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地域文化與文學的關系，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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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術創作總有其揮之不去的地域特征和文化基調。現代主義電影美學呈現出多元的趨勢，幾乎每位電影藝術大師都有著自己獨特的風格，但他們的影片卻有著一個共同的基本特征，都深刻體現出西方現代主義哲學——美學思潮的巨大影響。可見地域文化對于美術創作深刻的影響，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某個歷史環境下的藝術發展和藝術形態表現手法。

關鍵詞：美術創作；現代主義電影美學；多元；西方現代哲學；地域特征

一、地域文化影響下的現代主義美學思潮

西方文學藝術中的現代主義美學思潮，開始于19世紀末，確立于20世紀20年代。現代主義流派繁多，包括象征主義、表現主義、印象主義、超現實主義、未來主義、存在主義、荒誕派、意識流、黑色幽默等。它的產生、形成、和發展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就當是的社會環境來看，在不到30年間，相繼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造成了人類歷史上最為空前的動蕩和浩劫。人們沉浸在極端空虛、困惑和煩惱的精神世界。西方現代主義文藝正是在物質與精神、感性與理性的這種巨大裂痕中產生出來的。

就其思想根源來說，西方現代主義哲學流派，尤其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學、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叔本華的唯意志論、尼采的“酒神”精神和超人哲學等，為西方現代主義美學思潮提供了哲學基礎，形成了一股巨大的西方現代非理性主義美學思潮。這股非理性主義思潮廣泛滲透在西方生活。文學藝術和一切思想文化領域之中。從總體上講，西方現代派文學藝術的基本傾向，暴露了社會的種種弊病和陰暗面，是對這個社會喪失自我的不滿和抗議，是對西方世界中人們的孤寂和苦悶的心情的宣泄。

現代主義第一次進入電影，主要是指20世紀20年代以法國和德國為中心的先鋒派電影運動，這場運動持續十年左右，在無聲電影時期通過向繪畫、音樂和文學等傳統藝術門類學習，尋找電影的表現形式，以追求“繪畫電影”、“純電影”和“主觀電影”。努力為電影在藝術領域中爭取一席之地。從20年代末開始出現的實驗電影，則是以美國為中心發展起來的一種非商業電影，這類電影沒有傳統的故事情節，主要表現風格集中是超現實主義和抽象主義，從藝術實質上來講，堪稱有聲電影時代的先鋒派電影。

無論什么時代，人總是生存于一個特定的空間和地域，不可能漂浮在空中。這個地域的特定歷史文化和社會背景都對人們的意識有著直接的作用。歷史文化的積淀更是塑造著這一地域人的特殊的意識形態。正是在西方藝術美學思潮的來襲下，法國電影的“新浪潮”與“左岸派”便應運而生了。

二、法國“新浪潮”和“左岸派”的美學傾向

“新浪潮”電影主要是指以法國年輕導演戈達爾、特呂弗、雷維特、夏布魯爾等人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拍攝的影片，這批影片敢于打破傳統，具有強烈的個人色彩，由于在影片題材和表現技法方面的類似性而被認為構成了一個電影流派。幾乎在同一時期出現的“左岸派”，因為成員都住在巴黎塞納河的左岸而得名。這批成員中，一類是長期從事電影創作的導演如雷乃和瓦爾達等人，另一類則是以文學創作為主的編劇如格里葉和杜拉等人。“左岸派”電影也同樣具有強烈的個人風格、敢于向傳統挑戰，與“新浪潮”有相似之處。

第一，法國“新浪潮”電影與“左岸派”電影均以反傳統為標記。他們反對法國電影界的講話狀態，要求廢除從戲劇借鑒來的編劇理論，摒棄以導演資歷為基礎的制片制度，拋棄得到公認的商業化成功模式，代之以一種具有鮮明個人化風格的創作方式。這一創新潮流在電影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把具有現代主義傾向的影片帶入商業化，使現代主義思潮從此真正在世界影壇上占據了一席之地。

第二，“新浪潮”與“左岸派”都十分強調突出個人風格。這批年輕的導演大膽提出了將電影變為個人化藝術的主張，他們認為影片應成為個人作品，導演應該在影片中體現出個人的風格，表現出自己對世界、人生、社會、政治、宗教、道德等諸多方面的見解與感受。世界美術同世界文學一樣，是一種人類超越自身、超越個性、超越時空的努力。是一種純粹的、理想的藝術形式。

第三，“新浪潮”和“左岸派”電影大膽革新電影語言，對電影藝術形式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新浪潮”和“左岸派”在電影形式和電影語言方面的突破和創新，可以說是全方位的展開。

三、現代主義電影創作題材中的地域性文化特征

凡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提供給人們的各種事物現象，藝術家都可以用各種不同的表現手法予以表現。電影的創作也有著其自身的文化積淀以及地域性。現代主義電影流派的藝術創作在題材的選擇上，也不可能擺脫自己生存的那片孕育他的地域文化對其深刻的影響。

歐洲現代派電影強調表現作者“自我”來源于西方現代主義哲學世界觀上的唯我主義色彩。西方現代主義哲學認為，世界從根本上來說是無法被認識的，只有人的自我感覺、情緒狀態才是真實的。帕格森的“直覺主義”主張藝術家憑“直覺”去表現心靈狀態，薩特認為文藝正是表現自我作為本體存在的最適當方式，弗洛伊德情調藝術應當表現潛意識中未得到滿足的本能和欲望。以上的這些非理性主義的美學觀，使現代主義文藝思潮中的“自我表現”說得到了新的理論武裝，強調以深奧的隱喻、離奇的想象、飄忽不定的聯系、扭曲變形的象征來表現“自我”他們追求的不是對客觀世界的逼真模仿，而是內心情感的真實表現。

例如意大利著名電影導演費里尼，于1962年攝制的影片《八部半》，就是一部充滿作者“自我”主觀一時的影片。他個人認為，他是通過對自己創作生涯的回顧，來敘述一個處于混亂中的靈魂，并且通過影片中人物經歷的精神危機，來表現處于危機中的普通人。薩杜認為：“《八部半》是一部吐露內心隱秘的作品，很似虛構的自傳，情節繁多，表面上看來似乎混亂，卻安排的頗具匠心。”

無論什么時代，這個地域的特定歷史文化都對人的性格、心理起著直接的作用。現代電影反映了西方社會動蕩變化中的重重危機和矛盾，深刻地揭示出這個社會被扭曲和異化的人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在技術文明與精神危機的兩極分化下，形成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對立與沖突，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具有不可低估的社會意義和認識價值。也在一定程度上深刻的揭示了其社會認知的主流意識形態，反映了其特定歷史環境下的人文思想。

可見，地域文化是深深影響著藝術創作的根源，它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著人們的意識，給予人們在美術創作中深刻的地域性特征。也給予某個特定時代與眾不同的標簽。（作者單位：新疆師范大學美術學院）

指導老師：李群

參考文獻：

[1][法]喬治·薩杜爾.《世界電影史》.中國電影出版社，1995年版

[2][美]斯坦利·梭羅門.《電影的觀念》.中國電影出版社，1983年版

[3][美]羅伯特·艾倫與道格拉斯·戈梅里.《電影史：理論與實踐》，中國電影出版社，1997年版

[4]李幼蒸.《當代西方電影美學思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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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院關于季素梅、張勇訴泰興縣人民醫院確認血親關系一案執行問題的請示報告收悉。經研究，同意你院審判委員會意見。即根據醫院發生的錯換手牌的事實以及血液足印鑒定結論，可以認定季素梅現撫養的孩子是馬兆霞的，而馬兆霞現撫養之子不是馬兆霞的，所以馬兆霞應當將她撫養的孩子交出來。如果馬兆霞不交出孩子，對其拒不交出孩子的行為，則可以按照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的規定采取強制措施。如果有刑法一百五十七條規定的行為，也可適用一百五十七條的規定。但要充分做好當地黨政等有關部門的工作，取得他們的支持，以防矛盾激化。

附：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季素梅、張勇訴泰興縣人民醫院（第三人馬兆霞、生炳林）確認血親關系一案執行問題的請示報告

                                 〔1988〕蘇法民字第189號

最高人民法院：

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季素梅訴泰興縣人民醫院（第三人馬兆霞、生炳林）確認血親關系一案的執行問題已多次向我院請示。該案在當地影響很大，拖得時間久。經我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提出了傾向性的處理意見，但政策上沒有把握，特向你院請示。現將案情及處理意見報告如下：

一、案情事實上訴人（原審第三人）：馬兆霞，女，28歲，漢族，泰興縣人，泰興縣十里甸鄉三太村二隊農民。

上訴人（原審第三人）：生炳林（系馬兆霞之夫），男，33歲，漢族，泰興縣人，泰興縣十里甸鄉三太村二隊農民。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季素梅，女，28歲，漢族，泰興縣人，泰興縣郵電局職工。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張勇（系季素梅之夫），男，29歲，漢族，泰興縣人，泰興縣生資服務公司職工。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泰興縣人民醫院。

法定代表人：程建民，院長。

1985年1月24日，馬兆霞、季素梅先后于2時45分和15時40分在泰興縣人民醫院婦產科各生一男嬰。同年1月28日上午9時許季素梅在醫院給小孩喂奶時發現露在襁褓外的小孩左手腕上，系著“馬兆霞之子”字樣的布牌，當即向醫院提出。當班的助產士周紅珠未按醫院的規定認真查對，錯誤地作出了判斷，并換了小孩手牌。季素梅出院后一直有質疑，便向泰興縣人民醫院領導作了反映，并于1986年9月20日向泰興縣人民法院起訴，要求確認血親關系。縣法院受理后于1986年12月9日，委托泰興縣工農兵醫院對季素梅、張勇夫婦及其所撫養的小孩的血型進行檢驗。結論是：季素梅、張勇夫婦的血型均為B型，小孩則為A型。同年12月17日，縣法院委托泰興縣公安局提取了季素梅現撫養之小孩的左足印，連同縣人民醫院所存馬兆霞、季素梅所生小孩出生時的左足印，送江蘇省公安廳進行痕跡鑒定，鑒定結論是：季素梅現撫養的小孩左足印與馬兆霞分娩時住院病歷中的新生兒左足印同一。

