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大價錢引進的人才“跳槽”了，悉心培養出來的骨干辭職了，委以重任的心腹“叛逃”了，還帶走了骨干團隊、大批客戶資源甚至商業機密……諸如此類因核心員工的“不忠”而給當事企業造成巨大損失，引發企業經營震蕩的事情，每年都大量發生。

如何贏得核心員工的忠誠，至今仍令所有的企業家大傷腦筋。

其實，真正讓核心員工忠于你的，不是金錢，也不是升遷，而是認同。道理很簡單：人們對金錢與升遷的欲望是無限的——你能將你的企業給他嗎？而任何一家企業的文化都是獨一無二、無法模仿的。他認同了你的企業文化，就很難再真正接受另一種企業文化。認同的本質又是價值觀相融，價值觀決定“本性”。唯有建立在價值觀認同基礎上的忠誠，才是持續且難以改變的，才是一種發自內心的精神追隨。

你無需拱手出讓“江山”，也無須擔心他“惦記”你的“江山”，只需你的企業文化能持續地獲得他的認同。要贏得核心員工的認同，可考慮從以下三方面入手。

選擇“同道”者

一是通過招聘，遴選“同道中人”。“道不同不相為謀”，通過招聘可從源頭篩選出潛在的“易感人群”和“同道者”，為企業文化獲得認同打下第一層基礎。只有企業和員工的價值觀“性相近”、“習相投”，才有相互融合的基礎，進而也才更容易相互認同。價值觀本質上是在各主體的成長過程中緩慢形成的，相對固化于各自的個性之中，正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好的招聘過程，一方面能夠準確選擇潛在的文化認同者，另一方面也能夠很好地向這些潛在的文化認同者進行初步的價值觀灌輸與輻射。

本文作者：韋嵐工作單位：上海大學

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對文化認同有過系統的探討，他指出，“因為文化有其考慮的價值，文化認同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是最有意義的東西”［10］(P4)。但他主要是從文化認同最廣泛的層面———文明認同來討論。在關于文化認同的論述中，的確存在著不同層次上的界定。側重于廣義文化概念的觀點，強調“文化認同是由共同的語言、民族血統、宗教信仰、價值觀、倫理道德體系、歷史地理、經濟環境等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是民族國家確立其存在正當性的重要依據……”［11］;側重于狹義文化概念的觀點，則突出其中的價值觀念引導作用，認為“文化認同，就是指對人們之間或個人同群體之間的共同文化的確認……在一定意義上是可以選擇的，即選擇特定的文化理念、思維模式和行為規范……文化認同的核心是價值認同和價值觀認同”［12］。文化認同的兩種層次是無法完全區分的，彰顯文明認同的文化認同為以價值認同為核心的文化認同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以價值認同為核心的文化認同是彰顯文明認同的文化認同的基礎和前提條件。(一)文化認同的力量來源于文化自身的特性。文化的發展與人們的社會實踐活動緊密相關，文化是人們的實踐活動創造的產物，在社會生活中實際上扮演了“載體”的角色，承載思想觀念、道德規范、價值標準等內容。與此同時，通過滲透在實踐活動中的文化發揮影響，使人們將思想道德觀念等內化于自身的心理和人格結構中。無論是廣義還是狹義的文化，都是人們在實踐活動中的創造物。涵蓋社會實踐所有方面的廣義文化包括一切社會事物，社會發展的各行業進行的文化事業建設，各群體塑造的群體文化是文化全面影響的具體表現。主要表現為精神產品的狹義文化則更為明確地承擔著文化自身特殊的“載體”性質，科學知識的認知程度是人們認識世界、采用技術，尤其是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的重要理性依據;藝術作品以音樂、繪畫、戲劇等形式培養人們的審美意識和對價值觀念的感性認識;價值觀及其具體化的各類規范發揮著引導人們樹立價值觀念、道德規范的作用，指明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發展方向，力圖營造全社會共同的價值觀念和體系。意識形態的“觀念”特性以及反映在道德、藝術等方面的思想觀點與狹義文化的特性有無法分割的內在聯系，尤其是文化的價值觀導向是意識形態成為“在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的重要依據。(二)文化認同的力量離不開文化運行的機制。文化傳播的目的是實現個體的社會化，因為“文化的就是人的或社會的，所謂‘文化即人化’”［13］。在文化的傳播過程中，一方面通過文化的各種途徑與形式傳播思想和知識，使人們掌握前人創造的成果，實現文化的傳承與積累，完善個體人格、維系社會發展;另一方面，社會化的實質是社會價值觀念的內化，是社會以一定的價值標準培養和塑造社會成員的過程，人們通過學習、模仿、傳承符合社會要求的思想道德知識，形成相應的行為模式，即接受文化傳播中的價值觀并予以踐行。文化的傳播伴隨著文化選擇的過程，人們在傳承文化的過程中并非是對原有文化的完全照搬，而是包含了對文化的吸收與排斥，在文化選擇的過程中既有對本民族文化某些內容的舍棄，也有對外來文化的某些汲取;文化選擇的過程應以批判的方式完成，在主動、自覺地進行文化選擇的前提下加強對民族文化的價值吸收與批判改造，以及對西方文化的合理借鑒與批判改造，引導人們在文化的交往與沖突中正確進行文化選擇。文化傳播與文化選擇實際上就是文化的再創造過程，文化傳播的過程并非是簡單、重復的傳播，文化選擇的過程是通過對文化進行整理與組合，再以更適合的內容與方式進行文化新一輪的傳播，這即是文化的再創造。文化運行機制的各部分是相互依存的，共同服務于文化的發展與傳承，使文化更好地成為系統集合社會的價值觀和規范體系的“載體”，從而有益于社會整合，維護社會團結。

