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選題原則

以檔案用戶需求為原則，為檔案用戶服務，是檔案館工作的根本宗旨。為此，檔案館數字化資源建設應做到：

(一)以滿足用戶需求為原則

要認真了解、研究檔案用戶的需要、興趣和接受能力，以便有針對性、有目的地考慮選題和進行選題策劃，滿足用戶在學習、工作、研究和精神生活等方面的利用需要。檔案用戶是復雜的社會群體，有年齡、職業和地域等方面的區別。年齡、職業、地域相同的用戶，因思想文化素質不同，又分為不同的層次。這些檔案用戶的工作需要、學術興趣是各不相同的，設計選題、進行選題策劃時，要根據具體的檔案用戶的實際情況，研究、決定所選檔案的內容、層次級別、載體形態、文獻類型、數字化成品的類型等。

現代檔案館館藏建設與傳統檔案館館藏建設的最大區別在于：傳統是“從頭做起”，是從浩瀚的檔案中擷取符合本館需要的檔案，經加工編寫給予檔案用戶參考利用；現代是“從尾做起”，掉過來操作，“整合”是其要義。換一種說法：前者是以計劃為特征；后者則是以市場需求和吸引利用者為特征，*注意力經濟吸引檔案用戶。

(二)注重發揮檔案的特殊功能

1引言

從黨的十六大到，中國語境下的治理內涵與治理思路日益清晰。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總要求下，政界與學界開始思考本領域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系。許多學者利用治理現代化的視角進行研究推動。通過文獻回顧，文化治理、社會治理、公共文化治理等成為學者思考文化與治理耦合性關系最多的研究主題，而公共數字文化治理則是具備前沿性與現實性較高的研究內容，經歷了一段時期的研究推進，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及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進入學術界視野。

