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信息技術的變遷給當今社會的發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在經濟發展、公民生活以及民主政治等方面，互聯網絡正在逐漸改變以往的生活和社會參與模式。對公共行政而言，由韋伯所推崇的“官僚制”范式在傳統社會管理模式向現代社會管理模式轉型的過程中也面臨著廣泛的質疑，“技術的變遷，尤其是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官僚制組織形式、形狀、性質和活動規則等不得不發生改變”。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管理的治道變革在世界大多數國家興起，新公共管理、管理主義、企業家政府等成為現時的流行話語。在這場變革的背后是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與政治的交叉研究，制度理論、公共選擇理論等構成了新公共管理的理論基礎，結構功能主義、后現代主義的方法論也正成為許多研究者的方向選擇。而信息技術的發展也正對公共管理的技術、公共輿論的引導、公共活動的參與以及公共部門的形象等方面構成挑戰。在治理不再局限于政府唯一主體的背景下，擴大公共治理的主體以及形式就成為現代公共管理的任務之一。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2004年出版的《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一書就表明了公共治理的機構、權力主體等方面的一些國家在公共治理的實踐。擴大或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之所以受到普遍關注，原因不外乎兩個方面：一方面，市場和政府在社會資源配置方面的能力缺陷促使了公共治理的普遍實施，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僅僅依靠市場或者政府的行政命令、手段難以實現社會資源配置利用的最優化，通過形式多樣的公共治理可以彌補政府和市場在控制和協調公共資源方面的某些不足；另一方面，公民對公共政策回應性與參與性需求的提高，也要求政府管理從等級控制轉向網絡背景下的參與協作的方式。

二、公共領域與網絡技術的應用

按照德國思想家哈貝馬斯的理解，公共領域指的是公共意見的形成場所，傳媒(如報紙和期刊、廣播和電視等)是作為公共領域的媒介而存在。其理論主張的是，現代市民社會應該把經濟領域從市民社會中分離出去，認為市民社會主要應該由社會和文化領域構成，同時強調它有社會整合功能和文化傳播與再生產功能。而互聯網的傳播特征也充分體現了這一主張，強調了社會文化的公共領域性，同時強調社會整合功能和文化傳播與再生產功能。

(一)網絡技術在公共管理領域的應用

一、治理的興起是知識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公共行政的發展從傳統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再由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的治理，這些行政范式的轉變都根源于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行政模式的轉變根源于市民社會的充分發展和公共領域的崛起。當中國市場經濟與市民的社會發展已經初具規模時，公共行政模式不做相應調整，必將使中國公共行政發展陷入困境。在當今的時代狀態下，市場經濟與信息技術這兩種力量從根本上改變了歷史發展的速度、路徑、性質，由于市場力量的擴展和知識經濟的結構，現代社會的發展從空間和時間上出現了一種伸縮現象，由于技術的飛速發展而使得時間被大大壓縮；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使得空間被大大擴展，即市場全球化使得單一國家市場、社會、政府的涉及領域逐漸擴大。這種特異的現象在學界被稱為“共時擠壓性”。而當代中國公共行政正處于這一歷史情境之中，正是這一特性，為起步較慢、摸索著前進的中國公共行政發展帶來困難。

中國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化為市場經濟體制，其結果不僅僅是經濟體制的轉變，在公民與國家及政府的關系上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從公民的立場上，他們開始重新界定國家與政府的作用，并且普遍關注經濟、教育、醫療、福利等方面問題，他們把政府放于批判與比較的視野中進行審視，形成了對于國家與政府的公共性、合法性方面的挑戰。

在釋放了經濟職能的同時，國家和政府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公民對于高品質的社會服務的需求。而傳統的行政模式越來越無法滿足這種需求。為此，政府開始在某些領域推出，讓市場經濟支配下的社會體系自發地完成這些功能。首先，政府釋放具有經濟性特征的社會事務，例如，政府實行的事業單位企業化、放開對電信通訊行業的壟斷、結束福利分房商品房貨幣化等等；其次，政府開始釋放一些公共性的領域，例如高等教育、醫療衛生、公路鐵路等。國家這樣的釋放性活動，使得一些介于民間和政府之間的半民間半官方的組織產生，如慈善性機構、學術團體、公民的自主組織、非盈利性咨詢服務組織等。以上這些現象的存在說明公共領域已經形成，也意味著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已開始回歸于社會。

由于知識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國家處于一種特殊擠壓環境下，公共行政領域開始出現政府及被稱為“第三部門”的多元行政主體。這就意味著為適應當前行政主體多元的變化趨勢，中國的行政發展必須實現其發展范式的轉換——從傳統的管理走向現代治理。

