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不同的國家和民族，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而這種文化差異，構成了豐富多彩的文化世界。但與此同時，很多方面都受到了這種文化差異的影響，英美文學評論領域也不例外。文章立足于英美文學評論視角，從文化內涵、文化發展載體以及文化歷史三個方面，重點闡述了文化差異對英文文學評論造成的實質性影響。

關鍵詞：文化差異；英美文學評論；文化內涵；文化載體；文化歷史；影響

在眾多影響因素中，其中要數文化差異的對文學評論影響大。文章針對文化差異對英美文學評論的影響展開分析研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英美文學的概述

在英美文學中，英語成為英美人民表達感情和思想的工具，其風格具有多樣性的特點。英美文學包括的內容如下：小說、戲劇、詩歌等。英國文學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然而在不同的階段其具有不同的藝術特色。由于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英國文學開始向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與英國相比較，美國文學的起步較晚，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美國文學始終模仿著英國文學。在二十世紀初，美國文學以較快的速度發展起來，在世界文壇上與英國文學占據同等重要的地位，在這個時候美國文學開始具有了與眾不同的特點。

二、英美文學評論的概述

一、東西文化差異與東西方世界的英美文學鑒賞視角

1文化精神核心的不同直接導致了東西文化在內容與結構上的差異，也使得兩者在看待問題時的切入點各異。東西文化的差異作用于東西世界社會生活及文化的方方面面，故而同樣也能體現在它們對各自文學及文學評論的影響上。其次，語言也是研究東西文化差異的一個重要工具與評判指標，因為語言是人類思維的外在表現，語言的使用特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語言使用者的思維特點。以漢語為例，中國人在包括語言藝術在內的主要文化藝術系統里，最講求的是“意境”二字。故而漢語的精妙之處就在于它擅長于制造空間，營造意境。但是，也因為同樣的原因，越精妙的漢語也越有一絲飄忽不定之意味，這既是它值得玩味之處，但也是它相對于以英語典型代表的西方語言來說略顯得欠缺嚴謹性的地方。對比英語與漢語不難發現，語言對于其所處文化的文化精神內核的表現力是強大的。東方人講求意境，西方人追求理性與科學的不同文化姿態一覽無余。最后，具體到中西藝術差異來說，我國的藝術文化中主張“寫意”，而西方國家的藝術作品則將“寫實”之精神表現得淋漓盡致。前者在藝術創作中講求的是一種心境，而后者發展藝術的默認前提則是一種視聽上的求實理念；前者講求的是與自己內心的溝通，而后者則關注自身對外部世界的觀察與刻畫能力，一個內斂，一個外向。再具體到文學藝術，不難發現，中國的傳統文學中，抒情內容筆墨濃重，像傳統文化經典的唐詩，對于事件的敘述其篇幅往往非常少，而西方文學中，哪怕是最古老的詩歌，也有著豐富的敘事內容，像最著名的《荷馬史詩》、《伊利亞特》等，均屬此列。2東西文學評論視角下的英美文學不同的東西文化特質使得兩種文化在看待相同的作家或者文學作品時，其觀察的立足點也不盡相同。我們以卡夫卡的名作《城堡》為例。縱觀西方文學評論界，歷來對于《城堡》的評價，牽涉其主題內涵的評論占主要篇幅，并且可以總結為以下三類：一，《城堡》旨在于表現猶太人渴望在長期的漂泊中找到精神寄托；二，《城堡》旨在于表現人類對于上帝的追尋；三，《城堡》旨在于表現人類對真理及生命意義的追問。而在中國的文學評論界，人們對于《城堡》的評價情況卻大為不同，不但對《城堡》的主題的探討涉及得很少，大多數評論內容所關注的都是這部作品的思想內容、藝術形式、藝術特點以及表達手法。可見，西方文化習慣于拋開藝術本身而去關注文學作品的內容以及內容中所牽涉的諸如社會、宗教、心理等科學討論，以務實的精神去研究這種東西的客觀規律；而東方文化則習慣于重點去研究某一具體文學作品的個體情況和它們的藝術性，故而兩者所形成的評論作品不論是立足點、表達方式還是細節上的措辭都各不相同，有著鮮明的對比性。再以海明威的《老人與海》為例。在美國本土的文學評論界，關于《老人與海》中主人公所體現出的“硬漢精神”，很多聲音認為，它是一種象征性隱喻。通過這種隱喻，作者得以宣泄對資本主義商業社會的不滿，而在這種宣泄里《老人與海》中桑提亞哥表現出的硬漢品質實際上只是作者個人意愿的戲劇化與擴大化。從這樣的評價里不難發現，西方文學評論界對于文學的評論是求實而謹慎的、不輕易升華的，文學作品由哪個單獨的個人而來，便常常首先圍繞著這一個人進行分析。再同時對比中國文學評論家們對《老人與海》的看法，他們當中的很多都曾經提及，小說主人公所表現出的剛強、勇敢的品質和敢于抗爭、敢于面對失敗的精神映射出的是當時美國社會和廣大民眾對于強悍人性的渴望與追求，故而它是民族性的。東西文學評論視角下的英美文學又再一次地印證與體現了各自的文化精神內核。3東西文化差異對各自文學評價理念的導向作用在文學評論上，東西文化在對各自文學評論的引導上，其最大的差異影響在于二者對于評論體系的態度。縱觀中國自古以來的文學評論，絕大多數都只注重單個作品本身的研究，除了注重對作品的藝術欣賞與和思想探討，還習慣于以小見大，從文學中捕捉人的態度和人與社會的聯系，將其中的精神文化上升到一個更高的層面來進行評價，并且這一點同樣受用于形容中國文學評論界對于英美文學作品的評論態度。而反觀西方文學鑒賞與評論，西方人理性、務實的精神使得他們得以以一種更加客觀與現實的態度去看待與比較不同文化作品文之間的異同并針對這一點展開分析與分類，并最終形成自已獨有的文學評論體系。這也是西方文學作品流派眾多并且各流派都得到了良好的發展并形成了各自有代表性的理論。同時，不得不承認的是，與東方相較，西方社會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已經產生了一個分析手法多樣、分類細致而思辨性較強的文學評論體系。這既是西方社會對于世界文明作出的一大貢獻，但同時也意味著東方文學評論體系建立的急迫性與必要性。