2公共數字文化發展現狀及治理概況

公共數字文化首先在存在形式上實現了數字文化與紙本文化等實體文化的區別，同時用公益性、公共性規范了數字文化的邊界，賦予其內涵，最終通過公共服務實現其價值，從而使公共數字文化這一概念成立。2.1公共數字文化的發展現狀。公共數字文化建設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宏觀上來說，公共數字文化指在全社會范圍內產生的能被公平獲取、公共利用的具有公益性、數字性的文化產品及文化服務的總和。大部分來源于政府機構、文化事業單位，小部分產生于企業、社會團體和個人。狹義上的公共數字文化是指，以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數字圖書館推廣工程、公共電子閱覽室建設計劃等重點工程為基礎，打造的公共數字文化資源庫群，構建的互聯互通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網絡過程中產生和實現的文化形態，通稱之為公共數字文化。雖然公共數字文化建設格局宏觀，但是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解。（1）作為承擔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主體工作的公共圖書館和文化館逐年增加。截至2016年底，我國公共數字圖書館3172所，文化館3338所[1]。包括檔案館、博物館在內的公共文化機構主要承擔資源整合、服務推廣、鞏固公共數字文化基礎設施等功能。（2）積極的智庫支持。目前，全國共建有包括北京大學和上海市圖書館等在內的6個國家公共文化研究基地。2015年12月“大數據與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研討會”在上海圖書館召開，會上《公共文化服務領域大數據應用研究》報告。2016與2017年底，公共數字文化研討會分別在上海圖書館與蘇州市公共文化中心召開，會議主題分別為“共話公共數字文化發展方向及對策”以及“智慧時代的公共文化空間服務”。（3）從三大數字文化工程到國家公共文化云。在三大惠民數字文化工程中文化共享工程承擔了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主要任務，截至2015年底，文化共享工程數字資源總量累積達到532TB。地方特色資源建設量達到459TB，累計立項724個，中央財政專項經費投入約9億元[2]。文化共享工程現有六級服務網絡和國家公共文化數字支撐平臺構成了國家公共文化云的基礎。國家公共文化云的推出具有標志性意義，成為了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總平臺、主陣地，于2017年中國文化館年會期間開通。（4）從2011年到2017年我國出臺的公共文化政策中涉及公共數字文化內容的達42項。其中《關于進一步加強公共數字文化建設的指導意見》與《“十三五”時期公共數字文化建設規劃》起到了階段性的綱領作用。2017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與2017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圖書館法》的先后出臺，使公共數字文化有了更清晰的身份認識與目標規劃，公共數字文化服務從標準化、管理化走向法制化、治理化。2.2公共數字文化發展特點以及面臨的困境。在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研究中，國外并沒有完全對應于公共數字文化的概念[3]。各國在公共文化服務、數字文化建設上各有特點。美國的公共文化服務產品主要來自市場，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成為數字文化建設的主體，通過項目合作來實現數字文化的建設與服務。法國采用“政府主導型”文化治理模式，文化的財政投入通過簽訂契約的方式確保公共財政支出效益。而英國在文化事務管理中一直保持“一臂之距”，使用中介機構獨立承擔文化財政的投入與分配問題，通過分權使政府與民間保持一種間接的關系，用新的治理主體來分擔政府的工作[4]。各國不同的文化治理的模式取決于政治體制與法律制度的差別。在我國公共數字文化概念孕育于國家“十二五”規劃設計，之后實現了快速度發展。2016年我國一般公共預算資金為208.62億元，其中51.57億元用于推進公共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站）等機構的建設；130.06億用于基層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完善[5]。我國的公共數字文化發展以國家項目為基礎，國家數字網絡為支撐，國家與地方共建，承擔了公共文化服務、全民素質提升、文化扶貧等重要任務，同時也是國家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轉變的重要方式。雖然我國公共數字文化建設取得了顯著成績，但仍存在較為突出的矛盾。（1）資源與需求的矛盾。各公共數字文化工程之間長期缺乏統籌規劃，影響資源的有效聚攏，這成為公共數字文化發展中的核心難題。資源提供與公眾文化需求之間存在脫節，同時因為缺乏互通互聯機制，改善進程緩慢。（2）給予與接受的矛盾。公共數字文化的文化福利角色，使得公共數字文化的服務處于政府包辦的舊習中，建設趨于行政化，投入導向指向政績，這種自上而下的服務方式，容易形成統一的服務制式，很難滿足民眾的個體個性化需求與整體廣泛性需求，最終會影響公眾對公共數字文化接受度及服務效果。（3）實效與評估的矛盾。公共文化服務很容易落入追求名義上的無差別供給。統計意義上的文化服務設施忽略了文化復雜性、族群異質性、地方差異和個體多樣性，相應地，也由于各種原因造成了設置空置、項目遇冷的情況[6]。而評估過程中缺乏全國性行業性的基本規范，形式也為上級對下級的考核，加之，公共數字文化不作為傳統文化形態而被人們所熟知，社會認知度低，價值估量難，導致評估效果易失實、偏頗，無法展現公共數字文化發展的真實水平。以上三類矛盾的存在及其不良影響，使得近年來的學界開始探討用治理的理念來統籌公共數字文化發展，改變公共數字文化的發展格局。2.3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理論與實踐探索。目前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研究的邏輯起點，是將治理核心理論與公共數字文化發展形態對接。尋找治理理論為公共數字文化建設與發展的幫助存在兩種認識，第一，是公共數字文化領域內通過治理，發展公共數字文化的內在需要；第二，公共數字文化治理是國家治理、文化治理及治理能力在公共數字文化領域的延伸表現。現有的研究中大部分學者基于第一種解釋，公共數字文化治理是指“通過對公共數字文化的制度治理以及各項業務的內容治理，是公共數字文化事業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7]。基于第二種研究思路的學者認為公共數字文化治理“不僅要實現對數字文化內容的治理，更強調宏觀性和戰略性，發揮數字時代優化社會環境的職能，通過不斷調整，優化與經濟、政治、社會的關系，促進國家治理”[8]。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理論中，多中心治理、協同治理、整體治理具有代表性。多中心治理強調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形成政府與社會主體平等合作的網格結構。協同治理的研究中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中的數字協同，通過數字傳播技術在公共服務中的運用，而打破政府傳統社會管理和服務方式的一種變革，可以有效提高行政績效水平[9]。而傳統文化管理模式中的服務碎片化和分散化、社會參與度低等問題，成為公共數字文化整體性治理研究的基礎[10]。目前，公共數字文化的治理實踐還處于摸索階段，我們可知的治理實務有幾種形式。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中的社會化合作。業務外包與服務推廣是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中社會化合作程度較高的兩類，國家數字文化網、數字圖書館推廣工程在網站建設、資源數字化加工過程中都與市場企業進行了程度不等的業務合作。法人治理結構。2014年9月，文化部頒布了包括南京圖書館、廣東省博物館在內的10家國家公共文化機構法人治理結構試點單位名單。2017年國家《關于深入推進公共文化機構法人治理結構改革的實施方案》，計劃分兩步走，到2020年，市（地）級以上規模較大的公共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科技館、美術館等基本建立以理事會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結構。政府購買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目前國家鼓勵建立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的機制。2015年的《關于做好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工作意見的通知》中，首條明確“公益性數字文化產品的制作與傳播”為購買內容。政府購買公共數字文化服務這一形式，不僅改變了政府與公共文化服務機構，與社會組織，與市場等多種基本關系，而且重構了實施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主體的結構關系。

