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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社會教育改革的背景

（一）日本就業結構調整的需要

隨著經濟全球化以及國際化的迅速發展，國際社會之間的競爭愈演愈烈，為尋求更大的經濟利益，日本企業加快了國際化發展步伐，日本國內的就業結構也開始發生變化。20世紀90年代之后，日本經濟進入“失去二十年”的經濟不景氣時期，日本企業的經營困難使得國內就業形勢越發嚴峻，居高不下的失業率成為日本社會發展的夢魘。終身雇傭制的逐漸瓦解使得越來越多的勞動者被裁員，同時也使得日本家庭深深陷入生活的不安定狀態，自殺、患“自閉癥”等人數逐年攀高，失業之后不能再就業以及找不到合適工作的年輕人數量與日俱增，數十萬的“啃老族”同樣成為日本經濟繼續發展的絆腳石。上述社會狀況使得日本民眾陷入被“放任”狀態，同時也增加了日本社會的不穩定因素。解決這一棘手問題，改善日本國內的就業狀況成為日本社會必須要面臨的嚴峻課題。如何使民眾主動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并提升自身所具備的能力，即提升民眾經濟的主體參與能力是該問題解決的瓶頸。在此情況下專注國民繼續教育的社會教育成為日本社會關注和改革的重點。

（二）日本高齡、少子化社會的到來

20世紀90年代之后，日本逐步步入高齡、少子化社會。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2050年左右，日本的人口將減少2000萬，而到2090年左右，日本人口將減少到6000萬左右[1]。該變化給日本社會教育帶來了新的挑戰：老齡化人口的逐漸增多加大了老年勞動力在整個勞動力市場的所占比重，如何提高老年勞動力的能力水平成為日本社會教育必須要解決的問題之一；中青年勞動力的減少必然帶來女子勞動機會的增加，女子素質能力的提高需要學校教育以及社會教育的雙重努力，而如何向女子提供更優異的社會教育也是日本社會教育不得不考慮的問題；少子化社會的發展擴大了學生進入普通高等學校的機會，進入職業教育領域的學生逐年下降，這些學生畢業之后，如何實現與所接受教育的順利“對接”是日本社會教育發展所面臨的又一重要難題。此外，高齡、少子化社會的逐步發展還弱化了日本地區社會以及民眾個人之間的良好關系，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該狀況要求社會教育在提升勞動者能力的同時，還要以地區社會為基礎建立起相互承認的社會關系。

（三）日本教育改革的必然

伴隨著少子化社會的來臨、高等教育入學率的提升以及日本國民對自身教育文化水平要求的不斷提高，日本社會所潛藏的教育危機開始顯現。在學校教育方面，日本資本主義社會的相對成熟在擴大教育產業相對值的同時降低了中小學等基礎教育機構以及大學等高等教育機構的相對地位，學生拒絕上課、沉迷于網絡游戲、單個或多個欺負弱小學生、學生毆打教師、教師猥褻學生等問題不斷發生，這些問題的解決單純依靠學校教育遠遠不夠，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結合的重要性越來越明顯；在學校外職業教育方面，日本社會的長期不景氣降低了正式員工的雇傭數量，提升了具有較強綜合運用能力以及實踐能力的新型人才的雇傭機率。在就業結構調整、終身雇傭制逐漸解體的大背景下，以企業內部培訓為主要形式的學校外職業教育運行機制與日本企業發展需要之間的矛盾日漸突出；在提供教育的機構方面，少子化社會的來臨減少了高等教育機構的學生來源，將社會人員吸收到高等教育機構成為越來越多高等教育機構的選擇，而該問題的解決就涉及到了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的融合問題。

