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話語在20世紀30年代形成了以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為代表的“近代化”話語和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為代表的“革命”話語，前者以中西關系為中心，以近代化為主線來構建中國近代史話語，后者以帝國主義侵略為主線構建中國近代史話語。兩種話語隨著20世紀中國社會的發展而演進，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時期互相變換。1949年以前，近代化話語是正統、是中心，居主導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話語從邊緣走向中心，成為正統，近代化話語則被邊緣化，其角色正好互換。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涌現出了大量從近代化視角來審視中國近代史的論著，近代化話語日益受到學者的青睞，近代化話語有趨向主導地位的態勢，保守地說至少可以和革命話語平分秋色。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外交問題影響中國的內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許多內政做法都是以外交舉措為轉移。帝國主義在中國扮演著控制內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紀初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多是從外交史起步。劉彥著的《中國近時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點探討中西關系。蔣廷黻1923年從美國回國后首先著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這一時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廣義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國對外力挑戰的反應之種種內政的舉措與變革的研究，所有中國不同階段內的自強的努力，如不同的維新運動與革命運動的發動與發展，均列入范圍之內。因為這些內政舉措與變革的原始推動因素，雖然是錯綜復雜的，但無不可以從中發現一條‘外力’影響與操縱的線索——這是中國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與擁有完整主權與強大政權的近代大國，很不相同的一點?！?0世紀初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從外交方面來探討中國近代的進程，這是時勢使然，既是歷史發展的真實情狀，也是國人開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時20世紀初，革命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主題，革命史研究在這一時期也受到應有的重視。在辛亥革命期間，為了更多的為現實服務，為政治需要提供理論武器和宣傳工具直接導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孫中山成為研究革命史的新熱點。192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郭孝成的《中國革命紀事本末》，“條理清楚，敘事比較確切扼要，為人們所熟悉和經常引用。”用唯物史觀研究革命史以華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國大革命史》為代表，初步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史的研究體系。

總的來說20世紀30年代以前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大都從現實政治需要出發，把政治和歷史熔為一爐，以歷史論證現實，為現實的政治斗爭服務。雖然這一時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具有開拓和奠基的作用，為20世紀30年代中國近代史話語的確立奠定了初步基礎。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后，中國面臨淪為殖民地的危險，適應民族抗戰到來的形勢，中國近代史研究開始成為中國學術界的熱點。感應現實和社會的需要，在30年代以前研究的基礎上，中國近代史作為學科體系的研究開始興起。兩種話語也在這一時期得以確立。羅家倫1931在《武漢大學社會科學集刊》第二卷第一期發表了《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羅家倫的這篇文章，可以說是提倡科學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標志，也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納入主流史學范疇的呼吁，作者對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代史的歷史意義和方法的論述，奠定了此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體系”。此時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在羅的呼吁下和現實政治的推動下，產生了兩種研究思路：一種以蔣廷黻、陳恭祿為代表運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中國近代史，確立了中國近代史的“近代化”話語；一種是以李鼎聲為代表，以馬克思唯物史觀為指導研究中國近代史，確立了中國近代史的“革命”話語

對于20世紀30年代幾乎同時出現的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為代表形成的中國近代史話語，歐陽軍喜在《20世紀30年代兩種中國近代史話語之比較》一文從四個方面做了深入的闡述：關于中國近代社會的性質與歷史主題；關于中國近代事與人物的不同解說；對“中國問題”的思考與中國近代歷史經驗的總結；兩種話語的思想淵源。歐陽先生的結論是“歷史是多么深入地介入到現實政治之中，或者被社會政治介入。如果我們離開30年代初中國特定的社會政治環境，離開當時國、共兩黨關于中國道路的爭論，離開當時的國際社會關于中國問題的討論，我們就無法理解這兩種中國近代史，無法理解為什么同一段歷史卻有如此不同的兩種認識?！惫P者認為作者在文中的分析是相當深入的，其結論也非常平允。遺憾的是作者對當時服務主流意識形態中國近代史的力作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以中外關系為中心，以近代化為主線構建的近代化話語少有論及，僅在兩種話語的思想源源中略有提及。筆者認為與當時蔣著在學術界的地位及后來對近代史研究的影響不相稱，要完整的了解1930年代確立的近代化話語必須對蔣著進行詳盡的分析。蔣著所構建的近代化標準，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劇轉型的現實；反映了當時學術界正在進行的近代化問題的討論；反映現實中近代化的困厄。他將眼光轉向了中國近代化的歷程，通過分析中國近代化的成敗得失，為當時中國歷史提供借鑒，表現了作者尋求救亡之道的責任感。“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成為了這一時期影響很大的代表作。蔣著《中國近代史》圍繞著中華民族是否能走出落后的‘中古’狀態進入‘近代化’，能否廢除狹隘的‘家族觀念和家鄉觀念’組織一個‘近代化的民族國家’這一主題”?！斑@部僅5萬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一政治史為經，以事件史為緯，以點帶面，一線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響，根本就是這一構架所體現的史學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這一政治需要”。