3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的理論解釋

公共數字文化治理屬于國家治理體系，具體而言是在文化治理范疇之內，其理論支撐、實踐路徑都根源于國家治理及文化治理之中。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研究是以文化治理為研究基礎，加上技術思辨，形成了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的研究思路。3.1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從應用層面來講，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是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研究向實踐轉化的過程與成果。公共數字文化治理作為一套綜合系統，可以用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來進行簡單解構，他們之間形成了結構與功能的關系，治理體系是實施治理的基礎，而治理能力是實現治理的保障。因此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需要分三個層次，第一，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研究；第二，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研究；第三，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是按照“設施——資源——服務”來構建的系統。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體系是形成高效科學治理能力的基礎，治理能力的表現是治理體系完善與否的重要體現。治理能力是治理體系整體功能體現，也是治理體系各部分運行的制度力量與治理效果的展示過程。3.2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的維度劃分及基本構成。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是個綜合概念，維度劃分基礎為公共數字文化的特性、公共數字文化的能力建設及能力作用。將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初步劃分為三個維度：第一個維度為治理主體，具體包括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公眾；第二個維度為治理過程，治理是一個過程性概念。具體包括準備階段、實施階段、產出階段和結果階段；第三個維度為治理能力類型。具體包括戰略策劃能力、資源整合能力、價值塑造能力、公正保障能力和創新創意能力等能力。雖然維度劃分存在弊端，容易將公共數字治理等同于若干領域、若干要素的疊加，無法體現治理的整體性與協同性。但是，也便于厘清能力要素與能力結構間的邏輯，而對能力類型的具化分析展現了公共數字文化能力現代化特征。（1）戰略規劃能力。是治理能力的一項共性能力，指對全局性治理問題進行戰略考量與步驟設置。戰略能力也是一種宏觀能力，是方向性的把控力，而在實踐層面戰略能力又具化為科學的決策能力，更多的表現為治理主體在決策決議時體現的科學素養和實力水平。（2）資源整合能力。主要表現為信息組織能力和數字化能力。主要體現在將公共系統之內，服務于公眾的數字文化資源整合、數字化，成為全社會范圍內能夠問詢、獲取、調用的資源。公共數字文化的資源整合能力是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前提。（3）價值塑造能力。主要體現于公共數字文化作為文化產品的人文價值和社會價值，以及在治理過程中挖掘、展現、塑造公共數字文化價值的作用表現，最終目標是公共數字文化引導并影響社會公眾價值觀。（4）創新創意能力。公共數字文化的創新創意能力主要依靠于公共數字文化的數字化特性，是通過數字技術驅使而產生的革新力，以及在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過程中的創新治理方式，促進制度改革的能力。（5）公平保障能力。公平保障能力就是如何通過公共數字文化服務解決區域公共文化發展不平衡、資源獲取阻礙等問題，保障資源共享、全民公用，促進公共文化服務的均等化目標實現。3.3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表征分析。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表征可以參考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表征的定義，“現代化即是在科技推動下，整個社會已經或正在發生著積極變化的過程”。從目前的研究可見，“三表征”（制度化、公平化、有序化）、“四表征”（民主化、法治化、文明化、科學化）、“五表征”（制度化、民主化、法治化、高效化、協調化）為治理現代化表征的多重認識[11]。公共數字文化本身就是具有先進技術支撐的文化樣態，因此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表征更多的從公共數字文化的屬性入手，并結合治理目標而確定。（1）制度化。制度是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的關鍵變量和核心，通過構建公共數字文化制度體系，將規范理性、共建共治、平等協作等理念傳達到公共數字文化發展的方方面面,引起思想觀念、組織方式、行為手段的變革，實現傳統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的轉變，同時，這一過程中，還體現出新科技推動，新理念扶持、國際化視野等現代化特征。（2）多元化。主體多元是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本質特征。多元主體治理可以實現共同治理的網絡結構，從而合理配置資源、有效解決沖突，并形成平等合作的治理風格促進公共數字文化治理主體的潛能發揮。（3）協同化。協同化是公共數字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的本質要求。公共數字文化治理是包含多要素、多單元的系統運行，各要素各單元之間相互作用，各子系統間影響復雜但又相互協同。（4）高效化。公共數字文化治理通過決策科學化和執行高效化，最大限度增大社會效益，這也是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現代化建設的目標之一。（5）公平化。公共數字文化治理的實務是通過對公共數字文化的有效治理，充分體現社會公共文化服務追求的均等化目標，健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體現社會公平正義，平等自由。

1數字化環境下公共文化服務建設趨勢

1．1數字文化服務方式是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分支

在數字化、網絡化環境下，傳統的公共文化服務方式不能完全滿足現有的信息需要，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等文化機構接待和服務能力有限，必須借助數字化的方式實現文化產品和服務的傳播與推廣。

