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比的認識，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復習課的特點是：通、理、補。“通”即對所學習的知識回顧，達到融會貫通。“理”即對知識進行系統的梳理，使學生理解知識之間內在的聯系與區別，幫助學生構建完整的認知體系。“補”即針對學生學習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彌補，消除疑惑，使之提高。那么怎樣才能達到復習課的目的，而學生又不失去學習的興趣呢？下面結合我上的單元復習課《認識比》來談談我對復習課的認識。

即將上課的前一天，我先把這一單元的知識點整理出來，印發給每個學生，要求每個學生回去認真復習。上課時，我請同學按照我們學習的順序說說這個單元我們需要掌握哪些知識，由于前面的準備，孩子的積極性比較高，都想把自己知道的告訴大家，這時孩子基本上把知識點梳理了一遍。我再幫助孩子形成知識體系，對本單元有個全面的了解。接著我就針對平常學的不是很好的知識進行補漏的練習，我出示了四道題讓學生先化簡，再求比值。學生完成后再讓學生比較得出，化簡比與求比值之間的聯系與區別。我還出示了一道按比例分配解決實際問題的題，讓學生在解決問題后再次回顧按比例解決實際問題的兩種方法。但在練習時，我是采用分組加分的比賽，前面做完的并且全對的同學來當小老師幫我來批改其他同學的練習，并幫助不會的同學進行講解，在這個環節中，孩子的積極性充分被調動起來，練習完成的又快又好，特別是平常不是很積極的同學這時都變得比較積極了。

回顧整個教學過程，我從學生自主性學習的有效性方面談談這堂課我在教學上的一些具體做法與思考。

一、合理提供學生自主學習的機會

這一單元學習內容較多，如果全部由老師概括，就會使學生感覺枯燥，不想聽課。所以在教學時我讓學生通過學習提綱，自己了解知識點，再來提問回顧知識，學生的興趣得到提高，知道了各部分知識，并讓學生間相互交流所學所想，這樣不僅能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能力，拓展知識的容量，同時也能使教學重點得到強化。

二、充分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

在課堂上，我通過學生比賽競爭當小老師的方式，充分調動了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學生有了課前的復習鋪墊，很容易完成練習，所以我鼓勵學生大膽來當小老師，幫助其他同學完成有困難的練習。對于我出示的提高練習，我先鼓勵學生兩個一小組商量討論，當兩個人的智慧也不能處理時，那就四人小組討論。通過討論、研究、發現知識間的內在聯系，掌握知識的內在聯系，構建了良好的知識網絡。

三、鼓勵學生主動大膽提問

一般認為，能夠主動提問的學生，思維較少受思維定勢的影響，學習過程中表現出求知欲旺盛、學習效率高的特點，培養學生主動提問的意識應是解決數學教學的關鍵。所以在這堂課上，我把主動權交給學生，由學生相互提問，并相互探討解決，在遇到困難的時候我給予指導，鼓勵學生大膽提問，大膽發表自己的想法，大膽交流等活動，讓他們在別人的提問中積極主動地學習和鞏固知識。

篇2

中國名企華為公司的創始人兼總裁任正非是一個低調而睿智的人，在經營企業的過程中，任正非一直知人善任，懂得放權給各個領域的精英，并善于反思自己的不足。為了讓員工享受更好的福利，他還開創了員工持股制度，讓員工參與到企業分紅當中。

一個人性格的形成往往與父母的影響密不可分，任正非亦是如此，他的許多觀念都來自于父母。其父母都是鄉村教師，他們的品格和為人處世之道深深烙在任正非心里，鼓舞他勇往直前。

任正非依然能清晰地回憶起童年時代母親講過的英雄故事，也記得她的教誨：“一個強大的人要時刻記得他人……”正是這些人生養料，滋養著任正非，使其成長為一位敢于負責、受人尊敬的企業家。

忍一忍總會過去

上世紀60年代的中國時期，多數人都有過挨餓的經歷。而這段日子對于有七個子女的任家來說更是艱難。當時任正非的父親任摩遜在外地工作，母親程遠昭在家照顧孩子。為了讓孩子們活下去，任母決定實施嚴格的分餐制，限定每個人的食物份量，以保證不會因為一個孩子的貪嘴而讓別的孩子餓壞了。而任正非發現，母親的那份食物經常跑到自己和兄弟姐妹們的碗里。當時因為口糧缺乏，每個人都餓得頭暈眼花，而作為家里的主要勞動力，母親卻總是在這種情況下讓出食物，這讓任正非感到奇怪：難道母親不餓嗎？

后來任正非悄悄觀察著母親，發現她同樣在忍受著饑餓的折磨，經常餓得走路都打顫，但卻依然強撐著照顧孩子，打理家務。母親忍饑挨餓的樣子給任正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經有一段時間，因為過度饑餓，任正非無心學習，每天想的就是食物、食物……

當時家里窮得連一個可以上鎖的柜子都沒有，僅有的一點口糧就裝在瓦罐里，可是餓得頭暈眼花的任正非卻從未打開米罐去抓一把，因為他知道，如果自己這樣做了，也許就會有一兩個弟妹因為缺少食物而餓死。因此他選擇了和母親同樣的做法――克制和忍耐。這一切都沒有逃過母親的眼睛，為了讓大兒子安心準備高考，她狠狠心，每天從牙縫里擠出一個玉米餅給他，吃著母親和弟妹們省下來的玉米餅，任正非考入了大學。

創辦華為后，任正非屢次陷入困境，但他一直記得母親的話：“忍一忍總會過去。”這種忍耐伴隨了他大半生，支撐著他披荊斬棘永不言敗，在創業的道路上艱難前行。

不自私是一種美德

任正非的父母為教育事業傾注了畢生的感情，尤其是父親任摩遜，抗戰勝利后先后輾轉于黔江、鎮遠、關嶺、豫章等地任教，培養過許多人才。在任正非的記憶中，父母都對學生盡心盡力。

教書匠的薪水本就微薄，要養活七個孩子已是不易，但只要有余錢，父親就會幫一把無錢繳納學費的孩子。而母親為父親準備的口糧也常常被家境貧困的孩子吃掉，任父則經常餓著肚子在油燈下批改作業。他常說：“窮人家孩子讀書不易，能幫一把就幫一把，我身強體健，餓一頓算不得什么。”

