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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長的中國傳統中，農民的土地觀念一直是處于一種不斷深化、凝固的狀態，這是有其社會經濟基礎的。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出于轉型過程中，農民的土地觀念開始逐步瓦解，傳統中國賴以維持的社會經濟基礎遭到破壞。但是農民的土地要求這個時候反而達到了高潮，集中表現為中的集體分地。然而高潮也正是轉化的時候，接之而來的合作化、集體化運動，農民土地集體化，土地開始遠離農民的自我觀念之中。到了當代，工業化帶來的工農差異以及市場經濟沖擊，農民中的土地觀念已經失去了神圣性的一面，不再是農民的生命之根，而純粹是一個中生活維續的工具，貨幣成為了農民所追求的根本目的。然而，土地不僅僅是土地，在土地之上附著有種種的鄉土意義，這是貨幣所不能提供的。當代農民的精神世界在土地觀念瓦解下正處于一種困惑、彷徨的境地，無止境的消費主義根本不可能提供土地所帶給農民的穩定意義。

關鍵詞：土地觀念集體化瓦解

靠種地謀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貴。城里人可以用土氣來藐視鄉下人，但是鄉下“土”是他們的命根。

費孝通《鄉土中國》

城鄉之間的實際差異，使得村中受過教育的年輕一代普遍存在著脫離土地的強烈沖動……他們實在不愿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像他們父輩一樣生活。

曹錦清、張樂天、陳中亞《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

一、前言

“我不知道這么好的土地蓋廠房大樓干嗎，以后要是沒飯吃，還能回去種地么”，f村一80多歲的老人說；

“土地是國家的，我又不能做主，大隊賣了，分點錢也不錯”，f村一50歲左右的中年人；

“我不關心土地賣不賣，我想知道我能不能分到錢”，f村一20左右的在外就讀大學的青年。

有人說不理解20世紀中國土地的變革就不能理解整個20世紀中國的社會變遷。城哉斯言，或許正因為如此，20世紀的眾多學者尤其關注中國的土地制度，在他們看來只有把握了中國的土地制度才能理解中國的革命，才能了解20世紀末中國的巨變。于是土地成為了他們關注的焦點，有些學者從歷史的角度探討了中國土地制度的變革，從中看到了現行土地制度的歷史痕跡，有些學者則親自進入農村社區，實地考察實際中的土地制度安排。在他們的研究中都承認了這樣一個事實，中國傳統社會的土地制度是一種名義上宣稱的土地國有，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實質上這種土地國有制度在8世紀中葉以后就已經失去了實際意義，隨著均田制的廢除，在民間土地已經可以自由買賣，也就是土地的私有化，中國的土地私有是非常之早，這種私有性質鼓勵了民間對土地的占有、兼并，成為中國又一“早熟”現象。在西歐土地私有是伴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直到17，18世紀才承認土地所有權歸個人所有，在此之前西歐盛行的是領主制，農民在領主的土地范圍內耕作。

當新世紀的曙光剛剛照亮之時，中國的土地問題又成為了學界爭論的熱點。私有抑或國有，私了又公，公了又私，中國的土地還是遵循著這種千年反復的主題，這個主題到現在也成為了學者們劃分門類的基礎之一，土地已經超出了土地本身，帶來的世紀難題尤其讓人難受，私說私的理，公說公的理，仿佛是已經很難走到一塊了。在實踐的土地糾紛中，由于法律含義的含糊性，也造成了學者們研究的困惑。（于建嶸，2003；張靜，2006）其實在實踐的事件中或者對農民的調查中，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樣一種結論，土地是國家所有的，至于法律上明確規定的“集體所有”只是一個象征式的意義，農民其實什么都很明白，在他們看來無論是自己的承包使用權或者集體所有權在面對國家時都要讓步，“集體在合法的范圍內，僅僅是國家意志的貫徹者和執行者。它至多只是占有著經濟資源，并且常常無力抑制國家對這種集體占有權的侵入”（周其仁，1996），我們只有在了解了這一點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對失地農民的意念、行動做出合理的解釋。

