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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8年，中共中央組建中央審計委員會，作為黨中央決策議事的協調機構。之后，在委員會會議上進行首次講話，增強了廣大審計干部的政治責任感、歷史使命感和職業榮譽感，掀起青年干部開展審計理論研究的熱潮，更熱情的投身于國家的審計事業。當然，為了積極響應政府號召，多數高等院校對審計專業的招生規模也逐漸增加，招生科目逐漸細化，甚至一些綜合類知名大學也開始開設審計課程，實現了從無到有的跨越，力圖為國家輸出更多有能力的審計人才。然而，僅提出審計教育創新理論的研究是不夠的，只有在確定審計教育質量衡量標準的基礎上，進行教育質量數據的收集、評估、分析和監控，從實際出發，發現各高等院校審計教育質量存在的問題，把發現的問題融入新時代的特定背景中，并結合理論進行分析，那么理論創新才具有一定的意義，才會顯得“接地氣”。因此，盡管審計學術界和實務界紛紛為響應黨組織號召做出相應的努力，但是在高等教育審計如何與實務訴求契合的問題上缺乏應有探討，而此種缺失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國尚未形成合理可實行的審計教育質量評價框架，對各院校審計教育質量效果進行度量，因而無法具有針對性的發現審計高等教育與社會接軌中存在的問題。基于此，本文基于新時代下新技術和新理念對審計教育改革的影響，首先深入分析審計教育質量評價問題在理論和實踐層面的必要性；其次基于院校影響因素理論，從審計教育質量的輸入性、過程性、結果性質量維度，構建審計教育質量的基本評價框架和新時代下的評價框架；最后，對審計教育質量評價框架的應用提出相應建議和展望。

二、新時代下構建審計高等教育質量評價框架的必要性分析

（一）新時代信息化和網絡化增加了審計教育投入的異質性。20世紀下半葉掀起的信息技術革命，使得信息技術逐漸替代機器大工業而成為生產方式的主導。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計算機網絡技術逐漸滲透到生產經營活動的各個方面，使得傳統的會計技術方法發生深刻的變化，對會計信息的輸入、加工、處理、傳遞和使用產生深遠的影響，對會計職業人員的能力要求隨之增加，這種職業標準的變化必然也會使部分高等院校對會計教育的硬件設備投入增加。審計教育與會計教育具有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關系，因此在信息化和網絡化的背景下，審計工作在人工流程簡化、效率提升方面必然也會發生變化。新技術興起之時，吳春梅等（2018）提出可以利用大數據解決信息系統審計問題，研發一套具有數據收集、數據集成和提取、數據存儲、數據審計分析、結果展示和用戶訪問功能的，適用于信息系統審計的審計大數據工具；在人工智能方面，可以將語音識別、文本分析、自然語言處理等技術應用于審計技術當中，以此利用人工智能代替一些重復性的工作，提高審計人員的工作效率；也有學者提出可以利用“智慧教育和互聯網+”創新安全審計模式，解決信息審計的弊端（劉國城，楊麗麗，2018）。在這種信息化的大背景下，高等院校的審計教育也逐漸迎合新時代的發展趨勢，增加信息系統審計課程，據統計，目前有40多所院校開設了信息系統審計課程，搭建了審計高等教育和審計實務工作之間的橋梁，為新時代審計人才的輸出做出了貢獻。在新時代下，在各院校紛紛建立信息系統的同時，對審計專業教師能力和數量的需求也在逐漸增大，使得全國審計高等教育資源投入的異質性增加，即無審計課程投入、僅有單一課本教學的審計投入和包括信息系統的審計課程投入共存的局面表現得更為顯著，進一步使審計教育人才輸出的異質性增加。那么，如果建立一個審計教育輸入質量的評價框架，將能有效度量不同院校的審計投入情況，針對審計教育軟硬件投入做出估計，更容易了解新技術對審計教育影響的趨勢，把握審計教育改革的方向。（二）新時代國際商科教育環境復雜化對審計教育帶來重要影響。伴隨新時代全球經濟一起化，文化多元化的趨勢，各種學科逐漸與國際接軌，審計教育也不例外。以往學者多以AACSB提出的商科認證標準說明中國審計教育與國外的差距，或利用對比研究描述中國審計教育存在的問題。