1．2公共文化服務需要虛實結合的環境

在數字環境下提供服務需要實體空間和虛擬數據相結合的方式，開展服務不是漫無邊際，而要受到相應制度的約束、網絡規則的制約、資源多寡的限制、管理能力的強弱以及服務本身目的的指向要求等。在高新技術迅猛更迭的時代，信息、數字、網絡的應用為公共文化的傳播發揮“快鐵”作用，促成公共文化服務中的數字文化服務，囊括數字平臺、數據資源、網絡服務、終端體驗等等。

1．3數字時代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手段是數字環境

［提要］當前，數字化與城市發展相結合已逐漸成為全球城市發展的主要趨勢。本文基于我國大數據產業迅猛發展、規模持續擴大以及國家大力開展城市數字化轉型建設大背景，通過對保定建設數字化標桿城市必要性分析，對當前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提出解決路徑，從而助力保定市數字化轉型標桿城市建設。

關鍵詞：保定；數字化；城市轉型

當前，數字化特征在全球經濟中的趨向性越來越明顯，數字化生產力逐步成為人類社會進入新階段的主要標志。當前，全球已經有超過170個國家發布了國家數字戰略，數字化轉型已成為世界各國發展的火熱賽道。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迅速、規模不斷擴大。“十四五”時期，數字技術將成為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點方向，數字轉型將作為重要引擎為培育經濟增長提供新動能，數字經濟也將成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內容。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重大決策部署和《“十四五”規劃綱要》有關要求，保定市發布《數字保定建設“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以“12346”的發展思路支撐起數字保定建設總體架構：以推動全面數字化改革發展為一條主線，以機制創新、數據賦能為兩大動力，以強支撐、促融合、緊聯動為三大攻堅方向，瞄準“強基、興業、善政、惠民”四大目標，部署“建設新設施、激活新要素、培育新動能、推進新治理、發展新服務、構建新格局”六大重點任務。綱要目標明確，催人奮進，如何切實落實“12346”發展思路，構建切合保定實際的數字化轉型方案。城市數字化轉型關乎城市未來發展，已成為當前亟須研究的問題。因此，以保定為例，探尋全國其他城市在數字化轉型方面所遇到的共性問題，針對這些問題尋求適合自己城市的發展方案，以得到全國城市在城市數字化轉型方面的系統化路徑，為未來中國城市更加科技化、數字化、便民化提供思路。城市數字化轉型既有利于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為經濟體系優化升級提供有力支撐，也有利于城市治理模式優化與服務質效提升，同時助力提高政府內部效率。越來越多的城市以解決實際痛點、提高治理質效、突出創新實效、體現地方特色為出發點，重視需求驅動，全力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一、國內構建數字化城市現狀

隨著數字化轉型在全國各個城市實踐的不斷推進，關于城市數字化轉型的成果也逐漸顯現出來。賽迪白皮書發布《2021中國城市數字化轉型白皮書》中針對2021年中國城市數字化轉型百強城市，根據城市排名進行區域劃分，排名前十位的按順序分別是：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廣州市、杭州市、青島市、重慶市、天津市、成都市和蘇州市，從區域分布上來看，我國城市數字能力呈現東強西弱態勢。基于對各城市信息基礎、城市治理、社會服務、產業經濟、創新保障、低碳發展六個維度的綜合考量與評價，賽迪顧問將數字化轉型百強城市分為三個梯隊：第一梯隊是城市整體數字能力全國領先的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和杭州，處于我國城市數字化轉型領先水平；第二梯隊是城市整體數字能力相對較強的以青島、重慶、天津、成都為代表的36個城市；城市整體數字能力還有待提升的第三梯隊，包含金華、昆明、保定等的59個城市。總體來看，城市數字能力與其GDP水平正向強相關，GDP水平低的城市其數字能力也相應較弱。