【摘要】作為社會學科中不可缺少的就是歷史學科，對于建設文明的社會主義精神與確立高尚的道德品質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中國近代史因自身存在的獨特教育價值，在中國大部分學校當中都以中國近代史作為對青少年愛國精神加以培養的主要途徑，歷史責任心及其民族精神的相關教材，因此，教師必須以所見的中國近代史當成課堂的主要特征，并在實際的思想道德教育當中合理的融入該教學。本文圍繞中國近代史教學的實際情況，具有針對性的基于道德教育的視角下，深入闡述中國近代史教學的實際問題。

【關鍵詞】道德教育視角；中國近代史；教學探索

一直以來，我們都知道作為社會學科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就是歷史，其也是幫助青少年建設社會價值觀很重要的一門學科。中國近代史將豐富化的思想道德教材供應給廣大青少年，對培養其道德品質、社會責任心、愛國精神等具有重大作用。建立中國近代史學科既能對學生歷史思維加強培養，促使其在思考問題時合理的應用歷史思維，并且還能對學生的思維道德實現潛移默化的培養。只要將思想道德教育與近代史教學相融合，能夠在很大限度上實現學生思想道德意識的逐漸提高。

一、道德教育視角下中國近代史教學的實際情況

近些年來，很多高校通常都會圍繞社會的相關需要，實施課程的深化改革，學生綜合發展方面已然形成學校和教師致力于追逐的共同目標。然而，在實踐的教學過程中，仍具有諸多急需解決的問題。教師具有怎樣的教學素養作為培養學生養成良好綜合素養的有效途徑，但目前的現狀就是教師的教學方面仍有待進一步提高。基于教師的角度來說，作為歷史教學的基礎就是歷史學科的專業知識，若是專業知識欠缺，教師極易出現難以深入挖掘出中國近代史當中涵蓋的思想道德問題，若是教師無法通過先進的史學觀念為學生傳授知識，學生將很難具有先進性的史學思想，在這樣的情況下，無法對學生的思維發揮積極的影響。若是教師無法在實踐史學中為學生發揮正確的向導作用，也難以合理的分配好知識和能力的比重，那么史學教學觀念和教學內容極易遭受懷疑。歷史學科中包含的很多信息學科對學生和教師提出必須維持相應的互動性，但目前部分教師依然難以和學生展開合理的相互交流，同時也無法為學生供應高效的學習氛圍。諸多史學教師講述的歷史知識過于表面化、形式化，單一的為學生教授道德口號，這樣自然也就不會形成良好的教學效果。隨著時代的變化，教師的教學手段理應隨之逐漸轉變，以實現順應社會與時代的需求。如今的社會隨處可見因不良文化影響著學生的思想道德出現巨大改變，價值傳統理念與固有思維方式的限制，家庭環境的影響，部分學生記極易受到各種因素的嚴重影響。社會中潛在的負面形象定會嚴重影響到德育教師日常的實踐教學。以上的影響因素定會在一定層次上越過高校對于學生形成的影響。同時，中國近代史中牽涉諸多的思想道德觀念無法呈現在實際的社會當中，這就大大的增加了實際與教育之間的間距，教師的教育方式難以讓學生接受。另外，導致高校學生史學德育教育效果不良的主要因素還有學生受傳統學習形式的束縛，僅是單一的背誦歷史知識，并未對歷史學科當中的思想道德給予重視。

二、道德教育視角下中國近代史教學的必要性

[論文關鍵詞]近代史；話語；革命；近代化

[論文摘要]縱觀20世紀中國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在“革命”與“近代化”兩種話語模式中展開。各個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術語境和精神氣候規定其研究方式。左右其話語權。本文試圖通過對20世紀中國近代史話語的變遷過程的回顧和述論來解讀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治功能和社會功能。

中國近代史話語在20世紀30年代形成了以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為代表的“近代化”話語和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為代表的“革命”話語，前者以中西關系為中心，以近代化為主線來構建中國近代史話語，后者以帝國主義侵略為主線構建中國近代史話語。兩種話語隨著20世紀中國社會的發展而演進，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時期互相變換。1949年以前，近代化話語是正統、是中心，居主導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話語從邊緣走向中心，成為正統，近代化話語則被邊緣化，其角色正好互換。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涌現出了大量從近代化視角來審視中國近代史的論著，近代化話語日益受到學者的青睞，近代化話語有趨向主導地位的態勢，保守地說至少可以和革命話語平分秋色。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外交問題影響中國的內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許多內政做法都是以外交舉措為轉移。帝國主義在中國扮演著控制內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紀初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多是從外交史起步。劉彥著的《中國近時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點探討中西關系。蔣廷黻1923年從美國回國后首先著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這一時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廣義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國對外力挑戰的反應之種種內政的舉措與變革的研究，所有中國不同階段內的自強的努力，如不同的維新運動與革命運動的發動與發展，均列入范圍之內。因為這些內政舉措與變革的原始推動因素，雖然是錯綜復雜的，但無不可以從中發現一條‘外力’影響與操縱的線索——這是中國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與擁有完整主權與強大政權的近代大國，很不相同的一點。”20世紀初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從外交方面來探討中國近代的進程，這是時勢使然，既是歷史發展的真實情狀，也是國人開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時20世紀初，革命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主題，革命史研究在這一時期也受到應有的重視。在辛亥革命期間，為了更多的為現實服務，為政治需要提供理論武器和宣傳工具直接導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孫中山成為研究革命史的新熱點。192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郭孝成的《中國革命紀事本末》，“條理清楚，敘事比較確切扼要，為人們所熟悉和經常引用?！庇梦ㄎ锸酚^研究革命史以華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國大革命史》為代表，初步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史的研究體系。