任父和任母擅長為他人著想但卻總是忘記自己，他們一生節儉，衣服舊了補補接著穿，東西破了修理好接著用。

父母的不自私和樂于付出一直影響著任正非。在部隊服役的時候，他幫軍隊爭取了許許多多的榮譽。可是因為家庭成分的原因，他所在的團隊雖然屢屢被評為先進，任正非本人卻并未受到嘉獎。雖然如此，任正非還是愿意無私地付出，幫助戰友，為集體爭光。正因為如此，從領導到戰友都非常欣賞任正非，積極地幫他，為其提供深造的機會。

在領導華為的過程中，任正非也非常懂得設身處地為員工著想，并想方設法為員工謀福利。因此在企業發展的過程中，他一直計劃著在與員工分擔責任的同時分享利益，由此設計了員工持股制度。他的做法得到了父母的大力支持，而曾經選修過經濟學的父親還幫他做過規劃。

篇3

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感覺到 距離記憶里的終點越來越遠呢。 來到這座陌生的城市之后，還是更早。那 是不是在迷茫得 找不到方向 的 時候 也會懷念 原來那道軌跡的 顏色。

仍然記的很久以前讀過的一句話 ：“那些記憶中的王子與公主，早已不知去了哪里，推開窗，只是這個繁忙而又擁擠的社會” 。 那 現在的我 是不是也該跟大部分人一樣，去繁忙，去擁擠。 還是說，我早已身在其中，只不過一直在 被 超越著 被 推擠著 向不明的遠方 行進著， 而不自知。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大腦一直處于安靜到空白的狀態 并且認為 會這樣一直空白下去，所以，當 看到以前的自己在 過往的時空滿懷期待的向未來揮手時，看到那封 寫給十年以后的自己 的信時，才發現 曾經也留下過那么多簡單 和 明媚， 盡管已經無處安放 。 想起以前，突然感覺很混亂。不知所措。大概是 因為，此時 墮落的我 嫉妒一切有活力的季節 以及 一切 懷揣著夢想的 笑臉 。

不再喜歡 “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若人亡兩不知”。 因為沒有那么多悲傷的感情因子值得揮霍。 像安東尼說的：“是不是一個人一生只能說10000次我愛你 所以有些人怎么也不肯說了 是不是一個人一輩子只能哭1000次 所以有些人即使親人離開愛人分手 心被揉捏得粉碎 神情恍惚 也都沒有流一滴淚水 想哭的時候卻又哭不出來 每每如此”。 很貼切。 告別了大悲大喜的生活，學會小心翼翼把每一種情緒都幻化為平淡 是不是也 應該叫做 成長。。

最后的畫面還是會停留在 那些寂靜的深夜，偷偷借著幽弱的燈光奮筆疾書的我們。從此，那些承載著夢想的幽弱光線，被 感覺 定義為 “溫馨” 。 翻著列表里的歌曲，一成不變，是曾經的我們每次安靜下來 趴在窗臺眺望遠方 的時候都會選擇的旋律。那么，這些一直陪伴左右的音符，是不是該 被 想偷偷延續著的記憶 定義為 “習慣” 。 當再一次嘗到酸奶口味的雪糕，已經不是以前的味道，也或許 是我再也品嘗不出那些味道， 我知道，那些年幼的堅持，已經被 自己的現在 定義為 “消逝” 。

篇4

關鍵詞：生師比；人才培養質量；指示器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17-0717（2013）03-0118-07

收稿日期：2013-03-25

作者簡介：陳澤（1989-），男，湖南衡陽市人，湖南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碩士生，主要從事教育經濟與管理研究。

梅貽琦說過：“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1]。可見，教師對于大學的重要性。實質上，“師資為大學第一要素”[2]：一方面，在大學中，教師作為與學生密切交往的主體之一面，對人才培養和質量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人才培養質量高低，也可以通過教師和學生的關系或生師比反映出來。生師比是人才培養質量的一個重要指示器。

一、生師比的內涵及教育蘊意

德國著名教育理論家沃爾夫岡·布列欽卡指出：“沒有準確的概念，明晰的思想和文字也就無從談起”[3]。到底何謂生師比？當前教育理論界及教育實踐工作者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大家的分歧主要在于對“師”（teacher）的內涵理解不同。為了研究的方便，我們將生師比的內涵界定為：在指定的年份，在某一個教育機構、教育整體中，或在某一特定的教育層次，學生人數與教師人數的比例。學生數量包括了各類在校和非在校的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的學生，按照比例折算成在校全日制學生的數量。教師數量指學校在編的，具有教師專業技術職務的人員（即在崗的教授、副教授、講師和助教）。“生師比”一直都是學校教學工作中的重要數據。它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高校人力資源利用效率、教育規模的大小，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學校的辦學效益和教育質量。據記載，早在漢武帝初建太學時太學生只有50名，生師比為10∶1左右，博士（教師）經常采用個別或小組教學。至漢成帝，太學生擴充到3 000人，生師比為200∶1左右，教師資源不足，使太學教育質量迅速下降，太學名不副實[4]。《后漢書·儒林列傳》中的“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尚”描繪的就是這種教育情景。

高等學校“生師比”是大學在校學生與教師的數量比例，反映了社會資源利用率與辦學質量的一般關系。在保證教育質量的前提下，生師比越高，似乎社會資源利用率就越高，因為一定的資源有更多的學生來享用；但生師比越高，在一定的教育資源條件下，教學質量就越難保證，因為一個教師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在高等教育大發展的今天，較低的生師比通常意味著較高的教育質量。因而，全世界重要的大學排行榜都把它作為關鍵的指標。

“生師比”的教育蘊意需從教育的本質層面來理解。教育是教師與學生雙方主體間靈肉交流活動，包括知識內容的傳授、生命內涵的領悟、意志行為的規范，并通過文化傳遞功能，將文化遺產教給年輕一代，使他們自由地生成，并啟迪其自由天性。雅斯貝爾斯曾認為，教育之不同于訓練的地方就是，訓練是一種心靈隔離的活動，人成為純粹的客體，而教育則是人與人精神相契合，文化得以傳遞的活動[5]。教育離不開人的交往，而人與人的交往是雙方（教師與學生，教與學）的對話。這種“我”與“你”的關系是人類歷史文化發展的核心。生師比正是使教育交往與對話能夠充分進行并促進人發展的指標。只有生師比合理，教師才能夠與學生進行充分的理解與溝通，既不是把學生看作可以任意改造的對象，也不是把他們看成灌輸知識的容器。這樣，教師才能夠深入到學生的內心世界，真正地理解學生，與學生平等地展開對話，平等地交往。正如蘇格拉底所說，教育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展開對話的過程。生師比正是為了交往、對話和理解這一過程能否充分、有效展開的關系指標。可見，生師比對教育質量具有指示和導向的功能。

