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韋嵐工作單位：上海大學

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對文化認同有過系統的探討，他指出，“因為文化有其考慮的價值，文化認同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是最有意義的東西”［10］(P4)。但他主要是從文化認同最廣泛的層面———文明認同來討論。在關于文化認同的論述中，的確存在著不同層次上的界定。側重于廣義文化概念的觀點，強調“文化認同是由共同的語言、民族血統、宗教信仰、價值觀、倫理道德體系、歷史地理、經濟環境等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是民族國家確立其存在正當性的重要依據……”［11］;側重于狹義文化概念的觀點，則突出其中的價值觀念引導作用，認為“文化認同，就是指對人們之間或個人同群體之間的共同文化的確認……在一定意義上是可以選擇的，即選擇特定的文化理念、思維模式和行為規范……文化認同的核心是價值認同和價值觀認同”［12］。文化認同的兩種層次是無法完全區分的，彰顯文明認同的文化認同為以價值認同為核心的文化認同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以價值認同為核心的文化認同是彰顯文明認同的文化認同的基礎和前提條件。(一)文化認同的力量來源于文化自身的特性。文化的發展與人們的社會實踐活動緊密相關，文化是人們的實踐活動創造的產物，在社會生活中實際上扮演了“載體”的角色，承載思想觀念、道德規范、價值標準等內容。與此同時，通過滲透在實踐活動中的文化發揮影響，使人們將思想道德觀念等內化于自身的心理和人格結構中。無論是廣義還是狹義的文化，都是人們在實踐活動中的創造物。涵蓋社會實踐所有方面的廣義文化包括一切社會事物，社會發展的各行業進行的文化事業建設，各群體塑造的群體文化是文化全面影響的具體表現。主要表現為精神產品的狹義文化則更為明確地承擔著文化自身特殊的“載體”性質，科學知識的認知程度是人們認識世界、采用技術，尤其是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的重要理性依據;藝術作品以音樂、繪畫、戲劇等形式培養人們的審美意識和對價值觀念的感性認識;價值觀及其具體化的各類規范發揮著引導人們樹立價值觀念、道德規范的作用，指明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發展方向，力圖營造全社會共同的價值觀念和體系。意識形態的“觀念”特性以及反映在道德、藝術等方面的思想觀點與狹義文化的特性有無法分割的內在聯系，尤其是文化的價值觀導向是意識形態成為“在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的重要依據。(二)文化認同的力量離不開文化運行的機制。文化傳播的目的是實現個體的社會化，因為“文化的就是人的或社會的，所謂‘文化即人化’”［13］。在文化的傳播過程中，一方面通過文化的各種途徑與形式傳播思想和知識，使人們掌握前人創造的成果，實現文化的傳承與積累，完善個體人格、維系社會發展;另一方面，社會化的實質是社會價值觀念的內化，是社會以一定的價值標準培養和塑造社會成員的過程，人們通過學習、模仿、傳承符合社會要求的思想道德知識，形成相應的行為模式，即接受文化傳播中的價值觀并予以踐行。文化的傳播伴隨著文化選擇的過程，人們在傳承文化的過程中并非是對原有文化的完全照搬，而是包含了對文化的吸收與排斥，在文化選擇的過程中既有對本民族文化某些內容的舍棄，也有對外來文化的某些汲取;文化選擇的過程應以批判的方式完成，在主動、自覺地進行文化選擇的前提下加強對民族文化的價值吸收與批判改造，以及對西方文化的合理借鑒與批判改造，引導人們在文化的交往與沖突中正確進行文化選擇。文化傳播與文化選擇實際上就是文化的再創造過程，文化傳播的過程并非是簡單、重復的傳播，文化選擇的過程是通過對文化進行整理與組合，再以更適合的內容與方式進行文化新一輪的傳播，這即是文化的再創造。文化運行機制的各部分是相互依存的，共同服務于文化的發展與傳承，使文化更好地成為系統集合社會的價值觀和規范體系的“載體”，從而有益于社會整合，維護社會團結。