馬克思曾對意識形態的重要性有過論述，他指出“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識形式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14］(P539)統治階級在觀念上表達自身利益就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必須要“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他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7］(P100)。雖然意識形態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曾有過“虛假意識”和“顛倒意識”的闡述，但并未諱言意識形態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意義。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天然聯系，以及文化認同的力量源泉與機制保障，為構建文化認同視閾，尋求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文化推動力提供了可能路徑。1．遵循文化自身規律，提升意識形態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首先文化有其自身所遵循的客觀規律，依照規律開展文化建設，才能發揮其作用，達到預期效果。無論是作為社會文明程度使用的廣義文化還是具體表現為科學、藝術等形式的狹義文化，都首先是一種精神生產，是存在于人腦中的產物，由人作為主體進行文化的創造，從而形成一定的文化模式和傳統。實踐活動是人們有意識地改造自然和社會的活動，意識的指導即是文化的指向性，一定的文化模式和傳統為人們認識自然界與現實社會提供基本觀點，設定從事實踐活動的目的與任務，并根據普遍認可的風俗習慣與道德規范等價值標準進行實踐結果的判斷或評價。其次，文化受制于社會發展的特殊背景。文化是由處于一定的社會制度、歷史背景下的人們創造的，而人們在創造的過程又是在由前人創造的文化環境中進行，因而無法回避“文化背景”的烙印。文化的創造過程是一定社會或階級的要求、利益以及規范等內容的轉化過程，不同的民族或是國家試圖“烙印”的文化很可能相距甚遠。再次，文化反映時代精神。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在社會關系、價值規范、成員形象等方面認可的文化內容，盡管有文化傳承中較為穩定的一些共同之處，但各個時代強調的核心部分是與具體的時代要求相呼應的。堅持文化的時代精神，反映現時代要求，才能更好地滿足現代社會發展和人們的精神需求。最后，文化產品是雙重屬性的復合物。通過科學知識、文學藝術等載體生成的文化產品或文化活動，例如書籍、音樂欣賞、電影觀賞等，是體現價值觀念、滲透意識形態與影響的途徑，但同時這些文化產品或文化活動已經進入了市場經濟的浪潮中，成為某種商品，具有商品的屬性。文化產品一旦成為商品就不得不考慮市場需求，考慮消費群體的文化層次以及價值選擇取向等因素，追求價值的最大化實現。這一方面要求文化產品必須滿足人們文化生活的需要，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另一方面也要警惕一味地以市場為導向，追逐利益，進行有害人們身心健康的文化生產，干擾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文化發展必須遵循一定的客觀規律，作為存在于人腦中的產物決定了文化對人們的影響不是可觸摸的實物，而是在潛移默化中發生作用的，將意識形態的價值導向要求滲透到文化影響中必須重視精神生產的特殊性，占領文化生成過程的核心區域，自覺體現在人們的基本觀點與評價標準中。文化離不開特定的文化發展背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不能將在文化發展中延續至今的傳統文化觀念完全地割裂與拋棄，而應對傳統文化進行批判地吸收，將其適當融入意識形態的內容，既保持人們對優秀的傳統文化的承襲，又在其中增添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傳統觀念的新闡釋。文化與所處的時代密不可分，全球化時代對社會發展提出了要求和挑戰，西方文化中有益的部分也逐漸被認可與肯定，知識經濟的時代為人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與資源，文化的內容開始呈現多元化，意識形態建設也要適應時代環境，既要鞏固核心價值觀念，也要合理地接納與更新。文化產品的雙重屬性在現代社會表現得尤為突出，改革開放后西方文化急速涌入我國，尤以電影、電視、音樂等文化產品的進入為主要方式，以此傳播價值觀念，引導人們的行為方式，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一方面應警惕由此對人們思想觀念的影響，另一方面要重視文化產品的商品屬性，大力發展符合人們認識需求，反映人們現實生活的文化，以貼近民生的特點增強意識形態的凝聚力和向心力。2．發揮文化認同力量，鞏固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長期以來，認同及其相關的議題一直是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的關注中心，在這兩個學科相互交叉中形成的社會心理學更是將認同作為自己的核心概念之一。”［15］Theodorson的現代社會學字典認為，“認同是一種同化與內化的社會心理過程，它是將他人或群體的價值、標準、期望與社會角色，內化于個人的行為和自我概念之中”［16］。認同研究的學者巴特勒則認為認同是由社會結構所建構并受其影響的，因而社會的文化、經濟環境等因素都對個體的認同產生影響。還有學者從個體、社會兩方面來探討認同，認為“認同，就個體指向而言，指相信自己是什么樣的人或信任什么樣的人，以及希望自己成為什么樣的人;就共同體指向來說，指個體對不同社會組織和不同文化傳統的歸屬感”［17］。文化認同的探討離不開對認同的基本認識，因為“使用相同的文化符號、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維模式和行為規范，是文化認同的依據。認同是文化固有的基本功能之一”［12］。文化自身的特性是文化認同的力量來源，人們的社會實踐活動創造了文化，并在文化的共同輻射下重新投入實踐活動，通過社會環境中的各種“文化圈”以及借助文化“載體”獲得理性知識、感性認識和思想觀念。文化運行的機制保障文化認同力量的發揮，個體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由生物人轉變成社會人，實現個體社會化，沿襲經過長期積累的社會文化，形成基本認同;文化選擇的過程盡管有舍棄也有汲取，但是批判改造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過程中，對本民族的文化形成更為客觀與準確的認識，增強了認同感;文化的再創造以不斷循環的方式豐富文化內容，更新文化發展，從而鞏固了對文化的共同象征、共同意義的認同。個體按照文化發展中的價值標準與期望對自己應成為什么樣的人進行實踐活動，在這一過程中實現自身對社會的歸屬感，獲得個體行為的持久動力。文化認同的力量與認同對個體成長的意義密切相關，認同蘊含的價值標準、社會期望的同化與內化指向，對于個體具有內在的指導性，引導個體以符合認同要求的觀念與行為方式自覺融入社會組織與文化傳統中。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即是包含認同因素的過程，被一定的文化傳統所肯定或認可的事物或行為，人們普遍對此加以贊許，從而進行實踐;反之則持疑慮甚至否定的態度，與這類事物或行為作出界限的分割。文化的認同功能無疑有助于社會共同價值觀的形成，使人們在文化的廣泛影響下，在社會生活各方面達成基本一致的價值觀。無論是側重彰顯文明認同的文化認同，還是以價值認同為核心的文化認同，都特別強調對價值觀、道德準則、行為規范等方面的共同確認。意識形態是在“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這就要求意識形態占據人們精神生活中的指導地位，促進人們把符合社會經濟發展要求，有利于社會發展的思想觀念內化為自身的品格與素質。文化認同在塑造社會共同價值觀上的力量應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所重視，并合理運用，在文化建設中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確保文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同時積極發展各項文化事業，以吸引人、教育人、鼓勵人的文化建設有效地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要求與內容滲透到社會生活中，使人們自覺、主動地接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從而鞏固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3．營造先進文化環境，保持意識形態的生命力。文化發展的環境在全球化時代面臨嚴峻的挑戰，一方面世界范圍內的文化傳播滲透到各個參與全球化過程的國家中，另一方面我國正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原有的文化傳統遭遇調整，甚至受到質疑，而新的文化體系又尚未完全形成。文化發展的環境面臨的挑戰是文化發展困境的體現，然而困境也是一種機遇，呼吁先進文化環境的營造，在文化發展的時代巨變中占領主導地位。黨的一系列報告與決定已經注意到文化發展的重要意義，并對此進行深刻闡釋。黨的十五大報告強調要實現經濟、政治、文化的協調發展，搞好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十六大報告指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十七大報告進一步強調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要“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和“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離不開建設和諧文化，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建設和諧文化的根本。

