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場經濟的發展歷程

許檀、經君健的《明清時期山東生產資料市場初探》一文以山東集市交易為中心，考察在市場上的棉花、牲畜、農具等生產資料的銷售情況。生產資料市場的出現，表明市場由純消費型向生產型的轉變。近代農業等生產技術的改良，使得提供給市場的商品增多，在這方面投入精力較多的是莊維民。而他的《論近代山東的市場經濟》總結了自明清到近代，市場系統經歷了封閉、流向單一到半傳統半開放的發展過程。除省內市場外，與山東相關的省外市場和對外貿易市場被學者關注。趙樹廷在說明海洋貿易對清代山東沿海地區的重要影響時，將對外貿易的興盛表現總結為形成萊陽(后來為煙臺)、膠州(后為青島)為中心的外貿港口體系、直接對外貿易范圍的擴大，貿易規模明顯增長等方面。莊維民的《貿易依存度與間接腹地:近代上海與華北腹地市場》利用直接腹地與間接腹地，提及口岸與腹地間經濟互動所形成的區域市場網絡。同時不同腹地間的交叉重疊，腹地間的競爭，促進了新的商路、貿易和商人資本流動的新格局。

二、商品流通的勃興與商人隊伍的壯大

(一)運河與鐵路沿線經濟的發展

大運河流經山東西部，關于運河研究的綜述類文章，王云和胡夢飛進行了總結，內容不再贅述。除運河、海運外，貫穿山東的津浦鐵路和膠濟鐵路，成為深入山東腹地新的交通線。兩條鐵路在山東境內形成“十”字交叉，所經地區有如濟南、青島的經濟大市，也有如淄博、兗州的礦產大區，還有如泰安的旅游城市。最初的鐵路修建與外國侵略有關，但它們的存在也客觀上加快了貨物和人員的地區性流動。以津浦線為例，1915年其運輸貨物為1345461噸，載客旅客為1271140人次，1934年貨運為3921460噸，客運3083520人次，在這近二十年的時間里，雖兩項數據的起伏較大，但基本上處于穩步上升的態勢。江沛的《中國近代鐵路史研究綜述及展望:1979－2009》一文對改革開放后三十年的近代鐵路發展史有了很好的總結，近年來南開中國近現代史專業成為對晚清民初的華北區域的鐵路和港口建設的重鎮，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在城市史方面，相對于青島這一陸海樞紐城市，濟南城市商業的專門性研究較少。除檔案、《濟南文史資料選輯》類的資料集、《濟南史話》類的通俗讀物外，創作始于上世紀70年代中期的鮑德威的《中國的城市變遷:1890－1949年山東濟南的政治與發展》一書將明清時期山東府治所在地濟南為研究中心，探討了其在成為華北地區鐵路樞紐后，政治功能和經濟功能相對好地結合的現代化歷史過程。而王琨《民國時期濟南同業公會研究(1929－1948)》探討了在二十年時間里，同業公會與資本主義的關系。王瑞琪的《近代濟南開埠與城市轉型———以商埠區為中心》對開埠后商埠區經濟空間和公共空間的變化進行深入分析。開埠與鐵路，成為濟南城市現代化發展及商品流通種類、速度、方式等改變的重要原因。

(二)商幫和商人的發展壯大

摘要：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呈現出三個重要表現特征：坊市合一、坊郭戶籍的建立和同業行會的形成。商品意識在城市社會中迅速滋長和蔓延，并向社會文化生活領域滲透。文學藝術也開始了商品化的進程，許多文藝作品成為文化消費品，由此導致了社會的價值觀和審美觀的變化。