因為生師比的重要指示和導向作用，特別是在人才培養質量上的重要影響，合理的“生師比”、“生師比”的內涵、怎么確立合理的“生師比”等問題，已經成為了大家關注的問題，也需要廣大教育工作者著力去研究。

二、國外高校“生師比”的現狀及對我國高校的啟示

（一）我國高校生師比與世界教育強國高校生師比的比較

就世界范圍來看，我們可以發現不同國家不同地區高校的生師比存在很大差異，發展中國家的生師比明顯高于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生師比。德、美、日、英四個傳統教育強國生師比明顯較低，世界著名高校的生師比也明顯較低。就美國、英國著名高校與我國著名高校相比較（見表1、表2、表3），我們可以看出我國名牌大學的生師比顯著高于美英高校。據表1我們可以得出美國排名前十的著名大學平均生師比為6.5∶1，而據表3資料來源可知，我國9所國家重點建設大學（含國家優先發展大學）的生師比是12.03∶1，排名前十位大學的平均生師比為13.22∶1。我國著名高校的生師比是美國著名高校的兩倍有余。

就發展趨勢來看，我國高校的生師比基本呈螺旋態勢上升。據1997～2010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的統計數據顯示，這幾年，我國普通高校生師比分別為10.87∶1、11.6∶1、13.41∶1、16.3∶1、18.22∶1、19.1∶1、17.0∶1、16.22∶1、16.85∶1、17.93∶1、17.28∶1、17.23∶1、17∶27∶1、17∶33∶1。據2012年武書連中國大學綜合實力排行榜的最新數據分析，2012年教育部屬73所大學，平均生師比是16.36∶1（18∶1以上的15所，20∶1以上的5所），比2001年稍有減小，地方院校的形勢也有了較大的緩和，與教育發達國家的生師比相比差距逐步縮小。

根據1993～2007年中美高校生師比對比數據分析，我國1993～1997年生師比普遍較低，大大低于美國的生師比，而2001年后，隨著擴招的進展，我國生師比迅速拉高，普遍高于美國的生師比水平。美國高校生師比總體態勢發展平衡，起伏很小，而我國總體變化趨勢比較大，發展不穩定。2001年以后我國生師比逐步控制在18∶1左右，而美國總體維持在13∶1與15∶1之間。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和水平的提高，我國高校生師比雖然與美國相比仍有一段距離，但越來越接近美國的水準。可是，眾所周知，我國高等教育的質量與美國相比，相差甚遠。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啟示，我國高校不能僅僅只是逐步縮小生師比的比率，追求數量上的變化，而是更應該去關注數量背后生師比的真正本質與價值。就像人們認識馬丁·特羅的大眾化理論一樣，不僅僅只是把研究的目光和追求的目標集中在特羅對高等教育規模擴張的三個階段劃分的數量上，而是更應該注重大眾化理論的內涵及階段理論的內在規定性。

（二）專任教師和非教學人員比重、生師比的比較

全國2003～2010年普通高校專任教師和非教學人員比重、生師比如表4所示。表4數據表明：

1.2003～2010年，全國普通高校生師比雖然呈波浪式變化，但2010年與之前7年相比生師比都提高了（除2006年），最大幅度為1.11%。這說明全國普通高校專任教師增加的速度落后于招生規模的擴張速度。

2.2003～2010年，全國普通高校專任教師比重呈逐年提高的態勢，平均增長1.86%。相應地，非教學人員比重呈逐年降低的態勢，年均降低為1.86%。但根據2010年數據可知：非教學人員的比重仍占到37.72%，專任教師的比重達到62.28%，兩者的比例為1∶1.65。非教學人員的比例仍占據相當大的比重，非教學人員數的龐大勢必會擠占相當一部分教育資源，非教學性費用（人頭費、行政、管理、后勤費等）占教育總經費支出的比例較高，從而降低了教育投資效益和教育質量。

（三）分科專任教師生師比的比較

分科生師比的分析，有助于揭示具體某一專業或者學科教師資源的使用效率及存在問題，以及學科生師比分布不均衡，師資中存在學科、學緣、年齡、學歷、職稱、各院系分布不合理的情況。2003～2007年全國普通高等院校分科生師比的對比數據（見表5）顯示：從總體上來看，冷門專業如哲學、歷史等生師比極低，教師多而學生少，導致教師工作量不足及對教師的使用不充分，制約了教師的使用效率，造成人力資源的浪費，影響學校辦學的社會效益，特別是哲學學科，隨著近年來高校的減招和報考本專業的學生少等原因，導致生師比極低；熱門專業如管理、醫學、經濟等的生師比非常高，教師少而學生多，教師超負荷工作，沒有精力參加實踐、科研和教改活動，則會陷入講規模不講效益的泥潭，學生受教育的質量勢必會下降。

經濟學、農學等學科表明這些專業的教師數量相對較多，需要提高人力資源的使用效率和效益。管理學、醫學、法學、工學等學科的生師比明顯高于其它學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一概認為這些學科的教師數量不足或嚴重不足，有的學科可能是教師數量不足所致，如醫學、管理學，而有些學科可能是招生規模盲目擴張，導致教師數量呈階段性的相對不足。

（四）生師比所折射的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的關系

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英國、日本六國高等學校的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關系模式大致分為三種：一是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兩權分離，又有滲透，各司其責，以美國為代表；二是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兩權滲透，適當分離，學術權力起到主導作用，以意大利、德國、英國和日本為代表；三是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兩權滲透，適當分離，行政權力起主導作用，以法國為代表[6]。在國外很多大學中，行政工作是知名教授及學者不愿意做的工作，因為行政崗位大都是服務性的，所以一般采取的是學術工作者以及教授抽出一定的時間，輪流承擔任務和責任的形式。

