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后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并省。”本文由中國論文聯盟收集整理。

這段議論很有影響，如后來的王夫之有言日：“論者乃以詩史譽杜，見駝則恨馬背之不腫是則名為可憐憫者”，又有：“詠古詩下語秀善，乃可歌可弦，而不犯史壘，足知以詩史稱杜陵，定罰而非：黃”(《古詩評選》卷四、卷一)，顯然是對楊慎語意的發揮。楊、王之論的確有力，但卻基本上沒有扭轉世人以“詩史”譽杜的傾向。這就有了一個奇怪現象：一方面，人們推崇“詩史”稱號，另一方又似乎無人為此給出一個“合法性”理由，來清晰地回答楊、王的責難。

不是沒有人反駁楊慎，如王士貞，但很難說切中要害。楊慎之語，可析為兩層。第一，他偏愛“含蓄蘊藉”，鄙視宋人之作，并因此貶低杜甫“直陳時事”之詩；第二，認為“詩史”二字的提法，本身就有問題，將“以誤后人”。就第一層義而言，只要指出其偏激就可以了，王士貞的反駁正屬此類。如其在《藝苑卮言》卷四中所言：“楊用修駁宋人詩史之說，而譏少陵云云，甚辨而核，然不知向所陳皆興比耳。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為快，不盡含蓄也。”清人朱庭珍的駁議亦屬此類：“宋人謂少陵為詩史，以其多用韻語紀時事也。楊升庵駁之云云。升庵此言甚辨，其識亦卓。然未免一偏之見也。”因為“老杜無所不有，眾體兼備，使僅摘此數語，輕議其后，則不可”(《筱園詩話》卷三)。不同的詩有不同的體裁、風格，各樣的人又有各樣的興趣、愛好，但在審美趣味上，實在不必憑已之私，以貶其余。王士貞提醪媾慎“詩固有賦”，朱庭珍告誡楊慎“老杜無所不有，容體兼備”，均是閱讀實踐中的糾編之論，并未回答楊慎對“詩史”二字的責難。某種程度上，如王士貞說“其言甚辨而核”，朱庭珍說“升庵此言甚辨，其識亦卓”，實際上是認同了楊慎的“詩史”之見。

楊慎的“詩史”之見，亦即上文引語的第二層含義，實際上包含著這樣的看法：何以以史譽詩?史有史筆，詩有詩法，“詩史”一說，混淆二者的區分，是對詩的無知，是對詩的貶低。真是這樣嗎?“詩史”的名號，確需要一個辯護理由，如果我們仍堅持它是一個褒義詞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