二、日本社會教育改革的新進展

（一）以市場化為原理改革社會教育形式

隨著經濟領域市場化運行的不斷深入，以市場化原理運行為主以政府調節為輔的市場運營模式逐步深入人心，這一點也同樣反映在了教育領域。教育開始關注效率、競爭和自由等市場理念，學習過程明碼標價，個人的消費能力開始決定自己所能參加的教育形式。受教育市場化的影響，日本社會教育領域也開始接受市場化運行原理，開始逐漸走出政府的限制，按照教育接受者的要求安排社會教育的內容和形式，同時根據教育接受者的需要作出及時的修改。日本在社會教育中引入市場化原理的方法是將社會教育設施等進行分類，可以向市場開放的由具有相當實力的民間組織負責承擔，并賦予民間組織提供服務的職能；不適合向市場開放的由政府等部門對民間組織所提供的市場化服務進行監督和管理，并保留行政機構的行政職責，從而實現國家和國民利益在某種程度上的平衡。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社會教育開始出現市場化特征，日本社會教育除依靠國家和政府的支持之外，還通過國家的宏觀調控、獎勵措施以及教育結果評估等手段將大量的非營利組織（NPO）、非政府組織（NGO）、公共團體以及以個人為單位的志愿者等吸收到社會教育領域，以推動社會教育的發展，如教育文化產業以及休閑教育的發展等。進入新世紀之后，在前首相小泉純一郎新自由主義改革路線的影響下，日本社會教育的市場化發展特征表現的更加明顯。2003年，日本以推進社會教育行政管理民營化為目標，開始在社會教育領域實施指定管理者制度。該制度將社會教育設施向非營利組織（NPO）、非政府組織（NGO）、公共團體等開放，賦予指定管理者社會教育設施的管理權限，指定管理者通過市場的把握以及自身的判斷向教育接受者及時提供教育產品。指定管理者制度的最大特點就是擴大了指定管理者對社會教育設施的管理權限。與此同時，日本社會教育形式也開始發生變化。為提升社會教育設施適應市場變化的能力，日本廢除了社會教育設施的制約性規定，如公民館運行必須要有運行委員會規定的廢除、公立博物館學員人數限制的廢除等。此外，為了滿足不同群體社會教育接受者的教育需求，日本將學校教育資源和社會教育資源都融入到社會教育活動之中。一方面，通過社會人士入學、夜間研究生制度等將學校教育資源向社會開放，另一方面還允許普通民眾提出社會教育設施的使用申請。在教育內容方面，日本社會教育還力求做到貼近教育接受者，在重新審視各種教育內容功能的基礎上向教育接受者提供更加優質的服務，以使民眾的要求能夠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

（二）以終身學習為理念發展社會教育設施

全球化的迅速發展提升了教育在人力資本生產過程中的重要，社會教育領域同樣如此。在該背景下，以終身學習為理念的社會教育設施得到大幅發展。從國際范圍來看，終身學習理念以推動經濟社會的競爭力為主要目標，教育接受者在市場化原理指導下接受符合自身發展的社會教育形式，教育接受者負責自身的終身學習質量，從而提高自己在激烈社會競爭中的雇傭機率。終身學習以青少年和社會職業人士為教育對象，以學校、社會、家庭為教育的實施場所，包括農村型的終身學習形式、城市型的終身學習形式、全國性的終身學習形式以及區域性的終身學習形式。可以說，終身學習理念是多元化的學習綜合體。20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逐步按照終身學習理念對社會教育設施等進行改革，主要措施包括：（一）從國家角度提出終身學習教育改革計劃，從而引起社會成員的廣泛關注。20世紀80年代，日本政府將終身學習作為第三次教育改革的基本目標之一，著手以國家為發展平臺推動終身學習的發展。（二）完善社會保障機制，保障全體國民的終身學習權利。為促進終身學習社會的順利形成，日本文部省成立了專門從事終身學習的行政機構———終身學習局，并將其升格于其他各局之上。（三）加強終身學習方面的有關立法，使終身學習有了可靠的保障。1990年，日本頒布了《終身學習振興法》，將終身學習的開展提升到國家發展高度。在上述政策措施的影響之下，為滿足終身學習的需要，日本對社會教育設施進行了大力改善，主要表現在：（一）傳統社會教育設施的改善。傳統社會教育設施主要包括公民館、博物館以及圖書館等。為了適應終身學習社會建設的需要，日本拓展了上述教育設施的數量和功能，如：公民館要適應社會成員學習高度化發展的需要、要發揮與其他行政機構和民間團體等相互合作的作用、要幫助社會成員形成終身學習思想等；公共圖書館在數量方面由1987年的1801所增加到1999年的2593所，博物館由1990年的799所增加到1999年的1045所，博物館學藝員人數由1990年的2066人增加到3094人[2]。（二）新型社會教育設施的建立。新型教育設施指的主要是20世紀90年代大量設立的“終身學習中心”。該機構是地區性的社會教育綜合設施，主要功能為向社會成員提供學習信息、向教育指導人員提供進修服務、研究開發學習用教材和學習方法等、對社會學習狀況進行調查并負責聯絡、與其他社會團體共同推動廣域范圍內終身學習的發展。