馬克思曾對意識形態的重要性有過論述，他指出“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識形式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14］(P539)統治階級在觀念上表達自身利益就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必須要“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他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7］(P100)。雖然意識形態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曾有過“虛假意識”和“顛倒意識”的闡述，但并未諱言意識形態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意義。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天然聯系，以及文化認同的力量源泉與機制保障，為構建文化認同視閾，尋求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文化推動力提供了可能路徑。1．遵循文化自身規律，提升意識形態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首先文化有其自身所遵循的客觀規律，依照規律開展文化建設，才能發揮其作用，達到預期效果。無論是作為社會文明程度使用的廣義文化還是具體表現為科學、藝術等形式的狹義文化，都首先是一種精神生產，是存在于人腦中的產物，由人作為主體進行文化的創造，從而形成一定的文化模式和傳統。實踐活動是人們有意識地改造自然和社會的活動，意識的指導即是文化的指向性，一定的文化模式和傳統為人們認識自然界與現實社會提供基本觀點，設定從事實踐活動的目的與任務，并根據普遍認可的風俗習慣與道德規范等價值標準進行實踐結果的判斷或評價。其次，文化受制于社會發展的特殊背景。文化是由處于一定的社會制度、歷史背景下的人們創造的，而人們在創造的過程又是在由前人創造的文化環境中進行，因而無法回避“文化背景”的烙印。文化的創造過程是一定社會或階級的要求、利益以及規范等內容的轉化過程，不同的民族或是國家試圖“烙印”的文化很可能相距甚遠。再次，文化反映時代精神。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在社會關系、價值規范、成員形象等方面認可的文化內容，盡管有文化傳承中較為穩定的一些共同之處，但各個時代強調的核心部分是與具體的時代要求相呼應的。堅持文化的時代精神，反映現時代要求，才能更好地滿足現代社會發展和人們的精神需求。最后，文化產品是雙重屬性的復合物。通過科學知識、文學藝術等載體生成的文化產品或文化活動，例如書籍、音樂欣賞、電影觀賞等，是體現價值觀念、滲透意識形態與影響的途徑，但同時這些文化產品或文化活動已經進入了市場經濟的浪潮中，成為某種商品，具有商品的屬性。文化產品一旦成為商品就不得不考慮市場需求，考慮消費群體的文化層次以及價值選擇取向等因素，追求價值的最大化實現。這一方面要求文化產品必須滿足人們文化生活的需要，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另一方面也要警惕一味地以市場為導向，追逐利益，進行有害人們身心健康的文化生產，干擾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文化發展必須遵循一定的客觀規律，作為存在于人腦中的產物決定了文化對人們的影響不是可觸摸的實物，而是在潛移默化中發生作用的，將意識形態的價值導向要求滲透到文化影響中必須重視精神生產的特殊性，占領文化生成過程的核心區域，自覺體現在人們的基本觀點與評價標準中。文化離不開特定的文化發展背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不能將在文化發展中延續至今的傳統文化觀念完全地割裂與拋棄，而應對傳統文化進行批判地吸收，將其適當融入意識形態的內容，既保持人們對優秀的傳統文化的承襲，又在其中增添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傳統觀念的新闡釋。文化與所處的時代密不可分，全球化時代對社會發展提出了要求和挑戰，西方文化中有益的部分也逐漸被認可與肯定，知識經濟的時代為人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與資源，文化的內容開始呈現多元化，意識形態建設也要適應時代環境，既要鞏固核心價值觀念，也要合理地接納與更新。文化產品的雙重屬性在現代社會表現得尤為突出，改革開放后西方文化急速涌入我國，尤以電影、電視、音樂等文化產品的進入為主要方式，以此傳播價值觀念，引導人們的行為方式，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一方面應警惕由此對人們思想觀念的影響，另一方面要重視文化產品的商品屬性，大力發展符合人們認識需求，反映人們現實生活的文化，以貼近民生的特點增強意識形態的凝聚力和向心力。2．發揮文化認同力量，鞏固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長期以來，認同及其相關的議題一直是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的關注中心，在這兩個學科相互交叉中形成的社會心理學更是將認同作為自己的核心概念之一。”［15］Theodorson的現代社會學字典認為，“認同是一種同化與內化的社會心理過程，它是將他人或群體的價值、標準、期望與社會角色，內化于個人的行為和自我概念之中”［16］。認同研究的學者巴特勒則認為認同是由社會結構所建構并受其影響的，因而社會的文化、經濟環境等因素都對個體的認同產生影響。還有學者從個體、社會兩方面來探討認同，認為“認同，就個體指向而言，指相信自己是什么樣的人或信任什么樣的人，以及希望自己成為什么樣的人;就共同體指向來說，指個體對不同社會組織和不同文化傳統的歸屬感”［17］。文化認同的探討離不開對認同的基本認識，因為“使用相同的文化符號、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維模式和行為規范，是文化認同的依據。認同是文化固有的基本功能之一”［12］。文化自身的特性是文化認同的力量來源，人們的社會實踐活動創造了文化，并在文化的共同輻射下重新投入實踐活動，通過社會環境中的各種“文化圈”以及借助文化“載體”獲得理性知識、感性認識和思想觀念。文化運行的機制保障文化認同力量的發揮，個體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由生物人轉變成社會人，實現個體社會化，沿襲經過長期積累的社會文化，形成基本認同;文化選擇的過程盡管有舍棄也有汲取，但是批判改造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過程中，對本民族的文化形成更為客觀與準確的認識，增強了認同感;文化的再創造以不斷循環的方式豐富文化內容，更新文化發展，從而鞏固了對文化的共同象征、共同意義的認同。個體按照文化發展中的價值標準與期望對自己應成為什么樣的人進行實踐活動，在這一過程中實現自身對社會的歸屬感，獲得個體行為的持久動力。文化認同的力量與認同對個體成長的意義密切相關，認同蘊含的價值標準、社會期望的同化與內化指向，對于個體具有內在的指導性，引導個體以符合認同要求的觀念與行為方式自覺融入社會組織與文化傳統中。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即是包含認同因素的過程，被一定的文化傳統所肯定或認可的事物或行為，人們普遍對此加以贊許，從而進行實踐;反之則持疑慮甚至否定的態度，與這類事物或行為作出界限的分割。文化的認同功能無疑有助于社會共同價值觀的形成，使人們在文化的廣泛影響下，在社會生活各方面達成基本一致的價值觀。無論是側重彰顯文明認同的文化認同，還是以價值認同為核心的文化認同，都特別強調對價值觀、道德準則、行為規范等方面的共同確認。意識形態是在“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這就要求意識形態占據人們精神生活中的指導地位，促進人們把符合社會經濟發展要求，有利于社會發展的思想觀念內化為自身的品格與素質。文化認同在塑造社會共同價值觀上的力量應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所重視，并合理運用，在文化建設中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確保文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同時積極發展各項文化事業，以吸引人、教育人、鼓勵人的文化建設有效地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要求與內容滲透到社會生活中，使人們自覺、主動地接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從而鞏固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3．營造先進文化環境，保持意識形態的生命力。文化發展的環境在全球化時代面臨嚴峻的挑戰，一方面世界范圍內的文化傳播滲透到各個參與全球化過程的國家中，另一方面我國正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原有的文化傳統遭遇調整，甚至受到質疑，而新的文化體系又尚未完全形成。文化發展的環境面臨的挑戰是文化發展困境的體現，然而困境也是一種機遇，呼吁先進文化環境的營造，在文化發展的時代巨變中占領主導地位。黨的一系列報告與決定已經注意到文化發展的重要意義，并對此進行深刻闡釋。黨的十五大報告強調要實現經濟、政治、文化的協調發展，搞好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十六大報告指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十七大報告進一步強調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要“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和“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離不開建設和諧文化，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建設和諧文化的根本。