《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思想精神上的旗幟，文化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營造先進文化環境，首先需要保證文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性質，以此為準則開展文化事業，提供文化產品以及文化服務，堅決抵御破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文化侵入;其次是完善法律法規，規范文化發展過程中的各類市場行為，既要保證符合規范的文化發展得以順利開展，又要懲治惡俗文化、腐朽文化，凈化文化發展環境;最后是擴大先進文化的覆蓋面，提高先進文化影響力，先進文化必須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認可和積極參與才有可能上升為民族凝聚力、國家軟實力，先進文化在滿足人民群眾多方面的文化需求中才能廣泛、有效地對人們產生積極影響。如果先進文化的建設發展緩慢，無法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就難以達到相應目的，與先進文化的內涵相距甚遠。先進文化環境的營造為掌握文化發展的領導權，從而發揮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作用奠定基礎。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體現;《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又特別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精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是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確保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以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為目標，發揮文化建設中的積極因素，增強先進文化的凝聚力;圍繞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傳承優秀的民族文化，豐富文化的時代內容，體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時代特征;加強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倡導先進文化，營造良好的文化環境，引導人們形成符合社會發展要求的思想道德觀念。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使其成為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將會極大地激發人們參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熱情，增強人們對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社會發展各項事業建設的信心，在全社會形成“統一指導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強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規范”的局面，牢牢把握住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保持意識形態的旺盛生命力。四、結語文化的觀念形態與意識形態的觀念特質使得從文化的雙重含義來說，文化與意識形態都是密不可分的，當文化被專指為意識形態的“載體”時，兩者的關聯就更為明確和清晰。文化具有的認同力量來源于文化自身的特性和文化運行的機制，通過文化認同推進的價值觀引導是意識形態建設的內在要求。因此，基于文化認同視閾的構建，通過遵循文化自身規律、發揮文化認同力量和營造先進文化環境等舉措推進文化發展，就成為加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題中之義。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相關決定正是在深入研究意識形態領域的復雜局面下形成的深刻認識，從而牢牢掌握意識形態主導權，穩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

摘要：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基于立法方面兩級立法機制的制度安排、司法方面司法的獨立性不強、裁判說理不足以及法律與道德沖突引發的民意與司法的較量等原因，存在著一些司法裁判與社會認同不相適應的現象。通過增強裁判說理，兼顧裁判的法律與心理標準，加強普法宣傳以縮小民眾對法律的理解誤區，進而強化司法裁判的社會認同感。

關鍵詞：司法裁判；社會認同；裁判說理

1司法裁判與社會認同

司法領域中的可接受性是指在司法程序的運行和實施過程中，案件的利益相關者對于案件的司法表現形式與司法表現結果的認可。社會認同這個概念我們似乎并不陌生，“認同”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近義詞有“同意”“認可”“贊同”“首肯”“確認”等等，那么社會認同即在當代中國社會中，對于某一項問題的選項，社會普通大眾對此的接受程度以及認可程度，如果對這個選項的接受程度和認可程度越高，那么社會認同程度越高；如果對這個選項的接受程度和認可程度越低，那么社會認同程度越低。社會認同程度高，說明這個選項在社會大眾的心中有很高的呼聲；社會認同程度越低，說明這個選項在老百姓心中的價值和地位越低。司法裁判不僅僅要在具體案例中得到案件當事人及其關系人等的認可和接受，也要在相似或同類案例中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和接受。這種認可和接受可以代表社會中大部分人的觀點，但卻不能代表所有人的觀點，因為，在現實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本身就是有差異的，每個人接受教育的程度、家庭環境、關系人影響、性格愛好、邏輯思維能力、分析問題能力、解決問題能力、觀察事物的側重點都是不一樣的，所以，每個人的科學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質是千差萬別的，這就決定了在當今社會中，每個公民對于司法裁判的認識能力和理解能力是不一樣的，他們看待相關法律事件的角度和眼光也不一樣，那么，這些社會大眾就不可能對于司法裁判有著完全相同甚至相似的觀點和看法，也就是說，這些老百姓們對于案件的司法裁判有著不一樣的接受能力。法律是國家運行機制中具有強制性的主要約束手段和調節工具，而司法裁判是在具體案例中實現國家法治化管理的重要標準和依據。司法裁判在我國社會中是否得到足夠認同和接受，是我國法治化進程中的一個首要問題，更是實現我國法治化科學發展的關鍵性問題。

