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女性主義婦女另類媒介新社會運動

[摘要]：

各種批判研究的探索已證實了資本主義傳播體制的缺陷和霸權意識形態的政治建構本質，“媒介與社會性別研究”不僅要揭示傳播產業與傳播制度的種種性別不平等的迷思，更要致力于改變這種不平等的傳播情境，具有自反性（reflexivity）的行動主義者創辦婦女另類媒介（womenalternativemedia）的舉措就是一種突破傳播產業資本密集、經營壟斷與科技數字鴻溝的結構性壓制，為社會公正而抗爭的媒介實踐策略。本文將論述婦女另類媒介的產生語境與主要特征，以及與女性主義運動的關聯。從不同種類的婦女另類媒介研究可見其廣闊范圍和多樣性，也會突出婦女另類媒介顯著的共性——婦女經營和控制的、非盈利和反商業的傾向，對專業主義和行業權威結構的排斥。雖然婦女們創辦的另類媒介不會顯著地改變主流媒體機構的性質與決策，但她們批評和挑戰了主流媒介的權威性，既創造了婦女發聲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又共享了婦女之間的生活經驗、智力情感，以及被傾聽的尊重。從批判傳播理論的拓展而言，提煉婦女另類媒介的參與價值，并在當下中國積累激進學術言論也是認識主流傳播產業局限性且豐富批判傳播理論的面向之一。

另類媒體/反主流媒體/替代性媒介，英文都以AlternativeMedia統稱，具有先鋒政治的性質，以彌合主流媒體所遺留的鴻溝為己任[1]，創辦者往往是那些被主流媒體拒之門外的弱勢社會團體，另類媒介的生命力與各種社會運動息息相關，約翰•唐寧（JohnDowning）指出另類媒介屬于小規模、集體運作的媒介項目，強調自我管理，表達了“想象的政治（prefigurativepolitics）”（Downing，2001：71）。另類媒介也經常以社群（community）、激進（radical）、進步的（progressive），有時亦以地下的（underground）媒介/報紙，或是替代性媒介相互使用；臺灣則以“小眾”媒介或地下媒體指稱另類媒介，如綠色小組、地下電臺、民主電視臺等[2]。美國學者大衛•阿姆斯壯（DavidArmstrong）的《戰斗的號角：美國另類媒介》（ATrumpettoArms:AlternativeMediainAmerica，1981）論著對美國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的另類媒介研究堪稱本領域研究的早期典范。作者認為鑒于美國的資訊工業已逐漸成為意識產業,灌輸并管理大眾的思想與情感，塑造大眾的行為歸納起來，另類媒介創辦者力圖改變現狀，重塑大眾心智(reform-minded)。美國另類媒介作為社會行動者改變標榜客觀、中立的傳統新聞觀念的產物，歡迎社區民眾的參與，采取多元化的方式籌集資金，如廣告政黨捐助特定利益團體捐贈等，但仍只有少數能自給自足。另類媒介的行動者倡導解放性的（emancipatory）媒介,要求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由使用者來運作,每一個訊息接收者都可被視為潛在的傳輸者,在這種媒介民主（mediademocracy）中,傳播過程遠比媒介產品的消費更重要。在美國社會變遷的運動中,另類媒介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推進草根政治的議程彌補民主化社會的某些缺失。英國學者克里斯•阿頓（ChrisAtton）通過對一系列另類媒介的案例分析，歸納出另類媒介的共性：大量普通的、非專業的人士作為管理者、編輯和設計者，負責組織與生產；鼓勵自我管理并強調集體組織，以使更多的愿意貢獻的人員參與進來；為達到讓更多人參與的平等目標，另類媒介激進地重新定義生產一個出版物所必需的組織和寫作技能；“業余”、非專業的作者（“本土報道者”）可以通過把自己預設為行動主義者并發展報道技巧，以顛覆媒介中的等級秩序，其不僅表現了對“壓迫關系”的激進態度，同時也體現出生產的激進形式；另類媒介能夠“為失語者發出聲音”，也就是說，它給那些發現自己在主流媒介中失去話語權的人以進入媒介的機會（不管這些人是在地方團體或是利益共同體的一部分，比如說抗議運動）；另類媒介的實踐表明，一些主流的生產手段可以被調整和重新發展，成為更具包容性和更為民主化的媒介計劃一部分（Atton，2002&2003）。