曾曉紅等（2006）提出美國、英國、日本、澳大利亞普遍采用實地考察的教學方式,并且組織學生進行項目小組實習和多形式的社會實習，模擬實習和異地學習也是廣泛采用的教學方式。之后，曾曉虹（2011）進一步指出國際審計教育環境發生重大變化，高等商科教育的國際認證標準出新，IAEP教育項目以及加拿大CBE教育模式的變化對我國對審計教育變革、質量改善具有較大啟發作用。在國際環境發生變化的影響下，我國多數院校審計課程設計、師生交流方式和考核方式逐漸發生改變，部分學校審計課程逐漸采取案例教學，尤其是專業類的財經院校，在課程設置方面，積極開展審計信息化課程；在師生互動方面，隨堂檢測與小組討論也逐漸成為審計課程教學的常態；在課程考核方面，學生日常課堂表現，如課堂平時溝通、演講能力也逐漸納入學生考核的標準，逐漸擺脫改善以往純應試的考核方式。甚至一些院校的學者提出，在交叉學科研究盛行的當今社會，可以從交叉學科角度進行審計學科研究，培育專門師資，并細化審計專業的課程設計，如審計行為學、審計經濟學、審計社會學等（蔡春等，2011）。另一方面，國內外舞弊案件的頻繁發生對我國審計職業道德教育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審計職業道德要求審計師保證應有的職業懷疑和專業勝任能力。屈小蘭和張繼勛（2012）綜述了職業懷疑相關文獻，深入闡述了審計職業懷疑與審計人員個體特征以及審計職業懷疑行為的關系，并指出了未來研究發展的方向；張川等（2015）基于問卷調查數據檢驗了國家審計人員控制機制的有效性，從機制完善的角度對如何提高審計人員職業道德提出建議；李宗彥（2014）提出審計倫理教育可以通過“獨立式”和“嵌入式”相結合的審計倫理教育模式提高。故而，積極開設單獨的審計職業道德課程并選擇合理有針對性的職業道德課程的教學模式也是促進當今審計教育發展的一種方式。以上國際環境的變化均可能對我國目前和未來審計課程的設計、審計課堂的教學產生重要影響。而在缺乏統一標準的審計教育體系下，面對當今國際環境的變化，我們很難把控審計教育質量的高低變化和地區差異。因此，在新時代下，我們需要探討各個地區不同院校的審計教育質量問題，并建立一個可以衡量不同院校審計教學過程的評價框架，去有效的將定性問題向定量研究過渡，更加有說服力的提出相應建議。（三）新時代黨和政府對審計人才的定位提高到新高度。黨的把審計功能的作用提高到新高度，進而對審計人才的能力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體表現在：審計是國家監督體系的重要組織成部分，是實現依法治國的重要保證，而新形勢所帶來的審計職業要求復雜化，使得原本單一型審計人才與審計職位匹配度降低，因而需要更多具有政治、經濟、信息技術等復雜知識結構和高素質的人才盡快出現。根據人力資本理論，學生所受的教育與其對社會的價值具有一定的正向關系，因此各高等院校在新形勢下逐漸響應政府號召，加強對審計專業人才的培養，提高其社會競爭力。但是，不同學校基于地域資源、經濟形勢、學科設置的不同，使得對審計人才的輸出質量具有一定的異質性，具體可能表現在，經濟類院校審計學科設置較為細化，其培養的審計學生專業水平較高；綜合性大學的審計專業人文環境較高但是審計學生培養體系不完善，因此其審計就業生可能溝通等素質能力高但專業知識欠缺。對于不同情況對審計就業生的影響，如何進一步進行標準化，切實可行的衡量呢？這就需要建立一個審計教育輸出質量指標體系，細化衡量不同院校在審計人才輸出的水平，并有針對性的提出相關建議。正是由于新時代下，新技術對高等院校審計投入異質性增大，新時代在教育與國際趨同的基礎上，國家商科教育環境對我國審計影響增加，我國政府對審計人才的標準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探討如何度量審計教育質量，并設計標準化的審計教育質量評價指標體系，判斷審計專業與新時代新形勢契合度的高低就具有一定重要性，具體邏輯圖如圖1所示。

三、新時代審計高等教育質量的評價框架構建

