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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近代中國社會的轉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大批農民走出封閉的鄉村，走向喧囂的城市，打工謀生。他們構成近代城市下層社會群體的主體。本文以城市為視點，從社會史的角度，對這一群體的地域構成、性別構成、年齡構成、家庭結構等略作考察，以就教于學界同仁。

一

眾所周知，城市下層社會群體主要來源于為生活所迫背井離鄉的農民，這些離村農民，由于受到交通、經濟條件、心理成本等因素的制約，通常傾向于到距離最近的城市打工，由此形成了城市農民工群體“地緣”匯聚的特色。無論是大城市，還是中小城市，農民工群體都以本地區為主，就是如政治中心北京、國際性大都會上海，各色人等來自全國各地，但地域構成的這種特色依然不減。陳華寅對勞工的抽樣調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表1所示。[1](P.408)

從表1可以看出，各城市都有本地、外來勞工聚集。勞工出生本地者，部分為城市郊區的農民，而外來者，以地利之便，大多為省內的農民。一份關于武漢勞工的調查，頗能說明問題。武漢“為我國通商大埠，上海、廣州而外，此處最為繁盛。位置居長江上游，地勢當各方沖要，自辟為商埠以來，水陸交通，日見發達，市廛羅列，密若繁星，商業發揚（展），一日千里。且自漢陽、漢冶萍鐵廠，以及武昌之公立紡紗、織布、織麻、繅絲四局開辦以后，中外私家工廠，接踵而起，工業之盛，遠凌各地。因之工人需要，日益增多，勞動者之趨赴市場者，日見其眾。”[2](P.717)民工來自湖北、江蘇、浙江、湖南、安徽、廣東、河南、江西、河北、山東、福建等省，而湖北一省即占到被調查總人數3621人的61.09％[2](P.726)，地域構成的地緣色彩是顯而易見的。武漢如此，其他城市概莫能外，如上海人口籍貫構成中，鄰近的江蘇籍最多，占上海總人口的48.06％（上海在民國時期劃為特別市之前隸屬于江蘇），其次為相鄰的浙江籍人，占25.78％；在北京，河北人最多，占北京總人口的35.54％；天津，河北人亦最多，占天津總人口的47.11％。[3](PP.1405－1406)在史籍中，我們也可以經常看到類似記載，如河北鹽山，“單身男子，于無業時期，即出外工作。通常咸于秋收之后，赴天津或附近各處，尋覓短期工作”[4](P.644)；廣東惠陽，不少農民“都趁著農閑時赴香港做季工”[5](PP.64－65)；在廣西，“（靠）近城市的農村中男子許多跑到城市去做苦力的，到農忙時有些是轉回農村耕田”[6](P.107)；在湖北，“在農閑的季節，農民家庭里身強體壯的農民及往附近鄉鎮做工”[7](P.11)；在山西，“自從禁種鴉片以后，大多數農民發現他們的農田不能生產足以維持他們日常生活的糧食，都跑到省會太原去尋求仆役之類的工作”[7](P.639)；在四川，“農民的數量，近年已逐漸減退……這些壯丁……跑向都會，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如成、渝兩地人力車夫、山轎夫的年有增加”[8](P.901)；在江蘇宜興，“附城鄉村，頗有入城進工廠作工者，甚有往蘇、滬、錫等埠在紗廠紡織者”[9](P.89)。顯然，作為城市下層社會群體的農民工“大多數是來自企業所在省的各縣農村，少數來自鄰省或比鄰省稍遠的省份，只有極少數的一部分是來自企業中心地區”[10](P.177)，是極普遍的現象，這也是為什么勞工會“在同一工業中心或企業里也易形成地區性或劃分省份的彼此對抗”的原因之所在。這種地域構成的地緣特色，其實不難理解，一則距離近，交通便捷，可節約成本；二則在本區域范圍內，心理上有歸屬感；三相對容易找到親朋好友，有一種依靠，減輕對城市的陌生感和不適應性[2](P.726)，由此形成城市農民工群體地域構成的地緣特色。