二、保定市建設數字化轉型標桿城市必要性分析

準確把握全球數字貿易的發展趨勢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暴發給全球貿易帶來了巨大沖擊。世貿組織數據顯示，2020年全球貨物貿易量同比下滑5.3%；聯合國貿發會議數據顯示，2020年全球服務貿易同比下降15.4%。與此同時，由于大多數國家采取了限制人員流動的防疫措施，線上需求迅速增加，加速了數字貿易的發展，2020年全球數字貿易雖有下滑，但同比僅下滑1.9%，遠遠低于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跌幅。可以說，數字貿易已成為國際貿易中的新亮點，是推動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力量。數字貿易既是貿易創新發展的引領者，也是各國爭奪新一輪國際貿易規則制定主導權的焦點。目前，數字貿易在全球范圍內得到高度重視。從國際層面看，發達國家高度關注數字貿易，自2008年起，法國、日本、歐盟、英國、澳大利亞、美國等國家紛紛制定數字經濟方面的戰略規劃，積極搶占數字經濟制高點，力圖將數字經濟和數字貿易打造為未來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從國家層面看，為搶抓數字經濟發展先機，2019年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推進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培育新業態，增添貿易發展新動能，提升貿易數字化水平；2020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推進對外貿易創新發展的實施意見》提出，創新業態模式，培育外貿新動能，加快貿易數字化發展；國家“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也提出，要提升貿易數字化水平。從省級層面看，兄弟省市正積極搶抓數字經濟發展機遇，推進數字貿易快速發展。北京于2020年印發《北京市關于打造數字貿易試驗區實施方案》，率先推動跨境數據流動試點；上海在《上海市數字貿易發展行動方案（2019—2021年）》中提出打造數字貿易國際樞紐港；廣東在《廣東省數字經濟發展規劃（2018—2025年）》中提出，將廣東建設成為國家數字經濟發展先導區、數字絲綢之路戰略樞紐和全球數字經濟創新中心；浙江已于2020年實施《浙江省數字貿易先行示范區建設方案》，并在《浙江省數字經濟發展“十四五”規劃》中提出，加快打造全球數字貿易中心。

深刻認識數字貿易帶來的深遠影響

數字貿易因其先天的特殊性，將會給基于全球價值鏈構建的國際分工投資貿易體系帶來重大沖擊，影響廣泛且深遠。數字貿易將改變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地理構成。根據世貿組織劃分標準，國際貿易成本主要包括運輸物流成本、跨境成本、信息和交易成本、貿易政策障礙等四大部分。數字技術的運用使得上述成本均得到不同程度的下降，自然資源稟賦和區位優勢的重要性也因此下降，貿易參與國（地區）的相對比較優勢發生重大改變，進而影響到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地理分布。例如，3D打印技術可通過減少零部件交易量以及支持靠近客戶的分散生產而大幅度降低運輸物流成本。數字貿易將改變國際貿易主體的構成。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給中小外貿企業和發展中國家（地區）帶來歷史性發展機遇，將有效促進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普惠性增長。同時，互聯網等數字技術的應用，還能有效降低中小外貿企業和發展中國家（地區）市場準入門檻和開拓成本，使其更加專注于產品研發，有助于其快速增強全球競爭力。依托數字技術的數字貿易能迅速壯大中小外貿企業和發展中國家（地區）等國際貿易主體力量，稀釋其他國際貿易主體的權重。數字貿易將沖擊知識產權等國際經貿規則。數字貿易模糊了數字產品（服務）與傳統知識產權的邊界，容易引起知識產權糾紛，特別是以設計、軟件等形式提供服務的數字貿易更易引起糾紛。數字貿易還會因為設計和生產相分離現象沖擊原產地規則等現行的國際經貿規則。

科學謀劃江蘇數字貿易的發展路徑

數字貿易是江蘇打造國際經貿合作新優勢，推動開放型經濟向更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面向未來，我們既要看到江蘇信息化建設水平較高、數字經濟發展基礎較好等客觀現實，又要科學研判數字貿易發展趨勢，積極探索具有江蘇特色的數字貿易發展路徑。推進數字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數字產品國際供給能力。研究出臺數字產業發展專項規劃，挑選培育江蘇本土化的數字化平臺企業，以平臺為載體、產業鏈供應鏈建設為核心、全球客戶需求為導向，構建自主可控的數字經濟創新生態。大力引進各種類型輕資產數字企業，推動江蘇數字產業融入全球數字經濟大市場，借助國際市場力量，全面提升數字內容服務、社會媒介服務、搜索引擎服務等數字產品國際供給能力。支持制造企業使用大數據、5G和云計算等新技術進行產品流程再造，完成生產供應鏈數字化管理和服務環節數字化轉型，通過數字化賦能制造業，提升其數字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構建良好的數字貿易發展環境，促進數字貿易企業健康有序發展。當前，全球數字貿易發展快，涉及領域廣，業務繁雜且交叉現象普遍，正處于野蠻生長階段，已出現肆意收集數據、無視個人隱私、危及國家數據安全等不良現象，需要及時予以規范。要以自貿試驗區為依托，積極探索數字技術與貿易融合發展的新模式，爭取在跨境數據流動、數字知識產權保護、數據安全、數字平臺責任等方面先行先試，加快研究出臺數據安全評級、個人隱私保護、數據資源確權、非涉密數據開放、跨境數據流動等相關配套制度，為江蘇數字貿易健康有序發展保駕護航。加強高端人才引進和培養，為數字貿易提供強有力的智力支持。學習借鑒先進國家和兄弟省市的有益經驗和做法，研究制定江蘇數字貿易高端人才分類標準，并進行人才認定和補貼，提升江蘇對數字貿易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創新數字貿易人才培養模式，引導在蘇高校、科研機構、龍頭企業、產業聯盟、行業協會和社會職業培訓機構等多方資源，開展產學研合作和產教深度融合，共同制定數字貿易國際人才培養標準，聯合開發理論課程和實踐基地等教學資源，建立高效的數字貿易人才培養體系。注重人才終身學習和人才教育國際合作，積極探索建立數字貿易人才在線學習平臺和人才教育國際合作機制，逐步完善數字貿易人才創新創業生態。深化數字貿易領域國際合作，提升江蘇在國際規則制定領域的話語權。與貨物貿易相比，數字貿易規則制定遠遠落后于其發展現狀，數字貿易國際規則制定呈碎片化態勢，在數據已變成重要生產要素的當下，加強國際磋商協調、推進規則體系重構日益緊迫，全球性數字貿易規則制定將成為各國爭奪的戰略制高點。要積極加強與數字貿易強國的國際合作，鼓勵產業界、學術界、民間機構等廣泛開展各種形式的合作，積極融入國際數字貿易，共同協商促進規則制定和國際治理體系完善，提升江蘇在國際規則制定領域的話語權。