2我國目前司法裁判的社會認同之現狀

2.1我國“兩級立法”的制度安排。為防止法律在制定的過程中過于具體，司法或執法機關從立法機關那里得到明確或默認的委托和授權，針對實際區域發展水平，從各個角度出發，經過相關利益的平衡，調整并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和行為準則。這種“兩級立法”的制度安排，使立法機關不能直接制定細化具體的法律法規或是規章制度，從而使立法權逐漸向司法機關或者執法機關靠攏，而這種狀況也影響著我國司法裁判的社會認同程度。2.2我國法律與倫理道德的沖突。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是與道德不相適應的，因為法律是隨社會發展而逐漸修改的，因此便必不能與社會思想同步。法律是制約人類活動的一種強制約束力，法律的制定與修改取決于社會發展，而倫理道德的變化決定了社會思想的變化。所以，結論是顯而易見的：法律滯后于倫理道德的改變，法律的演進一定會和倫理道德產生沖突。在中國，有一個事實就是，社會公眾在網絡環境下廣泛參與司法的現實疑案，他們的思想觀念決定著他們看待案件的角度和對待案件的態度，而老百姓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水平總是千差萬別的，所以，公眾的倫理道德和法律總是不相適應的。2.3我國亟須提升司法裁判的社會認同。法院的司法裁判能被廣大社會公眾所認同和接受，是樹立我國司法權威的前提和保障，但從我國目前的司法現狀來看，廣大社會民眾對于司法裁判存在著普遍的不信任、不認同，這導致了我國司法權威的嚴重缺失。從一些公眾傳媒最新公布的結果來看，有很多案件的裁判結果并不能讓當事人信服，很多人選擇了上訴、復議等方式想要申請更改裁判，這正是說明了我國司法裁判的社會認同程度還遠遠不夠。因此，我國急需通過增強社會公眾對司法裁判的認同來提升民眾對司法的信心，進而樹立我國司法權威。

一、當前我國民族文化認同教育思維向度的偏誤

多年來，我國民族文化認同教育是存在偏失的，尤其是在“何謂民族文化認同教育及怎樣實施民族文化認同教育”等問題上，人們的思維是偏誤不清晰的，雖然學術界和政府部門都熱切給予其關注，但畢竟普羅大眾或社會成員才是民族文化認同教育的主體，他們關于民族文化認同教育的思維價值合理與否事關民族文化發展的興衰走向。

1.民族文化認同教育思維的“便利性”。民族文化認同教育是一個系統工程，它涉及民族文化的“表”和“里”，所謂的“表”是指民族文化內容是多元豐富的，“有視覺形象的，有聽覺形象的，也有聽視覺結合的;有在空間中展開，有在時間中展開的”，諸如風景名勝、民族建筑、宗教場所、宗教信仰、民族節日、風俗習慣以及民族音樂、舞蹈、神話故事、歌謠、服飾、手工藝等;所謂的“里”是指由上述民族文化事項構成的“文化場”所孕育的“思維心理或價值精神”。當然，“表”“里”是“如一或統一”的，雙方之間存在著互促共融的關系，如果民族“文化場”受到結構性破壞，則會使得民族文化精神無載體可依存，從而使其逐漸成為一種“記憶回想”。當然，民族文化精神或思維心理“變樣了”也會帶來人們對民族文化生態的迅速“瓦解”，就如同當下人們擔憂的民族傳統文化的消逝。所以，民族文化認同教育應該有著系統性思維，而不應像當前雖有著民族文化認同教育之“形”，卻無民族文化認同教育之“實”，因為好多民族文化教育活動內容是“便利化”的，也即人們對民族文化進行“保護、傳承”是“過濾化”的，更多是從“觀賞性、效率性、功利性”的角度來選擇、組織和設計，可謂“一舉多得”，既能夠快速地搭建起民族文化保護“項目”，又能借助其來獲取“政績”，還能贏得經濟“效益”。總之，當前民族文化認同教育思維有著“便利化”傾向，人們“多快好省”地“選擇”一些民族文化內容來完成“任務”或“鉆營利益”。

2.民族文化認同教育思維的“有限性”。民族文化認同主體既然是民族社會成員，那么民族社會成員自然也是民族文化認同教育之對象，唯有民族社會成員具有“自覺”的文化認同意識和實踐，民族文化發展才有最堅實的“人力”基礎。然而，當前民族文化認同教育是薄弱無力的，似乎只要提及“教育”則都被“學校教育”所“取代”，這在民族社會成員思想觀念中尤為“深重”。換言之，當下民族文化認同教育在形式上主要是學校教育為主，其對象主要集中在中小學生身上，往往進行的是諸如“舞蹈、手工、音樂”等內容，這使其缺乏“連續性”和“系統性”，常常是斷裂的，會受“行政、成績”等因素影響而“中斷”。因此，當前依靠學校教育來進行民族文化認同教育的思維是“偏狹”或“有限”的，畢竟學校教育的重心在于培養中小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綜合素質，加之其教學計劃、教學形式等的相對“固型化”，很難讓中小學生真正深入去“感知”民族文化。此外，民族社會成員才是民族文化發展的中堅力量，須要其形成合理的民族文化認同價值觀念，這離不開對其進行有效的教育影響，使之形成在追趕經濟發展步伐的同時又能堅守自我民族文化精神個性。概言之，民族文化認同教育走“學校化”道路是“有限”的，須要在形式上與“非學校化教育”形成互補協調，讓所有社會成員都獲得受教育“啟蒙覺悟”的轉變，將教育融入到他們的日常生產生活中，變為其生命的存在方式和組成部分，如此民族文化認同教育才是“強大”的，因為它成為一種習慣在影響著民族社會成員及其民族文化發展。