總的來說20世紀30年代以前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大都從現實政治需要出發，把政治和歷史熔為一爐，以歷史論證現實，為現實的政治斗爭服務。雖然這一時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具有開拓和奠基的作用，為20世紀30年代中國近代史話語的確立奠定了初步基礎。

歷史科《考試說明》中一項重要的能力要求，就是“再認、再現歷史的階段特征、基本線索和發展過程”。這就要求我們在平時的教學中，尤其是在高考復習中，必須重視歷史階段特征的教學。什么是歷史發展的階段特征呢？概括起來就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不同時期和每個時期的不同階段在政治制度、經濟發展、階級關系、國際關系、思想文化等領域呈現的帶有普遍性的基本特點。認識歷史發展的階段性和階段特征，這是歷史學科的基本要求和方法之一。不懂得歷史發展進程中的階段性和階段特征，不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去分析歷史的階段性與階段特征，就不會懂得歷史現象和歷史進程為什么會是這樣而不是那樣。因此掌握這些階段特征，對于提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是至關重要的。本文就世界近代史的基本特征，作一概括說明。

世界近代史是從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開始至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前，是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并逐步形成世界體系和向帝國主義過渡的歷史。關于世界近代史的開端，史學界還存在著不同觀點，尚未形成定論。1995年新編訂的中學歷史教學大綱仍以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作為世界近代史的開端，而1996年秋季啟用的新編高中《世界近代現代史》教材，則從14、15世紀歐洲資本主義興起講起，將這段歷史作為由古代社會向近代社會的轉折，作為世界近代史正式到來前的序幕。

從14、15世紀到17世紀早期，歐洲正處在封建社會解體和資本主義興起的階段。在經濟和生產領域，農業、手工業和商品經濟有了進一步發展，在地中海沿岸和西北歐的一些地區，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早期階段——工場手工業已經興起，自給自足的封建自然經濟正在解體。國際關系方面，以西班牙、葡萄牙為首的殖民主義者，開辟新航路，侵占掠奪殖民地，成為歐洲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手段。在思想文化領域，新興資產階級為了沖破天主教會和封建傳統觀念的桎梏，掀起了文藝復興運動和宗教改革運動。在階級關系上，一方面是農民階級的反封建斗爭更加高漲，一方面是新興資產階級和新貴族要求取得政權，16世紀后期發生了世界歷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資產階級革命——尼德蘭革命，獨立后的荷蘭迅速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

世界近代史的第一階段是從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到19世紀早期的拉丁美洲獨立革命，被稱為早期資產階級革命時代，是資本主義制度在歐美一些先進國家確立的時期。這一階段，英國、法國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美國和拉丁美洲各國通過民族獨立性質的資產階級革命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而這一階段歐洲和亞非的大多數國家，還處于封建社會或更早的社會階段。歐洲的一些封建國家如俄、普、奧等國的君主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雖然加強了君主專制，但客觀上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歐洲蒸蒸日上的資本主義制度和腐朽沒落的封建制度進行著激烈的斗爭，發生在19世紀早期的反法同盟和拿破侖的戰爭即是突出事例。亞洲的封建國家如中國、日本、朝鮮、印度等國，日趨腐朽沒落，成為西方各國的侵略對象。在生產領域，雖然英國工業革命已經開始，但資本主義各國占主流的生產方式仍然是工場手工業，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沒有明顯分開，由金融資產階級控制著工業生產。由于資本主義制度進一步解放了生產力，各國的經濟都有了較大的發展。在社會巨烈的變革時代，歐洲思想領域出現了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為反封建的資產階級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動員，為資本主義制度設計了一套政治構想。在國際關系方面，英、法、荷等國為了適應資本主義發展，大肆殖民擴張，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殖民地和爭奪殖民霸權的斗爭，最后英國取得了霸權地位。

英、法、美、拉丁美洲各國進行的早期資產階級革命，由于工場手工業時期的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還未走向成熟，所以在革命中起主導作用的往往是金融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化的貴族——新貴族，在美洲則是“把自己的經濟建立在黑人奴隸勞動上的資本家”——種植園奴隸主，或封建的大地產者。由于封建勢力的頑固和反撲，各國都采用了暴力斗爭的手段，革命經歷了反復和曲折的過程，資產階級充分發動和依靠工農群眾，人民群眾起了革命的主力軍作用。這些就構成了早期資產階級革命的特點。