二、治理理論的一般闡釋

從古至今，各種類型的危機事件與人類社會的發展相伴而生。隨著全球化進程和科技的發展，它給人類帶來的損失日益凸顯。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都無法置身其外。在危機遠遠超出單一治理主體能力的前提下，就需要縱向和橫向的協作治理，實現公共危機的共防、共治和風險分擔。政府在相關通知中也明確提出“做好縱向和橫向的協調配合工作”的要求。那么，如何才能走向危機治理的協作共贏呢？強調多個參與者在相關領域協作，并通過伙伴關系完成單一組織無法完成工作的協作性公共管理理論的出現，不但為公共危機治理指明了方向，而且也提供了可以借鑒的制度安排和思路。

一、協作性公共管理的內涵

為了應對公共事務治理的高度復雜化、利益主體的多元化，提高公共治理的有效性，協作性的公共管理應運而生。“協作性管理是這么一個概念，它描述了在多組織安排中的促進和運行過程，解決單個組織不能解決或者不易解決的問題”。[1]協作性公共管理可以出現在各種情況中，既可以有縱向的各級政府的協作，也有橫向公私部門的合作，還包括網絡化環境中截然不同的向上向下向外的管理。對于一些地方來說，協作性公共管理就意味著組織必須跨越邊界的限制進行有效地調整，從論公共危機的協作治理——協作性公共管理的視角文／周曉麗摘要：風險社會和全球化使公共危機的協作治理成為一種趨勢。協作性公共管理的縱向與橫向的方式，群件的構成、平等互惠的關系以及責任的明確為公共危機的協作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借鑒。為使公共危機協作治理成為可能，必須從協作治理的相關要素的整合及其制度完善入手，構建公共危機協作治理的軟環境和制約機制。關于公共危機協作治理的要素整合，重建信任是協作的前提和參與的關鍵，對話溝通是協作的基礎和條件，信息的公開與共享是協作的核心和保障，而責任分擔則是協作管理的重點。公共危機協作治理的制度建構，一是要組建協作管理的機構，二是要明確協同治理的范圍和網絡運行機制。關鍵詞：公共危機；協作性公共管理；協作治理中圖分類號：D03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138(2012)03-0066-04而善于處理和應對復雜的公共事務及管理活動。建立在對新公共管理碎片化批判基礎上的協作性公共管理，主要通過部門之間的協作、互動、整體運作，從而真正為社會和公眾提供無縫隙的管理和服務。首先，縱向和橫向：協作性管理的方式。在一些美國學者看來，縱向協作的核心是州和聯邦政府相互間的信息交流。所以，與之相關的各級政府都處于協作的鏈條之上，尋求信息、尋求調整成為縱向協作的重要內容。

在信息方面，項目和資金信息、技術援助，可以有效解決和彌補協作中一方治理能力不足的問題；在調整方面，橫向協作活動主要通過政府部門與其他伙伴關系的實體或組織來實現。非政府組織、社區、公民個人都是其重要的協作伙伴。橫向協作活動主要有政策制定和制定戰略活動，包括協作性政策制定的規劃、目標開發和決策制定任務；資源交互活動，包括從眾多參與者中尋找并獲得資源，以及與許多不同級別的參與者聯合并調控資源；基于項目的活動，包括特定項目中的許多社區內和社區外的參與者。[2]雖然長期以來，等級被看作是人與人之間、組織與組織之間進行協調和控制行動的有效方式，但是要通過協作達成相互理解、相互協調和溝通的機制。構建以社會資本為核心的信任，可以使不同組織、不同公眾能夠為共享個別組織的資源而努力奉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從而使協作性公共危機治理網絡有效地運轉。其次，群件：協作性管理達成的關鍵?！叭杭傅氖钦g、組織間及機構間為了共同達成解決方案而形成的特別工作組。”[3]信息流、共同學習、談判成為群件里重要的內容。信息流（社會資本是其重要的成分）可以使不同代表群體能夠為共享個別組織的資源而努力；共同學習作為群件中潛在的基本成份，協作過程可以被看作是共同學習的體系；協作的成功可能取決于合伙人的談判和關鍵問題的探討，主要在于努力尋找對不同意見的創造性解決方案。[4]再次，平等互惠：協作性管理中各方關系的搭建。因為整個協作機制的建立不是基于單中心權威之上，與學習型組織一樣，協作需要集體的認知能力。此外，協作的形成又取決于不同參與者的相互依賴和共同需求，所以平等互利成為協作性公共管理中維系各方關系的重要理念。最后，明確責任：協作性管理的難題。責任作為現代公共管理中運用頻率最高的詞匯，在多組織協作條件下責任的喪失會因“權威缺漏”而更加難免，因為“全都負責等于無人負責”。為了避免責任喪失，一是要明白負責的客體，即對結果、合理的優先權、目標、體制修正及設計等的責任；二是確立對政策的績效評估；三是監督和評估解決方案的有效性。所以，明確責任、監督和評估成為保障責任履行的核心內容。由此可見，公共危機協作治理的關鍵要素在于協作各方的相互信任，在于協作各方的對話溝通及信息的公開與共享。