關鍵詞：宋代；商品經濟；文化藝術；商品化；價值觀；審美觀

一、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的表現特征

從總體情況來看，宋代處于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其主導性的經濟模式仍然是自然經濟，而處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經濟卻獲得長足的發展，呈現空前興旺的態勢，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表現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區域的政治中心，長期實行“坊市制”，將坊與市分隔開來。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區和行政管理單位，市是交易場所。市場管理極為嚴格，周圍有高墻環繞，營業時間以市場大門的關閉為準。一般日落市門就關閉，交易時間受到限制，極不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由于唐末五代戰亂，“坊市制”被破壞，宋初雖有所恢復，但無法重現舊貌。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東京開封的商業活動開始出現“侵街”的觀象①。太平興國五年（980年），臨街擺攤，坊中開鋪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打破了舊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時間和區域的限制。朝廷對這種現象雖然干預過，但屢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兩次試圖恢復坊市制，都終歸失敗。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認可這一事實，干脆將坊墻和市墻統統推倒，宣告舊的坊市制徹底崩潰。商店與作坊臨街而立，坊與市合為一體，標志著近代城市的雛型已出現。當時的東京開封已是“人煙浩穰，添十數萬眾不加多，減之不覺少。所謂花陣酒池，香山藥海。別有幽坊小巷，燕館歌樓，舉以萬數。”②可想見其商業繁榮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雛型的出現，進一步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當時的東京開封已廢除了傳統的“宵禁”法令，商品貿易已沒有時間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現。據宋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三記載：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種，在潘樓街，“每五更點燈博易，買賣衣物、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謂之鬼市子”。③東京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必然波及全國各地。當時，南方城鎮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筍紛紛涌現。北宋熙寧年間（1068—1077年）全國有鎮市近2000個，而南方諸路就有1300多個。這些新興的商業鎮市已改變了舊的州郡規格和性質，由區域的單一政治中心變為政治、經濟雙重中心。這類本設于城鎮之外的草市，隨著“坊市合一”的歷史進程也逐漸融于都市之中。許多市民為交易方便，便遷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為新的商業城市。

坊郭戶籍的出現是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的另一重要特征。宋代以前，城市與鄉村在戶籍上沒有多少差別，也沒有“坊郭戶”這一專用名稱。北宋時期，城市商品經濟快速發展，市民階層空前壯大。據周寶珠先生考證，北宋崇寧時（1102—1106年）東京開封約有十三萬多戶（不含屬縣），總人口當在一百五十萬左右。④而吳濤認為當時東京主客戶合計應是二十六萬余戶。⑤可見當時東京開封城市居民的數量之龐大，它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劇增，戶籍管理遇到新的問題。宋太宗幾次下詔整理戶籍，都未解決戶籍混亂的問題。因為當時無不動產的人口（客戶）太多，不容易注冊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二月，“命都官員外郎苗稹與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從戶部尚書馮拯之請也。”⑥宋真宗依準戶部尚書馮拯之奏請，委派苗稹為欽差，與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陽進行坊郭戶列籍定等的試點，然后推廣于全國。當時全國大約共有坊郭戶九十八萬戶，人口約五百萬之眾。⑦這些坊郭戶被單獨列籍，按財產多少分為十等。坊郭戶就是今天所謂的城鎮戶口，它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它的出現，不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經濟呈現出繁榮之勢，而且標志著市民階層的正式形成，在中國社會與經濟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正如馬克思所說：“一切發展了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與鄉村分裂為基礎。”⑧坊郭戶籍的建立，將城市與鄉村分離開來了，進一步地促進了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商品交換的分工。

宋王朝建立以后，接受了唐末藩鎮割據、政權旁落導致唐代衰亡的教訓，從軍事上、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強化中央集權的措施，社會秩序比較安定，使得生產能以恢復和發展。徽、欽宗事變前，經過一百多年的休養生息，人物繁阜。作為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東京（開封），金翠耀目，羅綺飄香，一派“柳陌花衢，新聲巧笑；茶坊酒肆，按管調弦，但習歌舞，不識干戈”的昇平景象。南渡以后，以淮水大散關為界，每年向金納貢稱臣，也得到近百年的屈辱偏安。“雖失舊物之半，猶席東南地產之饒，足以裕國”（《宋史•食貨志》）。本系富庶之區的江南，沒有大規模的戰亂，社會經濟也有進一步的發展。農副業生產商品化程度逐步提高。宋代的農副業生產，隨著生產工具、耕作技術的改進，墾田，興修水利，以及良種的選擇和推廣，在南方，又有套間種輪作等實施，農副產品的品種和產量有了明顯的增加；水果、花卉、纻麻、甘蔗、茶葉等經濟作物種植業和蠶桑業的較大發展，為商業、手工業、加工業乃至對外貿易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促進了農副業產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物產中的鹽、茶、酒、香（香料、香藥）、礬五種由官方經營，同樣進入市場。于鹽“、天下鹽利，皆歸縣官”；于茶，則為場置吏，采茶之民統歸“山場”，歲課作茶輸租，其馀全部由官府發賣；于酒，在諸州城內皆置“務”釀造；于礬，設官典領，所產入官市；于香，則因其為利甚豐，以官為市。官賣各項，對私相貿易者禁罰極嚴，尤以茶礬兩項為最。宋代的手工業產品亦多，且多有加工技術精良的名產，諸如太原的銅器，邠州的剪刀，成都的織錦，定州的“緙絲”，溫州、臨安的漆器，汝、哥、定三窯及南宋景德鎮的瓷器等為是。礦冶、紡織、釀造、造紙、印刷、陶瓷、造船等行業，其技術和規模都甚于唐代。僅礦冶業中的信州鉛山的銅鉛開采，募集人數競達十馀萬之眾，晝夜開采。