內容摘要：文章緊扣數字藝術教育中出現的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分析與解讀，著重論述數字藝術教育發展的措施和思路。培養符合時代需求的數字藝術設計人才，是國內數字藝術設計教育者需不斷探討和提高的問題。

關鍵詞：數字藝術教育市場

數字藝術教育體現在數字、藝術和教育三者有機結合在一起的不同方面。

數字指的是數碼技術。現代新技術的飛速發展，數字化技術也日臻成熟，因而帶來廣泛的應用領域；藝術是情感、激情、精神世界；教育就是要提高人的綜合素質，發掘個人的潛質，培養對社會有用的人才。

面對新世紀的挑戰，面對國際國內大市場，市場的需求是多樣化、多層次的，順應時代開拓和發展數字藝術教育，設計一套完整系統的專業學科體系，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一、數字藝術教育的主要問題

［提要］當下中國經濟正處于產業轉型升級階段，數字技術正在加速成為激發社會創造力、經濟活力和產業優化升級的驅動力量。金融創新與數字驅動具備直接契合點，也始終是數字技術的重要應用場景。金融機構面臨的發展環境變革和挑戰是前所未有的，需要依據自身發展情況和業務形態，借助數字驅動力量，持續推動戰略轉型和業務優化。

關鍵詞：數字化；金融創新；金融科技

一、引言

當下中國經濟正處于產業轉型升級階段，科技正在加速成為激發社會創造力、經濟活力和產業優化升級的驅動力量。包括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在內的一系列新型數字技術的發展正在為全要素生產率和經濟增長中樞的提升提供長期動力。而金融業正在成為數字技術和數據運用的最為廣泛和深入的領域之一。在行業由高速向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數字技術正在承接并不斷推進金融行業發展模式從資源驅動到數字驅動的轉型。傳統金融機構積極嘗試探索通過金融科技手段，從提升投研能力、擴大獲客領域、提升運營效率、強化風險控制等方面推動金融企業經營發展與戰略管理規劃。金融與數字技術的結合，有助于推動金融行業向供給多元化和精準化發展。