《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思想精神上的旗幟，文化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營造先進文化環境，首先需要保證文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性質，以此為準則開展文化事業，提供文化產品以及文化服務，堅決抵御破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文化侵入;其次是完善法律法規，規范文化發展過程中的各類市場行為，既要保證符合規范的文化發展得以順利開展，又要懲治惡俗文化、腐朽文化，凈化文化發展環境;最后是擴大先進文化的覆蓋面，提高先進文化影響力，先進文化必須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認可和積極參與才有可能上升為民族凝聚力、國家軟實力，先進文化在滿足人民群眾多方面的文化需求中才能廣泛、有效地對人們產生積極影響。如果先進文化的建設發展緩慢，無法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就難以達到相應目的，與先進文化的內涵相距甚遠。先進文化環境的營造為掌握文化發展的領導權，從而發揮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作用奠定基礎。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體現;《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又特別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精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是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確保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以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為目標，發揮文化建設中的積極因素，增強先進文化的凝聚力;圍繞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傳承優秀的民族文化，豐富文化的時代內容，體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時代特征;加強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倡導先進文化，營造良好的文化環境，引導人們形成符合社會發展要求的思想道德觀念。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使其成為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將會極大地激發人們參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熱情，增強人們對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社會發展各項事業建設的信心，在全社會形成“統一指導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強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規范”的局面，牢牢把握住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保持意識形態的旺盛生命力。四、結語文化的觀念形態與意識形態的觀念特質使得從文化的雙重含義來說，文化與意識形態都是密不可分的，當文化被專指為意識形態的“載體”時，兩者的關聯就更為明確和清晰。文化具有的認同力量來源于文化自身的特性和文化運行的機制，通過文化認同推進的價值觀引導是意識形態建設的內在要求。因此，基于文化認同視閾的構建，通過遵循文化自身規律、發揮文化認同力量和營造先進文化環境等舉措推進文化發展，就成為加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題中之義。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相關決定正是在深入研究意識形態領域的復雜局面下形成的深刻認識，從而牢牢掌握意識形態主導權，穩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

一、當前我國民族文化認同教育思維向度的偏誤

多年來，我國民族文化認同教育是存在偏失的，尤其是在“何謂民族文化認同教育及怎樣實施民族文化認同教育”等問題上，人們的思維是偏誤不清晰的，雖然學術界和政府部門都熱切給予其關注，但畢竟普羅大眾或社會成員才是民族文化認同教育的主體，他們關于民族文化認同教育的思維價值合理與否事關民族文化發展的興衰走向。

