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網絡虛擬貨幣不具備流通貨幣的基本特征，其本質是特定商家預售商品的專用符號。它也不同于代幣購物券或非法集資工具，不會沖擊現實貨幣流通。對其管理的關鍵在于防止其演變成融資工具。

關鍵詞：網絡虛擬貨幣信用貨幣金融資產購物券非法集資

所謂網絡虛擬貨幣，是指一些網絡公司為方便網民支付服務費用推出的一種網上虛擬貨幣。網民可通過網站贈送或優惠支付等手段獲得這種“貨幣”，有的網站還允許網民用實際貨幣來購買這種虛擬貨幣。業內人士估計，國內互聯網已具備每年幾十億元的虛擬貨幣市場規模，并以15％~20％的速度成長。一些專家表示，隨著虛擬貨幣被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有財產屬性，對現實貨幣的沖擊也逐漸出現。

網絡虛擬貨幣現象正在越來越多地引起有關方面的關注。2007年2月，文化部、公安部、信息產業部、中國人民銀行等14個部委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網吧及網絡游戲管理工作的通知》指出：中國人民銀行要加強對網絡游戲中的虛擬貨幣的規范和管理，防范虛擬貨幣沖擊現實經濟金融秩序。要嚴格限制網絡游戲經營單位發行虛擬貨幣的總量以及單個網絡游戲消費者的購買額；嚴格區分虛擬交易和電子商務的實物交易，網絡游戲經營單位發行的虛擬貨幣不能用于購買實物產品，只能用于購買自身提供的網絡游戲等虛擬產品和服務；消費者如需將虛擬貨幣贖回為法定貨幣，其金額不得超過原購買金額；嚴禁倒賣虛擬貨幣。

那么，網絡虛擬貨幣是否能對現實貨幣流通形成沖擊?要澄清這一問題，筆者認為必須分析網絡虛擬貨幣是否具有貨幣屬性。只有當網絡虛擬貨幣在某種程度上具有貨幣屬性時，才可能對貨幣流通形成沖擊。

本文以我國貨幣層次劃分中口徑最寬的M3所涵蓋資產的特征作為標準進行分析。貨幣層次M3大致可以按是否具有盈利性為標準分為現金和金融資產兩大類：現金是指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人民幣，屬于信用貨幣，不具有盈利性特征；各種金融資產范圍較廣，雖然流動性存在差異，但都具有盈利性和償還性特征。

