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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眾傳媒特征的定型分析

“定型”又稱為刻板印象是美國政治傳播學家李普曼提出來的，定型是指一方群眾對另一方群眾所持有的簡單化看法，通常表現為一種價值評價或者好惡情緒。日本媒介的他者定型是指在某種程度上信息不對稱的環境中，媒介通過篩選、加工、放大、縮小、聚焦等手段進行傳播而形成的。日本大眾傳媒在媒介的發展過程中主義采用公正報道、平衡報道、煽情報道和渲染報道三種方式來強化對華報道的他者定型。公正報道，顧名思義就是日本大眾傳媒采取積極的報道態度，對發生的事實如實地進行報道。在整個報道過程中，日本傳媒做到切身實地考察，對事實做到了如指掌，同時，對于疑難的地方，日本大眾傳媒會做進一步積極調查，包括實地訪問、民間詢問等。正是基于這種性質，這類報道一般是大眾比較受歡迎的，應該它反映出一種積極的人生觀。雖然有大部分讀者更喜歡瀏覽怪異的文章，但總難以抹滅很多讀者喜歡積極類的文章的人生態度。平衡報道是指客觀公正的反應事實的真相，媒體絕不帶有一點的個人意見和主觀思想。所謂客觀報道，就是在報道中僅敘述客觀事實真相和別人對此事的評價，而報道個人不直接發表觀點和評論。有些日本媒體以客觀報道為名，卻將中國的正面新聞做負面處理，這說明日本的部分媒介只是打著客觀報道的幌子而實際進行主觀報道。尤其是對華道道的內容上，日本大眾傳媒具有明顯的傾向性，引用臺灣官員的“非和平方式等于武力”觀點，將中國政府非和平方式說成是武力，如“中國審議武力行使法案，給臺獨派施壓”等。在報道中，采用單方面批判中國沒有必要制定反分裂法等。煽情報道則是一切媒體對新聞事件炒作的法寶，將新聞信息進行聚焦、放大進行傳播，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媒體的受眾率、發行量和收視率等硬指標。為了吸引讀者的眼球，商業化的媒體采用煽情化、戲劇化和刺激化的手段對華報道，如部分報道將某種民眾游行視為對日的威脅，目的在于激發日本民眾的“愛國情緒”。但是這種報道只是日本傳媒報道中占比極低的報道，部分日本積極傳媒對此也十分反對。渲染細節報道也是日本大眾傳媒慣用的報道手法，媒體對某一個側面進行重點報道和細節進行渲染時，可能導致受眾群體產生有失客觀的想法。報道重大政治事件時，往往只強調事件的表面現象，過分渲染與政治無關的小插曲，過分的渲染細節導致日本媒介出現“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現象。大肆的報道游行者燒毀日本國旗、向日本領事館投酒瓶以及砸日本料理店和日本車，渲染部分中國民眾的偏激行為的細節。縱觀這四類日本大眾傳媒報道，大抵是各有所長，也各有其缺點，我們不能武斷地認為哪一種報道才是正確的，因為日本大眾傳媒也是考慮到讀者的需求才進行報道題材選取的，注重的是商業利益。

改善日本大眾傳媒報道的幾點思考

1.日本大眾傳媒報道的影響因素分析第一，日本大眾傳媒偏好于新奇的事件，尤其是帶有強烈負面色彩的新聞。這是與日本大眾的心理有密切關系，由于多數消費者對異類報道具有強烈的接受欲，日本大眾傳媒為了盈利，特別把報道駭人聽聞的事件作為一個重點。日中兩國的關系一直十分復雜，近年來還出現許多爭端。以“釣魚島事件”為例，日本大眾傳媒是極力主張對立而不是和平解決，主要是為了商業目的：因為主張和平的報道根本禁不起中國人的胃口，而恰恰是一系列負面的新聞才能成為賣點。第二，商業化氣息的不斷濃重使得日本大眾傳媒的倫理不斷失去重心。由于日本的政治制度總體上屬于保守的，因此日本大眾傳媒內部“接受命令而作報道”的記者也占有很大比重，他們對獨立判斷事件的立場不夠堅定，因此極大地收到了輿論的牽制。舉例而言，如果日本民族的利益與日本傳媒報道的倫理道德出現相悖的情況時，“接受命令而作報道”性質的日本大眾傳媒很顯然會選擇第一種情況。2.改善日本大眾傳媒報道的幾點思考第一，要用理性思維去評判日本大眾傳媒報道的“左傾錯誤”。由于存在一部分日本對華報道時尤其喜歡選取負面新聞或者聳人聽聞的事件，因此我們姑且可將其看做是夸大激進型的“左傾錯誤”。在歷年日本大眾媒體對一些史實的報道上，日本對一些實際并沒有真實地報道，而是用另一種方式進行“渲染”，除維護日本自身的利益之外，與日本大眾傳媒的理念也有很大關系。日本大眾傳媒則受到西方傳媒觀念的深刻熏陶，對異類事件或負面事件充滿極大的報道熱情。因此，我們在討論日本大眾媒體對華報道的政治立場和報道內容時，應多方位地進行全面分析，而不能根據中國媒體傳統的標準“以偏概全”。第二，不能根據日本部分媒體的極端言論來反映日本大眾傳媒報道的負面色彩。媒體從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大眾的輿論，但這并不表示媒體應受大眾輿論支配。而日本存在部分媒體使用過分偏激的報道來諷刺中國，以致日本國內部民眾也對此難以置信。我們雖不能改變他們這種激進報道的立場，但我們不能將這部分媒體的觀點置于高層，因為這只能作為日本大眾傳媒中偏離整體情況的一些“游離態”。第三，日本大眾傳媒應倡導客觀報道的原則，做到公正、寫實，從而降低中日兩國的誤解程度；同時，日本大眾傳媒在對華報道過程中應加大與中國媒體的互通力度，雙方應積極進行經驗交流，不僅增強新聞報道的真實性，還增強了中日關系的友好性。對于積極夸大報道中國負面事件的日本媒體，應做到三思而后行，盡量考慮到這類報道給整個社會帶來的危害，對中國的各種事件作真實報道。日本大眾傳媒不能保留原有的“聽命”的職業道德，盡量做到切身實地調查，這不僅能夠增強日本大眾傳媒的報道自主性，又能從一定程度增進中日兩國人民的互通。第四，中日兩國的關系不能單以傳媒報道來反映，更應關注政府之間的立場。中日兩國政府都應該保持良好的立場，同時保持自我克制，維持大局。這才是解決中日兩國關系的有效之道，從中國的實際就可以反映這一點：2005年中日兩國關系持續僵直，各地游行示威不斷涌現，而中國政府并未由此煽動，而是極力引導社會輿論正常進行，這從一定程度上使中日關系的削弱作用降至“冰點”。當然，日本也有部分政治家意識到引導社會輿論的重要性和有效性，也積極端正立場，從而使兩國關系繼續回暖。

建構主義理論主張引導文化理念，而不是積極主張負面事件。本文主要通過建構主義理論“定型”分析日本大眾傳媒對事件報道的理念和立場，并針對改善日本大眾傳媒報道簡要地給出幾點思考。縱然有一部分日本大眾傳媒報道帶來較濃烈的負面報道色彩，我們也不能一再地用負面心理去分析，一味地在這種負面報道上加以批判。真正地做到理論思考，并積極增進互通關系，發揮政治主導性，才是解決中日兩國關系的有效途徑。另外，日本大眾傳媒報道有一定的特色和優點，我國的傳媒報道也應做到有選擇地借鑒，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以促進我國傳媒報道事業的發展。

本文作者：沈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