二、英美文化內部差異及其對英美文學評論的影響

1英美文學的主要特點英美文學，顧名思義，其主要組成成分是英國文學與美國文學。由于有著共同的語言基礎，英國文學與美國文學在很大意義上屬于同源文化。盡管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社會變革，英語在英國與美國各自都經歷了一定的流變過程被并都被賦予了新的生命力，英國文學與美國文學也有了各自的土壤，但文化的同根性在英美文學中仍然許許多多體現之處。文學常常有著非常顯著的時代特點，英國豐富的時代歷程與社會變革過程在英國文學中有著深深的烙印。故而英國文學最具代表性的兩大特點就是帝國敘事和烏托邦情結。英國文學的帝國敘事特點來源于英國的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文化，它隨著英國歷史的殖民歷程發展壯大，也隨著它的沒落而逐漸消退。這一時期的英國文學常常體現強烈的民族意識和統治愿望，故而戰爭文學、探險文學大行其道，甚至一度達到了鋪天蓋地的地步。而烏托邦文學則實際上是一種政治文學，它起源和發展于數個世紀以前英國的特定時期的政治猜想熱潮，并且包含“烏托邦文學”與“反烏文學”兩大方面。盡管烏托邦文學最后也平息于歷史的浪潮中，但它的出現與發展對于人們對極權統治的戒備與反省還是有著相當的正面推動作用。與英國文學相比，美國文學發展的時間相對較短，沒有太過厚重的歷史沉積感，它如同世界文學的一道新鮮血液，自產生之日起便一直存在于人們的關注與討論中。盡管起源于鄉土主義，但發展到今天，美國文學的最大特點依然是現實主義。階級矛盾與這種大矛盾背景下的世間百度一直是美國文學的主線。現實主義的美國文學擅長于對社會現實的冷靜揭露與真實刻畫，并通過這種揭露與刻畫還原社會的本質。但同時，受特殊的歷史發展因素影響，起源于英國文學的美國文學在創造性上較前者更加青出于藍，部分范疇內的文學，像浪漫主義文學的發展上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2英美文化差異對英美文學的影響就像英國文學與美國文學最大的相類之處來源于英語語言一樣，英國文學與美國文學的巨大差異也源自于英語本身的發展與流變。但從本質上來看，英美差異其實是英語語言使用人群所選擇的歷史發展道路的差異。從英語本身的發展歷程來看，它經歷了早期、形成期與現代期的三大典型發展階段。英式英語與美式英語在前兩個階段的發展歷程相同，但近代以后，美式英語在與北美印地安語的接觸碰撞中發生變化，英語的英美分化也正是于此時正式脫胎形成。與英國悠久的歷史與輾轉復雜的社會變革歷經不同，美國由從奴隸社會走到資本主義的過程幾乎是跳躍的。這使得美國成了一個沒有歷史負擔、敢于創造、敢于打破規律的國度，在如此文化背景的影響下，美式英語也盡顯其張揚活潑之個性，而這種個性同樣也深深地扎根在了美國文學作品之中。3英美文化差異對英美文學評論的影響對文化差異的講解其實是對歷史的講解，所以文化差異對文學評論的影響也離不開參照對歷史的分析，英美文化與文學也是如此。以英國文學為例，英國文學及評論學古老而厚重，這既是它的優點與長處，但也導致它負重前行舉步為艱，不得不在對歷史的繼承及時代的順應中反復掙扎、猶豫不決。盡管近一百余年，新的思維已經在英國文學與評論范疇內產生且古老的英國文學及評論的蹤影也在近代文學史上隨處可見，但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英國文學評論理念就已經一改過往呼風喚雨的形象，進入了相對的蟄伏期。與英國文學作品及評論理論之間的關系所不同的是，從時間上來說，美國文學與文學評論的產生幾乎是同時的。盡管學界對于美國文學與文學評論是起源于印第安土著文學還是英國文學這一問題爭執不下，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美國文學與評論體系可以理解成源于美國本身。它內涵的種子成形于歐洲大陸，但無疑北美的土壤養育了它，并促使其發展了一個新鮮獨立而具有一定創新性的體系。

從上文的評述不難發現，英國的文學評論在緩慢的自我革新中取得發展，新舊文學評論視角在文學鑒賞中交互出現，形成了橫向與縱向的交織的文學評論軌跡。而就美國文學評論發展的視角來看，雖然當下利落與創新的現代主義風格與生命力洋溢在美國文學評論的視野中，但相對于英國文學而言，它仍然存在著文化底蘊欠缺所帶來的不足的一面。英國文學深厚的文化底蘊，深遠而廣泛的文化影響力使得它仍然是文學作品解讀的一個重要方面。當然，文學評論的發展與影響也有其偶然的一面，造成英美文化及文學評論差異的因素也有著其不確定的一面。像評論家的個人閱歷、視角喜好、知識專長等，也都屬于此列。但總的來說，不管怎么樣，英美的區域性文化差異對于英美文學評論的最終形成的影響與作用是顯著而積極的，多元化文化視角的對接與碰撞更加有利于文學火花的迸發，這對于推動英美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的發展來說都具有長遠而積極的意義。

作者：繆胤單位：上海杉達學院外語學院

文學評論的寫作是高中生寫作訓練的難點，為了使學生在升入高三后能順利的找到寫作文學評論的方向，我做了一點嘗試。

我的收獲首先來自于失敗的教訓。第一次帶高三畢業班時，剛一開學，第一個單元的語文課就是文學評論，其中《談<水滸>的人物和結構》和《中國小說的發展歷史和規律》還是重點講讀課，而且這一單元的作文訓練就是文學評論的寫作。在此之前，學生從未經歷過這方面的寫作訓練，所以結合這個單元的寫作要求我出了個作文題，給學生一詞（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一文（冰心《笑》），要學生任選一篇自選角度寫一篇文學評論。三天后學生的作業交了上來，我發現大多數同學寫成了讀后感，于是我針對這一情況又專門指導了文學評論和讀后感的寫作區別，然后讓學生改寫，再一次呈交的作文倒是避免了上一次的毛病，但新問題出來了，學生為了顯示鑒賞的高度和水平，都去翻看查找資料，大多數的文章如出一轍，泛泛而談，缺乏個性化的角度和眼光，說心里話，我覺得這樣指導后的文章還不如學生沒改之前。文章是一個人思想的表現，最可怕的思想只是削足適履后的全無個性的思想，即便在多次的技術層面的指導之后學生寫出了中規中矩的文章樣式，但也僅僅是空殼而已。于是我發現，要想寫好文學評論，必須事先做好充分的鋪墊和準備。

一、利用課堂，學會鑒賞

其實，我們的語文閱讀教學課基本上都是對文學作品的鑒賞活動，而通過對文學作品中的形象、語言和藝術表現手法的把握提高學生的鑒賞能力也是我們語文教學的重要目的。如果能在平時的教學中有意引導學生了解作者的創作背景、思想傾向，了解作品所反映的社會生活，體味作者的愛憎情感，品評表達技巧等方面的精妙，也就把握住了文學鑒賞活動的一般規律，并能使學生在與作品的上述交流中潛移默化地受到熏陶和感染，從而培養審美能力，發展思維能力，綜合提高鑒賞能力。而這便是寫好文學評論的基礎。

利用課堂的有限時間高效集中地對學生進行訓練，使學生初步具備鑒賞的眼光。如在講授朱自清的兩篇散文《荷塘月色》和《綠》時可讓學生結合兩篇文章不同的創作背景，感受作者截然不同的心情，從而理解景物中所包含的人物情感，并結合具體的文章語句體會“外物皆著我之色彩”的地方，從而理解“一切景語皆情語”的道理。在學習莫泊桑的小說《項鏈》時，可讓學生針對瑪蒂爾德這一典型形象展開爭鳴，持肯定和否定態度的同學都要講出自己的道理。這樣，在爭鳴中瑪蒂爾德這一形象越來越豐滿，形成這一形象命運的社會根源越辯越分明，我們要達到的教學效果水到渠成，而學生的鑒賞眼光也得到了磨練。教師再從旁引導，有意落實鑒賞的規律，使學生學會鑒賞，懂得尋找自己有興趣又能駕馭的鑒賞角度，并能持之有據的自圓其說，這實際上便已完成了在思想和口頭上對文學評論的初步構思。

二、小處著眼，片斷訓練

在人類文學活動的歷史發展中，有兩個輪子起著推動的作用，這兩個輪子就是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與理論。這是知和行、理論與實踐并肩前行的兩個輪子，它們互為依存，相生相克，共同發展，不可或缺。然而在潮汕文學發展的千年歷史程途中，我們卻往往只見獨輪車，少見雙輪車。其景觀猶如年少時在潮州城外崎嶇小路上見到的“雞公車”（一種獨輪車）一樣，蹣跚而行，嘰嘰呀呀，難以平衡。這既是中國幾千年來文學生態的基本“特色”，更是潮汕文學景觀固有的“特色”。建國之后的潮汕文學，此種現象有所改觀，開始有了文學批評的嘗試。吳穎1955年發表于《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的《關于李煜詞評價的幾個問題》和同年發表于《文藝月刊》的《評胡風反現實主義的文藝理論》就是這種嘗試的代表之作。改革開放以來的潮汕文學，這種獨輪車現象得到了較為全面的改觀，有較多的作家參與文學批評，也有一些有組織的文學批評活動，文學理論研究也有所開展。但文學理論研究的開展及其取得的成果，主要還是仰仗于潮汕地區幾所高校專家學者們的努力，這里不列入評述的范圍。本文主要考察和評價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潮汕文學批評的成果，總結經驗，以利于潮汕文學批評的發展。以下分兩個層面論述。