（一）審計教育質量評價的基本邏輯架構。教育是一個大系統，其中有不少子系統，如學前教育、義務教育、高等教育等，不同教育系統的目標、體系雖有所差異，但是本質的教育理念幾乎一致，即需要良好的師資隊伍，優異的教學資源和能滿足學生發展的優秀的學習平臺（李云梅，2011）。但是，每個學校師資如何衡量、教學資源是否豐富和其對學生發展的影響程度如何，目前并沒有統一的標準。對此，西方學者阿斯丁、丁托等提出了院校影響理論模型，旨在闡述學生成果產出的影響因素與過程，即教育系統一般包括輸入端、加工過程和輸出端，教育的輸入和過程互動將會對輸出端產生重要影響。審計教育是一門偏實踐性的課程，其不僅需要資金的投入以滿足相關資料的購置，也需要師生之間有良好的互動交流，學生之間互幫互助，進行實驗模擬，最終需要培養出對社會有用的審計人才，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因此，基于院校管理理論對審計教育質量進行分析評價是較為可行的。對于審計教育的側重方式，國外教育質量經歷了從重視教育輸入到強化教育效果到最后到重視過程性質量的過程。美國的ECPE（EducationCriteriaforPerformanceExcellence）評價指標就包含了以學生滿意度等為主的結果績效指標衡量，而國內審計教育尚未規定明確的指標評價體系。因此，本文依據系統論和院校影響理論，進一步從審計教育的輸入性、輸出性、結果性質量維度闡述審計教育質量的基本衡量框架。（1）審計教育輸入性質量。審計教育的輸入性質量是指為審計教育結果服務的基礎性人力、物力、財力。結合目前學前教育研究指標的思路和教育子系統原理的一致性，目前可以將審計教育的輸入性質量的衡量分成物力輸入、人力輸入以及財力輸入。物力輸入可以包括院校是否有專門的審計電算化系統設備、資源供給是否具一致性和穩定性，是否有專家服務系統，教學相關的資料、組織規模、教師安排、日程安排是否按時提供等；人力輸入包括審計教師規模、師生比、教師收入、教師從業經驗、教師是否取得相關社會類考試證書（CPA、CMA等）、教師是否為審計學會或其他審計組織協會的會員等；財力主要指院校對開設審計課程的相關投入，如購置相關設備、購置與教師研究相關的數據庫軟件等。之所以認為這些指標可以衡量審計教育的輸入性質量，因為引入電算化設備、引入資歷較高的教師需要較高的資金投入，并且資歷高低可以從教師的職業技能和經驗角度代替，因此，其能進一步較為細致衡量出的不同院校審計教育的投入程度。（2）審計教育過程性質量。審計教育過程性質量可以分成課堂師生情感交流和課程設置兩個方面（李云梅，2011）。課堂社會師生情感交流反應了課堂師生之間的一種關系，高質量的課堂中，較好的社會情感有助于課堂形成溫暖、互相尊重和充滿責任的氛圍。良好的師生情感交流需要教師具備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質和道德水平，能掌握靈活的教學方法和手段，從實際出發，借助多種范式，以提升學生的審計思維為中心，調動其學習主動性與積極性，促使其能夠自覺主動的學習，具體可以從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系，如互動、溝通的程度和頻率角度考慮；課程設置指審計是否有實操性課程、是否開設政府審計和內部控制審計課程、是否有交叉學科審計課程如審計行為學、審計經濟學等。（3）審計教育結果性質量。審計教育結果性質量主要從各院校審計專業在讀生能力或畢業生發展情況來考慮。具體可以將學生發展情況分成軟實力和硬實力兩個維度。軟實力即為內在實力，又可以劃分為兩個維度，即審計專業學生的認知能力、非認知能力。認知能力是指學生在進行審計判斷時對相關信息搜集、處理、加工的能力；非認知能力主要指學生是否有良好的道德修養和社會交往能力，如審計的職業操守、誠信、獨立性，是否具有職業懷疑態度和較高的合作能力以及協調能力等。硬實力可以從審計專業學生的就業情況方面衡量。據統計，審計專業學生就業去向一般為三個方面，即政府部分審計、企業內部審計、會計師事務所或律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以及去各院校做科研。高質量的審計教育培養出的學生一般具有較高的審計專業知識和實踐能力，有更多就業的選擇權，因而容易選擇平臺相對較高的平臺進一步鍛煉自己或為社會服務。因此，對于審計教育的硬實力可以從就業質量角度衡量，即學生是否通過注冊會計師考試、進入“四大”人數、進入全球500強人數、進入知名國企人數或進入比率角度來衡量。