二、公共危機協作治理的必然性與實踐

目前，隨著公共危機事件的不斷涌現，破壞性增大，影響范圍擴散，遠遠超越一個單一的部門、地區乃至國家的治理能力。所以，面對嚴峻的危機形勢，無論是從縱向的政府還是從橫向的各個領域，必須統一協作，聯手協作，各負其責，生死與共，這樣才能打破公共危機管理各自為政、碎片化的現狀，實現互助互援、協作治理的整體格局。公共危機的協作治理有其必然性，也有可以借鑒和推廣的實踐經驗。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風險社會：公共危機協作治理的前提。對于什么是風險社會，雖見仁見智，但主要有三種觀點：客觀實體派的風險社會理論——風險是客觀的不確定性，是客觀存在的實體；文化意義上的風險社會理論——風險社會將被風險文化取代，同時伴隨著風險文化時代的來臨，動輒就涉及全人類的生存安全的公眾風險，將是未來的風險文化時代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制度派的風險理論——風險是現代乃至可預見的未來社會的核心，并且，科技時代所引發的任何危機，都可以把責任歸因于個人、團體、政府及其相關組織。雖然他們從不同的視角對風險社會進行研究，“從總體上考慮，風險社會指的是世界風險社會。就其軸心原則而言，它的挑戰是無論在時間上還是空間上都無法從社會的角度進行界定的現代文明制造的危險”。

摘要：由于市場經濟與知識經濟的高度發展，使得社會發展呈現出“共時擠壓”的特性，這樣的環境促使中國公共行政退出市場領域，市民社會開始發育；公共行政退出社會領域，公共領域開始出現；與此同時，公共治理理論興起。治理的興起是知識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為適應當前行政主體多元化的變化趨勢，中國的行政發展必須實現其發展范式的轉換，從傳統的管理走向現代治理。

關鍵詞：知識經濟；治理；公共治理

一、治理的興起是知識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公共行政的發展從傳統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再由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的治理，這些行政范式的轉變都根源于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行政模式的轉變根源于市民社會的充分發展和公共領域的崛起。當中國市場經濟與市民的社會發展已經初具規模時，公共行政模式不做相應調整，必將使中國公共行政發展陷入困境。在當今的時代狀態下，市場經濟與信息技術這兩種力量從根本上改變了歷史發展的速度、路徑、性質，由于市場力量的擴展和知識經濟的結構，現代社會的發展從空間和時間上出現了一種伸縮現象，由于技術的飛速發展而使得時間被大大壓縮；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使得空間被大大擴展，即市場全球化使得單一國家市場、社會、政府的涉及領域逐漸擴大。這種特異的現象在學界被稱為“共時擠壓性”。而當代中國公共行政正處于這一歷史情境之中，正是這一特性，為起步較慢、摸索著前進的中國公共行政發展帶來困難。

中國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化為市場經濟體制，其結果不僅僅是經濟體制的轉變，在公民與國家及政府的關系上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從公民的立場上，他們開始重新界定國家與政府的作用，并且普遍關注經濟、教育、醫療、福利等方面問題，他們把政府放于批判與比較的視野中進行審視，形成了對于國家與政府的公共性、合法性方面的挑戰。

在釋放了經濟職能的同時，國家和政府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公民對于高品質的社會服務的需求。而傳統的行政模式越來越無法滿足這種需求。為此，政府開始在某些領域推出，讓市場經濟支配下的社會體系自發地完成這些功能。首先，政府釋放具有經濟性特征的社會事務，例如，政府實行的事業單位企業化、放開對電信通訊行業的壟斷、結束福利分房商品房貨幣化等等；其次，政府開始釋放一些公共性的領域，例如高等教育、醫療衛生、公路鐵路等。國家這樣的釋放性活動，使得一些介于民間和政府之間的半民間半官方的組織產生，如慈善性機構、學術團體、公民的自主組織、非盈利性咨詢服務組織等。以上這些現象的存在說明公共領域已經形成，也意味著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已開始回歸于社會。

一、治理的興起是知識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公共行政的發展從傳統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再由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的治理，這些行政范式的轉變都根源于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行政模式的轉變根源于市民社會的充分發展和公共領域的崛起。當中國市場經濟與市民的社會發展已經初具規模時，公共行政模式不做相應調整，必將使中國公共行政發展陷入困境。在當今的時代狀態下，市場經濟與信息技術這兩種力量從根本上改變了歷史發展的速度、路徑、性質，由于市場力量的擴展和知識經濟的結構，現代社會的發展從空間和時間上出現了一種伸縮現象，由于技術的飛速發展而使得時間被大大壓縮；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使得空間被大大擴展，即市場全球化使得單一國家市場、社會、政府的涉及領域逐漸擴大。這種特異的現象在學界被稱為“共時擠壓性”。而當代中國公共行政正處于這一歷史情境之中，正是這一特性，為起步較慢、摸索著前進的中國公共行政發展帶來困難。