3.民族文化認同教育思維的“簡縮性”。民族文化認同是“活”的而非靜態的“實體”，它通過民主社會成員的生產生活實踐來“顯現”，也即民族文化認同本質上是“實踐化”的，其重點不在于要劃清“楚河漢界”，一定要判別“認同什么”和“不認同什么”的“是非”界定，而是要看人們“做了什么”，這才是民族文化認同的“真實性”所在。然而，現實中民族文化認同教育卻沒有呈現出民族文化認同的“動態性”特征，其思維存在著“對象化”傾向，也就是人們將民族文化認同教育當成一個“對象”來看待，從未真正使其走進人們的生命生活中，他們是“站在”教育之外來“辦教育”，這表現在兩大層面:其一，就行政部門和學術界來說，民族文化認同教育是“書齋化”的，討論雖然熱烈卻未形成對民族文化傳承與保護的有效推動，其價值可能真的只在“學術圈內”或“政績”上產生重大影響，但對民族社會成員的“文化自覺”培育沒有形成太大的推動作用;其二，就民間基層而言，許多社會成員對待教育的思維態度是“手段化或功利性”的，教育被他們當成要“算計”的事宜，如果沒有得到教育的“甜頭回報”則對教育“無動于衷”。因此，實踐中民族文化認同教育收效甚微，許多社會成員往往只接受和感興趣于“有利可圖”或“娛樂感官”的民族文化教育活動，而對須要其“用心”去“省思”的民族文化教育事項卻加以“躲避”。總之，當前人們在進行民族文化認同教育過程中存在著“簡縮性”思維，將本是“活”的復雜動態之民族文化認同“簡縮”為“死”的單一靜態之民族文化“事物”，也即上述提及的人們以一種“作壁上觀”的思維心態來對待民族文化認同教育。

二、“三位一體”:民族文化認同教育思維向度的定位

一、“中國夢”與政治認同的內涵

人類社會在每一時代都有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夢想。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矢志奮斗的理想追求凝練為“中國夢”。指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夢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②。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基于歷史自覺和現實國情、順應廣大人民群眾要求和期盼而形成的理想追求。中國夢體現了全體中華兒女對中華民族未來發展的美好憧憬和共同的利益關切，記錄著中華民族自強奮斗的歷史軌跡和不懈追求進步的光榮傳統，它具有豐富的理論內涵、鮮明的特色和重要的現實意義。就“中國夢”的基本內涵而言，已具有共識，就是指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它涉及國家、民族和個人等多個方面，將國家富強之夢、民族復興之夢、人民幸福之夢密切聯系起來。在“中國夢”的內涵中，國家、民族、個人三者存在著相互依賴、相互依存的辯證統一關系。其中，國家富強是實現中國夢的前提和基礎，民族振興是實現中國夢的核心和關鍵，人民幸福是實現中國夢的目標和歸宿。就其實質而言，中國夢是追求幸福的夢，是人民幸福夢。正如所指出的：“中國夢是國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個中國人的”，“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作為黨的理論創新的最新成果以及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重大戰略思想和執政理念，中國夢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時代特色、大眾特色”，它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擔當、使命意識和人本情懷。關于“中國夢”的實踐維度，即實現中國夢的具體路徑和方法，明確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這三個“必須”，把道路、精神、力量契合到一起，成為黨團結帶領人民實現中國夢的基本遵循和實踐維度。當前，“中國夢”作為新一屆黨中央在新的實踐基礎上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戰略思想和政治宣言，在社會中引起了強烈反響和廣泛共識。它體現著全國各族人民的價值訴求和共同心聲，是增強社會向心力和凝聚社會共識的重要精神支柱，是激勵社會各階層力量團結奮進的強大精神動力，它也是當代中國政治認同形成及構建的導向引領，對于當代中國政治認同的固本強基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政治認同是人類社會生活中的一種常見現象，它關切政治合法性的問題，即如何使政治統治取信于民。所謂政治認同，是指一定政治體系中的政治主體（個體或群體）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對現存政治客體（政治系統、政治運作、政治價值觀及政治權威人物等）表現出的情感和意識上的歸屬感，以及在政治生活中基于特定利益和價值需要而積極支持、參與政治體系的實踐行為活動。質言之，政治認同是社會成員與政治體系之間關系的反映，它既體現為人們對所屬政治體系的心理歸屬，又表現為人們對政治體系的服從和行為支持，是政治心理與政治行為的有機統一。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政治認同不僅表現為某種具體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態度，而且表現為現實的政治行為，是政治的價值接受和社會踐行的統一”。從以上政治認同的基本概念可知，政治認同的主體是“人”，是生活于一定政治體系中的作為各種社會關系總和的“社會復合體”。政治認同在對象或內容上則主要包括對民族、國家、政府、執政黨、政策、利益、價值體系等的認可和支持，其本質是對政治權力及政治價值的認同。政治認同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功能，它對于增強政治合法性、凝聚社會成員和實現政治穩定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政治實踐中，培育政治合法性和形成高度的政治認同，也就成為統治階級一項重要的執政課題和歷史任務。任何統治階級都會為維護自身統治而極力塑造政治合法性，培育公民的政治認同。培育和構建政治認同已成為當代中國政治建設和社會發展的一項重大任務。然而，政治認同的形成并非理所當然、一蹴而就，它的構建需要一定的外在條件，并遵循一定的基本規律。當前，“中國夢”作為當代中國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價值追求的最大公約數，它的提出及其付諸實踐成為當代中國政治認同得以形成的重要條件，它對于當代中國政治認同的構建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

