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城鄉經濟互動有利于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是我國消除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本文立足于城鄉一體化的背景,依據區域經濟學和產業布局等理論,構建城鄉經濟互動與發展模式的三種路徑,即:中心發散型、點軸聯系型和網絡型。通過進一步對不同行業的投入與產出的特點和城鄉經濟互動發展三種模式進行綜合分析,得出結論:技術密集型行業在城鄉經濟互動發展過程中適用于中心發散型模式,勞動力密集型行業和資源密集型行業則適用于點軸聯系型模式,而混合型行業適用于網絡型發展模式。

關鍵詞:城鄉關系;城鄉經濟互動;發展模式

2007年,國家發改委批準重慶市和四川成都市設立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通過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市場聯通為紐帶、以公共服務為依托來帶動和促進城鄉經濟的共同發展。但是,在我國大部分地區,城鄉經濟之間存在著較大差異,如何發展城鄉之間的經濟聯系,帶動兩地之間的經濟互動,已經成為學術界關注和討論的焦點問題。

城市和農村作為不同類型的經濟主體,然而為了尋求自身的發展,必然會形成對資源、資金和人才的爭奪,從而表現出城鄉之間的一種對立和對抗。隨著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人們越來越發現不論是偏重城市還是農村的發展戰略,都遇到了很多實際問題。農村地區的問題表現為小生產與大市場,小規模經營與農業現代化,農業社會效益高與經濟效益低等一系列矛盾。城市地區的問題則表現為市場容量有限,資源匱乏,土地稀缺與可持續發展的矛盾。必須認識到,這些問題的解決,絕不僅僅是城市或農村某個區域的發展所能完成的。

城鄉經濟互動的內涵和研究現狀

城鄉經濟互動發展其實質是逐步縮小城鄉差別,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的一個動態過程。城鄉經濟互動發展模式實質是在明確城鄉分工、相互促進的基礎上,城鄉經濟之間一個雙向發展的過程。

摘要：本文運用均衡分析的方法，從新制度經濟學視角考察資源配置的效率與公平，以城鄉教育資源配置為切入點分析各種制度因素對資源配置效果的影響，追溯資源均衡配置的制度障礙，從制度創新的角度探索資源均衡配置對策。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均衡資源配置

一、資源配置的均衡分析

資源配置是以其能為人們提供最大滿足或福利為目的，資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標準在經濟學中稱為“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優”。帕累托效率是指這時的經濟已經不能通過改變產品和資源配置，在其他人效用水平不下降的情況下，使別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反之，帕累托無效率，是指經濟還可以通過重新配置產品和資源，在其他人效用水平不變的情況下，使得一個或一些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因此，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是資源配置相對均衡的體現，反之，資源配置的帕累托無效率或非帕累托最優則是不均衡或非公平的體現。本文即運用均衡分析的方法，從新制度經濟學視角考察資源配置效果。

均衡分析法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主要分析工具。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分析雖然正確地強調了資源的稀缺性，但是卻抽象了制度、政治和文化等因素。新制度經濟學從批判新古典經濟學對于制度問題的忽視出發，基本繼承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分析方法，并且借用這種方法構建了其制度體系。新制度經濟學按照均衡分析方法，以制度均衡為中心，運用制度供給、制度需求等基本工具，建立起一整套制度變遷理論體系。這一方法為進行制度研究，把諸如教育之類的相關變量引入研究視野提供了方法要件。新制度經濟學的均衡分析不僅關心資源配置和靜態均衡的分析方法，還主張把制度因素引入經濟分析之中。本文即把制度因素引入對資源配置相關理論的均衡分析之中，鑒于資源配置理論相對較抽象和寬泛，擬以城鄉教育資源配置為切入點進行具體的均衡分析，從新制度經濟學視閾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兩個方面對城鄉教育資源均衡配置的制度因素及其作用方式進行規律性分析，并提出相關制度選擇，其目的在于通過這種規律性分析為消除妨礙資源均衡配置的不良制度約束，改善資源配置的制度環境，進而從根本上提高資源配置的公平和效率提供理論依據。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變遷可以用“需求—供給”理論架構進行分析。當制度供給能滿足制度需求時，制度處于均衡狀態，否則就處于非均衡狀態。如同任何一個實際的人都只能在由現實制度所賦予的制度條件中活動一樣，教育發展也無一例外地是在特定的制度約束條件下進行的。我國近年來教育發展不均衡問題凸顯，其中城鄉教育差距問題尤為突出，究其根源在于城鄉教育對公共資源占有的不平等，即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均衡。因此，“教育資源配置的均衡是教育均衡發展的基本前提”（翟博，2002），教育資源配置效果的好壞必然會受到各種各樣制度因素的影響和制約。