由物價上漲而引發的通貨膨脹，其根本原因還是流通中的貨幣過多，城鄉居民手持貨幣量過大，商品與貨幣的比例失調。流通中的貨幣為什么會有這么多呢？一是信貸投放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在某種意義上說，信貸流通是現金流通的起點，信貸是控制貨幣流通的總閘門。在流通中的貨幣量明顯地出現滯脹的情況下，信貸的這個口子還在不斷地被撕大，金融資本還在不斷地向產業資本轉移，給市場經濟必將帶來災難性的后果。中國人民銀行的一位副行長聲稱：“貨幣信貸增長的勢頭在短期內仍難遏止，這是因為我國的外貿出口仍在增長，貿易順差不斷擴大。”這應該不能成為很有說服力的理由。對外貿易與金融和經濟的平穩運行，孰輕孰重？作為金融專家是不會拈不清的，這里面是否還有深意就不得而知了。二是金融服務質量差阻塞了結算渠道。近幾年，各金融企業為了實現自身的經營效益，千方百計地給客戶增加負擔，挖空心思想著怎樣才能從那些不得不與銀行打交道的人身上多撈一點好處。他們不僅服務質量低劣，而且辦理業務的手續煩雜，收費的名目越來越多。一些本來可以辦理轉賬手續的業務，客戶也被他們逼得用現金結算。這不僅是一個政策導向問題，而且也是金融和經濟運行中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三是現金管理松馳便得貨幣資金的體外循環成為可能。一直以來，銀行對現金管理都是很嚴格的。可是不知從什么時候起，在銀行選擇企業，企業選擇銀行的過程中，對于開戶管理和現金管理卻漸漸地放寬了。企業的結算賬戶上存著大量的資金，銀行的客戶經理也不著急收款，企業存放大量的現金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企業的資金甚至可以脫離銀行這個母體在體外循環似乎也沒有人過問。這些問題的存在，必將加劇流通中的貨幣大大地超過實際貨幣需求量的矛盾，必將拉動物價進一步上揚，使結構性的物價上漲向更寬更廣的領域漫延。四是高科技手段為貨幣資金的多頭流動提供了方便。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銀行卡、網上支付、手機賬戶等非現金支付方式正在廣泛地為人們所接受。這些現代結算工具，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銀行的支付壓力，另一方面卻又為現金的市場流通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銀行卡和銀行聯網賬戶上的資金在某一時間段內集中在某一區域和某一行業，對市場來說有可能造成一個不小的沖擊。這一部分貨幣的流動性，銀行是很難預測的。卻又不能小看這部分貨幣資金對物價上漲所起的推波助瀾的作用。五是經濟轉型正處于亢奮期。經過幾年的改造，大部分國有資產都轉換成了股份制企業的資產和由多種經濟成份組建的經營資本。這些企業在完成了其所有制改造之后，下一步的重點是與科學技術的結合，顯現出強大的生命力來。企業的發展，渴望銀行給予必要的信貸支持。在通常情況下，銀行是沒有理由拒絕這些客戶的。可是在執行從緊的貨幣政策的非常時期，銀行則應該配合有關部門，進行廣泛的市場調查，然后有選擇地予以支持，那些改制以后暫時得不到銀行支持的企業，則只有另辟蹊徑了。能夠接手購買國有企業的老板們，大多數都與地方的行政長官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不排除他們會借助這些官員們給銀行施加行政壓力，打著保護改革成果的旗號橫加干涉。銀行如果屈從行政壓力而新增加信貸投入，無論其預期效益如何，都會導致從緊的貨幣政策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六是金融監管有相互推委之嫌。在金融立法上，確定銀監會與人民銀行在非常時期都有責任加強對金融行業的管理。都有責任其實也就都沒有責任，這不是兩個和尚抬水吃么？在沒有成立銀監會的年月里，中國在經濟上也出現過幾次大的動蕩，人民銀行在關鍵的時候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今多了一個銀監會，信貸的閘門反而關不住了。真是咄咄怪事。七是通貨膨脹加大了貨幣需求量。當前我國的通貨膨脹是近廿余年以來最嚴重的，這一輪物價上漲，既有成本推動的因素，也有需求拉動的因素，還有國外輸入的因素。如何有針對性地化解這些矛盾呢？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價格漲得過快，為了應對價格上漲，人們會相應地增加手持貨幣量，流通中的貨幣也必然會隨之增多。要避免貨幣流通陷入“漲價——增加現金供應量——再漲價——再增加”的怪圈，就要從控制流通中的貨幣量入手，從根本上抑制通貨膨脹。八是從緊的貨幣政策與人民幣的經營策略缺乏整體構想。從緊的貨幣政策不是一句口號，說一說就能解決問題的。在貫徹和實施這項政策的過程中，還必須與貨幣的發行與對外貨幣政策等聯系起來，才能較好地發揮其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如果我們一方面高喊著要執行從緊的貨幣政策，一方面又改經濟發行為財政發行，使流通中的貨幣量由原來的一比五至八上升為一比十以上甚至更高，那么，所謂的從緊也不過是一句空話而已。在對外貨幣政策方面，人民幣在不斷的升值，為了滿足貪得無厭的市場預期，千方百計保出口，對外繃得緊緊的，對內卻又是物價飛漲，名義貨幣與實際貨幣的價值明顯不符。這樣做對經濟的平穩運行難道會有什么好處嗎？在上個世紀末，中國經濟曾一度出現過商品相對過剩的危機。經過多年的努力，好不容易使得經濟復蘇了，就業率增加了，經濟發展的步伐加快了。正當人們歡慶這來之不易的大好成果的時候，我們卻又面臨著通貨膨脹的挑戰。中國的經濟既不能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按照“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模式發展；也不能走歐美國家每隔幾年來一次經濟危機的路子。要把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結合起來，在非常時期給予必要的行政干預，用行政手段與經濟手段相結合的辦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金融和經濟的平穩運行。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總結以往的研究可知，導致我國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的原因不外乎有如下因素：經濟貨幣化、政府部門和居民部門貨幣需求的相對變化、金融創新和企業融資期限結構的變化、利率和匯率的管制、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價格自由化、證券市場的產生與發展、外資的引入、我國交易規模的統計誤差等。然仔細推敲，實際上這些解釋都存在著一些不足。如經濟貨幣化、非國有經濟發展、價格自由化、證券市場的產生與發展、外資引入、交易規模的統計誤差、利率和匯率管制等因素大多都與我國特定的經濟轉型的國情有關。而事實上，市場經濟體系已經比較健全的西方發達國家也普遍存在貨幣流通速度逐漸變慢的現象。由圖2可見，從1978年到2012年，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意大利、日本、英國等主要西方發達國家的貨幣流通速度除了少數時間之外，總體上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末期之后，這一趨勢更為明顯。其實不僅限于這些國家，還有相當部分的其他發達國家、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也都存在同樣的現象。以上現象說明，經濟貨幣化、非國有經濟發展、價格自由化、證券市場的產生與發展、外資引入、交易規模的統計誤差、利率和匯率管制等經濟轉型國家特有的一些因素不可能成為導致諸多國家貨幣流通速度變慢的共同原因，能成為共同原因的必然是這些國家同時具有的因素。另外，金融創新也不可能是，因為金融創新導致貨幣流通速度加快，而不是變慢；政府部門和居民部門貨幣需求的相對變化也不是，因為在很多國家，政府部門和居民部門的貨幣需求并沒有發生太大變化。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能使這么多國家的貨幣流通速度逐漸放緩呢？在梳理人類經濟發展的歷程中，我們發現，技術進步一直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不夸張地說，任何國家要實現經濟增長，可以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經濟體制等方面與其他國家不同，但都離不開技術進步。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產業的不斷更替，舊的產業漸趨衰落，新的產業不斷產生，循環往復，最終實現經濟的變大變強。由于各產業部門的融資方式、融資期限結構、產品生產周期、資本有機構成、產品需求彈性等的不同，新舊產業部門的更替導致了貨幣需求的變化，并繼而影響了貨幣流通速度。

二、產業結構變動影響貨幣流通速度的機理分析

依據凱恩斯的理論，貨幣需求來自三個心理動機。企業或者個人為了應付日常的支付之需而在一定時間內持有一定數量的貨幣稱之為交易性需求，交易性貨幣需求數量與收入呈正比關系；為了預防意外發生的支付而持有一定數量的貨幣稱為預防性需求，預防性貨幣需求數量也與收入呈正比關系；為了能夠投機獲利而選擇持有一定數量的貨幣稱為投機性需求，投機性貨幣需求數量與利率呈反比關系。這樣凱恩斯的貨幣需求理論可以用式（1）來描述：假定一個經濟社會中包含三個部門：企業、金融機構、家庭。企業分屬三個產業部門，即第一產業部門、第二產業部門和第三產業部門3。企業生產并出售產品，得到銷售收入并向家庭支付工資；家庭向企業提供勞動，直接或者間接地向企業提供資金，并獲得相應報酬；金融機構包含銀行金融機構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其作為家庭和企業之間的媒介，一方面將家庭的儲蓄直接或者間接地轉移給企業，另一方面將企業利潤以資本利息的方式轉移給家庭。

