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對商業文化的理解，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基層銀行企業文化 發展路徑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和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金融市場的競爭越來越激烈。金融領域激烈的競爭促使傳統金融服務企業在企業文化的建設上不斷進步，并使商業銀行的競爭領域也在不斷擴展，從而對商業銀行的業務水平提升起到了重要的影響。我國商業銀行的管理者應當具有基層銀行企業文化建設的意識，在相關方面對基層銀行的工作人員進行合理的企業文化培訓，從而使先進的企業文化能夠在基層銀行確立。現階段我國商業銀行的企業文化建設的決定因素是基層銀行的企業文化建設。先進的基層銀行企業文化建設是提升商業銀行經營利潤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一、基層銀行企業文化建設的發展路徑

在金融行業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我國商業銀行的競爭不僅包括了理財產品的競爭、銷售能力的競爭和經營管理的競爭。商業銀行企業文化的競爭也是競爭的重要方面，基層銀行的企業文化對商業銀行的業務水平有著重要的影響，并在某種程度上對銀行的發展方向有著重要的影響，并對銀行的競爭能力起著重要的決定作用。以下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探討了我國基層銀行企業文化建設中的發展路徑。

1.加強對基層銀行企業文化建設的理解

基層銀行的工作人員應當對企業文化的基本原則和企業文化建設的基本對策有所了解，從而對基層銀行的企業文化和管理機能的真正內容有一個徹底的了解。基層銀行企業文化的建設核心是加強工作人員對企業文化的理解。我國的商業銀行應當以基層銀行的企業文化建設為中心，從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兩方面著手共同加強商業銀行的企業文化建設。基層銀行的企業文化建設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企業文化概念建設，企業文化制度建設、企業核心價值觀建設，企業經營理念建設等。我國商業銀行的員工應當對基層銀行的文化概念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和想法；除此之外，企業還應當加強工作人員的理念更新，從而提高工作人員的人文化理念，提高工作人員的工作熱情、主動性和創造力。并通過企業文化的培訓提升商業銀行員工的責任意識，最終促進商業銀行工作人員工作素質的提高。

2.加強基層銀行的管理能力

建立基層銀行的核心競爭力要從加強銀行的企業文化建設入手，而其中的基礎則是提高商業銀行的管理能力。管理能力是基層銀行企業文化建設的靈魂，是提高基層銀行經濟效益的重要支柱，是商業銀行得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依據。對企業文化進行管理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企業家、銀行家、經濟學者、管理者所認同，并被越來越多強大的商業銀行應用到企業的經營管理中。基層銀行對企業文化的管理能力會對銀行的精神風貌、經營風格、經營理念、商業信念產生很大的影響，是基層銀行精神和文化的重要反映。良好的基層銀行企業文化管理能力不僅會對工作人員的工作意識和實踐能力有所提升，并且會對企業文化的執行力度起到影響，使企業文化能在基層銀行的日常經營中達到根深蒂固，從而提升企業的凝聚力和創造力。

二、基層銀行企業文化建設中的策略分析

我國的商業銀行目前在企業文化上面臨著強烈的競爭，許多商業銀行在企業文化的建設過程中注重對不同的文化元素進行融合，從而對企業文化建設產生了不同凡響的效果。以下從兩個方面出發，分析了基層銀行在企業文化建設中應當采取的策略。

1.明確建設立場

基層銀行在企業文化的建設時應當明確自身的立場，從而對企業文化建設的必要性有更好的了解。基層銀行企業文化建設是商業銀行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商業銀行企業文化建設的好壞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基層銀行企業文化的建設。因此商業銀行的管理者在對銀行的企業文化建設進行決策時，應當明白自身的立場，對基層銀行企業文化建設的意義有深刻的理解，從而為商業銀行企業文化的構建提出合理的意見。

2.注重自身特色

每家商業銀行的企業文化都有著自身的特色，基層銀行在自身的長期運營中，在自身企業文化的建設中也培養出了自身的特色。因此我國基層銀行企業文化的建設應當在遵循共同原則的基礎上形成獨特的風格，從而更好的促使銀行經營文化的形成、信用文化的推廣。基層銀行在企業文化的建設中應當具有長期意識，創建具有自身特色的企業文化，從而在商業銀行間長期的競爭中，能夠得到更好的發展。

篇2

關鍵詞: 商務英語文體特點商業文化人本精神商務英語人才培養

一、前言

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商業文化是社會文化整體的一個分支,又是一個具有相對獨立意義的文化體系。所謂商業文化就是:以商品為載體,以商人的經營活動為動力和紐帶,反映、傳播、創造、弘揚社會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稱。商務英語作為一種特殊的語言變體,既體現了英語國家的文化背景,又反映了西方的一些典型的商業文化元素。商務英語文體的特點實際上處處體現了西方商業文化中的一些精髓,比如說人本精神。

二、人本精神的定義

“人本”,即對人的尊重與關切。在現代文明社會里,商品、商人、環境以及營銷、服務等一系列交易要素正因為具備“人本”這份“愛人之心”,才能使它在消費者面前變得和善可親。這些由商品經濟發展所造就的精神文化與人文主義的文化內容相結合,形成了適應和有利于商品經濟乃至市場經濟發展的西方社會文化。它反映在商業活動中就集中體現在商人把贏利寓于尊重顧客、顧客至上之中,“顧客是上帝”,一切為顧客方便,就成為西方商業經營理念的核心內容。

三、商務英語的文體特點體現人本精神

總的來說,商務英語的文體特點集中地體現為“7C”原則,即Clearness(清楚明了),Conciseness(簡明扼要),Courtesy(彬彬有禮),Correctness(準確無誤),Concreteness(具體明確),Completeness(完整無缺)及Consideration(體貼周到)。

1.Clearness表明商務英語的用詞一定要清清楚楚,不能有任何含糊不清或者有歧義的地方。例如,As to the steamers sailing from Hong Kong to San Francisco,we have bimonthly direct services.在本句中,“bimonthly”一詞實際上有兩個不同的意思,兩個月一次或者是一個月兩次。因而,在商務英語中這樣的詞就不能使用,以避免造成客戶由于理解錯誤而產生的不必要損失。

2.Conciseness說明商務英語的用詞要盡量精簡,以減少客戶的閱讀及理解時間。在西方的商業文化中,“時間就是金錢”這個觀念早已深入人心,替客戶節省時間就是“以顧客為上帝”的最好體現。所以,過去曾一度流行的商務英語表達,例如,“We wish to acknowledge receipt of your letter...”和“Enclosed herewith please find two copies of...”已不再被視為是一種彬彬有禮的措詞,反而被看作“wordy”或者是被認為是一種“cliché”。現在流行的表達方式,反而是直截了當的“We appreciate your letter...”和“We enclose two copies of...”。

3.Correctness和Concreteness指的是商務英語的措詞要盡量做準確、具體,不能出現錯誤的表達和籠統的表達。例如:“We are a well-established exporter of all kinds of goods made in Sweden.”這句話顯然是不盡不實之言,“all kinds of goods”顯然是一個不準確的表達,即使出口商品的種類很多也不能說成是“各種”商品。本句應改為“We are awell-established exporter of sundry goods(雜貨)in Sweden,such as Toys,Buttons and Stationery.”這個表達顯然更加準確,也更加具體。如此準確具體的表達使客戶能夠對該公司的經營范圍一目了然,充分體現了對客戶需要的關切。

pleteness要求商務英語應用文體的寫作應該事先做好規劃,完全涵蓋所有要讓客戶了解的信息,不能遺漏任何要點。這個特點充分體現了西方商業文化中對嚴謹的工作態度的追求,從而從另一方面反映了對顧客的尊重。

5.Courtesy和Consideration是商務英語文體的最高層次追求,也在最大程度上體現了西方商業文化中的人本精神。Courtesy和Consideration要求的不僅是表面上的措詞客氣禮貌,更要求對客戶的需求做到深層次的“換位思考”,完全站在客戶的角度來思考問題,首先考慮客戶的需要。Consideration還體現在商務英語措詞上對客戶心理的把握。措詞要求體現“You-attitude”而不是“We-attitude”,也就是措詞上要從對方“You”的角度出發而不是從己方“We”的角度出發,最先關注的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顧客的利益。例如,“We allow 2 percent discount for cash payment.”一句,表達清晰準確。但是從自身角度出發,居高臨下地允許對方獲得2%的折扣。商業文化講究平等,等價交換,買賣雙方的地位是平等的。所以,在措詞上就不能讓對方有低人一等的感受。如果改為“You earn 2 percent discount when you pay cash.”,那么意思上是完全一樣的,但在顧客心理上產生的效果卻截然不同,把“allow”(允許)改成“earn”(贏得)可謂是畫龍點睛的一筆,完全改變了顧客感覺自己低人一等的心理,反而讓他有一種贏得什么東西的喜悅,也極大地鼓舞了他行動的積極性。

四、結語

綜上所述,商務英語的文體特點體現了西方國家的商業文化中一個重要內容――人本精神。當然,由于語言和文化的密切相關性,商務英語和西方商業文化的聯系也不僅僅體現在這一個方面。商務英語教學的最終目標應是培養能夠“work in English(用英語工作/在英語環境中工作)”的人才。所以,簡單的聽、說、讀、寫教學,以及簡單的商務知識和詞匯補充,完全不能滿足商務英語人才培養的目標。未來商務英語教學應該在上述基礎上,加入一些英語國家商業文化的內容,以便學生從更深層次真正地理解如何把英語應用到未來的商務工作中去,尤其是如何在外企這一特殊環境中更好地工作。

參考文獻:

[1]孟鐵.論商業文化之內涵[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1998,(2).

[2]高滌陳.東西方商業文化差異與貿易[J].財貿經濟,1999,(8).