一、文學批評與爭鳴

所謂文學批評，指的是批評家“根據一定的哲學思想、社會理想、政治觀點、道德觀點和文藝觀點對各種文學現象的研究、分析和評價的科學……文學批評以文學欣賞為基礎，同時又是文學欣賞的深化與提高。文學批評以一定的文學理論為指導，同時文學批評中對于文學現象所得出的規律性認識又常常上升為文學理論”[1]。文學批評是文學活動中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藝方針的一種具體體現。建國以來的潮汕文壇，文學批評與爭鳴比較活躍，建國初期在黨的領導下，有過一些較有影響的批評與與爭鳴活動，改革開放以來，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潮汕文壇的文學批評也比較活躍，尤其是汕頭市作協在1995年成立了文學研究室以來，更有了一些有組織的文學批評活動，潮汕文壇歷史以來文學發展的獨輪車現象有了比較明顯的改觀。綜觀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潮汕文壇，在具體的文學批評中，表現為兩個層面，其一是零星的鑒賞性批評，主要是個人行為。多為私下邀請，贊頌性評點，除一些作家結集成書之外，多零星刊發于本地各種報刊，一般不列入我們的考察范疇。其二是有明確主題的研討性批評和爭鳴性的批評，它有相關的報刊作為載體，以有組織的文學批評活動為主，也有自發的爭鳴性批評。主要有：1.1954年，農民詩人李昌松的詩集《萌芽集》出版之后，省市文藝界召開座談會，對《萌芽集》的成就和不足進行了研討。2.1954年，《工農兵》雜志開辟了“筆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欄目，發表了李心一的爭鳴文章《必須改變對文藝創作的領導》，對當時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教條主義理解和做法提出了批評。3.1957-1958年，所謂反右斗爭期間，《工農兵》雜志刊發反右文章，公開點名批判蔡燁、丹木、沈吟、張華云、陳健、吳穎、劉慶英、謝海若、王奔騰、方乃釗，以及饒平的林文杰、施其洲、張道濟和普寧的杜綠波等潮汕地區的知名文藝工作者[2]597-598。雖然此舉不完全屬于文學批評范疇，但由于《工農兵》充當的是政治運動的工具，批判的對象又主要是比較知名的文學作者和作家，對文學批評的開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惡劣影響，因此，我們也將之列入潮汕文壇的文學批評范疇。4.1984年汕頭市青年文學學會成立，出版會刊《青年文訊》，從1984年的第一期開始，便辟有“文學評論”的專欄，除了對青年作者的作品進行批評之外，也著意刊發爭鳴文章，如總第八期對李彥山散文《云》的“朦朧性”的爭鳴。5.1986年《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4期刊發了汕頭市青年作家鐘海帆的《潮汕文學創作落后現狀的檢討和反思》一文之后，引發了潮汕文壇關于潮汕文學現狀落后的反思。6.1989年3月至1992年11月關于“吾潮文學”的大討論。這場大討論歷時近四年，參與者有《汕頭特區報》、《文化走廊》、《汕頭日報》、《潮聲》雜志，討論的范疇涉及潮汕文學乃至潮汕文壇的方方面面，對潮汕文學的落后現狀及其成因，以及如何走出困境的探討不可謂不深不廣。具體如下：1989年3月《汕頭特區報》的副刊《龍泉》開辟了“吾潮文學”專欄，意在引發大家對潮汕文學創作落后現狀的爭鳴，6月28日刊發吳穎《承認落后急起直追》一文。隨后汕頭市群眾文化藝術館主辦的《文化走廊》為之呼應，又先后于同年6月的第48期刊發了陳放的《潮汕文學亂彈》、11月的第50期刊發了吳穎的《當代文學“向內轉”漫議》和1990年8月第55期刊發了黃廷杰的《困惑中的潮汕文學創作》等文章。《汕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1期，也刊發了魯牛（王治功）的《關于潮汕地區文學現狀的評估標準及其他》一文參與討論。1992年初，《汕頭日報》開辟了“我看潮汕文壇”的欄目，力圖對“吾潮文學”進行更深入和全面的探討。先后于2月3日刊發了李衍平的《給文壇注入創新的活力》和3月16日刊發了黃景忠的《對創作現狀的反思》等文章。《潮聲》雜志也于1992年的第3期，刊發了潮州市陳耿之和《潮州日報》記者張松的對話錄《我看潮汕文學》。

1992年5月19日至11月18日，《汕頭特區報》又先后刊發了吳奕錡、翁奕波的《多一點“危機意識”》、翁奕波、吳奕錡的《關于“出生入死”的思考》、吳奕錡、翁奕波的《不必等待呵護》、翁奕波、吳奕錡的《從記者、編輯與作家談起》和翁奕波、吳奕錡的《一種奇怪的心理》等文章。力圖進一步把“關于潮汕文壇現狀的思考”引向更深層次的思考。7.關于“潮汕文壇的崛起需要什么”的爭鳴。1993年1月1日，《汕頭電視周報》開辟了“潮汕文壇的崛起需要什么”的專欄，先后刊發了公羽的《“不滿于現狀”與超前意識》（1月1日）、魯澄南的《參與“崛起”的對話》（1月15日）、吳二持的《作家主體精神與文壇的崛起》（1月29日）、楊友愛的《不可忽略“憂患意識”》（2月12日）、魯澄南的《充分張揚文學主體——與吳二持先生對話》（2月26日）、吳二持的《離開文學的“生產過程”，如何張揚文學主體——魯澄南先生“對話”的對話》（3月19日）和公羽《呼喚真誠平等的學術爭鳴》（4月16日）等文章，這次爭鳴是潮汕文壇60年來首次真正意義的文學對話。8.關于《逃入農業文明的汕頭文學》的討論。2004年2月《汕頭作家》（總第51期）轉載了王少輝在廣東省作協主辦的《新世紀文壇》2003年11月發表的《逃入農業文明的汕頭文學》一文，引發了鄭明標、林牧、肖濤聲、許因才、公羽、彭妙艷、鄭白濤、陳培浩等潮汕各地作家的撰文商榷。《汕頭作家》從總第51期開始，先后刊發了鄭明標的《喜聽“爭鳴吧”的警鐘》（總第51期）、林牧的《謳歌農業文明有何不可》（總第52期）、肖濤聲的《批評重要，而建設更重要——〈逃入農業文明的汕頭文學〉一文讀后》（總第52期）、許因才的《傳承與揚棄——對〈逃入農業文明的汕頭文學〉一文薦一言》（總第53期）、公羽的《汕頭文學“逃入農業文明”了嗎——與王少輝先生商榷》（總第54期）、揭陽作家協會彭妙艷的《無妨多一點寬容——參加〈逃入農業文明的汕頭文學〉的討論》（總第54期）、鄭白濤的《潮汕人與潮人文學——兼談〈逃入農業文明的汕頭文學〉》（總第54期）以及潮州韓山師范學院陳培浩的《關于潮汕文學的一點胡言亂語》（總第55期）等文章。此外，汕頭作家協會自20世紀80年代初成立以來，尤其是自90年代中期成立文學研究室以來，組織過一系列的潮汕文學研討會。有作家作品的研討會，如澄海1999年4月24日汕頭市文聯、作協、《潮聲》雜志、澄海市文聯聯合舉辦的陳躍子作品研討會；1999年7月3日汕頭市文聯、作協、潮陽市文聯作協共同舉辦的蔡金才、陳致和文學作品研討會等；也有專題的文學研討會，主要專題文學研討會有：1992年21月6日汕頭市作家協會舉辦的青年現代詩研討會。1993年11月28日汕頭市作家協會舉辦的中年新詩創作研討會。1994年10月15日汕頭市作家協會舉辦的散文創作研討會。1997年5月1日汕頭市作家協會舉辦的女作家（作者）作品研討會，等。