總之，由于宋代生產力的發展，進入市場可供交換的剩馀產品，品種和數量也隨之增加。除煤炭、蔗糖、宋版書籍等新品種之外，“沉沙棲陸、異域所至，殊形妙狀”之物，竟至“無所不有”。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商品主要集散地和消費市場的城鎮也大為改觀。城市面積有了更大的擴展。原來有所謂內外兩城（子城、羅城）限制的蘇、湖、明、臺、嚴、徽等州及紹興等地，突破了子城；原有住（坊）與貿（市）的區分也已名存實亡。鄉鎮間的草市，定期集散的痎（圩），城里的鋪席（攤檔）在繼續發展。汴京等大型都會，為了滿足交換的需要，營業時間上的限制被無形中取消。除日市之外，又有早市，更有無論冬晴雨雪均不間斷的夜市。至于定期的廟集，專業化市場，如藥市、蠶市、燈市、鼓扇百索市、乞巧節等節令性市場，名目多，規模大，稱之為“萬姓交易，無所不有”。成交額往往大得令人驚詫咋舌。據有關史科記述，僅東角樓南通一巷，“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臨安（杭州）更因“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視京師其過十倍”。自大內和寧內外，“天下所無者，悉集于此”。融和坊北的珠子市頭，其成交則動以萬數。就連端午節用的菖莆之類的低值物品，一早就有萬貫以上的交易額（耐得翁《都城紀勝》）。

為了交換之便，就經營同類貨物的商戶“，不以物之大小，但合充用”，都按傳統地點集中于一處，使市場專業化，由此而出現“行”、“團”、“市”、“作”。如肉行、魚行、酒行；花團、青果團、鲞團；珠子市；腰帶作、篾刀作等。與商貿活動相協調的服務業應運而生。客舍業，解決了商旅人的投宿，使他們在疲憊轉徙中得有安身之所，甚至還有吃喝玩樂的去處。宋代的服務行業分工細，項目多，如養馬，每日有人專供草料；養犬，則供餳糠；養貓，有供魚鰌；養魚，供蟣蝦兒。修磨刀剪、掃街盤垃圾、供人家食用水，乃至荷大斧斫柴間等雜活亦有人為之。貨物中轉、儲存，運輸用具的提供等等，為商旅之人解決許多實際問題。作為商品交換媒體和手段的貨幣，流通量大，形式多樣靈活。為適應交換之需，宋代曾大量鑄造銅鐵兩幣，但尚不敷使用。市場上有憑信用交易的“賒賣”。除此之外，還仿效唐代的“飛錢”，印制“交子錢”，設有“交子務”專門機構，確定兌換值，加強管理。到了南宋，“交子錢”在市場上已廣泛用于流通。