（一）企業的融資方式與貨幣流通速度

企業的融資方式有兩種，即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直接融資是指企業通過發行股票或者公司債券向金融機構或者家庭直接募集資金。如果企業通過發售企業債券從銀行融通資金，這種情況相當于企業從銀行貸款，此時銀行創造了信用貨幣，從而使得貨幣供應量增加，并使貨幣流通速度下降；如果企業向非銀行金融機構或者家庭通過發行股票進行融資，此時，貨幣供應量并沒有發生變化，但是貨幣流通速度卻有所加快。間接融資是指企業通過銀行貸款進行資金的融通，此時，銀行通過信用創造增加了貨幣供給，并使得貨幣流通速度下降。從三大產業的角度來講，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內部的企業往往規模較小，流動資本占總資本比例較高，所以多采用自有資金或間接融資方式來籌措資金；第二產業中的企業大多規模較大，流動資本占比小，更多地采用直接融資的方式來籌措資金。由此可知，一個經濟體中第二產業產出占比越大，貨幣流通速度就越快；反之則慢。而就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兩者比較來看，因為我國第一產業中的企業多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生產，其生產資金主要來源于家庭的自有資金；第三產業中的企業規模相對來說更大一些，家庭自有資金難以滿足需求，所以其融資方式更傾向于貸款。由此可以預期隨著第一產業產出占比的降低以及第三產業產出占比的提升，貨幣流通速度將會逐漸變慢。由圖3可知，自上世紀80年代末期至今，第二產業產出在我國總產出中一直占據較高比例但變化不大，我國產業結構的變動主要體現為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之間的相對變動，即第一產業產出占比的快速下降和第三產業產出占比的不斷攀升。結合以上的理論分析和我國產業結構變動的實際情況，我們的結論是：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動，我國的貨幣流通速度必將變慢。

摘要：作為現代金融體系的基礎，支付系統影響著金融體系的各個方面。研究表明，網絡支付的發展極大地提高了貨幣的流通速度，使得金融資產變現成本降低，持幣成本提高，這導致低級貨幣轉換為高級貨幣，減少了交易性，預防性和投機性貨幣需求。從貨幣供給的角度來看，網絡支付的發展對流通中的現金具有替代效應，部分轉化為流動性高的金融資產。減少了銀行的現金“漏損”，使貨幣乘數上升，促進了貨幣的內生增長。網絡支付的發展使得未來央行在控制貨幣增長速度時，還應將基礎貨幣投放控制在較低水平，從而避免過高的通貨膨脹。此外，由于貨幣流通速度的加快，使得貨幣傳導機制更加迅速，央行應加大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防范力度。

關鍵詞：網絡支付;貨幣流通速度;貨幣供需;央行調控

一、前言

支付功能作為現代金融體系的基礎，影響著金融系統的方方面面。在中國互聯網、通信技術、電子商務蓬勃發展的背景下，在線支付逐漸成為新興互聯網金融行業的基礎設施。網絡支付隨著其規模的不斷擴大，對金融系統的發展以及消費者的用戶體驗產生重要影響。2017年，中國在線第三方網絡支付交易規模達到143萬億元。與2016年57.9萬億相比增長147%，增長態勢迅猛。網絡支付已成為中國金融業發展的“新常態”。

二、網絡支付概念

網絡支付產生于電子商務浪潮，是經濟和技術水平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受技術進步、電商和網購日益成熟等因素的共同影響，網絡支付得以迅速發展。網上支付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而且也對貨幣的供需和貨幣政策的傳導效率產生了重要影響。網絡支付的媒介是電子貨幣，通過電子化的清算方式代替了傳統貨幣的流通，從而改變了市場中貨幣流通的速度。當下我國網絡支付市場的支付原理、用戶習慣、普及率以及業務規模等因素已經對我國的貨幣流通速度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對人民幣的穩定性產生了一定影響，進而影響了央行貨幣政策的調控效應。本文旨在探索網絡支付對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進而討論對貨幣供給與需求帶來的沖擊，最后解析對相關調控的影響。

摘要：選擇我國電子貨幣及貨幣流通速度相關統計數據和指標，對電子貨幣與貨幣流通速度的相關性進行的統計檢驗表明，電子貨幣在對傳統貨幣替代時存在兩個明顯的替代效應：替代加速效應和替代轉化效應。兩個效應的作用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但電子貨幣對傳統貨幣的取代并沒有加快貨幣流通速度，反而導致了貨幣流通速度的下降，這與大多數學者的研究結論相反，這為解釋近年來我國貨幣流通速度持續下降的原因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

關鍵詞：電子貨幣；貨幣流通速度；貨幣政策

貨幣流通速度是貨幣理論中一個復雜的問題。100多年來，西方學者對貨幣流通速度的研究可以說是貫穿了整個西方貨幣經濟史，貨幣金融理論家對貨幣流通速度的穩定性一直爭論不休，相關的理論研究及實證分析的文獻也層出不窮。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我國貨幣流通速度呈現出不斷變化的態勢，在改革開放以前貨幣流通速度長期保持在8左右，但是在改革開放以后貨幣流通速度出現了一路下滑的趨勢，尤其是GDP／M2，不論是下降的絕對量還是相對速度都是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這種變化對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會產生較大的影響。與此同時，隨著我國電子貨幣的快速發展，它對通貨和存款的取代作用越來越明顯。從理論上說，由于電子貨幣具有高流動性的特點，它對傳統貨幣的取代必然會改變貨幣流通速度，從許多電子貨幣發展較快國家的實際數據來看，自電子貨幣出現以來，貨幣流通速度也變得極其不穩定，因此，可以斷定電子貨幣必然會對貨幣流通速度產生影響，至于這種影響程度有多大則是我們要研究的問題。因而對此問題的研究不但可以從另一角度解釋貨幣流通速度變化的原因，而且對提高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文獻綜述