審理中由于馬兆霞、生炳林未配合法院對其所撫養的小孩提取血液、足跡進行鑒定，第一審法院雖做了大量工作，馬兆霞夫婦也不肯承認小孩領錯，使問題處于僵局。其間，季素梅夫婦及其家人多次上訪縣法院、縣人民醫院及縣委，以致影響了縣法院和縣人民醫院的正常工作。針對此情，第一審法院經向上級法院請示后，于1987年1月26日去馬兆霞家準備強行取證，又因馬兆霞有意逃避而未成功，反而致前去的承辦人受圍攻，三人受輕傷，棉大衣、照相機、帽子等物被搶（后經縣委組織了調查組，追回了所搶去的東西，但未能查出為首肇事者）。

1987年3月4日，第一審法院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一條關于“其中一部分事實已經清楚，可以就該部分先行判決”的規定，公開了審理了此案，并當庭作出判決：一、季素梅、張勇現撫養的小孩系馬兆霞、生炳林親生。馬兆霞、生炳林應于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將小孩領回撫養，不得虐待、遺棄。二、馬兆霞、生炳林應將現撫養的小孩于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送交泰興縣人民醫院代為撫養，直至全案審理終結。在此期間的撫養費用由人民醫院負擔。三、訴訟費30元由泰興縣人民醫院負擔。馬兆霞、生炳林不服，以雙方所生小孩未有錯牌之事。小孩沒有搞錯，現作出的檢驗、鑒定依據不足為由提起上訴。第二審法院于1987年9月3日作出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如何執行終審判決后，由于馬兆霞、生炳林未能自動履行，季素梅、張勇夫婦便于1987年9月18日向第一審法院申請執行。1988年3月26日泰興縣人大代表在人代會上提出咨詢，督促第一審法院盡快執行。群眾對此案至今沒能執行也很關注。第一審法院于1988年6月上旬曾試圖請所在鄉黨委、政府負責同志出面作馬兆霞、生炳林的疏導工作。但馬、生堅持無理要求，一要保留小孩居民戶口；二要賠償其人民幣一萬元。對此，第一審法院認為，再會同有關部門進一步做馬兆霞、生炳林夫婦及其親屬的思想疏導工作，敦促被執行人自動履行。若經多層次思想教育無效，即依法發出執行通知書和張貼執行公告，限定時間，責令馬兆霞、生炳林夫婦接受親生小孩，同時交出身邊撫養的小孩。若馬兆霞、生炳林夫婦在公告限定的期限內拒不交出小孩，甚至將小孩藏匿起來，將首先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之規定，對馬兆霞、生炳林實行司法拘留，在拘留期滿后，馬兆霞、生炳林若仍不交出小孩，就適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條追究其刑事責任。第二審法院審判委員會同意第一審法院的意見。

三、我院審判委員會意見該案自立案迄今已兩年之久，為了避免孩子越大越難執行，在審理過程中，承辦人已會同有關部門做了大量的工作，結果均無效，以致法院干警被打，東西被搶。現原審第三人馬兆霞、生炳林在法院終審判決后，不僅沒主動交出身邊他人的孩子，亦沒領回自己親生子，甚至還提出無理要求，拒不執行已生效的法院判決。鑒于該案影響之大，同時還涉及到兩個年幼無知的孩子。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之規定，參照全國法院業大民訴法教材關于子女撫育的執行問題的精神，為使本案判決切實得到執行，我們將繼續會同縣、鄉、村的有關部門，充分做好第三人的思想工作，讓其主動執行判決；如第三人仍拒不執行判決，同意第一、二審人民法院傾向性的意見，按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之規定強制執行。若拘留后仍不執行判決，可按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條的規定追究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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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

解讀大眾傳媒與大眾文化的關系，首先要理解大眾文化及大眾文化在構造人類大眾精神物質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方面的重要影響力。大眾文化是一種都市工業社會或大眾消費社會的特殊產物，是大眾消費社會中通過大眾傳媒所承載、傳遞的文化產品，這是一種合成的加工的文化產品，其明顯特征是主要為大眾消費而制造出來的，有標準化和模擬個性的特色。大眾文化是包含在主流文化之內，它是一個社會內與公眾輿論、價值觀念、社會時尚和生活方式大致趨同、基本適應的、又是與傳統文化核心內容有直接傳承關系的文化形態。大眾文化有地域性、通俗性、消費性、娛樂性、商業性、產業性等種種特征。

大眾文化在我國新時期的崛起始于改革開放時期，在改革開放時期逐漸獲得了主體意識的民眾，不僅需要新的娛樂形式，而且也需要表達這一階層的意識形態。大眾文化的迅速崛起有一系列發行量巨大的通俗雜志和報紙作證，有一系列原來屬于高級文化陣列的嚴肅文學紛紛改弦易幟為通俗文學作證。大眾文化的通行無阻表明的是大眾對它的支持與認同。關于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的關系，大眾傳媒是大眾文化的重要載體，大眾文化大眾傳媒傳播的重要內容，大眾傳媒塑造大眾文化，大眾文化對大眾傳媒有重要影響。文化影響傳媒，有什么樣的大眾文化就有什么樣的大眾傳媒。傳媒受文化的浸潤影響，反映文化，代表文化，成為一定文化的喉舌。大眾傳媒的重要功能是傳播文化的功能。有人說一張報紙就是一個國家文化的一部日記，它默記民族的文化演化與變革的軌跡，預示文化進化和傳播的基本趨勢。

大眾傳媒對通俗性、娛樂性、流行性、時尚性、商業性的大眾文化的傳播大大滿足了主體意識越來越強烈的現代人，使他們在一天的忙碌之后，能夠在這些輕松的節目和娛樂中得到松弛和滿足。這種滿足的結果使傳播大眾文化的大眾通俗刊物發行量得到迅速飆升。有統計資料顯示，上海的《故事會》發行量達650萬份，湖北的《今古傳奇》發行量達200萬份，北京的《啄木鳥》達175萬份，山西的《民間文學》達100萬份。這些巨大的發行量標志著這些通俗文學有龐大的支持群體，它是對大眾文化合理性與合法性的禮贊，標志著大眾文化節日的到來，也是對適應市場經濟者昌逆市場經濟者亡的市場經濟規律的無言求證。在大眾文化強烈的通俗性和商業性的引導之下，許多報刊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質與量的變化。許多報刊由過去的4版增加到8個版面甚至數十版、100版或更多。這增加的版面多是增加了表現大眾文化的娛樂版和生活時尚版。與此現象共生的是周末版和星期日刊的興旺發達及最體現大眾文化特征的晚報和都市報的異軍突起，成為報業發展的生力軍。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一個有趣或是諷刺現象是嚴肅文學的節節敗退和向通俗文學的靠攏。有資料顯示，安徽的《江淮文藝》改名為《通俗文學》、天津的《新港》改名為《文娛世界》、北京的《評論選刊》改名為《熱點文學》。報刊結構、內容數量的變化演繹在說明，大眾文化的巨大解構力、浸染力和吞噬力，它無所不有，無處不在。它不僅無形中解構了過去一體化的文化專制，而且它的浸染力通過大眾傳播得到充分發揮，即演繹世俗生活并把它演繹得無可抗拒。

文化對大眾傳媒的引導和影響作用在地域文化差異和地域傳媒差異上也得到了充分凸顯。我們可以說，一個最突出的例證是東西方傳媒存在很大差異，而這差異本身是東西方文化差異的代表，在此我們不作論證。以中國傳媒為例，南北大眾傳媒有很大不同。北派傳媒（以北京為代表）政治性、思想性、指導性強，有較高的文化品位、當然也不乏前衛。因為北京是首都，是先進文化最先引薦和爭鳴的地方。北京文化的豪爽大氣、天子腳下的豪邁與責任感也使其排版大方質樸洗練富有沖擊力。語言簡練準確沉穩。而南方的報紙則信息性、商業性很強，注重輿論監督，娛樂版追逐時

尚、流行和明星，重視商業經濟。在編排上花哨生動搶眼，更前衛，是一種快餐文化。南北傳媒風格的不同首先根基于文化的不同，即不同的大眾文化氛圍和土壤滋生出不同的傳媒。因為傳媒是思想意識的喉舌，文化引導、影響了傳媒的特色風格與品位。

大眾傳媒是大眾文化的塑造者、引導者。大眾傳媒是形成大眾文化的重要手段和使者。如通過大眾傳媒建構了電視文化、流行文化、音像文化、搖滾文化等。作為人類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大眾文化，不經過大眾傳播，就得不到繼承和發展。而實際上，大眾傳媒在傳播一定文化的同時，也在建構一定的價值意識形態。因為大眾傳媒通過傳播的議題設置功能，能讓人們感覺到那些被大眾傳媒所關注的傳播內容便是主流的或是值得肯定和仿效的。

大眾文化在現今時代被大大渲染了其娛樂功能和消遣功能，加上人們欲望的膨脹和它無處不在的商業性，使得所有的文化資源都有可能被大眾文化形態納入市場，在新的包裝挖掘之后變為文化消費品。這一巨大解構力和浸染力使得嚴肅文化和經典作品也被演繹為大眾文化，并成為暢銷和流行之作。

[page_break]批判與解構

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相互間的巨大作用與影響相互碰撞的直接結果是造成對它服務的對象———人的傷害。特別是當媒介在文化領域已取得決定作用和關鍵性地位時，現代媒介傳播文化的功能主宰了人們認知的世界，即提供并選擇性的建構了社會知識的社會影像。我們透過這些知識和影像才能建構我們的生活，即傳播學中的人們所處的第二世界和虛幻世界。這是個不真實的世界，但人類只有通過這個不真實的世界去認識世界，因為媒體對于我們來說是如此重要，離開它，我們的世界是如此狹隘并且不現實。媒介是我們認識世界的眼睛，媒介是人體的延伸，媒介即訊息。

大眾傳播對大眾文化淋漓盡致的渲染和大眾文化最重要的娛樂功能的發揮使得兩者產生了不可忽視的負面效應。大眾文化的商業性使得大眾傳媒和大眾逐漸變得物化。在利潤最大化原則驅動之下，大眾傳媒的內容變得膚淺，顯示出享樂傾向和游戲特征。這些欲望刺激產生的文化垃圾無助于人類精神境界的提高和心靈世界的升華，造成文化消費的媚俗低級傾向，嚴重地敗壞了大眾的品位和文化修養水平，而且使人們更多地依賴電視等媒介，成為畸形的電視人或單面人。

現代傳媒造成了人的異化。大眾文化具有膚淺性、無根性、商業性的特征。馬爾庫塞指出，如果面對大眾的信息傳播是完全和諧而且不斷經常不留痕跡地把藝術、政治、宗教、廣告節目融合在一起，他們使文化領域恢復了對他們自己的共同特征———商品形式的知覺，靈魂的音樂也是售貨術的音樂，人們考慮的不是真正的價值而是交換價值。大眾文化的商品性把人類異化為商品的人、物化的人。使人在商品的海洋中迷失自我。