二、“中國夢”與政治認同的內在關聯

“中國夢”與政治認同之間存在著緊密聯系。“中國夢”的提出為當代中國政治認同的培育和構建奠定了重要基礎和條件，當代中國政治認同的形成又為“中國夢”的實現提供重要動力支撐，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中國夢實現的過程也是民眾政治認同不斷提升的過程。

（一）“中國夢”是形成政治認同的重要基礎和條件

理想愿景與奮斗目標相統一的“中國夢”，以其豐富的內涵和鮮明的特點，成為凝聚全國各族人民和海內外中華兒女最廣泛的思想共識和精神力量。所闡釋的“中國夢”以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為目標追求而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人民群眾新期待有機統一起來。當代中國政治認同的形成及培育須臾不能離開“中國夢”的導向和引領，“中國夢”也就成為培育和提高當代中國政治認同的重要基礎和前提。“中國夢”的提出是與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艱苦奮斗歷程緊密相連的，它是這段偉大奮斗歷史的真實寫照和延伸演繹。近代中國歷史是一段落后挨打的屈辱歷史，它開始于1840年鴉片戰爭，伴隨著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屈辱歷史，由此也開始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和實現中國夢的歷史。在此背景下，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就成為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偉大歷史任務和夢想。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經過長時期的艱辛探索和不懈奮斗，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勝利，終于找到了一條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我們不僅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夢想，而且取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使我們具備了進一步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夢想的強大保障。中國夢不僅是國家、民族的遠大追求，更是每個中國人的美好愿望。正如指出，中國夢是民族的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是每個中國人的夢。“中國夢”不是一種憑空的想象，而是有著深刻的歷史進步性、科學現實性和人民大眾性。有學者指出，“中國夢不是一時的政治口號或政治標榜”⑩，它“貫穿著中國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歷史主軸，連接著國家、民族與個人的前途命運，蘊含著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豐富內涵”11。中國夢是追求幸福的夢，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終究是為了人民的幸福，其歸根到底是要實現人民幸福。它代表了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理想夙愿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前進方向，同時體現著全國各族人民的價值訴求和共同心聲。“中國夢”一經提出，立刻在社會中引起了強烈反響和廣泛共識。當前，面對急劇變革的社會轉型所帶來的諸多問題與挑戰，我們要進一步深化改革、促進發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我們提供了基礎和條件，它極大地振奮了人心、激勵了斗志，有效地凝聚了改革共識，大大強化了廣大人民群眾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認同和社會踐行。

【摘要】電視劇《國家孩子》圍繞20世紀60年代內蒙古牧民收養上海孤兒的文件進行敘事，將一場拯救生命的遷徙之路轉化成一部精彩的年代畫卷，使少數民族的歷史情懷與身份認同融入作品的敘述當中，成為反映民族和時代精神的藝術佳作。本文從電視劇《國家孩子》的敘事策略、視聽語言等角度對民族情懷與民族身份的建構問題進行深度挖掘，詮釋民族想象與家國認同的層次關系，通過獨特的影像敘事彰顯主旋律電視劇的藝術價值，幫助建構起中華民族的國家認同感及其共同體觀念。

【關鍵詞】《國家孩子》；民族情懷；民族認同；敘事線索

如何通過影像敘事拉近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提高各民族的文化認同感，是影視創作者亟待挖掘的重要內容。①電視劇《國家孩子》取材自真實的歷史事件，又立足于漢族與內蒙古少數民族人民的情感交流，通過講述一場拯救生命的遷徙之旅，充分探討人類生存與繁衍的偉大母題。電視劇一方面以代表漢文化的“上海孤兒”和內蒙古少數民族同胞作為敘事對象，拓寬了中國主旋律影視作品的表現空間；另一方面利用敘事主體拉近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在重塑少數民族文化想象的過程中，充分寄托了創作者的愛國主義情緒，利用獨特的影像敘事增強各民族的身份認同感。本文以電視劇《國家孩子》為例，從敘事策略、視聽語言等不同層面分析其文化認同和民族情懷的表達，以及通過邊疆敘事的合理想象建構起民族共同體的核心概念，進一步闡釋民族想象與身份認同的深層次關系，從而對電視劇的文化本質和精神內核具有更深入的思考價值。

一、電視劇中家國情懷與民族認同的重要意義

首先，家國情懷是培養愛國情懷的核心要素。在民族文化加速融合的時代背景下，將家國情懷融入作品的民族情懷之上，使影視創作者自覺承擔起對于本民族的文化表述和主題建構，也是民族精神從自我表達轉向集體表達的變化過程。培養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國主旋律電視劇進行意識形態輸出的重要展現。②對于表現民族文化交流的作品而言，往往從民族平等的角度再現各地區的多樣化生存方式，關注各族人民的共同命運，對勤勞而善良的中國人民進行由衷歌頌。電視劇致力于從家國情懷上升到愛國主義精神，創作者也從基于個體化的民族想象拓寬到整個家國情懷的構建，利用獨特的影像敘事還原基層群眾真實的生活場景，也為中華各族人民描繪了一片宏偉藍圖，將抽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形象化展現。以《國家孩子》為代表的主旋律年代劇從某種程度上是對歷史的再現，電視劇從重要的歷史規律和現實視角出發，通過講述個體人物與民族命運的深層次關系，并將青少年的發展與民族和國家的發展聯系起來，充分激發電視劇觀眾的愛國情懷和憂患意識。其次，民族認同是構成家國認同的重要起點。從民族認同到文化認同、再到國家認同，共同構成了社會認同的關鍵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下，民族認同是國家認同的基礎，而家國認同則是民族認同的最終目標。主旋律電視劇的意識形態輸出，首先應當以各民族的身份認同為前提，在提高民族身份認同感的過程中承認中華民族的統一。③由各族人民聚集起來的族群意識形成了中華民族統一的社會認同感，其間既有屬于各族人民獨一無二的民族精神，又從中凝練出具有普遍性的國家文化。從民族認同到國家認同的轉變，不僅體現著族群文化尋找精神依托的重要過程，也表現出少數民族同胞慷慨大方的團結精神。《國家孩子》在充滿民族風情的鏡頭語言之下，著力強調了該地區人民對地域文化的歸屬感，這種情感建構在敘事對象的日常生活當中，是對民族真實生活的全方位解讀，同時也飽含了創作者對民族文化的認同，賦予電視劇作品強烈的歷史厚重感和情感穿透力，真正意義上建構起民族文化，捍衛中華民族認同的統一。