而在中國高校里面，教師對行政崗位是極力地追逐，“雙肩挑”現象普遍存在，并且大學行政權力存在著嚴重的泛化現象。大學滋生著崇尚“官本位”權力的風氣，有些學者稍有學術成就往往被委以官職，剛獲得博士學位就向學校要求行政職位，學校的老師每天忙于課題的申報、中期檢查與結題的程序中，忙于各個管理部門的各種表格的填寫中，忙于打扮自己、獲得更多的財富、學術地位與政治權力，拼命地寫論文、評職稱、搞課題、拉項目、當領導、開會、評獎，為所謂的學術和教育樂此不疲。教師在這種權力關系下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在教育學生培養學生之外，而真正教育學生培養學生的時間微乎其微。這種情況下的生師比將變得毫無意義，人才培養質量也大打折扣。這也是中國教育的最大病根所在。

三、生師比對班級規模及教育質量的影響

在我國，即使在“985”這種推崇并實行“精英教育”的一批國內最好的高校中，大班教學仍在本科教育甚至研究生教育階段被普遍采用。通過對中國頂尖大學部分課程班級規模的隨機挑選，我們發現：不僅公共課的班級規模比較龐大，最高的已經達到了一堂課230人，而且理應推行小班教學的專業課（包括研究生的有些課程）也往往在40人以上，甚至超過100人。研究生教育本科化，本科教育專科化，很多情況就是指教學采用的大班上課的模式。這種情況并非歷來就有。高校擴招前，由于“985”高校在校生數量較少，除了一些文科的公共課之外運用大班教學的學科幾乎很少。擴招后，采用大班教學的學科就不僅限于公共課，一些專業課也開始采用大班教學。“有學者對某省兩所重點高校班級規模的統計分析發現，1～30人的班級規模所占的比例為25.02%；31～60人的班級規模所占的比例為32.16%；61～90人班級規模所占的比例為24.30%；91人以上所占的比例是18.53%；班級規模平均是60.61人”[7]。

而在美國的11所高校中，20人以下的小班規模所占的比例均為最高，范圍為57%～75%，平均為68%；20～49人的班級規模所占的比例均為居中，范圍為17%～32%，平均為22%；50人以上的大班規模所占的比例均為最低，范圍為3%～16%，平均為9.5%[8]（P66-69）。由此可見，小型班級是美國頂尖大學最為重要的教學組織形式。

將中美兩國頂尖大學的班級規模進行對比發現，中國頂尖大學的班級規模不僅遠遠大于美國，而且鮮有20人以下的班級。大班教學不僅嚴重影響教師的教學效果，使得教師的目光無法顧及整體學生，而且置學生于被動地位，學生的主體地位得不到體現。師生在課堂上直接進行思想、學問上的溝通機會大大減少，課外的各種活動覆蓋面、參與面則更小，師生互動尤為欠缺。而“教”與“學”的教育過程是教師與學生以課程為主要背景的交流過程，是教師與學生之間的平等對話、觀念共享和思維激活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缺少教師與學生哪一方，都不成其為教育[9]。大班教學時的教師成為了教育主體，學生成為被灌輸的客體，很少有互動與思想的交流溝通，所以無法被稱為“教育”。

四、“生師比”指示中國高校人才培養質量的發展方向

（一）加強對生師比的本質與內涵的理解，對不同層次高校、不同學科提出不同的生師比要求

根據我國高等學校的層次結構和不同層次的高校教師水平和工作量的不同及在校學生層次的不同，生師比可按5個層次區別對待。學校辦學層次越高其生師比越低，辦學層次越低其生師比越高。在美國大學中，美國排名前10位的大學平均生師比為6.5∶1，具有碩士學位授予權前40位的大學平均生師比為13.4∶1[8]（P66-69），而只有在層次和規格相對較低的大學和學院中，才存在著較高的生師比。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大學排行榜前100名院校官方數據分析所得：無論公立院校，還是私立院校，5：1至11∶1之間的全校生師比院校數量所占比例最高，成為世界前百所一流大學最為親睞的全校生師比例[10]。為了提高我國高等教育質量，為了給師生互動創造一個良好的基本條件，筆者建議縮小我國“985”高校的生師比，達到11∶1以內的生師比，甚至還可以努力控制在10∶1的范圍之內，接近國際高水平大學的指標，重燃大學之鼎盛。其它層次的大學也要把生師比控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確定合理的生師比，需要綜合考慮高校的辦學成本、辦學效益、教學質量和教師工作量，在保證教學質量的前提下尋找生師比的平衡點。

最關鍵的是，我們不能盲目地追求低生師比的數據，而是要看到生師比數據背后的真正本質和內涵，從多方面實現真正有效的生師比。例如，教師的質量、學生的質量、教師和學生的關系及互動情況、教師與學生所處的環境和制度、教師教導學生的形式和內容等等。師資隊伍是大學的第一要素，是學科建設的依托，更是保障人才培養質量和提升學術水平的先決條件。它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我國高等教育規模的大小、人力資源利用效率，反映了高校的辦學水平和質量。因此，師資隊伍的結構和質量非常重要。因而不能為了縮小生師比，盲目增加教師數量，實行教師的“擴招”。不同辦學層次的高校應根據自己的學校性質、定位、辦學層次及需要招收和聘用相應的高水平教師。

同時，學校也要非常重視生師比中“生”的質量，不能為了經濟效益和辦學經費再進行盲目擴招。不同辦學層次的高校應根據自己的要求招收不同層次的學生，因為生源質量在教育的“入口”處一定程度上制約著教育教學效果。因此，對一所高校來說，“生師比”是否合理，是否對學校教育教學起著推動作用，不僅從數量上要考慮而且還要從教師及學生的質量上進行衡量。“生師比”不應僅僅是一個從師生數量和工作量角度出發計算出來的數據，而且要考察師生的責任心和他們的教學投入等。這一比率是教師與學生之間復雜的數量和質量的對比、協調關系。只有經過細致的分析，“數量”與“質量”兼顧，“生師比”才能真正成為人才培養質量的重要指示器。

