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乘佛教的般若空宗講求“空”觀萬象，認為諸相“無常”、無“自性”，即是“空”。當然，這種“空”不是說外物是真的虛無或是要求人們徹底離開現象界，而是啟悟眾生保持清凈本心，無須執著于現象表層和人生諸名利得失，脫離時空的具體環境限制，超越原先固定的意義，從而達到對萬物、諸相的真如體悟。深入地分析，這樣的“空”觀智慧也蘊涵著豐富的美學意義。通過對“空”的細致解讀和深入分析，結論認為:“空”體現了主客圓融、感性直觀的審美特質；“空”彰顯了真幻相即、有無相生的藝術與審美的辯證法；“空”蘊涵著虛境納物、澄懷味象的審美體驗論。

關鍵詞:大乘空宗；般若；空；美學意蘊

“空”是佛教哲學的核心范疇和首要關鍵詞，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和獨特的理論特性。尤其是大乘佛教的般若空宗講求“空”觀萬象，認為諸相“無常”、無“自性”，即是“空”。可以說，“空”是大乘般若空宗獨特世界觀、本體論、認識論的體現。因而在大乘般若學的發展和演變過程中，對“空”的解讀就成為諸家展開角逐的競技場，可謂聚訟紛紜，群芳競秀，這也導致了對“空”的內涵極為復雜多樣的理解。那么“空”的內涵到底怎樣去解讀?其與美學又有哪些“心有靈犀”之處?本文將對這些問題作深入地探討。

一、“空”的釋義為了深入理解佛教“空”這一哲學概念的實質和真諦，我們首先有必要對古印度相關“空”觀理論以及中國化佛教流派對“空”的解讀作一番簡要梳理。我們知道，印度早期佛教即有“無常”和“無我”的觀念。釋迦牟尼當初宣揚緣起、涅槃，主張“無我執”，實際上就是在對現實世界進行否定。如《雜阿含經》就云:“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1]但對“空”的深入探討發生在釋迦牟尼之后產生的部派佛教之間。部派佛教對“空”的爭論和分類很是復雜多樣，從而形成了對“空”的不同理解。概言之，上座部各派大多偏向于說“有”，而大眾部各派則偏向于講“空”。隨后流行的大乘教派則從根本上拋棄了小乘的“有”論而主張“人法皆空”。尤其是其中的大乘中觀派(我國傳統稱此派為空宗，概因其宣揚龍樹的中道觀而得名)對“空”有很多具體深刻的闡發，其重要命題就是“性空幻有”。當然，大乘瑜伽行派(有宗)反對中觀學派一味從“空”上著眼，主張“唯識空觀”，從而又把佛教“空”義推向一個新的階段。而在佛教中國化的進程中，本土化的佛教宗派對“空”也非常重視，鳩摩羅什和僧肇等宗師都廣究大乘，尤其精通大乘中觀學說，深得般若性空義理三昧，從而為大乘般若學在中國的扎根、傳播作了鋪墊，也為隋唐三論宗、天臺宗、禪宗等本土化宗教流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和理論依據。也正是在充分理解和把握大乘“空”義的基礎上，中國本土化宗教各派對“空”的理解產生種種異議，形成了所謂“六家七宗”的局面。總之，對佛教“空”的解讀必須緊密依靠印度大乘《般若經》類的相關典籍。

如《金剛般若》、《小品般若》等。同時也要注意大乘佛學與本土思想結合所形成的許多新的大乘三藏經典，如《肇論》、《壇經》等。

以上我們對“空”作了歷史性的梳理，下面將對“空”作一具體解讀。《金剛經》上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2]206又，“是實相者，即是非相。”[2]209其意甚明了，即要求世人“生清凈心”，超越我相、人相、眾生相、壽相，使聲、香、味、觸、法無住于心，無所掛礙，而獨見南北西東、四維上下之虛空。正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2]207“不取于相，如如不動。”[2]214反之，如若眼見三千大千世界，則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2]213。何以故?《金剛經》在最后為我們開示:“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霧亦如電，應作如是觀。”[2]214《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上也有解“空”的著名經文:“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3]這種對“空”與“色”的獨特理解是大乘空宗的重要思想智慧。那么大乘空宗為何會產生如此的思想呢?其實佛教“三法印”和“四圣諦”說早已作過精辟的論述。大而化之，一切外物和現象都是因緣和合所生，且諸相又隨著外在條件不斷地流轉變化。“萬物皆是空無，性無真實，假合眾緣，皆相待。”[4]也就是說，色不自有，因緣而有而性空。如支道林所言:“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5]龍樹也云:“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6]36既然如此，那么萬物諸相無疑都是一種假借的概念或名相，從本性上看根本沒有不變的實體或自性。往深里講，這里的“空”不僅是指事物的現象，也指事物的本體。這也是僧肇所理解的符合印度般若空智本義的“不真空”論。