1.民族文化認同教育思維的“便利性”。民族文化認同教育是一個系統工程，它涉及民族文化的“表”和“里”，所謂的“表”是指民族文化內容是多元豐富的，“有視覺形象的，有聽覺形象的，也有聽視覺結合的;有在空間中展開，有在時間中展開的”，諸如風景名勝、民族建筑、宗教場所、宗教信仰、民族節日、風俗習慣以及民族音樂、舞蹈、神話故事、歌謠、服飾、手工藝等;所謂的“里”是指由上述民族文化事項構成的“文化場”所孕育的“思維心理或價值精神”。當然，“表”“里”是“如一或統一”的，雙方之間存在著互促共融的關系，如果民族“文化場”受到結構性破壞，則會使得民族文化精神無載體可依存，從而使其逐漸成為一種“記憶回想”。當然，民族文化精神或思維心理“變樣了”也會帶來人們對民族文化生態的迅速“瓦解”，就如同當下人們擔憂的民族傳統文化的消逝。所以，民族文化認同教育應該有著系統性思維，而不應像當前雖有著民族文化認同教育之“形”，卻無民族文化認同教育之“實”，因為好多民族文化教育活動內容是“便利化”的，也即人們對民族文化進行“保護、傳承”是“過濾化”的，更多是從“觀賞性、效率性、功利性”的角度來選擇、組織和設計，可謂“一舉多得”，既能夠快速地搭建起民族文化保護“項目”，又能借助其來獲取“政績”，還能贏得經濟“效益”。總之，當前民族文化認同教育思維有著“便利化”傾向，人們“多快好省”地“選擇”一些民族文化內容來完成“任務”或“鉆營利益”。

2.民族文化認同教育思維的“有限性”。民族文化認同主體既然是民族社會成員，那么民族社會成員自然也是民族文化認同教育之對象，唯有民族社會成員具有“自覺”的文化認同意識和實踐，民族文化發展才有最堅實的“人力”基礎。然而，當前民族文化認同教育是薄弱無力的，似乎只要提及“教育”則都被“學校教育”所“取代”，這在民族社會成員思想觀念中尤為“深重”。換言之，當下民族文化認同教育在形式上主要是學校教育為主，其對象主要集中在中小學生身上，往往進行的是諸如“舞蹈、手工、音樂”等內容，這使其缺乏“連續性”和“系統性”，常常是斷裂的，會受“行政、成績”等因素影響而“中斷”。因此，當前依靠學校教育來進行民族文化認同教育的思維是“偏狹”或“有限”的，畢竟學校教育的重心在于培養中小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綜合素質，加之其教學計劃、教學形式等的相對“固型化”，很難讓中小學生真正深入去“感知”民族文化。此外，民族社會成員才是民族文化發展的中堅力量，須要其形成合理的民族文化認同價值觀念，這離不開對其進行有效的教育影響，使之形成在追趕經濟發展步伐的同時又能堅守自我民族文化精神個性。概言之，民族文化認同教育走“學校化”道路是“有限”的，須要在形式上與“非學校化教育”形成互補協調，讓所有社會成員都獲得受教育“啟蒙覺悟”的轉變，將教育融入到他們的日常生產生活中，變為其生命的存在方式和組成部分，如此民族文化認同教育才是“強大”的，因為它成為一種習慣在影響著民族社會成員及其民族文化發展。

3.民族文化認同教育思維的“簡縮性”。民族文化認同是“活”的而非靜態的“實體”，它通過民主社會成員的生產生活實踐來“顯現”，也即民族文化認同本質上是“實踐化”的，其重點不在于要劃清“楚河漢界”，一定要判別“認同什么”和“不認同什么”的“是非”界定，而是要看人們“做了什么”，這才是民族文化認同的“真實性”所在。然而，現實中民族文化認同教育卻沒有呈現出民族文化認同的“動態性”特征，其思維存在著“對象化”傾向，也就是人們將民族文化認同教育當成一個“對象”來看待，從未真正使其走進人們的生命生活中，他們是“站在”教育之外來“辦教育”，這表現在兩大層面:其一，就行政部門和學術界來說，民族文化認同教育是“書齋化”的，討論雖然熱烈卻未形成對民族文化傳承與保護的有效推動，其價值可能真的只在“學術圈內”或“政績”上產生重大影響，但對民族社會成員的“文化自覺”培育沒有形成太大的推動作用;其二，就民間基層而言，許多社會成員對待教育的思維態度是“手段化或功利性”的，教育被他們當成要“算計”的事宜，如果沒有得到教育的“甜頭回報”則對教育“無動于衷”。因此，實踐中民族文化認同教育收效甚微，許多社會成員往往只接受和感興趣于“有利可圖”或“娛樂感官”的民族文化教育活動，而對須要其“用心”去“省思”的民族文化教育事項卻加以“躲避”。總之，當前人們在進行民族文化認同教育過程中存在著“簡縮性”思維，將本是“活”的復雜動態之民族文化認同“簡縮”為“死”的單一靜態之民族文化“事物”，也即上述提及的人們以一種“作壁上觀”的思維心態來對待民族文化認同教育。