中國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化為市場經濟體制，其結果不僅僅是經濟體制的轉變，在公民與國家及政府的關系上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從公民的立場上，他們開始重新界定國家與政府的作用，并且普遍關注經濟、教育、醫療、福利等方面問題，他們把政府放于批判與比較的視野中進行審視，形成了對于國家與政府的公共性、合法性方面的挑戰。

在釋放了經濟職能的同時，國家和政府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公民對于高品質的社會服務的需求。而傳統的行政模式越來越無法滿足這種需求。為此，政府開始在某些領域推出，讓市場經濟支配下的社會體系自發地完成這些功能。首先，政府釋放具有經濟性特征的社會事務，例如，政府實行的事業單位企業化、放開對電信通訊行業的壟斷、結束福利分房商品房貨幣化等等；其次，政府開始釋放一些公共性的領域，例如高等教育、醫療衛生、公路鐵路等。國家這樣的釋放性活動，使得一些介于民間和政府之間的半民間半官方的組織產生，如慈善性機構、學術團體、公民的自主組織、非盈利性咨詢服務組織等。以上這些現象的存在說明公共領域已經形成，也意味著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已開始回歸于社會。

由于知識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國家處于一種特殊擠壓環境下，公共行政領域開始出現政府及被稱為“第三部門”的多元行政主體。這就意味著為適應當前行政主體多元的變化趨勢，中國的行政發展必須實現其發展范式的轉換——從傳統的管理走向現代治理。

二、治理理論的一般闡釋

內容提要：網絡構成的虛擬世界是一個可能的世界。作為可能世界里生長的一種新媒體，政治博客成為表達政治見解、實現政治訴求、影響公共政策的個性化載體。它以交流的非實物性、對話的去身份性、組織的非正式性、議題的非私人性在博客空間里行進著草根政治的民主操練。隨著政治博客的迅猛擴張，其負面作用也逐漸顯現，公民理性與政府責任的建構對于網絡的公共治理顯得極為重要。

關鍵詞：政治博客；公共治理

作為賽博空間里的新媒體，博客在傳播媒介的發展史上無疑具有顛覆性影響和標桿性意義。它使基于受眾傳播的“他媒體”逐步轉換成“自媒體”，它以“我的地盤我做主”的姿態改變著傳統的編輯理念，一種不可遏制的話語沖動創造出許多分門別類的新形式。其間，政治博客逐漸成為了網路時代的“耀眼明星”，它以個體的前期預判、臨場觀摩、事后評論切入世間政治生活，圍繞焦點政治議題在零壁壘的網絡空間里恣意地進行個性化敘述。由此，政治博客的迅猛擴張必然影響著全球政治生態，使政治博客現象不得不列入當下政治學研究的議程和范疇。

一、博客空間里的政治族群

隨著互聯網的出現和網絡技術的不斷革新，人們的交往空間不斷地擴大，交往行動的頻率不斷地加快和增多，一種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互動關系和交往模式突破了傳統的交往路徑，開啟了網絡交往時代的先河。以技術變革為核心的信息傳播手段無可爭辯地成為社會進步的驅動力，并成為引發政治進步的觸發點。

當前，以互聯網為核心的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正把人類引向網絡社會和虛擬的空間模式，在這塊超越國界的“賽博空間”(CyberSpace)里，數字技術引導的網絡革命，正逐漸改變傳統世界政治的生態。在這個被稱之為“自媒體”(WeMedia)的網絡時代，“意見領袖”在傳播過程中的“個人影響”方式對公共輿論的形成和改變、公共政策的決議和政治議程的設置以及“商談式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的真正落實和履行將帶來深遠的影響。隨之公眾民意的表達和拓展而衍生出新的民意類型--網絡民意以及以民意為核心的“多數裁定原則”和“電子民主”毋庸置疑地成為民主政治關注的焦點。政治博客的出現，無疑從一定程度上更加促進了民主政治的進程。

盡管專項治理是我國公安機關及其他政府部門普遍采取的社會治理手段,但是,學術界對這一治理工具的研究卻頗顯不足,整體上對這一治理方式或工作模式的批評居多,而對公安行政專項治理的積極意義挖掘不足,尤其是對這種具有臨時性、間歇性和強制性特征的運動式執法模式,何以會成為當下中國轉型社會中常態化的公安行政執法模式或者社會公共安全管理方式缺乏深入研究。對此,我們必須結合中國轉型社會的治理過程揭示中國公安行政執法中的困境,并由此揭示公安行政專項治理作為公共治理手段的功能與意義。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從中國的語境出發來實效性地看待公安行政專項治理①工作,從而揚其長而抑其弊,畢竟公安行政專項治理作為一項治理手段得到了公安實務部門的偏好,其實際執法效果在民眾中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認可。對于理論界的質疑和批判,公安理論界有必要從行業視角入手,為其合理性和正當性提供辯護,本文正是立基于此。