篇3

【關鍵詞】　牌匾，牌匾翻譯，語用失誤，語用價值

Translation of Chinese Table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gmatics

【Abstrac】　“Tablet” is a distinctive scenery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ablet” is not only a instruction sign, but a culture sign and even the cultural dignity sign. This paper analyses pragmatic failures in Chinese tablets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gmatics with the analysis of examples to explain the important pragmatic values of proper “tablet” translations in cultural diffusion and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Key words】　tablet, tablet translation, pragmatic failure， pragmatic value

一、 引言

牌匾是中國獨有的一種文化符號、商業語言。是融語言、書法、傳統建筑、雕刻于一體，集思想性、藝術性于一身的綜合藝術作品。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研究牌匾翻譯，探討牌匾的傳統文化價值和商業價值,不但有助于對牌匾歷史文化的研究和商業文化寶藏的挖掘整理,而且對于宣傳中國的傳統文化，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都具有啟迪和促進作用。文章從語用學角度分析了牌匾翻譯中的語用價值和語用失誤現象，從而說明了恰當的牌匾翻譯對于文化的傳播，企業的發展所具有的重要的語用價值。

二、牌匾的定義及分類

牌匾又名匾額，匾額中的“匾”字古也作“扁”字，《說文解字》對“扁”作了如下解釋：“扁，署也，從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對“額”字的解釋：“懸于門屏上的牌匾”。也就是說，用以表達經義、感情之類的屬于匾，而表達建筑物名稱和性質之類的則屬于額。因此合起來可以這樣理解匾額的含義：懸掛于門屏上作裝飾之用，反映建筑物名稱和性質，表達人們義理、情感之類的文學藝術形式即為牌匾。而牌匾的英譯為“an inscribed board（fixed to a wall or the lintel of the door）”（漢英詞典，2010）即一塊固定于墻上或是門的過梁處題刻字的板。

牌匾目前多用于商業領域，是一種獨特的傳播商業信息和商業文化的宣傳形式,它通過巧取文學作品內容、憑借商聯文采、援引成語典故、附麗神話傳說、名人題字、利用趨吉心理、采摘宗教詞語、表達報恩情感、顯示店家誠信等方式，傳播民族商業思想和傳統的社會文化。

三、中文牌匾翻譯的文化和商業語用價值

牌匾語言本身充滿豐富的語言、社會、商業、民族、心理等文化內涵,因而要把中文牌匾翻譯成另一國的語言時,絕非只是一種一一對應的符碼轉換,而是要在保持深層結構的語義基本對等、功能相似的前提下,重組源語信息的形式。從而能夠很好的將牌匾背后深層的文化內涵在目的語中表達出來。以下這個牌匾翻譯的例子就能很好的說明這一點

到今年已經有150年的悠久歷史的著名民族食品品牌“狗不理”招牌的英語譯名“Go Believe”，這個洋店名不僅在語言層面上，其英語發音上與“狗不理”的漢語發音很相似，而且重要的是其英語譯文的寓意“Go and you will believe it” 有助于吸引大量的外國游客來品嘗“狗不理”，進而了解“狗不理”的來歷故事和“狗不理”三個字背后所包含的文化內涵。因此“狗不理”的英語譯名“Go Believe”既體現了商號的產品特征，反映了該品牌所具有的文化語用價值，又有助于外國游客了解百年老店“狗不理”的文化內涵。這一創作性的編譯，真正做到了音義契合，從而成功跨越了語言和文化的巨壑。

同時，隨著中國加入WTO,為了更好地對外交流,參與國際競爭,國家已經逐步意識到翻譯在經濟生活中發揮的重要作用,越來越多的大企業建立了自己的翻譯機構，為其招牌名稱打造恰當的英語譯名。廣東樂百氏集團的英語譯名選詞可謂是精妙無比,其初打產品是乳酸奶系列飲品,對人體的發育成長有益,因而選用“Robust（意為精力充沛的）”推向國際市場,當然格外受人歡迎,諧音“樂百氏”也體現了漢語的博大內涵,拽住了國外消費者的心,這樣的企業步入世界“五百強”的行列也不難理解。可見像“Robust”這樣招牌精妙的譯名對于企業的宣傳和產品的推廣都有著巨大的商業語用價值

以上提及的牌匾翻譯例子的成功之處在于其譯文很好地體現了該品牌的文化和商業語用價值。而成功牌匾翻譯的商業語用價值則加速了商品流通,擴大產品銷售。恰當的商業牌匾翻譯是目前市場競爭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而牌匾翻譯應用于產品推廣和銷售,有力地促進了企業的國際市場競爭力。由此可見,恰當的牌匾翻譯不僅具有宣傳中國的傳統文化，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文化語用價值，而且對中國企業的產品宣傳，提高其國際市場競爭力也有著不可估量的商業語用價值。

四、目前中文牌匾翻譯的語用失誤現象

“語用失誤”由英語言學家Jenny Thomas提出，他把語用失誤定義為“不能理解話語的意義”。（Thomas J. 1983）她根據Leech關于語用學的分類，將語用失誤分為兩種：語言—語用失誤（pragma-linguistic failure）和社交—語用失誤（socio-pragmatic failure） 。語言—語用失誤指學習者將本族語對某一詞語或結構的語用意義套用在外語上造成的語用失誤。社交—語用失誤指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而犯的語用錯誤，牽涉哪些該講，哪些不該講，人際關系的遠近等，與人們的價值觀念有關。（胡文仲，1994）兩者就像是一個連續體的兩端, 語言語用失誤更接近語法一端, 社交語用失誤更接近社會文化一端。

筆者在研究中發現現在牌匾翻譯中的也存在著很多語用語言失誤和社交語用失誤的現象。

1、 中文牌匾翻譯中的語言語用失誤

語言語用指當說話者映射在某一特定話語上的語用力有別于以該話語為母語的人通常所映射的語用力，或者當說話者將母語的會話策略錯誤地遷移到目標語上的時候，語言語用失誤就產生了。中文牌匾雖然用語短小精悍，但是表達力卻很強。在牌匾翻譯中，語言語用失誤是指譯者想當然地認為譯語受眾能夠充分理解自己的譯語，從而出現用詞等表達不當，從而給讀者造成的誤解。具體分類如下：

1.1拼寫、語法錯誤、大小寫不分等引起的語言語用失誤

如哈爾濱市一家名為“天洋時尚快捷賓館”的英文翻譯中將quick 誤寫成quike。而深圳市高新技術產業園英文翻譯的最后一個單詞應該是Park，卻被誤寫成pank。

這類錯誤往往是由于譯者或是牌匾制作者的粗心大意造成的，只要我們在今后的牌匾翻譯工作中多加注意，既可避免。

1.2 過度以漢語拼音翻譯引起的語言語用失誤

如：2008年西湖 “兩宜軒”牌匾譯文中用了漢語拼音“Xizi（西子）”，“Jing Bi Ju（靜必居）”，“Yi Jing Tian Kai（一鏡天開）”，這些富含中國特色文化信息的語言僅僅借助拼音而不加任何詮釋，對外賓都將構成理解障礙。所以牌匾翻譯時過度以漢語拼音翻譯必然會引起語用語言失誤。

1.3 漢語逐字翻譯引起的語言語用失誤

牌匾的翻譯在語言風格上不同于文學、法律或是技術用語，表現為用詞簡單，表義準確，語義深刻，不可照字面按漢語逐字翻譯，否則必然引起相應的語用失誤。

如：云南香格里拉的一家“桂清音像店”的牌匾上的英語譯名為“The Gui Qing Sound is like a store” 意思是：“桂清的聲音像一個店”，真是讓外國游客匪夷所思，不知所云。應翻譯成“Gui Qing Sound of Music Store”。由此可見，簡單的逐字按漢語字面翻譯，必然導致在牌匾翻譯中出現語言語用失誤。

1.4用詞不當引起的語言語用失誤

由于漢語和英語語言文化的不同，在漢語中的一個字英譯時常常會對應英語中的多個詞語，從而給英譯帶來很多問題。牌匾翻譯中這一問題也尤為突出。

在翻譯時一定要處理好一詞多義的問題，同時要體現景點的特色，避免絕對化的譯法。（楊紅英，2011）

比如現代的塔譯為Tower。陜西電視塔譯為“Shaanxi TV Tower”，長安塔譯為“Chang’an Tower”。

與宗教有關的塔譯為Pagoda。如：寶慶寺塔譯為“Baoqing Pagoda”，法門寺塔譯為“Famen Pagoda”。

靈塔、舍利塔譯為Dagoba / Stupa。如：阿育王塔譯為“King Asoka Stupa”。

因此牌匾翻譯時一定要注意用詞準確，避免由于用詞不當而導致的語用語言失誤。

1.5 翻譯不規范引起的語用語言失誤

牌匾翻譯還應符合相應的翻譯規范，否則就會印起相應的語用語言失誤。筆者在研究中發現很多旅游景區的牌匾譯語中存在著很多不規范現象，這會給我國的對外文化傳播造成不良影響。

如“漓江”英譯為“Li River”較為不妥，應譯為“Lijiang River”就更符合我國翻譯界對“單音節專名+單音節通名” 構成的地名譯法，即專名和通名都要用漢語拼音并連寫，再加上分開寫的通名英譯，象“靈渠”譯為“Lingqu Canal”，“（陽朔）西街”譯為“Xijie Street”都屬這一譯法。

2、 中文牌匾翻譯中的社交語用失誤

社交語用失誤指說話者不了解對方文化中的談話雙方的地位、社會距離、交際雙方的權利以及義務和價值觀等因素而導致的語用失誤。在中文牌匾英譯中，常有因中西方文化和價值觀等差異而導致的社交語用失誤。

2.1 文化差異引起的社交語用失誤

傳播商業信息的商號牌匾翻譯要合乎譯入語文化、風俗、政治背景等。否則就會引起相應的社交語用失誤。

如某地一家飯店名為“龍東”，可能是取“龍在東方”之意。無論是從“龍”的文化地位還是“東”的方位內含看，這一匾名都符合我國大眾的審美要求，無可挑剔，然而其英文譯名“Long Dong Restaurant”卻令很多美國客人啞然失笑。原來“dong”在美國俚語中是一個粗俗詞，意為“男性生殖器”，結果可想而知。因此恰當的牌匾譯名一定要符合譯語文化風俗和政治背景等方面的要求。

2.2 違反消費心理引起的社交語用失誤

商號牌匾的翻譯應該具有勸購和導購的作用，具體表現為體現商品的個性特色，符合消費者心理預期，激發消費者購買欲望，因此商號牌匾的翻譯應盡量避免給消費者帶來不良遐想。

如廣東肇慶藍帶啤酒有限公司的藍帶啤酒對于中國人而言,一般不會產生不良意思的聯想,但在國外,意譯后的“Blue Belt”一定不會受到柔道運動員的青睞,因為在英語中,blue belt指“授予受過三年訓練的柔道運動員,系在柔道衣腰上以資區別的標志”,即僅受訓三年,“水平一般的運動員”,所以后來采用了“Blue2Ribbon”這個翻譯,不僅摒棄了原翻譯中含有的“水準平平”,而且還包含有“競賽中第一名所得的藍綬帶,轉指一等獎、第一流的”的意思,一下子就把意思來了個大逆轉,使得這個品牌在國際市場上獲得更大的生存和發展的空間。以上兩個例子從正反兩個方面很好地反映了牌匾翻譯中由于違反消費心理引起的社交語用失誤給商號帶來的負面影響。

2.3 多個譯名引起的社交語用失誤

筆者在研究中還發現有些牌匾還存在著多種翻譯的現象。如著名的“桂林山水甲天下”這一響徹九州之名句，早在宋代就被刻上石碑而廣為流傳。據權威統計，它約有43種翻譯方法，其中最有特色就有以下六種：（1）East or west, Guilin is best.(2)The scenery of Guilin is world-renowned. (3) Guilin’s water and mountains captivate the world. (4)By water, by mountains, Earth’s fairest, Guilin! (5) By water, by mountains, most lovely, Guilin! (6) Guilin’s lanfscape is the most beautiful in China.