二、“三位一體”:民族文化認同教育思維向度的定位

一、引言

薩義德《東方主義》的面世標志著后殖民主義的誕生。在薩義德看來，東方向來只被看作歐洲的“他者”，對于理性、發展、人道、高級的歐洲來說，反常、落后、愚昧、低級的東方只是其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種想象和構建東方的模式，體現的是東西方書寫與被書寫的權利關系[1]。在后殖民語境下，無論是殖民地還是被殖民地人民的文化身份認同問題成為了學界爭論和研究的熱點。在《新關鍵詞：文化研究詞匯修訂版》（2005）中，身份的定義是這樣的：“身份關乎個人或社會團體在任何時候、任何境地中想象的共同性；關乎個人或團體能夠持續地作為自己而不是其他的什么而存在”。從這個定義我們可以看出，身份是一種關系，而身份的建構往往參照于他者。在后殖民語境下，殖民地人民對于身份的認同有著很多困惑，甚至有很多人因為對于身份認同的不確定性而感到迷惘、痛苦。事實上，后殖民主體在身份訴求中通常會經歷逃離、模仿、混合以及流散的過程[2]。而他們的身份無一例外地都是混合或者雜交的并不斷變化的動態身份。

二、《印度支那》中各主角的文化身份認同

電影《印度支那》是一部經典的后殖民題材影片，講述了在法國占領越南的最后年代里，法國貴婦艾利安，一個擁有十萬五千畝橡膠園的女人，愛上了年輕的法國海軍軍官讓。在與讓短暫的愛情結束后，艾利安的養女，越南的公主卡美，在與讓偶遇后義無反顧地愛上了這個年輕英俊的法國軍官，卡美在新婚之夜逃婚出走追尋她的至愛讓。當卡美投身于獨立運動時，讓也追隨她而去。最后軍官被殺，公主成了革命者，他們的孩子被貴婦帶到法國撫養成人。電影《印度支那》中的三個主角艾利安，卡美和讓淋漓盡致的體現了后殖民語境下法國與越南的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錯綜復雜的關系。在后殖民的語境下，三個主角分別具有不同的文化身份，當然，他們任何一個人的文化身份都不可能是單一的、純粹的，而必然是雙重的、混雜的文化身份。然而在某一個人身上所體現的不同的文化身份的較量中，必然會有特定的文化身份勝出，從而決定了其身份持有者的人生命運。

（一）法國貴婦艾利安

艾利安是一個法國貴婦，她擁有一個非常大的橡膠園，作為一個莊園主，她剝削著莊園里眾多越南工人的勞動果實，過著奢華的生活并周旋在眾多的追求者之中。很顯然，她具有法國的文化身份。然而，作為一個法國人，她卻是在越南出生的，且從未踏上過法國的土地，并且她還收養了一個父母雙亡的越南公主，這又毫無疑問的說明她還具有另外一個文化身份，即被殖民地越南的文化身份。在艾利安這個人物身上，我們看到兩種文化身份的較量是勢均力敵的。她與不同人物的關系中體現著不同的文化身份。當她面對養女卡美的時候，她所體現的是宗主國法國的文化身份，這也意喻著法國與越南這種宗主國與被殖民地的關系。在法國人看來，法國對越南正如一個母親對她的養女，雖沒有真正的血緣關系，卻也包含了一個母親對于孩子的所有無私的情感。然而，雖然艾利安對于養女卡美的愛甚至高于她對海軍軍官讓的愛情，但艾利安卻也試圖控制并改變著卡美，這也恰恰暗示了當時法國對于越南的統治關系。在艾利安對海軍軍官讓的愛情關系中，艾利安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卻是作為被殖民地的越南文化身份。艾利安對于讓的愛慕可以理解為殖民地人民對于宗主國文化的仰慕。而艾利安與讓最終短暫的愛情也暗示著宗主國文化與殖民地文化之間的沖突和無法化解的矛盾。艾利安的雙重文化身份使她的人生充滿了各種不可調和的矛盾，最終她既無法成為一個真正的法國人，也無法成為一個真正的越南人，而只能生活在兩種文化的夾層中，成為一個被雙重邊緣化的人物。艾利安對于自身文化身份認同的困惑是三個主角中最為明顯的，她對于自己身份的不確定性最終導致了她悲劇的人生。