婦女另類媒介涵蓋了上述學者對另類媒介的描述，但要充分理解婦女另類媒介的愿景，還得從主流媒介批判和突破傳統社會性別約束的另類媒介實踐，以及由此衍生的知識構成開始，雖然婦女們創辦的另類媒介不會顯著地改變主流媒體機構的性質與決策，但她們批評和挑戰了主流媒介的權威性，既創造了婦女發聲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又共享了婦女之間的生活經驗、智力情感，以及被傾聽的尊重。從傳播理論的拓展而言，提煉婦女另類媒介的參與價值，并在當下中國積累激進學術言論，也是認識主流傳播產業局限性且豐富批判傳播理論的面向之一。

一、婦女另類媒介產生的語境

摘要：本文介紹了女性主義媒介研究這一學科的歷史興起，女性主義視野中的媒介機構、媒介文本和受眾，以及這門學科的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前景。并通過大量經典案例來展示女性主義與大眾媒介研究的融合，以及這些理論的發展歷程。文章用研究者的眼光，從縱向的歷史發展和橫向的研究對象來在整體上把握這個領域。

關鍵詞：女性主義；媒介研究；機構；文本；受眾

女性主義媒介研究的興起

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起源于西方的女權主義運動。早在18世紀，女權思想就在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基礎上孕育并發展起來，并爆發了大規模的婦女運動。這場婦女運動到20世紀初形成高潮，即女權主義運動的第一個高潮。到20世紀60年代，女權主義運動再度形成第二次高潮。這時的“feminism”已遠遠超出了前期“女權主義（運動）”所指涉的政治運動的范疇，進入了對構成社會整體的文化加以批判的女性主義批評時期。因此這一階段，多被稱之為“女性主義”時期。

女性主義憑借這次運動高潮，走進了西方高等教育與研究機構，并且作為一個特定的教育和研究領域逐漸開始形成規模。此后，女性主義學者在諸如文學、歷史、社會學和心理學等等領域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性別清算，如清算文學作品中的女性描寫以及倡議女性寫作、重寫沒有女性身影的歷史、探討人類社會進程中女性扮演的角色等等，與此相關而誕生了女性主義研究的各個支流學派，如女性主義文學、女性主義歷史學、女性主義社會學等等。

在對這些問題不斷深入研究的同時，女性主義研究的視野也繼續往其他傳統學科方向擴展。她們很快將目光投向由大眾媒介傳播的通俗文化上，尤其是大眾媒介對于女性不平等的文化表現上?！八朔治龊团型ㄋ孜幕c大眾媒介如何以及為什么用一種不公平、不公正和利用性的方式，在性別不平等和壓制的更加一般的框架內來對待婦女以及她們的表現?！盵1]如對廣告中所流露的性別陳規，女性讀者閱讀羅曼司小說所產生的快感，女性觀眾對于肥皂劇的討論，等等。但是這些理論零星散布在各個研究領域中，學界通常把這些尚未形成體系的研究統稱為女性主義媒介批評。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女性主義”緣起；與新聞傳播學的對接；女性主義媒介研究；結語四個方面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女性主義來源于婦女解放運動、女性主義思潮便自然而然地與新聞傳播學研究結合在一起、女性主義作為一種世界范圍內的政治思潮、女性主義運動的第二次浪潮發生在20世紀中期、運動還要求各種公眾領域都應該打破門禁、女性主義思潮逐漸滲透到社會學科的諸多領域、女性主義媒介研究既承襲了前者所特有的批判色彩、傳者研究主要針對女新聞工作者在媒介中的地位問題、女性主義媒介研究的受眾研究等，具體材料請詳見。

摘要：所謂“女性主義媒介研究”，即從女性主義角度出發研究傳播現象及其本質。它強調在已有的傳播領域中另辟蹊徑，用女性主義的觀點和視角來審視我們習以為常的傳播現象，從而得出與主流學界完全不同的研究結果。

關鍵詞：女性主義方法論女性主義媒介研究新聞傳播學

女性主義來源于婦女解放運動，并在20世紀后半葉的發展中，超越自身成為一種價值觀念和進行人文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原則，在人類思想文化領域引發一場革命。女性主義以其明確的問題意識、尖銳的批判鋒芒和堅韌的實踐精神，不僅一步步改變著女性自身的命運，同時也在人類文化知識的勘誤和理論空間的拓展方面，表現出獨特的革新力量和鮮明的個性。

