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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農村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當前我我區的新農村建設目前都已起步，開局良好，在一些地方實施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示范行動”試點工作也次第展開，其示范效應也開始凸現。但是有些在新農村建設的認識和實踐中存在諸多問題與誤區，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重視。這些問題主要有：

1、存有明顯的項目依賴思想，亂占耕地的現象嚴重。一些地方把發展片面地理解成抓項目，提出：“抓項目就是抓發展，堅持項目統攬不動搖。”要求各鄉鎮各職能部門都要積極與國家、省、市有關部門溝通，爭取上級支持，努力讓縣里更多的項目報上名、排上隊、進規劃，力爭獲得政策性項目資金較上年增長lO%以上。這給人一個明顯的感受就是一些縣鄉干部把建設新農村———這一農村面臨的全面發展機遇片面地理解為“要錢”的機遇。河南省唐河縣一位鎮黨委書記說，現在國家對農村的扶持項目比以前多了好幾倍，對于基層來說，大項目要跑，小項目更要跑。這種論調絕不是個別人的想法。在基層干部心目中，凡沾著“項目”的事熱情就高，反之，工作積極性就不大。在這種錯誤認識的指導下，一些干部熱衷于跑項目、要項目，從而忽略了“總體規劃”、“民主管理”這些基礎性工作，在爭著“跑項目”風氣的推動下，一些部門也會以支持三農為名，由部門造預算，積極向國家要錢要項目，使國家財政投入分散，削弱了杠桿作用。更為嚴重的是項目引進來之后，為了蓋工廠搞產業，就想方設法在耕地甚至是農民宅基地上動腦筋，由此造成的后果不堪設想。剛剛的**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去年全國凈減少耕地36.2萬公頃，全國耕地面積僅剩約12200萬公頃。如果再這樣盲日亂上項目的話，我們遲早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無法向子孫后代交代。不難看出，一些地方存在的“項目依賴癥”是新農村建設的一個誤區。

2、由政府包辦代替一切，農民參與不進來。應該承認，地方政府和部門對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決策的積極性是非常高的。工作力度也很大，但是由于受長期形成的思維定勢的影響，一些干部沒能正確地擺正政府引導與農民群眾為主體的關系，缺乏引導和激發農民發展生產、建設家園的有效措施，進而把農民群眾排斥在外，完全忽視了農民群眾在新農村建設中主體作用的發揮。有很多縣鄉的新農村規劃，是規劃部門做出來的，農民沒有說話的機會，這一切都嚴重挫傷了一部分農民的積極性，在由政府主導的強勢作用下，一些農民也忽略了自身的存在，沒有把自己擺進去，表示“上面要干啥就干啥”。部分村干部認為提不提新農村建設，要不要農民支持和擁護，對抓建設促發展沒有區別。在甘肅省涼州區達桐村，一些群眾竟說，“啥農村，都是干部的事兒；刮風呢，老百姓還不是一樣活”。盡管如此，大部分農民知道新農村建設事關自己的切身利益，有愿望參與進來，這一切都說明了只要政府引導得當，農民群眾會積極投身其中的，并愿意參加興修基礎設施、改善生產生活條件等勞動，以造福自身。

3、盯著村容村貌作表面文章，大搞樣板工程。廁所貼瓷磚、門前建噴泉、貸款建洋房、扛著鋤頭進電梯，這些看似夸張的現象，卻成為一些地方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追逐的樣板。不少地方流行著“小康不小康，關鍵看住房”的說法，認為只要“門面闊了”就是小康。這種不切實際的做法誤導著一些地方搞新農村建設的思路，在實踐上容易勞民傷財，增加了農民的負擔，使新農村建設在農民群眾心目中大打折扣。一些地方干部也未能正確處理好新農村建設與村莊建設的關系，對于新農村建設，他們頭腦中存在模糊認識，思想上希望立竿見影、早見實效，指望兩三年工夫就能建成新農村，索性提出全部拆除現有住房，實現村民的整體搬遷，而不顧做法的可行性以及農民的自愿與否。一些地方的規劃不切合農村實際，損害了農民利益。成都市雙流區昆山村按照規劃統一建造新房，將農民集中居住，所有房子都呈歐式風格，外觀非常漂亮。但村民朱金全為此花了4萬元錢，其中還向銀行貸了1萬元款。現在對于他來說，最大的煩惱是如何償還貸款。福建漳州市平和縣坂仔鎮西坑村號召農民建起了40多幢黃白相間的小別墅，成為當地政府大力宣傳的明星“小康村”，但西坑村卻因此欠下130多萬元貸款，成為當地百姓沉重的負擔和揮之不去的心病。