1．前言

英語作為使用最廣的世界通用語，由于歷史、語言和文化的差異，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本土化現象引起了學者的廣泛關注，其中最有影響力的研究者當推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的資深教授卡曲儒（B．B．Kachru）。“接觸文學”（ContactLiterature）這一概念最早便由卡曲儒提出，它指非本族語作家創作的英語文學。顯而易見，它從“語言接觸”（LanguageContact）引申而來。眾所周知，當不同語言交際者密切接觸時，各種語言的語音、句法、語義等都會隨著頻繁的接觸而發生變化。這些變化非常具有社會語言學的意義，引起了語言間的相互融合，激發了語言的創作力，但更多的是形成了語言的雜合。同理，當不同語言和文化背景的作家用某種相同的語言進行文學創作時，所產生的文學作品就有可能帶有多元語言和文化的烙印，帶有使用者本土化的特征。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卡曲儒在研究印度小說家、哲學家RajaRao創作的英語小說Kanthapura時發現，當一個印度作家用英語講述發生在印度、有關印度人的故事時，RajaRao使用了語義轉借（calque）、語境化（contextualization）、本土化（nativization）等手段把印度南方村落的語言傳統融入到英語語言中（Kachru1987：125－140）。因而，當我們閱讀這部小說時，便會有一種陌生的體驗。它既不完全是英語的，也不完全是印度語的。它是印度語言和文化與英語語言和文化的雜合。于是卡曲儒指出：“在本族語的語境里使用非本族語語言，可以更好地展現新的主題、人物和環境。這就好比將語言的語義和符號潛勢重新定義，讓語言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一部分。這種嘗試賦予了英語新的非洲或亞洲的認同感，使得接觸文學的話語獲得了額外的意義維度。而這一維度對于西方讀者來說，依然是模糊的、神秘的”（Kachru1982／1992：316）。事實上，接觸文學話語是研究英語變體特征的最好素材。首先，因為文學本身可以讓人無論是在內容還是形式上，都擁有最為廣闊的創造空間。其次，接觸文學話語必然涉及不止一種語言和文化。多元語言和文化的接觸和碰撞會引起人們對諸如身份、語言、文化等認同問題的思考。我是誰？我應該說哪種語言？正是基于上述的研究背景，本文作者開始對中國作家的英文作品發生興趣。這些中國作家都有很好的中文和中國文化的背景，接受過中國語言和文化的長期教育和熏陶，但他們都能用英文寫作，有些甚至移居國外。根據Zhang（2002）的統計，截止到2002年，有20多位雙語作家的44部作品暢銷英美國家。在20世紀上半葉比較流行的有林語堂的《京華煙云》（MomentsinPeking1941）、葉君健的《山村》（TheMountainVillage1936）、韓素音的《目的地：重慶》（DestinationChungking1942）和《生死戀》（AMany－SplendouredThing1952）等。20世紀90年代后，比較知名的有張戎（JungChang）的《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Swan1991）、哈金（HaJin）的《在池塘里》（InthePond1998）、《等待》（Waiting1999）和《新娘》（TheBridegroom2000）等。本文主要選取張戎和哈金的小說作為語料，分析接觸文學話語中的多元文化認同。分析基于兩個假設：首先，由于這些作者本身帶有對中國本土語言和文化的民族熱愛感，并以此為寫作源泉，因而其創作產生的英語語言文學就具有明顯的中國語言與文化的認同感。其次，由于兩種認同感（在語境中漢語化和英語化）的激烈碰撞，作者在掙扎、斗爭中把握平衡。

2．主要語料

2．1張戎的《鴻》

《鴻》于1991年在倫敦首次發表，贏得了當年的NCR獎及1993年的英國年度圖書獎。這是一部自傳體小說，以中國的歷史為背景，講述了三代中國女人（外祖母、母親和我）的故事。這三代人見證了清王朝覆滅后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小說揭示了三代中國女人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命運遭遇。外祖母出生于1909年，經歷了中國軍閥混戰的時期。她曾是軍閥時期一名將軍的小妾。將軍死后，嫁給了一位醫生。外祖母就是當時中國女人的典型代表。母親出生于抗日戰爭時期，后來嫁給了一位當地的共產黨干部，經歷了戰爭和后來共產黨政治運動的種種事件。小說中的“我”出生于1952年，經歷和見證了1949年后中國歷史的各個階段，曾當過紅衛兵、赤腳醫生、工人和大學生。后來，飛往英國，成為了“鴻”。三代人有著不同的生活，但對于愛的渴求、美的追求和人生自我價值的實現與中國社會歷史的變化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此，讀小說《鴻》時，我們不僅為她們的故事所感動，同時，我們的心靈也會被這些歷史所觸動。

2．2哈金的《在池塘里》和《等待》

摘要：目的了解中醫藥院校大學生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認同的情況，依據調查結果提出促進策略。方法運用自行編制的大學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認同問卷通過方便抽樣對2018年9月—2018年11月云南某中醫院校305名大學生進行調查。統計大學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認同評分，不同年級大學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認同評分，不同專業大學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認同評分。結果本研究共發放調查問卷330份，回收有效問卷305份，問卷有效回收率為92.42%。情感認同評分較高，認知認同和行為認同有待加強。不同年級大學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認同評分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學校應提高教師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素養，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到校園文化建設，融入到課堂教學中，從而促進大學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認同的提高。

關鍵詞：大學生；傳統文化；教師素養；校園文化；課堂教學；調查研究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凝結著中華民族最深邃的智慧，包含中華民族最豐厚的精神食糧。文化認同就是對人與人之間或個人群體之間共同文化的確認[1]。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認同是華夏兒女對自身文化根脈的認可和確定。青年興則國家興，大學生的成長與發展關系著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當前我國大學生在多元文化的沖擊下，思想意識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堅定大學生的“四個自信”，顯得尤為重要，其中對文化的認同是建立文化自信的前提。針對大學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情況進行調查研究，針對調查結果提出提高文化認同的策略和建議具有積極的意義。筆者團隊對云南省某中醫院校大學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認同情況進行調查并提出了促進策略和建議。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2018年9月—2018年11月云南省某中醫院校大學生共305名參與研究，其中男167名，女138名；年齡17～24歲，平均年齡（19.5±2.04）歲。

