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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學的社會研究目前有兩種主要的研究進路：新一代科學社會學和哲學認識論中社會認識論。陳詞認識論是被認為是社會認識論中迄今為止最富有成效的研究領域和最為流行的視角。

關鍵詞：科學的社會研究科學知識社會學社會認識論陳詞認識論

一、對科學知識的不同的解讀

科學知識社會學和科學哲學的分歧起源于對知識的不同解讀。什么是知識?或者說在怎樣使用“知識”一詞上存在著重大的分歧。大致可以劃分為二類用法：寬泛用法和嚴格用法。所謂的“寬泛”的用法指的是一種引申的用法，這種用法巳偏離了標準的和日常的含義。所謂的“嚴格”用法，指的是在日常英語中符合某種標準和術語規范的日常含義的用法。這也是在詞典中常見的用法。據此，可以在文獻中區分“知識”術語的3種用法：知識=信念(belief)。知識：制度化的信念(in—stitutionalizedeblief)。知識=獲得辯護的真實信念(iustifiedtrueeblief)。用法是“知識”的寬泛含義，這也是知識社會學學者和許多其他研究者(例如，認知科學研究者)所采用的用法。的用法是“知識”的嚴格含義，也是經典哲學認識論的視角下的知識概念，同時也是“知識”一詞的標準的和日常的含義。

在含義(1)下，“知識”將適用于任何種類的信念，而不去考慮其真或假，理性或非理性，得到辯護或未得到辯護的問題。在含義(1)下的個人知識整體就是他的信念的總體，并且，一個社會或團體的知識的整體就是該社會或團體的成員所相信的東西的總體，或他們所贊成的東西的總體。知識社會學、科學論、文化人類學、知識史和其他許多學術領域都是典型地研究這種含義的知識，這種研究通過聚焦于社會或文化過程來研究信念的產生或轉換。這些領域里的研究當然地撇開或忽略所研究的信念的真或假、理性或非理性的問題。

如果知識是在含義(1)下的信念，那么對知識的研究就是對信念的研究，這也意味著對信念的原因的研究。如果知識僅僅是信念，并且，如果對知識的研究是對各種信念原因的研究，那么也應當存在著一部分與社會無關的研究。例如，對大腦中生物地具有的諸如感覺機制、記憶機制、計數機制和基本的推理機制的研究。使用這些先天的能力，嬰兒構成了關于非社會刺激的感覺信念，例如，關于物體的形狀和位置的信念。對這些信念的解釋似乎并不需要訴諸社會因素。所以，解釋為對信念原因的研究不應當僅僅研究信念的社會原因，它也將會去研究信念的非社會原因。

并不是所有的“知識”的寬泛用法都將知識等同于純粹的和簡單的信念。許多人對知識做出了額外的限制。這樣用法(2)，即許多科學社會學家所采用的一種“知識”的含義。根據布魯爾(D．Bloor)對“知識”的理解，如果個體信念者不屬于一個將次序帶給認識對象的團體，那么他就不會有知識。知識是“作為一種對世界的集體的表象而呈現出來的，而這種集體的表象又是由個體的表象所構建的。這個共享的世界的表象是群體作為一種習俗所持有的，而不是作為像一組原子那樣存在的個體傾向而持有。”這樣，按照布魯爾的理解，惟有制度化的信念才有資格稱作知識。謝平(S．Shapin)也有類似的傾向。雖然他談論的是真理，但真理與知識在他那里并無區別。“對任一團體能夠算作真知識的必定是集體贊賞的和集體完成的。所謂贊賞總是依別人眼光看，任何聲稱某事‘是怎樣’的特殊主張的命運從來都不是由做出這種主張的個人所決定的。在這種意義上，人們可以說真理是一件集體判斷的事，真理是通過集體行動而維系的，集體使用它作為判斷其他主張的標準。”

在知識的這種含義下，科學知識的所有的解釋都被認為是社會的解釋。這也是愛丁堡學派和在科學的社會研究中許多其他學者所明確主張的觀點。在他們看來，第一，社會對構成了具有特殊內容和方法的科學實踐擔承了全部的責任。第二，科學事業的參與者是由相互協調工作著或爭吵著的個體的群體所構成。