以消費為特征的大眾文化所啟動的大眾文化市場構成了對精英文化和嚴肅文化的巨大沖擊，使其在文化重構中以妥協退讓為代價以適應市場，適應這個一統天下的大眾文化時代。大眾文化設限了人的文化享受，使人類在大眾文化消費中耗盡了空閑時間，失去了接觸高級文化的機會。媒介在給予人們充分選擇自由的幌子下，制約了人們接觸其他文化媒介的可能性。使我們的文化環境逐漸失去自主和多樣性，這類似于自然環境中失去自主和多樣性。這是十分可怕的。

大眾傳媒與大眾文化的互動削弱了文化的社會功能。高級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超越現實，給人們提供一個理想目標，即包含有否定現實的異端因素。文化的這種否定功能隨著大眾文化的產生而逐漸削弱甚至消失。這是因為將大眾文化的傳播方式用于高級文化，從而將其中的異端觀點現實化，將理想物質化。由于大眾文化取消對現實的懷疑、排斥、超越，人便變成為生意的、現實的、物質的、思想平庸的人。

整合與重構

從以上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的互動關系我們可以看出，大眾文化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其中通過大眾傳媒對人們的影響更為深刻。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在商業性上的一拍即合造成大眾傳媒這個以傳播精神思想文化內容為主的文化產業在市場經濟的大海中迷失了方向。對大眾文化的過多關注和商業性追逐使其逐漸失去了其本應具有的思想行為指路明燈的作用。

篇4

丹納在《藝術哲學》一書中，明確把地理環境與種族、時代并列，當作決定文學創作的三大基本要素。錢穆先生也說過：“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還是由于自然環境有分別，而影響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響到文化精神。”地域文化亦非簡單的地理概念，其核心和精髓乃是人文精神。地域文化與一地的人文風貌、人文氣質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同樣影響著一地作家的文學創作和精神氣質。深入研究一地文學、一地作家群體或者一種文化現象，地域文化是相當重要的一種參照。研究文化與文學之間這種雙向互動關系，無論對文化還是對文學都是有益的。

孕育華夏文明的長江和黃河兩大水系在黃海和東海之濱沖積出連綿千里的平原、丘陵、河網、湖泊和大陸架，這使位于長三角地帶、東南沿海地區的江蘇濕潤多雨，水網稠密，地域文化呈多樣風貌。多元文化對江蘇區域人文精神產生了綜合性的影響。江蘇地區不僅有平原文化和山文化，亦有水文化，三者交融共同孕育了江蘇人文精神。江蘇地域文化雖然多樣，但最根本的還是水文化。水本無形，卻隨物賦形，包容萬物，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老子也曾說：“上善若水。”水，不僅體現著一種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生命狀態，更具水滴石穿、刀斬不斷的韌性精神，這種文化特點對江蘇文學的影響在于，古往今來生長于這方土地的文人騷客大多以詩意的審美理想作為畢生的創作追求，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地文化孕育一方文學，“這種詩意文化氛圍從古至今繚繞不絕，在它潛移默化的熏染下，江蘇作家的內心深處都或多或少潛藏著一脈文化鄉愁”。另一方面，傳統儒家文化對江南的滲化較之中原為淺，儒家文化中傳統的意識形態，如道德本位、官本位、長者本位等思想，對江蘇作家的影響亦不大，因此江蘇文學，尤其是描寫故土人情的江蘇鄉土文學作品中所表現出的有意或無意對政治的疏離，或是即使碰觸也從不針鋒相對的態度，成為一種饒有意味的文化現象，這一點在江蘇當代鄉土小說創作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汪曾祺曾說：“我的家鄉是個水鄉，我是在水面上長大的，耳目之所接，無非是水。水影響了我的性格，也影響了我的作品的風格。”他的鄉土小說創作幾乎全部圍繞著故鄉高郵的民俗風情、景物風貌展開，淡化小說情節，筆下的人物具有濃濃的生活趣味和樸實的民間色彩。汪曾祺不止一次提到：“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從此之外，別無其他。”《受戒》中作者將故事背景安排在一幅精心描繪的水鄉風景畫里，沒有情節的起承轉合，只描述一個叫明子的小沙彌幫小女孩英子干農活，小英子擺渡送明子去受戒的尋常生活，然而那種似在河水中流淌著的若有若無的干凈純粹的情愫卻感動了無數讀者，這個犯了清規戒律的小和尚雖然觸犯了禁忌，但也正因此獲得了人們的喜愛。《大淖記事》中女人們沒有“規矩”，男人一般隨心隨性地生活，都顯示了作家對自然自在生命狀態的肯定和期待，充滿了詩性文化和自由精神。這是汪曾祺的創作原則使然，他認為好的文學應讓人感受到愛。那么，什么是愛？他說：“愛，是一件非專業的事情，不是本事，不是能力，不是技術，不是商品，不是演出，是花木那樣的生長，有一份對光陰和季節的鐘情和執著。一定要，愛著點什么。它讓我們變得堅韌，寬容，充盈。業余的，愛著。”

高曉聲作為當代江蘇鄉土小說的代表人物，在農民形象的塑造上也頗具特色。他從來沒有旗幟鮮明地發出口號，而是在細微處用筆，細節處顯現，頗有靜水流深的意味。縱觀他的一系列以家鄉蘇南農村生活為題材的小說，都有一個鮮明的共性：以普通農民的生計小事反映農民坎坷命運和時代的大主題。從《李順大造屋》到《漏斗戶主》《揀珍珠》，寫的都是普通農民的日常生活小事，而這看似針頭線腦兒的問題放在歷史長河中卻有著時代和歷史的高度，他的“陳煥生系列”通過對新時期農民陳煥生形象的塑造，成功揭示了思想意識深處的奴性絕非僅靠社會改良或經濟上的翻身就能鏟除。作品以對人性陰暗面的深徹洞察為新文學提供了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新時代阿Q”形象。這種不即不離的姿態，既不是那么決絕地不聞不問，也不那么激情洋溢地投入，這是其背后深厚的地域文化傳統使然。

而這種特色在晚近的江蘇作家范小青、趙本夫、葉兆言、蘇童、荊歌以及畢飛宇等當代江蘇作家身上都有不同程度、形式各異的體現。

以范小青為例，這位來自吳地蘇州的女作家有著與汪曾祺相似的鄉土情結，她說：“我就是被浸染和淹沒在漫長無邊的文化和歷史中，所以，在許多年的寫作中，我筆下的人物和事情，無論如何也離不開這種特定的色彩。”范小青的創作不僅浸潤著吳地水文化的獨特韻味，更在城市化不斷推進的當下書寫著吳文化的精神。從《城市表情》到《女同志》，再到《城鄉簡史》《赤腳醫生萬泉和》，她筆下的人物既有干部、進城的農民工，也有堅守土地的農民，“城里人”和“鄉下人”在小說中相遇，展開一段段故事。《赤腳醫生萬泉和》更是以小見大，以萬泉和這個小小的鄉村赤腳醫生的命運寫出了“一個中國鄉村醫學簡史，更是一個中國江南鄉土社會史與文化史”。在范小青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冷靜態度，她始終與敘事客體保持著一定的情感距離，即使是重大歷史事件她也輕描淡寫，有意淡化。這種疏離，正是她追求的一種創作姿態和敘事技巧，也是她在水文化浸染下的一種自然選擇。一方面P心政治，但更關心小人物的命運；一方面淡化政治，但卻緊緊跟隨時代腳步。表面上看似矛盾，但這正是范小青介入現實所采取的獨特的敘事姿態。正如范小青本人所說的那樣：“我是努力把生活化開來，一點一點地寫出來，無論是不是史，無論是什么史，小說應該將這些史放在小說的背后，所以我盡量少寫政治的背景，少寫‘’，也沒多寫改革，知青和下放干部也都是次要的，都是很快就過去的，只有農民，只有萬泉和和萬人壽，永遠在那里。史在他們身上。”

所謂文化基因，就是決定文化系統傳承與變化的基本因子、基本要素。水是江蘇文化的基因，她溫婉柔美、靈動鮮活，又至柔至剛、剛柔相濟。無論靜水流深還是洶涌澎湃，水是永不止息的，這決定了江蘇鄉土文學是動態的，發展的，也將源源不斷地帶給我們新鮮的閱讀體驗。

篇5

體驗式教學是教學理論研究中的一個新課題，這種教學方式注重學生的情感、感受。體驗的基本對象是———生活。地域音樂文化以一個“人、音樂、生活”的完整體融入高校音樂教育教學實踐，為學生的“體驗”提供了豐富的土壤。體驗式教學不僅是保存地域音樂文化完整性的內在價值訴求，也是促進學生生命完整成長的重要途徑。

關鍵詞：

地域音樂文化;體驗式;完整性;非邏輯思維

一、體驗式教學概述

體驗，顧名思義，就是通過親身經歷，認識周圍的事物。以體驗式教學為基本特征的教學方式，即體驗式教學。體驗的主體是個體，體驗的對象是生活，面對同一生活，各個主體之間的體驗不可能完全相同。體驗式教學是教學理論研究中的一個新課題，這種教學方式注重學生學習的過程，注重學生的情感、感受。體驗式教學，從學生生命本體出發，關注學生生命成長，是人生命的體驗，具有情感性、個體性、不可言說性，是素質教育的重要途徑。音樂教育是一門特殊的人文學科，相比較于其他自然學科和社會學科，音樂藝術這門古老的學科有著其自己的特征。音樂是一門情感的藝術，古往今來，沒有哪一件音樂作品不是人們情感的載體;音樂具有不可言說性，即便有的音樂作品附帶歌詞，每個個體的體驗也是不一樣的，故音樂藝術的教學必須關注學生的體驗，樹立體驗式教學觀念。地域音樂的本質特征要求體驗式教學。地域音樂文化是“地方生活、人、音樂”的關聯體，脫離了地方民族的生活、風土人情，地域音樂文化即喪失其原有的活力與生氣。對于地域音樂文化來說，音樂即生活、生活即音樂。可見，體驗式教學是地域音樂文化教學的基本訴求。