其實農民的觀念并沒有學者們的憂慮，賣了就賣了，套用一句他們自己的話就是“我做不了主”，仿佛土地已經不是他們的了（法律上確實規定個體農民沒有實際的土地所有權，但國家又規定了他們有長期的土地使用權），也不再是他們的“根”。失去了根的農民又是怎樣生存的？在西方轉型時期，很簡單或者進城成為無產階級，或者就成為流民，被政府轉遷至殖民地。當代中國失去土地以后的農民既不能成為工人階級中的一員，也不會成為無家可宿的流民，因為他們還有自己的房子（農村的房子在法律上嚴格規定不能買賣的，但事實上在某些地區宅基地已經開始流轉），在當下的中國語境中，對他們的身份有一個特殊的稱謂，被稱之為農民工。

按照傳統的觀念，土地無疑是中國農民的命根，“天地君親師”土地是排在第二位的，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天”具有一種宿命論的色彩，什么事情都可以把之歸結為天，項羽打了敗仗，就昂天長嘆“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因此歷代王朝更替也用天命來做說明，好像缺了這一條，這個朝代就不是合法的。所以天一旦被濫用了，容易入玄，帶有神秘色彩，也正因為如此一般情況下老百姓很少去碰這個，反而有時候常常發泄對上天的不滿。土地則不然，土地是實實在在的，而且是他們每天打交道的對象，幾千年積累下來的精耕細作，土地早已融化成他們生命中的一部分，用費老的話講就是“半身插入了土里”，任你拔也拔不出來了（費孝通，1998）。傳統社會看重土地是與生俱來的一種直感，生活于傳統社會的人把土地看的比什么都重要，一旦迫于生計不得不出賣土地的時候，也是他們為最痛苦的時候，因為土地是他們從父輩手中繼承的傳家之寶，如果沒有守住土地，讓土地從自己的手中丟失了，他們一生都會生活在自我譴責之中，他們死去后無法面對自己的祖先。而當通過自己的汗水購得一份土地的時候也是他們最為自豪榮耀的事情，他們感到自己為家庭、祖先爭光了。

盡管土地在傳統社會中被人們如此看重，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每個王朝尤其是在到它沒落的時候出現的大量土地兼并現象，以至于大量小農成為佃農、雇農，還有的就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民。翻閱中國的歷史書籍，這幾乎是每個王朝沒落時候的典型特征。為什么會造成這種現象呢？主要是因為地主豪紳在專制王朝衰弱的時候已經無法受到中央集權力量的束縛，可以自由的在地方強取豪奪，成為大地主、大莊園主。其次，每個王朝新建的時候都會采取休養生息的政策安撫百姓，如減免役稅、保留他們在戰亂時期獲得土地，一段時期的修養，逐漸造成了后來人口的膨脹，人口逐漸增加了，而耕地卻日益緊張，最終出現了大量的無地農民成為政局不穩的最重要的因素。王朝專制時代的土地兼并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們從春秋時期原來的土地國有制已經名存實亡，在私下里土地已經可以自由買賣。因此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名義上仍然宣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實質上，在民間，土地可以自由買賣，按照契約成為土地的所有者。在現實的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就會產生兼并，因為天有不祥之年，人有生老病死，這些都會促成土地的兼并。而一旦產生土地兼并，失地農民就產生了，在中國歷史上，失地農民的情況也是異常復雜的，有的會成為佃農，有時候還會永久持有土地的租佃權，就是擁有田面了。有的則淪為地主的雇農，成為地主家的長工，最慘的是離鄉背井，成為流民。正是如此，歷代農民起義都會有一種土地均有的萌芽思想，到了明末李自成起義，則明確提出了“均田免糧”的口號。

二、變動中的土地觀：f村的土地心理

中國土地的私有性質實質上成為了農民重土觀念的制度基礎，經過幾千年的積累，這種觀念已經有了深刻的文化積淀，在土地之上附著著層層含義，甚至與人的生命掛上了鉤，土地成為了“命根”。這樣的觀念不是一時的變革并所能打斷或者抹掉的，然而我們通過調查也意識到新一代的人對土地的重視已經大不如從前了，甚至都有某種沖出土地束縛的強烈渴求。本文通過對浙東f村土地征用過程的農民心態，試圖對土地觀念的變遷做出某種解釋。