（二）控制班級規模，以小班授課為主提升教育質量

西方的諸多權威研究表明，20人以下的小班教學才能真正對學生學業成績產生正面影響，從而實現最佳的師生互動。如“小班改革要取得實質性成效，班級人數必須低于20人”[11]。適當的生師比是實現良好師生關系和高效師生互動的基礎。如果生師比是影響師生互動的底線，班級規模則是具體的影響點。只有點、線結合才能實現良好的師生互動。師生關系作為高校中的主體關系，所營造出的人際環境和教學氛圍，不僅對師生個體產生影響，也對師生群體產生影響，最終體現在人才培養質量上。毋庸置疑，良好的師生關系有利于和諧教學氛圍的營造，增強內聚力，減少摩擦，產生出相互幫助、相互激勵和互補短長的效果，并像催化劑一樣，對達成教學目標和提高教學質量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對個性化人才培養和學生創新性的發展，對和諧教學氛圍營造和課堂教學效果，對師生個人身心健康和教學積極性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對于“985”高校來說，要改善人才培養質量，不僅要縮小生師比，而且要落實到控制班級規模的具體層面上。以美國頂尖大學的班級規模為對照，從“985”高校的現實情況出發，將本科生的專業課、公共課規模分別控制在20人以下、20～49人的范圍并不具備可行性。因此，可考慮將專業課和公共課的課堂人數分別控制在30人以下、30～60人的范圍內；研究生群體相對較小，專業課規模應該努力控制在20人以內，公共課規模則應控制在20～49人。除了限定上課人數外，縮小生師比、增加小課程的比例、采取導修制①等都是控制班級規模、提高教育質量的方法。只有推廣小班教學，教師才有較多的時間花在單個的學生身上，全面且深入地了解學生的個性、興趣和愛好，因人而異地幫助學生制定學習計劃并進行指導，使每個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發揮最大潛能，從而實現創新人才的培養。

（三）控制非教學人員的比重，提高教育資源利用效率

我國高校隊伍雍腫、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是行政人員、管理人員和后勤人員超比例。鑒于國內外權威數據，筆者建議專任教師的比重達到70%，非教學人員與專任教師的比例達到1∶2.3。減少非教學人員的人數，使其達到一個合理高效運轉的狀態。用節省下來的這部分資金投資學校軟件和硬件設施，改善學生的學習及住宿條件，以及增設學生全面發展的相關配套設施，從而真正實現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目標。

（四）均衡各學科生師比，使之滿足各自的合理性

根據高等學校內部一般實行校、院（系）管理的實際，學校應根據各院、系教師資源性質、學科專業特點和學生人數不同，制定符合實際的教師編制標準、教師工作量標準以及生師比標準。不能因為市場的需求而盲目擴大學科的學生人數，應該一直保持在合理的生師比范圍內，始終確保優秀人才培養質量。

例如：在學緣結構方面，應該發揮“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把學校的發展和人才培養質量的目標擺在第一位。同時，在學校人事制度方面建議，具有學位授予權的單位（系、研究所），原則上不得留用本單位培養的研究生；特殊情況需要留用者，亦應嚴格控制比例。在用人問題上，多搞一點公平競爭，少搞一點“近水樓臺”，多搞一點“五湖四海”，少搞一點“裙帶投資”。在學緣構成上，還是搞“雜”一點，用“外人”、用“雜家”。在年齡方面，做到老中青三代合理比例、協調發展。

（五）分離學術與行政權力，從制度上確保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

董云川認為：“將行政權力及管理目標定位為從屬和服務的角度不僅是適當的、必須的，而且是當務之急，行政權力應當復位，再不能凌駕于學術之上”[12]。為了規范大學行政權力的行使，政府應該有所作為。大學沿用著政府機構的行政級別一定程度上助長了行政權力。因此，建議廢除大學行政級別，讓大學與學術從“官本位”中走出來，用職業化、少而精的原則建設教育管理隊伍。此外，注重法制建設更能取得長久效果。通過立法實現行政權力行使的法制化與規范化，并且有必要改革行政權力的運行模式，即由傳統的權力導向模式向現代的法規導向模式轉變，從人治化的模式向法治化的模式轉變，以實現大學內部行政管理的公開化和效率化[13]（P38）。而且，高等學校的行政管理者在高校內外部的各種交往中必須增強法律意識，規范地行使行政權力，本著致力于促進學術共同體繁榮發展的最高目標，運用教育法等切實維護學校、教師和學生的合法權益，做到真正有效地培養出拔尖創新人才[13]（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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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加強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是香港經濟金融未來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戰略制高點，是深化我國金融對外開放的內在需要，是成功實現人民幣國際化最重要的條件之一。當今之世，真正意義的全球金融中心其實只有紐約和倫敦。倫敦是數百年歷史演變留下的遺產，至今維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充分證明了歷史學家布羅代爾的一句名言：貨幣金融霸權總是那樣長久。美元霸權和紐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則是一對孿生兄弟，加強和維護美元霸權，必然要加強和維護華爾街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倫敦和紐約的歷史雄辯地說明：一個真正強大的金融中心必須依靠一個真正強大的國際貨幣。

從理論上說，香港和祖國大陸是真正意義上的最優貨幣區。最優貨幣區最核心的條件是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包括產品服務、貨幣資金、勞動力等。從要素流動角度看，香港與祖國大陸經濟整合程度已經非常之高，早已完全符合一個最優貨幣區最重要的條件。

即使僅僅從維持香港物價穩定角度看，香港人民幣化也要比美元聯系匯率制度優越得多。港幣與美元聯系匯率制度，通常被稱為所謂貨幣局制度（Currency Board），本質就是將香港納入美元貨幣區。進入21世紀之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國際貨幣體系和香港經濟局勢發生重大變化。香港主要產業都已經依賴大陸，貿易、旅游、地產、一般服務業和金融業，以及整體物價水平，首要影響力量是大陸經濟形勢和貨幣政策。此種局面下，港幣繼續與美元掛鉤，就算美元繼續維持高度穩定，香港物價也無法穩定。因為以美元計價和結算的商品貨物、服務、地產、金融所占比例越來越小，以人民幣計價、交易和結算的經濟活動量所占比例越來越高。

自2005年起，人民幣持續相對美元升值，亦即相對港幣升值。港幣相對人民幣貶值成為加劇香港通貨膨脹的主要力量。美聯儲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大宗商品價格暴漲，全球通脹惡化，美元已經極度不穩定。港幣飽受內外夾擊，金融管理局卻沒有穩定物價的手段和能力，尤其是無法采取措施防止房地產和資產價格泡沫，只好望洋興嘆。放棄聯系匯率制度，直接實施全面的人民幣化，香港就可以擺脫美元持續貶值的劇烈影響。展望未來，歐債危機和美國債務問題曠日持久，美元早就不是一個高度穩定的貨幣了，盡管它依然是全球最主要儲備貨幣。港幣美元聯系匯率制度的主要基礎已喪失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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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利率;利率市場化;金融體系

