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女性主義是后結構主義思潮和后現代主義理論的一部分。20世紀80年代以來，翻譯的“文化研究轉向”使人們進一步從女性主義視角去認識翻譯的復雜性，具體表現為對女性主義譯者的政治需求和女性主義的翻譯策略等研究。然而，由于翻譯已從單純的語際交換方式上升到文化、政治干預層面，所以，女性主義翻譯研究過分彰顯女性主體意識和性別立場的觀念在翻譯過程中難免有些偏激。本文立足于女性主義批評觀，結合具體實例深入探討女性主義在翻譯領域的影響及其反思。

關鍵詞：翻譯研究；　女性主義；　文化研究；　反思

女性主義①翻譯研究首先于20世紀70年代初興起于加拿大，主要是女性主義思想與翻譯理論的結合。它將“性別”看成是文本創作的重要因素，試圖通過語言突顯譯者的性別主體作用，從而在文化上追求女性獨立的體驗和女性文學自己的傳統。女性主義視角下的翻譯可以說是一種強調譯者主體性、關注女性寫作文本和語言、彰顯女性身份和地位的翻譯。其代表人物有雪莉·西蒙（Sherry Simon）、朱莉婭·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埃萊娜·西蘇（Helene Cixous）等。她們提出的很多翻譯理論對傳統的翻譯研究有廣泛的影響。

一、翻譯活動中的性別視角

隨著反抗壓迫和爭取平等自由權利的女性主義運動興起，人們開始關注兩性的性別差異，所以“性別研究”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女性主義者們常通過“性別”這把利劍抨擊父權中心文化對婦女的壓抑，并通過翻譯話語抵抗性別歧視。雪莉·西蒙說：“譯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低于男人?！雹谀敲淳烤篂槭裁从袑W者將翻譯自然而然地同女性結合在一起，并且貶低女性翻譯在文學創作中的地位呢？傳統的翻譯理論認為，翻譯一直處于原作的“模擬”和“派生”的地位，無法與原作相提并論。張伯倫（Lori Chamberlain）在《翻譯的性別隱喻》中說：“譯文被視為‘貞潔的少女’‘情婦’或‘不忠的戀人’?！雹埏@然，翻譯與不同層次的女人的特征相結合，恰恰說明了在兩性對立的模式中，男性被賦予正面價值，而女性只是證明男性存在（包括性）的工具。  比如在伊娃·恩斯勒（Eve Ensler）的《陰道獨白》（The Vagina Monologues）中，男人們痛恨從事性工作的女性，卻又堂而皇之地成為蹂躪她們的禽獸；他們為了極力維持這種二元對立模式，不斷地將女性打壓和排斥到邊緣地位。追根溯源，這種現象還是一種男女在性別文化地位上的不平等，即由“性別差異”造成的。男女兩性有著生理、心理和文化上的差異。女性文化相對于男性文化是被動的，是被閹割過的，這就像翻譯較之原作而言是無足輕重的一樣。首先，從生理性別屬性來說，男性和女性是不可置換的。男性天生就比女性更具力量，而這種力量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轉化為權力的一種形式。相應的，從文化性別屬性而言，原文和譯文也是這樣一種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的對抗。譯文就像女性的性別特征一樣，只是原文的語言轉換，是無法進入經典之流的；而譯者也相應地遭到學界排擠，視為低價的工作。所以通過種種比較，一些人就從譯文身上找到了女性這個“同等低劣”的對應口。然而，這種強勢與弱勢的地位并非一成不變，正如古羅馬用武力征服了古希臘，卻在文化上被古希臘征服一樣，人們只看到翻譯在“復制”，并沒有注意到翻譯所承擔的溝通不同民族文學、文化的橋梁作用。任何一種文化的傳播、過濾和再創造都是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心理認同過程。同理，女性主義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也會將女性群體的文化和思想傳播到大眾中，而翻譯在此時充當了女性傳統和文化交流的媒介。因此，筆者認為，將翻譯與男權意識中的女性相提并論是不妥的，因為翻譯不會永遠處在邊緣地位，女性也不會永遠處于“失聲”的狀態。埃萊娜·西蘇在其作品《美杜莎的笑聲》中就提到女人“甚于男人”的特點：“女性用自己的肉體表達自己的思想……男人受引誘去追求世俗功名，婦女則只有身體，她們是身體，因而更多地寫作。”④西蘇不但提出了“軀體寫作”的口號，也贊賞女性這種描寫肉體美感的方式。女性通過寫作來覺醒，走向真正的心靈上的解放。同樣，女性主義譯者在翻譯男性作家的作品時，也會相應地進行改編和再創造，吃掉男性作家筆下扭曲、詆毀女性的話語，呈現出符合女性價值觀的譯作。所以，翻譯并非等同于傳統意義上的女性屬性，雖然翻譯出自原文，但經過“再創造”的翻譯是具有不同于原作的面貌和價值的。作者列舉的這個事實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抹殺了男女二元對立和翻譯的女性屬性的模式，從而顛覆了男性中心主義思想。