摘要：中國自古就有“禮儀之邦”之稱，禮作為一種倫理制度，一直支配著傳統社會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觀念，并起著化民成德的作用。有“禮之始”之稱的冠禮在古代中國地位非常重要，它在幫助個體順利跨越人生的不同階段的同時又引導其進入禮的社會語境。冠禮是以儀式為載體的“成德之教”，通過具體而生動的禮儀活動來啟發和教育個體，為社會培養合格的社會成員。冠禮具體儀節所蘊涵的道德精神，今天依然值得我們重視。

關鍵詞：冠禮；道德意蘊；禮儀

中國自古就有“禮儀之邦”之稱，禮作為一種倫理制度，一直支配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觀念，并起著化民成德的作用。正如國學大師柳詒徵在其《國史要義·史原》中所說：“倫理者，禮之本也，儀節者，禮之文也。”可見，倫理道德是禮的根本精神，各種具體的儀節是禮的外在形式。儀節與倫理道德是“形”與“神”的關系，它們彼此相互依存，那些看似繁復而瑣碎的儀節其實是古人精致而意味深遠的文化設計，其中蘊涵著極強的道德意蘊，失去了具體的儀節與禮儀活動，禮的道德精神則無從展現。有“禮之始”之稱的冠禮在古代中國地位非常重要，是嘉禮中重要的典禮，它在幫助個體順利跨越人生的不同階段的同時又引導其進入禮的社會語境，正所謂“二十而冠，始學禮”。通過具體而生動的禮儀活動來啟發和教育個體，為社會培養合格的社會成員。本文擬通過對冠禮的具體儀節的敘述來分析冠禮所蘊涵的道德象征意義和道德教育功能。

一冠禮的主要程式

儀式總是通過語言與身體的程式化動作來完成的，冠禮主要由給冠者加冠、取字以及以成人身份進行社會交往等一系列具有象征意義的儀節、禮辭以及身體的程序化動作所組成。根據《儀禮·士冠禮》及《禮記·冠義》，士階層以上的貴族男子到20歲時，家庭要在宗廟中為之舉行冠禮，冠禮的具體程序和主要內容大致如下：

1.筮日、戒（告）賓、筮賓、宿（請）賓及贊冠者。

“主腦”是我國古代文論中一個特殊的審美范疇，由清代戲曲理論家李漁提出。“立主腦”之說主張在構建戲曲時迎合觀眾的欣賞情趣，使劇本便于“登場”，李漁在《閑情偶寄•詞曲部》［1］中對其進行了專節論述。“主腦”是李漁戲曲理論具有創新價值的范疇之一，體現了“中國古代的文學批評范疇、概念常常呈現出模糊性、多義性的特點，這本質上是一種隱喻性特征”［2］。在李漁之前，不僅沒有人將“立主腦”的思想運用于戲曲創作，甚至很少有人運用過“主腦”這個理論術語。長期以來，人們對“主腦”的解釋眾說紛紜，觀點各異。研究李漁曲論中的“主腦”范疇，對于理解和把握李漁戲曲觀念的藝術特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主腦”范疇的意蘊演變