一、公安行政專項治理的界定及其特征

(一)公安行政專項治理的界定

為了對公安行政專項治理這種執法模式形成一個正確的認識,我們首先有必要對專項治理的概念進行清晰地界定,從而為其框定和搭建一個統一的理解平臺防止理解的混亂和泛化。所謂公安行政專項治理行動,是我國公安行政執法部門比較常用的一種執法方式,是公安行政執法部門針對社會上所出現的某種違法現象而采取的一種“從嚴、從重、從快”進行治理的執法方式。公安行政專項治理行動屬于我國學者所稱的運動式執法方式,即采取一種廣泛動員的方式、充分調用各種資源、在集中時段內加大執法力度、以追求行政效率為目的的行政執法方式。公共管理實踐中的專項治理,一般會經歷這樣的發展過程:出現震驚社會的重大惡性事件或者困擾社會公共安全的常發性行政違法事件,在一定時期內快速受到社會公眾或者輿論、媒體的關注,進而引起相關領導的充分重視,領導做出重要指示,政府有關部門召開緊急會議,統一部署專項整治行動,執法部門展開聲勢浩大的檢查、整治行動,最后進行總結表彰,宣布專項整治取得了豐碩成果。比如,2007年上海市開展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打擊群租房的專項行動,這次專項整頓使得中遠兩灣城633家群租戶在數月內消失。這次專項治理行動的參與者包括公安、工商、衛生等多家部門,他們通過聯合執法對群租戶進行了專項整治,使社會治安隱患得到了快速消除。又如為了切實維護好春運期間社會治安和道路交通秩序,確保人民群眾的人身安全和交通安全,2010年2月10日至3月10日期間,南寧市公安局交警支隊聯合其他警種和有關部門,大力開展了為期一個月的社會治安大整治專項行動……諸如此類的專項治理行動在中國公安行政執法過程中俯拾皆是。公安行政專項治理行動往往是對具有重大社會影響的惡性事件進行集中治理,通過颶風式的專項行動如火如荼地開展進行,能夠在短時間內取得良好的社會治理效果,因而得到了社會基層群眾的廣泛支持。這一活動充分體現了公安部門對關系人民重大利益事件的高度關注,體現了公安部門執法為民、立警為公的執政策略,是公安部門快速回應人民群眾需要的一種表現。

(二)公安行政專項治理的特征

專項治理行動作為我國公安機關經常采用的行政執法方式,是我國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初級階段而采取的運動式執法方式,這一執法方式區別于制度性執法方式。所謂制度性執法,是執法部門根據法律規定,在執法過程中嚴格遵循執法程序,遵照“一斷于法”的法治原則進行常態式執法,而不是根據領導人意志對執法活動進行部署,針對社會的治安情況而采取“寬猛相濟”原則的運動式執法。具體說來,公安行政專項治理行動這一執法模式具有如下特征:

1引言

從黨的十六大到，中國語境下的治理內涵與治理思路日益清晰。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總要求下，政界與學界開始思考本領域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系。許多學者利用治理現代化的視角進行研究推動。通過文獻回顧，文化治理、社會治理、公共文化治理等成為學者思考文化與治理耦合性關系最多的研究主題，而公共數字文化治理則是具備前沿性與現實性較高的研究內容，經歷了一段時期的研究推進，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及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進入學術界視野。