綜觀建國以來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潮汕文壇有明確主題的文學批評活動，其特點如下：其一，以有組織有明確主題的研討性批評為主，自發的爭鳴性批評為輔。從以上列舉的潮汕文學批評實例可以看出，具有真正意義的自發的爭鳴性批評只有1993年借助《汕頭電視周報》展開的關于“潮汕文壇的崛起需要什么”的爭鳴一次。盡管這一次爭鳴在總體上觀點是一致的，爭論的主要是一些枝節上的問題，但畢竟是一次有正反兩方通過幾輪辯論的文學爭鳴，其意義在潮汕文壇自然是非同凡響。至于2004年關于《逃入農業文明的汕頭文學》的討論，貌似自發，其實后來與王少輝商榷的文章，還大多是有隱形推手在推動著的，其爭鳴也呈一邊倒的態勢，并沒引起真正的爭鳴。盡管如此，這些有組織有明確主題的研討性批評還是推動了文學理論的深入研究，也推動了文學創作的繁榮和進步，如果沒有這些有組織有明確主題的研討性批評，潮汕文壇就如十年一樣，一潭死水，死氣沉沉。因此，近30年潮汕文學的這些有組織有明確主題的研討性批評，是功不可沒的。其二，自發的爭鳴性批評難以在潮汕文壇掀起波瀾。從上列潮汕文壇60年來的文學批評與爭鳴實例可見，在潮汕文壇是難以掀起真正的文學爭鳴活動的。客觀地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潮汕地區的各階層人士都深深感到潮汕文學現狀的落后，都有急起直追之緊迫感。因而，無論是誰組織發起的討論，都希望能得到充分的深入探討，都想看到針鋒相對的爭鳴，而希望也都每每落空。1992年5月汕頭大學教師吳奕錡、翁奕波在《汕頭特區報》發表了《多一點“危機意識”》一文，本意就在于希望引起關于潮汕文壇現狀的進一步爭論。沒想到發表以后卻如泥牛入海，一點波瀾都不起。兩位無法可施，只好商量著繼續炮制文章，結果連發了五篇文章都引不起任何爭鳴，只好作罷。上列所有的文學批評實例，幾乎都成了大家圍繞一個主題，然后各說各話，即使有些另類，如關于《逃入農業文明的汕頭文學》的討論，也只能落入一邊倒的結局。頗為難得的有點爭鳴意味的關于“潮汕文壇的崛起需要什么”的爭鳴，其實也是有偶然因素的。參與爭鳴的魯澄南后來在遇見始作俑者公羽時說，當時他并不知道公羽是翁奕波的筆名，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自家人不認自家人。可以想見，在潮汕文壇要掀起一次真正的文學爭鳴，談何容易！為什么在潮汕文壇難得有真正的文學爭鳴？這個問題恐怕要留待文化學者從潮汕人的俗語“大海雖闊，船頭有時也會相碰”的文化內涵去做深入的研究了。其三，國內文學界的熱門話題和各種先鋒思潮難以進入潮汕文學批評與爭鳴的視野。從上列潮汕文壇，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潮汕文壇歷次的文學批評與爭鳴的事實可以看出，國內改革開放以來文學界曾經引發熱烈爭鳴的各種文學思潮，例如20世紀八九十年代思想大解放引發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人的文學、尋根文學以及各種現代派文學思潮等，似乎并沒有進入潮汕文壇文學探索文學爭鳴的視野。只有80年代初的朦朧詩、朦朧散文似乎還引起一些關注，《青年文訊》總第八期對李彥山散文《云》“朦朧性”的爭鳴，就是一個特例。但也嘎然而止，沒能引發熱烈的探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歷時四年斷斷續續的關于潮汕文學落后現狀的討論，本來應該關注到這些內容，但也還是擦肩而過。翁奕波、吳奕錡的《關于“出生入死”的思考》，意在引起大家對“突圍”的重視與思考，卻至今仍被一些文壇權威人士定性為“偽命題”[2]612。可見，潮汕文學批評與爭鳴破繭難，各種先鋒思潮的輸入自然也就難上加難。盡管我們不難見到潮汕的某些評論者常常口中念念有詞：先鋒派、意識流、黑色幽默、達達主義等等，等等。毋庸贅言，潮汕文學自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批評與爭鳴的活動還是開展得有聲有色的，特別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更是發展到一個高潮。探討了一些潮汕文學的現實問題，解放了一些思想，取得了一些共識，更重要的是開了一種風氣，改變了潮汕文壇長期以來缺乏文學批評與理論研究的“獨輪車”現象，其歷史功績是值得肯定的。但我們也不能不看到，潮汕文學的批評與爭鳴還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還有待我們去思考，去改進，去突破。

二、代表性的文學批評作品

結合文學課文的閱讀學寫文學評論，能調動學生的積極性，鍛煉和提高學生的閱讀能力、思辨能力和表達能力，培養高尚的審美情趣和審美能力；同時，在幫助學生掌握有效的學習方法、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上也很有作用。我曾在這方面做過一些探索，現就高中三、四冊小說單元的教學為例談點體會。

先讓學生明確這是帶著寫作任務的研究性閱讀，必須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作品，為此必須掌握足夠的資料；要了解作者所處的時代、生活經歷和創作道路，了解要評論的作品的寫作背景，了解與此作品相關的其他作品，了解前人的評價，等等。學生除了調動先前學過的各種知識外，還得去查找、收集。教師要指點門徑，還要提供一些資料，《教學參考書》也不妨交給學生，以利于學生知人論世，能更全面正確地把握作品。但由于學生初學寫作文學評論，教學時間又不寬裕，資料要夠用而精簡，不必貪多務得，細大不捐。

接著要幫助學生利用資料，分析作品，比較前人的觀點，提出自己的看法。最好是獨立的、新的觀點，新的思想，但對中學生來說要求不能太高，只要有感悟，明確地提出某種看法即可。教師不要直接灌輸，要避免把自己贊賞的某種觀點直接塞到學生頭腦里，然后由學生移到作文本上，形成千篇一律的“聽課筆記”。

學生感悟的觀點往往不止一個，要說的話似乎很多，但一時又無從下筆。這時，要告訴學生，我們對評論的對象固然要全面把握，無論人物、環境、情節、主題、結構、語言，等等，均應全面審視，并有整體的認識，但作為一篇短小的評論，不必也不應面面俱到，所以選題要小一些，角度要新一些。一般可以從閱讀賞析過程中自己最感興趣、觸動最深的地方入手，也以可從整理前人的評價中自己最為贊賞或最想反駁的觀點著眼，帶著問題再去研究作品，分析尋覓，使自己的觀點更集中、更準確、更鮮明。教師也可擬一些題目加以啟發，我曾擬過一些，如：

震撼人心的發問

———瀕死的祥林嫂

文學評論的寫作大致有四個步驟：閱讀??定題??評論??寫作。

（一）閱讀閱讀對于文學評論來說，是占有材料、調查研究的過程。只有通過閱讀，才能為寫作打下堅實的基礎。1．閱讀范圍。從文學評論的寫作要求看，閱讀既要做到點面結合，又要做到深淺結合。

