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革命根據地的貨幣斗爭和稅收研究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根據地內，各縣抗日民主政府發行流通券的同時，仍然準許“法幣”流通，但禁絕偽幣使用。1939年下半年到1940年上半年，流通券市場信用已經超過法幣。隨后邊區和各縣建立“地方銀號”，總核法幣及統一各縣流通券的發行，以鞏固與提高邊區銀號鈔票的信用。“1940年秋，豫皖蘇邊區根據地空前擴大，各地分散的小塊根據地已基本連成一片，具備了統一發行貨幣的條件。為滿足迅速發展的市場貨幣流通的需要，便于管理，1940年10月，豫皖蘇邊區黨委決定停止發行各縣流通券，由邊區聯防委員會統一印制發行豫皖蘇地方銀號幣，在全邊區流通并以此兌換收回各縣流通券”［4］。為保證市場穩定及流通券在人民群眾中的信譽，任何破壞流通券發行及貪污行為都要受到嚴懲，那些拒收流通券的商販也要受到嚴懲。1940年4月，日偽曾偽造伍元、拾元兩種中央“法幣”和永城貳角、伍角兩種流通券，由奸徒帶入根據地收買糧食，擾亂金融秩序，且有部分群眾受騙。為此，邊區政府和永城縣抗日軍民一面組織查禁，一面在報紙上載文予以揭露，領導邊區開展防偽反假斗爭，指明偽幣紙張低劣、印色易褪，號碼不明等假鈔特點，號召邊區人民提高警惕，大膽揭發檢舉并送政府查辦。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有力地打擊了日偽對根據地貨幣市場的搗亂與破壞。根據地流通券的發行，老百姓對邊區政府的信任，堵塞了日偽和法幣的流入，對于繁榮根據地經濟，防止物資外流，打擊日偽對根據地的經濟封鎖，服務戰時經濟，支援抗日戰爭，發揮了積極作用。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國民黨反動派開始瘋狂地向根據地進攻。進犯豫皖蘇根據地的國民黨隊達10多萬，當時已改編為新四軍的官兵在師長彭雪楓的領導下與邊區民眾經過3個月的自衛斗爭，在成功阻擊東北之敵后，奉命戰略轉移，撤離了豫皖蘇地區。撤離前，“邊區銀號用大量物資回籠邊幣，在大敵入侵之時仍用銀元和生活用品換回邊幣，以盡量減少人民損失”［5］。后來，彭雪楓率新四軍四師主力挺進津浦路西，收復了原豫皖蘇根據地，建立了淮北二地委、淮北蘇皖邊二專屬。在淮北地方銀號第二次發行紙幣，名稱仍為“豫皖蘇邊地方銀號”。對于百姓剩余的邊幣，新四軍四師重返路西時，用帶去的大量法幣和淮北抗幣給予邊區百姓兌換，以此減少百姓損失，保證邊幣流通。為穩定和發展根據地經濟，打擊偽幣，保證市場流通，發行貨幣是必要途徑，不少根據地都有自己的貨幣。如陜甘寧邊區初期發行光華券，光華券在邊區發行流通后，“盡管法幣仍然是邊區流通的主幣，光華券是當做法幣的輔幣流通，但是在某種程度上對法幣仍是一種挑戰”［6］214。然因諸種因素，其在與法幣的斗爭終告失敗。而晉察冀邊區和山東根據地則堅決禁止法幣、偽幣流通，對邊區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42年9月，晉察冀行署決定開展統一市場貨幣工作，規定“抗幣”為本位幣，嚴禁偽幣和法幣在邊區流通。到1943年秋，在邊區中心區終于排除了法幣，肅清了偽鈔，建立了統一的抗鈔市場，穩定了根據地經濟，粉碎了敵人的經濟封鎖，推動了根據地的發展。

豫皖蘇抗日民主革命根據地，處于敵偽、頑包圍、封鎖之中，財政十分困難。開辟財源是一項艱巨的任務。1939年11月，劉少奇在淮北新興集視察，指示可以征稅解決財政困難。稅收工作是邊區以抗日民主政府的合法身份，解決財政的一種辦法。各種稅收工作開展情況不一，較早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的區、縣、鄉最先進行稅收工作，主要由區、縣、鄉的財政機構負責，后來又專門建立了稅務局;在中心區，稅收進行正常，開展較好;游擊區則采取突擊緝私和收稅。根據地以征收商品貿易稅為主。為擴大稅源，根據地主力轉向貿易繁榮的淮上發展。