二、數字驅動金融創新的內涵與現實背景

（一）數字驅動經濟增長模式變革的一般內涵。近年來，數字化正在由信息化、互聯網化向智能化演進。從廣泛意義上，數字驅動可以理解為，在生產過程中，以數字化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憑借現代信息網絡和通信技術等載體，推動經濟生產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一系列活動。從宏觀層面，數字驅動體現為數字技術對經濟增長模式的變革。自20世紀60年展至今，以數字化為驅動力的經濟發展歷經半導體產業、計算機產業、信息產業、互聯網產業等階段實現多次迭代和演進。如今，在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和區塊鏈等技術推進下，數字技術正在改造傳統經濟在工業和服務業的分割局面，推動產業邊界的跨越和融合。在傳統單一產業的規模化資本投入難以進一步提升經濟增長的背景下，通過數字化手段，驅動資源的精準投入，并挖掘需求增量，從而驅動對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是數字驅動型發展模式的宏觀內涵。從微觀層面，數字驅動體現為企業內部和企業之間在技術、商業模式及組織模式等方面的創新與數字技術的融合，提升企業價值創造效率。一方面，從企業內部發展看，數字驅動型管理創新可以理解為包括數字化對研發、產品設計、運營、管理以及業務流程和組織再造等在內的決策管理各個環節提供支持。例如，傳統制造企業可以利用數字化滲透和交叉，實現對企業經營運轉全過程的數字化監控和數字信息整合。另一方面，從企業之間競合關系看，數字驅動型管理創新則可以理解為基于憑借數字技術與產業供應鏈的融合，依靠數字產品橫向延伸價值鏈，縱向衍生產業鏈，衍生新產品、新服務和新商業模式，提高企業上下游的協同。總體上，通過數字技術的深入應用，企業信息獲取和整合能力、市場感知能力、預測能力等不斷提升，并通過網絡資源的動態資質和優化配置，提升企業供給效率，是數字驅動型發展模式的微觀特征。（二）數字驅動金融創新的現實背景。特定到金融領域，金融創新與數字驅動具備直接契合點。金融業的本源在于資金融通，這需要對資產的風險和信用進行充分定價，而風險和信用的評估高度依賴于數據。從這一角度來看，金融業是數據密集型行業，也始終是數字技術的重要應用場景。依據內生增長理論，金融發展的核心驅動力來自資本投入、勞動投入和技術水平提升。我國市場化金融體系發展近30年，在金融自由化的引導下，資本和勞動投入不斷擴大，金融業已經積累了一定的金融深度，基本完成數量型增長階段。截至2019年上半年，金融業總資產已達到303萬億元，承擔著連接經濟供給體系和經濟需求體系的重要角色。但是，相比于成熟的金融體系，我國的金融深度主要來源于居民較高的儲蓄率結構，而金融產品供給同質化高、金融工具創新不足等問題，顯示出金融市場廣度和適配性仍然有待提升。在資本投入和勞動投入等資源性投入的邊際貢獻不斷遞減的背景下，數字技術正在承接并不斷推進金融行業發展模式從資源驅動到數字驅動的轉型。傳統金融機構積極嘗試探索通過金融科技手段，從提升投研能力、擴大獲客領域、提升運營效率、強化風險控制等方面推動金融企業經營發展與戰略管理規劃。

【摘要題】數字信息化

【英文摘要】ThePositionandPrincipleofSelectingSutbjectinResourceConstructionofArchivesDigitizationinourcountry(SONGShu-fang)

【關鍵詞】檔案數字化/定位/選題

archivesdigitization/position/selectingsubject

【正文】

文章編號：1005-9652(2003)04-0023-02中圖分類號：G271文獻標識碼：A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數字經濟這一概念應運而生，而在數字經濟的影響下，原有市場營銷專業人才培養方式日漸落后，已不能滿足社會發展需求，所以高校必須要調整人才培養策略，加強人才能力構建，以促進學生更好地適應新時代工作環境。

一、數字經濟背景下加強市場營銷專業人才能力構建的必要性

數字經濟是指借由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技術的支持，對信息進行識別、選擇、過濾、儲存、使用，實現優化資源配置或是再生資源，且能創造價值效益的一種新型經濟運行模式。數字經濟概念于2016年被正式提出，隨之被列為我國G20創新增長藍圖中的一個重大議題。目前數字經濟規模日益擴大，超過了我國年GDP總量的三分之一，而且數字經濟發展趨勢正盛，已開始向經濟社會各環節和各行各業滲透。此外，數字經濟作為一種生態和思維，其價值意義毋庸置疑。尤其是它的發展改變了傳統的營銷組合，使得利用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提供技術服務成為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來源。在此背景下，高校應緊密結合新文科人才要求和新經濟發展模式對人才的需求，重構市場營銷人才能力，培養智慧型人才，以更好地適應時代發展變化下的新環境，更好地服務于社會。

二、數字經濟背景下市場營銷專業人才分析

1.數字化營銷人才緊缺。數字經濟概念被提出后，發展趨勢明顯，倒逼高校要向社會輸出越來越多的數字人才。有研究數據顯示，當前的數字人才發展過度趨向產品研發，而數字營銷人才在各類人才種類中占據比例最小，只有0.35%，這說明數字化的市場營銷專業出現較大缺口，高校培養的人才與用人需求不匹配，造成了數字化的市場營銷專業人才緊缺性日益凸顯，高校應加強數字化營銷人才的輸出。2.數據分析、媒體運用能力弱。數字經濟作為新興產物，在傳統市場營銷人才培養中融合度有待提升。有研究顯示，與企業用人單位訪談結果顯示傳統市場營銷人才計算機應用基礎薄弱，數據分析、媒體運用能力不足，導致無法滿足新經濟社會企業的用人需要，因此為了滿足社會用人需要，高校市場營銷人才培養應該強化數據分析能力的培養，進一步提高人才培養質量。3.客戶關系管理能力有待提升。在數字經濟背景下，市場營銷被賦予了新的要求和內容，即必須要處理好客戶關系管理工作。所謂的客戶關系管理即能否為客戶提供有價值的產品和服務，能否與客戶構建長期的友誼，能否實現客戶價值效益最大化和企業經濟效益最大化的平衡。在該背景下，市場營銷人員需要掌握更多的數字化手段，與消費者保持良好的互動關系。通過了解其喜好和需求，主動積累相關數據，不斷為客戶提供讓渡價值，以建立持續穩定的客戶關系。而高校市場營銷專業建設需要結合數字經濟特征，加強相關理論和實踐，培養學生客戶關系管理能力。