“主腦”是一個假借詞。從現代醫學角度看，“腦”是指揮人體知覺、運動、思維、記憶等活動的器官，因此大多數人認為“主腦”的本義是指人的大腦思維機關。其實，中國古代并不把頭腦視為人的思維器官。自隋唐以來，我國以詩賦、八股取士，非常重視詩賦和八股文的寫作，因而早就有一套起、承、轉、合的文章作法。在這類古典文藝理論中，已有類似“立主腦”這樣的思想，但還沒有運用“主腦”這一術語，出現的是近似意義的“頭腦”、“大頭腦”、“大間架”等詞，而且講的是寫文章，而不是寫戲曲。根據現有古代文獻資料，用“頭腦”、“大頭腦”作比喻最早出現在《傳習錄》里。王陽明說:“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為學頭腦處”，此處“頭腦”意即“關鍵”;又說:“為學須得個頭腦功夫，方有著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此處“頭腦”即是指“主宰”之義;又云:“大抵吾人為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3］，此處“大頭腦”乃是指“關鍵的地方”。王陽明弟子王艮也說過:“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聞見支撐，正須養微致盛，則天德王道在此矣”，其中的“頭腦”一詞意為“真諦”;又說:“志于道，立志于圣人之道也。據于德，據仁、義、禮、智、信五者心之德也。依于仁，仁者善之長，義、理、智、信，皆仁也，此學之主腦也。游于藝，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也。”［4］其中的“主腦”一詞的意思是“關鍵”。由于王陽明等人的巨大文化影響，戲曲理論家們紛紛借用“頭腦”、“主腦”二詞用于戲曲批評。例如，王驥德在其最具代表性的曲論著作《曲律》中提出了“大頭腦”的概念。他認為:“《西廂記》每套只是一個頭腦，有前調末句牽搭后調做者，有后調首句補足前調做者。單槍匹馬，橫沖直撞，無不可人，他調殊未能知此窾竅也。”王驥德又說:“不關風化，縱好徒然，此《琵琶》持大頭腦處。《拜月》只是宣淫，端士所不與也。”［5］160他的“大頭腦”概念是指作家的創作宗旨。徐復祚采用了“頭腦”的說法:“《琴心記》，極有佳句，第頭腦太亂，腳色太多，大傷體裁，不便于登場”［6］，這里的“頭腦”是指戲曲結構的線索安排。李漁與徐復祚、王驥德二人時代相去不遠，又有豐富的創作經驗和理論素養，既然同樣看到了傳奇結構上存在的弊端，在提出“主腦”說時，當然要在傳統的理論中去尋找幫助。從明代中后葉開始，南戲(傳奇)逐步向大型化方向發展，動輒幾十出，涉及很多人物，而結構往往散漫無依，隨心逐詞。如何使劇本寫得集中、嚴謹，成了相當突出的問題。晚明的戲曲理論家如徐復祚、王驥德等人都對此進行了批判，并提出了補正的方法。“立主腦”說便是在明清傳奇內容日趨龐雜而情節結構松散繁復的背景下，李漁總結前人之說提出來的。他在《閑情偶寄•詞曲部》中把結構問題提到舉足輕重的地位，并形成了一整套結構理論，如“結構第一”、“立主腦”、“密針線”、“減頭緒”等。其中，“結構第一”是其綱領，“立主腦”則是“結構第一”論中的關鍵性概念，其他如“密針線”等觀點都與“立主腦”有關。目前學術界對“主腦”的確切內容并無統一說法，大致有三種理解。一是杜書瀛等人提出的“立意、主題思想、一人一事(中心事件)或中心線索”說［7］;二是郭英德等人提出的“關鍵或關鍵情節”說［8］;三是張少康提出的“主題，基本題材、主要沖突”說［9］。這三種說法雖然有些差別，但都涉及了一個共同論點，即李漁的“主腦”是能夠反映作者立言本意的“一人一事”，此“一人一事”為戲曲傳奇發展過程中的關鍵性人物和情節，它確立了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是作者“本意”的具體化和形象化，并集中反映了劇本的主要矛盾和沖突。

二、“主腦”范疇的內在意蘊

李漁的“立主腦”說詳細地闡述了劇本情節和結構的安排，要求故事發展和情節結構要圍繞“一人一事”展開，此“一人一事”要“一線到底，并無旁見側出之情”，其余的次要人物和次要事件都要伴隨圍繞，密切關聯和服從于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做到“針線緊密”、“照應埋伏”、“劇中有名之人、關涉之事，與前此后此所說之話，節節俱要想到”。這一結構原則抓住了戲曲結構創作的關鍵，不僅對李漁自身的戲曲創作產生了重大影響，也深刻影響了當時劇作家的戲曲創作，豐富了中國戲曲美學理論。

(一)主腦與觀點

論文關鍵詞:博棄道德功用主義共底

論文摘要:博棄中的人們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博棄中也有倫理道德的存在。博棄中的行為者只有遵循道德法別行事，羊重自由、平等、民主以及正義的原則，使博棄雙方互為目的和手段，這樣才能達到共盛，實現自我價值和共同幸福的目標。對博弈與倫理的這種關系進行探討，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博棄中的倫理意獲，更好地實現個人價值、個人利益與社會公共道德、公共利益的統一。

博弈論又稱對策論，是研究決策主體之間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沖突和合作的學科。博弈中的個人一般都從各自利益出發，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博弈中的個人行為有沒有倫理的存在?既然博弈者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么是否在行動時可以與道德無涉?如何才能實現博弈目的與倫理道德的有機結合?這都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并給出正確回答的問題。

要弄清博弈中的倫理意蘊，我們不妨先看下面這個例子。假定兩個人阿甲和阿乙處于圖a的博弈境勢。

在圖中，如果阿甲在周一花費一定的代價為阿乙做事，阿乙為了報償阿甲，在周二又花費一定代價為阿甲做事，二人均會產生一定的合作剩余(2，2)。如果阿甲為阿乙做事，但阿乙違諾不為阿甲做，則合作剩余為(一，4)，若二人不合作，則合作剩余為(0，0)。由此可知，若二人合作，共同收益對二者來說是最大的，總和為2+2==4，若一人違諾總和為一+4=2，二者不合作則為0，但單方面說，一人違諾則此人此次博弈收益最大。