二、從敘事策略層面建構民族身份認同

摘要：中國要想以一個大國的身份出現在國際舞臺上，就必須取得其他國家對其身份的認同，但在現在的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國情狀況、中國的政策以及中國對自身的定位都存在一定的誤解和誤讀，這種偏差的出現直接導致了對中國的不利的國際輿論環境，進而間接的影響了中國對外交往的正常開展，從而不利于中國國家對外總體戰略的實現。中國現在應該重視認同戰略的實施，加強他國對中國的理解和認同，也只有得到國際社會大多數國家對中國的理解和認同，中國才能以較小的代價最大程度的實現和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

關鍵詞：身份；認同；認同戰略

21世紀是中國和平發展、努力成為世界性強國的世紀，未來10年是能否實現這一宏偉的目標的重要機遇期。然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斷提高的同時，國際社會與中國國內主流聲音的分歧也日益增多，中國要想以一個大國的身份出現在國際舞臺上，就必須取得其他國家對其身份的認同，同時，也只有得到國際社會大多數國家對中國的理解和認同，中國才能以較小的代價最大程度的實現和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

一、身份與認同

身份與認同，著兩個概念常常會根據中文語境的不同而交替使用，其實它們來自于同一個英文單詞"identity"。在哲學層面上，"identity"是使事物成為該事物的因素。亨廷頓認為，"identity"的概念雖不明確，卻不能不用，它"有多重意義，難以界定，無法用許多通常的尺度來衡量它"。[1]在亨廷頓看來，人們要彼此交往，就不能不界定自己的身份和特性，不能不明確自己與別人的相似之處或不同之處。因此，就有必要為"identity"下定義，他認為"identity"應該是一個人或一個群體的自我認識，它是自我藝術的產物：我或我們有什么特別的素質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們不同于他們。[2]亞歷山大·溫特等學者同樣認為，"identity"是"個性和特性（自我）的形象，行為者特有并通過與他人的交往而形成這一形象，有時還改變這一形象"。[3]，

"identity"最早是個傳統的哲學和邏輯問題，常常被翻譯成"同一性"。亞歷山大·溫特把認同或身份看作是有意圖行為體的屬性，認為它可以產生動機和行為特征。"這意味著身份從根本上說是一種主體或單位層次的特征，根植于行為體的自我領悟。但是，這種自我領悟的內容常常依賴于其他行為體對一個行為體的再現與這個行為體的自我領悟這兩者之間的一致，所以，身份也會有一種主體間或體系特征。兩種觀念可以進入身份，一種是自我持有的觀念，一種是他者持有的觀念，身份是由內在和外在結構見夠而成的。這種內在--外在關系的特征會發生變化，這意味著身份不是單一現象，可以有一個一般的定義。"[4]

摘要:幼兒教師是幼兒教育啟蒙階段的關鍵人物，幼兒教師的工作對促進幼兒的成長與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職業認同與工作投入已成為近年來研究者針對教師研究的一個關注焦點，與教師對工作的積極性和教師對職業認同的程度有著直接的聯系。

關鍵詞：幼兒教師；職業認同；工作投入

1幼兒教師職業認同的概述

個體所從事的職業不同，導致他們在職業的認同感上存在明顯的差異，其中教師職業認同（professionaliden-tity）是教師個體與職業有關的一種積極的態度，主要是老師對其工作及個體內化的在工作單位和工作活動中扮演的角色的積極覺知、體驗與行為傾向的統一體，是教師個體的體驗與其所在的環境、社會文化體制之間的相互作用[1,2]。幼兒教師的職業認同主要是幼兒老師從自身心理出發對職業的認同及肯定，幼兒教師產生的對自身職業角色認同、對職業的心理歸屬以及對職業的認同感[3]。

國內的相關領域的學者研究表明社會層面與個人層面的特征對幼兒教師的職業認同都有非常大的影響。從社會角度來看，主要涵蓋了社會文化、地位、薪資待遇等。研究發現個體的職業認同水平較高，原因主要是國家的一系列宏觀政策，增加了對幼兒教育的重視程度，鞏固了幼兒教師的社會地位，增加了其社會影響力，從而對幼兒教師的職業未來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進而加強了幼兒教師自身職業的認同感[4]。在幼兒園的老師而言，由于管理體制的不同，他們在經濟實力、社會地位、薪資酬勞這些方面仍然會出現很大的差別[5]。

在個人層面上，如幼兒老師的性別、年齡、教齡、專業背景、學歷等。就男性幼兒老師流失的原因調查中發現，男性幼兒老師辭職或換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們對該職業的價值觀普遍偏低[6]。還有在對幼兒教師的職業認同調查中，幼兒教師從事教學工作的時間的不同也會造成其對職業角色認同與對職業的情感上存在一定差異，并與職業認同存在一定正向的關聯；另外，幼兒教師學歷成就越高，其職業認同水平反而越低，反之亦然[7]。就專業背景而言，從事過相關專業的經歷也會造成幼兒教師的職業認同出現顯著性差異，其他專業畢業的幼兒老師的職業認同度反而偏高[8]。而且相較于年輕老師，年紀越大的職業意志越堅定[9]。