中圖分類號:F83文獻標識碼:A

長期以來,我國政府通過央行直接控制人民幣的利率。這為剛進入市場經濟的我國經濟和金融體系起到了穩定的作用,比如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之所以對我國沒有造成太大的危害,利率管制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受管制的利率體制越來越不適應經濟發展和金融改革的需求了。這時候,利率市場化被提上了議事日程。不管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還是從金融體制改革的角度分析,利率市場化都是勢在必行的,本文就對此進行分析和探討。

一、利率市場化概述

利率市場化,是指中央銀行放松對商業銀行利率的直接控制,把利率的決定權交給市場,由市場主體自主決定利率,中央銀行則通過制定和調整再貼現率、再貸款率及在公開市場買賣有價證券等間接調控手段,形成資金利率,使之間接地反映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一種機制。也就是說,利率市場化是指由資金市場的供求關系來決定利率水平,政府放棄對利率的直接行政干預。利率市場化的內涵包含以下基本內容:

1、金融交易主體享有利率決定權;

2、利率的數量結構、期限結構和風險結構由市場自發選擇;

3、同業拆借利率和短期國債利率應成為金融市場的導向性利率,作為基準利率發揮“指示器”作用;

4、中央銀行享有間接影響利率的權力。中央調控的過程如圖1所示。(圖1)

需要強調一下,利率市場化并不是要完全取消政府或有關部門對利率的干預,只是其干預方式由直接變為間接。在這樣的利率體系中,市場利率逐漸成為主體,貨幣管理部門可以采用政策金融工具來影響基準利率,通過基準利率來影響其他市場利率,再加上以及各種市場利率相互影響作用,最后對整個利率體系產生作用,從而實現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

二、我國利率管理現狀

改革開放后,我國的利率體制基本承襲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利率體制,屬于管制型的。利率水平和利率結構的確定和調整均由中國人民銀行統一擬訂,由國務院最終決定或批準,各專業銀行和金融機構只享有很小范圍和程度上的浮動權。1982年元月,國務院授予人民銀行20%的浮動權限,利率水平確定后,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可在20%的范圍內,自主地進行利率調整,而在此之外,銀行主要是貫徹執行國務院的決定。同樣,人民銀行也下放某些貸款利率的一定浮動權限給下屬專業銀行和有關金融機構,如1983年7月,農業銀行總行獲得農業貸款利率20%的浮動權,1984年6月起,對信用社實行浮動利率制,信用社可在銀行法定利率基礎上,根據貸款項目、經濟效益和償還能力,參照市場利率進行上下浮動等。實際上,即使在浮動范圍內的每筆貸款的具體利率也要經地、市人民銀行審核批準。可見,我國的利率管理體制仍然是有計劃的嚴格管制型的。

20余年來,我國的經濟和金融體制也在不斷改革。關于我國利率管制體制改革的要求,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經提出來了,經過十多年的努力,我國在利率市場化改革方面已做了許多基礎性工作,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2000年已提出將利率市場化改革作為金融體制改革深化的內容之一。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利率市場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一改革要在我國實現,還有許多艱巨的工作要做。現在中國人民銀行已經開始在農村信用聯社進行浮動利率試點。

三、人民幣利率市場化的必要性

當前管制型利率體制下,我國利率的基本決定權和管理權集中在中央銀行,各大小銀行和金融機構只有執行權和部分非常有限的浮動權。這種利率管理體制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已經給我國經濟發展造成許多弊端。要適應我國市場經濟的需要和金融體系的健康發展,利率市場化勢在必行。

(一)利率市場化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政府控制的利率管理體制已經越來越不適應我國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推行利率市場化,將有利于經濟的發展。

1、利率市場化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我們必須要認識到,利率市場化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是發展與改革過程中資源優化配置的需要。結構調整、產業升級、開發西部等我國諸多重大戰略措施的實施要求信貸資金成為重要的力量。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國家進一步放開商品和服務價格,實現價格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但資金價格卻仍由中央銀行確定。由于商品和資金價格形成機制的不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價格信號不一致、不協調,限制了市場對資金資源的配置作用,影響了企業和個人的經濟活動決策,利率市場化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途徑。

2、利率市場化是宏觀經濟調控的需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對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是以經濟手段為主的間接調控,其中又是主要依靠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運作來實現的。一方面隨著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的改革進程不斷加速,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日益更多地依賴于價值杠桿與市場機制;另一方面九十年代末期為扭轉通貨緊縮形勢所采取的一系列積極財政政策要求有更靈活、更有效的貨幣政策及貨幣手段與之相配合,而現行體制下政府直接定價成本太高。因此,利率市場化是必然的選擇。

3、利率市場化是我國市場經濟與國際經濟接軌的需要。首先是隨著中國加入WTO,國際金融資本加入到國內競爭中來的趨勢已不可避免,按照國際公認的共同市場規則運行已成為金融產業改革的迫切需要;其次是以互聯網技術為核心的網絡經濟無疑將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主流,網絡銀行是銀行業適應網絡經濟發展的一項創新,它極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由此帶來服務的價格優勢。如果不放開利率管制,銀行自己沒有定價權,中國未來網絡銀行的發展將缺乏發揮價格優勢的制度基礎。

根據我國對加入WTO開放國內金融市場作出的具體承諾和開放時間表,“入世”后兩年我國將對外資銀行放開所有人民幣公司業務、五年后放開所有人民幣零售業務。隨著國內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和外資銀行的大舉進入,國外跨國銀行擁有先進的現代管理水平和雄厚的資金技術實力,必然會對我國銀行業帶來巨大的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必須要盡快使金融業轉軌,因此要求我們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

(二)利率市場化是我國金融體系健康發展的前提。我國推進利率市場化,可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轉變銀行經營機制,提高管理水平,可以提高儲蓄率,可以促進資金的合理配置。因此,利率市場化可以提高金融效率和效益,是促進我國金融體系健康發展的前提。