所謂點面結合的“點”，是指作品。所謂“面”是指作家生平、作家其它作品、其它作家的作品等。在這里，作品的閱讀是最重要的，這是獲得評論權的最重要的依據。只有閱讀作品，才能使自己對評論的對象了如指掌，評論時說到點子上，切中要害，避免片面性。所謂深淺結合，是指作品的閱讀要深一點，鉆得透一點，深到能產生真知灼見為止。為了深，就要多讀幾遍。恩格斯為了對拉薩爾的《弗蘭茨?馮?濟金根》一劇本進行評論，先后將作品至少讀了四遍，他在《致斐迪南?拉薩爾》中說：“為了有一個完全公正、完全‘批判’的‘態度’”，為了“在讀了之后提出詳細的評價、明確的意見”，所以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我才能發表自己的意見”。再如，列寧為了對小說《怎么辦》進行評論，在一個夏天把這部小說讀了五遍，“每一次都在這個作品里發現了一些新的令人激動的思想。”（《列寧論文學藝術》第897頁）也說過，《紅樓夢》要讀五遍，不讀五遍就沒有發言權。

這說明，浮光掠影、晴蜓點水式的閱讀是不行的。對于被評論的對象，一定要研究得透徹一些，對作品象對人一樣，要知心、知音。對其他作品和材料的閱讀不妨淺一點，瀏覽一遍，有一個直覺印象即可，否則，不能保證“點”的深。2．閱讀方法。一般采取“總體??部分??總體”的步驟。一、總體，就是從頭至尾通讀。得出初步而概括的印象。二、部分，是要對重要部分仔細地讀，分析研究，加深印象，發現特色（或發現問題），初步形成觀點。三、總體，是要獲得完整的本質的認識，對作品的傾向和藝術性作出自己的判斷。在閱讀過程中，要及時做好摘記工作。有一種“評點法”的評論，就是一手拿筆，一邊閱讀，一邊評點的。如金圣嘆評點《水滸》、《三國演義》。還要通過閱讀培養復述節錄作品內容的能力。這是因為評論中常要概述作品內容，以作評論的依據。

（二）定題所謂定題，就是在讀書、搜集材料的基礎上，選擇并確定評論的題旨（中心）。定題也稱為“選題”。

初學寫作文學評論的人在定題時常犯以下幾種毛病：第一種，為評而評，無的放矢。評論者隨便拿一篇作品，自己沒有明確的目標，未經過認真思考，就去評論。第二種，貪大求全，面面俱到。一開始就寫《論×××的小說創作》這樣大的題目，往往無從下筆而流于一般、平庸、膚淺。第三種，缺乏新意，老生常談，步別人的后塵，拾人牙慧。應該怎樣定題呢？首先要選準作品。應該選擇什么人的哪一篇作品，這是有標準的。標準就是：

一、對沈從文文學作品批評的基本認識

沈從文出生在1902年，原名叫沈岳煥，筆名有很多，譬如甲辰、休蕓蕓、上官碧、璇若等一些大家比較常見到的，但是沈從文兒時的乳名叫茂林，字崇文，家鄉在湖南的鳳凰縣，是苗族人。沈從文不僅是著名作家，京派小說的代表人物，同樣也是一名出色的歷史文物研究家。無論是他的人生或者是文學作品，他都想盡力去將丑的東西進行完善，雖然，那些不全都是罪惡，但是，卻能夠讓人感到很愉快，無法讓人們預先就知道生命的莊重，并產生的高尚的情操。我只想建造一座希臘小廟……在這神廟里供奉的是“人性”。而我表現的確是另外一種“人生的形式”。這種世界大概根本沒有，也不妨礙故事的真實。把沈從文的文學批評放在文學批評史上度量，他的批評是別具一格的，獨特和與眾不同是他的一貫風格。沈從文在對文學進行藝術創作時很現實地描繪出了他對夢想的渴望與追求，主觀創造理論和客觀反映現實這兩個方面，并且把“生命”的本身性質和內涵融合到了一起。譬如，在《會明》中，就像屠格涅夫所說的“堂吉訶德式”的會明的形象那樣，堂吉訶德自身所表達出的就是一種“某種永恒的”真理信念，他全身上下無不透露出他對理想的無限崇拜，為了自己崇高的夢想，他忍受著巨大的困難，面臨著隨時都有可能丟掉自己性命的危險。他完全憑借自己的直接感受對作品進行點評，而他詩一般地去揭示國民的每一種弊癥，并且積極主動地去發現挖掘并且改造社會的各種方法;但是，他主要強調的是通過人性美來實現對民族與國家的重建。沈從文的人性美的核心理念主要是通過真實美好的人性美來改變現實社會中的一些不公來表達的，對民族的品格進行重塑，并且使中華民族的元氣得到重新恢復。與“人性”相對應，沈從文整個文學創作的核心理念就是信仰“生命”，這同時又聯系到了沈從文文學創作的理想，“經典重塑”“工具重塑”，通過文字來重塑民族的靈魂，從而進一步地提高民族競爭力。沈從文先生是一位好的批評家，更是一位好的作家。他用優美的評述傳達著個人豐富的人生理想和意境。不但沒有遺忘過去的一切，而且還獨自創造出了一片“湘西的世界”，始終執著地探尋著人們心中的美好人性，歌頌純樸而又頑強的人生，是一個具備文化熱衷、獨立人格的和藝術才情的優秀作家。“愛國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愛國。”沈從文以不變的執著與熱忱進行著自己的文學實踐。他特別注重作品的獨創性。沈從文在文學作品中詳細地描述了“生命”的四種基本狀態，即:原始的生命形態、自在的生命形態、群體自為的生命形態以及個體自為的生命形態。群體自為的生命形態其實就是個體自為的一種升華，就是“時刻把自身的微小力量，應用到整個民族的提升中去”。

二、沈從文文學批評的形成及個性創作

沈從文在1935年曾經給一位好友———巴金寫過一封信，在信中沈從文連連聲稱巴金不會把自己的創作弄得太調控，并限制了其個人的情感。并且很明確地指出了“一個偉大的人，必需要讓自己的靈魂能夠在人事中有種‘調和’的作用，并將哀樂憎恨看得更清楚一些，并且可以不斷地去分析并節制它”。沈從文的觀點是，“城市”是民族文化的歧路，“現代化”是人類退化的根源。他要為現代的都市人呈現另一種生活、另一種人情。在他看來，鄉下原始、淳樸、自然的人性和人生，才是民族理想的精神和人生狀態，他要展現這種人生的境界，為民族靈魂的再造提供他獨特的方案。他常常說，他的創作是建“希臘小廟”，“這神廟里供奉的是‘人性’”。我們需注意的是，沈從文所醉心的人性，與五四啟蒙主義崇尚的人性是有區別的。沈從文強調的人性，基本不包含理性，是特指自然狀態的人性;與浪漫主義者不同的是，他崇尚的自然人性，又主要不是心靈的自由激情，而是原始的野性的生命力。沈從文非常主張創造情感，他認為巴金在生活和創作上浪費了太多不應該浪費的時間。沈從文的《邊城》《湘行散記》在1934年創作，通過這些鄉土氣息的作品把自己的悲憫感從容不迫地滲透到風土人情中去，在對場景、故事情節、人物心理與細節的冷靜刻畫與分析中，深刻地融入進了屬于自己真真切切的愛憎，將濃烈的情感放于淡泊的悠遠意境中。沈從文作為讀者的益友，他在文學批評時充滿了道德感和現實感，以此引領讀者認識和體會現代文學作品，在作品中，巴金青年式的熱情顯然和沈從文的詩意抒情是千差萬別的。巴金的創作并不十分注重把握情感表達的“度”，這和沈從文的文學創作理念是相互違背的。沈從文的情感表達傾向于周作人的作品并善長對情感加以節制以達到一種和諧美。