摘要：中國正進入加速推進城鎮化的時期，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可以為經濟持續增長提供不竭的動力。城鎮化在本質上是一個人口地域集中以及產業聚集的過程。為實現城鎮職能而進行的財政分配活動尤其是地方財政的安排尤為重要，地方財政職能發揮將直接影響到城鎮化的進程以及水平。本文主要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城鎮化的過程，考察城鎮化對地方財政的要求以及地方財政對城鎮化的影響。

關鍵詞：城鎮化地方財政城市財政小城鎮財政

城鎮化就其本質來說，是農村人口不斷向城鎮聚集的過程和各生產要素在空間上得到優化配置的程。而我國由于長期實行城鄉分離的制度，嚴重制約了城鎮人口的增長，并且造成了城鎮化水平長期落后于工業化水平的后果。而另一方面，我國又在上世紀80年代初實行了地市合并，城鄉合治，欲以城促鄉，帶動發展，這種城鎮的形成往往是人為的，而非經濟運行的結果，更多的城鎮只是行政中心。

我國的城鎮化總體上處于較低的水平，2003年人均GDP達到了9101美元，而城鎮化水平為40.53%①，比世界平均水平低8個百分點，比同等工業化水平的國家低將近20個百分點。而現在我國城鎮化的另一個特點是大中城市少，小城鎮多如牛毛而其發展水平不高，功能不全，布局不合理。在現階段普遍興建小城鎮的目的和任務側重于吸收數量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并且通過產業集聚，為剛從農業分離出來的非農產業的發展創造有利環境。而大中城市比小城鎮更能增強城市的各種功能，有力提高經濟效益。但由于我國各類城鎮是在極不相同的經濟社會條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各自處于不同的發展層次，不能超越客觀條件，一下子建立大量的較高層次的城市這也決定了中國城鎮化進程必然同時存在高效率、高功能的現代化都市、中等城市以及基礎設施相對比較簡陋的小城鎮。

地方財政的不同層次為不同水平的城鎮發展提供了可能，為實現城市、城鎮的職能，滿足城鎮化水平提高的需要，地方財政尤其是其中的城市財政、小城鎮財政必須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而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又為地方財政拓展了新的財源。城鎮化的進程及其特點和地方財政職能及其運行決定了它們之間相互作用的特殊過程。

一、城鎮化進程的經濟學分析

[摘要]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下，農村發展的滯后已成為解決“三農”問題和建設和諧社會的桎梏，在相關問題分析的基礎上，就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議。

[關鍵詞]“三農”問題城鄉經濟一體化和諧社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結構的分化和發展不和諧問題凸現出來。其中城鄉分割、工農失調與城鄉發展不和諧不僅是國人關注的“三農”問題的實質，而且也關系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與和諧社會的構建。因此，探索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城鄉協調發展的新途徑是解決“三農”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出路。

我國特有的城鄉二元體制，使我們在解決“三農”及城鄉一體化等問題時面臨著極為沉重的體制障礙。一方面農村經濟基礎薄弱，人多地少，資本積累與投入不足，產業化和市場化程度較低；另一方面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大量資金源于農業積累、農業耕地被大量占用。在二元經濟和城鄉二元體制約束下，“三農”問題不可能單純靠中央轉移支付和從農業內部得到解決。就實施城市工商業向農業產業的滲透和擴散，最終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的協調發展的路徑進行了探索。