浙東f村是離縣城較近的郊區村，80年代中期當許多農民還在經營著承包而來的幾畝土地維持著生計的時候，f村的大多數人早已脫離的純粹的耕作，在鄉鎮企業做工兼職。但是在此之前f村則是完全依靠農耕的農業村莊，只有在閑暇的時間才會有手工勞作，例如紡紗，這些都是以工分計算的。解體，鄉鎮企業興起，吸收了的大量的農村業余勞動力。鄉鎮企業的發展成為了農村社會轉型的關鍵性要素，也改變了農民的職業，從之前的種植為主轉向了以工為主附帶耕作，而且這種轉型逐漸導致了一些農民脫離土地進入城鎮，徹底告別了農民身份。但大多數的f村人是邊工邊耕的狀態，這種狀態至2002后宣告正式結束，這一年f村的大量農田被征用，只留下了少量的田地種植蔬菜。這一年f村所在的鄉鎮正式撤消，f村被編制為街道下面的一個行政村，其戶籍仍為農民，從一種農民工轉變成為了另一種農民工（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中把農民工分為兩類，一類是離土離鄉的農民工，另一類是離土不離鄉的農民工，但其實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再細分，沒有純粹的離土農民工，即使在外打工仍然會保留自己承包地。另外一種情況就是無地可離，那就是失地農民，他們完全依靠打工過生活，一旦失業也無法回到土地）。從這個意義上講，被征地之后的失地農民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民工。那么，2002年之后的f村村民就成為這種保留著農民戶籍的“工人”。

當土地再一次成為焦點之后，失地農民的抗爭以及由此導致的一些群體性事件成為某些學者的中心議題之后（于建嶸，2005），我們再回來反思土地的征用到底意味著什么，對被征地農民將意味著什么？學者們對待這個問題時產生了兩種的態度，些學者認為失地農民是現代化、城市化過程不可避免的產物，他們認為征地也給農民帶來的更大的機遇，通過征地完成了農民向城市居民的轉變，只要城市給予失地農民必要的保障就可以解決他們的困難，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給予農民足夠的談判權利，這個談判權利首要條件就是農民對自己的土地擁有所有權。而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失地農民將會給社會帶來不穩定的要素，容易發生一些反抗性的群眾事件，要避免這些事件的產生就要把農民組織起來在征地過程中與國家進行協商。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兩者對征地的估計雖然態度不同，但是他們結論卻是一樣的，就是首先明晰土地的產權，而土地私有化可稱是最佳選擇。針對征地事件來講，土地私有化于情于理都可以講得通，但如果把之放在一個更大的社會背景下討論私有，這種情理是很難講通的，因為對中國農民來講，土地不僅是生存資料的來源，而且也是重要的社會保障，一旦失去土地，他們再也無安身立地之所，我們現在可以安心于農民工進城打工的雙贏結果，一旦農民的生理年齡或者疾病的因素使他們不能承載城市工作的壓力時，就要返回家鄉，而此時如果沒有土地，對他們來說是最要命的。這樣的情況很快就會變成類似于解放前的狀況，土地問題將再次成為矛盾的中心。

征地是在平靜的過程中發生，f村并沒有什么抗議國家征地事件的發生，也沒有要死要活的賴著土地不給，一切都是那么的安靜。其實回顧國家的城市化過程中，我們也很難發現有抗爭國家征地行為的事件發生，而主要的斗爭焦點往往是在征地之后對村干部或者一些部門私自扣留征地款項有關。從中可以看出對于國家農民采取了一種理性的態度，一種絕對服從的態度，即使土地征用補償的標準很低，他們也不會貿然與國家抗爭。而對于基層部門的扣留征地款或者中飽私囊，農民就會發生過激行為的抗爭。這在f村也是如此，面對國家工業征地他們沒有絲毫的反對意愿，而對村干部私自的批地或者貪污行為馬上就會有鬧事事件發生。這種觀念，基本上是沿襲的一套古時的傳統，即皇帝可以隨意做某事，可以任意征用子民的東西，但是一旦基層官員隨意的話就會遭到反對。在當代皇帝則變成了國家，而基層的行政官僚仍然是一樣。用上訪農民的意見來說，中央是好的、英明的，而基層官員為了自我利益曲解了中央政策（應星，2002）。農民的態度就是對下不對上，即便是對下，現在的f村人也基本上不會發生過激行為，而只能從口頭上發泄一些不滿，這可能是處于弱勢群體位置的人們的一個普遍行動邏輯，用言語上的過激代替行動上的乏力。