（4）輸入、過程、輸出性質量之間的關系。系統論指出，圖2審計教育質量基本評價框架構建整體性、關聯性是所有系統的共同基本特征。審計教育是作為一門偏于實踐性的課程，高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投入可以增加系統的運作和輸出，提高系統運作的效率。那么審計教育的輸入性質量對教師的努力程度、師生互動的頻率、課程設計的細化程度和完整程度均會產生影響。進一步，和諧、充滿關懷的活躍的課堂氛圍將會增加學生對這門課程的興趣，從而增加學生對課程的努力程度和掌握程度，進而提升學生的能力，增加學生的職業前景。具體高等審計教育質量框架構建如圖2。（二）新時代下審計教育質量評價框架的構建。新時代下審計教育質量評價框架與基本教育質量評價框架相比，具有基本的區別，其是在基本評價框架的基礎之上結合新時代的環境變化特征，進而形成的獨立、具有一定特色的評價框架。因此本部分首先介紹新時代評價框架應具有的特征，其次在應具有的特征的要求下，對基本評價框架進行豐富，進行形成一套完整的高等審計教育質量評價系統。（1）新時代審計高等教育評價框架應具有的特征。第一，結合新時代人才培養目標。新時代審計教育質量評價框架首先需要確定新時代的人才培養目標。審計畢業生有專科生、本科生、審計碩士和從事審計研究的博士生，對其教育均歸屬于審計高等教育，但是對其的培養目標卻具有本質的差異。不同的培養目標下，對不同層次審計教育高等教育質量的評價需要系統的結合在一起。新時代的審計人才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審計實務方面杰出的人才，一類是審計理論研究的杰出學者。對于此，結合以往對會計人才的培養目標，審計人才的培養目標為：以滿足新時代社會需求為導向，培養具有開拓精神和創新意識、具有良好職業道德和相關專業知識并掌握持續學習能力的，能夠成為職業審計師或專業審計學者的專門人才。第二，通用性。新時代審計高等教育質量評價框架的通用性應體現在，對于不同層次的審計高等教育，在一定技術處理的基礎上，均可以用一套框架進行評價。具體的技術處理方式為：基于不同層次人才培養的側重點，根據需要對相關衡量指標賦予不同的權重。比如，對于實務性的審計人才，在審計教育的結果性質量上，專業的實務技能和職業道德需要占較大比重，對此方面賦予較多的權重，而科研創新能力要求偏低，那么對此賦予的技能得分相對較低。因此，通用性體現在，對于同一套評價體系，需要盡可能多的考慮到影響不同層次審計高等教育質量的因素，并進行分類，那么對于不同層次輕重的影響便可以賦予不同的權重，用一套框架進行度量。第三，動態性。新時代評價框架應具有一定的動態性，這種動態性體現在應結合新時代對審計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對相關指標進行完善。這種動態性是絕對的，因環境變化而變化的，是在大的框架下，相關部門或審計相關學會可以具體根據新時代，對輸入性、過程性、結果性等不同階段指標進行微小調整，進而順應時代變化的評價框架。第四，結合數據質量管控系統。新時代質量評價框架不是一個空談，而是具體可以根據其搜集數據、可以度量出審計高等教育質量的切實可行的框架，那么就需要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質量數據管控系統，對審計教育質量評價框架搜集到的數據進行存儲、分析、預警和具體的反饋，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以數據管控為輔助的審計高等教育評價框架，而這種系統只有在具有新型技術的新時代才能完整的建立，才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因此，以數據質量管控系統作為輔助，也是新時代審計高等教育質量評價框架的一個主要特征。（2）新時代審計高等教育質量評價框架。第一，融合新思想，完善審計教育質量評價指標。新時代，人民從物質追求逐步過渡到精神追求，逐漸意識到個人精神層次的高低對工作和生活的重要性。