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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過對澳與印尼在1945——1965政治關系的梳理，并從國家需要出發，從國家交往的價值、意愿、條件、障礙、及國家實力、外部力量、世界輿論、世界潮流、聯合國這些方面分析影響澳印尼此一時期的政治關系的因素，最終得出這一時期澳印尼外交行為在滿足國家需要方面的最終效果。

關鍵詞：印尼澳大利亞政治關系國家需要國際關系

二戰的經歷促使澳大利亞重視與東南亞的關系，認為與東南亞國家搞好關系有助于澳大利亞的國家安全。澳大利亞又視在東南亞的殖民勢力為戰爭影響澳大利亞的緩沖區。在馬來亞和婆羅洲有英國的殖民勢力，在印度支那先有法國后有美國的殖民勢力，在印度尼西亞有荷蘭的殖民勢力。澳大利亞認為美英荷殖民勢力在東南亞的存在是對澳大利亞國家安全的一種保障，可以緩沖戰爭對澳大利亞的影響。

印度尼西亞是東南亞最重要的國家，也是澳大利亞的近鄰，澳大利亞獨占澳洲大陸，二者的關系對雙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擬就對戰后至60年代中期影響兩國關系的諸多因素做一些探討。

一、澳與印尼政治關系概述戰后，印度尼西亞于1945年8月17日宣布獨立并成歷以蘇加諾為首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但荷蘭企圖重建在印尼的殖民政權，因此，印尼反抗荷蘭的民族解放戰爭爆發了。

最終在聯合國的干預下，根據海牙國際協定，1949年12月，印尼建立了以蘇加諾為總統的印度尼西亞聯邦共和國。但印尼的主權并不完整，西伊里安仍被荷蘭占領。在這一過程中，最初澳大利亞對印尼的態度是保持中立，后來比較堅定地支持印尼的民族獨立戰爭，但也有所保留，在西伊安問題上并不支持印尼收回主權。“1948年1月，在澳大利亞、美國和比利時的斡旋下，簽訂了《倫維爾協定》。

而在該年的12月，荷蘭再次對印尼發動進攻。

當時澳大利亞雖不是聯合國安理會成員，但參加了安理會關于印尼問題的辯論，澳大利亞駐聯合國代表科洛尼爾霍奇森‘以最強硬的方式’‘以違反聯合國憲章為由，要求將荷蘭開除出聯合國。’”[1]印尼也逐漸建立起對澳的初步信任，并委托澳大利亞在聯合國事務中代表他們的國家說話。

印尼聯邦共和國建立后，于1950年5月與澳大利亞建交。兩國建交后，由于西伊里安問題，兩國的關系一度惡化。“1950年6月，澳大利亞斯賓德外長在議會聲稱，荷屬新幾內亞地位的任何改變都不在被視為荷蘭和印尼之間的事，因為這事關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斯賓德還告知荷蘭政府，西伊里安是‘澳大利亞防務鏈條中絕對重要的一環’。

‘澳大利亞會幫助荷蘭人管理、開發和防衛新幾內亞（西伊里安）或甚至遠不止這些方面的事情’”[2]澳大利亞保守派人士希望荷蘭占據西伊里安作為澳大利亞與亞洲間的緩沖地帶。1954年印尼試圖將西伊里安問題提交聯合國裁決，但澳大利亞想方設法阻止印尼獲得多數國家的支持。1957年，聯合國拒絕對西伊里安問題做出裁決，印尼揚言動武。

此后澳的態度有所軟化，“1959年2月，澳大利亞外長凱西邀請印尼外長蘇班德里約訪澳，‘暗示澳將對印尼形勢做某些重新評價和主動準備更靠近印尼’。在澳印（尼）二國外長的討論中，澳大利亞做了一定的讓步，印尼得到了一項聲明，即‘澳大利亞政府愿意接受荷印（尼）之間關于西伊里安問題和平達成的任何協定’”[3]1961年，孟席斯總理向到訪的蘇加諾使團詳細表明了這些立場，認為無論如何印尼和荷蘭都不要訴諸武力，雙方的談判應在平等的條件下進行，澳大利亞將尊重雙方所達成的任何協議。后來在英美的壓力下，澳大利亞在西伊里安問題上做出讓步，荷蘭在印尼的壓力下也做出讓步。1962年8月，荷蘭不得不將西伊里安移交給聯合國，聯合國于1963年5月將西伊里安的主權移交給印尼。1969年，西伊里安人民投票同意西伊里安永久成為印尼的一部分。