二、女性主義翻譯中的譯者主體性

摘要：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目的是，堅決反對在文學作品中將女性置于社會下層，并將翻譯附屬于文學的哲學傳統。為此，女性主義必須探討翻譯是如何被“女性化”的過程，解構以結構主義為基礎的傳統譯論以及構成其哲學基礎的性別邏輯，因此對翻譯的性別角色，對規定性的“忠實”倫理以及語言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質疑。

關鍵詞：視界融合；讀者中心論；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影響

一、引言

女性主義思潮發源于18世紀的自由女性主義（liberalfeminism），以社會性別論，或社會性別差異論（gendertheory）為其理論基石（鮑曉蘭，1995：1-18）。女性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受到了解構主義、后殖民主義、文化學等現論的影響，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將這些影響折射到了翻譯理論。女性主義翻譯觀是從女性主義的立場出發，其理論功用主要為女性服務，即在翻譯中盡量“使女性在語言中顯現，從而讓世人看見和聽見女人”（Simon，1996：20）。

意義問題自20世紀以來，一直是人文科學所關注的熱點之一。其中，關于意義的生成、確立、解讀以及意義的不確定性、多元性等問題的探討與翻譯研究密切相關（劉云虹,2002）。而在對翻譯文本中意義的闡釋過程中，現代闡釋學與接受美學為意義的多層次、多角度彰顯提供了理論立足點。

而本文重點探討現代闡釋學中伽達默爾的“視界融合”、接受美學中姚斯的“讀者中心論”對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影響,并對其理論指導下文本意義話語空間的有力拓展。

摘要：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目的是，堅決反對在文學作品中將女性置于社會下層，并將翻譯附屬于文學的哲學傳統。為此，女性主義必須探討翻譯是如何被“女性化”的過程，解構以結構主義為基礎的傳統譯論以及構成其哲學基礎的性別邏輯，因此對翻譯的性別角色，對規定性的“忠實”倫理以及語言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質疑。

關鍵詞：視界融合；讀者中心論；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影響

一、引言

女性主義思潮發源于18世紀的自由女性主義（liberalfeminism），以社會性別論，或社會性別差異論（gendertheory）為其理論基石（鮑曉蘭，1995：1-18）。女性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受到了解構主義、后殖民主義、文化學等現論的影響，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將這些影響折射到了翻譯理論。女性主義翻譯觀是從女性主義的立場出發，其理論功用主要為女性服務，即在翻譯中盡量“使女性在語言中顯現，從而讓世人看見和聽見女人”（Simon，1996：20）。

意義問題自20世紀以來，一直是人文科學所關注的熱點之一。其中，關于意義的生成、確立、解讀以及意義的不確定性、多元性等問題的探討與翻譯研究密切相關（劉云虹,2002）。而在對翻譯文本中意義的闡釋過程中，現代闡釋學與接受美學為意義的多層次、多角度彰顯提供了理論立足點。

