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新農村體制下體育組織發展方式研究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一、新農村建設背景下村落體育組織的發展困境

1、村落體育組織的體制性困境

1.1管理體制：部門分割、重復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第十二條規定農村應當發揮村民委員會、基層文化體育組織的作用，開展適合農村特點的體育活動。但鄉村文化活動分屬多個“行政主體”。在縣一級，縣文體局負責群眾體育活動；在鄉鎮一級，文體站負責鄉鎮的文體活動；在村一級，有村婦聯、村委會的文化活動，有老年人協會組織的文體活動。很多村一級的文化活動內容重復，組織形式單一，領導分工不明確、機構大多有名無實，各部門都來管理村級文體活動，又誰都不負全責，各部門之間缺乏溝通和協調。目前的村民委員會基本上是“上面千條線，針眼一線穿”的“針眼型”的全能政府，所有的事情都要由“小針眼”去具體組織落實，對不屬于權轄范圍內的村落體育組織更是無暇顧及。

1.2投入體制：總量不足、個人為主農村體育活動的開展和城市一樣需要有體育場地設施、器材、服裝、指導等作為支撐。目前農村的場地設施主要有籃球場、乒乓球臺、老年活動室、文化大院、個體文化室等。村里經費困難，基本上不能保證上述場所的活動經費，大多數的文體活動場所都依靠“體育精英”或個體老板的贊助來維持正常開支。農村體育設施建設考慮更多的是一塊籃球場、兩幅乒乓球臺的數量等物的因素，很少考慮培養村落體育組織人才建設，有明顯的“重物輕人”的特點，從發展主體上來看，農村村落體育組織的“組織”發展開始進入一個以精英（個人）為主導的初期組織網絡時期。

1.3評價體制：側重形式、忽視效果建立科學合理的評價和評估體制對于村落體育組織發展是一項重要的工作，它能對村落體育組織發展起著監督管理和約束作用。目前村落體育組織的評價與評估工作機制不健全，評價的標準就是有無正式的規章制度及歸口掛靠單位等等，很少涉及到諸如組織管理合不合農民朋友的“胃口”，能在多大程度上滿足農民朋友的健身與組織歸屬需求等問題。由于缺乏統一的評估標準，正式體育社團的評估標準又無法套用，故目前的評估工作缺乏相應的反饋機制，難以確保業已成立的村落體育組織在評估后能夠得到管理和監督，以維持正常的運行及正確的發展方向，上述現象也有一些案例值得我們去思考。例如：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加強體育工作加快體育事業發展的決定（浙委〔2004〕8號）通過省級鄉村體育俱樂部的建設。要求俱樂部日常管理由鄉鎮文體站負責，業務上接受所在縣（市、區）體育行政部門的指導，俱樂部自然成為鄉鎮農民體育協會或上一級體育總會的團體會員，俱樂部每年年底要向鄉鎮文體站上交當年的活動記錄和下一年度的計劃，評價評估工作得到保證，后期的管理對村落體育組織保持正確的發展趨向很重要，也可以避免被邪教組織所利用[6]。

2、新農村建設中村落體育組織的結構性困境

1.供求結構：村落體育組織的不對稱性村落體育組織是農民的自發組織，活動形式靈活多樣，但生存能力差，稍微有一些風吹草動就隨時面臨解散與重新整合的現象[7]。無論是農民自己還是在村干部來看，鄉鎮政府或村委會供給的文體活動與農民村落體育組織的群體活動需求之間沒有太大的差異，只是政府舉辦的體育活動與農民實際參與的以及農民對政府期望的群體活動類型之間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脫節，如鄉鎮政府或村委會將體育協會、老年體協、俱樂部等作為重要的一種群體組織載體，在“節慶”時轟轟烈烈地搞一場農民的體育賽事，但農民認為“健身領袖”“健身精英”才是現代村落體育組織靠山，這些“領袖或精英”可以以一種細水長流的形式帶領農民自發的健身，也是農民急需的組織領袖，比政府“節慶”的一時轟動更好更長效。從二者的比較中得知，供給與農民的需求之間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錯位，特別是在體育健身組織依靠方面表現得比較明顯。

2.城鄉結構：村落體育組織的邊緣性和滯后性《社團登記管理條例》第六條規定國務院民政部門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是本級人民政府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機關。第十條規定成立社會團體，應當具備下列條件有50個以上的個人會員、有規范的名稱和相應的組織機構、有固定的住所、有與其業務活動相適應的專職工作人員、有活動資金等。從村落體育組織的合法性來講，屬于合情合理不合法，但卻活躍在農村體育的各個角落，對農村文化的蓬勃發展起著重要作用。村落體育組織受現代體育組織的沖擊很大，已有主動的或被動的模仿現代城市體育協會組織的趨勢，村落體育組織始終處于這一現代體育組織（協會）的邊緣，可以說邊緣性村落體育組織的發展始終滯后于城市體育組織，原因是村落體育組織成立社團的“困難”[8]。