在現代社會，大眾傳媒具有建構性別意義的功能，女性主義思潮便自然而然地與新聞傳播學研究結合在一起，從而產生了一門新的跨學科研究———“女性主義媒介研究”，即從女性主義角度出發研究傳播現象及其本質。它強調在已有的傳播領域中另辟蹊徑，用女性主義的觀點和視角來審視我們習以為常的傳播現象，從而得出與主流學界完全不同的研究結果。

一“女性主義”緣起

摘要所謂“女性主義媒介研究”，即從女性主義角度出發研究傳播現象及其本質。它強調在已有的傳播領域中另辟蹊徑，用女性主義的觀點和視角來審視我們習以為常的傳播現象，從而得出與主流學界完全不同的研究結果。

關鍵詞：女性主義方法論女性主義媒介研究新聞傳播學

女性主義來源于婦女解放運動，并在20世紀后半葉的發展中，超越自身成為一種價值觀念和進行人文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原則，在人類思想文化領域引發一場革命。女性主義以其明確的問題意識、尖銳的批判鋒芒和堅韌的實踐精神，不僅一步步改變著女性自身的命運，同時也在人類文化知識的勘誤和理論空間的拓展方面，表現出獨特的革新力量和鮮明的個性。

在現代社會，大眾傳媒具有建構性別意義的功能，女性主義思潮便自然而然地與新聞傳播學研究結合在一起，從而產生了一門新的跨學科研究———“女性主義媒介研究”，即從女性主義角度出發研究傳播現象及其本質。它強調在已有的傳播領域中另辟蹊徑，用女性主義的觀點和視角來審視我們習以為常的傳播現象，從而得出與主流學界完全不同的研究結果。

一、“女性主義”緣起

女性主義，又可譯為“女子主義”、“女權主義”，是對英文“feminism”的意譯。這個詞最早成形于19世紀末的法國（法文為feminisme），由法國爭取婦女選舉權運動中的關鍵人物、創辦第一家主張婦女參政的報紙《女公民》的歐克蕾首先提出，意指女性為獲得平等權利而進行的斗爭。

提要：當代猶太女性主義直接定位于實踐之上，它要轉換猶太人數千年來綿延不絕的和律法、宗教儀式以及制度，使之面向猶太婦女敞開。他們一致認同猶太婦女身處屈從地位這一說法，認為這一地位的根源在于性角色等級差別、整個社會、猶太傳統以及“它性”病。當代猶太女性主義哲學對猶太婦女缺席論作出回應，對猶太傳統進行批判與整合。他們首先討論哈拉哈，開始了一場“元哈拉哈問題”轉向運動，認為猶太婦女的屈從地位不能在哈拉哈框架中得到解決。當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他們要界定和接受從多種路徑探索出來的新材料，并將之融合入《托拉》。他們主張用關系說代替神圣分離論和等級制，提出女性上帝語言觀，以替代男性上帝觀。當前猶太女性主義哲學開始關注圣約概念以及惡的問題。

關鍵詞：猶太女性主義哈拉哈神圣分離論圣約關系說

《托拉》上帝惡

本文主要參閱《猶太哲學史》(HistoryofJewishPhilosophy),editedbyDanielH.FrankandOliverLeaman(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7)。

相對于以創建體系為樞軸的學說、流派和思潮來說，猶太女性主義哲學與其說是以思想建樹為導向，不如說它直接定位于實踐之上。在猶太女性主義哲學家看來，本身理當直指猶太婦女的現實處境的改善和提高，因此，他們就不僅僅以闡發猶太哲學的奧義為歸依，更為關鍵的是，他們要轉換猶太人數千年來綿延不絕的歷史和律法、宗教儀式以及社會制度，并使之面向猶太婦女敞開，將全體猶太婦女這一長期被忘卻的群體容納進本應包括這一群體的猶太教傳統和現實當中?；讵q太女性主義哲學這一入世取向，其思想就不囿于玄思和義理，而是以多種方式表達出來：從祈禱文到小說，從宗教禮儀到歷史無不隱含著他們的努力和希望——試圖構思創建出一種反映猶太婦女經驗的猶太教。為此，他們常常借助于易被猶太社團和個人把握的形式來闡述他們的哲學思想。但本文僅僅介紹當代猶太女性主義哲學家對猶太教本質的理論反思，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反思一方面豐富了猶太女性主義哲學非思辨性表達的路向，另一方面非思辨表達本身因其直接的現實性，反過來使反思豐滿起來。