19世紀早期至70年代初，是世界近代史的第二階段，也是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重要階段。19世紀六七十年代，資本主義制度在世界范圍內最終確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初步形成。發生在這一階段的1848年歐洲革命，沖垮了反動的歐洲封建統治秩序——維也納體系；俄國、日本通過改革，德國、意大利完成國家的統一，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美國通過南北戰爭，消滅了黑人奴隸制；亞洲、非洲、大洋洲的多數國家淪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運行軌道，成為西方資本主義的附庸。隨著西方國家的殖民侵略，將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傳播到這些地區，引起這些國家政治、經濟上的深刻變化。在經濟領域，19世紀中期，英、法、美等國的工業革命相繼完成，德、俄、日、意等國的工業革命正在進行，工業革命使各國的經濟迅猛發展，使資本主義社會進入真正意義上的工業資本主義時代。1857年發生的第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表明統一的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已經形成。工業革命使各國的階級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造就了工業資產階級和工業無產階級兩大對立階級，作為資本主義掘墓人的無產階級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臺，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蓬勃發展起來。由于無產階級政治上無權，遭受殘酷的壓迫和剝削，工人運動的特點表現為暴力斗爭為輔，政治斗爭為主，并加強了國際團結，由自發性斗爭轉變為有組織的斗爭。第一國際的成立和巴黎公社革命把這一時期的工人運動推向了高潮。在思想領域，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提出自由經營、自由競爭、自由貿易的自由主義思潮，以適應資本主義的發展；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把空想社會主義發為科學社會主義，以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為組成部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已經形成。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成為當時并存的兩大社會思潮。在國際關系方面，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瘋狂在全球進行殖民擴張和侵略，使亞洲、非洲、大洋洲的多數國家淪為列強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使東方從屬于西方。同時，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不斷高漲，亞洲出現了反對殖民主義和反對本國封建主義的強大革命風暴。資產階級革命和改革、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民族解放運動成為19世紀中期世界的三大進步潮流。

摘要：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胡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中國近代史作為戰斗武器，“以史論政”；同時用唯物史觀觀察近代中國，提出了近代中國歷史上若干重大問題的認識。1949年以后，他推重革命性與科學性的結合，在中國近代史研究和著作的實踐中，提出了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規范的一系列重大認識，在推動創建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從“以史論政”到科學的學科體系的創建，胡繩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是一個歷史過程。

關鍵詞：胡繩中國近代史唯物史觀學科體系革命性與科學性

1936年5月10日，胡繩發表《<中國近代史>評介》一文時，年僅18歲。一年前，他從北京大學哲學系一年級肄業，回到上海刻苦自學。他已閱讀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著作，初步接受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在上海從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活動和抗日救亡運動，為《讀書生活》等刊物撰稿，參加《新學識》的編輯工作，已然在思想界嶄露頭角。在這篇文章中，他嘗試以唯物史觀為準繩，來評價最早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專著——李鼎聲所著《中國近代史》。他指出，“這本書的作者是很正確地把握到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本質的，而且在他這本書中間是負起了應負的任務的”。在他看來，李著《中國近代史》相對于其他史學著作的優越之處在于：第一，處處顧到中國歷史的世界背景；第二，對于中國近代史中間許多常被誤解或歪曲的重要事變都有很有力的說明。同時，他也毫不客氣地指出這本書的缺點：內容過于簡略，尤其對于“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來中國經濟上的變化”解說得還欠周到；他認為，在解釋歷史事實時，不可“忘了當時的社會經濟背景”。而且，“國際資本、中國民族資本、封建勢力這幾方面微妙的復雜的關系，是不能只用幾句概念式的話就算表過的”。①重視社會經濟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作用，重視社會階級勢力消長的分析，這些都體現了青年胡繩已然接受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內核。