2002年f村土地被大量征用，政府一次性補償了1000多萬元。其后村委會留了一半，其余一半均分給村里的每一人；以后的時間隨著村委會公布的錢款越來越少，不少村民又起來強烈要求把余下的征地款攤分給村里人，于是每年的年末村里人會大量聚集在一起，要求村干部分錢。這樣斷斷續續又分了兩次，此后村里也無錢可分了，村民也歸于平靜。正如工業革命深刻的改變了人類的社會進程一樣，征地也正式宣告了f村人另外一種生活的開始，從此他們在也吃不上自己種的糧食了，而是通過市場來買糧食吃了。從此家里的鐮刀、鋤頭、手拉車等將被擱置在旁邊了，甚至被當作廢鐵賣。

一個村莊的傳統是在歷史的脈絡中逐漸形成的，從歷史的縱向觀察來看，f村也發生過敢教日月換新天的事情。或許從這些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今天f村人的心態由來。

1、對農民土地意識的沖擊

在f村的村莊記憶中，均分土地并沒有給他們帶來巨大的震撼，因為f村在解放前主要也是以自耕農為主的村莊，村里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土地，少的人則會租借一些土地或者遠赴外地到大城市打工。只有國民黨的稅收成為了f村人不堪承受的負擔，有時還會面臨著隨時抓壯丁的危險，如果沒有國民黨的沉重賦稅，f村的人依靠自己的田地完全能實現自我溫飽。解放之后，共產黨迅速推行政策，一些貧農被推到了f村的前臺，原來的一些豪紳地主就靠邊站了。其中給f村留下最重要的記憶莫過于地主的倒臺。Q本來是f村重要的頭面人物，其一生在f村的村人看來都是中規中矩的，他花費了自己的一生積蓄終于在f村蓋上了最好的房子，為了蓋房子他也賣了不少自己的土地，但是在之后一下子房子與土地都沒了，自己辛辛苦苦蓋的24間房子全被政府沒收，而蓋的房子一部分分給了貧農居住，留了大部分成為了村干部開會的地點，到后來成了的辦公樓。

這個事件無疑給f村的人留下了深刻的記憶，以至于八九十年代的中年老年人都會時常提起，他們經常掛在嘴邊的話就是“你這么辛苦干嗎，看人家Q辛苦一輩子，蓋了24間房子，到頭來自己住的卻是24間房子后面牛攔屋”。這個事件的本身在中并不具有什么特殊意義，當時全國的形勢都是如此，但是它卻給了f村人永久的心理記憶，這種記憶讓他們直接在心靈上接觸到了國家的力量。以往的時候，面對著苛捐雜稅都會化為村莊的自我事物，他們只能在外在的強制下接受國家的觸角，而則把國家的觸角直接打入到了人們的心中，面對國家你必須絕對服從，否則吃虧的只能是你自己。

在強大的政權動員面前迅速激活，村里的本來的一些敗家之人卻突然之間迎來了春天，他們成為了村莊的實際的管理者，一切都讓人感覺天翻地覆，窮人當家作主了，農民沉浸在了收獲土地的喜悅上。此時的國家行政力量也已經在基層建立起來，國家的行政指令能立即在基層獲得響應，農民的心態也悄悄的發生了變化。