一、診斷問題：屈從及其根源

論文摘要：安全是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概念。女性主義認為，傳統安全觀過于強調軍事安全和國家安全，忽視女性在安全領域的重要作用。女性主義強調多元的、反映女性特質的安全觀，認為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經濟安全與軍事安全同樣重要；環境安全與女性息息相關；安全應以人為中心。女性主義安全觀無意取代主流國際安全觀的地位，而是要在國際關系中加進女性視角，使之更客觀公正地反映國際關系的現實。

論文關鍵詞：女性主義；安全；國際關系

在傳統意義上，安全是保護國家不受外來顛覆和攻擊，使它客觀上不受威脅，主觀上沒有恐懼?，F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等國際關系的主流學派均從不同的角度對安全進行了理論探索。女性主義認為，女性視角的缺失使傳統安全觀解釋力有限。在對傳統安全觀的批判中，女性主義安全觀漸呈輪廓。女性主義認為：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經濟安全與軍事安全同樣重要；環境安全與女性息息相關；安全應以人為中心。

一

在傳統的國際關系中，國家間的軍事和安全功能總被認為是男性的事務，女性在安全研究史上很少被提到。例如，現實主義代表作漢斯·摩根索（HansJ.Morgethau）的《國家間政治》一書，并沒有專門論及女性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雖然作者在談到各國政治家時，曾分析過歐洲歷史上4位著名的女王和王后——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維多利亞女王、奧地利的瑪利亞·特蕾莎和俄羅斯的葉卡捷林娜二世，然而摩根索在分析這些女性活動時，是把她們當做女王或王后，即國家的代表而非女性。至于普通女性參與國際事務他并沒有提及。

現實主義另一位代表阿諾德·沃爾弗斯（ArnoldWolfers）很早就提出，安全是“一種價值”，是國際政治研究的“起點”和“落點”。[1]英國學者巴里·布贊（BarryBuzan）將安全定義為對“免于威脅的追求”，顯示“國家和領土完整，反對敵對勢力的能力”。“安全的底線是生存”。[2](P20)據此，學術界把安全概念分成消極安全和積極安全。前者強調免于危險和威脅以求生存，后者則強調穩定。生存和穩定是安全的兩個重要目標。

[摘要]民族主義是晚清以來各種思潮的底色，女性主義概莫能外，故兩者能在“興女學”上形成某種或某些契合，構成互構關系，但由于存在假設主體、存在基礎和政治訴求諸多差異，賢妻良母主義成為兩者發生碰撞的關節點。

[關鍵詞]女性主義；民族國家；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作為晚清以來各種思潮的底色和主導力量，與晚清傳入的在西方方興未艾但仍居邊緣的女性主義不期而遇將呈現怎樣的圖景？戴錦華認為:“女性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并置似乎十分邏輯又不無荒誕”。之所以荒誕，在于兩者在理論表述系統中形同水火。從女性主義立場來看，民族主義尤其是其典型形態“國家民族主義”，無疑是父權結構的集中體現，是社會壓抑與暴力之源。而從民族主義立場上看，女性主義或是一種女人的無事生非或奢侈之想，或是一種極端危險、極度可疑的鼓噪，或二者兼有。[1]然而，在實踐層面上兩者卻又彼此介入、相互滲透，“女性主義作為婦女運動的一種策略，在實際行動中提供介入民族主義的可能性……婦女實際處境不僅不能脫離民族/國家的語境加以理解，根本上就是民族/國家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盵2]實踐層面上的這種奇特的勾連使女性主義與民族主義常常糾纏在一起，形成既互構、又碰撞的關系。然而，學界對兩者的關系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特別是對于兩者的內在張力關注尤少，本文選取女子教育作為切入點，以期對女性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系作出進一步的思考，探究對本文主題展開新的更為深入而全面理解的可能性。

一、女性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話語互構

受近代中國“救亡圖存”時代主題的召喚，一切現代化運動都不能離開民族主義的保駕護航，否則將難以長久，中國婦女解放運動亦不例外，它與百年現代化歷史相始終，因此，中國女性主義的歷史與中國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息息相關，既互為前提，又相互依賴。