根據巴塞爾委員會的定義：電子貨幣是指在零售支付機制中通過銷售終端、不同的電子設備之間以及在公開網絡(如Internet)上執行支付的“儲值”和預付支付機制。貨幣流通速度則是指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貨幣流通的次數。國外許多學者對影響貨幣流通速度變化的因素進行了研究，雖然取得了一些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但對貨幣流通速度的穩定性沒有達成一致性的結論。隨著西方經濟貨幣理論的引入，我國的經濟學界許多學者也對中國的貨幣流通速度做了大量理論和實證的研究工作，并提出各自的觀點和假說解釋我國改革以來貨幣流通速度長期持續下降的原因。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對各種觀點進行一一述評，只將中西方對影響貨幣流通速度的因素及其變化趨勢中具有代表性的觀點總結如下：(見表1、表2)

隨著電子貨幣的產生和發展，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就對電子貨幣給傳統貨幣金融理論帶來的挑戰展開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有價值的成果。歐洲中央銀行(1988)在《電子貨幣報告》中認為電子貨幣會加快貨幣流通速度；國際清算銀行(BIS)對電子貨幣研究的一些報告在對各國電子貨幣的發展和應用情況進行介紹以及其風險和監管研究的同時，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電子貨幣對貨幣流通速度影響的內容

摘要:在互聯網和電子技術快速發展的現今，市面上出現了與傳統貨幣在具體形式上有很大差異的一些新式貨幣，例如比特幣、數字貨幣等，它們沒有實際的載體，都是虛擬貨幣。而通過這些電子貨幣所開發的電子支付技術相較于傳統的交易方式來說，一般具有高效便捷、快速流通以及不受場地和時間的約束等優點。所以本文選取了電子支付對我國貨幣的流通影響作為切入點，來淺析電子支付背景下如何體現貨幣的流通價值。

關鍵詞:電子支付；貨幣；流通價值

電子支付作為一種新技術，對傳統的現金支付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并且由于電子支付技術所特有的快捷性和高效性，導致市場上的貨幣流通速度大幅度增加，所以在電子支付的時代下，貨幣的流通價值也有了相應的變化。

一、我國電子支付的現狀

(一)銀行卡支付。銀行卡一般分為借記卡和信用卡，這兩種卡可以作為卡基支付、網銀支付和第三方支付的載體，是目前我國電子支付市場的主要形式。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我國的銀行卡業務才剛剛起步。2004年3月在銀行界發生了一件十分標志性的事件——中國銀聯成立，這標志著我國的銀行卡進入到全面聯網的時代，到2016年底，已經有180多個國家和地區可以使用銀聯卡。(二)網上支付。 這種電子支付方式是在千禧年后逐漸發展起來的。由于各種網絡購物平臺的興起，各大商業銀行在網上銀行的支付業務開始有了新的突破。央行2014年底相關報告顯示，我國的網上支付業務在跨行清算方面就處理16.39億筆業務，金額總計達到了17.79萬億元，每天平均出了452.80萬筆相關業務，金額總計達到491.42億元。(三)移動支付。移動支付是一種隨著智能手機和通訊網絡技術的發展而創新出來的支付方式，是當下人們最常用的電子支付方法，它一般是通過各種電子移動通訊設備(手機、平板電腦、移動POS機等)來完成資金的支付和交易，其支付方式有兩種，一種是通過手機掃描二維碼進行近場支付，另一種是通過電話銀行等遠程指令來進行遠程支付。中國移動支付的規模在2014年底就已經達到了22.59萬億元。(四)儲值卡支付。在各省市的一線城市的公共交通方面使用的是公交地鐵一卡通，在全國各大高校的校園日常消費方面使用的是校園一卡通，這兩種都屬于儲值卡支付，可以有效的減少現金的流通和支付處理時間，并增加支付的處理效率，給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捷。

二、電子支付對貨幣流通價值的影響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從廣度和深度上的展開，人們很自然地會從現實的角度提出這樣的問題:金融市場開放是否會給貨幣流通帶來影響?什么形式的影響?影響的程度如何?對這些問題作出解答，將對組織管理我國的貨幣流通，實現貨幣穩定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就此談談我們的一些看法。

開放金融市場，意味著我國的金融結構會發生如下變化:第一，現存的銀行信用為主的間接融資方式將轉換為間接融資與市場直接融資相結合的方式;第二，金融資產將大大豐富起來，單一的銀行資產將由銀行資產、政府資產、企業資產、保險資產、信托資產等多種多樣的金融資產所代替:債券、股票、商業票據等將成為現金和存款通貨之外的又一種流通一上具，第三，傳統的資金地區割據、部門封鎖、縱向歸流的狀態將被打破，而形成與一定經濟區域相適應的既有向心力又有離心力的資金縱橫流動的金融網絡中心，第四，我國貨幣信用關系的深化，將促使人們觀念的更新，樹立起資產效應觀念、生息盈利觀念，從而增強對金融市場信號反應的敏感度，第五，金融市場上的金融資產價格將沖擊目前的利率水平和結構，利率的僵化性和不合理性將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貨幣流通的特點和規律總是受一定的經濟結構和金融結構影響的，因此，金融市場開放帶來的上述金融結構的變化，無疑也會給我國的貨幣流通帶來變化。金融市場的開放給貨幣流通產生的影響，表現在對貨幣的供給，貨幣的需求以及貨幣流通的結構三方面的作用。而這些作用對貨幣量的單方面影響或是擴張或是收縮。

(一)對貨幣供給的影響

貨幣供給由現金和存款兩部分構成。流通中的貨幣可以區分為現實流通中的貨幣和潛在的貨幣兩層。所謂現賣流通中的貨市是指經常處子商品和勞務市場上為其服務，執行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職能的貨幣;潛在的貨幣.則是指暫時退出流通領域，處于價值儲藏職能執行形態的貨幣。貨幣供給一般就是指這兩種貨幣形態之和。為了以后敘述方便，我們用公式來表達:假如用Ms表示貨幣‘總供給，M:S表示現實流通中的貨幣，MZ。表示潛在的貨幣，則:Ms=M25+M:s