上述例子中博弈者若按理論理性行事，追求個人最大化利益，似乎應該選擇違諾，即拋棄倫理道德，只關注個人私利;若按道德法則行事，無疑則會選擇守諾，合作，追求互惠和共燕。在這里，若相互信任，共同守諾則收益最大，實現共硯，即互惠博弈;若互不信任，則二人都無利可圖，無合作剩余;若一人違諾，不守信用，則此人此次博弈收益最大。那么到底應該作一個誠實有道德的人實現互惠，還是做一個單方違諾的自私自利的騙子，這就存在博弈中的倫理道德問題。

摘要：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文化與企業、文化與經濟的互動關系愈益密切，文化的力量愈益突出。對于制造行業來說，這種文化色彩首先體現在企業的產品上。就是說，企業生產的產品決不僅僅具有某種使用價值，不僅僅是為了滿足人們的某種物質生活需要，而且越來越多地考慮人們的精神生活需要，千方百計地為人們提供實用的、情感的、心理的等多方面的享受，越來越重視產品文化附加值的開發，努力把使用價值、文化價值和審美價值融為一體，突出產品中的人性化含量，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生理的和心理的需求。

對次，我們需要發掘自身文化、研究自身文化、發展自身文化的價值，并創造性地將它融入企業的產品設計當中，豐富產品的文化意蘊，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這需要我們自身加倍努力與探索。

因為，未來的企業競爭將是文化的競爭。

關鍵詞：企業文化產品文化產品形象

一、產品、產品文化、企業文化

什么叫產品？狹義的理解，只是工廠生產出的實物，如食品、服裝等。廣義的產品概念，包括有形的和無形的，凡是提供給市場的、消費者認為可以用價值來衡量的，或使用后能滿足消費者某種需求、某種欲望的一切，都可稱之為產品，例如服務、咨詢也是產品。

摘要：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多個場合提出新的扶貧脫貧思想，發表了系列重要講話，形成了切合中國實際的精準扶貧戰略思想。這一戰略思想，包含著豐富的哲學意蘊：體現了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整體性與局部性的統一，外在性與內在性的統一，短期性與長期性的統一，物質性與精神性的統一，客觀性與能動性的統一。精準扶貧思想是在長期實踐基礎上形成的最新扶貧理論成果，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扶貧理論。

關鍵詞：；精準扶貧；系列講話；哲學意蘊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扶貧開發工作擺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將其與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緊密聯系起來，對扶貧工作的重視程度前所未有。先后到阜平、定西、瓊海、湘西、臨沂、蘭考、喀什等貧困地區調研，就加快扶貧開發工作發表了系列重要講話，反復強調扶貧開發的重大意義，對扶貧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新指示、新要求、新部署。在全面了解分析中國貧困狀況的基礎上，從全局角度對新時期的中國貧困問題進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提出了切合中國實際的精準扶貧戰略。經過3年多的探索與實踐，精準扶貧戰略從理論構建到實際操作都已成熟，初步形成了一整套理論體系和操作體系，為全黨全社會打贏脫貧攻堅戰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礎。的扶貧開發新思想新戰略是對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創新實踐和主要經驗的升華和總結，它精辟闡述了扶貧開發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治國理政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扶貧理論，其中包含著豐富的哲學意蘊。

一、體現了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

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是共性和個性、一般和個別的關系，它是正確認識事物的根本方法。扶貧的普遍性就是把握扶貧的一般規律，精準扶貧思想首先注重把握扶貧工作的共性問題，共性的扶貧要求和方法對個別性、特殊性扶貧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強調，“抓扶貧開發，既要整體聯動、有共性的要求和措施，又要突出重點、加強對特困村和特困戶的幫扶。”［1］這就體現了扶貧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對于扶貧問題，不但要重視其普遍性，更應該重視其特殊性，在堅持普遍性基礎上，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貧困的成因、扶貧的措施以及扶貧的要求，全國會存在一定的共性，但更應該因地區而異、因家庭而異、因個人而異。指出：“扶貧、脫貧的措施和工作一定要精準，要因戶施策、因人施策，扶到點上、扶到根上，不能大而化之。”［2］“要堅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貧困原因施策，因貧困類型施策，區別不同情況，做到對癥下藥、精準滴灌、靶向治療，不搞大水漫灌、走馬觀花。”［3］這些論述都說明了精準扶貧要一切從實際出發，注重扶貧的特殊性。過去，采取大水漫灌的扶貧方式，針對性不強，效果不理想，甚至出現了扶富的現象，這已經不適應新時期扶貧的需要，必須由大水漫灌向精準滴灌轉變，而要做到精準精確，必須研究貧困的特殊性。因此，要正確處理扶貧過程中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關系。一方面，要注重把握貧困的普遍性，從宏觀層面、整體角度指導和引導精準扶貧工作，不偏離中央精準扶貧思想，不脫離中央基本扶貧精神；另一方面，要特別注重把握貧困的特殊性，只有把握住貧困的特殊性，才能因地制宜，因貧施策，對癥下藥，有針對性地解決貧困問題。