2公共數字文化發展現狀及治理概況

公共數字文化首先在存在形式上實現了數字文化與紙本文化等實體文化的區別，同時用公益性、公共性規范了數字文化的邊界，賦予其內涵，最終通過公共服務實現其價值，從而使公共數字文化這一概念成立。2.1公共數字文化的發展現狀。公共數字文化建設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宏觀上來說，公共數字文化指在全社會范圍內產生的能被公平獲取、公共利用的具有公益性、數字性的文化產品及文化服務的總和。大部分來源于政府機構、文化事業單位，小部分產生于企業、社會團體和個人。狹義上的公共數字文化是指，以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數字圖書館推廣工程、公共電子閱覽室建設計劃等重點工程為基礎，打造的公共數字文化資源庫群，構建的互聯互通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網絡過程中產生和實現的文化形態，通稱之為公共數字文化。雖然公共數字文化建設格局宏觀，但是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解。（1）作為承擔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主體工作的公共圖書館和文化館逐年增加。截至2016年底，我國公共數字圖書館3172所，文化館3338所[1]。包括檔案館、博物館在內的公共文化機構主要承擔資源整合、服務推廣、鞏固公共數字文化基礎設施等功能。（2）積極的智庫支持。目前，全國共建有包括北京大學和上海市圖書館等在內的6個國家公共文化研究基地。2015年12月“大數據與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研討會”在上海圖書館召開，會上《公共文化服務領域大數據應用研究》報告。2016與2017年底，公共數字文化研討會分別在上海圖書館與蘇州市公共文化中心召開，會議主題分別為“共話公共數字文化發展方向及對策”以及“智慧時代的公共文化空間服務”。（3）從三大數字文化工程到國家公共文化云。在三大惠民數字文化工程中文化共享工程承擔了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主要任務，截至2015年底，文化共享工程數字資源總量累積達到532TB。地方特色資源建設量達到459TB，累計立項724個，中央財政專項經費投入約9億元[2]。文化共享工程現有六級服務網絡和國家公共文化數字支撐平臺構成了國家公共文化云的基礎。國家公共文化云的推出具有標志性意義，成為了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總平臺、主陣地，于2017年中國文化館年會期間開通。（4）從2011年到2017年我國出臺的公共文化政策中涉及公共數字文化內容的達42項。其中《關于進一步加強公共數字文化建設的指導意見》與《“十三五”時期公共數字文化建設規劃》起到了階段性的綱領作用。2017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與2017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圖書館法》的先后出臺，使公共數字文化有了更清晰的身份認識與目標規劃，公共數字文化服務從標準化、管理化走向法制化、治理化。2.2公共數字文化發展特點以及面臨的困境。在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研究中，國外并沒有完全對應于公共數字文化的概念[3]。各國在公共文化服務、數字文化建設上各有特點。美國的公共文化服務產品主要來自市場，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成為數字文化建設的主體，通過項目合作來實現數字文化的建設與服務。法國采用“政府主導型”文化治理模式，文化的財政投入通過簽訂契約的方式確保公共財政支出效益。而英國在文化事務管理中一直保持“一臂之距”，使用中介機構獨立承擔文化財政的投入與分配問題，通過分權使政府與民間保持一種間接的關系，用新的治理主體來分擔政府的工作[4]。各國不同的文化治理的模式取決于政治體制與法律制度的差別。在我國公共數字文化概念孕育于國家“十二五”規劃設計，之后實現了快速度發展。2016年我國一般公共預算資金為208.62億元，其中51.57億元用于推進公共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站）等機構的建設；130.06億用于基層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完善[5]。我國的公共數字文化發展以國家項目為基礎，國家數字網絡為支撐，國家與地方共建，承擔了公共文化服務、全民素質提升、文化扶貧等重要任務，同時也是國家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轉變的重要方式。雖然我國公共數字文化建設取得了顯著成績，但仍存在較為突出的矛盾。（1）資源與需求的矛盾。各公共數字文化工程之間長期缺乏統籌規劃，影響資源的有效聚攏，這成為公共數字文化發展中的核心難題。資源提供與公眾文化需求之間存在脫節，同時因為缺乏互通互聯機制，改善進程緩慢。（2）給予與接受的矛盾。公共數字文化的文化福利角色，使得公共數字文化的服務處于政府包辦的舊習中，建設趨于行政化，投入導向指向政績，這種自上而下的服務方式，容易形成統一的服務制式，很難滿足民眾的個體個性化需求與整體廣泛性需求，最終會影響公眾對公共數字文化接受度及服務效果。（3）實效與評估的矛盾。公共文化服務很容易落入追求名義上的無差別供給。統計意義上的文化服務設施忽略了文化復雜性、族群異質性、地方差異和個體多樣性，相應地，也由于各種原因造成了設置空置、項目遇冷的情況[6]。而評估過程中缺乏全國性行業性的基本規范，形式也為上級對下級的考核，加之，公共數字文化不作為傳統文化形態而被人們所熟知，社會認知度低，價值估量難，導致評估效果易失實、偏頗，無法展現公共數字文化發展的真實水平。以上三類矛盾的存在及其不良影響，使得近年來的學界開始探討用治理的理念來統籌公共數字文化發展，改變公共數字文化的發展格局。2.3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理論與實踐探索。目前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研究的邏輯起點，是將治理核心理論與公共數字文化發展形態對接。尋找治理理論為公共數字文化建設與發展的幫助存在兩種認識，第一，是公共數字文化領域內通過治理，發展公共數字文化的內在需要；第二，公共數字文化治理是國家治理、文化治理及治理能力在公共數字文化領域的延伸表現。現有的研究中大部分學者基于第一種解釋，公共數字文化治理是指“通過對公共數字文化的制度治理以及各項業務的內容治理，是公共數字文化事業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7]?；诘诙N研究思路的學者認為公共數字文化治理“不僅要實現對數字文化內容的治理，更強調宏觀性和戰略性，發揮數字時代優化社會環境的職能，通過不斷調整，優化與經濟、政治、社會的關系，促進國家治理”[8]。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理論中，多中心治理、協同治理、整體治理具有代表性。多中心治理強調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形成政府與社會主體平等合作的網格結構。協同治理的研究中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中的數字協同，通過數字傳播技術在公共服務中的運用，而打破政府傳統社會管理和服務方式的一種變革，可以有效提高行政績效水平[9]。而傳統文化管理模式中的服務碎片化和分散化、社會參與度低等問題，成為公共數字文化整體性治理研究的基礎[10]。目前，公共數字文化的治理實踐還處于摸索階段，我們可知的治理實務有幾種形式。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中的社會化合作。業務外包與服務推廣是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中社會化合作程度較高的兩類，國家數字文化網、數字圖書館推廣工程在網站建設、資源數字化加工過程中都與市場企業進行了程度不等的業務合作。法人治理結構。2014年9月，文化部頒布了包括南京圖書館、廣東省博物館在內的10家國家公共文化機構法人治理結構試點單位名單。2017年國家《關于深入推進公共文化機構法人治理結構改革的實施方案》，計劃分兩步走，到2020年，市（地）級以上規模較大的公共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科技館、美術館等基本建立以理事會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結構。政府購買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目前國家鼓勵建立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的機制。2015年的《關于做好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工作意見的通知》中，首條明確“公益性數字文化產品的制作與傳播”為購買內容。政府購買公共數字文化服務這一形式，不僅改變了政府與公共文化服務機構，與社會組織，與市場等多種基本關系，而且重構了實施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主體的結構關系。