二、地域音樂文化體驗式教學的基礎

1．地域音樂文化的生活基礎

地域音樂文化與生活關系甚密。體驗的基本對象———生活。地域音樂文化由于與地方人民的生活緊密相連，是“地方人民生活、歷史、人、音樂”的關聯體，單獨把音樂形式從其他因素中剝離出來，就失去了地方音樂藝術的靈魂。這是由于我國的地域音樂文化與西方音樂藝術的創作來源截然不同:我國的地域音樂文化是傳統的民族民間音樂文化，創作主體是勞動人民，眾多的音樂作品都來源于人民的集體創造，來源于生活實踐，來源于地域風俗人情。鄉土勞動人民在生活中創作音樂，在生活中改編音樂，地域音樂作品在生活中流傳。西方的音樂作品，以專業的音樂家藝術創作為主。我國的地域音樂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音樂即生活，生活即音樂”，尤其在一些善歌善舞的少數民族，音樂在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分不清什么是生活、什么是音樂。音樂文化會滲透到地方勞動人民生活的各個領域，各種節日慶典、莊嚴的宗教祭祀活動、上山狩獵、下地播種、驅魔祈神，他們都要音樂藝術來渲染氣氛。地域音樂不可缺少的地域生活背景，是體驗式教學的基本對象，是引導學生感受音樂、體驗生活的基礎。

2．地域音樂文化的情感性

地域音樂文化與其他藝術作品一樣，每一首歌，每一首曲子，無不在訴說著人們的情感，地域音樂就是地方勞動人民情感的載體。音樂就是情感的流動，人對于音樂的感受就是對于音樂的體驗。面對情感色彩濃厚的對象，若讓學生用科學的邏輯思維來解讀顯然是不科學的。另外，地域音樂文化所承載的大多數是勞動人民感性情感，諸如男女的“愛、恨、情、仇”、普通人的“喜、怒、哀、樂”，這是一種感性情感，不同于上升到一定層次的理性情感。地域音樂文化的教學，學生的直覺比分析、綜合、推理更有意義。基于地域音樂文化濃厚的情感色彩，將直覺運用到教學過程中，重視學生的直覺對于學生的精神成長、情感豐富具有重要的意義。學生是特殊的人，是正在發展中的人，是一個身體、心理、精神、情感的綜合體。直覺運用到教學實踐中就是———體驗。直覺強調音樂的感受性、整體性的體驗，它與注重邏輯思維的認知方式有著本質的不同。直覺是非理性的，是及時的，是一種思想、情感、想象的綜合涌現。這種綜合涌現的心理因素能夠更加有效地促進學生的心理、精神、情感的成長。地域音樂文化作為一個“人、地域生活、音樂”的關聯體，表現出文化的豐富性、鮮活性、完整性，而這些在學生直覺體驗的過程中涌現出思想、情感、想象等心理因素，全面刺激學生生命的完整性成長。故體驗式教學，是地域音樂文化情感性的內在訴求。

3．高校音樂專業體驗式教學的基礎

體驗式教學是高校音樂專業的傳統教學方式之一。音樂是一門人文學科，這一學科性質決定了音樂教育教學實踐中“體驗”不可或缺的地位。高校音樂專業的教師與學生在詮釋一首作品時，幾乎所有詮釋者都不會忽視作品情感的因素。音樂作品的情感怎樣詮釋?關系到詮釋者對于音樂作品的體驗。盡管，近代高校音樂教育專業的教學都是借鑒西方音樂教育的體系，在西方教育文化“科學化、概念化、理性化”的強勢影響下，音樂教育學科的人文化特征有所淡化，但是體驗式教學在高校音樂專業的教學實踐中仍然被廣泛運用，特別是在聲樂、器樂、舞臺表演等學科領域。在專門的《音樂鑒賞》課程中，體驗式教學是學生學習的主要方式。故音樂學科的教學領域，自古就有體驗式教學的傳統，這是地域音樂文化融入地方高校音樂專業的實踐基礎。

三、高校地域音樂文化體驗式教學的優勢

1．發展學生的非邏輯思維

學生的發展不單純是邏輯理性心理的發展，還包括必要的非邏輯思維的發展。非邏輯是人在非認識、非理性下產生的情感、意志、想象、靈感等心理因素，具有不自覺性、非邏輯性、及時性等特點。近年來，眾多的科學家揭示非理性思維對于個人的發展與創作具有重要意義。情感、意志、需要等非邏輯心理雖然不是哥特的認識能力，卻是維持個體認識活動的重要因素;靈感、想象、直覺與邏輯思維有效結合可以促進認識活動實現質的飛躍。有效地發展學生的想象、靈感、情感等非邏輯思維對于學生的全面成長具有重要意義。人文主義教學論主張者倡導體驗式教學，強調直覺在教學中的重要性。他們認為教學是一個理解的過程，教學過程不應該全盤被預設、被控制，而應該是過程性的、及時性的、形成性的。音樂教育作為一門人文學科的教育，在教學實踐中與自然學科有著本質的區別，不是純然的概括、分析、總結、歸納、推理等邏輯方式所能達到的。直覺、體驗是音樂教育教學的必然實踐方式。音樂藝術的教育首先應響應人文主義教學論主張者的倡導，采用體驗式教學，重視教學的過程性、形成性、學生的體驗性。地域音樂文化作為一個“人、音樂、生活”的關聯體，其鮮活性、完整性、生活性、情感性，為學生的想象、情感、靈感、直覺提供了無限豐富的土壤。故高校音樂專業教師在地域音樂文化的教學實踐中，應廣泛運用體驗式教學，充分發揮地域音樂文化對學生直覺、想象發展的最大價值。

2．促進學生的完整性

成長高校音樂專業面對的學生都是成人，正處于學生情感、價值發展的關鍵時期。地域音樂文化以一個“人、音樂、生活”的完整體融入高校音樂教育教學，直接形成學生、音樂、生活的完整性關聯，在這一完整的關聯中，學生可以感受到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感受生命的完整性。把地域音樂文化用體驗式教學融入教學實踐中，必然會帶動學生情感、想象、價值觀的全面成長。學生個體是一個整體，是一個身體、情感、心理、精神等諸多方面的綜合體。體驗式教學關注教學的完整性，強調讓學生參與到具體的音樂語境中，在這一具體的語境中，學生必然會感受到我與自然、我與社會的關聯。體驗式教學的音樂語境引起學生靈感、直覺、想象、情感等因素的綜合涌現，學生在這一系列因素中感受到生命的意義，促進學生完整性的成長。總之，地域音樂文化體驗式教學是學生生命完整性成長的必然要求，也是保存地域音樂文化完整性的內在價值訴求。

參考文獻：

［1］李愛真．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概論［M］．徐州:中國礦業大學出版社，2011．

篇6

《城視時代―――社會文化轉型中的當代中國文學與文化》是曾軍的最新力作，這部擁有新穎名稱的著作，也同樣擁有新奇、獨到的觀點、視角和方法，并逐漸建構出一套較為系統的理論分析方法。

《城視時代》從影響當代中國文化轉型的兩大關鍵因素―――視覺文化和城市文化入手，剖析中國當代文化在形成、發展中的重要問題。從當代中國的現狀來看，視覺技術和城市化是影響人們社會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視覺技術內在地影響了文學藝術的構成，視覺媒介及其觀看方式也改變了人們的記憶方式；而城市化、都市化是現代化進程的重要表征，城市性構成了文化研究對象的空間屬性。因此，在以文化視角重新觀看中國文化社會問題獲得重大突破的時代，城市文化和視覺文化逐漸成為分析當代中國社會的新型理論武器。

《城視時代》的獨特性在于，開拓性地將城市文化與視覺文化并置在一起，命名為“城視文化”[1]，并逐漸將其發展為一套文化理論研究方法。那么，曾軍為何要把城市文化和視覺文化結合起來呢？作者在文中指出，這兩種文化的聯姻是因為兩者之間本來就存在著緊密的聯系：一是因為城市作為一種景觀，其視覺經驗是城市人確認自身與城市關系的重要參照，而城市景觀的文本化，又是視覺文化關注和解析的符碼。這是城市文化與視覺文化并置的基礎；二是新型的視覺媒介技術產生于城市，并形成觀看機制，進而彌散至世界各地，而城市不斷創造的景觀，產生出權力滲透的空間，使城市中的視覺變得越來越復雜。

因此將城市文化與都市文化結合成一種新的文化，具有可能性和必然性。除此之外，從主體上來看，是因為曾軍對中國當代文化狀況非常關注，他具有探索新型文化理論方法參與文化建設和指導的強烈精神訴求。

二、“城市文化”理論方法的建構

在當代中國，視覺文化改變了傳統文學的生產傳播方式，誘發了新型的文化藝術形式，視覺研究成為新寵。目前學術界對“視覺”有兩種看法，一種是將“視覺”名詞化（將其視為人們擁有的視覺感知能力和為滿足這一感官需要而生產出的視覺對象），另一種是將“視覺”動詞化（將其視為觀看的行為）。而曾軍認為，傳統學術界將視覺文化的本質性規定概括為“視覺性”不如“視覺化”更為恰切，因為“視覺化”擁有更加整合性的視角，能夠兼顧我們對“視覺”的名詞性和動詞性的理解，并能將屬于“視覺性”的內涵涵納其中。在曾軍的“視覺化”概念中，最直接的意義是“將不可見的變為可見”；其次是在視覺化過程中，影像化取得了主導性的地位；第三是“視覺化”顯現出后現代圖像的虛擬性，即由于“擬像”的泛濫而形成的視覺危機、表征危機；第四是視覺文化邏輯會形成“視覺性的彌散”。[2]值得一提的是，曾軍在剖析文化理論問題時，善于借鑒既有的理論觀點和分析方法，同時又注意到了各自的本質區別與獨特性，從獨特和不同之處發掘理論的創新點。從“視覺”到“視覺性”再到“視覺化”的理論分析變化這一例，可以管中窺豹。

在中國城市化、現代化的進程中產生了城市、都市，相應地也產生了“城市文化”和“都市文化”。曾軍在剖析了中國的社會現狀之后，認為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中國的現代化，與其稱之為城市化不如稱之為城鎮化；在90年代之后都市化的因素才慢慢擴大。除了對城鄉發展狀態更準確地概括之外，曾軍還指出，在城市文化中“農民性”因素一直處于次要位置，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因此他認為，只有將都市文化研究中的人文主義范式和科學主義范式結合，才能對中國都市文化產生更合理的作用和影響。

在對城市文化和視覺文化理論的深刻把握和創新理解的基礎上，曾軍提出“城視”文化理論研究方法，使文化研究與當代中國的社會現實、全球化處境，以及具體的文學創作、文化現象緊密聯系起來。[3]原本兩個文化維度的理論分析方法和視角融合為一種更為普適性的理論分析方法和視角，使都市、視覺，文學、藝術，甚至政治都納入文化研究的視域。兩種文化的結合，不僅僅意味著兼容并蓄，更重要的是兩種分析方法的結合所產生的開闊的理論視野、新的研究領域和迥異的思維方式。