3.地緣結構：村落體育組織活動地域的封閉性村落體育組織的活動地域相對比較封閉，所謂“百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不同地域的體育活動項目樣式繁多。在計劃經濟時期，政治體育的影響不斷消減，血緣和業緣因素對村落體育組織的影響力也在不斷消減，而基于地緣之上的地域文化特點卻較少受到影響，故保存相對完整。村落體育組織在不同的地域范圍內進行活動，彼此間極少交流，具有一定的封閉性，即不同地域的村落體育組織的活動項目及活動形式差異很大。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色，這與當地的民俗民風結合在一起，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從而造成了村落體育組織的活動內容及發展模式在地緣結構上具有相對封閉性。如冀東秧歌、膠州秧歌、陜北秧歌、唐山皮影、內蒙古那達慕、吳橋雜技、排球之鄉、武術之鄉、少數民族地區搶花炮、擺手舞、賽龍舟等基本上沒有超出地域范圍，難以實現跨區域傳播與均衡發展。

二、新農村建設中村落體育組織的實踐模式

怎樣用先進文化元素占領農村文化主陣地，這是擺在農村鄉風文明建設面前的一件重要工作。《關于進一步加強基層文化建設的指導意見的通知》明確指出，各級政府要加強對基層文化建設的領導和各項保障措施的落實，要加快推進基層文化設施、隊伍、活動的步伐，用先進文化占領城鄉文化陣地。宣傳先進文化固然很重要，但短期內占領農村文化主陣地與農村傳統的價值觀不能夠進行有效的嫁接，也缺少嫁接的載體，這是不爭的現實。而村落體育組織恰恰能夠承載這一先進文化并逐步在農村滲透與傳播，通過創新村落體育組織活動載體占領農村文化主陣地是一個有效的選擇模式，因此不斷加強村落體育組織陣地建設，努力創新農村文化活動載體，廣泛開展群眾性文體活動，用健康文明而又豐富多彩的文體活動占領村落體育組織陣地，豐富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新農村文化建設與村落體育組織進行銜接，并采用漸進式的滲透過程進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傳播，這是促進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的現實選擇。

1、“政府引導、社會參與”實踐模式

在鄉鎮政府引導下，以文體站或農民體協為龍頭，以村委會、婦聯、文化活動室為樞紐，通過文化站、村委會、婦聯、團委的共同組織和配合舉辦形式多樣的、豐富多彩的文體活動，在村委會、小廣場或農家小院成立“健身大院”。在政府的引導下，體育協會和鄉鎮政府將不同類別的健身群體進行橫向和縱向的互補性“整編”，如鑼鼓隊、秧歌舞、腰鼓舞、舞蹈隊、舞龍舞獅隊、健身操舞類等通過整編并與現代體育活動形式相融合，突出地方體育活動群體特色。例如湖北來鳳縣積極開展具有土家民族文化特色的群眾文化活動，僅土家擺手舞隊就有50多個，在第十五屆群星獎頒獎晚會上，來鳳縣擺手舞榮獲廣場舞“群星獎”。湖北各級農民體協、文體站還組織各地廣泛開展一系列有創意、有規模、有特色的農民健身活動，如黃石健身氣功展示、鄂州村村籃球賽、襄樊千人登山賽、恩施來鳳土家擺手舞、荊門龍獅表演，潛江端午龍舟賽，神農架火炬傳遞長跑等展示了“政府引導、社會參與”的實踐模式的新風采。

2、“娛樂主導、健身協同”實踐模式在廣大農村地區廣泛開展秧歌舞表演賽、龍舟賽、乒乓球賽、籃球賽、棋牌賽、卡拉OK比賽等多種娛樂性趣味賽，帶動全民健身活動普遍開展，激發農民自覺投入到健身組織中來，以娛樂的形式達到健身的目的，通過組織群眾文藝匯演、農民籃球賽等多種活動，推動村落體育組織活動的開展，特別注重引導農民面向市場開展各類文化體育活動，以休閑娛樂為主導，體育競賽與日常健身相結合共同促進村落體育組織的發展。例如：河北興隆在全縣290個行政村成立秧歌隊290個，農民小劇團6個，籃球隊86個，乒乓球隊123個，并經常開展有組織的群眾文體娛樂活動。湖北580個鄉鎮均成立了農民體育組織或鄉鎮農民體育輔導站，在農民體育娛樂健身活動中發揮著播種機、加油站的作用，這些措施使體育組織網絡化建設不斷完善，達到了以體育“競賽”與日常健身相結合的“娛樂主導、健身協同”實踐模式。