1937年5月5日，抗戰爆發前夕，胡繩發表《“五四”運動論》。他既充分肯定激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又明確指出，五四時代思想的最大弱點是“只有熱情的口號，只有雜亂的思想介紹，而沒有對于宇宙、社會、人生全面的、一貫的、深刻的理解作理論基礎”。正因為這些弱點始終不曾被克服，“于是在客觀的形勢稍一變動的時候，有些起初以英勇姿態而出現的戰士便一敗涂地向后退了，而且退得那樣地迅速，那樣地毫不遲疑”。對群眾的發動極為有限，“它只喚醒了一小部分人的‘人’的自覺，它仍然把大部分的在多重的壓迫下掙扎生存的人遺忘了”。胡繩指出，必須“要給民主與科學建立起與歷史的發展過程配合，與當前的救亡運動的實踐配合的堅實的理論基礎”，②這個基礎就是唯物論與辯證法。唯其如此，才能徹底肅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勢力。撰寫此文時，國共聯合抗日局面已初步形成，全國上下一心，統一于抗日救亡的旗幟之下，中共和一些有識之士呼吁國民黨實行民主，發動人民群眾的力量，實行全面抗戰。胡繩通過論述，吸取歷史經驗教訓，他指出，救亡無疑需要民主和科學，但更為重要的是確立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與辯證法的指導地位，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抗日戰爭爆發后，胡繩轉至武漢，于1938年加人中國共產黨。此后，他在武漢、襄樊、重慶等地參與黨的文化領導機構和統一戰線工作。由于投身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求解放的宏偉革命實踐，他對的偉大歷史意義看得更清楚了。解放戰爭勝利前夕，胡繩在1949年5月4日《進步青年》創刊號發表《的歷史意義》。文章指出，五四以前，農民大眾的“血雖然向外國侵略者表明了中國人民是不可輕侮的，但是他們究竟并不能對民族的新生有多少積極的貢獻”；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熱情“往往只表現為脫離廣大群眾的個人主義的搏斗。他們朦朧地想望著資本主義的中國，實際上卻隨時準備著與帝國主義者和封建勢力的妥協”。五四后，“由于中國工人階級之作為獨立的、領導的政治力量的出現”，由于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出現，中國人民的革命有了確定不移的目標，中國革命呈現了煥然一新的面貌，“百年間中國人民所抗議和反對的舊中國就不能不一天天走向死亡，合于最大多數的人民大眾意愿的新中國也就一定能涌現到地平線上來”。③文章的結論：成為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水嶺。在《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一書中，他這樣評價：十月革命的影響，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人民的進一步覺醒，巴黎和會外交的失敗，終于引發了。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使帝國主義不得不承認“中國人民的團結和行動的力量，的確是一個相當重的砝碼”?！皬拈_始，我們可以看到，具有徹底地反帝國主義性質的人民愛國運動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展開了?！敝袊锩蔀樯鐣髁x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國人民的反帝國主義斗爭就不能不展開新的面貌”。④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摘要:“世界近代史”課程是高校歷史學專業的重要專業基礎課。針對這一專業課開展“課程思政”的教學實踐研究，對教育引導學生厚植愛國主義情懷、培養學生良好的思維品質和思維能力、堅定理想信念以及增強綜合素養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充分挖掘蘊含在該課程專業知識中的思政教育元素，探索其在課程教學過程中可能實施的途徑，實現專業課程與思政教育元素的有機融合，促進學生綜合素質的發展。

關鍵詞:“世界近代史”;課程思政;教學實踐

課程思政是“立德樹人”的重要途徑和載體。高?！笆澜缃贰闭n程教學當前存在著普遍重視專業知識的講授，而忽略課程教學的價值取向等問題。這種教學方式已經不適應當今教學改革的要求。教師要深入挖掘課程專業知識中蘊含的思政教育元素，用多種形式把思政教育元素巧妙地融入該課程教學的整個過程，加快提升教師自身的育人意識和能力，促進學生的全面健康發展。

1課程思政教育元素的探索

1.1從世界近代史的視角看中國文明的歷史地位，激發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懷

歷史課程本身具有愛國主義教育的特殊功能，是學校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主要渠道，也是在我國高等學校歷史教學大綱里所規定的主要任務?！笆澜缃贰闭n程同樣具有愛國主義教育的功能。從世界近代史視角審視中國文明，將它放在世界文明中加以對比，我們就能夠重新認識中國文明對世界文明所產生的重大影響。比如，蒙古帝國的建立加速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中國的指南針、火藥和印刷術等發明傳入西方?！皻W洲人進行地理大發現之前，早已掌握了中國人所發明的指南針?！瓪W洲最早的火器是14世紀末的幾件火銃，其形制與中國傳世的火銃極為相似，顯現出來自中國的明顯影響?！保?］中國早在北宋時期就發明了活字印刷，而西方人1454年才首次使用了活字印刷。連英國著名歷史學家也承認，“德國人約翰·古藤貝格首次使用活字印刷，在此之前，活字印刷在中國已經發展了好幾個世紀?！保?］有學者曾說過:“中國的四大發明和瓷器(有人將瓷器說成中國的第五大發明)，對世界文明所發生的影響怎么估計都不為過。”［3］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寫道:近現代科學賴以發展起來的重大發明創造，約有一半來自中國，中國對世界文明發展作出的貢獻，絕不是“四大發明”，也不是“十大發明”“一百項發明”之類的詞語所能概括得了的，通過系統地比較，才能清楚中國對世界科學與文明的貢獻。［4］可知，在科學史上中國的許多重大發明和創造對世界步入近代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為近代工業革命的到來奠定了基礎。據西方文獻的記載，“清朝前期，中國產的絲綢以其價廉、特殊工藝質量和裝飾魅力，在歐洲市場極具競爭力，絲綢貿易獲得了巨額利潤?！袊憬∈侨澜缱畲蟮漠a絲區，其產量被認為相當歐亞兩洲的總和?！保?］可見，清朝前期的中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絲綢生產國和貿易國，對外貿易長期出超。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工業國家是英國，18世紀中葉開始英國對華貿易總值已超過歐洲各國對華貿易的總和，19世紀末英國對華輸入值不斷上升。而“在迅速增長著的中英貿易中，中國一直是出超，英國處于不利地位。”［6］這至少可以說明，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優勢地位。歷史上，中國的經濟總量長期位于世界第一，只是19世紀30至40年代才被英國超越了。通過學習“世界近代史”課程，我們能夠了解世界各國人民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懷、已被載入史冊的無數仁人志士的愛國奮斗精神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至今依然鼓舞人心、令人感動。比如，1860年11月亞伯拉罕·林肯當選美國總統，南北戰爭爆發后，他堅決反對國家的分裂，頒布了《宅地法》和《解放奴隸宣言》，為北方的勝利打下了基礎，維護了美國聯邦的統一，促使美國進入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被人們稱為“偉大的解放者”。人們懷念他的正直、仁慈和堅強的個性。他一直是美國歷史上最受人敬仰的總統之一;1894年7月，意大利發動了侵略埃塞俄比亞的戰爭，占領了其背部的一些領土。皇帝孟尼利克二世發表了《告全國人民書》，號召人民團結起來為保衛祖國而戰。全國人民熱烈響應號召，自愿捐獻糧食、衣物和金錢，青年們踴躍參軍。1896年3月，雙方在阿杜瓦進行決戰，6萬名埃塞俄比亞軍隊大敗1.7萬名意大利侵略軍。埃塞俄比亞人民抗意戰爭的勝利，為非洲各國人民的反帝斗爭樹立了榜樣。［7］孟尼利克二世因此也成為埃塞俄比亞最偉大的統治者。