二、體現了整體性與局部性的統一

摘要：教學美是指教師和學生在教學過程中所共同創造的審美因素和美感效應綜合而成的整體。作為綜合美的教學美，其綜合性有多側面的表現：它體現著教學與美的統一、教的美與學的美的統一、教學目的美與手段美的統一、教學內在美與外在美的統一、教學科學美與藝術美的統一、教學美的創造與欣賞的統一等。教學美與教育美、教學藝術、美的教學、審美化教學、教學的審美性、教學審美等相關概念既密切相關，又有明顯的區別。

關鍵詞：教學美；內涵；相關概念

Abstract:Thebeautyofteachingistheintegrationoftheaestheticelementsandtheeffectofaestheticfeelings,whichiscreatedjointlybytheteacherandstudentsintheprocessofteaching.Thebeautyofteachingintermofitssynthesishasmultipleaspectsofmanifestationswhichembodytheunityofteachingandbeauty,theunityofteachingbeautyandlearningbeauty,theunityofthebeautyofteachingaimsandteachingmethods,theunityofinternalandexternalbeautyofteaching,theunityofsciencebeautyandartbeauty,andtheunityofthecreationandappreciationofthebeautyofteaching.Therecoexisttheveryrelevancyanddistinctionbetweenthebeautyofteachingandtheeducationalbeauty,theteachingart,theteachingbeauty,theaestheticteaching,theaestheticpropertyofteaching,andtheaestheticsofteaching.

Keywords:beautyofteaching;connotation;relevantconcepts

教學美是一種精細、復雜的教育現象。而“教育科學只有當它去研究和解釋那些最細微、最復雜的教育現象的相互依賴和相互制約關系的時候，才會成為精確的科學、真正的科學”。[1]新世紀的教學需要超越粗放式經營模式，進入“精耕細作”的時代；不僅僅滿足于“果腹遮體”的溫飽式生活，還要在更高層次上追求“賞心悅目”的審美化生存。相應地，教學研究就必須關注那些復雜而精細的教學現象，并探討其規律為更好地駕馭教學、享受教育服務。關于教學美意蘊的理論探討，就是我們進入教學美學這個復雜而精細的領域所面臨的最基本的問題之一。

一、教學美的內涵

摘要：在文明視域下審視中國式現代化，能夠深化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識，更能發現其具有深厚的文明底蘊。中國式現代化內在包含了中華文明、社會主義文明和人類文明新形態三重文明向度。中國式現代化傳承和弘揚了具有以民為本、天人合一及天下為公精神品質的中華文明；也遵循人類社會發展基本規律、堅持科學社會主義根本原則、描繪了社會主義美好藍圖，復興和發展了社會主義文明；又堅持和平發展、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和拓展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中華文明；社會主義文明；人類文明新形態

現代化是人類生產實踐和社會轉型發展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由于歷史因素、階級基礎、資源稟賦、文化傳統和人口規模等因素影響，不同國家和民族選擇了不同的現代化道路，也在現代化探索和實踐中創造了不同的文明樣態。[1]揭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豐富內涵和文明意蘊。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2]這表明中國式現代化具有社會主義的文明因子，更具有中華民族的文明基因。中國式現代化扎根中國大地，傳承發展了中華文明，又堅持社會主義的原則和價值取向，復興和發展了社會主義文明，中國式現代化是對中華文明和社會主義文明的創新發展，又為創造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作出貢獻。因此，從發展和創新文明的視域出發，以中華文明、社會主義文明和人類文明新形態為整體架構，能夠為我們深入認識和理解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新視野。正如豐子義指出的，從文明高度看待中國式現代化，既體現了黨的理論自覺，又利于理解、把握中國道路，有助于順利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和發展世界文明。[3]

一、文明傳承：中國式現代化繼承和弘揚了中華文明

“腳踏中華大地，傳承中華文明”[4]68。中國式現代化植根中華大地，使其具有中華民族的文明基因。中國式現代化在繼承、創新和發展中華文明的基礎上錨定了現代化的真正主體和推動力量，將共同富裕作為奮斗目標，還解決了現代化發展進程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

（一）以民為本：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

舞蹈是時空表現藝術和動態造型藝術，它以藝術化的人體動作，即通過人體富有協調性、韻律感、審美化的動作、姿勢、造型、動作組合和動作過程來表達內心情感，是人類審美意識和情感表達在人體動態形式中的對象化，是舞蹈藝術勞動的具體成果。

動作是舞蹈藝術最基本的語言。在舞蹈藝象的特定情境中，構成動作的姿態、節奏、速度、空間走向、動作力度與情感強度的統一所體現的情感傾向，以及動作在運動中的“力效”，在音樂、舞美等多種手段的配合下，可以表現不同的情感，塑造不同的人物性格和形象，展示無數復雜的心境和情感沖突，使舞蹈藝術在連綿不斷的起伏跌宕中展示內容，表現人物情感，創造各具特色、生動鮮明的舞蹈藝象，具有造型美、流動美、情感美的巨大欣賞價值。