之后平穩運行了幾年，合作化運動開始在各地水漲船高，沒有什么的刻骨銘心、傷痛欲絕，f村的人都自愿的把土地證交給了集體，一切都是那么的順利。周曉虹在分析合作化時期農民的心態時就認為合作化之所以沒有遇到蘇聯集體農莊時期那樣的反抗，主要的原因是以后國家的政治、行政力量的壓制，當然他也注意到了農民的經濟動機。（周曉虹，1998）“新的國家必須超越傳統的國家行為規范而行動。它不僅深入到鄉村一級，而且干預到農民家庭和宗族的決策。它不僅重組鄉村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且控制農業產品的生產、交易和分配”（周其仁，1996）。影響到了鄉村農民的精神生活，由此開端到了集體化時期，農民不再是為自己、家庭耕作，而是為了集體而勞作，持續時間累積逐漸造成了農民自我土地觀念的淡泊，而把土地當作為國家的，進而又影響著勞動的積極性。但是傳統的土地觀念也會在集體化松懈的時期表現出來，自留地就是原來的土地私有觀念的另類表達，把自留地當成了自己的土地，對自留地花費大量的時間耕作，而一旦勞作集體的土地則隨便瞎糊弄幾下。不管怎么說長期的實際上的土地國有慢慢的開始瓦解農民的重土觀念，農民的精神世界開始脫離土地，不在以土地為根本。

2、現代市場經濟的沖擊

80年代改革開放，農村實行家庭承包制。大集體化又終于向中國傳統的小農低頭，重新回到了以家庭為核算單位的小農經濟。然而國家并沒有完全的回歸傳統，而是在集體的基礎上對傳統進行了改造。把土地的使用權與所有權脫離出來，土地使用權承包給單戶的小農，但土地的所有權仍是集體所有制。這樣的土地制度是與先前的是一脈相承的，國家或者集體仍然控制著土地的最終歸屬權。而農村相對不穩定的調地制度根本不能促使農民與自己耕種的土地產生傳統時期的深厚感情。農民幾年一次的輪流換地制度就像是警鐘一樣時刻的敲打農民的土地觀念，即土地不是他們的，土地是國家集體的，他們沒有隨意處置土地的權利，“我們沒有自己的土地，我們只是種地收獲自己的糧食養家糊口”。

國家的土地所有逐漸造成了農民私有土地觀念的薄弱，而現代市場經濟的沖擊則強烈驅使著農村的新一代要擺脫土地的束縛（曹錦清等，2001）。80年代以后城市消費、電視廣告不斷的吸引著青年人進入城市，渴望成為城市居民，那時的居民戶口對農村來說有著巨大的磁石效應。在f村也不例外，80年代為了擺脫土地、脫離農民戶籍，很多人希望在縣城買個居民戶口。而那時的居民條件非常苛刻，對于還在半耕半工狀態的他們來說根本沒有這個能力改變自己的戶口，即使是先富起來的那些人也不愿意花費如此大的代價去買個居民戶口。但是很顯然，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在農村，貨幣逐漸開始占據了農民的中心位置，金錢觀念開始橫掃農民的心靈，而土地則再也不能回到從前的那種統治性的觀念了。以前農民用貨幣來換土地，現在則是土地讓位給了貨幣，貨幣逐漸成為他們的核心觀念。在之前，農民辛苦忙碌最大的意愿就是希望能獲得土地，即使之時，為了得到土地許多原本在外已經落腳的人，會回到家鄉參加，分得一些土地后重新在家鄉定居。可見在那時土地還在農民心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但是80年代之后土地的集體化使得農民沒有自我處置土地的權利。回顧整個現代化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出任何一個成功現代化的國家都是在城市化過程中吸收了大量的農民，早先的現代化國家起初使用的暴力和鐵血政策，而后發的國家就是利用城市的消費理念刺激農民，通過和平的方式實現轉型。

因此，一旦市場經濟的機制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時，它所附帶的一些觀念思想也隨之沖擊著人們的頭腦。農民不認為自己一生在土地上耕作是一種讓自己值得的生活方式，他們也不愿意拿起鋤頭去做這些費力的體力活，相反城市的生活狀態成為了他們的羨慕的對象，由此，土地也成為了他們生活的累贅，現在的f村年輕人基本上是在外讀書，即使沒有讀書的都是以工廠打工為主，傳統的農業耕作對于他們來說已經相對陌生了，他們也不知道怎么樣種植糧食、蔬菜，如果現在還認為他們是把土地當作命根的一代的農民，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他們現在關心的是如何賺錢過上城市人的那種生活。土地已經與他們的生活掛不上鉤了，脫離了他們生活的體驗范圍。這時候國家征收土地適當用錢補償，這是他們很樂意看到的一件事情。