而本文重點探討現代闡釋學中伽達默爾的“視界融合”、接受美學中姚斯的“讀者中心論”對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影響,并對其理論指導下文本意義話語空間的有力拓展。

摘要：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目的是，堅決反對在文學作品中將女性置于社會下層，并將翻譯附屬于文學的哲學傳統。為此，女性主義必須探討翻譯是如何被“女性化”的過程，解構以結構主義為基礎的傳統譯論以及構成其哲學基礎的性別邏輯，因此對翻譯的性別角色，對規定性的“忠實”倫理以及語言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質疑。

關鍵詞：視界融合；讀者中心論；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影響

一、引言

女性主義思潮發源于18世紀的自由女性主義（liberalfeminism），以社會性別論，或社會性別差異論（gendertheory）為其理論基石（鮑曉蘭，1995：1-18）。女性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受到了解構主義、后殖民主義、文化學等現論的影響，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將這些影響折射到了翻譯理論。女性主義翻譯觀是從女性主義的立場出發，其理論功用主要為女性服務，即在翻譯中盡量“使女性在語言中顯現，從而讓世人看見和聽見女人”（Simon，1996：20）。

意義問題自20世紀以來，一直是人文科學所關注的熱點之一。其中，關于意義的生成、確立、解讀以及意義的不確定性、多元性等問題的探討與翻譯研究密切相關（劉云虹,2002）。而在對翻譯文本中意義的闡釋過程中，現代闡釋學與接受美學為意義的多層次、多角度彰顯提供了理論立足點。

而本文重點探討現代闡釋學中伽達默爾的“視界融合”、接受美學中姚斯的“讀者中心論”對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影響,并對其理論指導下文本意義話語空間的有力拓展。

摘要：該文運用西方女性主義翻譯理論，通過以吳勞、海觀、余光中等男性譯者的譯本為參照，對張愛玲《老人與海》譯本中的女性主義進行探討。張通過采用溫和的女性主義翻譯策略，試圖在譯文中彰顯女性主義思想，凸顯女性主義意識。

關鍵詞：張愛玲；《老人與?！?；翻譯策略；女性主義

張愛玲是我國現代著名作家，其作品囊括小說、散文、電影劇本等多種文體。同時，她也是一位譯作碩果累累的翻譯家，其翻譯涵蓋了語際翻譯、語內翻譯，此外，她還自譯了自己創作的小說?！独先伺c海》是1952年張愛玲在香港應“美國新聞處”之邀，著手翻譯的一部譯作，同時也是該著作在國內的第一個中文版本。當時，既沒有現成的中譯本可供參考借鑒，又無相應翻譯理論的指導，可以說，這部譯作無疑具有相當的開創性意義。作為一名女性作家和翻譯家，張的譯文在很多處都體現出了女性語言風格以及女性情感的不自覺流露。文章以張愛玲所譯的《老人與海》為研究對象，同時選取海觀、吳勞、余光中等人的譯本作為參照，通過對這幾個譯本進行譯文對比與分析，對張愛玲譯本中的女性主義進行探討。

1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簡介

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源自西方翻譯界，是在20世紀80年代翻譯研究理論經歷了文化轉向后，女性主義與翻譯研究相結合的產物。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家對傳統譯論的“忠實”原則提出了質疑，試圖結構作者與譯者及原作與譯作之間的二元對立關系，突出女性意識。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家主要代表有路易絲·馮·弗洛圖(LuisevonFlotow)、雪莉·西蒙(SherrySimon)、羅莉·張伯倫(LoriChamberlain)、芭芭拉·戈達爾德(BarbaraGodard)以及蘇珊妮·德·羅特賓尼爾·哈伍德等人。葛校琴指出，“女性主義呼吁用女性主義話語來言說女性的特殊性、差異性，讓這個話語構建的世界擁有女性自己的聲音并努力使女性獲得與男人精神上平等的地位。[1]”因此，女性主義譯者通常會對文本進行干涉。弗洛圖將女性主義翻譯策略歸納為三點，即：加寫前言和腳注、增補和劫持[2]。