（一）女性主義與民族主義互構的動因

關鍵詞：丁玲早期小說性別寫作女性主義

摘要：丁玲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性別寫作和女權敘事最具代表性的女作家。在她早期主要以充滿現代意識的青春女性為主人公的諸多小說作品里，洋溢著鮮明而濃厚的性別意識和女權思想，這些作品直到今天也堪稱女性主義文學的優秀文本和典范之作，并產生了持久不衰的文學、文化和社會影響。

“丁玲是一位女權主義者，而不是簡單地以婦女為題材的作家?！雹龠@是美國學者、著名丁玲研究專家白露在其重要論文《〈三八節有感〉和丁玲的女權主義在她文學作品中的表現》一文中提出的一個在當時極有創見的學術觀點。在這篇文章中，白露還認為丁玲發表于一九四二年的《“三八節”有感》為中國第一篇女權宣言。其實，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丁玲主要以新型青春女性為主人公的系列小說里，就已經蘊含了豐富而突顯的性別意識和女權思想，這些小說無論在當時還是在今天，都稱得上是女性主義文學的優秀文本和典范之作。丁玲以其豐厚的創作實績和深遠的文學影響，理所當然地成為了二十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史上的第一座高峰。丁玲不僅是女性人格尊嚴的積極維護者，女性主義文本的熱情寫作者，更是女權思想的無畏實踐者，她那些散發著無窮思想、藝術魅力的女性主義文本以及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生探索和生命歷程，對我們今天女性的文學實踐、社會實踐和人生追求，仍然具有積極的現實影響和無限的啟迪意義。

以、情欲為生理基礎的兩情是人類最鮮艷的生命之花蕊，是人類最圣潔、最美妙、最豐富的情感體驗和精神享受；對理想愛情的孜孜以求，是人類最本能、最本質的生命欲求和人生內容。然而，由于幾千年封建傳統的束縛，備受男權壓迫、統治的女性因重重綱常倫理的非人性的禁錮和束縛，很少有人能獲得真正的愛情。她們被男權社會規定為“第二性”；被視為“花瓶”、“玩偶”，甚至送人的“禮物”；她們最主要被當成傳宗接代的“工具”；她們只能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還要恪守“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貞操貞烈的所謂婦德，必須從一而終。在這種男權社會性別壓迫和性別歧視的巨大陰影之下，女性根本不知“愛情”為何物，更遑論追求和獲得愛情。以反抗封建禮教為使命的“五四”時代浪潮，蕩滌了千年封建傳統積弊，帶來了人性和人欲的一次大解放，也帶來了婦女解放的曦微曙光。作為第二代“五四”精神之女，初登文壇的丁玲一起筆就擺出了顛覆傳統，反抗男權，為女性的思想解放和人格獨立搖旗吶喊的前衛、先鋒姿態。在其處女作《夢珂》以及后來更富魅力的《阿毛姑娘》和《我在霞村的時候》等一系列影響廣泛的優秀作品里（本文所涉及的丁玲作品及作品中的引文，均出自張炯主編、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丁玲文集》——筆者注），她以大膽而“越軌”的筆致，從純女性的視角，書寫女性毫不掩飾的情愛渴求、復雜而微妙的性心理以及對理想愛情雖無望但仍執著的追尋，濃烈而突顯的女權意識驚世駭俗，令人耳目一新。