3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的理論解釋

公共數字文化治理屬于國家治理體系，具體而言是在文化治理范疇之內，其理論支撐、實踐路徑都根源于國家治理及文化治理之中。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研究是以文化治理為研究基礎，加上技術思辨，形成了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的研究思路。3.1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從應用層面來講，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是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研究向實踐轉化的過程與成果。公共數字文化治理作為一套綜合系統，可以用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來進行簡單解構，他們之間形成了結構與功能的關系，治理體系是實施治理的基礎，而治理能力是實現治理的保障。因此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需要分三個層次，第一，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研究；第二，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研究；第三，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是按照“設施——資源——服務”來構建的系統。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是形成高效科學治理能力的基礎，治理能力的表現是治理體系完善與否的重要體現。治理能力是治理體系整體功能體現，也是治理體系各部分運行的制度力量與治理效果的展示過程。3.2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的維度劃分及基本構成。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是個綜合概念，維度劃分基礎為公共數字文化的特性、公共數字文化的能力建設及能力作用。將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初步劃分為三個維度：第一個維度為治理主體，具體包括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公眾；第二個維度為治理過程，治理是一個過程性概念。具體包括準備階段、實施階段、產出階段和結果階段；第三個維度為治理能力類型。具體包括戰略策劃能力、資源整合能力、價值塑造能力、公正保障能力和創新創意能力等能力。雖然維度劃分存在弊端，容易將公共數字治理等同于若干領域、若干要素的疊加，無法體現治理的整體性與協同性。但是，也便于厘清能力要素與能力結構間的邏輯，而對能力類型的具化分析展現了公共數字文化能力現代化特征。（1）戰略規劃能力。是治理能力的一項共性能力，指對全局性治理問題進行戰略考量與步驟設置。戰略能力也是一種宏觀能力，是方向性的把控力，而在實踐層面戰略能力又具化為科學的決策能力，更多的表現為治理主體在決策決議時體現的科學素養和實力水平。（2）資源整合能力。主要表現為信息組織能力和數字化能力。主要體現在將公共系統之內，服務于公眾的數字文化資源整合、數字化，成為全社會范圍內能夠問詢、獲取、調用的資源。公共數字文化的資源整合能力是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前提。（3）價值塑造能力。主要體現于公共數字文化作為文化產品的人文價值和社會價值，以及在治理過程中挖掘、展現、塑造公共數字文化價值的作用表現，最終目標是公共數字文化引導并影響社會公眾價值觀。（4）創新創意能力。公共數字文化的創新創意能力主要依靠于公共數字文化的數字化特性，是通過數字技術驅使而產生的革新力，以及在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過程中的創新治理方式，促進制度改革的能力。（5）公平保障能力。公平保障能力就是如何通過公共數字文化服務解決區域公共文化發展不平衡、資源獲取阻礙等問題，保障資源共享、全民公用，促進公共文化服務的均等化目標實現。3.3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表征分析。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表征可以參考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表征的定義，“現代化即是在科技推動下，整個社會已經或正在發生著積極變化的過程”。從目前的研究可見，“三表征”（制度化、公平化、有序化）、“四表征”（民主化、法治化、文明化、科學化）、“五表征”（制度化、民主化、法治化、高效化、協調化）為治理現代化表征的多重認識[11]。公共數字文化本身就是具有先進技術支撐的文化樣態，因此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表征更多的從公共數字文化的屬性入手，并結合治理目標而確定。（1）制度化。制度是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的關鍵變量和核心，通過構建公共數字文化制度體系，將規范理性、共建共治、平等協作等理念傳達到公共數字文化發展的方方面面,引起思想觀念、組織方式、行為手段的變革，實現傳統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的轉變，同時，這一過程中，還體現出新科技推動，新理念扶持、國際化視野等現代化特征。（2）多元化。主體多元是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本質特征。多元主體治理可以實現共同治理的網絡結構，從而合理配置資源、有效解決沖突，并形成平等合作的治理風格促進公共數字文化治理主體的潛能發揮。（3）協同化。協同化是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的本質要求。公共數字文化治理是包含多要素、多單元的系統運行，各要素各單元之間相互作用，各子系統間影響復雜但又相互協同。（4）高效化。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通過決策科學化和執行高效化，最大限度增大社會效益，這也是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現代化建設的目標之一。（5）公平化。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的實務是通過對公共數字文化的有效治理，充分體現社會公共文化服務追求的均等化目標，健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體現社會公平正義，平等自由。