充作貨幣的銀的使用也日益增加。為市場承認的交換形式多種多樣，支付手段極其靈活。這不僅極大地方便于商貿，進一步加快商品的流通速度，提高其價值，而且也是商品經濟發達的結果。總之，由于環境比較安定，兩宋王朝的社會生產力，繼唐代之后，又有新的發展，物產殷實，市場繁榮。商貿活動，包括民間、官辦，國內、疆外眾多方面都表現十分活躍，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封建性商品經濟發達的歷史時期。宋代的水產品貿易，可借助于東京汴梁和行都臨安以窺其一斑。通過當時的這兩個經濟政治文化中心的觀測，考察它們與國內市場、地區間聯系，以及它們和邊境外少數民族、域外的往來。就形式而言，宋代國內市場有鋪席為主的集市貿易（俗稱坐商），有通過中間商轉販的估客貿易（俗稱行商），和供皇室衣食的貢賦。域外則有官方經營的官賣和入貢回賜的貢賜。其中，貢品在宋代，不論其源自國內或域外，都屬于特殊形式的商品交換。域外進貢的回賜也是如此。國內市場宋代兩都的城市商貿占有城市經常的重要地位。其中因人口增長帶來的消費品需求的增長又為其主要因素。北宋年間，10萬戶以上的城市已由唐代的10馀個增加到40馀個。而汴京人口，高峰期高達140萬，屬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都會。南渡之后，政治中心南移，臨安在原有基礎上迅速發展起來。到度宗時，人口也達120馀萬。如此密集的人口就是一個很大的消費市場。商品主要由遠地的估客轉運而來，再在“行”“團“”市”中交換。兩都市場上，“沉沙棲陸”，“目不給視”品種多至“不可殫記”，被詞人周邦彥稱之為“竭五都之瓖富，備九州之貨賄”（《汴都賦》）。行都之處的杭城，也是“萬物所聚，諸行百市”“商貿買賣者十倍于昔”。在東京，經商為業者有兩萬多戶，交易有市，分工有行。由城外各地“集零為整”直接進入消費者，包括飯館酒肆的饌席之中，即所謂“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繁華之地有相國寺、東華門外等處。靠近宮城的東華門外系禁中買賣之地，“凡飲食、時新花果、魚蝦鱉蟹、鶉兔脯臘，金玉珍玩衣著，無非天下之奇”。宣德樓前街北有梁家珠子鋪，宣德東東角樓潘樓街也有珍珠上市。可食水產品多供作飲食業的消費。如新城龍津橋夜市供應的鱔魚包子，朱雀門的上凍魚頭等五、六十項“雜嚼”（小吃），開業延至三更。城中街坊飲食處處有之。入席下飯酒的五十二種饌肴中，已知可確定為水產品者就有假河魨（江鮰）等13種。一些名著聲顯的大型酒樓飯館除烹制入席檔次不同的水產品餐席之外，還有老少咸宜的隨意小吃，如炒香螺、煎魚等，更有南北饌味之別，以適應不同地域往來商賈旅人、駐京官員之需。冬月無蔬菜之時，宮禁和民間收藏冬菜，蛤蜊、螃蟹等水產品也屬冬藏對象。收藏物當系市貿而來。由于人口稠密集中，水產品的需求量極大。僅活魚一項，每天清早，從新鄭、西水、萬勝三門入城者，就有數千擔之多。價格相當便宜，即使是冬月從“黃河諸運處客魚來”的車魚，“每斤不上一百文”。水產品的商貿在當時，也與生熟肉食、雜貨等同例，專設“魚行”，而且是160行中的一個大貨行。為供有閑階層游樂助興，池魚還進入旅游業的領域。據載，每年三月一日開放的金明池，游人如欲釣魚，可在西水門的池苑所買牌，憑牌釣魚。