2張愛玲《老人與?！纷g本中的女性主義翻譯策略

[摘要]迪斯尼拍攝的電影Mulan是西方權力話語的“言說”。而Mulan的配音翻譯是對西方權力話語的消解，是對傳統木蘭形象的“重塑”。在譯者不斷的改寫與操縱之下，洋化的木蘭形象慢慢裂變。

[關鍵詞]木蘭權力話語翻譯裂變

1、引言

Mulan是迪斯尼推出的第36部年度動畫巨片，其一流的工藝、宏大的場面、華麗的音效、奇特的景象、波瀾的情節以及豐滿的人物形象賦予該片強烈的藝術震撼力和感染力。之后，國內先后出現了兩個配音翻譯版。它們對Mulan在國內的傳播起到了積極作用。但仔細對比電影Mulan英漢版本就會發現，木蘭形象在兩個版本中并非相同。在譯者對人物語言不斷改寫和操縱之下，洋化的木蘭形象逐漸裂變，趨向“中國化”。因此本文擬以許晴、成龍、陳配斯等配音的大陸版《木蘭》為基礎，從權力話語的角度出發，對裂變之路予以探討。

2、電影Mulan之中的權力話語

法國后結構主義思想家、哲學家米歇爾，?？抡J為“權力”并非是禁止或阻止人們做某種事情的力量。而是由一切支配力和控制力構成的關系網。它既包括政治機構、國家法律等有形的權利，也包含意識形態、宗教倫理、文化傳統等隱形的權力。而“話語”并非簡單的“言語”，它從本質上講是一種隱匿在人們意識之下的深層邏輯，暗中支配著各個不同群體的言語表達、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它不僅是知識傳播和施展權力的工具，同時也是掌握權力的關鍵。因為在任何一個社會里，“話語”一經產生，就立刻受到若干權力形式的控制、篩選、組織和再分配。電影Mulan的拍攝及木蘭形象的洋化很好的說明了這一點。

《木蘭辭》是我國南北朝時期的一首經典敘事民歌，共22句，330字，講述了木蘭姑娘女扮男裝，替父從軍，征戰沙場，建立功勛，辭官還鄉的故事，充分表現了她的忠、孝、勇等精神品質，已多次在不同時代被改編為話劇、戲劇、電影等其他的藝術形式，使木蘭至今仍保持著鮮活的形象，感動著幾千年后的現代觀眾。迪斯尼公司于1998年將《木蘭辭》搬上銀幕，取名Mulan(《木蘭》)，在全球6O多個國家發行，取得了3億美元的票房，是一部成功的商業動畫片。影片不僅有令人捧腹大笑的幽默劇情，還有雄偉壯觀的戰爭場面，令全球觀眾耳目一新，使這首中國古代的樂府民歌跨越時代與文化，在現代美國乃至全球獲得了新的生命力。本文嘗試從翻譯的視角，運用跨學科的方法對《木蘭辭》和電影《木蘭》進行對比分析，探討經典文學作品如何實現跨文化再生。