4、政績為先的思想嚴重，試點村示范作用不明顯。少數縣鄉干部頭腦發熱，熱衷于立招牌，不想干真事，把新農村建設當作是自己政治上升遷的大好機遇，全然不顧實際情況和農民意愿，實施“達標工程”、“限時工程”和“指標工程”，希望在短期內就搞出“政績工程”米。一些地方的“十一五”規劃規定，20戶以上的村都要通油路，都要蓋新房子，都要按照新的統一的圖紙建設。河南中部某縣大搞小康樣板村、文明村工程建設，當地干部不惜扒房子、扒墻來推進工程建設，農民們氣憤地稱其為“兩扒”工程。

在這種錯誤思想指導下，有些試點村示范作用很不明顯，試點與整體工作脫節，好看不耐看，好聽不能學。很多地方推薦的試點村沒有考慮到不同發展水平的特點，兼顧好中差來選擇不同發展水平、不同發展模式的村來做示范，而是選擇那些多半靠近城鎮，發展基礎較好，并不具備足夠的代表性的村來做試點，其結果是這些所謂的試點不能給全局提供一些經驗，做出一些示范。

二、解決問題的對策措施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絕不是對以前概念的簡單重復，而是有著非常明顯的時代特征。新農村建設的目標和任務全面、系統且完整。新農村建設應當從實際情況出發，從農村群眾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入手，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農村社會事業，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有步驟、有計劃、有重點地推進，真正建立好促進新農村建設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使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成為惠及廣大農民群眾的民心工程”。

1、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級財政扶持農村的長效投入機制。新農村建設的最大的瓶頸制約就是資金不足，村級組織集體經濟薄弱，特別是農村稅費改革和農業稅全部取消以后，原有的農村收費項目被取消，而新的收入來源———國家財政轉移支付維持村級正常運轉和村干部誤工補貼都不夠，根本就拿不出錢來興辦村級公益事業了。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就必須要改善農村的基礎設施、文化、教育、醫療等公共產品和人居環境，還要升級軟環境，如科學化的管理、良好的民風習俗等方面的培養。而這一切，都要有足夠的資金保障作支撐。令人可喜的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國力空前提升，國家財政收入大幅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方針的實施提供了財力上的可行性，為我們國家最終解決三農問題準備了最充分的物質基礎。為此，就必須要加大中央和地方各級財政向農村傾斜的力度，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范圍，加強政府對農村的公共服務，將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轉向農村。總理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專題研討班的結業式上指出，做到財政新增教育、衛生、文化等事業經費主要用于農村，國家基本建設資金增量主要用于農村，政府征用土地出讓收益主要用于農村。今年，要做到國家財政支農資金的增量高于上年，國債和預算內建設資金用于農村建設的比重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的資金總量高于上年。特別是政府征用土地出讓收益主要用于農村，這是一個重大的政策思路。目前，土地出讓收入在地方政府可用財力中占相當大的比重。有些縣、市土地出讓金收入已經占到財政收入的35%左右，有的高達一半以上。有些縣、市財政用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60—70%來自出讓土地的收入。“以地生財”已成為地方政府增加財力、籌集城鎮建設資金的重要途徑。除此之外，還應該積極推進農村金融改革，借鑒吸收世界上多數國家在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通過長期的政策融資來解決資金不足方面的成功經驗，為來自各方面的投資主體創造良好的和完善的投資環境，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吸引越來越多的資金。

2、建立促進農民增收、確保農民受益的長效激勵機制。三農問題中最大的問題就是農民增收緩慢。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出發點和歸宿。發揮廣大農民在新農村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和積極性，關鍵是要確保農民在新農村建設中長期受益，從而激勵他們在國家政策扶持下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依靠自己的辛勤勞動來建設自己的幸福家園。因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就要處理好與現代農業建設的關系，防止和及時糾正忽視發展農業生產的傾向，它的中心任務就是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它的最重要、最本源的內容是發展農村生產力、全面提高農村綜合生產能力，為新農村建設提供雄厚的物質基礎。為此，一要將新農村建設與農村經濟發展結合起來，使新農村建設能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讓農民收入得到更快的提高。二要將新農村建設與農村社會事業發展結合起來，使新農村建設能促進農村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讓農民分享更多的社會福利。三要將新農村建設與農村民主決策結合起來，使新農村建設能促進農村基層民主化進程，建立在農民自覺、自愿的基礎上。江西省贛州市在推進新農村建設的初始階段，一些農民一聽說要投入資金，又認為政府在搞政績工程，積極性不是很高。但當地政府本著政府主導和農民主體的原則，不急躁冒進，不搞強迫命令，先從解決農民群眾看得見摸得著的困難入手，派出大批新農村建設指導組下到鄉村免費為村莊和農戶搞規劃，然后選定示范點以典型引路，農民從中得到了切實的利益，他們由最初的不理解到等待觀望再到積極參與，最后水到渠成。由此說明了新農村建設必須堅持以促進農民增收這一基本著力點，尊重農民意愿，積極引導農民，才能得到農民的擁護，使新農村建設真正成為惠及千家萬戶的民心工程。