日軍占領蚌埠、懷遠、徐州后，東邊控制了津浦路，北邊控制了隴海路，南邊封鎖了淮河，對淮南和淮北路西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華中地區需要的工業品進不來，土特產運不出去。淮上地區南有淮南根據地，北靠豫皖蘇邊區根據地，西接國民黨防區，內地貨物集散運輸方便，東靠津浦路，工業品“走私”方便，因此淮上地區貿易發展很快。上海、南京等地的商人，把禁運的食鹽、布匹、百貨、西藥、紙張等貨物經過津浦路偷運到淮上的河溜、龍亢等集鎮出售，買走內地運來的“土貨”。阜陽、渦陽、蒙城等地的客商把內地的土貨運到河溜、龍亢出售，買走工業品，龍亢、河溜成為貨物集散地。但是，這些地區稅收很亂，不利于貿易的健康發展，邊區政府對其尤為重視，要求中共中央派得力干部協助淮上稅收工作。中共中央派八路軍后勤供給部200余人前來，幫忙加強淮上稅收工作。邊區政府分別在懷遠的河溜、龍亢和蒙城的板橋設立稅務檢查處，開展稅收工作。為搞好稅收工作，首先進行了市場整頓，加強了市場管理，并制定了新的稅收政策。新的稅收政策，簡便了稅收手續，客商滿意，使其貿易更加繁榮。由于貿易繁榮，稅收收入不斷增加。“僅河溜、龍亢兩處，月收入就達50－60萬元，占整個豫皖蘇邊區全部稅收的72%”［7］89。邊區稅收還有農業稅，即救國公糧，它是抗日根據地普遍實行的農業稅，具有土地所得稅和農業稅的性質。救國公糧的征收，開始采用勸募形式，弊病很多。以后或將自上而下分配與民主評議相結合，或按照條例以率征收，既考慮了負擔面，又保證了征收任務的完成。還有農業統一累進稅。“1940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關于實施統一累進稅的決定。指出累進稅是應向區內一切人民稅收的稅則”［8］127。農業統一累進稅具有土地收益稅及土地財產稅的性質，它以土地的常年產量為標準定稅率，同時降低了下層標準，提高了上層標準，便于各階層負擔更加合理。它的實施，擴大了納稅面，保證了根據地的財政收入，鞏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減輕了邊區人民的負擔，促進了根據地的經濟發展。邊區稅收還有營業稅，即凡在邊區境內開設工商業，從事營業者，不論是個人還是團體，均需繳納營業稅。抗日戰爭時期，關稅(指邊區與敵偽頑占領區之間貿易往來所征的稅)是與敵人進行經濟斗爭的有力武器。由于敵人對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控制糧食、食鹽、布匹等生活用品流入，而設法將對根據地用處不大的物品打入根據地。根據地政府則針鋒相對，當時的關稅原則是:凡我根據地急需之物，鼓勵進口，限制出口;凡是根據地無用之物，則鼓勵出口，限制進口;利用稅收杠桿開展對敵斗爭，以保護根據地軍民的利益。根據這個原則，淮北根據地的規定是:“在進口方面，屬于人民生活必需品基本免稅。一般日用品的稅率為5%至8%;非生活必需品為10%至15%;對于禁止進出口的貨物，采用高稅率為20%至30%。”［9］176－177此外，邊區還有鹽稅、煙酒稅、屠宰稅等。征稅使用邊區財政統一印發的稅收票據，納稅者納稅給予票據后，一律不再重征。所有稅收全部上交，主要用于抗日軍費開支，其次是發展教育和生產，征稅單位不得擅自支用。豫皖蘇革命根據地根據抗戰形勢，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實行了有效的貨幣和稅收政策，通過邊發行邊區貨幣、邊禁絕偽幣流通等方式，保障了邊區經濟的順利發展，提高了邊區政府的威信。通過稅收政策的調整，保證了根據地的財政收入，鞏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克服了根據地的經濟困難，突破了敵人的經濟封鎖，實現了經濟上的自給自足，鞏固、發展、壯大了根據地勢力，為抗戰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

本文作者：劉宸工作單位：西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