舞蹈表演要求以簡代繁，以少總多，講究生動傳神，即強調通過外在形象的塑造傳達出內在的神韻，抒發主體的胸臆情懷。從整體追求上看，含蓄蘊藉，追求神似，注重當眾展現人物的靈魂和情感，注重整體效果的傳神寫意。虛擬的動作表演重在動作的高度美化和感情的充分抒發，創造出劇情需要的舞臺環境和氛圍，使舞蹈表演更加自由，拓寬表現生活的領域，超越有限的“實境”，營構無限的“虛境”，創造出一種超脫、空靈、古樸、高雅的審美境界。表現手法的突出特點是夸張、變形，追求超乎常形之上的藝術真實，旨在調動觀眾的想象，共同完成審美意象的創造，因而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

舞蹈藝象通過舞蹈語言和整體的舞蹈形象，來顯現出一種內在的生氣、情感、靈魂、風骨和精神，而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藝術作品的意蘊。優秀的審美藝象應當具有比藝術形象本身更加深廣雋永的內涵，這種內涵蘊藏在藝術形象內，只有憑借欣賞者的細心體察、玩味、感悟、領會，才能真正認識和理解。藝術意蘊是優秀舞蹈藝象通過生動感人的藝術形象，傳達出的深刻的人生哲理或思想內涵。一般來講，藝術意蘊還不完全是由舞蹈形象體現出來的主題思想，它是比主題思想更加形而上的東西，是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超越言象之外、自然含蓄、天機妙悟、悠然神會、綿綿不盡、余味無窮的哲理和詩情，它也是優秀舞蹈藝象具有不朽藝術魅力的根本原因。

意境，主要是指抒情性舞蹈藝象中呈現的那種情景交融、虛實相生的形象系統及其所誘發和開拓的審美想象空間。意境分虛實，虛實相生是意境創造的結構特征。實境是指生動、逼真表現出來的景、形、境，即“如在目前”的“象”。虛境是指由實境引發的想象的空間，它一方面是原有形象在聯想中的延伸和擴大的“象外之象”；另一方面是伴隨著由具象引發的想象而產生的對情、神、意的體味和感悟的“象外之旨”，其意蘊虛涵，具有暗示性，只能領悟，不能直陳。虛境是實境的升華，它體現著實境創造的意向和目的，體現著整個意境的藝術品位和審美效果，居于靈魂和統帥的地位，“無形君有形”。但再好的虛境也必須落實到實境的具體表現上，“真境逼而神境生”，“有形發未形”，虛境要通過實境來創造。就意境創造的表現特征看，意境創造又是情、景結合的藝術，“景無情不發，情無景不生”，“情與景會，景與情合”，意境是在景中藏情、情中見景和情景交融中創造的。借用王夫之的話說：“情、景名為二，而實不可離。神于詩者，妙合無垠。巧者則有情中景，景中情。”舞蹈藝術也是如此。韻味無窮，則是意境的審美特征。“韻味”，是指意境中所蘊含的那種咀嚼不盡的雋永的意蘊和綜合美感效應。意境是創作主體和欣賞主體共同創造的多層次、整體的、動態的、空間的意象，是作者得于心、觀者會于意的產物。藝術主體的創造是意境創造的基礎和前提，欣賞主體在接受中的再創造，是意境創造的復現、衍生和深化。意境的整體性象征具有朦朧性、模糊性。創作主體的個性、創作的時代性與欣賞主體的個性、欣賞的時代性之間的差異，形成同一藝術意境在創造和再創造的時代、歷史背景中的意蘊的變異性。同一藝術意境可以生發出多種不同的闡釋，從而構成意境的多義性。意境美的創造是有抱負的舞蹈藝術勞動者刻意的審美追求。

應當指出，舞蹈藝象的三個層次的美具有相對獨立的意義，每一個層次都有著自身的審美價值。在舞蹈藝象的層次構成中，任何一個藝象都必須具有藝術語言和藝術形象這兩個層次。意蘊，不是每個藝象都有。有，也不是每個欣賞者都能體悟到。能體悟到的，也有深度和廣度上的差別。有的舞蹈藝象，或者有獨具特色的藝術語言，或者有生動感人的藝術形象，或者有發人深思的藝術意蘊。但是，真正優秀的舞蹈藝象，必須是用生動傳神的舞蹈語言、塑造出內蘊著雋永深邃意蘊的栩栩如生的舞蹈形象的結構有序、有機融合成的一個完美整體。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樣的舞蹈藝象才能傳世不朽。