實踐中的審計人員需要很高的道德修養，如獨立性和職業懷疑，這種職業精神與個人精神層次的高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精神層次或職業道德修養較低的審計人員容易缺乏獨立性，進而與管理層合謀舞弊最終給自身帶來嚴重不利影響，如著名的安然、銀廣夏等事件；反之，只有具有高素質的審計人員，才可能真實客觀地審計公司報表，為投資者提供有價值的信息。因此，新時代由物質追求到精神追求的轉化，必然會在某些方面對審計人才的培養產生影響。故而，相關高等院校可能會積極融合新思想，加強審計倫理道德教育，創新設立審計交叉學科，增加相關師資投入，開設審計倫理學等課程或單獨的審計職業道德課程，從學生時代培養其對道德的關注，增強其審計職業判斷能力，最終培養出更多高素質的審計人才；那么，院校在新時代下的上述行為將會給審計教育質量的指標衡量帶來變化，如增加投入的師資、豐富課程設計、也可能會增加結果性質量。第二，引入新技術，增加審計教育質量數據管控系統。新時代，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的出現大力改變了學校的教育方式和企業管理方式，提高了教師傳輸信息的效率和企業運營管理的速度。2018年出，教育部提出要《推進直屬高等學校內部審計信息化建設》，對教育管理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我國學者對于教育質量監測管理提出了較多看法，可以建立儲存、分析、預警、反饋等四大系統對教育質量數據進行檢測評估并改善（喬剛、周文輝，2017）。目前我國審計教育并未形成系統的質量數據評估體系，筆者認為可以結合信息系統，基于輸入性質量、過程性質量、輸出性質量的相關數據，建立相關的質量評估和數據管理平臺。具體而言，儲存是基于調研、獲取各院校審計教育質量評估結果并將數據予以儲存；分析是在數據采集的基礎上，對各院校審計教育質量進行對比分析，觀察各院校審計教育的優劣程度以便鼓勵各院校積極發展審計教育；預警即根據搜集的數據通過研討設計一定的標準和預警線，當部分院校的審計教育質量低于此預警線時，可以對相應的院校做出警示；反饋是將數據分析和監測的結果向上級反饋或向下級（各大開設審計課程的院校）反饋，可以直接與有關機關或教育部門的系統連接，便于上級管理和下級執行。具體新時代結合新思想和新技術的評價框架如圖3所示。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結合新時代背景，指出了探討審計教育質量評價問題的必要性，并基于院校影響理論從審計教育輸入性質量、過程性質量和輸出性質量構建審計教育質量分析體系，結合新思想與新方法，從質量數據的存儲、分析、預警和反饋四個方面給出審計教育質量的管理和評估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第一，豐富了審計教育研究相關的文獻，為后續學者對審計教育進行實證研究提出了一個思路；第二，各高等院校也可以結合新時代的人才培養目標，從審計教育質量的不同方面做出改善，為選擇財會審計類專業的學生提供更好的學習平臺，提高其社會競爭力。對于不同維度的審計教育質量數據搜集方式，本文提出幾點建議：對于審計投入性教育質量，需要調研人員具有一定的人際關系網，需要和會計學院或商學院的領導溝通取得數據；對于過程性質量，則可以通過問卷調查，心理量表等測量獲取數據；對于結果性質量，也需要選取相應院校并對在校學生進行線上或線下調研取得相關數據。進一步，相關審計部門可以將審計教育質量評價框架的建立考慮其中，切實衡量國內審計高等教育質量，因為審計評價框架的建立是一個大課題，需要多方共同認同，也需要政府部門或專業的學者積極努力。在審計高等教育評價框架建立之后，各方學者可以對此積極提出可能探討的問題：審計教育硬件設施的投入是否會對審計教育互動、課堂情感交流產生影響；良好的課堂氛圍和“接地氣”的實踐教學是否會對審計人才的輸出產生影響；審計結果性質量的好壞受哪些因素的制約；不同地區審計教育質量差異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差異程度多大？這些問題均可以通過上述教育質量指標框架體系收集數據得出，并留待學者進一步探討。

作者:李倩文 陳邑早 單位:東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