正如下面將討論的，對愛丁堡學派和其他許多派別中的成員而言，“社會因素”通常意味著更加特殊和更加限制的內容。

在含義(3)下的知識是知識的經典定義。主流哲學家(追溯到柏拉圖)幾乎都一致地認為，單純的信念或意見對于知識是不充分的，真信念，如果沒有得到辯護，被證明是正當的，或者不是通過適當的方式(比如，通過可靠的方法)獲得的，那么它就不能作為知識。簡言之，獲得辯護的真信念對于知識是必要的。蓋梯爾(E．Gettier)的研究進一步表明，知識所要求的甚至超過了獲得辯護的真信念所要求的，盡管人們對額外的構成成份的性質是有爭議的。

既然知識是獲得辯護的真信念，那么社會因素又是怎樣發揮作用的?一般而言，一種可能性是，信念的辯護狀態依賴于形成信念的社會因素。第二個可能性是，雖然辯護的狀態完全依賴于信念者的心理過程，但是這些心理過程的挑選和選擇則是受社會因素影響的。換句話說，在第二種情景中，社會因素使得個體認知者去配置或不配置產生辯護的心理過程。

二、對科學的經驗主義社會研究：科學知識社會學

庫恩對邏輯經驗主義的批判包含了一種很強的自然主義。科學的理性被理解為研究在科學史上實際的情境，而不再被理解為由知識和理性的先驗概念而產生出來的形式分析。科學社會學家和具有社會學傾向的科學史學家以此作為出發點，不帶任向先驗的偏見，對科學家實踐的全景進行考查。來自于新一代社會學學者，常通標榜為社會構建論者的懷疑是引人注目的。他們強調，對科學知識生產的理解要求從根本上考察所有與接受科學思想因果相關的因素，而不僅僅是那些研究者認為相關的因素。

在對科學的社會和文化的研究中，許多是聚集在“社會建構論”的旗幟下。而在社會建構論中，“社會”和“建構”這兩個術語在不同的研究派別中又有不同的理解。雖然建構論者公認那些作為證據的，或作為理性地獲得辯護而接受的信念不應靠犧牲其他的因果相關的信念而享有特權，但是他們在哪些信念是因果相關的或者是值得考察的觀點上發生了分歧。宏觀分析方法，諸如，與SSK強綱領相關的方法，將社會關系看作是一個外在的自變量，將科學判斷和內容作為一種因變量。微觀分析方法，或者說實驗室研究，拋棄了哪種將社會情境與科學實踐分離的觀點，聚焦于科學研究項目和團體內部的社會關系，并將研究一生產型團體和研究一接受團體結合起來考察。

在哪些社會的和認知的維度是獨立的或交互作用的問題上，學者們有不同的觀點。與SSK宏觀分析強綱領相關聯的研究者，如巴恩斯(B．Barnes)、布魯爾、柯林斯(H．Collins)、馬克肯澤(D．MacKenzie)、皮克林(A．Pickeitng)、謝平(s．Shapin)對于大規模的社會現象在解決科學爭論中的角色和作用特別感興趣，無論這些社會現象是普遍持有的社會／政治意識形態或團體的職業利益。這一流派的一些標志性的研究包括皮克林在高能粒子物理實驗解釋中對競爭的職業利益的研究，謝平和沙弗爾(S．Shafer)對波義爾和霍布斯關于真空泵試驗的合適解釋的爭論的研究。

微觀社會學或實驗室的研究方法以對特定的研究團體的人種學的研究為特征，追蹤最終發生在科學事實或數據的生產和接受中的多樣性的活動和相互作用。謝蒂娜(K．K．Cetina)關于在加利福尼亞貝克萊分校一個植物學實驗室的歷時一年的研究報告，拉脫爾和伍爾加對鹽城學院RogerGuilemin神經內分泌分學實驗室的研究是這類研究中的經典范例。在隨后的著作中，這些學者主張他們的研究樣式表明，對理性、證據、真理和知識的哲學分析與理解科學知識是不相關的。

認識論中的集體性的主題是當前西方哲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一些認識論學者，例如，吉爾伯特(M.Gibert)、圖梅勒(R.Tuomela)和塞爾(J.Searle)是集體性主體喋體性信念的積極倡導者。他們的一個共同主張是，集體性主體/集體性信念在哲學本體論上是合理的。他們同時還認為，集體性信念具有認識論屬性，因而也能夠具有辯護的含義。可見，集體性主體和集體性信念并非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專利，從社會認識論視角出發，上述問題也許能夠得到更能讓人信服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