一、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

我們講了一輩子馬克思主義，其實馬克思主義并不玄奧。馬克思主義是很樸實的東西，很樸實的道理。[1]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來說，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外來的文化。二者的產生具有不同的社會背景。馬克思主義誕生于資本主義大工業社會，伴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刻認識、反思、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也在這個實踐過程中得到發展、創新。而中國的傳統文化伴隨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始終，與中國的歷史傳統和社會現狀相契合，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要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首先必須深刻地認識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不同的歷史淵源。511.馬克思主義的特點。客觀性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特性。首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具有特定的社會和時代背景，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都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是客觀實在在人們意識中的反應。它并不是懸浮于空的思想體系，而是在實踐中，經過實踐的檢驗形成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關于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論，它解釋了自然界及人類社會發展、運動的客觀規律，這種規律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不能被創造和消滅，只能發現規律，從而探索并利用規律。馬克思主義哲學論述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告訴人們要在把握客觀規律的基礎上充分地發揮個人的主觀能動性，理性地認識自然界、人及人類社會。這種理性認識世界的方式，不僅是一種思想文化，更是一種實踐力量，能夠在實踐中釋放巨大價值。科學性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特征，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得以在中國傳播、發展、創新，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力量之源。“科學只有從感性的意識和感性的需要這兩種形式的感性出發，因而，只有從自然界出發，它才是真正的科學。全部歷史都是為了使“人”成為感性意識的對象和使“作為人的人”的需要成為需要所做的準備。”[2]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主要在于它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髓，也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其他理論學說的重要特征。“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方面去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3]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靈魂。離開了實踐，馬克思主義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很難得以延續和傳承。“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4]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緊緊把握時代脈搏，立足于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立足于客觀實踐，在實踐中探索中國道路，探索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2.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征。巨大的包容性，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和民族特色。它是中國歷史長期以來形成的意識形態、思想觀念、心理傾向和情感態度。這些思想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進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內涵十分豐富，既包括儒、道、墨、法各家學說，也包括許多民間的文化，使得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強大的包容性。重理論、輕實踐，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鮮明特征。儒、墨、道、法四個思想流派都是注重理論的探索和思考，但很少將理論應用到實踐中來。專制的政治體制使得人的創造性被束縛、被壓抑，很難釋放個人潛能，也很難實現理論到實踐的轉化和超越。這也是中國近代社會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重要原因。比如儒家否定個人的的利益和權利，認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5]要求人人君子，要求克己復禮，克制自己的欲望。朱熹進一步提出：“圣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欲”。[6]注重培養高尚的道德品質，關心和幫助他人，熱愛家庭、憂國憂民，做一個仁者，在儒家看來，做人的最高境界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可見，這些思想家都在探索人性修養和個人情懷，并沒有將其上升到實踐的層面。縱觀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脈絡，可見中國傳統文化歷史底蘊深厚，思想內涵豐富，尤其在個人修身養性和治國之道方面強調的比較多，這對中國人的性格塑造和形成以及政治的創新改革具有一定的作用和影響。但是，面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我們需要冷靜的分析和理性的思考，我國的傳統文化既有促進社會發展，培養人們高尚品德和氣節的精華部分，也有專制腐朽、壓抑人性的糟粕部分。中華傳統文化是與馬克思主義完全不同的理論學說，要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然要正確處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當下關于這二者的關系問題學術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主流觀點強調：“馬克思主義是我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是我們的指導思想和興國之魂，所以必須強化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然而也有學者指出：“中國當下的進步和發展是源于中國思想文化的本土化，這種本土化是中國整個思想文化的主流，引領著中國社會的進步”。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給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種挑戰體現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人思想的塑造根深蒂固，影響深遠，而馬克思主義作為外來文化，對它的了解、學習和運用也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如何將二者辯證統一起來，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這是我們無法回避的重要課題。