金融市場的開放給貨幣供給帶來什么樣和什么程度的影響，又可分下而三種形況進行分析:

摘要：隨著現代信息技術和網絡金融的發展，利用電子貨幣這一新生事物進行洗錢犯罪已經越發嚴重，加大了反洗錢工作的難度。本文分析了電子貨幣的特征及電子貨幣流通條件下對傳統反洗錢的挑戰，提出了在電子貨幣流通下反洗錢的對策。

關鍵詞：電子貨幣反洗錢措施

隨著現代信息技術和網絡金融的發展，利用電子貨幣進行洗錢已經成為當前洗錢活動的重要形式，它不僅破壞了市場經濟的正常秩序和合法的商業活動，而且加大了全球金融業的風險，因此，加強對電子貨幣流通下的反洗錢問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電子貨幣的概述

電子貨幣是適應人類進入數字時代的需要應運而生的一種數字化貨幣，是貨幣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這種貨幣從形式上看，早已與錢幣無關，是一種通過0與1的排列組合，運用網絡載體進行金融交易的貨幣。目前關于電子貨幣的概念有許多不同的觀點，這里引用世界銀行巴塞爾委員會對電子貨幣做出的定義：通過銷售終端、不同的電子設備之間以及在公開網絡上執行支付的儲值和預付支付機制。所謂儲值是指保存在物理介質（硬件或卡介質）中可用來支付的價值，如Mondex智能卡等。而預付支付機制則是指存在于特定軟件或網絡中的一組可以傳輸并可用于支付的電子數據，由多組二進制數據和數字簽名組成，可以直接在網絡上使用。

目前電子貨幣的使用是電子貨幣使用者用一定金額的實體貨幣從發行者處兌換并獲得代表相同金額的數據，將現金價值預存在集成電路芯片內，通過使用某些電子化方法直接轉移給支付對象從而能夠清償債務，可見現在的電子貨幣還是以實體貨幣為基礎的。按照電子貨幣的支付方式劃分，電子貨幣有以下幾種：一是儲值和信用卡型，如儲蓄卡和信用卡；二是電子支票型；三是智能卡型，如IC卡；四是數字現金型，指依靠Internet支持在網絡上發行、購買、支付的數字現金。第一種與第二種電子貨幣進行支付時由于離不開基本賬戶需要把存款或其他資金劃分另一個賬戶，只能視為查詢和劃的劃撥銀行存款的電子工具或對現存貨幣進行支付的電子化工具。第三種IC卡型的電子貨幣是把金額和相關的信息記錄在鑲在該卡上的芯片或磁條上，取代了紙幣在特定的范圍內使用，但其受限在于流通范圍有限，也要借助于一定的終端設備。第四種可以認為是一種真正的電子貨幣，它采用了全新的信用方式，可以脫離銀行賬戶并且可以循環使用，貨幣所有人對該數字現金的控制體現在對包含有該貨幣數量的信息的密碼控制上，這種貨幣正在形成和發展當中。如發達國家的CybederCash、DigiCash、NetCheque等。