三、結語

前文的開頭我引用了f村三個年齡階段人的原話，或許他們的實際行為更能說明他們自身對土地的態度。在f村征地之后的幾年，被征收的土地并沒有一開始大興土木，而是荒廢了一段時間，這時候村里的一些老年人又拿起鋤頭在那邊開荒，種上了水稻，而一些中年人則在旁邊開了一些土地種植蔬菜。在那里你幾乎看不到村里青年的身影，你看到的是他們騎著摩托在村子馬路上奔馳的身影。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明顯的差異，何以三代人不是一致的反對征地，或者是三代人不是一致的愿意土地被征用了。有人會以筆者個案典型的不完全，或者個人心理差異為由說這個結論是以偏概全，但筆者對f村的調查卻明顯的顯示出，老年人基本上是憂心忡忡；中年人則極力希望賣了的土地的錢要分到他們的手里，希望村里留點自留地；青年人的態度是能有錢分好自然好。土地的重要性在他們的觀念中日趨于淡泊，明顯的呈現因年齡階段性不同而出現的意見分層。

我們把征地事件與農民的土地觀念聯系起來考察時，會發現農民的思維遠比事件本身的意義要復雜的多。一方面國家的征地過程波瀾不驚，另外一方面年齡的差異造成的觀念差異又深深的在農民心中產生了復雜的心理反應。他們把征地毫無疑問看成是國家理所當然的權力，其中又夾雜著一些不可體會的隱藏在內心世界的焦慮，“我們以后吃什么”這是在外讀書的f村青年人所沒有的焦慮，但是留在f村的年輕人卻并不能擺脫這個焦慮，他們有時候就會以“國家總不會讓我們餓死”為借口逃避著筆者的追問，其實他們的實際行動已經在表明的他們的擔心，那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好讀書，拼命的花錢送孩子到縣城的中學就讀，這些行動在有意無意之間預示著他們內心的不平靜。

回到征地事件的本身，對比僅僅還在五六十年前還把土地作為自己命根的農民來說，這種態度尤其讓人驚訝，是什么促成了他們的轉變，征地之后的他們依靠什么生活，為什么而生活，筆者已經在上面做了一些原因的探究。之所以特別留意從農民的土地觀念變遷上去考察農民的心態，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忽視了農民的精神世界。這幾年無論是三農問題也好，農民工問題也好，我們從外在的環境中給予了他們的很多考慮，但我們唯一沒有注意到的是他們的精神世界的變化。我們不知道農民到底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們又怎么能去改善他們，保障他們呢。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外在的一些措施還遠遠不能達到填補農民尤其是失地農民精神上的空虛，我們可以看到在f村已經存在著一種及時的消費主義，就是把用集體土地分到的錢來蓋房子、買東西，有錢就大手花的超前消費，同時還有賭博等不良習俗的發生，種種行為都在提醒著我們不能忽視對農民的心理進行有意義的探索。

如果從一個大的方面來講，土地無疑是以前農民最重要的社會保障，有了土地意味著擁有了自己生活的一切，這是傳統農民社會的根深蒂固的觀念。而當代中國社會的劇烈轉型，實在發生的太快，用時間去衡量只能說是僅僅是幾十年，用幾十年對比幾千年的傳統觀念帶來的震撼可想而知。因此當代社會對失地農民來說，用什么東西去填補土地這個空白使之成為農民的生活支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具有實在意義的課題。我們知道在城市是最低生活社會保障以及一些相配套的措施，但在農村根本沒有，只不過f村處于中國沿海發達地區，使他們也享受到了一些優惠如現行的養老保障、醫療保險等。但是這些都不能解決以后的長期生活問題，如何找到一項替代土地成為農民心中的生活依靠的措施仍然是我們所繼續要探索的，當然不能僅僅停留在物質補助的階段。

參考書目：

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曹錦清、張樂天、陳中亞：《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年；

于建嶸：《農民是如何失去土地所有權？》，文章來源http：//；

《土地問題已成為農民維權抗爭的焦點》，《調研世界》，2005年第3期；

張靜：《現代公共規則與鄉村社會》，上海書店，2006年。

周曉虹：《傳統與變遷：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的嬗變》，三聯書店，1998年。

周其仁：《中國農村改革：國家與土地所有權關系的變化》，《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6年秋卷。

應星：《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