二

城市農民工群體的性別構成是一個復雜而難以精確求證的問題。不過，有兩個方面的情況尤其值得關注：一是性別比例的失衡，二是性別分工存在差異性。

城市男女性別構成的不平衡性，固然有許多因素，但男性民工的大量涌入則是基本的。根據1910年（宣統二年）的統計，福建各商埠、江西各商埠男女性別比例高達152∶100和189∶100。[11](P.174)中國近代第一大都會上海更具有典型性。一般說來，整個上海地區的性別比例是不平衡的，即男性超過女性很多。不僅如此，上海各組成部分（地區）之間，男女性別比例也有較大差別。例如，1930年公共租界男性人口對女性人口的比例是156∶100，同年法租界的比例是149∶100，“華界”的比例是135∶100∶1936年法租界的比例是141∶100。即便同一地區，歷年人口的性別比例，同樣也有較大的差別。除“華界”在1929年以前并無資料可以作為依據以外，從1929年到1937年抗戰的前一年為止，“華界”男對女的比例變動較小，僅從132∶100到137∶100。至于公共租界，就大不相同了。在公共租界開辟的初期，男性人口大大超過女性，例如，1870年（同治九年）、1876年（光緒二年）這種男女性別比例曾達到290∶100和297∶100。這種不正常的現象，是大量男性流入的緣故。[12](PP.45－46)另據1936年對城市人口性別比統計，南京為150.29∶100，杭州為147.29∶100，廣州127.41∶100，北平160.18∶100，天津141.47∶100，青島145.90∶100，漢口133.14∶100。[3]

可見性比例失調是一個普遍的社會存在，而其嚴重性因大量農民離村進城得以強化。這是就總體而言。具體到城市農民工群體，其性別構成雖無全面系統的資料，但絕不會例外。南京棚戶區——農民工群體居住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根據抽樣調查，180家棚戶共有人口742人，其中男子424人，女子318人，性別比例為133∶100，“由此可見棚戶人口，男子比女子要多得多”，這是因為“棚戶中有許多男子并未攜眷同來，他們大都是為經濟壓迫之故而來都市謀生，妻子則留居原鄉，或因原鄉尚有田地須待耕種而不能攜眷偕來，或因生活不安而不敢攜眷偕來，而且中國人大都沒有出外工作必帶家眷的習慣，棚戶自然也不能例外”。可是，通過比較可以發現，調查資料顯示的棚戶居民性別失衡何以反不如城市人口總體性別構成失衡之嚴重呢？因為“有許多棚戶已經落籍都市，所以棚戶性比例并不及都市的一般性比例之高。”[13](P.755)這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至于性別分工，更是尋常之極。性別分工原本就是“人類歷史上的普遍現象”。[14](P.47)根據男女身體、生理等條件，農民工從事的工種各有千秋，如碼頭工、搬運工、人力車夫等重體力活，當然由男性“壟斷”，紡織工、家庭傭人、縫紉工等，自然為女性所長，由此形成勞動分工性別構成的千差萬別，如表2所示[13](P.1399)。

表2是1936年對南京、上海、青島、天津、沈陽、北平、蘭州、西安、成都、重慶、昆明、漢口、廣州、臺北等14城市主要工業部門的統計，雖然有的工種非離村農民所能勝任，但多數工業需要民工揮灑汗水，從中不難發現勞動分工所體現出的性別“偏好”，這是考察城市農民工社會群體性別構成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

三

城市農民工群體的年齡構成同樣是一個復雜而難以精確求證的問題。因離村農民有的扶老攜幼闔家進城，有的夫妻雙方入城，有的只身前往，不少人穿梭于城鄉之間，這就使年齡構成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即青壯年占據壓倒優勢。我們可以舉3個例子加以說明：

例1.從離村農民的年齡構成看，流向城市的農民工，雖然各地情況不盡相同，但均以青壯年為主。根據李景漢的調查，在1338位被調查者中，年齡構成如表3所示。[15](P.76)

從表3中不難發現，20歲至49歲“離村”的農民，占到71.28％。另據陳翰笙、劉宣、卜凱的調查，廣東、廣西及河北等省的離村人口中，男性占85％以上，而年齡在20—40歲之間者，占四分之三以上。[16](P.55－68，10－11，143)蘇南的情況也不例外。據統計，江陰4579離村者中，15歲至45歲之間者占60％左右。[17](P.54)從無錫勞工的年齡構成看，在397位男工中，11歲至50歲者占89.94％，其中31歲至40歲者為最多，占33.50％。[18](P.165)就是說，無論在蘇南，還是其他地方，離村農民，均以青壯年為主流，“為謀生而離村者的年齡，大都在少壯之年，當系自然之事”。[17](P.58)因為，只有身強體壯，或有一技之長，才能可望在生存競爭激烈的城市立足。

例2.從城市下層社會群體（主要是農民工）聚居的棚戶區居民的年齡構成看，南京棚戶區調查可見一斑，見表4[14](P.756)。

表4可證棚戶人口以壯年為最多，幼年人（15歲以下）只占26.56％，老年人（55歲及以上）只占11.36％，而壯年人（15歲至54歲）共占62.09％。顯然，在合家進城的農民中，老年人隨遷的情況不多，他們仍留守農村，看家種地，而讓年青人外出闖蕩，打工謀生。這是容易理解的。