1．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根本原因是()。

A．中國禁煙運動的勝利

B．清政府實行閉關鎖國政策

C．英國工業革命的進行

D．英國向東方擴張的政策

2．表明戰爭性質的最根本依據是()。

1．某歷史網站上談及文藝復興產生的原因中，你認為其根本原因是()。

A．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發展

B．天主教會的封建統治和神學禁錮

C．意大利大批的文化巨人和深厚的文化底蘊

D．文化巨人們反對封建神學的勇氣和膽識

2．西歐各國希望開辟通往東方的新航路，其直接目的是()。

海峽兩岸的歷史學家致力于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已經有差不多半個世紀了。和各種著述汗牛充棟。這種研究推動了兩岸歷史學的發展，增進了學人和一般讀者對中國近代史的了解。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海峽兩岸的中國近代史學者在1949年以后很長一段時間，由于政治的原因隔絕起來，沒有學術上的交往。盡管如此，兩岸之間都很注意彼此的學術動向。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宣布編撰《中華民國史》計劃，在臺灣史學界同行之間引起了非常的關注和持久的議論。以至民國史研究室當時的主任孫思白教授不得不以《談〈民國史〉編寫問題·寄語臺灣同行諸君》為題，發表文章，為臺灣同行的疑慮解惑。

兩岸中國近代史學者第一次面對面進行學術交流，是在1982年。那年4月，美、日學者為促進兩岸學人聚會，借美國亞洲研究學會第34屆年會在芝加哥召開之際舉辦特別會議，研討辛亥革命。胡繩率章開沅、李宗一等大陸學者，秦孝儀率張忠棟、張玉法、林明德、李云漢等臺灣學者與會。兩岸學者就辛亥革命的性質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與爭鳴，引起海內外學者廣泛關注，傳為佳話。1990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建所40周年為名，在北京召開“近代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討論會。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呂實強、張朋園、林滿紅等三人應邀出席。這是臺灣的近代史學者第一次出陸召開的學術會議。1992年5月，張海鵬、尚明軒、韋杰廷應邀出席了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的“黃興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這是大陸學者第一次赴臺參加學術會議。1992年6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與臺灣師范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在北京舉辦孫中山研討會，這是兩岸學術單位第一次合作召開這樣的學術會議。同樣的合作，還在1994年1月在杭州辦過一次。在這期間，以及此后，兩岸學者互訪以及相互在大陸、臺灣和海外參加各種學術活動，就數不勝數了。兩岸的兩個同名的近代史研究所之間的學術交流更為頻繁了。（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海峽兩岸歷史學家對中國近代史的內涵不能說完全一致，但大體上是差不太多的，可以說，海峽兩岸歷史學者所面對的大體上是一個共同的研究對象。對于一個共同的歷史進程，兩岸學者對其中某些具體歷史事實的研究，在資料大體上齊備的情況下，可能不乏共識，也可能存在著不同的描繪；在比較宏觀的研究上，或者雖然不太宏觀，但存在價值判斷或是非評論的時候，則往往出現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認識，難以取得共識或互補。這種情況，也是很明顯的，不容回避。