一、原文的來世生命

翻譯研究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雅各布森將翻譯活動歸為三類：語內翻譯、語際翻譯、符際翻譯。(Jocobson，2004：139)其中語內翻譯是指用同一語言內的語言符號對原文進行闡釋或重寫；語際翻譯是指用另一種語言中的語言符號對原文進行闡釋，即通常意義上的翻譯本體；符際翻譯是指用非語言系統的其他符號對原文中的語言符號進行闡釋。從《木蘭辭》到迪斯尼動畫片《木蘭》的改編不僅涉及漢英兩種不同的語言文化系統之間的轉換，更是語言文字和影音媒體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之間的過渡，是文學經典以更豐滿的形式向異域文化譯介的具體體現。本雅明在《譯者的任務》一文中指出：譯文是原文的“來世生命(afterlife)”t2]，(Benjamin，2004：76)標志著原文生命延續的新階段。經典文學作品的魅力與意義就在于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文化的變遷，具有不同的闡釋與演繹。本雅明認為這種闡釋與演繹取決于作品的可譯性，即作品的所有讀者中是否有理想的譯者；作品本身是否召喚翻譯。從譯者的角度來看，迪斯尼公司在改編外國題材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已經形成了獨特鮮明的動畫風格，擁有頂尖的動畫制作人才和精湛的動畫制作技術，還有著不容小覷的投資實力，是跨越符號系統、跨越語言文化對經典民歌《木蘭辭》進行譯介的理想譯者。從作品本身來看，木蘭的忠誠、孝順、善良、無私、勇敢、質樸的多重品質為多角度闡釋作品主題提供了可能性；從參軍到勝利凱旋的完整故事梗概為塑造木蘭形象提供了充足的空間；民歌簡練的語言和詩性的描述有著豐富的想象張力，為充分發揮動畫片音畫介質的優勢提供了舞臺。每一次翻譯活動都賦予原文一次新的生命。隨著中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發展，《木蘭辭》召喚著新的翻譯，木蘭形象在世界范圍內重獲新的生命力已成為必然。

二、來世生命是原生命的延續

譯文既然是原文在新的歷史階段、新的語境中的再生，就避免不了與原文一脈相承的聯系。翻譯目的論將原文和譯文之間的相關性定義為“文本間連貫”L3J(Vermeer，229)，認為它有助于向目的語讀者傳達原文的信息。經典文學作品改編為異文化電影時，原作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節、文化背景都可以通過這種“文本間連貫”來體現原作生命力的延續，賦予電影異國情調和陌生化效果，增強影片的吸引力和受歡迎程度。正因為如此，迪斯尼在改編過程中保留了原詩的主要人物、情節，呈現了典型的中國式背景，使影片與民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保持了相關性。這種相關性主要體現在敘事和文化兩方面。首先是敘事聯系。敘事是電影改編中首先要傳達的因素。當原文的敘事在改編中得以呈現，影片便能激發業已了解該故事的觀眾的預期，使他們積極參與電影的欣賞和意義的構建。對不了解原故事的觀眾而言，對原文敘事的呈現亦能給觀眾帶來新奇感，刺激他們到異域故事中去尋找共鳴，體驗精神上的獵奇。片名《木蘭》是對原文《木蘭辭》的呼應。她替父從軍、勇敢戰斗、建功獲封、棄爵歸田的主要故事情節都在影片中得到了再現，保持了木蘭故事的原始框架，使觀眾看到了《木蘭辭》在現代美國的生存與傳播。其次是文化聯系。為使影片具有外國情調，一些中國傳統的文化符號都在電影中得到了呈現，比如：長城、書法、傳統慶典等視覺符號；長笛、古箏、二胡等聽覺符號；中國的圖騰龍、幸運蟋蟀、熊貓、胡人、唐裝、火藥等典型的文化符號等。古代中國的社會習俗和封建價值觀也在影片中得到了展現，比如，女孩給家庭帶來榮耀的惟一途徑就是嫁個好人家，女人在男人面前應該保持緘默等。所有這些中國的文化信息將觀眾帶入了一種神秘而充滿魅惑的異域國度，增強了影片的娛樂性，體現了電影對《木蘭辭》的繼承，是原作生命力的延續。

三、來世生命是對原生命的超越

論文摘要：我們認為必須克服兩種極端的譯者主體性，即譯者主體性遮蔽和譯者主體性張揚，以使翻譯活動在一種合乎理性的條件下進行。翻譯主體性走向翻譯主體間性是克服這兩種極端譯者主體性的有效路徑，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為翻譯主體間性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方法論指導。翻譯主體間性能很好地解釋翻譯活動中譯者的主體性的發揮和原作及作者的言語行為的有效性，也使譯者和譯作的言語行為的有效性得以保證。