一、引言

薩義德《東方主義》的面世標志著后殖民主義的誕生。在薩義德看來，東方向來只被看作歐洲的“他者”，對于理性、發展、人道、高級的歐洲來說，反常、落后、愚昧、低級的東方只是其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種想象和構建東方的模式，體現的是東西方書寫與被書寫的權利關系[1]。在后殖民語境下，無論是殖民地還是被殖民地人民的文化身份認同問題成為了學界爭論和研究的熱點。在《新關鍵詞：文化研究詞匯修訂版》（2005）中，身份的定義是這樣的：“身份關乎個人或社會團體在任何時候、任何境地中想象的共同性；關乎個人或團體能夠持續地作為自己而不是其他的什么而存在”。從這個定義我們可以看出，身份是一種關系，而身份的建構往往參照于他者。在后殖民語境下，殖民地人民對于身份的認同有著很多困惑，甚至有很多人因為對于身份認同的不確定性而感到迷惘、痛苦。事實上，后殖民主體在身份訴求中通常會經歷逃離、模仿、混合以及流散的過程[2]。而他們的身份無一例外地都是混合或者雜交的并不斷變化的動態身份。

二、《印度支那》中各主角的文化身份認同

電影《印度支那》是一部經典的后殖民題材影片，講述了在法國占領越南的最后年代里，法國貴婦艾利安，一個擁有十萬五千畝橡膠園的女人，愛上了年輕的法國海軍軍官讓。在與讓短暫的愛情結束后，艾利安的養女，越南的公主卡美，在與讓偶遇后義無反顧地愛上了這個年輕英俊的法國軍官，卡美在新婚之夜逃婚出走追尋她的至愛讓。當卡美投身于獨立運動時，讓也追隨她而去。最后軍官被殺，公主成了革命者，他們的孩子被貴婦帶到法國撫養成人。電影《印度支那》中的三個主角艾利安，卡美和讓淋漓盡致的體現了后殖民語境下法國與越南的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錯綜復雜的關系。在后殖民的語境下，三個主角分別具有不同的文化身份，當然，他們任何一個人的文化身份都不可能是單一的、純粹的，而必然是雙重的、混雜的文化身份。然而在某一個人身上所體現的不同的文化身份的較量中，必然會有特定的文化身份勝出，從而決定了其身份持有者的人生命運。

（一）法國貴婦艾利安

艾利安是一個法國貴婦，她擁有一個非常大的橡膠園，作為一個莊園主，她剝削著莊園里眾多越南工人的勞動果實，過著奢華的生活并周旋在眾多的追求者之中。很顯然，她具有法國的文化身份。然而，作為一個法國人，她卻是在越南出生的，且從未踏上過法國的土地，并且她還收養了一個父母雙亡的越南公主，這又毫無疑問的說明她還具有另外一個文化身份，即被殖民地越南的文化身份。在艾利安這個人物身上，我們看到兩種文化身份的較量是勢均力敵的。她與不同人物的關系中體現著不同的文化身份。當她面對養女卡美的時候，她所體現的是宗主國法國的文化身份，這也意喻著法國與越南這種宗主國與被殖民地的關系。在法國人看來，法國對越南正如一個母親對她的養女，雖沒有真正的血緣關系，卻也包含了一個母親對于孩子的所有無私的情感。然而，雖然艾利安對于養女卡美的愛甚至高于她對海軍軍官讓的愛情，但艾利安卻也試圖控制并改變著卡美，這也恰恰暗示了當時法國對于越南的統治關系。在艾利安對海軍軍官讓的愛情關系中，艾利安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卻是作為被殖民地的越南文化身份。艾利安對于讓的愛慕可以理解為殖民地人民對于宗主國文化的仰慕。而艾利安與讓最終短暫的愛情也暗示著宗主國文化與殖民地文化之間的沖突和無法化解的矛盾。艾利安的雙重文化身份使她的人生充滿了各種不可調和的矛盾，最終她既無法成為一個真正的法國人，也無法成為一個真正的越南人，而只能生活在兩種文化的夾層中，成為一個被雙重邊緣化的人物。艾利安對于自身文化身份認同的困惑是三個主角中最為明顯的，她對于自己身份的不確定性最終導致了她悲劇的人生。

[摘要]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的政治認同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重要基礎。對新農村建設而言，提高農民對黨的認同程度是其重要的政治起點和有效的政治保證。但是，目前農民生存狀況、村民自治和農村基層黨組織的自身狀況仍然制約和影響農民對黨的認同，認識并下氣力解決這些問題是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前提和重要任務。

[關鍵詞]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政治認同；政治合法性

中國是一個正處于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之中的農業大國，全國13億人口，9億生活在農村，農民的政治認同對于社會的政治穩定和政治秩序的維持起著關鍵作用,是黨鞏固執政地位的重要基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了實現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黨提出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大歷史任務，從而為密切黨與農民的關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契機。但是，農民對黨的認同仍然受到一些因素的影響，這是我們黨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

一、農民生存狀況與農民對黨的認同

政治權威從本質上講，是對社會價值進行有效分配的一種力量。農民之所以要服從黨的政治權威，就是因為要從黨的政治權威那里換取自己所需要的社會價值。而這些社會價值中農民最關注的是[前的生存利益，能否保障他們的生存利益是農民評價執政者的主要標準。造成農民這種社會心理的原因是多重的，但主要的根源在于農民的謀生方式簡單單一，在自然和社會力量面前普遍感到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具有十分強烈的乏力感，他們對未來不敢也不可能抱有太多、太高的奢望，因此極其看重[前的既得利益。[1]因此，黨的方針政策要從保護農民的生存利益出發，不斷改善農民的生存條件。

目前國家雖然已經免除了農業稅，并開始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工程，但農民的生活狀況難以在短時間內有大的改變，這是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