所釣之魚，“倍其價買之。臨水砟膾，以薦芳樽”。東京汴梁，文人說是“城中萬屋翚甍起，百貨千商集成蟻”。但其商品市場的繁榮并非以其本身強大的商品業產作為基礎，而主要是仰賴于全國各地的支援，是“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貿”的結果。四通八達的水陸兩道交通網，加強和促進了它與全國各地，甚至亞非各國的經濟聯系。汴、黃、惠民、廣濟四河溝通南方、陜西各路、陳許蔡壽各州及京東各州；遼境，山東，西北各地，東南，西夏、吐蕃、回鶻分別以長垣至雄州線，澶州至鄆州線，中牟潼關線，陳留宿州線的陸路溝通。暢達的交通，加上官方恤商和鼓勵轉運的政策，有力地推動了國內地區與地區之間，東京與各地區之間商貿活動的開展。江淮和山東沿海的鮐鮆鮿鮑，霍山的珠玉，淮甸的蝦米，吳郡的蛤蜊海鮠，黃河諸遠處的魚等眾多的水產品源源不斷運往東京，供應消費市場，而不再轉運外地。它們連同南方的水果，主要是給那些膾不厭細、食不厭精的寓居于東京，尤其是任職官員中的南方人享用。紹興八年（1138年）正式定為行都的臨安，其繁華景況比之汴梁有過之而無不及。除御街、薦橋街、后市街鬧市之外，尚有許多專業性商行和集市，如象牙玳瑁市、花市、肉市、藥市、米市、南北豬行、金漆桌凳行、麻布行等。都下市肆，名家馳譽。著稱于世者有羊肉李七兒、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類。水產品饌食中，錢塘門外宋五嫂魚羹也是名品之一（百歲寓翁《楓窗小牘》、吳自牧《夢梁錄》）。有專賣面食魚肉的店鋪，涌金門外還有大小漁莊。起店食店中，以水產品作饌者不下七十種。城內414個專業行中，原來汴梁單一的“魚行”，又分出候潮門外海鮮行、城東蟹行、城北魚行、坎子橋鮮魚行、深水閘鮝團。鮝鋪極多，城內外竟“不下一二百馀家”。珍珠單獨分市，融和市南坊有珠子市，加工珠孔又有散兒行。在衣冠貴族、學士文人、富商巨賈充斥的臨安，風俗日奢，年內各種節日、節氣、祭廟等民俗活動“，賞玩殆無虛日”。處于魚國之地的杭州，地產魚蝦海物，“須鱗殼甲，種類差殊”（陶谷《清異錄》），居家餐桌或盛會宴席上自然離不了水產品饌肴。城內沿街叫賣的流動擔販的擔販中，保持有10馀種淡海水產品乃是司空見慣之事。而在店肆中，據《夢梁錄》所載，當時街市上的“分茶酒店”“面食店”“葷素從食店”“肉鋪”“鮝鋪”中，下廚的630馀種生熟食品，有240馀種系以水產品為主料制作而成。鮝鋪所售，水產品幾占鋪營項目的全部。以水產品為餡或為輔加工成的面食、糕點也有21種之多。城內“大小鋪席，連門皆是”，“諸行百市，自和寧門權子外至觀橋下，無一家不買賣者，行分最多”。而“早間珍玉珍異及花果時新，海鮮野味奇器，天下所無者”，又多集中于“自大內和寧門外，新路南北”（耐得翁《都城紀勝•市井》）。細嫩的杭城人，對水產品特別嗜愛。“稍豐厚者，下飯羹湯，尤不可無，雖貧下之人，亦不可免”。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十月，高宗（趙構）駕幸張府，清河郡王張俊進奉筵宴的十套102色食品，有云夢豝兒、鰕臘、旋鮓等；下酒30味，廚勸酒10味和對食10盞中，水產品所占比例極大。有炒沙魚襯湯、鱔血炒鱟、螃蟹釀棖、鮮蝦蹄膾、南炒鱔、洗手蟹、姜醋香螺等26種（吳自牧《夢梁錄》，徐大焯《燼馀錄》甲編、元闕名《饌史》）。宴請外國使臣，水產品也是席上之珍（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一）。從名目上來看，皆非名貴之物，除宮廷采辦到行市中敲詐勒索外，應當是按正常的交換渠道而得。

理學經濟倫理是適應并維護封建生產方式和扼制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是建立在宗法家族主義農耕文明基礎之上,與具有中國特色的封建經濟基礎相適應的道德規范體系,從總體特征來看,它與商品經濟倫理分屬于兩種不同的價值體系。它在中國古代的基本作用是適應并促進了封建小農經濟的發展,阻礙了商品經濟發展,使之長期處于稚嫩狀態。它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在明代中葉前后是不同的。在明代中期以前,中國還沒有產生新的生產關系,中國的封建生產關系并不落后,生產力仍在發展,這期間理學起著維護封建統治,加強中央集權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理論價值,理學經濟倫理還能適應并促進封建生產方式的發展,因而具有進步性。明代中期,中國的經濟出現了歷史性的變化,新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出現了萌芽,面對新的社會變化,程朱的后輩理學家們不是努力建設一個合理的經濟秩序,更新社會、國家的管理方式,以疏導、培育日益蘇醒和增長的新經濟因素的幼芽,而是仍然堅持天理的封建說教,企圖以扼制“人欲”為代價,用強化道德秩序的辦法來達到穩定政治經濟秩序的目的,理學經濟倫理對新生產方式的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的阻礙作用日益顯露出來。也就在這時,中國的種種問題和危機開始充分暴露,中國在世界范圍內開始趨于落后,中國封建制度仍在農業文明的發展方向上,繼續緩慢行進,走向爛熟。毋庸置疑,中國社會經濟由先進滑向落后,經濟倫理沒有突破是一個重要因素。到了近代,它的保守性和危害性更加明顯。歷史事實證明,理學經濟倫理不可能促進中國的近代化,隨著歷史的發展,它作為一種文化類型的存在,與封建王朝一樣被拋到時代的后面去了。

中國的商品經濟千回百轉、步履維艱地發展了三千多年,直到中國封建社會滅亡都還非常嫩弱;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比西方遲到三個世紀,直到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龐大艦隊殺氣騰騰地闖進平靜的中國南海,也未能從小農經濟的大海中脫穎而出。究其原因,這期間作為封建統治思想的理學經濟倫理對商品經濟的阻礙不能不說是一個深層次的根源(難辭其咎)。