對中國近代史的內涵，雖然兩岸認識大體上差不多，實際上也存在差異。當我們籠統地說中國近現代史的時候，模糊一點說，兩岸學者的看法可能是差不多的。如果具體到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排除兩岸學者內部各自的分歧不說，兩岸間的認識可能就不一致了。海峽西岸的學者認為，從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開始至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中國歷史中的近代史階段，一九四九年后是現代史階段；較早的看法稍有不同，認為起為中國的現代史階段。海峽東岸的學者則認為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建立便是中國現代史階段。歷史年代的劃分，是歷史學者必須注意的，究應如何劃分，就有各自的理由和標準。比如，敝研究所從七十年代初開始著手編纂《中華民國史》，引起臺灣學者的震動，于是繼起效尤，所編之書名《中華民國建國史》。名稱的不同，緣自各自的理念和標準不同。所謂理念和標準不同，是指各自政治理念的差異及由此產生的學術標準的相左。更深一層說，就涉及意識形態，涉及歷史觀了。

說到史觀，大陸多數史家都主張在歷史研究中要應用唯物史觀。說起唯物史觀，這是最為臺灣學者所詬病的，他們認為唯物史觀是教條。世界上任何一個史家，要想研究和說明歷史上的某個重大問題，總會秉持某種史觀，這是不待證明的。我們所以主張唯物史觀，不是因為它是教條，是八股，而是因為它能告訴我們一種方法，一條路徑，使我們能更有效地處理紛繁復雜的歷史問題，使我們能更好地洞察歷史發展的方向。當然，應該指出，學習和應用唯物史觀也有一個態度問題。在某種政治氣氛下，有的歷史學者在歷史研究中運用唯物史觀存在著教條和八股現象，他們不是從方法論的高度去領會唯物史觀的精神實質，而是拿著馬列的某些個別詞句，到處貼標簽。這不是一種正確的態度。這種情況在學習唯物史觀的過程中，本是應該力求避免的。不幸在“”中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這種情況，在“”結束以后，隨著國家社會政治生活的轉變，歷史學界也在努力糾正它。

唯物史觀是人們對歷史認識的一種最一般的觀念，它并不是那么神秘而不可理喻。通俗地說，唯物史觀認為，有史以來的人類歷史，是客觀存在的，不是主觀形態的；歷史現象雖然千姿百態、紛繁復雜，卻不是虛無縹緲的，人們雖然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在實驗室里重復制造歷史過程，但在掌握了盡可能多的歷史資料以后，是可以對過往的歷史過程加以描述、加以認識，并獲得對往史的較為近真的影像的；歷史現象雖亂如絲麻，確是可以理出頭緒的，并且顯示了一種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人們從茹毛飲血到今天享受現代化的信息公路，很自然地說明了這個過程的一個重要方面，而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五種社會發展形態，則是對這一過程的最一般的描繪；人類的經濟生活是社會生存的基本方式，社會依生產力的發展、前進而發展、前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推動著社會的前進，決定著人們依賴其中的社會政治、經濟、階級關系和文化從屬的基本面貌；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是社會運行的主要內容，物質生產的狀況決定了精神生產的狀況，勞動者是物質生產的主體，是決定歷史前進方向的終極力量；人們（包括勞動群眾和社會精英）創造了一定的歷史環境，一定的歷史環境反過來又決定了生活其中的人們的面貌。我想，這就是唯物史觀告訴我們的基本東西。它所概括出來的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雖未窮盡真理，卻指示了社會發展的一般方向及其未來。同時也應該說，它只是提出了社會發展的一般方向和未來走向，絲毫沒有給出各地區各國家歷史發展的具體方向。各地區各國家的社會歷史發展還要靠那里的歷史學家去研究去總結。

政府確曾考慮過改革。如咸同年間的洋務運動（當時稱自強新政）、光緒皇帝主持的、慈禧在《辛丑條約》簽訂以后實施的新政，等等，都未能成功。洋務運動是在面對“船堅炮利”的外國侵略以后，由在中央和地方的若干大員發起的。他們不知道如何去革新政治，只想學習西洋如何造船造炮，以為這樣就“可以剿發、捻，可以勤遠略”。奕欣為發動自強運動給皇帝呈送的奏折，也說，英、俄不過是“肘腋之患”，只有發、捻才是“心腹之患”?？梢?，發動洋務“自強”，不是出發于國家之“自強”，而是出發于政府之“自強”。強化軍事機器，對內是根本目的。所謂“勤遠略”，不過是在奏折上說說罷了。因為在事實上，軍事工業發展以后，未能在“勤遠略”上發揮作用。1884年的中法戰爭，1894年的甲午戰爭，都以失敗而告終。福建馬尾造船廠被法艦摧毀，北洋艦隊最后在它的威海衛基地對日投降。歷史學家把甲午戰爭作為洋務運動失敗的標志，是不無道理的。這樣說，并不是要把洋務運動時期發展起來的若干近代工業一筆抹殺，只是說清政府未能盡到自己的責任。如果拿差不多同時的日本明治維新作比較，這個問題就看得更清楚了。明治政府舉國一致、從上到下支持維新事業，政府出錢出力支持民間辦西洋工業，不過三十年就打下了打勝一場對華戰爭的基礎。清政府只是洋務派在操辦，頑固派卻一片反對之聲，慈禧太后正好玩弄權術，居間駕馭，朝廷并沒有表示支持洋務運動的明確意向。