三、“作為城市研究的視覺文化研究”和“作為視覺研究的城市文化研究”

視覺文化和城市文化不是各自為政的研究類別，它們互為表里，互相結合。曾軍通過城市文化的視覺分析，形成了“作為城市研究的視覺文化研究”，通過分析視覺文化中的城市（空間）維度，形成了“作為視覺研究的城市文化研究”。

其中一方面，“作為城市研究的視覺文化研究”，曾軍用代表性的文學、文化案例，剖析視覺文化對地域性城市中文學觀看方式的影響，探索新媒體文學之于新世紀文學的地位和意義，分析新的大眾文化方式，辨析政治學視域下的視覺文化和觀看的政治學內質。曾軍認為《長恨歌》是“城市文化加視覺文化”的絕佳文學案例，作者王安憶將上海作為觀看的對象，并且是自覺的自我反觀式的觀看―――上海作家以獨特的“上海人”心理、“海派”文化和“鴿子視角”（一種“非典型性漫游”的觀看方式）來關照上海這座城市的歷史和現在；曾軍通過分析“新世紀文學”來解析“新媒體文學”的概念內涵[4]、價值意義以及隱藏的問題，并認為視覺化藝術形式改變了當代文學生態的權力關系和人們的價值觀念；大眾影評是新近崛起的視覺文化現象，“過度而狂熱的看客”的主體構成，使其評論大多采用觀賞式的“觀后感”文體，并且大多追求普世價值的認同和堅守，但自身不可避免的藏污納垢和眾聲喧嘩特點，又使其難以成為一種體現人文關懷和理性精神的批評；經典藝術的復制品，由于無法保有原作的“靈韻”而置身于尷尬的處境，但在正確的文化觀念的影響下可以成為一種可資利用的資源；除此之外，視覺文化的觀看行為本身還蘊含著復雜的政治學內涵，曾軍分析了看與被看（主體的“屈從性”）中存在的觀看的意識形態性，其中既有權力的支配關系，又有文化的認同關系。主體的“屈從性”會產生“情境主義的觀看”和“自由觀看”[5]這兩種相反的情境。這些都是城市文化的視覺分析。無論是關注地域性的城市代表，視覺化藝術形式的產生，還是套就視覺觀看對象的處境，觀看行為本身的政治內涵，“城市（文化）”作為視覺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因素都參與到其運作機制和內部構成中。

另一方面，視覺文化中的城市（空間）維度，也可以作為城市文化研究的創新之處。在這一部分，曾軍通過具體的區域性文化比較來發現問題、思考問題，解析了都市化過程中全球性與地域性沖突產生的文化矛盾，并進一步分析都市化可能引發的、尚未顯現的新型生產方式、美學空間和文化傳承問題。在《城視時代》關注的不是無所不包的城市文化，而是視覺化文化藝術中的“城市”：“海派”和“韓流”都經過了由文化他者指認到自我文化身份的認同并自覺進行文化主體形象塑造的過程，而這兩種以視覺化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區域性城市/國家文化的命運卻不盡相同，“海派”受官方意識形態影響逐漸被泛化，消解到均質化的主旋律中，“韓流”卻假借官方意識形態和市場化運作大獲成功，但二者卻都存在著身份認同被質疑的問題；《繁花》是闡釋視覺化文學藝術形式、城市文學敘述和地方性文學生產運作的絕佳例子。從地域性小眾網絡平臺（上海“弄堂網”）的出身，到獲得純文學期刊、嚴肅文學界認可的轉換，從作者的網絡文學和資深傳媒編輯身份的切換過程，使《繁花》介于網絡文學和嚴肅文學的雙重邊緣，雖然最終完成了華麗轉身，但其實原本兩相對立的狀態，或者說它的“海派”地域性城市文化特征和新媒體的生產傳播方式，更具有文化研究的價值；與城市文化大多關注高樓大廈等“高度美學”相反，曾軍從城市的地下文明空間―――地鐵中，探索“深度美學”的內涵。地鐵空間將城市的集聚性、流行性和陌生感高度濃縮化和夸張化了，曾軍認為地鐵空間完全可以假借影像等視覺審美因素，改變封閉、狹窄、陌生的特點，形成獨特的富含“深度美學”的城市地下文化空間；城市文化不僅有發展問題，還有傳承問題，其中論者注意到了原本處于遮蔽狀態的主體因素―――市民，他認為對于城市性文化的過分關注、排斥非城市性文化，是文化傳承問題中普遍存在的狹隘之處，因此應當處理市民化進程中的文化沖突問題。

通過概括總結上述內容，我們可以發現“作為城市研究的視覺文化研究”和“作為視覺研究的城市文化研究”，就是曾軍的“城視文化”理論中最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城市文化中分析視覺化因素、現象，在視覺文化中關照城市（空間）維度，這是“城視時代”的文化獨特性，也是曾軍文化研究的創新之處。

四、“城市文化”的審美現代性

在《城視時代》中，曾軍將方方小說中存在的一種類似于“口是心非”的敘述特點概括為“潛對話”。“潛對話”是指在小說的敘事中，人物與人物、人物的內心與外在表現、人物與作者等關系之間，存在著不同或截然相反的價值觀點和態度，但這種話語、觀念的錯位和對立，卻被一種隱而不露的表現方式呈現。在方方的小說中，不僅有“獨白/對話”“私人言語/公共言語”“溫和言語/激烈言語”“作者/人物”之間的潛對話；另一方面在結構上還有“政治生活/日常生活”之間的潛對話。這些潛對話不僅有形式的意義，而且是對人物與時代精神狀態之間的錯位狀態的關注，潛對話能夠使公開對話的不可能情境呈現出來，并進行內在的消解顛覆。方方用知識分子的隱忍、自省、顛覆的特點來表現人們的精神和時代精神，更具有代表性；在熊召正的《張居正》中，曾軍也將人物的設置和關系看作張居正改革的“元話語”對話關系。并且他認為，政治改革與文化道德無法分割的特點，是中國改革歷史上永遠無法抹掉的非理性色彩；劉震云的創作從《我叫劉躍進》開始，其民間詼諧文化開始呈現為更為鮮明的河南式幽默，其最大的獨特性在于“擰巴”，因此曾軍從“敘述的擰巴”到“話的擰巴”分析了“擰巴式幽默”的文化特征，他認為，這種具有個性色彩和反諷意味的群體性幽默，來源于人與生活、世界的別扭和錯位，而河南作家能將其演化成一種迥異的小說敘事方式、結構方式和敘述話語，乃至文學觀，其中包含著人們在悖反、荒謬和本真理想之間的錯位中掙扎、反抗的文化心理體驗。最后，曾軍從支配性、主導性文化和審美風格上來理解中國當代文化、社會的狀況，他提出“美學的凝滯”來指認新世紀以來文藝創作和理論批評的總體性匱乏，又提出“凝滯性美學”概念來概括當代美學主流的風格所存在的缺陷。

曾軍善于從文化、文學案例的某一細微之處或處于遮蔽狀態的因素著眼，思索當代文化問題，并且善于進行更高層次的概括和提升，不僅能追溯至美學現代性上，更能將其置諸于社會化、全球化、現代化的大背景中，進行社會學、政治哲學層面的理論分析，最終又能落實到中國當代社會文化的現實土壤中。這種論述方式既可以使略顯高深、艱澀的理論辨析和獨特、陌生的視角，通過靈動、翔實而富有創建性的觀點和論據，填補恢宏結構架構中的縫隙，使論述真實可感并且富有信服力；另一方面，論者試圖建構多元合一的理論體系，使原本看起來獨立的單篇文學、文化現象剖析和某一典型性的觀點辨析，呈現為一系列關于城市文化、視覺文化的集束型研究成果，而這方面的研究對于文化研究，尤其是城市文化、視覺文化研究來說，提供了非常具有借鑒性的價值和意義。

并且，曾軍將在文化中新近凸顯出來的視覺文化，與現代化、全球化中顯現的城市化“文化化”結合，發掘二者內在的聯系，創造出一種“城視文化”理論分析方法。這種文化視域的獨特性與普適性、自足性與普泛性，使文化研究擁有更廣泛的視域，更寬廣的理論基礎。這是當代中國文化研究的突圍發展的一支脈絡，也是文藝批評的創新之路。

注釋

[1]“城視時代”可以解釋為“城視文化”的“時代”，那么“城市文化”就是將中國城市化、現代化進程中的城市文化、視覺文化進行整合而形成的新型文化理論。相應地，從方法論上來看，這種新型的文化研究方法就可以稱之為“城視文化”理論分析方法。

[2]參見《城視時代》第一章第三節《“視覺”到“視覺化”：重新理解視覺文化》。

[3]在《城視時代》一書中的具體表現是，曾軍用“城視文化”理論分析方法，將視覺文化對文學敘述方式、新媒體文學、新型的藝術形式等產生的影響，以及視覺觀看本身內蘊的政治學原理等，跟城市文化的城市景觀、市民價值觀念、區域性文化、地域性文學敘述特點、文化傳承問題，以及一些非城市性文化問題等都聯系起來。

篇7

在跨文化視角下賞析英美文學作品，有利于閱讀者更好地了解人類社會進步與發展的，更能明晰英美文學作品中的語言藝術特點，了解英美國家的社會環境與文化背景。借助英美文學作品的語言藝術，提高個人英語水平，實現英語素養提高的目的。

關鍵詞：

跨文化視角；英美文學；作品賞析；語言藝術；藝術體現

隨著我國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英語學科教學質量在快速提高。在跨文化視角下欣賞英美文學作品，體味英美文學作品中的語言藝術，能夠促進閱讀者英語思維模式的形成。