一、理學經濟倫理對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的阻礙

理學經濟倫理,作為我國封建社會后期正統的意識形態,其主要的文化功能在于維護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及其經濟制度,扼制商品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在傳統社會趨于瓦解、新的生產方式初步興起的時候,有力地阻滯新生產方式和近代工商業的發展。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理學經濟倫理與專制等級制度相結合的封建政府管理體制,不可能領導和組織人民走向社會化大生產。在文官政治的運作體系中,禮儀是根本。皇帝與臣子通過禮儀確定君臣的“名分”(從宋代開始,“名分”思想對人們的支配作用,明顯超過了“天命”思想),政府各部門、中央與地方,也主要依賴禮儀的程序進行協調、溝通和節制。而拖沓疲軟、推諉扯皮、虛應故事等官場病,因表面上的合乎禮儀而得以合理的存在。從宋到明、清,王朝禮越來越煩瑣,禮典越編越厚重,可官僚體制的低效率,以及種種積弊反而愈益加重,這樣的國家政府及其管理體制不可能領導和組織國民走向社會化大生產。

第二,抑制私利使得商品經濟的發展失去了原動力。求利是人的本性,是驅使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最根本的動力,贏利思想是推動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杠桿。凱恩斯認為,至少在100年內,我們還必須把貪婪、高利貸等等奉為我們的信條,并借此把我們從經濟必然性的黑洞里引導到陽光麗日中來。但理學家將人性中求利的本能欲望和經商贏利的行為一概視之為“私欲”,使之成為應“去”、應“滅”的對象。而且宋代以后,統治者提揚、護持的“天理人欲之辨”使得義利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張,以致在此思想的重壓下,元明清三代都沒有人斗膽敢于提出如英國重商主義者約翰·海樂斯在《關于英格蘭王國公共財富的討論》一書中所提出的“人是追逐最大利潤的”這種思想。雖然人人求利,但就是不敢承認。

【內容提要】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是商品經濟史研究中一個首要的重大問題。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應以對其本身的研究為基礎，而不能將中國的封建地主制與西歐的封建領主制作簡單對比。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它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高峰，并形成了多層次和多元化發展格局。在此過程中，商品經濟一方面受政治干預極其強烈，另方面則從根本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變革。

【英文摘要】ThecharacteristicsofthedevelopmentofcommodityeconomyinthefeudalChinesesocietyhaveremainedanimportantissueinthestudyofcommodityeconomyhistory.However,theexplora-tionofthecharacteristicsofthedevelopmentofthecommodi-tyeconomyinthefeudalChinesesocietymustfirstdependonacompletedescriptionofthesituationofitsownratherthanjustasimplecomparisonbetweenthefeudalChineselandlordsystemandtheWesternEuropeansuzerainsystem.Theparticula-ritiesofthefeudalChinesecommodityeconomycanbeseeninthefactthatitexperiencedthreedevelopmentalpeaksandthusformedamulti-dimensionalpattem.Duringthiscourse,commodityeconomy,thoughstronglyinterferedbypoliticalfactors,haspromotedthetransformationoftheChinesesociety.

【關鍵詞】商品經濟、中外比較、中國特點

commodityeconomy/comparisonbetweenChinaandothercountries/Chinesecharacteristics

【正文】

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乃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對立消長的過程。（注：李埏：《中國封建經濟史論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頁。）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學地認識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必須大力開展對商品經濟史的研究。隨著近20年來對中國古代社會形態研究的不斷深入，這一點已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商品經濟問題是重新正確認識中國封建社會的重要突破口，應強調重視商品經濟的研究。

摘要：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為實現富國強兵目的推行的重商政策對商品經濟發展起了重要的保護和促進作用，使商品經濟發展到較高水平，商人的身份得以確認，并取得了與士、農、工同等的社會地位，其所從事的商業貿易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商業貿易和農業、工業生產一樣成為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經濟活動。對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推行重商政策的原因、重商政策的主要內容以及商品經濟的發展作初步探討。

關鍵詞：重商政策；關稅；商品經濟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實行的重商政策為商品經濟發展繁榮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考察這一時期的重商政策對商品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對于今天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具有重要的歷史借鑒意義。

一、推行重商政策的原因

重商政策，是指統治者出于政治和經濟目的，采取的有利于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之間相互兼并，為求得生存與發展，諸侯國推行重商政策，以發展經濟，鞏固統治。