此類由于多個譯名引起的社交語用失誤不僅給游客帶來極大的困擾和誤導，更為我國進一步提升文化旅游的品味和價值帶來不良影響。

可見一個成功的牌匾翻譯絕不是簡單的文字符號轉換，一個成功的譯名往往需要綜合考慮語言、文化、產品特征、歷史、規范等諸多因素，凝結著譯者大量的心血，真正是“一名之立，旬月躑躅”。

五、結論

文化“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魯迅，1935），要使我國負載著厚重的傳統文化色彩的牌匾文化發揚光大,就要注重在牌匾的翻譯中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精神, 突顯牌匾的文化內涵和商業語用價值。這樣才會使我國的牌匾文化在國際上有一定的知名度。同時這對我國企業的商品出口也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當然我們也應看到，由于許多中國老字號招牌在命名牌匾之初，根本考慮不到會給今天的牌匾翻譯造成障礙，在翻譯過程中出現的文化缺失現象令人惋惜。因此，筆者希望有更多的專家學者和廣大譯者朋友們關注牌匾翻譯，為牌匾翻譯的發展，同時更是為我國文化的傳播和經濟的發展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參考文獻

［1］Thomas J.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J]. AppliedLinguistics，1983

［2］Peter Newmark. A Text Book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楊紅英. 旅游景點翻譯的規范化研究[J]. 中國翻譯, 2011(3)

［4］漢英詞典（第三版）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1）

［5］胡文仲.文化與文學—通過文學教文化之探討[M].外語教學與研究,1994

［6］魯迅，且介亭雜文集[M], 1935

篇4

一、文化與商業

文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產物，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它是人類通過社會實踐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關于文化的定義，國內外學者提出過各種觀點，但都無法形成統一的看法。A.L.Kroeber和ClydeKlukhohn就曾在他們1952年發表的著作《文化：概念與定義之回顧》（Culture:ACriticalReviewofConceptsandDefinitions）中收集了近300個有關文化的定義。著名學者胡文仲認為：1）文化是人們通過長時間的努力所創造出來的，是社會的遺產。2）文化既包括信念、價值觀念、習俗、知識等、也包括實物和器具。3）文化是人們的行動指南，為人們提供解決問題的答案。4）文化并非生而有之，而是后天所學會的。5）價值觀念是文化的核心，可以根據不同的價值觀念區分不同的文化。而商業是人們從事的經濟貿易活動，隨著現代社會的迅速發展，商業也隨之逐漸成熟，從最初的只滿足人們的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演變成越來越注重商品給消費者帶來的精神方面的體驗。而要提高商品的體驗價值，就要給商品注入一定的文化因素。同時，消費者的消費觀念和消費能力也在不斷地變化，他們不再只是簡單地追求實用，而是更看重商品的文化價值。所以，商業和文化的關系越來越緊密，文化對商業的影響日益突出，并已成為商業決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商業文化也就這樣悄然地出現了。從文化學的角度來看，商業活動也是一種社會實踐活動，它所創造的成果自然也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商業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人類歷史上，商業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文化的進步。比如中國古代的絲綢之路就承載了商業的繁華和文化的共融。所以，文化的進步始終離不開商業。商業不僅能把商品和先進的生產方式傳播到其所到之處，還能把各種文化形式帶到各個地方，并與當地的文化進行交流，使得各地區各民族的文化能取長補短，共同促進人類文明的發展。恩格斯曾說：“商入對以前一切都停滯不變，可以說由于世襲而停滯不變的社會來說，是一個革命的要素。”“現在商人來到這個世界，他應當是這個世界發生變革的起點。”由此可見，商業在人類文明的發展中始終起著重要作用。商業文化作為文化的一部分，也從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文化的發展。

二、中西商業文化的差異

中西文化的差異必然導致了中西商業文化的差異。用文化差異來解釋國際商務中的所有問題是十分荒謬的，但如果否認真實和深奧的文化差異的存在，并否認它給全球商務活動帶來了很大影響，則會走向另一個極端。因此，我們要正視中西商業文化的差異。中西文化在各個方面存在差異，比如不同的思維方式、價值觀、行為方式等。同樣，中西商業文化也同樣存在各種差異。如果將人類的文化分為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那么商業文化也可一分為二，即商業物質文化和商業精神文化。商業物質文化即各種商品、商業建筑和設備等，比如茶文化和酒文化。商業精神文化即商業習慣、商業理念、商業思維、商業價值觀、商業道德等。這里，筆者將主要分析中西商業精神文化的差異。

（一）商業習慣的差異西方商人通常把人際關系和商業關系區分開來，他們跟生意伙伴往往只談如何合作，不管在正式場合還是休閑場合，所以他們就沒有只跟朋友做生意的顧慮，商業關系比較簡單。然而中國商人一般認為要跟人做生意就得先跟他交朋友，所以會通過飯桌，甚至人情來拉近關系，把對方變成朋友的同時也使他成為其商業伙伴。這種商業理念讓外國商人很不習慣，但如果他們想在中國打開市場，也不得不入鄉隨俗，適應中國的人情世故。

（二）商業思維的差異中西方人的思維差異在商業上也有所體現:中國商人傾向形象思維，而西方商人則傾向抽象思維。中國商人側重由面到點的敘述方式，而西方商人喜歡由點到面進行闡述。中國商人強調以聯系的角度看問題，注重事物的整體關系。西方商人則會將事物分割，進行邏輯分析。比如在商務函電往來中，中國商人往往采用歸納式的表達模式，即先闡述問題再表述自己的觀點。西方商人則通常采用演繹式的表達模式，即先提出觀點再對其進行闡述。在商務談判中，中國商人一般更注重對方的誠意和實力，強調在談判中要隨機應變，缺乏周密的安排。西方商人則更注重談判的布局，即會事先明確目標，確定計劃，收集數據等，對談判的過程和要求非常熟悉。在公司管理中，中國商人認為一切要以大局為重，看重人際關系，認為良好的人際關系會促使業務更好地往來，所以要先處理好各種關系，強調彼此理解，相互支持。西方商人強調一切以自我為中心，人際關系相對簡單，工作中各人只要按章辦事就可以了，職責清晰，互不干涉。

（三）商業價值觀的差異西方商人以最求利潤為唯一目標，任何活動都要以股東的利益最大化為目的，按期公布公司的財務報表。一旦公司出現虧損，通常就要大幅裁員，甚至申請破產保護。中國商人注重企業效益的同時更注重企業的社會責任，即使陷入虧損狀態，也盡可能維護職工的利益，盡量避免破產。在企業經營中，西方商人注重個人利益，平等競爭。中國商人注重整體利益，講究人情世故。在企業管理中，西方商人向往進取精神和創業精神，而中國商人則認為創業容易，守業難，因此向往領導才能和守業能力。

（四）商業道德的差異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商業道德的基本內容是：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文明經商，禮貌待客；遵紀守法，貨真價實；買賣公平，誠實無欺等。中國商人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賺錢，他們認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真正的商人會通過賺錢來滿足自身甚至是他人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而西方商人從事商業活動的目的就是為了賺錢。在資本主義初期，他們會通過慘無人性的手段榨取他人的勞動來賺錢；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里，他們則會千方百計地從消費者身上賺取更多的利潤。

三、中西商業文化沖突的應對策略

中西商業文化的差異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各種沖突，這些不同商業文化間的沖突也屬于跨文化沖突的一部分，因此要解決這些沖突就需要從跨文化交際的視角尋求方法。

（一）跨文化交際理論中西商業文化的交際也是跨文化的交際，因此合理應用跨文化交際的理論對解決中西商業文化沖突有很重要的作用。1．跨文化交際研究的發展跨文化交際研究始于20世紀20年代。二戰后，美國迅速崛起，成為超級大國，在國際事務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同時也面臨著由文化差異引起的各種交際問題，從而促使學者們進行文化差異的研究。20世紀50年代末，愛德華•霍爾(EdwardHall)在其《無聲的語言》（TheSilentLanguage)中率先提出了跨文化交際（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的概念，為跨文化交際學理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我國的跨文化交際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1980年，許國璋發表了Culturally-loadedWordsandEnglishLanguageTeaching，標志著跨文化交際學在中國的起步。2．跨文化交際理論戴曉東認為，跨文化交際是不同文化群體以及不同的文化成員互相交換信息、相互溝通、共同建構意義和身份的過程。一直以來，國內外的許多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跨文化交際理論進行拓展和深化，其中丁允珠和歐埃特塞爾的跨文化沖突管理理論比較有影響力。他們認為，跨文化沖突管理主要受到四個方面因素的影響：1）定位因素，包括文化價值模式、個人屬性、沖突規范和面子的關切；2）情景與交往范圍的特征，包括群體的內外界限、關系參數、沖突目標的評判和沖突程度；3）沖突過程因素，包括沖突方式、維護面子的策略、情感表達以及沖突的節奏；4）處理沖突能力的特征，包括得體性、有效性、滿意和成果。①它們的內在邏輯是交際沖突首先受到定位因素的制約，并影響到情境因素，且在過程因素中得到更直觀的體現，沖突管理能否成功取決于得體性、有效性、滿意和成果等因素；沖突管理的結果又影響到文化價值定位及其他各個方面。