（三）以地區主體性為原則改變社會教育策略

新自由主義改革路線是日本進入21世紀之后社會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此項改革以政府的宏觀調控為基礎，本著適合向民間開放的活動由民間團體承擔的方針，通過國家的宏觀調控、獎勵措施以及結果評估等手段對民間團體加以引導，從而實現民間團體活動與政府步調相一致的目標。該改革措施加速了地方分權化的發展以及以地區主體性為原則對日本經濟社會進行改革的步伐。綜合來看，地區主體性原則以各地區居民為活動主體，以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為活動宗旨，秉承相互參與、權利共享、立場平等的核心思想，通過民間團體與地區居民的活動互動，實現地區范圍內居民共同意識的形成，從而達到推動地區社會發展的目的。在上述背景的影響下，日本社會教育策略開始明顯體現出地區主體性的原則。地區主體性原則在日本社會教育領域的加速滲透始于新世紀伊始。2000年，日本“教育改革國民會議”就日本的教育改革問題提出了《教育改革十七項提案》。該提案針對日本教育中存在的劃一性等問題，提出了具體的改革方案。2001年，日本文部省（現在的文部科學省）向日本國會提交了《21世紀教育新生計劃》，以期推動《教育改革十七項提案》的具體實施。上述兩項措施推動了地區主體性原則在社會教育領域的滲透。從社會教育的策略變化來看，地區主體性原則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一）地區社會教育與地區學校教育的融合。為推動日本人的綜合發展，日本開始積極引導地區社會教育進入地區學校教育，使二者達到更好地融合。學校教育教學計劃的制定要考慮地區社會教育的活動計劃，將其作為學校教育中的有效環節。反之，社會教育活動計劃在制定時也要充分考慮學校的教育教學計劃，使其達到整體性的融合。代表性措施主要有利用學校空閑教室邀請社會人士與學生交流社會經驗的“社區交往交流事業”以及推動社會教育對學校教育配合、增強學生與社會的交流和體驗的社區“教育日”等。（二）多元文化共生教育的實施。日本國際化進程的發展帶來了地區社會中外國勞動人員以及歸國子女人數的激增。為適應這一發展趨勢，日本開始在社會教育中實施多元文化共生教育，通過承認上述人員在該地區受教育的權利、廣泛推動與地區社會人員的交流以及異民族文化學習等措施推動地區社會主體性原則的發揮。如1998年，日本川崎市在充分認識外國人生活狀況的基礎上出臺了“川崎市外國人教育基本方針———創造多元文化共生的社會”。該方針注重在川崎市外國人基本人權的保障，同時將兒童的學習權以及外國人的文化歸屬感作為該地區社會教育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