3、“精英帶頭、領導協調”實踐模式

以農村健身精英或健身帶頭人為主，以領導協調為輔的“精英帶頭、領導協調”實踐模式是村落體育組織發展模式的創新和嘗試[1]。通過“精英人物”將現代體育組織發展的經驗與農村本土自發自在散落型組織相融合，加強村落體育組織與現代體育組織的滲透、交互，通過鄉鎮領導的協調實現農村村落體育組織的橫向、縱向、外向整合。第一，依靠精英支持的“精英帶頭、領導協調”實踐模式。以健身精英“投資”體育組織發展與體育設施建設，可以豐富村落體育組織的內涵。健身精英是村落體育組織中“主流文化”的先進因子，也是村落體育組織的發動機、傳播者和倡導者，在健身精英的周圍凝聚了一大批體育健身積極分子，形成了一個以精英為核心的體育健身組織網絡。同時他們又是地方傳統體育文化的講述者、表演者。依靠健身精英帶頭，領導的扶持與上下溝通是村落體育組織發展的一個現實的選擇模式。第二，依靠精英整合的“精英帶頭、領導協調”實踐模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國家對農村體育的管理可以借用農村潛在的“體育組織人才”，比如體育精英、宗族長老等。在新農村體育建設的過程中，村落“健身精英”更是我們開展村落體育組織建設活動必不可少的人力資源，他們熟悉民間的體育活動組織，并有著很強的“鄉土情結”。村落體育組織建設過程中，各級領導對“健身精英”的挖掘與培養是必然的選擇，通過鼓勵農村體育精英自辦體育大院、體育中心戶、體育室，健身精英可以形成一人帶一組，一組帶一村，一村帶一片的良好效果，對新農村文化載體起到有效的銜接與整合作用。利用健身精英整合農村體育發展這盤大棋，繁榮村落體育組織的體育網絡。健身精英是銜接“組織”與活動的兩個環節的橋梁和紐帶，抓住契機，注重挖掘并培養民間體育藝人，并將其登記造冊。依靠精英銜接的“精英帶頭、領導協調”實踐模式是農村體育組織延伸的“中轉站”。在目前的條件下，雖然近些年大學生村官在農村體育活動群體發展中起到了很好的帶動作用，但不是長久之計，都市的體育精英很難到農村去協助農村體育組織的發展。如果農村沒有精英帶頭的體育群體組織，政府的各種管理措施和手段就很難在村落里找到落腳點，更難以得到有效的落實，更談不上農村體育的發展問題了，因此，依靠精英的整合是“精英帶頭、領導協調”實踐模式的保障。

4、“自發組織、慣性整合”實踐模式

2012年中國農民體育協會提出了今年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根據《中國農民體育協會“十二五”工作規劃》，推進農民體協組織建設，大力推動本地區農民健身組織網絡建設；二是建立省、縣、鄉(鎮)一級的單項體育協會和健身俱樂部，以及村一級的健身晨(晚)練點，為自發性的群體健身活動提供了組織保障；三是要推動農民群眾開展有組織的體育健身活動。農民體育協會“十二五”工作規劃為村落體育組織發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在農村，許多以自發組織為基礎的傳統體育活動正是在地方農民長期組織活動的定勢和習慣延續的產物，農民自發的傳統體育組織活動比較活躍，組織了鑼鼓隊、秧歌隊、舞龍舞獅隊，出入于鄉鎮廟會、開業慶典、過年過節等場合，作為農民自娛自樂與傳統體育文化延續過程的結合體，采用“自發組織、慣性整合”的實踐模式是繼承村落體育組織的傳統、維系民間傳統體育組織資源存量的重要方式。以“健身精英”或“愛好者”為帶頭人在節慶日或農閑時節帶領農民自娛自樂，是當地村落體育組織活動的主要表現形式，鄉鎮領導部門可以適當采用慣性推動的整合模式逐漸引導村落體育組織向正式體育社團組織靠攏。

結語：社會轉型期，諸多原因形成了農民體育組織組織程度低的現況，未來中國農村村落體育組織發展，終究要走農民自組織化的道路。鑒于經濟發展仍將是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農村發展的主題，所以急需要建立以組織為抓手推動農村體育發展的創新型發展模式。國家提供政策和法律環境，公共體育服務由村委會和其它類型的自組織（包括中介組織）分別承擔，以此來提高村落體育的自組織程度，唯有如此，村民才能夠更好地維護和實現體育健身的權益，農村村落體育組織組織程度低的現狀才能得到根本改觀，進而，以村落體育組織為載體宣傳和展示先進的、積極的文化元素才成為可能。應當說村落體育組織的發展與實踐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一種初步嘗試。村落體育組織的組織化進程還有許多結構性和體制性障礙，不可能一蹴而就。可以認為，通過用“過渡性”的視角對農民群眾性的體育組織進行定位，是村落體育組織的發展路徑與實踐模式的一種現實性選擇。

作者：張鐵明秦更生韓斌譚延敏劉杏春單位：中南民族大學體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