（二）跨文化交際視角下的解決之道廣義而言，只要兩個對象之間的需求無法搭配或相容，我們就可以說，他們處于沖突的情境之中。由于中西方的商業文化存在差異，必然就會有各種商業交際的沖突。因此，要解決沖突，就必須從跨文化交際的角度積極尋求有效的方法。1．提高對中西方商業文化的認同每個民族都有其自身的文化積淀。東西方商業文化之間存在很多差異，甚至有人認為它們是背道而馳的。西方人在資本主義唯利是圖的本質驅動下，形成了一種完全靠剝削勞動力或吸引消費者來賺取利潤的商業模式。對他人缺乏關愛精神。而東方人深受儒家提倡的道德觀念影響，在利益驅動的現代商業社會往往仍會遵循有些道德準則，比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但是不管哪種文化都有其利弊，西方人擅長用富有邏輯的理性思維來對待經濟，缺少感情因素。而東方人擅長用感性思維對待經濟，缺乏嚴密性。兩種不同的文化需要相互交融才能煥發新的活力，任何固步自封的排他行為都會給自身帶來不良后果，導致經濟停滯不前，落后挨打。要進行良好的商業溝通必須要平等對待不同文化，具有開放的精神。2．進行適當的商業文化調整在實際商務活動中，要主動提高文化意識，加強自身文化修養，深入了解本民族文化和對方文化，多站在對方文化的角度理解他們，探索有利于雙方的交際模式，會有助于贏得對方的尊重，更有效地解決問題，從而達到雙贏的目的。在商業文化的交流中，要包容不同的文化，互相吸取對方的文化精華，摒棄文化糟粕。比如中國人容易安于現狀，講究面子，缺乏競爭意識，應多吸取西方文化的長處。但西方人太強調自我，不利于家庭穩定和社會團結，也應摒棄，需要學習中國的集體意識。此外，還應該把西方的商業習慣及商業理念同東方的商業價值觀相結合，取長補短，孕育出新的商業文化。

四、結語

篇5

關鍵詞：音樂社會學；愛情歌詞；文本分析；社會變遷

中圖分類號：J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11-0123-01

人們通過歌曲表達自己對愛情、社會、人生的理解。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很多歌曲都應屬于愛情歌曲的范疇。每一個時代都有其獨特的流行音樂，它代表了一個時代的聲音， 最直觀的反映了一個時代的特征，并已經與它的時代融為一體。

人性中最真實最樸素的訴求被壓抑直至扭曲，私人領域充斥著空洞的口號和虛無的概念，政治的剛性硬化了人們的心靈，擠占了私人話語的表達空間。

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

進入80年代中期，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推進，社會文化政策進一步寬松，變革成為了一種社會常態。它不僅極大地改變著中國的經濟、也改變著大眾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對個體生命的吶喊和對現實生存狀態的擔憂，成為了這一時期流行音樂表達的主題。這種精神上的彷徨與苦悶情緒給人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抑，人們亟需獲得一種合理合法的渠道把這種情緒釋放出來，于是流行歌曲的崛起便成為了一種必然。以崔健《一無所有》為代表的搖滾樂和以程琳《信天游》為開端的“西北風”開始“刮遍”大江南北，“大陸流行歌曲作為一種影響社會變革的文化力量。第一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一時期的流行愛情歌曲比例迅速上升，其創作逐漸擺脫了對港臺流行歌曲的模仿與翻唱，進入了一個本土化創作階段。

二、90年代中期至新世紀初

90年代新一輪經濟改革大潮的涌起，使得市場經濟的地位在內地正式確立，商品經濟規律迅速滲透進各種類型的文化活動中。文化產品成了名副其實的文化商品；而另一方面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消費市場快速發展，涌現出數量驚人且胃口極好的消費群體。各種形式的大眾娛樂文化消費層出不窮，精英文化逐漸被邊緣化。作為流行愛情歌曲主要接受群體的年輕人——“樂迷”們價值取向日益多元化，其越來越遠離歷史與記憶，缺乏消費的主動性、創造性，更加關注私人生活里的一己情感口味，而無意于社會群體的文化參與上一代人的責任意識和使命感在新世紀的流行音樂中很難覓其蹤跡。這反映在歌詞創作上主要以表現自我、宣泄個體情感為基調，內容上日益世俗化、商業化。追求簡單的快樂成為了這一時期流行愛情歌曲創作的主題。只要有聽眾，有市場，怎么創作都可以。愛情歌曲的創作與生產考慮更多的是商業利潤，創作者淪為了生產流水線上的工人。音樂也不再觸及深層的生命沖動，不再負載深重的文化使命，不再追問個體的精神價值，而是沉迷于小感嘆、小情調、小恩怨，在淺表層面婉轉低回。

三、21世紀新傳媒時代

進入新世紀，我們不得不正視這樣一個事實，受商業因素和后現代文化的影響，人們的價值信仰和道德意識已趨于失范，與“文學界褻瀆崇高、躲避理想、取消意義相呼應”，成為一種“無主題變奏”。主流社會對流行音樂呈現出一種意識形態層面的批判與文化、商業行為層面“變相合作”的矛盾狀態。在焦灼、空虛與失落的社會情緒中我們迎來了一個平庸、無聊、消解神圣和崇高的時代，拒絕深度、消解意義、回避主流話語、追求感官享受是這一時期流行愛情歌曲創作的基本取向。歌曲創作已經步入了一個“任何人都可以創作、怎么創作都可以”的時代，盡管這一時期也產生了一些旋律優美、內容健康的愛情歌曲，但是也出現了一批格調不高的“文化垃圾”。如歌曲《獨自去》、《情人》、《香水有毒》、《寶馬車里的女人》、《飛向別人的床》、《那一夜》、《我需要》等。追求生理性的發泄與感官刺激似乎成了這些歌曲獲取市場的“賣點”，如歌詞“獨自去我謝絕你監管，道別你身邊我寂寞找個伴。”（《獨自去》）、“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不該嗅到她的美，擦掉一切陪你睡。”《香水有毒》、“那一夜，你沒有拒絕我；那一夜，我傷害了你（《那一夜》）“是上帝酒后的過錯，丟失了那禁果，扛不住本性的饑餓，我需要、我需要……”（《我需要》）、“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樣的女人，用你那紅紅的嘴唇，讓我在午夜里無盡地消魂。”（《情人》）等。

盡管這些曲目不可能代表所有的流行歌曲，但也充分暴露文化消費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因為其“都市性決定了它在文化上的時尚型和淺薄化，商業性決定了它的快餐性和垃圾化，亞文化性則決定了它的多元化和低齡化”，這三個特征在西方經歷了一百多年的演變，而在中國以壓縮的方式急速進行，迅速發展的結果只能導致浮躁和喧囂中的迷茫，歌詞題材的日益狹隘、歌曲創作與風格愈加模式化、庸俗化。“缺少理性光芒是當前歌詞創作中需要關注的根本問題之所在。”

篇6

網站近期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60%的受訪者從來、很少或只是偶爾能夠獲得企業進行商業決策時所需要的有效信息。通常，企業獲得的信息與其進行戰略性決策所需要的信息有著很大差異。

產生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企業對商業智能實施方案的理解以及已部署的商業智能（BI）方案與所產生的信息孤島相互沖突。此外，眾多企業在管理、實施及跨部門的標準化商業智能方案應用等方面，仍然面臨著很多困難。不過，更為重要的是，幾乎很少有企業能真正做到通過成型的數據獲得企業所需的有效信息。企業必須將自身信息視作其戰略性資產和重要的企業特色之一。只根據直覺或對市場的主觀理解就進行企業決策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運用商業智能競爭力中心（BICC）賦予企業獨特特色

作為一名企業高管，其獲取成功的首要因素就是制定戰略決策，這種戰略決策的智能化和交付可以使企業獨具特色。同樣重要的因素是發現和了解可以根據事實進行有效決策的內部和外部智能化方案。.

事實上，具備以下兩個方面才可使企業在競爭中脫穎而出：企業所交付的智能化的品質，以及使用和詮釋這種智能化方案、推動戰略性決策方向的人員素質。

賽仕（SAS）對此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定義。商業智能就是在恰當的時間將正確的信息提供給合適的人員，支持企業做出正確的決策，從而獲取競爭優勢。憑借在智能化領域積累的31年的豐富經驗，SAS公司認為，要想全面、廣泛地了解自己的業務，企業需要擁有客戶、金融、運營和風險等四種類型的智能化方案。

一旦做出了這樣的決定，企業就需要一名能將智能化方案滲透到企業各個層面的負責人，這就需要建立商業智能競爭力中心（BICC）。企業正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商業智能化工作遠非只是部署技術那么簡單。與企業的智能化定義相類似，SAS商業智能競爭力中心概念也是一個多維概念。解決人員、流程、基礎設施和企業文化方面的問題，需要具備整體的戰略性方案。

進行評估和采取措施

在建立商業智能競爭力中心的時候，首先要了解企業需要什么樣的智能化方案，確定不同級別的管理團隊每天、每月、每個季度或每年需要進行什么樣的商業決策。其次，需要了解如何交付所需的智能化方案。并非所有的企業都會采取同樣方式實施其智能化方案。企業規模、企業結構、信息架構等諸多企業自身特定的因素，都將會影響企業交付智能化方案的方式。

然而，了解企業具備的智能化方案交付能力的成熟程度，或許就是需要考慮的最為重要的因素。SAS公司的信息評估模式提供了一種方法論，可以對企業的成熟級別進行評估，還可制定相應的戰略，幫助企業逐步達到應該具備的相應等級，通過持續不斷的創新，將智能化運用到企業各個層面，而不僅僅只在決策層。BI的發展階段由五個不同的級別組成：

運營――工作重點為個人，信息為個人信息

匯總――信息在部門級別進行保存

集成――需要具備企業標準

優化――對信息進行評估、重組和改良

創新――不斷在流程和文化領域進行創新

從人員、流程、基礎設施和文化的角度來理解這些標準是非常重要的。這是為企業奠定商業智能競爭力中心實現企業價值的基礎。如果企業已經決定實施智能化方案，那么企業實施此項目的能力并不能代表企業建立商業智能競爭力中心的能力，但是這種能力可以決定企業商業智能競爭力中心的結構。

目前，一些尚欠完善的商業智能競爭力中心部署方案將只能從提供基本的支持功能來開始工作，但是SAS公司建議商業智能競爭力中心的工作應擴展到商業智能化方案的所有方面：

商業智能化方案：企業戰略應當配置什么樣的商業智能化方案；

數據管理：數據品質、監管和政策都屬于商業智能競爭力中心的職責范疇；

數據獲取：數據整合、數據存儲等；

高級分析；

支持：企業用戶的首要支持 ；

培訓：變更管理、項目管理和流程整合培訓，從而交付智能化方案；

供應商合同管理；

商業智能競爭力中心基礎要素。

由于其具備的戰略性使命，商業智能競爭力中心應當對企業的技術和業務功能進行有效整合，還應向首席財務官、首席信息官甚至是首席執行官等高層管理人員直接報告工作。更為重要的是，商業智能競爭力中心應當成為企業結構的組成部分。