例3.在進城謀生的農民工群體中，“打工妹”也是一支重要方面軍，從她們的年齡構成中，我們也可以窺見端倪。這里以蘇南工業中心無錫各絲廠19379名女工為例，進行一些分析，如表5所示[19](PP.23－24)：在女工年齡構成中，16歲至20歲年齡段所占比例最高，為44.69％，其次為21歲至25歲，占17.50％，26歲至30歲為15.74％，31歲至35歲為8.49％，四個年齡段相加為86.42％，也就是說，16歲至35歲的精壯勞力構成“打工妹”的“主力軍”。

以上幾個例子說明，“年青化”是一個普遍的現象，無論是打工妹，還是打工仔，都是一樣，因為“在農村，年青人由于各種牽累較少，紛紛離開農村到新建的企業里去找工作”[10](P.190)。況且在生存競爭激烈的城市勞動力市場上，沒有精壯的體力，很難把自己“推銷”出去，這是不言而喻的。有人說農民進城，“不但只是量底問題，而同時還帶著質底問題，所以關系就格外重大了。什么叫做質底問題呢？就是脫離農村而逃往都會的農民，大多都是貧農中間最有氣概最能勞動的人，或者最聰明而有才能及雄心的青年。還有由農村供給學費往都會念書的人，畢業完成了之后大多都是還想在（為）都會之身，而絕少肯再回到農村工作的。還有一部分農村里邊最強壯的青年……想留在都會里邊過活。農村內較優秀一點的勞動力，這樣地都被都會吸收了去。”[20](P.24)這個評論，也反證了城市農民工群體中精壯勞力為主流的事實。

四

根據上文的考察，進城民工以青壯年為主，其家庭結構也必然多為核心家庭。這一判斷，可以從民國時期社會學者所做的零星抽樣調查中得到證實，如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對南京東瓜市與其附近的棚戶調查結果，“143家棚戶共有561人，平均每家人口為3.84人。若分析而看之，4人與3人者最多，各占全體26.78％。若再合起來看，則2人至5人之家卻占了總數的84.21％。平常我們大概都以為棚戶人口較普通家庭多，其實按此次調查結果，可證明他們家庭也并不特別大。”[21](P.810)此外吳文暉調查南京棚戶家庭180家，戶均人口4.12人；社會調查所調查上海貧民家庭230家，戶均人口4.72人；房福安的上海抽樣調查，100家平均人口4.11人；社會調查所的北平抽樣調查，500家平均人口4.44人；甘博的北平抽樣調查，113家平均人口4.10人。[21](P.810)把這6項對“都市的貧民家庭人口”調查的結果相加，平均每家人口4.22人，這個數字可以看出城市下層社會群體農民工家庭構成之一般情形。大家庭（聯合家庭）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小家庭（核心家庭）的普遍化，這是工業化、城市化所產生的必然結果，正如研究蘇南勞工家庭變遷的學者所指出的：“一切社會組織皆以家庭為其始基，而我國數千年來，一方緣于農村經濟之需要，一方緣于儒家教養之孕（蘊）涵，生業所在，聚族而居，數世同堂，傳為佳話，因以造成宗法社會中之龐大家庭。馴至施政視巨室之好惡，親屬有連坐之條律，族學家塾，自施教養，祠產宗會，互通緩急，凡在家族謹嚴之地，家庭儼為社會中心，而形成政治教育法律經濟上一切活動之單位。然自海通以還，產業革變，交通發展，人口遷流，一方舊式農村漸趨破壞，一方近代都市勃然四起。全社會變動的總趨勢，遂為原料資本及人口向工商大埠之集中，與各國產業革命之過程先后同出一轍。單從人口變動觀察……其重要結果，則為大家庭之分化及小家庭之產生”。這是合乎世界潮流的趨勢[22](P.134)。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大小與社會各階層的收入之間存在著極強的相關性，如上海，根據20世紀30年代的調查，家庭工資總收入每月20元以下者家庭平均人口為3.45人，20元至29元之間家庭平均人口為3.79人，30元至39元之間者4.98人，40元至49元之間者為6.03人，50元及50元以上者7.76人。工資最少的家庭，孩子也最少，“熟練工人的家庭成員比非熟練工人的多”[10](P.560)。換句話說，城市農民工群體家庭規模小，除了上述有的農民工沒能把整個家庭遷到城市的因素外，與他們的收入、身份、地位也存在著正相關關系。

至于農民工群體的素質構成、職業構成，較為復雜，擬專題探討。

通過對城市下層社會群體構成的綜合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城市下層社會群體地域構成具有鮮明的地緣色彩；性別構成方面則存在著嚴重的性比例失衡現象，性別分工較為清晰；年齡構成顯示出“年青化”態勢，精壯勞力構成城市下層社會群體的主流；與此相應，家庭的“小型化”趨于普遍。由于進城農民素質構成難以適應城市化對“現代人”的要求，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缺乏競爭優勢，在職業構成上，他們只好被臟、累、差、險以及“低賤”職業所選擇而不得不屈居社會下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