1、轉變銀行經營機制,提高經營管理水平。我國資金流通和運作的中心是銀行,銀行改革的成功與否對整個金融改革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國銀行改革的總體目標是商業化經營,企業化管理,這就要求在銀行體制改革方面合理界定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的職能和商業銀行的企業化,并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構建相應的產權制度和治理結構,使商業銀行成為真正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在銀行經營機制轉換方面強化中央銀行對金融業的宏觀調控和監管,實現由直接管理向間接管理的轉變,由行政管理向市場導向管理的轉變,實現經營理念、經營目標、經營行為、經營方式、經營結果的市場化,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以市場為導向,從事金融業務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利率對銀行的特殊重要性就顯示出來了。例如,銀行信貸業務管理由貸款限額管理轉為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后,對資金的安全性、流動性、盈利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信貸原則的轉變則要求銀行把資金真正當作商品來經營,使資金運用更加符合價值規律,根據市場信息特別是市場利率變動信息,調節資金流向,從而最終實現銀行的經營目標和自身利益。這就客觀上要求利率市場化,使利率準確地反映資金的供求水平和供求結構,為銀行經營提供真實信息。同時,利率市場化也使中央銀行必須改變對商業銀行的行政直接管理方式,商業銀行必須擺脫對中央銀行的過分依賴,直接面向市場,參與市場競爭,接受市場考核,努力提高管理水平。

2、中國金融業面對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趨勢需要。現在國際金融業內,全能銀行制度已經逐漸成為主流,多元化業務的發展和混業經營是大勢所趨。近年來,國外大型跨國金融企業重組購并熱潮不斷,可見國際金融企業正走向巨型化、集團化和國際化,可以預見未來我國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格局將遲早被突破,商業銀行在一定限度內參與保險業務,保險公司涉足證券業,以及商業銀行與證券公司的相互滲透、相互合作會不斷加強。因此,現在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不但可以為金融機構擴大規模創造條件,而且也為將來金融機構之間通過資本市場工具,以市場為導向進行大規模的購并重組創造了條件。

3、有利于貨幣資源的優化配置。資金作為社會生產要素之一,要做到生產的最優化,就要對資金資源進行合理配置。固定利率管理體制下,資金分配具有計劃性,缺乏完善的市場機制,資金難以合理地從效益低的部門流向效益高的部門。利率市場化推進后,將不再會把資金配置給那些收益率低于市場均衡水平的企業,那些靠政府扶持或依靠行政力量獲得貸款的企業將無法獲得資金。這兩方面因素決定了利率市場化以后資金獲得更有效配置,整個社會的投資效率將上升。國有企業盲目投資的經營方式受到抑制;另一方面銀行的風險意識加強,加強了對企業貸款審批的監管。從中長期的角度來看,由于資源配置得到優化,必然會帶動企業的投資效率和經營業績的整體上升。而利率管理體制的改變,還可以使過去難以獲得貸款的較差的一些企業或中小企業有可能得到資金的支持;利率市場化后,民營企業有可能通過正規渠道獲得貸款。總之,利率市場化對于優化貨幣資源配置,促進企業發展來說是有利的。

四、結論

利率市場化對我國經濟發展和金融體制的完善有著重要而深遠的意義。這是因為:利率市場化可以提高我國的資源配置效率;利率市場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促進國有銀行向商業化轉軌;利率市場化有助于建立社會投資和消費的市場傳導機制,使中央銀行可以有效地利用利率變化進行宏觀經濟調控;利率市場化能夠推進貨幣市場的發育和金融創新的活躍,同時推動資本市場的發展,使金融市場上形成的利率信號具有更強的導向作用,進而抑制非正式金融活動,促進金融市場的平穩運行;利率市場化能夠提高金融業的競爭力,有利于我國金融業迎接“入世”的挑戰。

(作者單位:1.中國人民銀行海口中心支行;2.中國人民銀行海南省澄邁縣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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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1、共叔段。

2、春秋時，鄭武公死，長子莊公繼位。其弟共叔段圖謀篡位，在封地內招兵買馬，修整軍備。鄭大夫祭仲深表不安。諫莊公早除共叔段，以絕后患。莊公答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汝可拭目以待。”不久，果如其言，共叔段狂妄自大，蠶食邊邑，且欲攻鄭都。莊公見時機成熟，便出兵攻共叔段，逐出鄭國。

3、“多行不義必自斃”。以喻多作惡事者，必自速其亡，常用此語。

（來源：文章屋網 ）

篇8

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討論似乎沒有結束的跡象。美國還在進一步向中國施壓，匯率問題政治化意圖明顯。

政治問題自有政治家去回應，但最近國內一些學者也開始呼應，提出人民幣需要重估。這就需要我們好好來評估一下，人民幣到底怎么啦？這個問題不弄清楚，心里沒底不說，麻煩可能還會不斷。

人民幣匯率作為人民幣對外價格，受多種因素影響。 簡而言之，影響因素有三：一是經濟因素，二是制度因素，三是人為因素。

在實物貿易占主流的背景下，影響匯率水平的主要是經濟因素，形成了購買力平價理論；在資本自由流動背景下，影響匯率水平的主要是制度因素，形成了相應的匯率制度理論；在金融全球化背景形勢下，影響匯率水平的還有人為因素，強勢文化特征明顯。目前，中國經濟正處于一種混合經濟狀態，三種因素對中國匯率都構成影響。

進一步分析：經濟因素主要包括6個方面的內容：勞動力價格比較（人力因素）、自然資源比較（物力因素）、資金短缺程度比較（財力因素）、技術裝備優勢比較（技術因素）、市場化程度比較（交易成本）、綜合國力比較（規模因素）。

制度因素主要包括5個方面的內容：經常項下可兌換程度（貿易過程中的貨幣交換成本）、資本項下可兌換程度（資本流動的貨幣交換成本）、匯率的生成機制（交換機制）、匯率風險控制機制（遠期交易市場）、外匯儲備（集中程度）。

人為因素主要包括4個方面的內容：流行范圍（持幣偏好）、人民幣預期（公眾信心）、貨幣當局政策取向（匯率在貨幣政策操作中的作用）、外部利益協調（博弈結果）。

據上述角度可以看出，從勞動力價格看，中國勞動力成本具有相當大的比較優勢。在中長期內，中國將保持這一優勢，維持商品低價位。

從自然資源看，中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產品成本可控程度高，低價位優勢很難動搖。