一、兩廣地區貨幣的支出

（一）軍費支出。在中國古代的財政支出中，軍費是一個大項。漢代的軍費主要有：對士兵的的給養，包括月糧、食鹽、衣服等諸項；戰爭期間的費用開支，包括糧食運輸；軍功賞賜；軍糧消耗；修筑道路和城池；武器裝備、安置俘虜等。“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說明政府通過大司農直接支出軍費開支。西漢自武帝平定南越之后，嶺南各郡每年幾乎都會發生小規模的叛亂，《漢書》記載：“而初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余人。”。進入東漢以后這種情況更加嚴重，據《后漢書》等記載，從東漢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至中平五年（公元188年）的150年間，東漢政府與南方的少數民族進行了大小近40次戰爭，民族矛盾空前激化。這頻繁的戰爭背后，是漢朝中央政府巨大的軍費支出。關于士兵的軍餉，史書中記載，永和三年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反對征調荊、楊、兗、豫四州的軍隊去平定日南郡的叛亂時說“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可知每個士兵每日需米五升，另外每月還需鹽三升，兩項一年消費約三千錢。國家每年供給每個士兵一袍、一襲、一單衣、一襪、一履，按漢代的物價水平，總計約兩千錢。就是說國家每年給一個士兵的軍餉約五千錢，漢朝軍隊動輒出動數萬人，其花費軍餉的巨大不可想象。另外，國家對于戰死沙場的將士也有善后費用，對于普通士兵，通常給予棺材和葬衣。《漢書•高祖紀》記載：“士卒從軍死者為槥，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在《漢書•成帝紀》中亦有：“已葬者與錢，人二千”的記載，說明安葬一個人的費用為兩千錢；衣衾費用約為百錢，故安葬一個陣亡士卒的費用約二千多錢左右。對于陣亡將士的家庭，國家也有一定程度的補償。兩漢征戰嶺南頻繁，每次都死傷慘重，對于這項安葬撫恤費用應該也為數不少。在兩廣地區的軍事行動必須使用戰船。兩漢時期的樓船高度已達十幾丈，有的甚至可以建樓櫓到四層，并已在海戰中廣泛應用。至東漢時期的戰船規模更為龐大，伏波將軍馬援南征時就一次征調了2000余艘戰艦，可見造船業的發達和軍費支出的巨大。在廣州發現的秦代造船遺址，一方面說明兩廣地區造船業出現之早；一方面也說明在嶺南地區作戰使用的戰船應都為本地制造。（二）官員俸祿支出。兩漢時期在兩廣地區官員的俸祿也是貨幣支出的一大方面。漢朝在兩廣地區的官吏主要由兩方面構成：一是由內地相同的守、令、長等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免；二是與其同等的王、侯、邑長等，雖也由中央任命，但都是由當地原民族首領充當。在廣州番禺漢墓曾經出土過一塊墓磚，上面刻有“番禺都亭長陳誦”的銘文。都亭始設于西漢，是西漢基層統治體系中鄉、亭、里的一部分，通常設置在城市里或者周圍用來維護治安，也為來往官吏提供住宿。其職責既要管理一定數量的居民，還要兼為旅社、驛站、治所。這說明漢代已在嶺南建立了完整的統治體系。在《漢書•百官公卿表上》中有關于郡縣官員設置的記載，可知嶺南諸郡皆隸屬交趾刺史部。交趾刺史俸祿六百石，成帝后改稱為牧，俸祿提升至兩千石。兩廣地區有四個郡，每郡設郡守、郡尉，俸祿兩千石，其副官、長史皆六百石。西漢時四郡共下轄有三十三個縣（南海郡轄六縣、郁林郡轄十二縣、合浦郡轄五縣、蒼梧郡轄十縣），東漢時四郡下轄共三十四個縣（南海郡轄七縣、郁林郡轄十一縣、合浦郡轄五縣、蒼梧郡轄十一縣）。這些縣都設有縣令或縣長，俸祿從三百石到一千石不等，下設丞、尉輔佐，俸祿二百石到四百石。這些都是主要的官吏，而一百石以下輔助官吏，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亭長、里長、什長、伍長等。估計整個兩廣地區約有官吏數千人，具體的官員俸祿無法計算，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其他方式了解。《漢書•百官公卿表上》中記載全國的官員從佐史到丞相，共十二萬零二百八十五人。而東漢時期的桓譚認為，從宣帝時期（公元前73至公元前49）起，漢朝政府每年征收的賦稅總數超過40億枚錢，其中的一半20億是用于支付給整個國家官吏的俸祿，由此可見費用之巨。（三）賑災和移民支出。“保境安民”是任何一個政府的職責所在，“保境”需要軍費，“安民”則需要民政支出，解決民之困苦。在中國古代除了戰爭就要屬自然災害對人民帶來的傷害最大，據王元林在《自然災害與歷代中國政府應對研究》一書中對兩漢時期發生的自然災害進行了統計，發生水災、旱災、蝗災、疫災、火災、地質及氣象災害共726次，但是關于兩廣地區的記載只有四次，包括三次疫災和一次火災。兩廣地區所發生的各種自然災害肯定不止這三次，但史書中記載甚少，這一方面是因為兩廣地區地處偏遠，只有有限的災害信息可以傳達到中央；另一方面是因為史官記載的重點區域在兩京地區和經濟發達地區，較少關注邊境各郡。兩漢時期，政府對貧困及遭災人口多提供救濟性借貸。西漢政府賑貸的內容多是糧食、種子、衣服等實物資料，少數情況是借貸貨幣。如地節三年（公元前67年），漢宣帝詔曰：“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對待因家貧無力安葬者，給予一定的安葬費用，在《后漢書•安帝紀》中記載：“（二年）二月戊戌，遣中謁者收葬京師客死無家屬及棺槨朽敗者，皆為設祭；其有家屬，尤貧無以葬者，賜錢人五千。”《后漢書•桓帝紀》也說：“其有家屬而貧無以葬者，給直，人三千。”兩廣地區在漢代一直屬于“初郡”，《史記•平準書》記載“漢連兵三歲，諸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郡置初郡十七。”這種初郡制度的延續時間大概是自西漢武帝至東漢光武帝。嶺南的“初郡”經濟發展較慢，人口相對稀少，而土地廣大，加上南方的自然環境也適合農業的發展，所以不可避免的有內地郡民遷徙而來開墾土地。如漢章帝鼓勵無地或失地農民遷徙到土地多的地方去，由當地政府賜給公田，給予種子和農具，3年之內免賦，5年之內免租。以后如果農民想回歸本土時，政府也不加阻攔。關于蒼梧、郁林、南海、合浦四郡西漢人口的人口，在《漢書•地理志》和《后漢書•郡國五》中有明確的記載。可以發現這四個郡的人口都是成倍增長，明顯是有大量的外來移民留居兩廣地區，其多是通過實邊戍守、行軍打仗、出任官職、犯罪流放、避亂流寓、經商販運等途徑進入并定居的。這些移民不僅帶來了中原地區先進的生產技術，也隨身帶來了大量的鐵器、銅器、貨幣等。人口的激增帶動了商業的發展，商業的發展又促進了貨幣的流通，所以在東漢時期，以廣州為首的嶺南貨幣貿易進一步發展，逐漸成為全國的主要工商業城市之一。