摘要：運用文獻資料法和邏輯分析法，對政府治理現代化背景下體育公共服務治理問題進行研究。認為，政府治理現代化的表現多種多樣，可歸納為民主化、分權化、法治化和科學化。過去的體育公共服務供給主體單一、體育公共產品質量與數量不盡如人意、供非所需與供給不足、供給不均衡等問題長期存在，在政府治理現代化的背景下，體育公共服務治理也必須向現代化推進。體育公共服務治理應堅持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堅持主體應多元化和結構應網絡化，堅持法治化和科學化，堅持以制度執行力為保障，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體育權利。

關鍵詞：體育公共服務治理；公平正義；主體多元化；結構網絡化；法治化；科學化；執行力

國家主席在黨的報告中提出，“明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體育公共服務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的重要部分，直接關系健康中國2030目標的實現與否，直接關系到能否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體育文化需求，以及廣大人民群眾能否共享改革開放發展成果。本文從對治理的內涵及政府治理現代化的分析入手，提出體育公共服務治理現代化的路徑，為體育公共服務治理現代化實踐提供借鑒。

1治理的內涵

治理是個人或者機構用不同方式經營管理某事物的總稱，其是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得以調和，且能夠聯合持續采取行動的過程，它是一種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機構和規章制度，以及種種非正式安排［1］。在治理過程中，各主體的目標是一致的，但治理的主體不是單一的，即某一社會事物的治理主體不僅僅局限于政府，實現目標的方式也不是唯一的。從內涵上來講，治理行政與管制行政有著較大的差異。第一，政府是管制行政權威的來源，然而治理的權威來自于多方面，其權威并不能被政府壟斷［2］。治理行政需要非政府組織與政府之間的協調配合與合作，是私人機構和公共部門的配合與合作，其是一種強制與自愿的合作。第二，權力運行的向度不一樣。自上而下、向度單一是管制行政權力運行的主要特征，其對公共事務的管理一般通過利用政治權威發號施令、制定和實施政策；然而治理行政通過縱向之間的互動，使私人機構、非政府組織與政府之間通過合作實現共同目標，其權力向度更趨于多元化，社會力量在公共事務治理中的作用明顯增強，通過正常途徑，自下而上地對政府施加影響。

2政府治理現代化

一、全球治理：公共危機有效治理的途徑

所謂公共危機是指對一個社會系統的基本價值和行為準則架構產生嚴重威脅，并且在時間壓力和不確定性極高的情況下，必須對其作出關鍵決策的事件。危機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產生就客觀存在著，根據聯合國的界定，危機主要包括：(1)自然災害，又可分為地質方面：地震、火山等，水文氣象方面：洪澇等，生物學方面：瘟疫、流行病等；(2)技術災難，來自技術或工業事故，如爆炸、火災、污染、輻射、泄漏等導致的喪生、受傷、財產受損或環境惡化；(3)環境惡化，人類行為導致的環境和生物圈的破壞，如森林大火、生物絕種、資源破壞等。危機所具有的突發性、不確定性、不可預見性以及影響的廣泛性，使得其對社會的危害已經不僅僅停留在一個地區、國家的范圍內，更會泛及到多個地區、國家甚至對全球產生威脅：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使得整個歐洲都籠罩在核污染的陰霾中；英國瘋牛病的爆發使得全球“談牛色變”；亞洲金融風暴使得全球金融市場一度低迷；美國“9·11”事件引發了全球的反恐熱潮并促成了反恐聯盟的建立；SARS事件、印度洋海嘯更是觸動了全球的神經。在各種危機充斥著人類社會政治、經濟、公共衛生、地區和國家安全等各個領域的今天，一國或一個地區的危機不能僅僅依靠自救來實現，而必須整合全社會和世界各國的力量來進行治理，治理理論為我們提供了理論支撐。

根據全球治理委員會在《我們的全球之家》的研究報告中對治理的界定，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而所謂全球治理，指的是通過具有約束力的國際規制(regimes)解決全球性的沖突、生態、人權、移民、、走私、傳染病等問題，以維持正常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重大的公共危機要求全球共同應對，而通過國際合作將一國的危機納入世界范圍之內，通過整合各參與主體的信息、技術、人才、資金等各種資源。實現危機的提前預警，縮短危機決策的時間，提高危機決策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在最短的時間內把危機損害控制在最小的范圍內，從而實現公共危機的有效治理。

二、利益：公共危機全球治理的博弈

通過國際合作來實現一個國家或地區公共危機的治理誠然是一條有效的途徑，但是這種全球治理得以實現的前提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機制之上的，其治理的效度也與各參與主體自身利益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