三、沈從文文學批評的剖析

沈從文在文學批評中，用非常直接的情感內容對它的情感進行深刻的體驗，而這些確實是他在潛意識中的情緒記憶。換句話來說，沈從文的文學批評并不是很明顯地就表現出了個人化的情緒，但也有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印記。但中華民族的內傾情感型性格是“含蓄、靜思、重了悟、貴感情”;“在審美上看重的則是欣賞幽怨、含蓄、凝重的‘中和之美’悲憫”。沈從文的這種女性化情感性格與東方民族的內傾情感型性格是十分接近的。但是他文學批評的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他沒有自己的核心批評理論，沒有嚴密的體系，中心不明確。所以，沈從文在文學的鑒賞中，他的作品內涵是東方民族情感同通常就會產生的情感體驗。而傳統的直覺思維方式和這種民族內傾情感型性格都是相貫通的，都比較看重心靈體驗、感悟而輕思辨。相反，這樣就符合了內傾性格的沈從文的情感要求。在《論落花生》中，沈從文稱贊作者在《空山靈雨》《命命鳥》中用“中國樂器”奏出“東方的，靜謐的，略帶厭世傾向的，輕柔憂郁的調子”。一個感性的批評家，由興而起，以情而終，他的批評特色就注定了他的批評文章不可能精于邏輯、體系嚴密、中心精準。內傾情感型性格作為集體無意識積淀在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心中，而沈從文和其他作家相比，為什么他會非常的重視人格的塑造與批評的情感因素呢?這除了和他早年接受到的女性啟蒙教育有關之外，還與他所受地域文化熏陶有密切聯系。在我看來，沈先生本身就是一個奇跡，他小學都沒有讀完，卻在現代文學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筆。總而言之，沈從文將其真摯的情感作為其作品審美的重要因素，從審美的角度來看他的情感性批評準確地闡述了三四十年代作家的典型作品。

一、文學有沒有標準

之所以提出這一問題，有幾個方面的理由：其一是我覺得中國新文學的評價標準一直沒有真正建立起來。新文學的發展歷史不長，又是在與傳統文學相背離的狀態下產生的，無論形式還是內容與傳統文學都有很大的差別，其標準自然有其獨立性，也只能在發展中逐漸確立。但是，這一標準的確立過程并不順利。新中國成立前，新文學基本上是在戰亂中成長的，不可能有從容和全面進行規范建設的空間。新中國成立后，通過學術化和歷史化的建設，新文學開始被有意識地歷史化，其規范性和經典性初步確立。但由于政治的過多干預，“”前的文學史建設摻雜了太多的非文學因素，所建立的價值標準也受到人們的普遍質疑。也正因為如此，1980年代文學的主要工作是“撥亂反正”，也就是對之前的文學標準進行重新甄別和再度規范。不過，復雜的歷史使這次“反正”依然充滿坎坷和沉重。很快，時序進入到1990年代和21世紀，文學標準建設又受到新的社會文化環境的復雜影響。其表現之一是在西方后現代思潮的影響下，解構思潮盛行于世，解構文學標準也成為一時風潮。盡管解構并非不具備建構的意義，甚至可以說它是建構中的一部分和建構過程中的重要階段，但是，就目前來看，這種解構還沒有順利轉化為建構；表現之二是市場經濟和網絡時代的相繼來臨，文學的外在環境和基本內涵都受到很大影響。商業文化使文學嚴重邊緣化，游戲文學和消費文學成為創作主流。網絡文學的興起，則使文學范圍無限制地擴大，傳統的文學邊界受到嚴峻的挑戰，文學的評價標準面臨直接的沖擊；表現之三是不良學術體制促生的簡單化學術風氣盛行，個人意氣和意識形態姿態盛行于文學評價中。文學批評中個人化、主觀化色彩濃重。“杰作”、“巨著”、“大師”等各種不負責任的溢美之詞四處泛濫，完全情緒化的、極端化的“酷評”也屢見報端。而在對“十七年文學”等政治環境比較復雜的文學歷史的認識中，文學標準被嚴重擱置，政治傾向在其中起著決定性作用。在這種背景下，今天的新文學規范和標準不止是沒有進一步確立，相反是更趨混亂，反覆、對立、簡單化充斥其中。什么是好的文學，甚至什么是文學，已經喪失了基本的共識。其二是這一標準的建立有非常迫切的需要。一方面，新文學距離現在是越來越遠，已經有了近一個世紀的歷史。作為一種正在進入歷史、正在形成自己發展傳統的文學，經典化是它不可缺少的階段，這就自然需要明確而相對穩定的評價標準。只有標準穩定了，才可望形成規范，確立經典，構造傳統①；另一方面，從現實文學來看，評價標準的復雜混亂已經嚴重影響到文學的發展。從創作者來說，它促進作家們越來越遠離新文學傳統，也越來越遠離本土生活。因為不知道什么是自己應該追求的方向，什么是自己應該尊崇的珍品和值得仿效的經典，或者說感覺不到新文學的經典性，甚至是不明確什么是新文學的經典，于是很自然的，作家們紛紛以西方文學作品———這些作品的經典性是沒有受到懷疑的，而且其傳統也非常明確———為楷模，紛紛進入西方文學的范式之中②，其結果自然是與現實社會、與大眾生活越來越疏離。從讀者來說，評價文學的基本標準已經不復存在，贗品和真品難以辨析，珍珠和魚目混為一體，久而久之，他們也會反感和厭棄當前的文學。最典型的是詩歌。隨著詩歌觀念在1990年代初的急劇分化，詩歌評價標準也走向極為混亂的局面，新詩傳統和現有規范遭到廣泛質疑，詩歌創作更普遍而徹底地西方化，包括詩歌理念、詩歌技巧，甚至最基本的詩歌意象，都成為西方文學的舶來品，詩歌創作和評論魚目混珠，詩歌與讀者的距離更是漸行漸遠，幾乎已經完全淡出普通大眾的視野。也許有人會覺得文學是一種主觀性很強的創造物，不應該以統一的標準來進行評判，甚至說不存在完全統一的文學標準。這話不是沒有道理，或者說，文學標準確實是復雜的，它存在著包括時代、國家、民族和個人在內的多重差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主觀性。但是，這并不是說文學評價是絕對的虛無化和相對化，完全無標準可尋。再個人化、再相對化，文學還是應該有自己的基本規范，有區分優劣好壞的基本標準。我們只要承認文學是一種具有獨立品格的文化樣式，就應該承認它具有自己的獨立標準。所以，我們既承認文學標準有相對性和個人性的特點，不主張將文學標準過于機械化、簡單化，也堅持文學標準的存在，由此明確建立文學評價標準的充分必要性。俗話說，木以繩則正。只有擁有相對明晰的文學價值標準，我們才可以更準確地認識我們的新文學傳統，判別和鑒賞其中的經典，把握文學創作的規范和方向。沒有價值標準的存在和發展，只能是瞎子摸象，既不得正確的方向，也難有真正的前途。

二、什么是文學的標準

文學評價的具體標準，一般而言，都從思想和藝術兩個方面來進行考察③。盡管有人認為這種區分方式太機械陳舊，但迄今為止沒有找到更好的方式來取代。就我看來，這種方式還是有其合理性，也是比較具有可操作性的，只是我們對思想和藝術內涵的限定不能過于簡單機械，應該采取比較靈活的態度。首先來看文學的思想內涵。文學的思想標準內涵復雜，爭議也最大。很多人貶低文學，將文學思想的內涵限定在單純審美層面，也有人將文學思想完全等同于哲學，忽略了文學思想的獨特性。在我看來，文學思想的內涵是豐富和開放性的，它與哲學思想有關系但又不完全相同。它包括的層面大體有：