1英美文學作品中語言藝術的體現分析

在不同的地域與特定的文化氛圍中，每一部文學作品都有不同的特點。在我國，中華五千年文明對文學作品的發展有直接影響，而英美文學作品的語言藝術性則來源于古希臘神話與基督文化。一般而言，英語文學作品中的語言藝術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第一，《圣經》是英美文學作品藝術語言的來源。在古希伯來基督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圣經》應運而生。除了自身所具備的宗教意義，《圣經》的文學意義也是不可小覷的，它不僅僅是基督教的重要作品，更整合了古希伯來文化的諸多元素，是基督文化的內涵總結，也是每一位基督教徒的精神支柱。在英美文學作品中，《圣經》的應用主要三種方式：其一，《圣經》中的許多寓言式故事被作為經典直接引入，成為文學作品中的創新素材。其二，文學作品的故事情節會體現出《圣經》中的道理。著名的詩人拜倫也經常利用《圣經》內容去表達自身情感，將《圣經》作為個人情懷表達的藍本。其三，文學作品的創作者會不自覺地將個人情感與文化意識以作品之中，他們會選擇歷史人物或者事件作為故事的背景，以此來表現人類的性格與思想道德觀念。第二，古希臘神話是英美文學作品語言藝術的源泉。古希臘神話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更具文學的基本屬性，無論審美要素還是故事情節的安排，都是英美文學作品的典范。馬克思則這樣評價過古希臘神話，它是希臘藝術的起源，更是希臘藝術的寶庫，是希臘文化發展的重要土壤。古希臘神話給英美文學作品提供了發展基礎，在此基礎上產生了很多著名的作家與詩人，像但丁與阿里斯托芬等。他們所創作的文學作品中有許多人物都具有古希臘神話色彩。

2跨文化視角下英美文學作品語言藝術賞析

在跨文化視角下對英美文學作品進行賞析，需要閱讀人站在英美文化特色角度去分析文學作品中的語言，主動了解英語文學作品的語言特性。

2.1英美文學作品語言精練且有韻味

歐洲地方性語言在英美文學作品中的應用較為普遍，許多英美作家會在創作過程中利用地方性語言提煉語言，做好語言的修飾與潤色工作，提高文學作品語言的藝術特性。一般來講藝術作品是作者個人世界觀、人生觀與當時社會發展趨勢的綜合體。在不同的時期，英美文學作品的語言具有不同特點。但英語文學作品中的語言源于生活，且高于現實生活是唯一不變的特點。就像偉大戲劇家莎士比亞的著作《哈姆雷特》，就是生活與文學的結合體。其中語言多變，修辭手法豐富，這樣精練的語言大大提高了文學作品本身的韻味，能夠吸引讀者關注。

2.2英美文學作品的戲劇性較強

與東方文學作品不同，英美文學作品的戲劇性較強，作品中有很多獨白自述片段。英美國家作者樂于表達人物的內心狀態，獨白手法在英美文學作品中的應用較多。英美文學作品的創作者對人物內心的獨白進行戲劇化處理，借助作品中的人物去表達自己對于所處社會的態度，對于某一社會事件的看法，借助故事中的人物去抨擊社會現象。在中國文學作品中，也存在借他人之口述自身之情的現象。在跨文化視角下賞析英美文學作品，需要閱讀者關注戲劇性這一特殊的語言特點，嘗試去接受文學作品的藝術性，為英美文學作品所描述的戲劇場景所感染，這也是英美文學作品得到高度認可的重要基礎。

2.3充分考慮英語文學作品文化性

跨文化視角下賞析英美文學作品，需要賞析者時刻關注文化要素。在英美文學作品中，實用性與交際性是語言應用的重要原則。在英美文學作品中，將英美文化與跨民族文化進行結合，將文學作品中的社會背景、文化背景與作品實際創設的語言環境進行結合，在尊重英美國家文化的基礎上賞析文學作品，才能促進賞析效果的優化。閱讀者要在文化視角下分析英美文學作品，借此去提高個人交際能力，讓跨文化與跨地域的語言交流不再是問題。與作品本身溝通，與文化溝通，才能感受英美文學作品的語言特色。

3結束語

綜上所述，英美文學作品受到廣大讀者喜愛，在歷史變遷與社會發展過程中，英美文學作品的魅力逐漸顯現出來。在跨文化視角下賞析英美文學作品，體會英美文學作品中的語言藝術，對于每一位英語學習者與英語文學愛好者來說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關注英語文學作品中語言藝術的重要意義，才能擴大語言藝術魅力的影響，推動英語文學影響力提升。

作者：姚芳 單位：重慶工程學院

參考文獻：

[1]拾景樂.淺探文化差異對英美文學作品評論的影響[J].英語教師,2015,(12).

篇8

關鍵詞：廣西；地方文化；絲綢產業

中國距今為止已有5000多年的桑蠶文化，在源遠流長的歷史進程中產生了豐富的，各式各樣的絲綢物質形態和精神意識形態，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文明財富遺產，即使現在也依然受益。有用綾羅綢緞做出來服飾，有帶“纟”字旁的漢字200多個，絕大多數都與絲綢有直接關系，還有形成于漢，發揚于唐宋時期的絲綢之路更是影響了整個世界，將中華民族的文明與聲望遠播，而且重振絲綢之路，實施“一帶一路”，“海上絲綢之路”政策也成為當前我國政府重點踐行的治國及外交的戰略方針。

廣西十年前借力“東桑西移”，一躍成為國內繭絲原料生產、供應龍頭，但絲綢產業鏈微笑曲線的兩端卻不夠發展。另外，這些成果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導向的結果，它掩蓋不了其“速成”的烙印和“文化短板”，這樣的產業現狀不利于今后長期的，穩定持續發展。因此從文化的視角來研究絲綢產業的發展不論是從理論角度，還是實踐角度來說都是很有意義的。

一、研究綜述

國外專注研究文化與絲綢產業關系的不多，更主要的是集中在寬口徑的文化對經濟的發展影響作用上。比如早期的馬克斯?韋伯、熊彼特，及現當代的邁克爾?波特、新制度經濟學派等都對此作過經典論述和深入研究。如：“文化形成的長期性導致了區域文化具有不可移植性和不可復制性，也使得區域經濟的發展打上了深刻的區域文化烙印，并最終使區域經濟走上不同的發展路徑”，又如：“區域文化是區域經濟發展的精神動力、無形資產，經過適當的市場化處理后，便有可能以區域文化產業的形式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支撐點”。

目前國內有關地方文化（含地方絲綢文化）與絲綢產業發展之間的影響作用關系的研究較少，但現實生活中借助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以促進絲綢產業發展的實踐較多，如浙江的湖州、杭州、嘉興，江蘇的蘇州、吳江，四川的南充、成都等這方面做的都比較好，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李榮華、陳萍（1997）認為蠶絲文化具有滿足、整合、改造、標識、導向、教化等功能作用，其對于絲綢產業的發展具有導向功能、凝聚功能、激勵功能和規范功能。王玄瑜，趙凱等（2011）研究認為絲綢文化對相關產業的促進作用是非常明顯的。劉平（2007）以歷史發展的角度分析了桂文化與廣西經濟的關聯關系，并認為當前廣西經濟的發展因缺乏創新而受到了限制。金佩華（2007）認為中國蠶文化融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精神文化于一體，體現了蠶文化的真、善、美，他還指出蠶文化與蠶業經濟之間的互動性問題有待深入研究。孟召宜，渠愛雪等（2012）從縣域、省域2個層面分析1990―2010年江蘇區域文化資本差異及其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并得出區域文化資本具有動態變化性，江蘇經濟發展的文化根植具有鮮明的地方性等結論。

綜上所述，對于傳統產業，如絲綢產業，其經久不衰、持續繁榮發展下去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其背后有相應的產業文化加以支撐和引導。文化因素不僅會影響相關產業的發展水平、繁榮程度，特殊情況下甚至關系到其生死存亡。

二、廣西地方文化資料概述

（一）民族風情風俗文化

廣西自古以來就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廣西目前世居民族有壯族、漢族、瑤族、苗族、侗族、 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仡佬族等12個，另有滿族、蒙古族、朝鮮族、白族、藏族、黎族、土家族等40多個其他民族成分。壯族是廣西人數最多的少數民族。這些民族歷史悠久，并在歷史演進中的日常生活、勞作時創造產生了各民族燦爛的文化藝術。大致可分為民族風俗、民族節日、民族風情、民族語言文字及創造等類別。最有特色的是壯族、侗族、苗族、瑤族等風俗習慣。典型代表主要有“三月三”的歌節，壯族服飾的色彩意義，苗族的服飾文化，侗族侗寨的“百家宴”，瑤族的趕鳥節等。總的來說，廣西少數民族大都能歌善舞，熱情開朗，一般穿少數民族服飾，姑娘們喜帶銀質飾品，每逢節假日或祭祀會舉行各種盛大的活動。

（二）自然風景旅游

廣西，特別是桂林地區自古以來就以秀美的山水風光，獨特的地理地貌吸引著天下的文人墨客前來游覽駐足，甚或長居、定居者亦不在少數。而近現代，伴隨著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的發展，廣西的很多名勝古跡在迎接國內蜂擁而至的游客的同時，還接待了眾多的國外游客，特別是桂林已然成為了海外游客的重要目的地和集散地。廣西的自然風光種類繁多，千奇百怪，各領，大類簡單的概括主要有“山、水、洞、石、坑、園”等，加之和當地所居住的少數民族的風情習俗交織在一起，更是形成了特有數不勝數的旅游資源。其中的精品旅游線路就不勝枚舉，比如漓江游、陽朔西街、德天瀑布、靈渠、獨秀峰、北海銀灘、象鼻山等等。

這些旅游資源或如散落的明珠星星點點分布在廣西各地，或幾點一線形成一條熱絡的旅游線路，但他們之間總歸都是要縱橫交錯在一起，形成一個巨大的“旅游網絡”。而構成這個巨大網絡的要素，除了上文說的自然風景旅游資源外，更重要的還有人流網、物流網、信息流網、資金流網等。可以說這個網也蘊含著巨大的潛力，等待有識之士去挖掘。

（三）古代旅桂文學

正如前文所說，廣西，特別是桂林地區自古以來就以秀美的山水風光，獨特的地理地貌吸引著天下的文人墨客前來游覽駐足，甚或長居、定居，也同時留下了大量的以贊美歌詠為主的文學作品，形成了獨特的旅桂文學。只描寫桂林美景的就數不勝數。南朝文學家顏延元曾寫下“未若獨秀者，峨峨郛吧間”的佳句，獨秀峰因此得名，唐代張固詩謂“孤峰不與眾山儔，直上青云勢未休”，南宋的王正功更是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字句鐫刻在獨秀峰的石壁上，成為桂林的代名詞。明代孔鏞詩云：“象鼻分明飲玉河，西風一吸水應波。青山自是繞奇骨，白日相看不厭多。”用以贊美象鼻山的美景。唐柳宗元應人之邀作《訾家洲亭記》生動的描繪了訾洲的美景。