3、建立依靠基層組織和黨員干部發揮領導核心作用，團結帶領廣大農民群眾建設新農村的工作機制。新農村目標要求的實現，最終還是要靠農村基層組織和黨員團結帶領廣大農民群眾通過艱苦奮斗的努力來完成。因此，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農村黨組織和黨員義不容辭的責任，必須要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在推動農村經濟發展，引領農民脫貧致富方面的積極作用。從現實情況看，中央提出的建設新農村“20字”目標要求，不是幾句空洞口號，而是飽含著具體實在的內容，是集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政治文明于一體的滲透各方面的綜合建設。無論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建設，還是生態文明、政治文明建設，都需要有組織有領導地進行，不可能是農民群眾的自發行為，而直接組織領導的責任，必然是由“一線堡壘”和一線黨員來承擔。然而近年來，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建設落后于農村改革發展客觀形勢的需要，面臨著年齡結構老化，整體素質不高，黨員帶領群眾脫貧致富的能力較弱等諸多問題。因此，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關鍵就是要抓好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和農村基層政權建設，不斷提高基層黨員干部的素質和能力，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各地黨組織必須主動適應新形勢、新體制、新任務的要求，在基層黨建工作的思想觀念、組織設置、隊伍建設、工作制度、領導方式等方面進行積極有效的探索，從而有效提升基層組織建設水平。要打破過去以自然村建立黨組織的傳統做法，圍繞產業發展和新型經濟組織發展建立黨組織；通過組建黨群共富產業鏈等新型合作經濟組織，發揮經紀人與中介組織作用；實施黨員“創業富民”工程和對無職無位黨員設崗定責，為黨員在新農村建設中發揮新作用創設有效載體，徹底解決農村普遍存在的“信息不靈不敢富、新技能不懂不會富、實力單薄不能富”的“三不”問題。被譽為“天大第一村”的華西村、“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南街村、“京郊首富”韓村河等明星村的實踐充分證明，“農村發展快，全靠黨員帶”。這些村普遍有“三個好”：有一個好“班長”，有一個好“戰斗堡壘”，有一支好黨員隊伍。他們的經驗昭示：黨員強化責任意識，發揮模范帶頭作用，新農村建設才有可靠的組織保證。

4、建立以深化改革為中心來推進新農村建設的創新機制。在新農村建設中，需要推進一場以鞏固稅費改革成果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綜合改革，這也是從農村當前情形出發而可以迅速推行的改革。取消農業稅的積極意義是顯而易見的，但也使農村原有的深層次矛盾更加凸顯。如何遏止各種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卷土重來，避免農民負擔反彈；怎樣從財力上保證基層組織正常運轉等。這些問題都與農民的現實利益密切相關。因此，圍繞鞏固農村稅費改革的成果，必然要提出加快推進涉及面更廣、層次更深的農村綜合改革的任務。在新農村建設中，國家財政也增加了對農村建設資金的扶持力度，但財政支農資金的使用方式卻存在嚴重問題。從近幾年來的情況不難看出，中央財政預算安排支持三農的資金數量不斷增長，但在資金管理、分配、使用過程中卻存在著多頭管理、“部門尋租”機會增大、支出結構不合理、資金使用效率不高等問題。專家建議，在財政支農資金的使用上，應改革現行的不合理的做法，全面推行專家評審、項目指南、標準文本和資金報賬、集中采購等一系列制度，充分發揮財政支農資金“透明運作”的示范作用。還有，要處理好增加投入與創新體制機制的關系，特別是要探索建設項目的民主決策機制、建設資金的籌集和融資機制、項目建設的監督管理機制等。此外，還要逐步推進鄉鎮機構、農村義務教育和縣鄉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建立精干高效的農村基層行政管理體制、覆蓋城鄉的公共財政制度和加強村級民主選舉，實現鄉村干部隊伍消腫。當然，在全面推進農村改革中，必須強調要保持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等行之有效的制度，這是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