1.對人的關注。很多人都將人性揭示作為文學的首要標準，但我以為對人的關注才是更重要的基本。因為人是文學最基本的表現對象，也是其最終的目的。不成為政治、金錢、個人或其他利益的工具，而是立足于對人的關注，擁有對人的關懷，是文學的基本價值所在。只有具有了這一基礎，文學才可能具有真正的平等和公正意識，擁有對弱者的同情和對強權的批判力，才能呈現出真正的悲憫和深遠的關懷。在擁有關注人的前提上，才能涉及人性揭示這一標準。因為深入的人的關注，必然會深入到人性深處，揭示、剖析和思考人性的深刻和復雜面。這種揭示和思考既能夠促進人類對自我的認識，呈現出獨特的文學價值和魅力，也是文學能夠超越時代、民族，進入到更廣闊時空的主要原因。

2.對人類生存、命運的關注。人類是一個整體，特別是在現代社會，人類生存已經具有很普遍的共性，所面臨的困境和命運都相互關聯，因此，文學的深遠關懷應該觸及到整個人類，其主題能夠在超越民族區域的范圍內產生共鳴。深入來說，這一標準也不只是適應于當今文學，即使在人類文明不夠發達、各民族文明缺乏交流之際，也有優秀的文學能夠超越自身生存，在更深遠的范圍內進行思考。作家們也許主觀上沒有跨民族的人類意識，但客觀上卻體現了人類整體意識，具有了人類關懷精神。人類整體關懷意識，是民族文學融入世界文學高度的重要因素和標準之一。

雖然英美兩國文學有了彼此不同的發展土壤，但在英美文學的交融中仍然體現出了文化的同源性特征。文學具有民族和時代特征，英國的社會變革對英國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英國文學中處處顯露出時代變革的烙印。英國文學的顯著特點就是大量作品中存在烏托邦情結和帝國情結。帝國情結主要來源于英國的殖民文化和國家性質，它隨著英國社會的發展而出現，同時也隨著它的沒落而消失。這一時期的英國文學體現出強烈的侵略意識和民族意識，因此戰爭文學在這一時期發展迅速。烏托邦文學起源于幾個世紀前英國的政治猜想熱潮，它實際上是一種政治文學，盡管這種文學隨著社會的發展而逐漸消失，但是它的出現曾經推動了人們對強權的戒備和反省。相比英國文學，美國文學由于出現和發展的時間較短，缺乏歷史沉淀，但是為世界文學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和討論。美國文學發展到今天，其最大特點就是對現實的剖析。美國文學作品善于描寫和揭露社會中的種種丑惡現象，并通過對現實的揭露反映社會的本質。此外，由于受到社會歷史的影響，美國文學的創造性較強，并朝著浪漫主義的方向發展。英美文化差異主要是由于歷史的影響，文學評論的差異同樣離不開歷史的影響。例如時代和繼承歷史的抉擇中猶豫不前。盡管近代以來出現的新思維已經深深地影響了英國文學和文學評論，但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英國文學評論還是進入了蟄伏期。與英國文學評論不同，美國的文學作品和文學評論幾乎是同時產生的，這個文學體系的形成源于美國自身，它形成于歐洲大陸，然后在北美得以發展，并逐漸成為一個獨立發展的文學體系。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英國的文學評論是在社會變革中逐漸形成和發展的，新舊文學交替出現形成了它獨特的文學體系。美國的文學評論處處洋溢著蓬勃的生命力和創新精神，然而相比于英國文學，它在文化底蘊方面仍然存在一定欠缺。文學評論的發展具有偶然性，這使我們在研究英美文學評論時也可能受偶然性因素的影響，如評論家個人的喜好和專長等。

總體來看，英美兩國的地域性差別對兩國文學和文學評論的差異性發展具有促進作用，有利于多元文化的發展，同時對推動世界文學的發展也有積極意義。首先來看英美文學評論中語言差異的影響。語言作為文化的表現方式之一，是一個民族得以生存與發展的根本。受到語言差異及各種因素潛移默化的影響，文學評論也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當語言接受一定程度的加工與再創造后，文學作品便會產生不同的文化內涵，進而形成文化差異。英語作為世界上使用最廣泛的語言，一方面推動著世界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另一方面也能發揮自身的優勢，即豐富的文化底蘊與濃厚的歷史感，最大程度地促進文學評論的順利開展。英國文學評論的主要特點為保守、中規中矩，這與英國人思維及個性帶有保守、低調的特點有關。除此之外，英語作為社會發展的產物，且作為英國的母語，人們對其的尊重與敬仰也能極大地影響到文學評論。對于美國人而言，歷史上美國作為英國的殖民地，在英語的運用方面受到了英國人的影響，但美國的發展歷史中沒有經歷過封建時期，直接移植了歐洲的資本主義，這樣的歷史背景使美國文學評論中使用的語言具有先進性與創新性，常帶有夸張語氣，非常直接與大膽。再來看英美文學評論中文化內涵差異的影響。從英國文學評論方面來看，評論語言主要處于繼承與摒棄之間。英國人思維的固守性，使英國文學評論也經歷了較長的發展歷程，無論是帶有宗教色彩還是現代詼諧色彩的文學評論手法，都展現了英國文學評論領域渴望突破自我與探索新興評論方式。從美國文學評論方面來說，其文學評論發展方向與美國文學趨同，不但沒有歷史厚重感，缺乏深層次的含義，而且缺少了歷史文化的積淀，難以在世界文學領域占據一席之地，這些情況都與美國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及歷史文化密切相關。美國的開放性與包容性，決定了美國文學評論語言上的直接與大膽，加之受到印第安土著文化及歐洲大陸文學的影響，文學評論的角度更為靈活與全面，因此美國文學評論在世界文學領域中的意義愈來愈重要。

美國文學和文學評論沒有英國那樣的歷史包袱，因此在文學的發展中顯然更富于創新性，這種文化差異對兩國的文學評論影響深遠。影響不同國家文學評論的因素很多，如社會背景以及評論家自身的喜好等，但是不難發現，民族文化差異對英美文學評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甚至起著支配作用。美國文學評論在創新方面要勝過英國文學評論，而在歷史積淀方面，英國文學評論則更有優勢。

作者:肖莉 單位:湖北美術學院公共課部

《四庫全書總目》(下文簡稱《總目》)以目錄提要的形式對有明一代文學進行比較全面的評論和考證，可以說是一部簡明扼要的明代文學史。它善于從文學史的角度把握文學的發展流變，強調文人的獨特創造，通過推源溯流、比較批評等有效批評方法，準確地概括明代文人的藝術風貌和特征，既能夠比較全面地把握明代文人的總體風貌和藝術成就，也能從文學史的角度給文人以準確的歷史定位。《總目》考辨精微，評價公允，體現了清代明文學研究的學術水平，對現代明代文學的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總目》著錄的明代別集達到1120種，其中241部歸于正目，879部歸于存目。而明代以前各朝別集文獻的總數才有760種，僅明代一朝的別集就遠遠超過了之前各個朝代文獻數量的總和，這恰恰闡述了別集小序中所說的“有明以后，篇章彌繁”。對于如此眾多的明代別集文獻，《總目》如何“剪刈卮言”，又是如何“別裁偽體”，［1］這些都與《總目》對明代文學批評思想有直接關系。一、人品與學術《總目•凡例》云:“每書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眾說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刪，篇帙分合，皆詳為訂辨，巨細不遺。而人品學術之醇疵，國紀朝章之法戒，亦未嘗不各昭彰癉，用著勸懲。”這種人品與學術相結合的解題體例，“悉承圣斷，亦古來之所未有也”。所謂“知人論世”，即提供著者的身世和社會歷史背景材料，以把握該著者所有作品理解鑒賞的一種方法。該法出自《孟子•萬章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總目》非常注意把人品和文品結合起來:“該文章一道，關乎學術、性情;詩品、文品之高下，往往多隨其人品。”一般而言，人品既高，格調自妙。如在明代劉麟《劉清惠集十二卷》的提要中指出，“萬歷丙午，湖州知府無錫陳幼學刊之長興。朱鳳翔為序，稱其文出入秦漢，詩則骎骎韋、杜，固未免太過。至稱其‘標格高入云霄，胸中無一毫芥蒂，故所發皆盎然天趣，讀之足消鄙吝’，則得其實矣。是亦文章關乎人品之驗也。”又如:《未軒文集十二卷補遺二卷附錄一卷》:“明黃仲昭撰。……今觀其集，雖尚沿當日平實之格，而人品既高，自無鄙語。頡頏于作者之間，正不以坦易為嫌矣。”《瀼溪草堂稿五十八卷》:“明孫承恩撰。……及官禮部時，齋宮設醮，承恩獨不肯黃冠，遂乞致仕。較之嚴嵩諸人青詞自媚者，人品卓乎不同。其文章亦純正恬雅，有明初作者之遺。”《考功集十卷》:“明薛蕙撰。……人品之高，迥出流輩。其詩格蔚然孤秀，實有自來。是其所樹立，又不在區區文字間也。”《薛荔園集四卷》:“明余翔撰。……然人品頗高，故詩有清致，不全為七子之膚廓，未可全斥之也。”