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歷史必然性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是歷史和人民的抉擇，有其歷史必然性。而且從各個角度來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在學理基礎和價值追求方面有諸多的契合點。我國著名的學者李澤厚就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踐性格非常符合中國人民救國救民的需要……重行動而富于歷史意識，無宗教信仰卻有治平理想，有清醒理知又充滿人際熱情……，這種傳統精神和文化心理結構，是否在氣質性格思維習慣和行為模式上，使中國人比較容易接受馬克思主義呢？其中特別是，馬克思主義主要作為一種歷史觀與中國文化心理尊重、歷史經驗、富有歷史觀念的歷史情感，更有相互接近的地方”，這說明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不僅適用于中國的基本國情，而且符合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馬克思的人本思想和實踐與我國傳統的“人本思想”以及“人格道德化”一脈相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歷史必然性表現為二者的相通性。哲學理論的相通性，在中國古代文化中也滲透著樸素的辯證法思想。老子的許多著作都揭示了客觀事物對立統一的規律，“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想和，前后相隨”，它不僅體現了對立面的統一，也強調了矛盾雙方的相互轉化。雖然這種樸素的辯證法思想有其局限性，但是它與馬克思主義的矛盾運動規律不謀而合，這種樸素的辯證法對人民的思想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它外化于人們的生產實踐之中。這種思維方式的相通性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理論基礎。治國理念的相通性，中國歷代統治者都注重將法家思想與儒家思想相結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我國現代著名思想家顧準認為：“中國幾千來的政治一直是內法而外孔，以孔做羊肉，掛招牌，以荀或法做實際”。[7]面對中國的現實狀況，必須通過暴力革命推翻三座大山，以革命的力量推動中國社會的改革和進步。由于人們受法家思想的感染和熏陶，這種暴力革命的改革方式更容易被民眾認可和接受，從而奠定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社會革命中的指導地位。人民解放途徑的相似性，馬克思主義的實質是被壓迫階級通過革命實現自身解放的理論武器。同樣在中國社會歷史上也曾爆發過數次農民起義，這也反映了中國人民在倍受壓迫狀態下的強烈反抗心理。兩者都充分顯示了人民對個性解放、自由平等的強烈追求。這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得以在中國文化土壤上扎根、發展、壯大的重要基礎。

三、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途徑

理論離開具體的實踐必將失去真理性和價值性，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理論形態如果無法合理地解決現實社會中的問題，那么它必將被懷疑和否定。當下的中國，社會經濟迅速發展、綜合國力顯著提升、人民生活日益殷實。然而，這樣的發展卻帶了一系列社會問題，比如人們在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進程中出現的道德滑坡現象，有人說當下中國社會面臨的突出問題是“收拾人心”問題。“收拾人心”必將通過思想教育和思想引導，單靠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或者僅憑加強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都無法很好地解決現實問題。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些問題的出現有其特定的原因，包括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社會的方方面面。在這樣復雜的環境下如何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如何充分發揮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優勢是我們必須深入思考的重要課題。1.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中國的傳統文化伴隨著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它的許多理論符合中國古代社會的國情，但未必符合當今社會的發展實際。因此，我們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思維對其理性分析，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批判繼承、古為今用，使其在辯證的否定過程中得到揚棄，這既是中國傳統文化得以延續發展的重要途徑，也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途徑。通過馬克思主義的思維方式對我國傳統文化進行重新解讀，并適用于中國社會實踐，從而增添社會的活力。2.堅持指導思想的一元化和社會思想的多元化，處理好主流和支流的關系。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的反作用，任何思想上的錯誤傾向必將波及政治和經濟領域。蘇聯解體就是慘痛的教訓，這種指導思想的多元化所導致的社會混亂值得我們深思。歷史和實踐都證明，只有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才能推進中國社會的繁榮和進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必須進一步強化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重視馬克思主義學科建設和思想建設，但這并不排斥我們社會思想的多元化，我們依然可以繼承優秀傳統文化，并內化為自身的行為，促進個體的全面發展。3.推進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與時俱進是馬克思主義最主要的理論品質，中國有著特殊的歷史、特殊的國情、特殊的環境。馬克思主義雖誕生于實踐中，但是有些理論并不一定適應當下中國的實際，那么這就需要進行理論發展和創新，使得馬克思主義在新時期被賦予新的內涵，同時用新的思維方式和理論基礎去解讀中國傳統文化，這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創新發展，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途徑。4.積極合理地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既是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也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傳統、民族文化相融合的過程，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理論成果，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這既是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也是實踐基礎上的文化創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將進一步推進，必將形成新的創新成果，這也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重要戰略機遇期。5.科學處理二者的矛盾。“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更新了中國傳統哲學的形式，就是把中國傳統的哲學內容融入現代哲學形態之中，使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精華能夠在現代哲學的基礎上更新、發展、成為對中國現代化有價值的思維方式，正是通過這種批判和改造工作，中國馬克思主義創造了富有實踐性、批判性和開放性的中國現代哲學，成為中國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8]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意識形態的指導思想，作為一種精神力量，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而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歷史過程中創造的精神財富，凝聚著世世代代中國人民的心血，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中國人民對這種傳統思想懷有深深的敬意，在現實生活中會積極努力學習傳統文化的精髓，用傳統文化的道德規范來約束自己的行為，引領自己的人生追求。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在現實中的碰撞必定會產生眾多的矛盾。從現實生活和實踐活動的角度出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然要求要正確處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分歧，立足于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在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同時，也要努力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豐富二者的內涵，使二者在和諧有序中促進中國社會的繁榮與進步。6.積極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是這個民族全體人民智慧的結晶，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是世界異彩紛呈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時期努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積極促成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都是為了實現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推動中華文明走向世界。為此，必須大力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然選擇。首先，必須充分發揮和加強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其次要充分發揮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使得二者在相互借鑒、相互融合、相互補充的過程中共同促進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繁榮，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偉大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