商業智能競爭力中心的職責還包括對業務和信息技術人員進行有效整合, 以確保企業能從智能化方案實施工作中獲得最大價值。商業智能競爭力中心的工作人員應當具備未來可能成為管理人員的潛質。實際上，商業智能競爭力中心還可以成為這些人員全面了解企業的一個平臺。

商業智能競爭力中心的規模可為12名到100名員工不等，但通常會與企業的規模相關。例如，南美地區的頂級保險公司――Mutual and Federal的商業智能競爭力中心的員工人數為10到20人。在企業智能化實施的工作中，這家企業對自身機構進行了重組，以支持新的信息管理工作。日本的頂級電信運營商――NTT DoCoMo的商業智能競爭力中心的員工人數超過了100人。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家公司都制定了交付智能化的核心戰略決策，并且隨后建立了相應的方案實施機構。

篇7

董事會是商業銀行風險治理的核心，負責在戰略層面上對風險管理過程進行監督，主要專注于治理結構的合理、戰略的制定與督導、高級管理層的風險履職以及風險溝通的充分透明。高級管理層負責在風險戰略的框架下，在戰術層面上確定并實現風險目標，其專注重點更集中于風險目標、風險分析以及風險技術。

風險治理理念的提出

董事會歸位成為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真正主體，是風險治理理念提出的制度背景。以往，國內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事實主體是高級管理層。公司治理以及銀行業務的發展，客觀上要求將風險管理上升到商業銀行戰略層面；巴塞爾資本協議與銀監會相關風險管理指引也明確指出董事會承擔各類風險的最終責任。這一切都促使商業銀行董事會充分履職，從公司治理的高度管理風險，確保風險管理機制的有效發揮和風險策略的貫徹執行。

商業銀行進入全面風險管理階段后，管理內容大為豐富，這是風險治理理念提出的現實需求。全面風險管理要求商業銀行構建全球的風險管理體系、全面的風險管理范圍、全程的風險管理過程、全新的風險管理方法和全員的風險管理文化，而傳統以高級管理層為中心的風險管理框架，在組織架構、管理半徑和管理縱深方面都無法涵蓋如此豐富的內容。風險治理理念將風險管理的架構延伸至董事會，明確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的職責邊界，形成由戰略決策到戰術執行再到執行監督的統一風險管理鏈條，是治理層面滿足全面風險管理需要的必然選擇。

商業銀行業務創新的需求和經營風險的本質是風險治理理念提出的根本動力。當代銀行的業務與產品創新飛速發展，要求風險管理高效率地貫穿所有相關部門、專業和領域。但實踐中，風險管理與業務發展部門的權限往往比肩平行，按風險管理職能劃分的條塊式管理體制在部門協調、信息交流路徑上存有障礙，致使風險管理成本提高，效率降低。風險治理的理念坐實董事會在風險管理、監督與協調方面的責任，在更高的層面上統籌風險管理，切實推動商業銀行業務的創新與發展。

商業銀行風險治理框架

商業銀行風險治理框架由風險治理結構、風險容忍度、風險監督機制、風險溝通機制和風險文化五方面構成。

風險治理結構

風險治理結構是實現高效率風險治理的基礎和保障，指商業銀行“三會一層”在風險管理事務方面的職責定位與組織架構安排，其中尤以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為主。

董事會風險治理職責。董事會風險治理職責分為風險戰略決策、風險執行力督導以及風險文化建設等三方面。

在風險戰略決策方面，董事會審定風險管理戰略，設定風險管理的總體目標、風險偏好和風險容忍度，明確風險管理優先順序和內控機制，審核重大關聯交易，做出風險管理的重要決策。

在風險執行力督導方面，董事會對高級管理層的風險戰略執行情況和風險管理能力進行考核、評估和監督，審議批準內外部審計部門提交的評估報告并監督落實整改，確保銀行風險管理和業務經營處于董事會的風險戰略框架之內。

在風險文化建設方面，董事會推動并督導高級管理層將風險理念整合納入業務發展策略，建立有效的風險管理激勵與考核機制，持續監測銀行的風險文化建設，培養全員風險管理意識。

高級管理層風險治理職責。銀行高級管理層風險治理職責具體分為風險戰略執行、風險管理和風險報告等三方面。

在風險戰略執行方面，高級管理層遵照董事會批準的風險戰略和重大風險決策，建設全面風險管理的組織架構，制定具體明確、操作性強的執行措施，在全行組織落實。

在風險管理方面，高級管理層制定風險政策和程序，對風險進行識別、評估、度量、緩釋和監控，對管理信息系統的實施和變更情況進行監控，保障其適時性、準確性和可用性。

在風險報告方面，高級管理層一方面將董事會的風險戰略、重大決策準確及時地傳達到全行執行；另一方面通過制度性安排，幫助董事會全面了解銀行所處的風險環境與風險狀況，以使董事會能更好地履行風險決策職能。

風險治理的組織架構。商業銀行風險治理的組織架構因行而異，總的原則是符合自身公司治理的特點，保障風險戰略的執行力和風險管理職能的獨立性，滿足風險治理專業化、高效化和常態化的要求，實現業務發展與風險控制之間的平衡。

風險治理的組織架構有不同的模式，但也有一般的原則。首先，董事會下應設置專門的風險管理委員會；其次，董事會中應包括兼具學術背景和實踐經驗的風險管理專家；第三，高級管理層的風險管理團隊應與業務部門保持一定的獨立性；第四，風險治理組織架構中的各個機構應明確各自職責，確保彼此間有效協作與溝通；最后，風險治理結構要滿足三層次的監督與制衡，即由董事會實施的監督、各業務領域直接的條線監督，以及獨立的風險管理部門、合規部門和審計部門的監督。

國內商業銀行董事會主要通過下設的風險管理委員會處理風險事務，董事會戰略委員會、審計委員會與關聯交易管理委員會也從不同角度涉及到風險管理工作。此外，工行、中行、建行、交行等銀行在高級管理層層面設立首席風險官，旨在加強董事會風險戰略與決策的執行能力。

風險容忍度

風險容忍度指商業銀行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在戰略目標實現過程中對風險的可接受程度，一般反映在銀行的風險戰略和風險政策中，體現為業務增長、并購、市場拓展等經營活動中可以接受的風險和回報的平衡點或者風險調整后的資本回報率，是決定商業銀行總體風險水平、資本水平和所承受風險種類的重要因素。在風險治理框架中，商業銀行高級管理層制定風險容忍度，交由董事會審核批準。

商業銀行董事會在其風險戰略中明確定義風險容忍度，清晰表達銀行所愿意承擔的風險水平，相當于為銀行高級管理層的經營活動劃定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高壓線”，同時也有利于監管部門及外部利益相關者更好地了解銀行的整體風險態度。

銀行高級管理層根據風險容忍度制定具體的風險目標或者風險限額，作為在執行銀行戰略活動中所承擔的風險閥值水平和損失容忍度。例如，對于董事會不能容忍不道德的商業行為或安全事件，高級管理層則為之采取零容忍策略。

風險溝通機制

風險溝通貫穿于整個風險管理過程，其外延不僅包括董事會與高級管理層之間的溝通，也包括高級管理層與業務職能部門之間、銀行與投資者等利益相關者之間，尤其是銀行與監管部門之間的溝通。

在商業銀行風險治理框架中，董事會通過建立溝通機制，規定高級管理層向董事會進行風險報告的內容、頻度和方式，明確風險信息的收集、處理和傳遞程序，促進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之間進行及時有效的信息溝通。

風險溝通的目的是使風險信息在合適的時間傳達到合適的人，溝通的有效性直接影響到銀行處理風險的水平。董事會應建立溝通渠道，在制度的保障下及時獲取充分信息以評價高級管理層的工作績效，通過與高級管理層和內部審計人員定期會談，監控風險管理目標的實施情況，進行相應的風險決策，有效評估及妥善處理風險隱患。

風險報告制度是風險管理的重要一環，應從銀行戰略的高度明確報告準則和報告制度。報告準則側重于報告質量，報告制度關系到報告能否及時地傳達到合適的部門，尤其是能否及時上升到高級管理層和董事會層面。風險報告的質量取決于風險報告部門與其目標讀者之間良好的溝通與理解，其主要衡量標準包括：準確指出銀行整體的風險敞口；突出風險之間的相關性；為不同的讀者有針對性地提供報告；信息提供的及時性；有效識別潛在的機會與風險。

風險監督機制

為保障風險治理的有效實施，董事會建立監督機制，明確風險相關專門委員會及內部審計機構在內部監督中的職責權限，規范內部監督的程序、方法和要求。

風險監督的目標是找出風險或潛在的隱患，及時采取補救措施，將風險控制在風險容忍度范圍內，分為日常監督和專項監督。日常監督是指董事會對高級管理層實施風險戰略情況進行持續的監督檢查；專項監督是指在銀行發展戰略、組織結構、風險管理政策、流程等發生較大變化或風險時，對風險管理某些方面有針對性進行的監督檢查。

商業銀行董事會結合內部監督情況，定期對高級管理層風險管理有效性進行評估。評估的方式、范圍、程序和頻率，由董事會根據業務調整、經營環境變化、業務發展狀況、實際風險水平等因素確定。

風險文化

風險文化是風險決策時貫穿于整個銀行的價值和行為系統，體現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行為文化四種形式。商業銀行經營風險的特性決定了其風險管理必須體現為全員的行為，即在追求銀行業務目標時，每個銀行員工都應該具有風險管理的意識和自覺性，對風險及合規要求有充分的理解。

在風險治理框架下，商業銀行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有責任和義務打造重視風險的全行文化基調，在業務發展目標和風險容忍度之間建立平衡機制，通過風險培訓和激勵措施使每個員工都理解銀行的風險文化及風險容忍度，從而確保風險戰略、風險政策和風險管理程序得到有效執行與實施。

風險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董事會的意愿與偏好。建設良好的風險文化，商業銀行董事會一方面要具有風險管理專業知識和經驗，另一方面要將風險管理文化與企業戰略目標集合起來，監督執行。

風險文化貫穿并體現于銀行風險管理的所有環節，對于保證銀行“做正確的事”而不是做“可以做的事”至關重要。在良好的風險管理文化中，高級管理層把風險管理作為一種本能，自覺將風險文化要素納入風險政策的考慮范圍，持續提升全員風險文化意識，確保各項風險管理措施得到充分執行。