可見《總目》于人品與文品的關系是相當注重的。但《總目》清楚地認識到“文如其人”論存在著局限性，有時候，人品和文品是不相一致的，應該全面地分析，不能執于一端。在《總目•凡例》中已明確指出:“文章、德行，在孔門即已分科，兩擅厥長，代不一二。”所以，在著錄過程中，有的是“論人而不論其書”，有的則是“論書而不論其人”。在明代文學批評中，這樣的例子是不少的。如:《峴泉集四卷》:“明張宇初撰。……又稱其嘗受道法于長春真人劉淵然，后與淵然不協，互相詆詰。其人品頗不純粹，然其文章乃斐然可觀。……其言既合于理，寧可以異端之故，并斥其文乎。”《華泉集十四卷》:“明邊貢撰。……今核其品格，實遠遜有韻之詞。蓋才有偏長，物不兩大。附詩以行，視為琬炎之藉可矣。”這些都是對其詩文評價極高，但同時也尖銳地指出了其人品的缺陷，詩文是不能完全用“禮法”來衡量的，其觀點是通達的，這對于我們今天仍然具有很強的啟發和指導意義。文品包括兩個方面，一面是道德之品格，一面是審美之品格。人品決定文品，一是說人品決定了詩文的道德品格;二是說人品決定了文章的審美品格。文人的人品不僅決定詩歌的道德品格，也決定詩歌的審美品格，這是儒家倫理之大體。但《總目》沒有簡單地將二者劃等號，對每一位作者進行具體分析之后，大致分為兩類:一是文如其人，如黃仲昭、孫承恩、薛蕙、余翔等;一是文不類其人，如張宇初、邊貢等。誠如錢鐘書所云:“以文觀人，自古所難……脫曰‘文可覘人’，亦須于言外行間遇之矣。‘心畫心聲’，本為成事之說，實尟先見之明。然所言之物，可以飾偽:巨奸為憂國語，熱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調，則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風，不能盡變為澄澹，豪邁人之筆性，不能盡變為謹嚴。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2］二、因襲與創新《總目》解題在論述明代文學部分看似有極大的隨意性，好像一盤散沙，實則有規律可循。明中葉以后，擬古主義與反擬古主義斗爭得非常激烈，由此產生了文學流派，如前七子、后七子、唐詩派、公安派、竟陵派等。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的前七子在文學上主張復古，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他們以模擬剽竊為能事，李夢陽的詩尤為典型:“公為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混其擬議之跡，以成神圣之功，徒徐其已陳，修飾成文。”后來，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后七子再次發起復古運動。萬歷間，以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猛烈反對前后七子的擬古運動。同時而起的還有以鐘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他們也反對擬古主義，主張獨抒性靈［3］。

《總目》既反對前后七子只講擬議不講變化，也反對公安派、竟陵派只講變化不講擬議，提出了“擬議以成其變化”的文學理論。《總目》在分析高啟時說:“其于詩，擬漢魏似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長，無不兼之。振元末纖秾縟麗之習而返之於古，啟實為有力。然行世太早，殞折太速，未能熔鑄變化，自為一家。故備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啟為何格。此則天實限之，非啟過也。特其摹仿古調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間。譬之褚臨禊帖，究非硬黃雙鉤者比。故終不與北地、信陽、太倉、歷下同為後人詬病焉。”(《總目》卷一六九，《大全集》提要)《總目》即肯定了高啟“工于摹古”的長處，也指出其缺少變化，未能自成一家。而對前后七子的批評也是以此切入:“(李夢陽)倡言復古，使天下毋讀唐以后書，持論甚高，足以竦當代之耳目。故學者翕然從之，文體一變。厥后摹擬剽賊，日就窠臼。論者追原本始，歸獄夢陽，其受詬厲亦最深。……夢陽振起痿痹，使天下復知有古書，不可謂之無功，而盛氣矜心，矯枉過直……而古體必漢魏，近體必盛唐，句擬字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總目》卷一七一，《空同集》提要)“(王世貞)摹秦仿漢，與七子門徑相同……自李夢陽之說出，而學者剽竊班、馬、李、杜;自世貞之集出，學者遂剽竊世貞。故艾南英《天傭子集》有曰:‘后生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每遇應酬，頃刻裁割，便可成篇。驟讀之，無不濃麗鮮華，絢爛奪目，細案之，一腐套耳’云云。其指陳流弊，可謂切矣。”(《總目》卷一七二，《弇州山人四部稿》提要)王世貞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大歷以后書勿讀”，其負面影響尤巨。《總目》指明前后七子模仿漢唐而造成的流弊:“迨其末流，漸成偽體，涂澤字句，鉤棘篇章，萬喙一音，陳因生厭。”七子派的流弊在于擬襲古人風格，徒有其形而不得其神。《總目》也反對公安派，在《袁中郎集》提要有“學七子者不過贗古，學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律而壞度。”《總目》主張把學問和性靈結合起來。明代復古派提倡摹擬古人格調，但是對古人的學問，包括學識、人品、胸襟重視不夠，以致產生膚廓之弊。公安派批評其膚廓，獨標性靈，但是對于學問仍然不夠重視，難免流入淺易。《總目》認為:“七子猶根于學問，三袁則惟恃聰明。”公安派名為救七子之弊，而其弊反而超過七子派。《總目》對以茅坤為代表的唐宋派的摹古也提出了批評意見:“(茅)坤刻意摹司馬遷、歐陽修之文，喜跌宕激射，所選《史記鈔》、《八家文鈔》、《歐陽史鈔》，即其生平之宗旨。然根柢少薄，摹擬有跡。秦、漢文之有窠臼，自李夢陽始;唐、宋文之亦有窠臼，則自坤始。”(《總目》卷一七七，《白華樓藏稿》提要)《總目》的態度是在因與創之間，過于因襲和過于創新均失中道。如《總目•谷城山館詩集》肯定了于慎行:“其論古樂府曰:‘唐人不為古樂府，是知古樂府也，不效其體而特假其名以達所欲言。近世一二名家，至乃逐句形模，以追遺響，則唐人所吐棄矣。’其論五言古詩曰:‘魏晉之于五言，豈非神化，學之則迂矣。何者，意象空洞，樸而不敢雕。軌途整嚴，制而不敢騁。少則難變，多則易窮。若原本性靈，極命物態，洪纖明滅，畢究精蘊，唐詎無五言古詩哉。’其生平宗旨，可以概見。然其詩典雅和平，自饒清韻。又不似竟陵、公安之學，務反前規，橫開旁徑，逞聰明而偭古法。其矯枉而不過直，抑尤難也。”

《總目》主張“矯枉而不過直”，既反對一味摹古，又反對盡棄古法。講究規矩，意主“酌中”，既反對“有擬議而無變化”，也反對“有變化而無擬議”。這種主張在《總目》中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對于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都有其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