一、農業發展的金融支持

處于經濟轉型關鍵時期的農村地區面臨著嚴重的資本困境，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支持作用下降，兩者的脫節和摩擦更加嚴重。在討論反哺政策時，總是強調向農村、農業“輸血”是不夠的。必須充分地培育農業產業的自生能力和競爭能力。另外，由于中國廣大農村普遍存在著信用質量低下，民間金融萎縮，農業產業缺乏競爭優勢，因而汲取資金的能力極其脆弱。相反，由于工業相比于農業具有普遍的比較優勢，農業資本從農村“外逃”至城市經濟。這表明農村金融的脆弱性極其嚴重，其影響農村金融體系的造血和輸血功能。為此加快金融體系創新，解決農村經濟發展中的資本困境問題，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中央政府通過財政制度改革提升國家財政能力，對實施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對農村的金融支持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F有的政府主導的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出現梗阻現象，通過金融功能再造等多種手段建立一個健康的金融體系對于農村地區的發展振興具有重要意義。

一、現實難題：農業經濟發展遭遇“二元經濟結構”制約

按照經濟學家劉易斯的經濟增長理論，所謂“二元經濟結構”就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現代部門”（現代工業）與“傳統部門”（傳統農業）的二元對立并存的現象，他認為，經濟發展可以理解為在傳統的以自給型農業為主體的不發達經濟內部，出現并發展以現代工業為主體的現代部門占主導地位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國正是在一種傳統農業為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雖然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我們建立起部門比較齊全、布局比較合理的工業體系，城市化進程也不斷地向前推進；但是廣大的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還相對落后，許多地區農村經濟仍然處于勞動投入為主的生產方式，這就形成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問題。這種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不僅制約著現代工業和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也嚴重制約著農業經濟的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擴大之勢，農民收入增長相對緩慢

若單從收入的量上來看，農民的收入水平是不斷增長的，尤其是取消農業稅等許多支農惠農政策實施以來，但是若要從增長率和城鄉對比中來看，農民收入增長是相對緩慢的。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978年至2012年35年間，全國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從133.6元增加7917元，城鎮居民收入從343.4元增加到24556元，①城鎮居民收入年均增速是農民的1.21倍。1978年城鄉收入比是2.57:1，隨后有所下降，但始終保持在1.5:1以上，并且在近10年保持在3.0:1以上（如圖所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造成了大量的資金和勞動力向城市和工業轉移，這就必然會制約農業經濟的發展。

2.落后的農村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

經過多年的農村建設，尤其是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之后，我國的農村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比如2012年，全國20戶以上自然村通電話達到到95.2%，行政村通寬帶達到87.9%，農村信息化建設下鄉活動惠及82%的鄉鎮；②全國通公路的鄉（鎮）占全國鄉（鎮）總數的99.97%，通公路的建制村占全國建制村總數的99.55%；③每千農業人口鄉鎮衛生院床位1.25張，每千農業人口鄉鎮衛生院人員1.37人。④但是這其中的不少項目也是要農戶籌集部分款項完成的，這影響了農民的自身積累。農村的基礎設施與城市相比還是極為落后的，在交通、通信和電力等方面還存在很大的差距。農村的公路、網絡、電訊是修通了，但運行管理維護跟不上而受到損壞，導致基礎設施效用發揮不出來，嚴重的多次投資建設也未能徹底解決問題。這對于農村經濟的發展是極為不利。農村在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方面農村也遠遠落后于城市，比如在醫療方面，2011年每千人口醫療衛生機構床位農村是2.80張，與城鎮的6.24張相差1.22倍。⑤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落后必然造成經濟發展缺乏足夠的根基和動力，從而成為農業經濟發展的制約。