關于加強國內商業銀行風險治理的思考

歷經多年建設，國內商業銀行公司治理在建章立制、機構設置、職責定位等基礎層面上已經取得很大成績。風險治理作為公司治理的一個側面，無論在風險治理結構，還是在風險容忍度、風險信息溝通與監督機制、風險文化建設等方面，基本實現了同國際領先銀行先進實踐的“形似”。距離“神似”的差距主要有兩點。一是風險治理建設的主動性不夠，各銀行均按照《公司法》和有關監管規章照本宣科，不同的銀行在風險架構設置、職責定位、制度建設等方面大同小異，缺乏根據自身風險治理需要而進行的主動創新。二是風險治理的執行效果有待加強。盡管各行在公司章程和治理文件中，對于各項風險治理要素都有清晰周密的制度規定，但大多還停留在紙上富貴，執行效果大打折扣。

風險治理的法則固然重要，但真正區分領先與落后的要素還是在于執行。加強國內商業銀行風險治理的關鍵，在于根據各行自身特點和治理需求，圍繞加強風險戰略決策執行力這一中心思想，對董事會風險治理各要素進行主動大膽地突破與創新。

強化董事會風險管理的專業水平，解決董事會內部風險決策的主體與效率問題。首先，考慮在董事會層面設立常設的首席風險官，作為董事會風險決策的代表，承擔董事會日常風險管理的具體職責。首席風險官對董事會負責，對銀行風險提供獨立觀點和驗證意見，與高級管理層保持相對獨立，是充分發揮其風險管理職責的關鍵。

其次，加強對董事會風險決策的專業支持力度，提高風險治理的效率。一種做法是在現行的獨立董事和專業委員會制度之外，補充成立由銀行內部與外部風險管理專家共同組成的風險決策顧問組，為董事會做出的每一項風險決策提供獨立的專業意見，對高級管理層的風險執行工作進行評估。另一種做法是豐富現行董事會辦事機構的功能，由辦事機構轉型為參謀本部，突出其專業色彩，對董事會的風險決策提供技術支持和幫助。

第三，加強董事會與監事會、董事會風險管理委員會與戰略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和關聯交易管理委員會等其他風險相關委員會之間的分工協作，在董事會層面實現風險決策、督導及風險文化建設的統一管理，確保其風險管理職能既不相互重疊，也不留下空白和死角。

在風險戰略中主動規定風險容忍度，在風險政策中細化落實，并定期進行評估與督導。盡管現行監管政策沒有硬性要求，但風險容忍度是商業銀行董事會履行風險管理職責的起點，也是高級管理層執行風險戰略的操作底線，進而也是商業銀行風險治理有效與否的判斷標準，商業銀行應主動設定。

實踐中，風險容忍度由商業銀行高級管理層基于對發展戰略、風險狀況及自身風險管理能力的認識制定，并報董事會審核批準。董事會應在獲得足夠的專業支持的情況下，審核風險容忍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風險容忍度一經納入銀行整體風險戰略，高級管理層即應將其細化、分解和落實，接受董事會的定期評估與督導。

提高風險信息質量，助力董事會風險決策。風險信息質量是董事會風險決策的重要依據。國內商業銀行董事會收到的風險信息以常規報告為主，內容的可讀性與針對性不強，不能滿足風險治理的需要。

提高風險信息質量，發揮風險報告在董事會風險決策中的作用，需要從以下方面入手加以改進。

豐富風險信息內容。董事會不僅應獲得銀行內部的常規報告，還要能夠獲取銀行外部影響風險的信息，幫助其全面認知銀行所處的風險環境。

強化風險信息加工。董事會不僅需要原始的風險信息，還要有經過提煉與整理、客觀反映風險狀況的獨立分析。高級管理層有必要對收集到的各種信息進行合理篩選、核對與整理，幫助董事會更好地理解銀行風險狀況和風險管理工作。

拓寬風險信息的來源途徑。既要有常規的報告路徑，也要對非常規風險信息獲取途徑做出規定；對銀行風險狀況，既要有來自高級管理層報告，必要時也需要有來自獨立第三方的報告以資對照。

明確董事會風險督導的內容和手段。董事會應每年向高級管理層風險管理指導意見，傳達董事會的風險戰略及風險容忍度，要求高級管理層據此制訂執行層面的風險政策，并通過定期的風險整體評估檢查其完成進度與質量。

董事會應堅持主動督導與接收定期風險報告相結合，通過常態化調研與專題調研發現問題，對高級管理層落實董事會風險戰略的情況進行監督指導。

董事會與高級管理層之間還應建立常規交流的平臺，通過工作會議、文件流轉、列席彼此會議等形式，圍繞風險戰略的理解與執行進行充分的討論與交流。當外部風險環境發生變化時，董事會也應對風險戰略及時做出相應的微調。

打造特色風險文化，提升自身價值。風險文化是商業銀行企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在物質、制度、精神和行為層面上都自發體現出表里如一、標準統一的風險文化，才能使風險文化成為商業銀行的品牌和競爭力，提升公司價值。

風險文化應主動培養，公開宣示。商業銀行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應充分認識到風險文化對于風險治理的重要性，主動規劃、培養本行的風險文化，根據實踐經驗加以總結和提煉，并在公司章程和定期報告中予以披露，使風險文化成為銀行內部、投資者、監管部門等利益相關者共同認同的基礎。

風險文化應具有特色，打破“高大全”的條條框框。國內商業銀行已開始通過打造特色業務差異化經營，風險文化也應相應地有所反映。例如，對于重點發展領域，可在總體可控、機制保障的前提下，董事會可適度放寬風險容忍度，變壓縮風險的單一目標為有意識地經營風險，形成業務發展與風險把控在風險治理層面的有機平衡。

篇8

關鍵詞：“漢商” 文化主體 文化學視角

對“漢商”主體的幾種界定

在對“漢商”主體的界定方面。主要有“籍貫說”和“地域說”。“籍貫說”不符合武漢商人“南北雜處”的歷史事實，已經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地域說”把“漢商”界定為“武漢商業”，包括生產商、中間商和零售商，還包括一切以商業為目的的經營行為和組織，其行為主體是在武漢從事商業活動的所有人員（熊正安，2008）。由于擴大了研究領域，雖能更好地覆蓋商業活動人群，但這些人群非文化學意義上的人群，偏離了“漢商”文化研究的初衷。

研究“漢商”，與研究其他商幫一樣，是對一個地域的具有某種特定行為特征的商業活動群體進行研究，而非對所有參與商業活動者的研究。否則就不是“漢商”研究，而成了“武漢商業研究”，納入了區域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漢商”文化研究也就成了在武漢地區進行商業活動的文化研究，把對商業主體的研究擴展為對中觀層次的地區文化研究，模糊了研究對象的特定性。因此，漢商研究，應該區別與其他學科的研究范圍、目的、標準的差異性。

對“漢商”主體的界定，應打破傳統對“漢商”界定的“籍貫說”、“地域說”的局限，在前者基礎上，吸納“地域說”的合理成分，采取“商業文化說”。把“漢商”文化理解為一種超地緣、籍貫的商業文化。“漢商”文化與其說是一種籍貫、地緣商業主體的文化，不如說是一種以地域文化為基礎，具有一定外向拓展性的商業文化。把“漢商”主體也理解為一種文化主體，就不但脫離了籍貫說、地域說的窠臼，而且能夠更好地發展和傳播“漢商”文化。即“漢商”是指在某一時期，以武漢地區楚文化和商埠文化為固有文化，吸納其他地域文化，在具有一定傳承性和相對穩定性的特質商業文化背景下，從事商業活動的商業群體。在文化發源地，該群體所從事的商業活動覆蓋本地區主要商業領域。故，“漢商”與其說是一個與籍貫和從業地相關的人群概念，毋寧說是具有“漢商”精神，以“漢商”精神來從事商業活動的人群。“漢商”是“漢商”文化的主體，以“漢商”文化為價值觀、思維模式和行為模式，是“漢商”文化發展的推動者和傳播者，而不論其是否具有“漢商”文化發源地的籍貫或從業于“漢商”文化發源地。

“漢商”文化主體可以籍貫的形式來描述，也可以一定的地域文化特征來描述。“漢商”文化，在本土表現為一種地域特征，是以一系列體現“漢商”文化特征的器物、制度、環境等來展現本土“漢商”文化，同時吸收、消融和同化外來文化；在異域，則更多地以器物為載體，體現為精神文化和行為特征。

從文化學的視角來界定“漢商”，有其學理上的合理性。進行文化研究，多是從文化現象開始，而文化現象又是和文化主體相互聯系在一起，可以從同質的文化，來界定其文化主體；也可以先界定某一特定人群，再對其文化活動或文化現象進行研究。研究“漢商”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其商業活動規律及對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而非人口學上的研究。而影響商業活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商業文化，因此，一個地區的商業活動，有相同的商業規則、相近的商業環境和共同的商業信仰，由這些共同的文化特征基本上可以規范一個群體的商業活動，使其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商業活動群體。其他商幫由于其商業文化的共同性與同籍性合二為一，形成了有各自籍貫特點的商幫，冠之籍貫以區分，有一定的可行性；而漢商由于其商業文化與活動主體籍貫的分離性，以籍貫來區分顯然行不同。

從文化學的視角來界定“漢商”，也有其很強的現實解釋性。漢商文化的形成有其特殊的歷史成因，是因地域交通的便利性而興起的商埠文化，融入了本土的楚文化，以商埠文化和楚文化為其主體文化，當然也不可避免地吸收了海外文化和其他地方文化。漢商因地域興起的文化，是與其他商幫文化的最大不同點。其他商幫文化多以本籍貫人群為文化主體，活動范圍波及異域。而漢商以活動地域的固定性為最大特點，以在漢的不同籍貫人群為文化主體。也正因其活動地域的相對固定性，成為漢商很難走出去而為外人所知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文化學的角度來界定不同商業群體，具有解釋對象的廣泛適用性。

“漢商”主體與“漢商”文化

對“漢商”主體的界定，實質是對“漢商”文化的界定。在文化研究實踐中，研究側重點不同，方法亦不同。人們可以側重于對文化現象的研究，先對觀察到的文化現象進行分析，概括出其文化特征，此文化現象對應的主體，即為該文化主體。這時的文化現象、文化特征、文化主體可能會出現不一致性。人們還可能對某一文化群體更感興趣，先對某一文化主體進行界定，然后研究其文化現象，分析歸納出其文化特征，此時的文化主體具有確定性。