夢珂（《夢珂》）是一個美麗而有個性的青春少女，“長得像一枝蘭花，顫蓬蓬的”。還在家鄉酉陽中學讀書時，就常常一個人“躲在巖洞里看《西廂》”。幼年喪母、早熟早慧以及“五四”新思潮的影響，形成了她孤傲而叛逆的性格。為擺脫家族為她包辦的與姨表兄祖武的婚姻，她以求學為由逃婚到上海。幾年沒見到獨女的垂垂老父再三寫信催她回家，“但想到祖武那粗野樣兒，以及家族親戚中做媳婦們的規矩，又為避免當面與父親沖突”，她克制了自己想家的念頭。對家族制度和封建婚姻的蔑視和反叛，是夢珂獨立人格形成的關鍵一步。而與“紅鼻子”教員的沖突，則更顯示了她不畏強暴的性格和反抗性別歧視、維護女性人格尊嚴的性別覺醒意識。那“紅鼻子”教員，“當大眾還沒有到的時候”悍然猥褻學校雇用的女模特兒。面對“駭得亂喊亂叫”、“還沒有穿好衣服的女模特兒”，懾于“紅鼻子”的淫威，男女同學大都“只無聲的做出那苦悶的表情”，畏縮不前，不知所措；是夢珂挺身而出，怒斥了“紅鼻子”。為表達自己的義憤，夢珂毅然退學，以示對學校侮辱女性的強烈抗議。夢珂墜入情網而又奮力拔出進而獨闖社會，是其獨立人格意識的進一步發展。她曾與表哥曉淞一見鐘情，并一度被他的甜言蜜語和溫情體貼所迷惑。但當她發現曉淞與章太太幽會偷情的卑鄙勾當以后，痛苦萬分，“從枕頭底下把前天收到的那封甜情蜜意的信抽出來扯得粉碎”。繼之，她又偶然偷聽到雖都有情人卻還在為追逐占有她而爭風吃醋的曉淞與澹明的下流無恥的對話，更為自己被欺騙、被當成玩物、純潔的愛情蒙受玷污而感到羞辱難當。夢珂曾對“兩性相悅”的“新式戀愛”贊賞有加，并曾對備受丈夫冷落的表嫂“嫁人也等于，只不過是賤價而又整個的”、“一個妓女也比我好！也值得我去羨慕！”的牢騷感到“大駭”和大惑?，F在，從愛情迷夢中驚醒的夢珂開始意識到了男人社會愛情騙局的可怕和可惡，更對愛情的港灣——婚姻和家庭產生了動搖和幻滅。于是，她別無選擇地，更加勇往直前地走向陌生而險象環生的社會大舞臺。在“圓月劇社”，雖然她經受過初試鏡頭時暈倒的尷尬，雖然她感到那被打扮出來的自己“簡直沒有什么不同于那些站在四馬路的野雞”，但她終于以自己挑戰社會直面人生的堅忍和勇氣，“在這純肉感的社會里”，“慢慢地可以不怕，可以從容，使她的隱忍力更加強烈，更加偉大”。反抗環境壓迫，追尋理想愛情，是夢珂性格的核心，也是其人生求索的巨大動力。她從反抗包辦婚姻，反抗學校暴行，再到反抗愛情的致命誘惑，終于在不無冷酷的社會上站成一個有自由意志和獨立人格，能自食其力的現代女性，表現出新一代覺醒的女性徹底摒棄聽天由命逆來順受的奴性人格，大力張揚自尊自愛、自立自強的女性主體意識，最終掌握自己命運的性別抗爭精神。

《阿毛姑娘》是丁玲繼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記》后的又一篇具有豐富思想蘊含和巨大審美價值的重要作品。小說主人公阿毛在丁玲所成功塑造的系列女性形象中占有特殊地位，她絕不是如一般批評家所誤讀誤解的是一個追求虛榮而不得的自殺者，而是一個具有獨立人格和進取精神，反抗意識最強烈的自由人生和理想愛情的殉難者。她的輕率赴死固然令人扼腕，但她真正實踐了馮沅君筆下的女主人公鐫華曾經喊出的“不得自由我寧死”的決絕誓言，向扼殺人性自由的封建禮教提出了最強烈的控訴和抗議。

【摘要】WhiledrawinguponandapplyingthebasictenetsofMarxism,theacademicschoolofMarxistfeministcriticismhasconstan-tlyassimilatedmoderncriticaltheoryandhasenrichedandad-vancedtheMarxisttheoryonwomenwiththegendertheoryasthebreakthroughpoint.Thisarticleexploresthelogicalexte-nsionofthebasicconceptsoftheMarxisttheoryonwomeninfeministcriticism.Imperfecttheoreticallyandmethodologica-llyasitis,Marxistfeministcriticism,asthearticleindica-tes,isstilladeveloping,highlyvaluableacademicschoolthatmeritsourattention.