二、兩廣地區貨幣的收入

西漢初期的《金布律》有一項關于銅錢的法令涉及了官府對民間收支的現金管理。“官為作務、市及受租、質錢，皆為銗，封以令、丞印而入，與參辯券之，輒入錢銗中，上中辯其廷。質者毋與券。租、質、戶賦、園池入錢縣道官，勿敢擅用，三月一上見金、錢數二千石官上丞相、御史。”這就是說官府收取錢的項目有六項：作務、市、租、質、戶賦、園池，即手工業收入、市場收入、租金收入、質押收入、戶賦收入和園池收入。（一）關稅和賦稅收入。武帝統一嶺南以后，在廣西地區設置了蒼梧、郁林、合浦等三郡。同時在中原與兩廣地區相連的道路上都設有關卡，負責對來往的商人征稅。據史籍記載，在蒼梧郡設置了離水關，管理內地走漓江經過桂林到達梧州的商業。設立荔平關，管理湖南經過馮乘至荔浦、昭平到梧州的商貿。設立謝沐關，管理進出廣東的商旅。在郁林郡設立雍雞關，管理進出交阯、九真的商業。在合浦郡設置合浦關，發展對外貿易，逐漸形成了“海上絲綢之路”。各個關口負責管理過往商人，對過關貨物進行檢查和征收關稅。嚴禁馬匹、兵器、鐵器、銅錢和蠶種等貨物出境。后又于漢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在蒼梧郡設置鹽官，《漢書•地理志》載：“南海郡……有圃羞官……番禺，尉佗都。有鹽官。……中宿，有洭浦官，掌胡澤”、“蒼梧郡……高要，有鹽官”。開始對整個嶺南地區的鹽業進行管理和征稅。說明在漢元鼎六年以后，嶺南地區以蒼梧、合浦兩處為中心的貿易區已經迅速形成。漢代稅收主要包括口賦、算賦、田稅及車船稅等。口賦又叫口錢，是對7至14歲的未成年人征稅，為每人每年20錢。算賦是對15至56歲的成年人課稅，每人每年繳納120錢，稱為一算。田稅，是以畝為征收單位，在兩漢基本實行的是三十稅一，到東漢獻帝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改為天下土地一律按畝課粟四升。車船稅是對車和船征收的稅賦，三老及北邊騎士，有軺車的，每輛車繳納120錢。商人的車需要繳納兩倍，即240錢。有長度在五丈以上的船，也需繳納120錢。漢朝政府還在兩廣地區內分封了諸多列侯，如南越國校尉石馬蘇弘被封為“海常侯”、南粵郎官都稽被封為“臨蔡侯”，食邑1000戶、蒼梧王趙光被封為“隨桃侯”，食邑3000戶、桂林監居翁因勸說甌駱四十萬人投降而被封為“湘成侯”，食邑830戶、揭陽縣令史定被封為“安道侯”，食邑600戶、南粵將軍畢取被封為“瞭侯”，食邑510戶、甌駱左將黃同被封為“下鄜侯”，食邑700戶。漢中央政府允許這些列侯在其封邑內按照戶籍征收戶賦，每戶每年征收200錢，一個千戶侯每年就可以征得20萬錢，由此可見兩廣地區存有貨幣之巨。（二）商品貿易收入。兩廣地區的商品貿易主要包括兩方面：與中原的商業貿易；同外國的經濟交流。在與中原地區的貿易中，兩廣地區有著良好的貿易基礎。《漢書•地理志》記載“（南越之地）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廣州是當時犀角、象牙、珠璣、金銀及各種水果等嶺南特產匯聚之地，所以在與中原地區的商品貿易中以土特產、奢侈品為主。《鹽鐵論•未通》說，漢武帝平定嶺南以后，運到長安的橘子和柚子多到使富貴人都吃厭了，出現“民間厭橘柚”的現象。除了水果外，運到中原的產品還有珠璣、犀角、象牙、玳瑁、翡翠、珍珠、葛布以及從東南亞輸入的各種商品。商品的貿易是雙向的，從中原地區流入的商品主要是兩廣地區所缺乏的牛、馬、銅器、鐵器等。貴港市羅泊灣一號漢墓出土的一塊木牘，上有“東陽田器志”的文字，“東陽”即東陽縣（今江蘇省盱眙縣馬壩鎮東陽村），屬于漢臨淮郡管轄。田器即務農時所使用的工具，這表明這塊木牘中所記載的農具，是由江淮地區所輸入的。其后還寫有“客秈米一石”，客即外來之意，表明這一石秈米是從外地輸入到嶺南的。同墓所出的另一塊木牘記載了當時隨葬的物品名及數量，中有“中土瓿卅”、“中土食物五笥”的文字，中土即中原地區，說明這批瓿和食物均產自中原。兩廣毗鄰南海，是漢王朝與東南亞等國聯系的必經之處，所以兩廣地區的對外貿易，是全國發展最早的地區之一。《漢書•地理志下》記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余，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赍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促使兩廣地區與外國進行貿易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漢朝統治者對這些奇珍異寶的追求。自漢武帝滅南越統一嶺南以后，漢朝中央政府就開始竭力搜羅兩廣地區的奢侈品，地方官吏也競相奉獻，后來甚至通過加派租賦來勒索，而嶺南諸地的產量畢竟是有限的，面對這樣無度的搜刮，必然需要加大進口的數量，所以促使海外貿易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在對外貿易的商品中，主要是珍珠、香料、象牙、犀角、玳瑁、翠羽、瑪瑙等，以及歐洲地區的一些手工藝品。在兩廣地區的漢墓中，發現了數量較多的瑪瑙、琉璃、琥珀等中原所沒有的配飾品，這些飾品多是從海外運來，反映了嶺南對外貿易的發展狀況。（三）以錢贖罪收入。漢代的贖刑制度是在秦代的基礎上建立、發展而來的，并且范圍更廣，不論是在出土漢簡還是在傳世史籍中都有很多記載。《二年律令•具律》就有：“吏、民有罪當笞，謁罰金一兩以當笞者，許之。”的記載，允許以一兩黃金代替笞刑。同時其中對贖刑的等級的劃分也有記載，“贖死，金二斤八兩。贖城旦舂、鬼薪白桀罪，金一斤八兩。贖斬、府（腐）罪，金一斤四兩。贖劓、黥罪，金一斤。贖耐罪，金十二兩。贖遷罪，金八兩。”明確了贖刑有六個等級，罰金數量也不同。但在實際中則因黃金貴重、量少，流通范圍有限，所以多折算為一定比例的銅錢。而不直接收繳黃金。《二年律令•金布律》規定：“有罰、贖、責（債），當入金，欲以平賈（價）入錢，及當受購。償而毋金，及當出金、錢縣官而欲以除其罰、贖、責（債），及為人除者，皆許之。各以其兩千石官治所縣十月金平賈（價）予錢，為除。”可見由于銅錢的價值起伏不定，明文法令中罰金多以黃金為標準，而實際執行多以銅錢代替。漢代以錢贖罪的代價很高，漢代黃金一斤平均約合銅錢一萬枚，按照最輕的罰金八兩，也要五千枚銅錢（漢制一斤等于十六兩）。漢代以錢贖罪種類繁多，應用廣泛，發展到東漢永元六年時已經達兩千六百八十一種。小至耐刑、黥刑，大到死刑皆可以贖免。對于可以以錢贖罪的對象，漢代法律并沒有明文規定，所有人都可以贖罪。據統計，《漢書》中提到的西漢因罪被遷徙嶺南的人數共計15人次，全部被徙至合浦；《后漢書》中涉及到東漢罪臣及其家屬遷徙嶺南的達17人次，其中4人次徙合浦。這些人中，可能有相當一部分是使用錢財贖死罪，而被遷徙嶺南地區的。這些罰金進入地方錢庫，再通過軍費和官員俸祿等支出，在兩廣地區構成了貨幣的循環流通。