摘要：城鄉統籌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內在要求，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而統籌城鄉產業發展是統籌城鄉發展的前提和重要內容。本文通過對重慶市城鄉產業的現狀以及城鄉產業分割的原因進行分析，提出推進城鄉產業融合，優化產業結構，增強城鄉產業關聯度，以政府為主體、以深化體制改革和政策創新為動力推動城鄉產業統籌發展的對策措施。

關鍵詞：城鄉統籌產業融合城鄉產業分割

重慶是一個大城市與大農村并存、傳統農業與工業同在、城鄉二元結構矛盾十分突出的特殊直轄市，是中國國情的縮影。2007年6月，重慶被獲準成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為重慶城鄉統籌發展提出了新的目標。圍繞這一目標，重慶市政府提出了七項重要舉措，其中之一就是要著眼于統籌城鄉發展規劃，大力推進產業合理布局和區域協調發展。產業是國民經濟的組成結構，城鄉產業配置得當是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前提。因此，探討城鄉產業的統籌發展，推動城鄉經濟社會資源有效配置，促進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推進城鄉產業的轉換升級和協調發展，對重慶市城鄉統籌發展的探索具有特殊的意義。

一、統籌城鄉產業發展與統籌城鄉發展的關系

在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中，統籌城鄉產業發展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它不僅是統籌城鄉發展的前提和重要內容，也是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突破口，還是優化產業結構的重要途徑。通過統籌城鄉產業的發展，帶動農村工業化、實現城鄉互動，工農良性互動，最終實現城鄉統籌發展。二者的相互關系主要表現在：

1、統籌城鄉發展必須以統籌城鄉產業發展為前提。要實現統籌城鄉發展的目標，必須以經濟實力的不斷提高為基礎，并隨著經濟的發展而逐漸推進，因此發展經濟就成為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的前提工作，特別是統籌城鄉發展的核心———“三農”問題的解決，更是要依靠城鄉經濟的發展來解決。而國民經濟是由不同的產業部門構成的一個有機整體，國民經濟的發展，本質上是各個產業部門發展的綜合體現，因此，統籌城鄉發展必須以統籌城鄉產業發展為前提。

一、國內外關于統籌城鄉發展研究綜述

(一)國外學者關于統籌城鄉發展的研究

從歷史上看，各國在發展初期都經歷了城鄉關系失衡的非良性互動狀態。發達國家統籌城鄉發展的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發展經濟和城市經濟領域。然而，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城鄉之間的二元結構十分突出，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及其區域二元社會經濟文化結構問題的研究則集中在較廣泛的領域和視野展開。其中，劉易斯(W.A.Lewis)(1954)提出的“二元經濟論”、費景漢、拉尼斯(JohnC.H.Fei、GustavRanis)(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費景漢——拉尼斯二元經濟結構模型”、喬根森(D.W.Jorgensen)(1968)提出的“二元結構模型”、哈里斯、托達羅(Harris、Todaro)(1970)提出的“哈里斯——托達羅模型”、繆爾達爾(KarlGunnarMyrdal)(1957)提出的“地理二元結構理論”等從發展經濟學角度出發，把城鄉關系成為其最為重要的研究對象之一，他們探討了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普遍面臨的城鄉關系、結構變遷、勞動力轉移、資本積累、技術選擇、環境污染、生態惡化、人口增長極變化等一系列重要問題，形成了基本的理論分析框架。同時，霍華德(E.Howard)(1898)提出的“田園城市理論”、沙里寧(E.Saarinen)(1910)提出的“有機疏散理論”、馬克思主義的“城鄉關系理論”、賴特(FrankLloydWright)(1932)提出的“廣畝城理論”、芒福德(L.Mumford)(20世紀40年代)提出的“城鄉發展觀”、麥基(T.G.Mcgee)的亞洲城鄉一體化發展模式、20世紀開始的“城鄉邊緣區理論”、岸根卓郎(岸の根卓の男)提出的“城鄉融合設計”概念等從社會學和城市經濟學的角度對統籌城鄉發展問題進行了系統研究。