商品經濟的發展繁榮必然給國家帶來大量的商業稅收，增強其經濟實力，有利于鞏固統治和爭霸戰爭。雖然春秋戰國時期田稅是國家主要的財政收入，但源源不斷的商業稅收無疑也是各諸侯國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鞏固統治和爭霸戰爭發揮著重要作用。《戰國策》里面的一段話說得很明白，“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于共、莫，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這里，就把征收關稅作為“富國”、“存韓安魏”的一個重要途徑，說明關稅收入是相當可觀的。由此可以看出。商品經濟帶來的直接關稅收人對于諸侯國的重要性。對此，《管子》說得更明了，把“修道途，便關市”作為“輸之以財”的重要方式之一。《孟子》曾記載了宋國大夫戴盈之和孟子商量關稅稅率的事情說：“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后已，何如?”在戴盈之看來，如果免征關稅或降低稅率，就有可能要影響到國家的政治統治。

摘要：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是兩種不同的經濟形式，對于高中生而言，對這兩種經濟形式的區別形成認識了解，是有一定益處的。因此，本文就從高中生的視角出發，對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的內涵做了簡單分析，然后對二者的區別進行了討論，希望可以給廣大高中生一些參考。

關鍵詞：市場經濟；商品經濟；內涵；區別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非常迅速，在這樣的情況下，對于高中生而言，就需要認識到不同經濟形式對當前經濟發展的影響和作用。而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作為我國經濟發展歷程中的兩種重要模式，有必要對他們之間的區別予以辨析，從而正確把握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

一、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的內涵

（一）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一種經濟體系，在這種經濟體系下，所有的產品的生產和銷售過程都是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所引導的，不受到國家或是地方政府的引導限制。從市場經濟的內涵上來說，其就是一種具備很強自主性的經濟模式，產生生產的多少、銷售的價格、銷售的渠道等等，都是有市場主導的，市場需求多，那么就多生產；市場需求少，那么就少生產，一切經濟活動都以市場的實際情況作為依據。雖然市場經濟具有很高的自主性，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經濟行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或是滯后性。在計劃經濟時代，一切都是整體把控，不會出現盲目生產的問題。市場經濟下，由于市場信息復雜，千變萬化，再不能及時獲知信息的情況下，就可能導致生產盲目或是滯后，最終導致損失。但是市場經濟可以讓市場資源都充分利用起來，可以促進經濟的最大化效益。[1]（二）商品經濟。商品經濟是一種和“自然經濟”相對立的經濟模式，其是商品生產、交換、售賣的全過程總和。說的直白一點，商品經濟就是以直接交換為根本目的的經濟形式。根據商品經濟形式的內涵，可以發現其具有三個基本特點。第一，具有交換性。商品經濟的本質是商品交換，所以交換性就是其最為顯著的一個特征。第二，開放性。商品經濟的產生是以社會分工為基礎實現的，也就是現在所說的行業差別。正因為存在行業差別，才會產生商品交換的需求。而且隨著經濟行業的不斷擴張，這種需求也逐漸提升，使得商品經濟表現出了很強的開放性特征。第三，進取性。商品經濟時代的生產者也是逐利者，為了在競爭中占據強勢地位，或是為了獲得更大的經濟效益，必然要積極進取，對生產技術予以革新，或是擴大生產規模，表現出了很強的進取性。[2]

二、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之間存在的差異

(一)

歷史上任何一種商品經濟，都是所有制性質一般和商品生產、交換方式一般的統一。反之，客觀存在的每種商品經濟，又都是一種具體的商品經濟，即是一定的所有制性質和商品生產、交換方式的統一。所以，作為對特定社會階段商品經濟的研究，都必須側重于本階段中商品經濟具體特性的分析。認識中國現實中的商品經濟，也一定要如實地反映它的現狀屬性。中國現實中的商品經濟，在總體上應稱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商品經濟。這個范疇區別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更不能同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混為一談。因為，我國目前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這個階段中，除了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些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外，還有多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存在。僅以這一點說，就既有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又有非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把現實中的商品經濟，統稱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顯然是不恰當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商品經濟，既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商品經濟形式的統一概括，又意味了這多種商品經濟形式間的對立和斗爭。以現實來說，這種斗爭是很復雜而激烈的。種種非公有制商品經濟形式，雖然程度不同地都具有為社會主義經濟服務的一面，但另一面卻都不斷地形成著對社會主義經濟的侵蝕和瓦解。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本身，多種經濟形式間的競爭也是很厲害的。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總是處在這種不斷的斗爭和競爭中，又是在同各種商品經濟形式彼此結合、相互滲透中實現的。表現在經濟管理上，就是要兼顧公有制商品經濟形式和非公有制商品經濟形式這兩個方面，并且通過這兩方面間的相互作用及其轉化，實現對二者比重關系的把握和全社會經濟發展趨向的調節。所以，作為商品經濟理論研究，就必須如實地反映這種現狀，并且提出相應的對策。然而過去的研究則不是這樣看問題的。人們通常的看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一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里暫且不談第二個等式能否成立，只就第一個等式說，它分明是對上述商品經濟社會結構作了抹煞。其結果，不僅造成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概念本身的不準確，而且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對各種商品經濟相互滲透、相互斗爭的研究，在實踐中產生了很不好的影響。簡言之，過去商品經濟理論研究上的一大缺陷，是它脫離開現實中商品經濟的復雜結構狀態，孤立地研究所謂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因此，作為對這一缺陷的補正，就是要回到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中商品經濟總體狀態的研究上來。在范疇上說，就要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商品經濟這個大概念，明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及其各自形式的區別。從而，深入探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多種商品經濟形式間的相互作用、滲透關系，并堅持在這種作用和滲透中，認識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促使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換句話說，我們就是要從只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純粹形式，轉變到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商品經濟形式結構中的社會它義商品經濟和它的發展的如實研究。