摘要:文化自信來源于對自身文化歷史的認同，民族共同體認同來源于對同宗文化的認可和遵循。二者相輔相成，只有建立文化自信才能夠在民族共同體建設中形成更為廣泛的認同，而只有形成共同體認同才能夠在文化體系建設中更為自信。文化自信對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積極作用和貢獻毋容置疑，但在實踐操作層面還需進一步尋找可行路徑，江西省也在努力探索通過文化建設事業來推進本地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方式方法，以期為完成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偉大事業提供“江西智慧”。

關鍵詞：文化自信；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建設

文化自信的歷史文化根基源于五千年燦爛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民族共同體則源于對中華民族共同文化的理解與自信。事實上，區別民族特性的關鍵點更多時候并非血緣、語言、信仰等因素，而是對文化的認同。這一觀點在我國歷史發展尤其是近現代歷史觀中得到了顯著的體現。清朝作為我國最后一個少數民族統治的封建王朝，在其認同了中華文化之后才真正意義上地成為了中華帝國的統治者，就是這一歷史觀與文化觀的有效認證。從當代文化發展建設的角度來看，文化自信與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

一、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是保障我國經濟社會體量，提高國際話語權的重要途徑。對比現階段的世界各國，國際話語權并不完全由人均GDP或其他人均指標所決定，更需要從工業體系完整度和經濟總量等總體數據層面上來確立。而保持總體體量的先進性不僅僅從經濟維度著手，文化維度才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強盛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所以，必須要有效地解決國內民族問題和民族矛盾，形成行之有效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從而長遠地推進國家發展、民族復興，進而提高國際地位，掌握話語權。具體而言，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必要性表現在如下四個層面：一是整合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邏輯前提。在多民族國家中，由于認同客體出現差異，個體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存在邏輯上的沖突。這種邏輯上的沖突也會衍生現實的沖突，進而嚴重危脅到國家政權的合法性，破壞整個社會的穩定。中華民族是一個極具包容性的民族，數千年來不斷吸收愿意進入中華大家庭的民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華民族發展的主流特性。因此，需要通過建構一種上位概念的共同體意識或認同，來兼容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這個共同體認同就是“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二是整合國內各民族利益的重要機制。整合各民族利益是處于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多民族國家處理民族沖突問題的重要思路。民族利益的整合關鍵在于如何認知本民族的利益。只有在共同體認同的前提下，才有可能達成共識。三是構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抓手。應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所面臨的風險，不僅要依靠物質利益手段，也需要構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正所謂“解決好民族問題，物質方面的問題要解決好，精神方面的問題也要解決好”。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中華民族認同和尊崇的心靈寄托、靈魂安頓之所和精神歸宿，是民族生命力的精神之母、創造力的精神之源。四是促進少數民族融入現代城市生活的精神支撐。工業化時代的快速發展，任何人進入城市尋求美好生活，必須成為工業城市的一顆“螺絲釘”。在農村剩余勞動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少數民族傳統的風俗習慣、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與城市生活存在一定差異。任何公民只有從政治上認同這個國家，接受國家的法制秩序，才會愿意以合法手段維護自己的權益而不采取反社會的行為。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少數民族進入城市，面對現代化帶來的沖擊所引發的文化危機意識，有可能進一步加大其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距離。現階段，在黨和國家的正確領導下，在科學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國民族共同體認同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在看到成績的同時，也不可否認依舊存在一定的底層民族矛盾，這一矛盾在部分地區表現較為突出。如近年來的“臺獨”、“疆獨”、“藏獨”等活動頻發便是表征之一。這其中雖然存在一定的境外勢力的干預與鼓動，但是也同樣需要我們從民族共同體認同層面上來找尋解決之道。建立更廣泛文化認同與更堅定的文化自信是解決現階段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緊迫問題的一種有效手段和路徑。

二、文化自信對民族共同體認同的作用

【論文關鍵詞】：文化認同；接近性；刻板印象；文化偏見

【論文摘要】：自20世紀以來，"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之勢進入每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的議程，日益影響著我們的生活。作為傳統媒體中影響最大的電視，也席卷進了全球化的風暴之中。文章主要是從文化認同這個方面，來分析電視全球化過程中也有穩定性的一面。

隨著信息科技的飛速發展，經濟全球化的步伐在20世紀末期明顯加快。電視傳媒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同樣面臨著全球化問題。電視作為全球化時代的風向標，對整個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過程發揮著重要作用，并日益成為一種影響政治的社會公器。

從世界范圍來看，自1984年美國新聞總署開辦世界電視網，首次把電視節目推向全球以來,美國的三大廣播網、英國BBC、德國官方的衛星電視臺，以及意大利、澳大利亞、日本等西方國家相繼實施了發展衛星電視的全球戰略。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印度、馬來西亞和拉美的一些國家也紛紛發射和租用衛星，進行節目跨國乃至跨州覆蓋。