從資金短缺程度看，中國已經積累了較為雄厚的外匯儲備，融資渠道較為暢通。

從技術裝備看，我國生產企業的優勢并不明顯，但中國產品大都以低端技術生產，主要不是依托高科技。

從市場化程度看，市場配置資源已成為主導力量。

從綜合國力看，我國經濟實力空前增強。

綜合分析， 中國出口競爭優勢主要不是貨幣貶值的優勢，而是經濟基本面的競爭優勢。目前人民幣匯率反映了中國產品成本的基本構成，經濟基本面并不支持人民幣升值。

人民幣經常項下可兌換程度已經實現，貿易過程中的貨幣交換的制度已解除。人民幣資本項下可兌換進程尚未實現，這種制度安排將維持外資向中國的單邊流動。人民幣匯率的生成機制市場化程度還不高，使匯率的人為調控程度增加。匯率風險控制機制基本上還沒有建立起來，增加了匯率波動的內在張力。 從匯率生成過程看，中央銀行作為最大買家，對匯率形成了實質性控制。

結論是，在現有制度框架下，貨幣當局完全有能力維持現有匯率水平不變，并對經濟貿易活動不會構成制度。維持人民幣基本穩定具有操作性，是可行的。

隨著綜合國力進一步加強，人民幣的國際偏好程度會越來越高。中國政局穩定，經濟增長強勁，人民幣預期向好。匯率在整個貨幣政策操作中的作用會逐步加大，存在通過匯率升值來減少基礎貨幣供應的壓力。從外部壓力看，人民幣匯率正演變成一種政治壓力。從人為因素看，人民幣匯率確實存在升值壓力。

可見，匯率升值壓力主要來自人為因素。但在人為因素中，匯率問題已不再是一個簡單的貨幣理論問題，最根本的還是一個利益博弈和生存哲學問題。針對促使人民幣升值的陰謀，福布斯雜志發起人里奇?卡爾加德一針見血地指出：“我相信世界上有比SARS、比天花更可怕的病毒，這就是一個國有的經濟必須建立在另一個國家的衰弱上，就是你死我活的思維方式。”不知這些外來聲音對某些國人有沒有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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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匡衡是西漢著名的經學家、名臣。匡家世代務農，但匡衡卻十分好學，勤奮努力，由于家境貧寒，他不得不靠替人幫工以獲取讀書資用，他“鑿壁借光”的故事被世人廣為稱頌。

3、從鑿壁借光的事例可看出，外因并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匡衡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通過自己的努力學習和堅強毅力，終于一舉成名。這就說明內因才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據和第一位的原因，外頭因只是影響事物變化的條件，必須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

4、鑿壁借光的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匡衡能在這么艱苦的條件下，發憤圖強，那現在的我們更應該珍惜來之不易的好條件，學習更多的知識，學到了就是屬于你自己的，別人也偷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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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利時個人所得稅的主要特點

（一）稅制類型的選擇及稅率設計。比利時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將應稅所得分為動產所得、不動產所得、雜項所得和勞務所得四大類，不同所得類型適用不同的課稅方式（單獨課稅或綜合課稅），單獨課稅和綜合課稅的征稅范圍很明確，以保證稅收征管的確實和便利，符合稅收管理效率原則。稅率設計也較為合理，單獨課稅實行比例稅率，最高為33%，最低為15%；綜合課稅實行五級超額累進稅率，從25%到50%，稅率檔次較少，稅率變動幅度均勻，納稅人的稅收負擔較為均衡，有利于調節收入分配，達到公平目標。

（二）費用扣除

1、在征收方式上，按配偶個人單獨確定應稅所得，但注重考慮家庭因素。勞務所得中規定了“助手配偶”配額和婚姻份額，可以減輕家庭生計主要維持者的稅收負擔。個體經營者若得到配偶的幫助，可將凈所得的一部分分給其配偶；若一方的勞務所得低于雙方勞務所得總額的30%，可享有婚姻份額。分配的金額為凈勞務所得總額減去享有婚姻份額的一方配偶自有所得后金額的30%，但這一分配額不能超過8160歐元。

2、在費用扣除標準中引入生計扣除規則，并增加了照顧納稅人特殊情況的多項扣除項目。根據納稅人的家庭情況給以特定的附加減免和優惠，體現了稅法對低收入群體的照顧。不動產應納稅所得中，根據納稅人負擔的受撫養者多少適當增加扣除額：受撫養者每增加一個，扣除額可增加340歐元，故納稅人撫養的子女越多，享有的免稅額越大。而且，照料子女的費用可以從凈所得總額中扣除，以每個子女每天11.20歐元為限。

（三）應稅所得的計算方法。應稅所得的計算隨通貨膨脹進行調整，可以避免造成稅收收入的自動增長。不動產的應納稅所得根據“不動產登記所得”或租金收入確定，不動產登記所得每年隨通脹率進行指數化。相應地，房屋的不動產登記所得的總扣除額也與不動產登記所得一樣，按相同的辦法隨通貨膨脹進行調整。

二、比利時個人所得稅制度對我國的啟示

（一）個人所得稅稅制模式及稅率設計方面。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采用分類稅制，無法實現公平、中性和簡化的目標，會導致不公平和引起經濟扭曲。應擴大累進稅率的適用范圍，建議將分類稅制改為較為綜合的所得稅制。另外，稅率檔次過多，邊際稅率過高。工資薪金所得實行九級超額累進稅率，最高邊際稅率為45%。建議稅率級次不超過5個，最高邊際稅率為35～40%；擴大第一個稅率級次的適用范圍，使最大部分的雇員進入該稅率級次中。其次，對同屬勤勞所得的工資薪金、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企事業單位承包經營所得及勞務報酬所得均采用同一累進稅率征收，以體現“相同性質所得相同待遇”的原則。

（二）費用扣除方面。我國個人所得稅以個人為計稅單位，不考慮納稅人的自然狀況，如婚否、子女等家庭狀況，有悖于社會公平原則。“計劃生育”國策使得大部分家庭只有一個子女，由一對獨生子女夫婦組建的家庭中，夫婦兩人要贍養四個老人，還要撫養一個小孩。這種“421”家庭模式致使家庭的主要生計維持者的經濟負擔相當沉重。2000年我國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達7%以上，我國已進入老年型社會。這種現狀勢必導致納稅人經濟負擔不合理。

為充分發揮稅收在調節宏觀經濟運行方面的作用，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稅制應與國情相結合。建議費用扣除方面，應按納稅人贍養的老人數目規定相應的扣除額，贍養的老人越多，享有的免稅額越大；另外，鑒于目前失業率較高，可規定“失業配偶配額”，允許未失業的一方配偶將其凈所得的一部分作為必要的生活費分配給失業配偶，從而減少其應納稅額，減輕整個家庭的納稅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