西伊里安問題的解決，使得緊張的澳印尼關系恢復到常態，但好景不長，1963年馬來西亞聯邦成立，印尼對此強烈反應又使得澳印尼關系變得岌岌可危。1961年，馬來亞總理頓庫阿布都爾拉赫曼提出建立馬來西亞聯邦的建議，馬來西亞聯邦包括英國在這個區域的所有前殖民地：馬來亞、新加坡、英屬北婆羅洲、沙撈越和文萊北婆羅洲（沙巴）與沙撈越和印尼都有陸地邊界線，且印尼擁有北婆羅洲最大的部分。“1962年9月，新加坡和北婆羅洲決定加入擬議中的馬來西亞聯邦。這樣，一個強大的國家會立即出現在印尼面前，于它不利。印尼總統蘇加諾像對抗荷蘭那樣掀起了‘對抗運動’，甚至進行顛覆活動和游擊戰爭。對此，澳大利亞做出了強烈的反應”。

[4]由印馬危機所產生的不安全氣氛刺激了澳大利亞人“向前防御”的意識，“澳大利亞又一次做出了御敵于國門之外的決策：出兵援助馬來西亞，并從美國購買戰斗機作為對印尼侵略的一種威懾……與此同時，……澳大利亞政府這才意識到與印尼妥協與合作的現實性和必要性。即便在婆羅洲主權這一熱點問題上，澳大利亞一方面表示擁護馬來西亞的領土完整，另一方面，又不斷地重申它對印尼的友好外交政策”。

[5]1964年，印尼軍隊和澳大利亞軍隊開始在北婆羅洲對峙，戰爭一觸即發，但很快在1965年就爆發了9。30運動，這一運動的失敗預示著蘇家諾政權的倒臺，以蘇哈托為首的軍人政權開始建立起來，印馬危機出現轉機。1966年3月印尼與馬來西亞簽訂和約，澳印尼關系也出現轉機。澳大利亞認為蘇哈托的軍人政權是用來維護國內秩序的并不是用于外部擴張，因此澳大利亞對印尼的恐懼感也隨即消失，澳印尼關系又恢復了正常。

二、澳與印尼政治關系的影響因素本文擬從國家需要出發來談影響澳印尼的政治關系。我們知道，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每個人，首先都要發現自己的需要是什么，然后根據這個需要制定滿足自己需要的行動計劃。國家也是一樣，首先也必須要發現自己的需要，這個需要本應該是全體人民的需要或是民族的需要，但也很可能是統治階級的需要。需要首先是客觀的，是由在這個領域的客觀規律決定的，需要是變化發展的，需要的本質是多層次性的。對國家需要的認識需要過程，但是有些時候雖然認識到國家的需要，在國力不足的情況下，這個需要也是暫時無法實現的，必須去創造條件，具有一定的國力，才能滿足自己的需要。二戰后印尼的第一需要是推翻荷蘭的殖民統治，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在實現這一目標后，印尼的國家需要就是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全面發展，從而提高印尼國民的生活水平，增強國力，尤其是經濟方面的發展更應當放在首要發展的地位。而戰后，澳大利亞由于戰爭的影響迫切的需要是保證其國家安全，它一方面依托和美軍的軍事合作，另一方面實施了向前防御的戰略，這個戰略就是將東南亞作為戰爭影響澳大利亞的緩沖地帶。印尼是澳大利亞的近鄰，一水之隔，戰后兩國的關系由于各自的國家需要變得密切而又復雜多變，在這復雜多變的關系背后隱藏著哪些影響因素呢。

首先，雙方滿足對方需要的條件和雙方對對方的價值判斷。印尼和澳大利亞雖是一衣帶水的鄰居，但在二戰前兩國聯系不多，原因就在于雙方對滿足自己需要的條件或是雙方對對方對自己的價值認識不夠。戰后，澳大利亞對日本的南下還心有余悸，在國家安全戰略上制定前沿防御的國策，將東南亞地區作為戰爭影響澳大利亞的緩沖地帶。這時澳大利亞發現了東南亞國家對于自己的價值，也就是發現了東南亞國家對其國家防務上的重要性。印尼與澳大利亞比鄰而居，很自然就被澳大利亞看做是其北部安全的屏障，澳大利亞就必然要重視與印尼的關系。

澳大利亞重視與印尼的關系并不意味著在戰后就毫不猶豫地支持印尼的獨立，澳起初認為荷蘭在印尼的殖民統治比起一個獨立的強大的印尼更有利于它的國家安全，因此，在印尼反抗荷蘭的戰爭初期，澳支持荷蘭