論文關鍵詞：交往理論；翻譯主體；翻譯主體性；翻譯的主體間性

隨著哲學研究的語言轉向和文化轉向，翻譯研究經歷了翻譯研究的語言轉向和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作者、譯者和讀者之間的主體間性研究是翻譯研究的新的發展方向，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的交往理性則為這個新的發展方向提供了重要的哲學方法論基礎。正如麥卡錫所說，“幾乎沒有哪一個人文與社會科學的領域沒有感受到哈貝馬斯的影響”封底，哈貝馬斯對翻譯研究的影響也是深遠的。本文將根據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討論翻譯的主體間性及其合理性。

一翻譯的主體間性研究

主體間性也稱為“交互主體性”，指主體與主體間相互交往的特性，是人的主體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主體以主體問的方式存在，其本質又具個體性；主體間性就是個性間的共在[2]。翻譯的主體間性是指作者、譯者、譯文讀者主體之間的相互交往，是作者、譯者、譯文讀者主體性之間在翻譯活動中的共在。國內外研究者從多個視角進行翻譯主題間性的研究，翻譯主體問性研究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的局面。功能主義翻譯理論代表人物諾德(C．Nord)提出了“功能+忠誠”的翻譯理論主張，忠誠是譯者對翻譯交互活動中的參與者的一種責任，在強調譯文在目標語中的功能的理論語境下，忠誠就意味著目標語文本的目的必須與原文作者的意圖相符。實際上，這就既照顧了原文、原文作者，又照顧了譯文功能、譯文讀者、譯文使用者等諸多因素。雖然“忠誠”這個范疇更側重于道德層面，但它卻體現了翻譯的主體間性。

陳大亮以哲學的主體間性轉向為基礎，分析翻譯主體性研究的困惑，認為哲學的主體間性轉向對翻譯理論的建構有多重意義。楊柳提出“間性文化”論，認為通過“間性”的建立，翻譯使不同語言、不同性別、不同種族和不同文化之間達到相互對話、相互依存的目的。田傳茂、程以芳根據主體間性、文本間性與文化間性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交叉關系，在翻譯領域里引進“復合間性”的概念，使主體間性走向多元。徐嵐界定了譯者的主體地位，利用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讓理性由“以主體為中心”轉變為“以主體間性為中心。李明把主體問性理論創造性地運用于文學作品的復譯問題，探討了復譯中各主體之間的關系。王建平認為從主體性到主體間性是我國翻譯理論研究的新趨勢。在此基礎上，翻譯研究者指出主體間性研究的缺點和不足。宋曉春認為翻譯中主體間性問題不僅是譯者與讀者、作者之間對話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問題，更重要的是各主體在交往過程中應遵循的規范、準則性問題。胡牧認為當前翻譯主體問性的研究存在著一些缺陷，強調“研究主體間性絕對不可以無視主體間的制約性、差異性、通約性”，提出從翻譯主體的總體性、實踐的對象性和交往性來拓展翻譯活動尤其是翻譯主體的總體性研究視域。

商業行為規范和禮儀在德國非常重要。盡管，他們并不一定像法國人和意大利人那樣要求舉止高雅，相比之下，他們更尊敬和期望人們“遵守規則”。德國公司的高效、可靠使他們引以為榮，因此，他們擁有關于商業行為的正式規范也就毫不奇怪了。

克勞迪婭·A·班克爾博士（Dr.ClaudiaA.Becker）是德國人，任美國芝加哥伊利諾斯州立大學德國語言和商業計劃研究項目負責人。她建議，參加商務會議時，應該積極果斷，而不是僅僅令人感到厭煩地、被動地接受。以會議時就坐情況為例，年長的人需要也得到更多的尊敬，可以坐在桌子末尾的位置，而女性也不應該讓別人看輕。