洋務運動引起民間質疑，批評之聲頗多。改良派思想家批評它徒襲西藝之皮毛，未得西藝之要領。于是，康、梁領銜，在光緒皇帝支持下，發動，百日之內，政治、經濟、軍事、法律、學校教育諸方面的詔諭，像雪片一樣的飛來，看似轟轟烈烈，大有作為的樣子。不過旬日之間，慈禧變臉，反掌之下，光緒被囚，康梁逃亡，六君子喋血菜市口。這樣的封建專制統治，豈能領導國家的改革。戊戌維新如果提前到洋務運動時期，并且得以順利進行，中國的面貌可能是另外一個樣子。但是，當八國聯軍之役后，《辛丑條約》談判過程中，列強要求清政府實行改革。慈禧太后還在西安，尚未還都，即發表新政諭旨。隨后，練新軍、廢科舉、宣布預備立憲、鼓勵工商業、修改法律，不僅把戊戌維新時期廢止的維新辦法都恢復了，且大有過之。1905年還派出五大臣赴東西洋考察政治。考察大臣回國送呈考察報告，建議實行君主立憲，改革官制，除要求撤廢一些中央部外，還要求撤廢軍機處，實行責任內閣。慈禧太后視軍機處為禁臠，不準擅議，政治改革擱淺。預備立憲也要等到宣統五年。但是，現在時代變了。甲午戰后受民族危亡刺激起而從事救國活動、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和包括康梁在內的改良派、立憲派，對清政府的改革措施都不滿意。革命派要求以革命的手段推翻這個“洋人的朝廷”，立憲派也要求加快立憲步伐。最后，清朝的專制統治終于在革命派發動的強大攻勢下被推翻。

這里就涉及對辛亥革命的評價。此岸學者認為辛亥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彼岸學者堅決不同意，認為是全民革命，或者國民革命。1982年在美國芝加哥討論辛亥革命，中國大陸的章開沅教授與中國臺灣的張玉法教授，不僅在會議上相互辯駁，在會下也著文討論，好不熱鬧。這種討論至今還在進行，可見分歧之大之深。臺灣學者認為，領導革命的孫中山等人不是資產階級，怎么說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中國當時還沒有資產階級，即或有，也是大貧、小貧，難道說辛亥革命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嗎？而且，照共產黨的觀點，資本主義、資產階級都是要被埋葬的，說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就是否定、貶低辛亥革命，怎么能接受這種說法？

對這種駁難，這里簡單說一下我的看法。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歷史上的一次革命，如果是針對封建統治的，是要推翻君主專制的，其社會發展目標是要從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發展到現代機器工業的大生產、發展到資本主義方向的，這樣的革命就可以說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辛亥革命就是這樣的革命，它是不同于中國歷史上以往的改朝換代的，所建立的是不同于封建主義的社會，因而它是民主主義的革命。辛亥革命針對清朝統治，推翻了皇帝，建立了民主共和國，選舉了大總統，南京臨時政府從政治和經濟的角度頒布了一系列鼓勵資本主義發展的法令。這樣的革命怎么不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呢。至于發動這場革命的領導人孫中山、黃興等是否資本家出身，并不重要。事實上，十七世紀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十八世紀北美獨立戰爭和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1917年2月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出面領導革命的人都未必是資本家出身。領導英國革命并把英國國王送上斷頭臺的克倫威爾，出身于中等貴族家庭，本人是議員；北美獨立戰爭的領導人華盛頓是種植園主；法國大革命的領導人羅伯斯比爾是律師出身；俄國二月革命的領導人克倫斯基也是律師。但是，這些不是資本家出身的革命領導人，他們的理想、他們的奮斗目標、綱領、他們所建國家的政治、經濟取向都是服務于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的，都是為資本家階級的根本利益服務的。同盟會綱領：“驅除靼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以及隨后所闡述的“三民主義”不都是說明了這種政治經濟取向嗎。說到中國沒有資產階級，只有大貧小貧，這不是對中國國情的正確認識。自從洋務運動從軍事工業轉向民用工業以后，一部分握有資金的人，以及一部分買辦，正在向民族資產階級的方向轉變。甲午戰爭以后尤其是1901年實行新政以后，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已經形成。上海、漢口、天津、廣州，大體上已形成為當時中國的工業基地。中國當然不像歐洲那樣有大資產階級，但資產階級已經形成了也是事實。這有當時現代機器工業的統計資料可以證明。羅列這些資料是枯燥的，我只想指出，1905年上?？偵虝l動的抵制美貨運動，就是顯示力量的表示。清末三次立憲請愿運動多由上海、江蘇一帶發動，也是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顯示。應當指出，清末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在封建統治和帝國主義侵略之夾縫間生長的，它懼怕這二者，又不能不依靠這二者，它與這二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從它們的根本利益來說，它們應當歡迎辛亥革命，從它們的眼前利益來說，它們不一定歡迎革命派用武裝斗爭形式發動的、以推翻清朝君主專制統治為目的的革命。但是，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辛亥革命不代表它們的利益。（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