【正文】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批評是女性主義批評中的重要學派之一。女性主義批評在形成和過程中，把自己的觸角伸向了西方各類批評，例如馬克思主義、心理、解構主義等等。女性主義批評對這些理論采取了或批判或利用的態度，來營造或豐富自身的理論，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女性主義”、“解構主義女性主義”等學派。所謂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并非指引經據典地馬克思或恩格斯關于婦女解放的觀點。這種學派是泛指任何一種以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例如“基礎——上層建筑”理論）女性主義批評的學派；同時它還包含另一種情形，即是對于馬克思、恩格斯有關婦女解放思想所進行的旨在完善其理論的批評。（注：見鮑曉蘭主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價》，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5月版，第5頁。）

一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批評理論最顯而易見的特點是從馬克思主義中吸取精華，用以建立一種與男性針鋒相對的女性的“她者”聲音。這一特點在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形成階段表現得尤為突出。當時英國的朱麗葉·米切爾所宣稱的“提出女性主義的，給予馬克思主義的回答”（注：見鮑曉蘭主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價》，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5月版，第194頁。）就明白地亮出了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對馬克思主義的吸收固然包括了借鑒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來分析女性問題，但最直接的乃是對于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采用。所以，要了解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批評，就有必要弄清馬克思主義的婦女理論。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與恩格斯并沒有論述婦女問題的專著，然而，他們在創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主義理論體系的過程中經常不斷地觸及婦女問題，在《共產黨宣言》、《德意志意識形態》、《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著作中有著大量關于婦女問題的論述。這就形成了以辯證唯物主義和唯物主義為基礎的相當系統的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

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主要是從人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探求婦女受壓迫的根本原因。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家的論述，其根源大致有三個方面。第一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出現。由于私有制出現，男人既成為土地的主人，也成了女人的擁有者，這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婦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第二，歷史上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使女子處于從屬地位。恩格斯根據人類學家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提供的成果，指出歷史上由對偶婚過渡而來的個體婚制即一夫一妻制只是對婦女而不是對男子而言。男子可以隨意納女奴為妾，而妻子則要嚴守貞操，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統治地位，妻子除了生育以外，不過是婢女的頭領?？梢?，“的個體家庭建立在公開的或隱蔽的婦女的家庭奴隸制之上”。（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婦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第三，婦女體力弱小也是其受壓迫的根源之一。隨著私有制的出現，婦女被排除于社會生產之外，而只限于從事家庭的私人勞動。此時婦女的家務勞作失去了往日公共的性質，成為家庭的奴仆。（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婦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可見，馬克思主義認為婦女受壓迫的多種根源都離不開私有制，而其中經濟因素是關鍵。

[摘要]民族主義是晚清以來各種思潮的底色，女性主義概莫能外，故兩者能在“興女學”上形成某種或某些契合，構成互構關系，但由于存在假設主體、存在基礎和政治訴求諸多差異，賢妻良母主義成為兩者發生碰撞的關節點。

[關鍵詞]女性主義；民族國家；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作為晚清以來各種思潮的底色和主導力量，與晚清傳入的在西方方興未艾但仍居邊緣的女性主義不期而遇將呈現怎樣的圖景？戴錦華認為:“女性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并置似乎十分邏輯又不無荒誕”。之所以荒誕，在于兩者在理論表述系統中形同水火。從女性主義立場來看，民族主義尤其是其典型形態“國家民族主義”，無疑是父權結構的集中體現，是社會壓抑與暴力之源。而從民族主義立場上看，女性主義或是一種女人的無事生非或奢侈之想，或是一種極端危險、極度可疑的鼓噪，或二者兼有。[1]然而，在實踐層面上兩者卻又彼此介入、相互滲透，“女性主義作為婦女運動的一種策略，在實際行動中提供介入民族主義的可能性……婦女實際處境不僅不能脫離民族/國家的語境加以理解，根本上就是民族/國家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2]實踐層面上的這種奇特的勾連使女性主義與民族主義常常糾纏在一起，形成既互構、又碰撞的關系。然而，學界對兩者的關系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特別是對于兩者的內在張力關注尤少，本文選取女子教育作為切入點，以期對女性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系作出進一步的思考，探究對本文主題展開新的更為深入而全面理解的可能性。

一、女性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話語互構

受近代中國“救亡圖存”時代主題的召喚，一切現代化運動都不能離開民族主義的保駕護航，否則將難以長久，中國婦女解放運動亦不例外，它與百年現代化歷史相始終，因此，中國女性主義的歷史與中國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息息相關，既互為前提，又相互依賴。

（一）女性主義與民族主義互構的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