(二)國內學者關于統籌城鄉發展研究

新中國建立后，同志的城鄉關系論對計劃經濟時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駱子程等學者以城鄉二元結構為基本線索，系統分析了城鄉矛盾的特殊性、演變過程、體制原因及影響后果，并提出了解決這一矛盾的基本思路。接著，周叔蓮(1996)、郭克莎(1996)、金碚(1996)、王建(1996)、王積業(1996)、農業部政策研究中心課題組(1998)等學者對統籌城鄉發展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21世紀初期，曾菊新(2002)、張平軍(2004)、周一星、石憶邵和張翔、柴彥威、金艷、曾磊、魯奇(2002—2005)等學者從社會學、城市經濟學的角度對城鄉統籌發展與和諧社會構建進行了系統研究。目前，黨和國家制定的重大方針、政策在統籌城鄉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等方面對學術界提出了重大的研究課題。2007年6月7日經國務院批準在中國欠發達地區的重慶和成都市設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一重大戰略部署以及黨的“十七大”精神要求學者們對其中一系列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從國內外研究現狀中可以發現：其一，國外學者研究的理論大多是在發達國家城鄉關系問題并不明顯的條件下創立的，且一般把城市與鄉村分離開來研究，這對發展中國家統籌城鄉發展的針對性明顯不足；其二，國內學者多數集中在宏觀層面，圍繞社會熱點就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展開應對性和政策式討論，緊緊圍繞城鄉關系問題展開研究的論文和專著一般散見于對其他相關問題的研究之中，而針對統籌城鄉發展的特殊性進行重點研究的更不多見；其三，國內大多數學者主要對東部發達地區的城鄉統籌問題進行研究，而對我國欠發達地區統籌城鄉問題缺乏相應的研究。因此，筆者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借鑒國外發達國家或地區統籌城鄉發展的經驗和成果，結合西部地區城鄉二元結構的現狀及其原因，運用投資學、運籌學、經濟學、系統科學等理論來研究西部地區統籌城鄉發展的主要問題，提出符合西部地區統籌城鄉發展的有效途徑及政策建議。

二、西部地區統籌城鄉發展中的主要問題

摘要：城鄉統籌發展是近年來我國的熱點問題之一。如何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成為我國面臨的極為重要的課題。本文在總結我國城鄉統籌發展主要模式的基礎上，比較分析了城鄉統籌發展主要模式之間的異同點，進而得出促進我國城鄉統籌發展的一般啟示。

關鍵詞：城鄉統籌發展模式比較啟示

根據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特點和突出矛盾，黨中央做出了實行城鄉統籌發展的重大戰略決策。就其內涵和實質來講，統籌城鄉發展就是要把城市與農村、農業與工業、農民與市民作為一個整體，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統一規劃中去考慮，把城市和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及其相互關系綜合起來研究，統籌加以解決，建立有利于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市場經濟體制，實現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城鄉一體的協調發展。

由于經濟、社會、政治、歷史、自然條件等各種因素的影響，我國不同地區在統籌城鄉發展方面，形成了許多各具特色的發展模式，這些模式對其他較為落后地區統籌城鄉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一、我國城鄉統籌發展的主要模式

（一）城市為主導，以城帶鄉的城鄉統籌發展模式

摘要：中國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具有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特征，應該重視統一貨幣政策效果的城鄉差異問題。本文采用改革開放后的年度數據，運用VAR模型和脈沖響應分析，通過對中國貨幣政策效應的實證研究表明，盡管貨幣政策對城鄉經濟的影響方向基本相同，但是影響程度以及時滯效應仍然存在明顯差異。城鄉收入差距以及金融系統發展水平的不同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給予解釋。