而以我國為例，隨著世界貿易組織的順利加入，電視全球化的步伐越來越快，人們也越來越多地接觸到外國的電視節目或受到外國電視文化的影響。在這樣的情況的下，國內的許多研究者們紛紛高呼"狼來了"，呼吁建構電視文化主權。這當然是無可厚非的。但是，也有些人對外國的電視節目持完全排斥的觀點，認為在這些節目面前，受眾沒有任何抵抗力。文章就單從文化認同這個方面出發，來批判這種觀點的不合理之處。

首先要明了的是文化認同的概念。文化認同（culturalidentity）指個體對于所屬文化以及文化群體形成歸屬感（senseofbelonging）及內心的承諾（commitment），從而獲得保持與創新自身文化屬性的社會心理過程。[1]

摘要：中國傳統界畫是一門獨特的寫實性創造藝術，界畫構思創作過程與建筑工程圖之間關系非常緊密，其繪制時使用的工具、繪制技法與古代建筑圖樣亦非常相似。自東晉以來界畫秉承古建筑工程圖樣要求的嚴謹性，在創作注重寫實的同時還要精通古建筑原理、分解結構、剖析幾何原理與構思布置，繪畫藝術與工藝技術兼備的同時還要有豐富的想象力。本文旨在通過探究傳統界畫，發掘界畫背后的建筑美學思想與文化認同。

關鍵詞：界畫；建筑美學；文化認同

界畫是建筑藝術與繪畫藝術的完美結合，在宋代達到了高峰。鄧國祥《界畫與中國古代建筑環境生態觀》、潘怡《界畫中的建筑意味與人文精神》、蘇丹《界畫于界線內超越限定》、董朝陽《從界畫作品中解讀古建筑的藝術特色》、方振寧《繪畫和建筑在何處相逢？》、陳嘉全《建筑視野中的趣味繪畫藝術形態》等一批專家學者的論著通過歷時已久的深入研究，對界畫及其相關領域進行了詳盡的論述，爬梳了中國傳統界畫發展及其理念建樹的起起伏伏。本文擬在眾多研究基礎之上對中國傳統界畫中的建筑美學思想和文化認同進行進一步闡釋。

一、傳統界畫的緣起與發展

（一）界畫的緣起

要論述中國傳統界畫的建筑美學思想和文化認同，就首先要明晰界畫的緣起與發展。界畫最初應用于建筑圖稿，后經眾多畫家的藝術實踐發展成為畫科，界畫是一種繪畫的技法，又被稱為“樓觀”或“屋木”，最早起源于東晉時期。顧愷之《論畫》一書中有關于界畫的記載描述：“凡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臺榭一定器耳，難成而易好，不待遷想妙得也。”

企業最高層次的競爭已經不再是人、財、物的競爭，而是文化的競爭，最先進的管理思想是用文化進行管理，因此，企業經營者越來越注重企業文化的建設和價值觀的塑造，企業文化正成為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有力保障。

大道無形，企業文化是個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不少人都感覺“虛”，不知道文化建設從哪入手，重點在哪，所以也導致了很多企業把企業文化建設與混為一談，口號標語滿天飛，但企業的文化建設卻總是不入門，在門外徘徊，根本無法提高員工的凝聚力和歸屬感，無法提升管理水平。

通過大量的研究和咨詢實踐，我們認為，企業文化建設的關鍵在于要讓文化經歷從理念到行動、從抽象到具體、從口頭到書面的過程，要得到員工的理解和認同，轉化為員工的日常工作行為。

海爾總裁張瑞敏在談到自己的角色時說：“第一是設計師，在企業發展中使組織結構適應企業發展；第二是牧師，不斷地布道，使員工接受企業文化，把員工自身價值的體現和企業目標的實現結合起來。”可見，對于企業高層管理者來說，如何讓員工認同公司的文化，并轉化為自己的工作行為，是關系企業文化成敗的關鍵。

讓員工參與企業文化建設

一、廣泛征求意見

［摘要］基于新時代堅定和培育文化自信的要求，在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統領地位與發揮新媒體文化的正向功能共同作用下，創設引領課堂文化滲透、構建本土文化認同、拓展網絡文化平臺、倡導校園文化浸潤的“四位一體”文化認同培養路徑，借助思想政治理論課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作用，幫助大學生理清文化脈絡、激發價值認同、實現民族歸屬，構建系統、長效、協同的文化自信培育機制。

［關鍵詞］思政課；文化自信；四位一體；文化認同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念的文化自信，對現實兩個一百年，發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肩負著舉足輕重的現實意義。然則現階段，高校教育存在文化育人與道德育人脫節的現狀，如何在思政課上培育大學生的文化認同感，改變對傳統文化與先進文化的漠視、弱化、缺失現象，實現思政課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是我們勢在必行而又艱巨的任務。

一、文化自信與文化認同

（一）文化自信

而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自己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信任與自豪的心態、是積極、健康的民族心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是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源頭、以革命文化為基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主體的。近代以來，國人的文化心理便呈現出高度的文化自信、短期的文化自卑和當代的文化自信重建三段式螺旋上升的變化。五千年的璀璨文明造就了國人“我行，你不行”的文化自負；近代百年落后挨打衍生了“你行，我不行”“西方中心說”“普世價值論”的文化自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