其他在德國工作過的女性告誡，不要太咄咄逼人，這樣會損害商業伙伴之間的關系。一位女性提供了如下戰術：與會前，問一下你信任且閱歷豐富的德國同事，開會時你坐在什么位置比較合適。進入會議室時，有禮貌地問一下與會的其他人你可否坐在你中意的位置上。幾乎沒有人會拒絕你的要求，因為拒絕這樣的要求是非常不禮貌的行為。

班克爾博士提醒，相比美國和加拿大，在德國建立商業伙伴關系的速度比較慢，切忌操之過急。德國男性通常不會完全接受一位女同僚，即使其他條件都與其相當。

你怎樣建立自己的信用？職業女性應堅強、不妄自菲薄。開始時，明確此次會議的目的，強調你此次行動的重要意義。明確自己的意圖、條件，談判時要清楚自己的底線。發生爭執時，要堅持自己的意見。不過，人們并不欣賞過度活躍的商人。清晰地陳述自己的觀點，如果有必要隨后加以強調。要注意你說話的音調。在德國，大聲說話的女性比大聲說話的男性更具冒犯性。切忌夸夸其談恭維，德國人認為這樣很膚淺、不可信。開會和討論計劃時不要過于心急，要學會耐心。在德國，最重要的是如何很好地完成工作，而不是強調“時間就是金錢”。

班克爾博士就性、性行為、約會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議：“在任何地方都會有單身或已婚的男人主動提出和你共度良宵，千萬別接受他們的邀請。不要和你的同事約會。在德國，女性會遇到一些事情，如來自男性同事過于直白的調情和性要求，這些在美國將被視為純粹性騷擾行為?！?/p>

商業行為規范和禮儀在德國非常重要。盡管，他們并不一定像法國人和意大利人那樣要求舉止高雅，相比之下，他們更尊敬和期望人們“遵守規則”。德國公司的高效、可靠使他們引以為榮，因此，他們擁有關于商業行為的正式規范也就毫不奇怪了。

克勞迪婭·A·班克爾博士（Dr.ClaudiaA.Becker）是德國人，任美國芝加哥伊利諾斯州立大學德國語言和商業計劃研究項目負責人。她建議，參加商務會議時，應該積極果斷，而不是僅僅令人感到厭煩地、被動地接受。以會議時就坐情況為例，年長的人需要也得到更多的尊敬，可以坐在桌子末尾的位置，而女性也不應該讓別人看輕。

其他在德國工作過的女性告誡，不要太咄咄逼人，這樣會損害商業伙伴之間的關系。一位女性提供了如下戰術：與會前，問一下你信任且閱歷豐富的德國同事，開會時你坐在什么位置比較合適。進入會議室時，有禮貌地問一下與會的其他人你可否坐在你中意的位置上。幾乎沒有人會拒絕你的要求，因為拒絕這樣的要求是非常不禮貌的行為。

班克爾博士提醒，相比美國和加拿大，在德國建立商業伙伴關系的速度比較慢，切忌操之過急。德國男性通常不會完全接受一位女同僚，即使其他條件都與其相當。

你怎樣建立自己的信用？職業女性應堅強、不妄自菲薄。開始時，明確此次會議的目的，強調你此次行動的重要意義。明確自己的意圖、條件，談判時要清楚自己的底線。發生爭執時，要堅持自己的意見。不過，人們并不欣賞過度活躍的商人。清晰地陳述自己的觀點，如果有必要隨后加以強調。要注意你說話的音調。在德國，大聲說話的女性比大聲說話的男性更具冒犯性。切忌夸夸其談恭維，德國人認為這樣很膚淺、不可信。開會和討論計劃時不要過于心急，要學會耐心。在德國，最重要的是如何很好地完成工作，而不是強調“時間就是金錢”。

班克爾博士就性、性行為、約會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議：“在任何地方都會有單身或已婚的男人主動提出和你共度良宵，千萬別接受他們的邀請。不要和你的同事約會。在德國，女性會遇到一些事情，如來自男性同事過于直白的調情和性要求，這些在美國將被視為純粹性騷擾行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