(二)

過去有計劃商品經濟理論研究的第二個缺陷，是它忽視了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本身作為發展過程的研究。毫無疑問，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同樣是一個發展過程。它具有不同的發展階段。從本質上講，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屬性有兩種:第一是公有制經濟;第二是采取商品生產和交換方式進行運行的經濟。叮是，公有制有低級形式和高級形式的不同，可理解為由低級形式向高級形式發展的過程;商品生產、交換方式也有不發達狀態(小商品階段)和發達狀態之別，又可看作是由不發達狀態向發達狀態的轉變過程。所以，不能認為只要是公有制的商品經濟，就是一樣貨色或一種狀態;而必須懂得: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除了都具有作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一般性外，還分別具有著它作為本階段發展狀態的特殊性。因此，以經濟理論研究說，不’司發展階段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都必須具有其相應的具體范疇和研究重點。既然如此，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商品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出發，筆者以為有必要對以一「幾二個研究對象作范疇上的區分:

(1)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全過程，它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一切階段、狀態的總括;

(2)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即是現實中尚處在不發達狀態的公有制商品經濟;

摘要：文學作為一種重要的藝術形式，與社會的整體發展特別是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商品經濟的繁榮發展能夠促進于文學的發展，文學的發展與文化發展又能夠反作用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在當代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中，這一現象的體現越加明顯，基于此本文展開對于商品經濟與當代文學發展之間的關系展開討論。

關鍵詞：商品經濟；當代文學；發展；探析

引言：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文學藝術受到社會存在的影響，同時以其中的精神力量反作用于社會的發展。在當代社會中，文學與經濟之間屬于不同的領域，然而其中卻有著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關系，包括其中文學內容由于社會發展而更加豐富，文學寫作內容受到市場的影響；在另外一個層面，文學也作為一種精神產品促進著商品的繁榮發展，二者之間存在著相輔相成的關系。

一、文學在商品經濟中的特性

當社會發展到商品經濟階段，文學作品在社會大環境中，本身也具備了商品的屬性。因此，文學作品除了具有文學價值之外，也具有著經濟價值，作為商品經濟發展大浪潮中的一朵浪花，推動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繁榮。在文學作品的這種特性之下，也具有和其他的商品一樣具有商品經濟中商品的產生以及參與社會作用的過程，并且作為商品的一種，實現其中的流通與消費的過程。在文學作品作為一種商品進入到市場中之后，其中的商業價值將會充分的顯示出來，商業價值與文學的本身價值之間不存在著必然的聯系，這是由于商業價值與藝術價值的判斷標準并不相同。因此，在文學的表現內容中，作者試圖通過作品本身所傳達的觀念，與在商品經濟中所表現出的商品價值存在著不相符合的關系。

二、商品經濟對于文學作品的促進作用

（一）復習提問

1.為什么說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

2.我國現階段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意義是什么？

（二）導入新課

社會主義經濟仍然是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主義經濟不可逾越的階段，我國現階段只有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才能實現經濟現代化。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我國的經濟生活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商業網點多了，什么商場、商城、購物中心、早市、夜市、集貿市場，還有廟會、物資交流中心，比比皆是；商品豐富了，吃的、穿的、用的，琳瑯滿目，一應俱全。這是大家都能感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