除了桂林之外，還有很多其他贊美廣西美景的文學作品，特別是詩詞。“西南輕重本邕州”的南寧，“桃花栽滿縣，春色勝河陽”的梧州，“薄夢游空影，浮生出太荒”的潿洲島，“廟食千秋傍水涯”的柳侯祠，“清風拂翠處，望際若奔濤”的南寧青山等等，唐代大文豪韓愈簡潔傳神的概括廣西的風景為“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總之，古代詩人筆下的廣西是“千里景千變，一山一詩篇”。在如此豐富的遺產面前，有識之士要做的不能僅限于理論研究、文獻研究、從書本來到書本去，只限于精神層面的享受和追求。而是想方設法讓他們活起來、火起來，連同廣西的絲綢和風景一同發揚光大。

（四）絲綢文化遺產

羅永平（2011）認為：“絲綢文化是中國人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絲綢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特指絲綢的精神財富”。絲綢文化在我國也多以不同地域區劃形式獨立的存續和發展，主要代表地區有浙江、江蘇、四川、廣西等地。如常說的“四大名錦”，“四大名繡”等多出于這些地方。但同一地域的絲綢文化卻沒被歷史分割斷代，而是一直延續下來。典型的如誕生在江蘇地界上的吳文化，絲綢文化在其中就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時至今日，早已成為其城市的名片。央視曾經有期紀錄片《說吳》，里面就提出：“無錫的絲，蘇州的綢，南京的云錦，以及刺繡、緙絲、加上昆曲、評彈等等，構成了江南吳文化的主軸，而絲綢的歷史最悠久，絲綢文化的影響和波及最深最廣，她深深鐫刻在吳人的心中，釀造了吳人清新、風流、婉約、柔韌的性格品質，也造就了江南發達的經濟和燦爛的文化。”

同為“四大名錦”的壯錦，起源于宋，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也是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壯錦利用棉線或絲線編織而成的精美工藝品，圖案生動，結構嚴謹，色彩斑斕，充滿熱烈、開朗的民族格調，體現了壯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與向往。同時廣西還有“白褲瑤的蠶絲文化”，因其男子常年穿及膝的白褲而得名，其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民族文化保留最完整的一個民族，有 “人類文明的活化石”之稱。可以說蠶絲文化貫穿于白褲瑤人的整個“生老病死”的人生階段，體現在其日常生活中。現如今，伴隨著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由于廣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天然地成為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和樞紐，廣西也自當抓住機遇，弘揚絲綢文化，并賦予其豐富的現代內涵。

三、促進廣西絲綢業發展的建議

廣西絲綢產業的現狀是產業內結構不合理。和國內如江浙等地比較差距明顯，更不能與國際上的意大利、法國等相提并論。且短期內提升整個絲綢產業的水平，實現結構的升級不現實。文章在這里提出借助“地方文化資源促進廣西繭絲綢發展”的觀點。借助廣西豐富的地方文化資源，運用現代先進的營銷理念，及科學的經營管理方法，對絲綢產業進行潛移默化的影響。在這個過程希望能探索出一套符合廣西區情、適應絲綢產業當前及未來發展需要的區內文化資源整合、開發利用的方案或規劃來，使廣西地方文化，特別是絲綢文化以嶄新面孔進行廣泛傳播，具體來說就是構建地方文化和絲綢產業互動的“點、線、面”立體、循環發展模式。眾多的研究結果已經證明文化和經濟、產業之間是密切關聯的，文章上文也對廣西的豐富地方文化進行了簡單的梳理，可以發現“景點、景區、旅游線路、文化、信息傳播”這些關鍵詞內在的形成了一個點線面的立體、循環模式。廣西如果利用好這種天然的資源優勢，應該會大有可為。

第一步是“設點”，選擇絲綢產業集聚地，旅游熱門地區（旅客主要的集散地）或對外示范窗口城市等設立各種形式的“點”。如“絲綢博物館”、“絲綢產業創意園”、“絲綢文化節”、“絲綢文化陳列館”或“絲綢體驗互動管”等，這些已經被其他地區如廣州、江浙、四川等的實踐證明可行，且效果不錯，對于廣西來說更具備這種得天獨厚的優勢。第二步是“連線”，廣西擁有眾多國內外知名景點、景區，而且比較集中，使得游客流量比較大，因此為了哪怕是推廣、宣傳，而不是銷售產品，也應該抓住，利用好這樣優勢。 游客一般不會是游玩某一特定景區，而是選擇若干線路游玩，因此可以在這些景點、線路上增強相關信息的傳播和投放，設立絲綢相關產品銷售連鎖店、體驗店等，既增加了廣西絲綢的知名度，傳播獨立絲綢文化，也能增加產品的銷售。同時也可以借鑒、推廣產業體驗旅游，因為廣西的絲綢產業地理上比較集聚，主要集中在個別市縣，為這種模式提供良好的基礎。第三步就是“成面”，是關鍵所在。也就是在文化與產業互動過程中，讓它沉淀、積累、更新，煥發出新的光彩。它決定前述“點線”的鋪開的成敗，是決定兩者能否可持續發展、循環發展的前提。

參考文獻：

[1]羅永平.“絲綢文化”隨想[J].江蘇絲綢，2011（01）

[2]譚莉，蔣立松.白褲瑤蠶絲文化的教育價值[J].當代教育與文化，2012（11）

[3]金佩華.中國蠶文化論綱[J].蠶桑通報，2007（11）

[4]孟召宜，渠愛雪，仇方道.江蘇區域文化資本差異及其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J].地理科學，2012（12）

[5]玄瑜，趙凱，高繪菊，牟志美.絲綢文化及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J].中國蠶業，2011（02）

[6]李榮華，陳萍.中國蠶絲文化概論[J].蠶學通訊，1999（09）

[7]吳義能.區域文化對區域經濟發展影響研究[D].上海：華中師范大學，2006.

篇9

[關鍵詞]校園文化；校園文明；特征；統一；建構模式

[中圖分類號] G6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0717(2006)02-0025-02

一

校園文明既是校園文化建設的智慧結晶，也是學校持續發展的有力支撐。盡管一些學校“有文化無文明”的校園文化建設結果的出現表面上看是由“文化建構的任意性”、“文化引導的盲目性”、“文化主體的浮躁性”和“文化組織的散亂性”等原因所導致，但對校園文化和校園文明二者關系的理解有誤與處理不當才是導致校園文化建設缺乏智慧的深刻原因。

所謂“校園文化”，是指師生在改造校園環境、協調入際關系、把握自身存在意義的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校園樣式、風格及行為。它一般由校園物質、制度、精神及行為四個層面的文化組成。其中物質文化是指學校的建筑、器材等物質條件與設施，是校園文化的基礎；制度文化是指用以規范師生行為的各種政策、守則，是校園文化的紐帶；精神文化是師生在校園生活中形成并自覺認同的群體心理和意識，是校園文化的核心和靈魂；行為文化是指師生的具體行為展示，是校園文化的載體。而“校園文明”則是指校園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所達到的滿足師生追求真善美的需要、促進學校良性運行的程度，是校園文化發展的高級階段。校園文化和校園文明各有其自身的特征：

第一，產生條件不同。校園文化是師生處理其與自然、社會及自身關系的產物，是師生對校園地理環境、人際關系和自身進行人造的結果。而校園文明則是師生在處理其與自然、社會及自身矛盾的過程中，對人造結果加以合規律合目的的改造后將“人造”結果轉化為“造人”結果的產物。例如，各種亭臺樓閣、名人塑像、文體活動等校園文化就是師生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烙上其思想或活動印跡后的人造之物；但雅致的環境、美好的言行、淳正的校風等校園文明卻源于那些具有造就和發展人材和大師這一“造人”功用的優秀校園文化。

第二，存在依據不同。校園文化是特定學校在特定的時代和地域，為了特定的追求而創造出來的一切，故在不同的學校，校園文化總是各具內容、風格和樣式，體現出它以不同學校、不同辦學條件和辦學目的為存在依據的多元特征。例如，農業大學的田地棋布、追求增收增產的校園文化就有別于師范大學的名師豐碑樹立、培養師范人材的校園文化，也不同于理工大學的科技跡象遍存、崇尚發現和發明的校園文化。盡管如此，校園文明的存在依據卻是一元的，即不論是何種內容、樣式和風格的校園文化，它們要想發展為校園文明，都只能以能夠滿足校園師生獲取真善美的需要、促進學校的發展為共同依據。

第三，變化形態不同。校園文化的變化是一個連續漸進的過程，而校園文明的變化則是一個相對平穩跳躍的過程。一般來講，校園文化由于是一所學校在長期的辦學過程中產生的歷史成果，因而它往往是在顧及學校傳統及其辦學條件的基礎上連續漸進地展開它的千變萬化。而校園文明的變化卻不同。校園文明對師生和學校發展所起的支持和促進作用決定了它一旦形成就不會被輕易地加以改變，而是保持其相對平穩的變化態勢，但當學校出現大的轉型和調整，抑或校園文化出現大的變革，那么原有的校園文明勢必會隨著學校的轉變或校園文化的積極變革而發生跳躍式的變化。

第四，價值屬性不同。在當今學校，師生個性的差異存在及校園文化生成環境的開放使得校園文化的內容往往是真假共存、善惡同在、美丑并蓄，展現出它在價值上既可彰顯智慧和先進，又能暴露愚昧與落后的二重屬性。而校園文明因為是師生對校園生活的恰當把握，其同假惡丑相遠離，與真善美相伴生，所以它在校園中的千姿百態只會是精華的自由展示而不是糟粕的絲毫泛濫，從而顯示其在價值上惟獨容納校園精華的單一屬性。

二

以上校園文化與校園文明的種種特征表現雖然說明了二者之間界限的客觀存在，然而透過形形的校園文化現象，二者又不乏有機統一的一面，這種統一主要體現為以下兩點：

首先，二者相互規定。一方面，優秀的校園文化外在地規定校園文明的存在。例如，清爽的校道、別致的景點、暢通的網絡、齊備的教研設施等器物文化體現的是精致與優良的器物文明；整理內務、發明創造、排隊就餐等行為文化顯示的是有益與優雅的行為文明；按章管理等制度文化凸現的是有序與高效的制度文明；勤奮務實、敬業勵志等精神文化張揚的是健康與向上的精神文明。另一方面，校園文明是校園文化的內在規定。校園文化雖然是千校千面，但它們在本質上卻是一致的，都是為了滿足學校的文明需求。以學校的社團文化為例，甲學校的文學社在辦刊、經濟社在生產，而乙學校的文學社在討論、經濟社在消費。顯然，這兩所學校的社團文化在對方看來或許都存在值得懷疑的地方，然而經過仔細考察卻不難發現各自都不乏文明的價值：前者突出的是社團活動的技能性和創造性，后者突出的則是社團活動的表現性和消費性。這一例證給我們的啟示是：任何校園文化，不論師生如何建構它的內容和形式，校園文明始終都是校園文化存在和發展的價值意蘊或內在規定。