三、數字經濟背景下市場營銷專業人才培養策略

摘要：數字媒體具有的簡便快捷交互等特征使得其在當代社會迅速盛行起來，而以創造力和靈動性為培養目的的高校藝術設計專業通過數字媒體的先進技術更能將藝術設計做到更簡便更大膽。作為新興的科技產業，數字媒體和傳統的藝術設計的巨大的時間差使得民辦高校在硬件設施、師資力量等方面都無法將其二者快速科學的結合。因此，民辦高校在教學方式上需要啟動改革，而由于缺乏經驗和借鑒方向，意圖一次性改革成功進展得相當困難。因此，構建出科學的教學模式，需要學校和教師的共同探討和深入研究。

關鍵詞：數字媒體；藝術設計；創新；變革

一數字媒體的內涵與特征

數字媒體是隨著互聯網不斷發展而逐漸興起并走向繁盛的領域，數字媒體主要是以代碼的形式作為信息的載體，通過存儲、運輸、顯示等過程，形成實物，最終形成大眾眼中的以文字、圖像、聲音等作為信息載體的感覺媒體。數字媒體可根據用途的不同而一次分為邏輯媒體、實物媒體和感覺媒體，這三類在數字媒體中扮演著信息載體的角色，且相互依存，缺一不可。[1]也可根據表現方式分為通過電子書傳播、通過互聯網傳播和通過手機傳播的媒體。同傳統媒體相比，數字媒體傳播信息的多樣化、海量化、交互性為其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

二數字媒體時代下的藝術設計專業的重要特征變化

（一）“互動性”成為藝術設計最突顯的一個特征。在當今數字媒體盛行之下，由于數字媒體通過二進制模式將初始信息進行轉換、輸出，信息的傳遞更為簡便和迅速，信息傳遞模式由以往的從設計者到制造者也有所改變，單向傳播已經無法滿足溝通的需求，如今更多的人都逐漸轉變了信息傳播的形式。以互聯網為中間的信息暫存載體，信息傳播途徑從人—人轉變成了人—機—人，且由于互聯網的暫存作用，信息傳播由單向轉變成了更為全面和便捷的雙向傳播。信息傳播的便捷和雙向使得藝術設計過程中更為快速透徹地解決問題，制造者在設計過程中的角色轉變成了主動參與者。（二）數字媒體延伸了視覺傳達的設計形式和內容。以往在進行藝術設計時，大多數是通過紙筆作圖而展現出來的。在表現形式上局限在了二維平面上，較繪畫不同，藝術設計無法通過二維圖紙帶來巨大的視覺沖擊，且無法預知方案的可行性，而且通過手繪的設計方案無法迅速地解決改動問題，繁瑣的圖紙在面臨修改時進度相當緩慢。數字媒體擴大了視覺傳達的范圍，在時空領域上完全擴寬了藝術設計的發展空間。[2]三維、四維繪圖的發展為藝術設計開辟了新的天地。藝術設計通過增強立體感而增強了其靈動性，并能在多個角度審視設計方案確定其可行性。（三）藝術設計手段方式的多樣化提供了新的藝術設計思維。藝術也是一門技術，需要有嫻熟的繪畫功底、操作能力等。在傳統媒體時期，藝術的發展全靠手工繪圖、制作，且每項程序都對操作者有著很高的技術和設備的精準工作，繁瑣的修改和技術的限制一度遏制了設計者創作思維的迸發。而在當今的數字媒體時代，通過各種電腦軟件作圖，虛擬合成、精確的數字計算等，藝術設計有了更為強大的設施支持。設計者可以盡情發揮自己的想象，依靠強大的電腦程序，將想象付諸于實踐，將所想通過電腦三維立體構圖展現出現，再通過數字技術判斷其設計的可行性，數字媒體的發展為設計者帶來了福音，為其拓展強大的思維能力提供了堅實的技術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