在印尼的殖民統治。而印尼在獨立后，在蘇加諾統治時期，奉行獨立自主、不結盟的外交政策，重視第三世界，強調自力更生，不乞求西方的援助，但印尼參加了由澳大利亞發起的科倫坡計劃，接受澳大利亞的援助，從1950——1967，印尼接受澳的援助為1億零4175。1萬澳元，在這一時期，印尼澳關系因西伊里安和馬來西亞聯邦問題已經是岌岌可危，但印尼需要澳的資金，澳需要印尼作為其北方安全的屏障，兩國的關系雖然磕磕絆絆但也一直持續著。其次，兩國交往的意愿。一旦對自己國家的需要有了認識，并對彼此的價值有了認識后，雙方就會產生交往的意愿。正是因為印尼對澳大利亞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性，澳大利亞對與印尼保持友好關系具有很強的迫切性。同時，印尼在政治經濟上也需要澳大利亞的支持和幫助，因此兩國有較強的交往意愿。

再次，兩國交往的條件和障礙。有了交往的意愿后，具備了交往的條件，兩國的關系就產生了。兩國互為鄰居，天時地利人和這幾個基本條件都具備。所謂天時就是二戰后，在這個時間雙方都認識到對方對自己的價值，有利于雙方關系的建立和發展；所謂地利，就是印尼澳兩國是鄰居，在地理位置上方便兩國的交往；所謂人和，就是雙方具有進行交往的意愿。但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有這些有利條件同時也就有不利條件。種族文化觀和安全問題就是阻礙印尼澳進一步交往的障礙。澳對印尼獨立過程中的態度和西伊里安問題和馬來西亞聯邦問題都能體現出兩國之間這兩方面的問題。

第四，兩國實力的差距。印尼是發展中國家，澳大利亞是中等發達國家，這樣的事實決定了在兩國的平等交往過程中必然是澳對印尼提供援助。

第五，外部力量的影響。美蘇的影響和其他國家的影響。當時的大的國際背景是東西方的冷戰，意識形態在此時對國家關系的影響具有決定性。印尼獨立后奉行獨立自主、不結盟的外交政策，它處于兩大陣營之間，它利用蘇聯來制衡西方國家對印尼的態度，利用這一策略，他成功地使英美在西伊里安問題改變了對印尼的態度，這直接影響到澳對印尼的態度。

第六，戰后世界發展潮流和世界輿論的推動。二戰后，民族解放運動成為當時社會發展的潮流，許許多多的殖民地開展了民族民主解放運動并獲得獨立，舊的殖民統治已經無法繼續下去，廣大的亞非拉國家呼吁建立政治經濟新秩序。

同時，隨著戰后社會的發展，民意在國家決策中的作用越來越大，愛好和平、自由、民主成為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特點，凡是違反這一要求的世界各國政府，都將遭到世界各國人民的譴責，這種譴責對其壓力隨著世界民主程度的提高越來越大，將間接或直接影響各國政府的國家決策。

第七，聯合國的協調。西伊里安問題的解決，正是聯合國發揮自己的協調作用的結果，它協調了印尼、荷蘭、澳大利亞的關系，顯示了國際組織在當今世界國際協調方面的作用。

三、結語從上面的分析不難看出，在這段時間內，澳大利亞外交活動的目標很明確，就是確保自己的防務安全，但在具體的外交決策上，它不得不屈從于英美的意志，這是策略問題，不能說澳的外交決策沒有從自己的國家需要出發。原因在于，澳深知單憑一己之力是無法保證自己的國家安全的，與美國的軍事合作是保障澳此時國防安全的最有力的方式。

所以屈從美國的意志也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國家安全戰略。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跟著美國走的外交決策從形式上看確是僵化，但在最終的結果上，它卻是滿足了澳的安全需要的，對澳人來說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有利于澳的經濟社會的發展。而印尼，歷史發展的規律告訴我們一個從殖民統治下獨立出來的國家其國家建設的中心任務就是經濟建設，否則就會受到規律的懲罰。日本的殖民統治和印尼鞏固獨立的斗爭極大破壞了印尼的經濟發展。到1950年，印尼全國的GDP仍低于1939的水平。1956年到1960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政府采取的三大政策之一就是“拒絕利用外國資本與西方國家的貸款，強調建設資金的來源要自力更生”[6]，對于印尼這樣一個農業國，在國家工業化的初期，資本短缺是制約工業發展的最大障礙，印尼卻拒絕利用西方資本，這是盲目排外，國家的對外行為并沒有去滿足自己當時最大的需要，沒有處理好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的關系。

印尼此時采取的對外政策雖在兩大陣營間左右逢源但從最終的效果看是失敗的，它沒有從自己的國家需要出發解決好所面臨的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