其次，校園文化與校園文明相互依存。一方面，校園文化是校園文明產生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校園文明從來不是隨校園落成就可自然出現的伴生物，而是廣大師生積極創造校園文化，并努力克服校園文化中存在的譬如教與學、學與用、勞動與休閑等諸多文化供給與文化需求之間的重重矛盾，使校園文化發展到具有澤被師生、造福學校這一價值時而取得的歷史成就。離開了校園文化的豐富、變革和完善，校園文明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另一方面，校園文明是校園文化變化發展的方向和目標。當代校園文化的開放性和個性化特征的存在雖然使得不同校園文化間的頻繁交流與碰撞變得空前激烈和復雜，但校園文化避免蒙上文化塵埃，綻放文化光芒的關鍵既不在于校園文化內容的增多，也不在于校園文化形式的新奇，而在于校園文明現實地成為了校園文化變化發展的方向和目標。這是因為：其一，校園文化如果不以接近校園文明作為自身變化的方向，那么我們在發展校園文化時就會只注重校園文化的積累而疏忽其內容的意義，以至于將校園文化的建構看成是一種可以任意為之的操作。其二，校園文化倘若不以校園文明作為自身發展的目標，那么我們就會把現有校園文化的存在看作是永恒不變的事情。離開了校園文明牽引的校園文化只能走向混亂、流于低俗。

三

上述校園文化與校園文明的關系深刻表明：校園文化的發展是一個校園文明形成和升華的過程，校園文化的多層面構筑與文明化追求必須結合起來，互動互進。既重視校園文化的創造和積累，又追求校園文化的優化和提升從來都是校園文化建設的應然之義。換句話說，校園文化的發展從整體上來說決不是一個校園文化與校園文明相分離的過程，而是兩者相互統一、交互完善的過程。因而在實踐層面上，實現校園文化發展的方略就在于從校園文化與校園文明相統一的角度去構筑合理的校園文化建設模式，而由以下三要素構筑而成的校園文化建設模式無疑就值得學校師生予以重視和參考：

“豐富”，即積累、興盛校園文化。這是校園文化建設模式構筑的基石。它一方面強調校園文化的建構既要重視對校園自然環境、教研設施等“硬件”的添置，也要關注對校園精神、管理制度等“軟件”的培育，以保證校園文化內容體系的完整。另一方面也要求針對師生需要及學校條件，盡可能地創造吸引師生注意、便于師生參與、發揮師生才華的多種校園文化形式，使校園文化形式能夠準確、靈活而充分地體現和強化校園文化內容。為此，本著“開放搞活”的原則，在教師和學生隊伍中培養和使用校園文化建設的專家及文化活動骨干、積極拓寬校園文化建設的投資渠道以爭取社會力量的文化投資、建設有吸引力和說服力的數字校園、對外來文化加以批判吸收等就不失為豐富校園文化的有效舉措。

“創新”，即變革、優化校園文化。是指對現有校園文化的內容和形式進行超越性的改造和完善。創新校園文化的目的在于通過反思、批判和發展校園文化，使校園文化能夠不斷孕育和提升其文明價值，因而它是校園文化建設模式構筑的關鍵。它首先要求師生時刻反思校園文化的文明程度。例如，反思精神文化是否催生了“道德文章、堪為師表”的大師和“知行合一、心智健全”的學生；反思器物文化是否得以綠化、美化，因而能夠“筑巢引鳳”；反思制度文化是否成為了促進學術、培育人才和大師的堅實保障；反思行為文化是否彰顯了師生熱情、上進的儒雅氣質；反思校園文化是否成為積極影響社會的示范文化等等。其次是要求師生在校園文化建設中大膽變革校園文化形式、小心改造和完善校園文化內容。采用校園文化新形式盡管經常會面臨因違背傳統、冒犯權威所帶來的風險，但只要新形式有助于增加校園文化的文明價值，廣大師生就不妨大膽突破校園文化形式的舊框框、采用校園文化的新形式。當然，校園文化新形式的采用由于需要有一個良好的外在環境扶持，例如國情的允許、法律和政策的支持、社會輿論的寬讓、家長的理解與協作等等，故在變革校園文化形式時要做到必要的小心謹慎，不能隨意觸犯社會的法規與道德。

“樹我”，即樹立校園文化的獨特個性或形成有特色的校園文化。從文化學的角度來看，如果一所學校的校園文化不能獨具一格且品格優質，那么該學校不僅難以培育出一流的大樓、大師、大材和大氣，而且還將走向沉寂甚至是沉淪[1]。鑒于此，追求有特色的校園文化無疑就成了校園文化建設模式構筑的重點[2]，需要學校特別注意的是：第一，集中發展校園優勢文化。這是指在財力、物力有限的條件下，只有集中發展校園優勢文化才能保證校園文化特色的形成，但這樣說并不意味著可以忽略其他校園文化的建設，而僅僅是強調在維持諸種校園文化相互支撐、協同提高這一結構關系的同時突出對校園優勢文化的建設。第二，重視校園文化的國際定位。在日益開放的時代，校園文化個性的樹立顯然必須面向全球，實施國際定位戰略。它主要強調學校須以自信的校園文化傳統與西方學校的校園文化對話，用參與國際交流與競爭的國際視野來審視、評價和完善自身的校園文化，通過“走出去、請進來”，實現向世界展示自己獨具魅力的文化個性的目的。

[參考文獻]

篇10

文章闡述了地域文化融入大學語文教學中的意義，提出了基于地域文化的大學語文教學改革方法，認為基于地域文化的大學語文教學改革應運用主題式教學方法，創新實踐教學方式和創教學評價機制。

關鍵詞：

地域文化；大學語文；教學改革

地域文化是一定地域人們長期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活動創造出來的與當地自然、社會、經濟環境相適應的，具有顯著地方特色的各類文化的總稱。地域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和大學語文的教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一、地域文化融入大學語文教學的意義

第一，有利于傳承和創新地域文化，發揮大學語文的社會引導作用。將地域文化融入大學語文教學，就是要引進地域文化的活水，擴展學習渠道，增加大學語文實踐的機會，使大學語文教學與廣泛的社會生活聯系起來，讓大學語文教學充滿生機和活力。當地域文化作為一種課程資源融入大學語文教學之后，地域文化一定能夠得到廣泛地傳承和不斷地創新。第二，豐富大學語文教學內容，使大學語文教學充滿活力。在大學語文教學中融入地域文化，是提升學生大學語文學習熱情的有效手段。以地域文化資源來拓展大學語文教學內容，把大量生動真實的地域文化資源引入大學語文課堂，如將所屬地域的名勝古跡、人文景觀、名人軼事、民俗風情等內容融入教學中，能使地方人文的源頭活水不斷注入經典文學的河流，激發大學語文的生命與活力。第三，符合地方高校轉型發展，培養服務地方應用型人才的現實需要。轉型發展是地方高校面向行業、產業和地方培養應用型人才的必然趨勢。大學語文對學生綜合素質和就業能力的提升有著其他課程無法替代的作用。深入挖掘、研究和利用地域文化，并將其融入到大學語文教學中，可以使大學語文更好地為培養應用型人才服務。

二、基于地域文化的大學語文教學改革方法

（一）運用主題式教學方法

在融入地域文化的大學語文教學中，使用主題式教學能集中學生精力，專注深入地探討、研究地域文化，感受文化內蘊。在主題式教學過程中，首先，教師要學會科學合理地創設地域“主題”，如地域內代表性文學樣本、藝術形式、名人傳記、民情風俗等專題。其次，教師要在課堂上補充用來討論的學習資料或者開列與專題有關的參考書目，以開闊學生的文化視野。語文教學不能以大眾閱讀來取代經典閱讀[1]，教師提供的閱讀材料應為文學精品，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再次，教師要用開放性思維來引導學生對地域文化進行對比分析，使學生真正吸取地域文化的精髓。最后，教師要積極營造輕松、愉快的教學氛圍，為學生搭建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的良性互動平臺，讓學生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和見解。

（二）創新實踐教學方式

采取實踐教學方式將地域文化與大學語文教學融合，創新教學方法，使大學語文“活”起來。在教學實踐中，把大學語文的教學和大學生的現實生活環境、地域特色結合起來，結合教材內容設計、開展教學活動。比如，改編或續寫地域特色故事，舉行與當地節慶相關的演講或征文活動，讓學生深入走訪、了解當地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物或機構，分小組并派代表在課堂上展示與切磋，通過系列教學主題活動拓展大學語文教學課堂，使大學語文學習不再局限于教室，以豐富教學形式，讓大學語文教學真正“活”起來。實踐課還可以把大學語文與信息科技時代、學生生活聯系起來，使大學語文的學習變得生動鮮活，又增加了學生生活的趣味。如可以讓學生用微信、QQ記錄自己生活的瞬間，并配以文字或制作成各種短片，使學生在生活中感受文學的魅力。

（三）創新教學評價機制

新的教學模式應該探索新的教學評價體系[2]。傳統的大學語文教學只注重結果的考評，忽視了對學生學習過程的考核，不利于對學生進行正確全面的評價。基于地域文化的大學語文教學，學生參與度和自主性都有了較大的提高，因此，在教學考評中，應加大對學生學習過程的考核，注重學生在各項學習中的參與度、角色、學習方法、思維能力及社交能力的考核，力求最大程度地實現大學語文教育功能。其次，要豐富教學考核的內容供學生選擇，以最大程度挖掘學生的潛能。讓學生自主選擇考核內容，增強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使學生在某一問題上有較為深刻的認識和理解。最后，要豐富評價的主體。可以讓學生代表參與評分和考核，豐富考核的視角。大學語文作為公共課，教師與學生接觸和了解不多，而學生之間彼此較為熟悉，更加容易相互理解彼此的觀點和見解。適度地讓學生參與教學考評，對學生是一種鼓勵，對教師是一種補充。

三、結語

地域文化是我國文化發展的根源和基礎，我們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著地域文化的滋養。將鮮活的地域文化融入大學語文教學，不僅有助于傳統文化的傳播，也是幫助大學語文走出困境的一種有效方法。

作者：陳建清 單位：湖南文理學院文史學院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