文化主體與文化現象常態下是一致的，即文化現象所對應的文化主體，與文化主體所展現的文化現象可以重合，但也存在文化現象與文化主體相錯位的情況。因為主體與現象的對應是從概念層面來說的，而實際生活中，可能出現文化主體超出或小于文化現象研究樣本所對應文化主體的范圍。文化研究過程是從樣本到概念，再回歸現實，而現實生活中的文化主體可能會超出或小于研究樣本，由此產生概念上的文化主體與實際的文化主體相脫離。

在不同的文化區域里，可以有相同的文化。地理間隔遠，而文化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相近，可以叫做同一文化系統，而非同一文化區域。從文化的系統的觀念看，相同的文化，未必在同一的區域。同時，從文化的區域的觀念來看，在同一的文化區域里，也未必就有同一的文化（陳序經，2009）。

在對文化現象的研究中，對某一地域、某一時段選取研究樣本，概括出文化特征。而文化特征所對應的實際文化主體可能會小于研究樣本中文化現象所對應的文化主體，即文化主體縮小；也可能超出研究樣本所對應的文化主體，涵蓋了樣本之外的其他文化人群，即文化主體擴大。

“漢商”主體實質上是“漢商”文化主體。對于“漢商”主體的界定，是對“漢商”文化主體的界定，可以從文化學的視角，先從對“漢商”文化的界定開始。由“漢商”文化現象著手，選取的樣本可以是武漢三鎮地區，概況出武漢地區商業文化的特征，從商業文化的特征出發，對具有該文化特征的從事商業活動的人群，界定為“漢商”文化的主體—“漢商”。“漢商”群體可能和武漢三鎮的樣本人群相重合，也可能小于或大于武漢地區的商業人群。具體取決于商業文化特征，而商業文化的界定，關鍵要看所研究的樣本文化是否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和相承性。

當“漢商”文化主體小于三鎮商業人群時，要排除部分武漢地區的異質商業人群，盡管這些商業人群可能表現出相同的商業文化現象，但具有異質的文化特征；當“漢商”文化主體大于三鎮商業人群時，即“漢商”文化主體拓展到非武漢地區的部分商業人群，這部分商業人群具有相同的商業文化特征。由此可以看出，以武漢地區商業文化特征作為界定“漢商”文化主體的標準。即以武漢商業文化的特征作為界定“漢商”主體的依據和標準。

此外，該標準的度量具有一定的歷史性，不同歷史階段，“漢商”文化特征也不完全相同，由此“漢商”主體也具有一定的歷史性。

“漢商”主體與“漢商”文化的對應性

“漢商”文化是發展變化的，漢商的主體也處于動態之中。以文化來界定主體，而文化又是一定主體的文化，反過來，文化又要由主體來界定。如何處理“漢商”主體和“漢商”文化的對應性呢？“漢商”主體是在武漢地區商業活動中具有一定的歷史延續性，處于主體地位的商業活動群體。這個群體范圍可能定得過窄或過寬，而群體范圍的限定，又看其是否具有相同的、穩定的商業文化背景。這時可以采取主體與文化的“互相逼近法”來相互調試，通過放大或縮小彼此的范圍逐步逼近，使主體與其文化彼此對應。

群體范圍定得過窄，商業文化可以涵蓋整個群體，但群體覆蓋不了商業活動的主要領域，故有必要放大群體范圍；隨著群體范圍的放大，具有某種連續性、穩定性的特質商業文化可能涵蓋不住這些主體，說明主體定得過寬，可以收縮主體。當二者處于均平衡狀態時，正是“漢商”的適當人群。但有兩個原則：人群的界定原則—為一定時期覆蓋主要商業領域的商業活動主體人群；文化界定原則—具有一定的延續性和穩定性的同質文化。

“漢商”文化的基本特征

“漢商”文化以漢口的商埠文化最具代表性。漢口商埠具有復合型、流變性、市井性（皮明庥等，2006）、外生性。

漢口商業文化具有復合型文化特點。漢口是個“五方民處，客旅居多”的移民城市，“此地從來無土著，九分商賈一分民（一分民亦別處之落籍者）”。貿遷漢口的各地客商把東西南北的異地文化也帶到了武漢，從而使漢口文化領域呈現“雜有吳越川廣風”（ 侯祖 ，2001）的駁雜局面。

漢口的商業文化表現為本地文化、外地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并存，但因雜而缺乏厚重感和凝練感（皮明庥等，2006）。而香港和上海的商埠文化同樣具有復合型，但海派文化的影響力更顯著，因此顯現出自身的特色，而不僅僅是“雜”。漢口商埠文化，海派文化與本土異地文化平分秋色，故沒有明顯的特殊性，但也由此打造了漢口商業自成一派的“合金文化”。

漢口商業文化具有流變性。流變性源于漢口的移民城市特點，漢口的形成僅有500多年的歷史，是漢水改道后，從漢陽剝離出去的一塊區域，且是一個移民地區，因商而興起，缺乏厚重的文化積累。一開始就以商業文化為主導文化，傳統文化對商業文化的制約和傳承較為薄弱，由此也產生了商業文化中求新求異，對新事物、新風尚、新文化有較少的抵觸性，而多的是寬容與接納乃至追捧。新事物新觀念一旦出現，即成為社會時尚。

漢口商業文化具有低層次徘徊的市井性。漢口作為新興的商業移民城市，單一的商業化，使商業文化僅僅有交易的特征，而交易的特征就是及時性、功利性。且漢口以轉口貿易為主，由此功利性的市井文化較為繁榮。漢口商業文化氛圍充溢著實用價值的取向和重利輕義的價值觀，商業文化的市井性氣息濃烈。

濃烈的市井氣息，也影響限制了商業文化的發展，使僅停留在低層次上，缺乏經商的氣質與境界。使漢口盡管商戶眾多，但一直缺乏居于業內領軍地位的大型商業巨頭。這不能不說與漢口商業文化的市井性有關，是商業發展一直在低層次徘徊，大而不強，眾而不精。

漢口商業文化具有一定的外生性。明清以降，隨著新興商業城市漢口的崛起，又在傳統文化的土壤中離析出異質的商業社區文化。清代，漢口已經是一個頗負盛名的商業城市，它由商而興，因商而盛。“居斯地者，多半商賈致富”。

與自然長成的傳統商業城市不同，傳統商業城市是在原有的商業基礎或其他產業基礎上分化、發展起來的商業城市，商業文化與原有的其他產業文化、商業文化血脈相聯。即商業文化是內生的；而新興的商業城市，往往是移民城市，是在缺乏商業文化基礎或作為其演化母體的其他產業文化基礎上，直接以商品交易的技術性原則為商業文化的最初文化母版而產生，或直接由異域商業文化移植過來為商業文化母版。即新生商業城市的商業文化具有外生性。當然，新生商業城市文化中，也不可避免受到來自各方文化主體傳統文化的影響，這種傳統在與商業活動結合的過程中，相互取舍、交融，逐步形成新的統一商業文化。

參考文獻：

1.熊正安.“漢商”及其行為主體的界定[J].武漢商業服務學院學報，2008（3）

2.陳序經.文化學概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3.皮明庥，鄒進文.武漢通史·晚清卷（下）[M].武漢出版社，2006

4.范鍇.漢口叢談（卷2）[M].武昌益善書局，1933

篇9

關鍵詞：現代商業空間；裝置藝術；應用；注意事項

現代商業空間與裝置藝術的理論研究近兩年來逐漸成為藝術設計專業理論研究的熱點。特別是裝置藝術在現代商業空間中的應用。本文深入認識現代商業空間和裝置藝術的概念，調研了解裝置藝術在現代商業空間這種新型業態環境中應用的現狀，擬以現代商業空間中裝置藝術應用存在的問題，探析裝置藝術在現代商業空間應用的幾點注意事項。

1 現代商業空間與裝置藝術的概念

現代商業空間是一種新的業態形式，是以系統的建筑群聯合構成，集購物、休閑、娛樂、旅游、商務為一體的綜合性公共開放空間，它同時承載著綜合性、社會性、公共性、文化性、開放性、多元性、交流性等各種屬性。它可以讓人們在短時間內完成各種需求，不只是“以物易物”的交易場所，也是現代人社交、放松、休閑、娛樂的綜合場所，是一個公共聚集地，也就是所謂的“第三空間”。

裝置藝術是指藝術家在特定的時空環境里，借助于一切人類日常生活中的已消費或未曾消費過的物質文化實體、進行“合目的性地”有效選擇、挪用、利用、組合、改裝……以令裝置延伸出新的展示個體或群體豐富的精神文化意蘊之藝術形態。簡單地講，裝置藝術，就是場地、材料、情感的綜合展示藝術。裝置藝術是當代中國現代前衛藝術中重要的藝術樣式，他是藝術家根據特定展覽地點的室內外的地點、空間特地設計和創作的藝術整體。觀眾介入和參與是裝置藝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是人們生活經驗的延伸。所以他適合在商業空間中應用。香港ifc（國際金融中心）購物廣場，入口應用了大型懸吊式裝置藝術，用數十塊彩色圖案塑膠板相連，造型夸張宏達，色彩鮮艷明快，讓人記憶深刻。

2 裝置藝術與現代商業空間的現狀與關系

全球經濟多元化城市環境的變化，呼喚著多樣性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如今經濟發展迅速、生活節奏過快，忙碌的現代生活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日漸疏遠。由于城市化發展的需求、城市建筑的不斷擴張，人們生活的空間越來越小、時間越來越少，面對著繁重的工作壓力和復雜的人際關系，人們自然產生了一種需要，希望在有限的空間和時間里完成吃飯、社交、購物、娛樂、休閑、放松等需求。現代商業空間逐漸出現符合這種需求的新業態形式，它可以讓人們在短時間內完成各種需求，成為現代人社交、放松、休閑、娛樂的公共聚集地。

然而簡單的室內裝飾已經不能夠滿足現代人對空間的需求了，人們在公共空間社交、娛樂、餐飲的同時也希望環境中可以有文化藝術的參與和融合。充滿文化性、互動性、裝飾性的裝置藝術自然成為參與其中的首選。藝術介入現代商業空間環境中作為裝飾設計已經成為趨勢，現代商業空間與裝置藝術都肩負著社會與藝術的雙重職責，成為社會大眾溝通對話的重要平臺。甚至是傳統的百貨商場和單純的超市賣場，都設法通過裝置藝術的“介入”提升知名度、吸引目標客戶群、提高銷售額、增加產品銷售量。但是設計師在對裝飾藝術在現代商業空間中的應用處于表面、淺顯的，沒能真正理解裝置藝術的特征并結合購物中心整體主題涵義的需求，應用裝置藝術來裝飾、美化商業空間內部環境設計。