關鍵詞：貨幣政策；城鄉差異；VAR模型編輯。

一、文獻回顧

一般情況下，在地區經濟結構有明顯差距的國家實行統一的貨幣政策，其政策效果必然在各地區產生較大的差異，這就是貨幣政策的差別效應。國外研究貨幣政策差別效應的相關文獻比較豐富，貨幣學派的Beare［1］利用簡約式模型對加拿大平原地區的三個省份進行分析，指出各地區產品需求的收入彈性差異能夠解釋貨幣對不同區域造成的不同影響；新古典凱恩斯學派的Fishkind［2］利用大型區域宏觀模型分析，證實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對印第安納州經濟的影響與對全美的影響相比存在差異，認為這主要是由印第安納州的相對經濟結構造成的；Rochoff［3］等人對區域利率差異和區域信貸可得性差異進行分析，認為地區間存在的成本和風險差異是最主要的原因；Karras［4］等人對歐洲國家貨幣政策不對稱效應進行了研究；Carlino和Defina［5］等人通過國家貨幣政策對區域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來鑒別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指出經濟結構的地區差異導致貨幣政策出現區域非對稱效應。截至目前，國外已發展起來運用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來分析貨幣政策影響的區域差異。

相對來說，國內關于貨幣政策差異性的研究起步比較晚，而且多采用描述性研究、一般回歸、因果分析等方法的居多。如張志軍［6］等國內學者，在一定程度上研究了區域金融發展不平衡問題并一致認為應該實施差別化的貨幣政策，特別要向欠發達地區傾斜。最近幾年國內學者也嘗試采用國際流行的VAR，SVAR等計量模型來研究，如李成［7］、周好文［8］、丁文莉［9］、張晶［10］、楊開忠［11］等，但他們只局限于研究統一的貨幣政策在不同行政區域或者東、中、西地理區域間的差別效應研究。

本文在借鑒國內外研究成果基礎上，嘗試用向量自回歸的研究方法，結合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特征，研究我國統一貨幣政策的城鄉差別效應。本文分三部分論述，首先通過實證研究證實統一貨幣政策對城鄉經濟影響的差異化存在以及這種影響的程度，然后分析產生差異性效果的原因，最后提出消除這種差異性后果的建議。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加快城鎮化發展的戰略意義；中國城鎮化的瓶頸制約；總結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城鎮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新世紀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加快城鎮化發展水平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加快城鎮化發展水平是統籌城鄉經濟協調發展,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加快城鎮化發展水平是堅持以人為本、加快城鎮化發展水平可以成為啟動農村市場乃至擴大整個國內需求的切入點、農村內需不足的制約、沒有農村的繁榮和農民的富裕,我國的城鎮化就會遭遇極大的困難、勞動力就業的制約、實際提供就業崗位將穩定在1000萬人左右并呈遞減趨勢、城鎮發展需要按照綜合協調、政策集成的要求等，具體請詳見。

[摘要]經過30年的改革與發展,我國農業生產和農村非農化取得了突破性進展,農村城鎮化具備了加快發展的條件和基礎。在當前農民收入增長乏力、國內需求不旺的形勢下,加快農村城鎮化進程,對于啟動農村市場、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推動鄉村工業和農業產業化進一步發展、轉變農民生活方式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關鍵詞]城鎮建設加快進程

一、加快城鎮化發展的戰略意義

21世紀是城市的世紀。城鎮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新世紀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也是工業化、現代化的重要標志。

(一)加快城鎮化發展水平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客觀要求。當前,從總體上看,我國的城鎮化水平仍嚴重滯后于工業化,我國的城鎮化率與同等經濟發展水平國家相比要低10個百分點,與同等工業化水平國家比要低約20個百分點。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家之間、地區之間的綜合實力競爭,主要是城鎮實力的競爭。城鎮化水平越高,經濟效益就越高,資源利用效率也越高,可持續發展能力越強,符合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要求。城鎮的輻射和帶動作用,有利于帶動周邊地區特別是農村的經濟發展,是縣域經濟增長的龍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