三、日本社會教育改革對我們的啟示

（一）市場化與社會教育改革

在市場化國際發展趨勢的影響下，社會教育領域的市場化發展趨向日漸明顯。這一點在我國社會教育領域也有突出表現。從其優點來看，社會教育的市場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滿足社會教育日益增長的財政需求與國家有限的財政支出之間的矛盾，同時有助于社會教育管理系統分權化的發展以及社會教育的創新以及效率的提高等。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社會教育系統所提供的教育產品與教育接受者之間的需求相脫節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學生所學內容不能很好地解決生產過程中遇到的實際問題。此外，我國的社會教育系統還存在各自為政、辦學條件差、運轉經費多由學生學費承擔等現實問題，抑制了我國社會教育對其自身進行改革提升的能力。市場化的引入有助于解決社會教育的財政經費問題，同時還可以提升教育的輸出效率，推動社會教育質量的實質性提高。日本以市場化為原理改變社會教育形式的做法值得借鑒。我國可以市場化為原理改革社會教育形式，加強社會教育與社會發展以及社會成員需求之間的聯系。但是，市場化本身存在著一些固有的問題，如果解決不好將會抑制市場化積極作用的發揮，如：社會教育的機會公平問題、盲目追求效益最大化而對社會教育質量的影響問題等等。這些問題是在引入市場化的發展過程中也不得不考慮的實際問題。

（二）終身學習與社會教育改革

終身學習教育體系包括學校教育體系和社會教育體系內容，其中社會教育處于終身學習體系的核心地位，是終身學習體系的先行者和實踐者，能夠補充并擴張學校教育的職能，同時調整教育對社會發展的滯后性，緩和社會發展與教育發展之間產生的矛盾。因而，在終身學習體系的構建過程中，振興社會教育至關重要，這一點同樣適用于我國終身學習體系的建立與發展。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勞動者通過學校教育所掌握的技術水平越來越不能滿足發展需要，學校教育所教授的學習內容與社會發展所需要的素質水平不相符合，這使得勞動者在結束學校教育之后繼續按照自身需求接受一定程度的社會教育成為了必然，且受經濟社會不斷深入發展的影響，此種必然必將伴隨勞動者的一生。另一方面，我國的社會教育系統多與社會需求相脫節，不能緊隨社會發展的要求改革自身教育內容從而滿足社會發展需要，學生參加社會教育也多是出于學歷的需要或者是工作所迫，真正出于提升自身能力而參加社會教育的勞動者屈指可數，此種狀況限制了我國社會教育質量的提高。該矛盾的解決需要立足于社會需求的視角，對社會教育體系進行改革。如加強社會教育、學校教育、社會需求之間的關系，對社會教育形式和內容進行改革等等。

（三）地區主體性與社會教育改革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社會教育在提升地區勞動者能力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正在為我國社會所認同。然而，我國社會教育自身所存在的問題限制了其融入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主體性的發揮。從整體上看，我國各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不平衡的基本國情決定了地區主體性在社會教育改革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然而，如何使地區主體性最大限度地推動地區社會發展是一項重要課題。該問題的解決關鍵在于社會教育中地區主體性的正確發揮，即結合我國的基本國情以及社會經濟發展實際狀況，以服務地區經濟發展為目標改革社會教育。這一改革需要按照社會發展要求改革社會教育運轉模式，充分調動社會教育在地區社會中的積極主動性。我國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均衡決定了人才需求的多樣化以及對社會教育的多樣需求。因此，社會教育機構要在保持特色的基礎上對傳統學科作出改造，同時根據社會發展需求設置一些新的專業，最大限度地將教學內容、專業設置等與本地區的產業狀況、企業需求等相聯系，主動吸收社會有經驗人士進入社會教育領域，推動與地區產業的合作與交流。同時，社會教育還要關注特殊人群的教育工作，如農村婦女、農村工人、殘疾人以及老年勞動者、下崗人員以及歸國子女等等，消除這些人員在就業等方面所面臨的歧視，真正使地區社會成員融入到地區社會經濟建設之中。

作者：陳君王緣緣工作單位：河北聯合大學外國語學院衡水學院外語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