總的來說筆者認為目前我國現代商業空間對裝置藝術的應用出現缺少文化內涵、寓意性詮釋不夠；缺少自主創新，造型形式多雷同；技術不夠先進，后期維護有待加強；盲目生搬硬套，盲目生搬硬套，水平不如港澳等問題。

3 裝置藝術在現代商業空間應用中應注意的問題

3.1 要結合空間特點，加強文化內涵

面對現今追求美學性、知識性的新消費需求特別，現代商業中應用的公共藝術品不僅要有優美和諧的造型，更應注重其體現的文化內涵。要結合商業空間特點向消費者傳達一定深度的精神文化和價值理念。而這種精神內涵不能是藝術家自我態度的表達，應該體現出當代文化精神，展現企業品牌訴求，烘托空g環境，是傳播時代觀念的載體。裝置藝術在現代商業空間應用中要注意透析裝置物所表達的精神內涵和社會內容，結合所在商業空間的特點，運用新穎的表現手法呈現。不能讓裝置藝術與商場整體環境主題不統一，毫無文化內涵和精神關聯。設計師應該賦予作品時代感，貼合大眾審美，并且還能更好地引導和提升大眾的審美水平。

優秀的裝置藝術作品要能結合空間環境整體需要，立意、構思有創意，并通過在造型與紋飾上恰當地表現、變形、提煉，從而使商業空間中的裝置藝術作品審美與文化內涵同時達到高標準的藝術境地。

3.2 要增加造型多樣化、堅持原創性

現今商業空間中應用的裝置藝術品普遍出現造型表現形式單一，照搬雷同多，缺少自主創新的現象。裝置藝術本身就有多元化藝術形式、多樣化材質應用、豐富化形態變化的特點，設計師要堅持自主創新，多了解國內外商業空間設計的發展形勢，創造獨立并具有特色的藝術表現形式，打造全新設計理念。對裝置藝術作品的造型大小比例、平面立面、材質色彩等各個方面發散思維、重新創造，使作品新穎獨特，具有原創性。比如在眾多采用懸吊式公共藝術裝飾的共享空間中，大部分商場采用了類似的造型手法。其實設計師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和手法去處理這種形式，可以采用橫向、斜向、旋轉等方式，并增加懸吊物的材質或者顏色的對比，從而營造出富有生命力和趣味動感的空間氛圍。增加視覺沖擊力，讓消費者在逛街的同時能充分體會到公共藝術作品時尚前衛的魅力。

3.3 要研發新技術，提高設計能力

設計師要努力研發新的技術，提高自身的設計能力。現代商業空間的室外還是室內、半室內或開敞中裝置藝術的展示，其作品的設計和制作是存在一定區別的。比如：室外作品需要更多地考慮作品使用材料的耐久性和抗風化能力；在設計上要從色彩、比例尺度、結構上考慮人們的遠觀視覺效果以及與環境的和諧統一問題。而放置在室內或半室內空間中的裝置藝術作品則需要注意作品的易清潔性、適當的尺度、材質的親和力等。設計應該以人的需求為出發點。人是環境的主體，因而設計應以人為本。有人性化的裝置藝術設計應該充分考慮使用人群的需要。但是縱觀我們周圍的很多公共藝術設計不得不說人性化設計有待改善和提高。對于商場中引用的新媒體藝術作品，應該指派專人對其進行應用推廣和長期維護，真正地將新媒體引入我們商業空間中，而不僅僅是被人忽略的擺設。

3.4 不要盲目照搬引用，善于結合與創新

面對內地的多數案例可看出，我們還只是處于一個借用國外或港澳臺經典優秀案例進行模仿在加工設計的階段。沒有真正理解公共藝術的特征并結合購物中心整體主題涵義的需求去應用公共藝術來裝飾、美化商業空間內部環境設計。作為本土設計師，應該多出外考察和學習國內外的優秀設計作品，但是不應全盤照搬和引用。我們要在吸收優秀的精華的同時，必須融入本土文化，并結合商場自身空間裝飾需求，針對性的應用公共藝術裝飾商業空間，讓公共藝術真正成為能夠裝飾和表達商業空間訴求的陳設，達到“雙贏”。還應該尊重公共藝術家的作品權利，為每一個公共藝術作品標注作品出處，讓大眾更好地與作品進行“溝通”，提升商業空間的文化內涵，打造出有自主創新特色的F代商業空間。

4 結語

從四處拔地而起的“文創園”可以看到，裝置藝術已經正在成為現代商業空間必不可少的配置之一。裝置藝術引入消費的內在目的及體現既是將現代商業空間環境營造成能夠滿足人們追求品質和精神文化的藝術空間，感受到具有時代感和文化感的購物空間。面對我國目前裝置藝術在現代商業空間中存在的問題，我們要針對性的解決，要注意以下幾點：要增加造型多樣化、堅持原創性，結合空間特點，加強文化內涵，要努力研發新技術，提高整體設計水平，善于思考開發創新。只有這樣裝置藝術才能更好地應用到現代的商業空間中，真正成為商業空間室內外裝飾的一部分。

參考文獻：

[1] 蔣舒恬.探析現代商場空間中公共藝術裝置的應用特點[J].現代裝飾（理論），2015（08）.

[2] 蔣舒恬.現代商業空間中裝置藝術應用原則的研究[J].藝術品鑒，2015.

篇10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改編名著是一個引人關注的藝術潮流，從古典名著到現代名著，從《三國演義》到《雷雨》，改編成為這個時代的藝術時尚。問題不在于名著是否可以改編，而是如何改編。事實上，經典作家被改編的作品也可以成為藝術史上的偉大之作，如《巴黎圣母院》、《悲慘世界》、《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改編的作品同原著一樣具有創造意義和經典性，而且通過改編和形式的大眾化轉換，這些經典作品為通俗的藝術形式注入了意義和維護人類普遍價值的積極承諾。因此，懷有敬畏、尊重經典作品的創造性改編，是視覺藝術一個可靠的來源和生長點。但是，自重新解讀或解構偉大傳統的潮流興起以來，對傳統的詬病、拆解成為新的思想時尚，在解構主義思想潮流的影響下，對經典作品的后現代改編蔚然成風。在西方，反傳統文化貌似狂熱的理想主義，事實上它只是政治上的一個浪漫姿態，在破壞的中試圖尋找的是野心勃勃的“革命青年”的一種樂觀主義的自我救贖。但不同的是，西方的傳統文化仍然是難以撼動的強大根基，在學院和有教養的階層，莎士比亞和古典音樂仍然是他們崇尚的文化經典。街頭嬉皮士或前衛的文化活動，僅僅是他們多元文化象征性或泡沫式的表征。因此，對傳統的解構并沒有改變作為西方主流文化流淌的速度以及對社會的支配性影響。

在當代中國，對經典作品的改編和演出，同樣是影視、戲劇藝術常見的現象。這種改編也同樣誕生了中國式的經典視覺藝術作品。甚至根據左翼文學或紅色文學改編的作品，也被普遍接受并獲得廣泛好評。像《早春二月》、《林家鋪子》、《紅旗譜》、《城南舊事》等。魯迅作品的改編始于1956年的《祝福》，是為紀念魯迅逝世20周年由改編的同名電影。這次改編雖然在試圖極力忠實地體現原作的思想，力求在保持魯迅冷峻、凝重、深沉的悲劇氣氛和風格的基礎上實現再創造，而且他在一定意義上實現了自己的期許，但對添加的祥林嫂砍門檻這場戲仍然存有不同爭論。這一爭論與那個時代對魯迅的理解和對藝術功能觀的理解有很大關系。在原作里魯迅以巨大的悲憫書寫了祥林嫂既是禮教的受害者，同時又沒有能力覺醒的悲劇，但卻通過這一情節把祥林嫂塑造成了同神權觀念徹底決裂的形象。這與魯迅的原意顯然是存在距離的。可以理解的是，任何改編行為事實上都是試圖通過原作表達改編者對現實的態度，都是試圖通過原作回答或回應當下的問題。在的時代，民眾神話和階級斗爭的歷史觀是思想界不能超越的界限，自不能幸免。但可以肯定的是，大體準確地再創造了魯迅的《祝福》。

1981年，在魯迅誕辰100周年的時候，《阿Q正傳》、《傷逝》和《藥》相繼搬上銀幕。這次改編的成就雖然還有待于評價，但可以肯定的是，改編者同樣懷有對魯迅的尊崇、對經典的敬畏之心。我們可以在作品中看到改編者的謹慎甚至拘泥。這些作品雖然還難以達到觀眾的期待，但他們的努力卻為改編魯迅積累了某種經驗。

到了20世紀90年代，改編風潮卻反映了一種令人不安的訴求。特別是對《雷雨》的改編，肇始了利用經典迎合低俗趣味的惡劣傾向。關系在話劇《雷雨》中還是個隱約的表達，還是對畸形婚姻關系的一種控訴。繁漪在那口“殘酷的井”里的掙扎，既有詩意又令人驚恐不已。但到了電視連續劇《雷雨》，對關系興致盎然的演繹和添加，居然在被放大為20集的連續劇里津津樂道。它漫長的延宕，表達的恰恰是編導者對這一核心劇情充分利用的驚喜心情。但是，稍有常識的人都會察覺，這一劇情被充分利用的全部秘密就在于，這是一個在今天難以想象或編造的情節。因此，90年代對經典作品“波普”化的改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藝術家想像力和創造力的空前匱乏，是對現實喪失把握、理解能力的反映。

2001年，是魯迅先生誕辰120周年，與魯迅或魯迅作品相關的三臺舞臺劇的推出，顯然與這個特殊的、具有紀念意義的日子有關。張廣天的《魯迅先生》以清唱劇的方式塑造了他想象的魯迅，保持了作為知識左派的作者與民眾的親近關系和取向。這個創作雖然遭遇了網友“狠作革命秀”的挖苦或嘲諷，但張廣天不與今日任何時尚為伍的獨立性，可能在這個意義上是接近魯迅的。《無常·女吊》被稱為是“魯迅作品人物重組”的作品。它不是對魯迅作品的改編，因此也不能在改編的意義上對其作出評價。但可以肯定的是，編劇鄭天瑋和導演王延松，是非常有才華的青年藝術家。他們把魯迅六部作品的人物集中到一部戲中，通過荒誕、亦真亦幻、虛實結合的表現手法，再現了魯迅作品中所彌漫的壓抑、緊張和沉重。這種再創造的實驗效果應該說是積極的。導演王延松對自己的期許是“爭取觀眾”，他并沒有游離魯迅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