三、兩廣地區的黃金貨幣

作為2015年全國十大考古大發現之一的南昌海昏侯墓出土了數量驚人的金器，包括金餅285枚，馬蹄金48枚，麟趾金25枚，金板20塊。引起了人們的廣泛興趣，那么兩廣地區又有多少漢代金餅？據目前的考古發掘報告，兩廣地區共發現有四枚金餅和兩枚鎏金金餅，數量較少，且時代性也較為特殊。這說明了兩點問題：第一，兩廣地區作為漢代邊疆郡，由于政治影響力不足，故所發現的金餅應該是通過貿易流入的。兩廣地區出土的金餅共有四枚，一枚出土于貴縣（今貴港市）羅泊灣二號西漢早期墓葬。第二、三枚出土于合浦縣望牛嶺一號西漢墓。第四枚出土于廣州鑄管廠151號東漢早期墓葬。這四枚金餅都出土于大型漢代木槨墓，隨葬品皆十分豐富，顯示出墓主人生前要么是位高權重，要么是商賈大亨。第一枚金餅的主人可能是南越國派駐到廣西地區的王侯一級官吏的配偶。第二、三枚金餅的主人，可能是合浦地區的郡縣官吏或者合浦地方豪強。第四枚金餅的主人也應是當時廣州地區達官顯貴。首先，從墓主人的身份上來說。作為一名地區性王侯或者官吏，他的墓葬中有金餅發現，而等級更高的南越王墓中卻沒有發現金餅，這說明金餅應該不是南越國政權賞賜的。兩廣地區地處偏遠，與中央政權政治聯系薄弱，更不可能是西漢政府賞賜。其次，這四枚金餅的發現地：合浦、貴港和廣州，都是海上絲綢之路和內河航運的重要碼頭，也是當時兩廣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且交易的物品都是象牙、珍珠、香料等奢侈品，這就需要黃金這種體積小，價值高的貨幣，所以這里金餅存在的經濟意義就遠大于政治意義。總之這四枚金餅應該不是通過賞賜等政治手段進入的，而經過貿易流入的可能性更大。第二，兩廣地區所發現金餅和鎏金金餅的年代，說明在本地區也存在西漢至東漢黃金貨幣大量“消失”這一情況。在文獻記載中，西漢帝王賞賜臣下的黃金少者數十斤、多者數十萬斤，但到東漢時賞金的數量就急劇減少。據彭信威統計，西漢賞賜黃金為899530斤，而東漢賞賜黃金則僅有21740斤，僅為西漢的2%左右。這種文獻記載的情況在考古發掘中的反映就是金質貨幣的數量和質量。在海昏侯墓大量金餅發現之前，出土的漢代黃金大體上分為兩類：一類是以西安譚家鄉出土219枚金餅為代表的窖藏黃金，一類是以滿城中山靖王陵等為代表的隨葬黃金。除海昏侯墓發現的金餅外，隨葬黃金集中發現于未經盜掘保存完好的三座西漢諸侯王墓中：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夫妻墓出土69枚；河北定縣中山懷王劉修墓出土47枚；山東長清縣濟北王劉胡墓出土20枚。以上金餅的年代皆為西漢時期，東漢時期的金餅則相對發現少了許多。兩廣地區的六枚金餅和鎏金金餅，從年代上來講，屬于西漢時期的有三枚金餅，屬于東漢時期的有一枚金餅和兩枚鎏金金餅。這兩枚鎏金金餅，一枚出土于貴縣（今貴港市）東漢墓，另一枚出土于廣東德慶大遼山二號東漢墓。兩枚鎏金金餅皆為銅質，通體鎏金，形狀為圓餅形。說明西漢時期還能使用足量的黃金來制作金餅，但是到了東漢時期基本上只能制造銅質鎏金的偽“金餅”，這一方面反映了當時社會黃金數量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兩廣地區的經濟貿易中，使用方便、便于流通的銅錢占有絕對的優勢，而金餅只作為一種繼承西漢以來厚葬傳統的象征性財富，埋入墓室中陪伴墓主人。

一、引言

貨幣流通速度是貨幣經濟學的一個關鍵概念，是體現名義產出水平和貨幣數量之間關系的宏觀變量。對貨幣流通速度把握不準，貨幣需要量就不能被準確預測，從而貨幣供給就不可能適量，貨幣形勢及整個經濟形勢就有可能向社會不合意的方向轉化。各國貨幣當局在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上都十分慎重地考慮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及其影響因素。因此，對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探討股市和房市對貨幣流通速度的效應是對貨幣流通速度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研究的一個方向。在這方面，國外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可供借鑒。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貨幣流通速度基本呈現持續下降的態勢。我國學者對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的原因給予了眾多解釋。綜觀國內既有文獻，專門研究股市和房市對貨幣流通速度影響的成果不多，股市對貨幣流速的效應存在爭議，未有對房市影響貨幣流通速度進行實證研究的，也未有將股市和房市結合起來研究其對貨幣流通速度影響的。因此，深入研究股市和房市對我國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具有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股市和房市對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理論闡釋

按照托賓(2000)的觀點,貨幣資金、有價證券和房地產是居民持有的三種。

主要資產。居民在收益與風險之間選擇貨幣和其他資產的最優組合,從而確定最優的貨幣持有量。因此股市和房市的發展必然會對貨幣需求產生影響。根據M.Friedman(1988)的經典研究，我們認為股市和房市對貨幣流通速度的效應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