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國學教育傳統文化素質教育

論文摘要：傳統文化是中國幾千年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重提經典的今天，讓國學經典重新散發光芒，重視國學教育，認真對待和尊重傳統．以提升國民的文化素質，使其在新時揮更大的作用。

國學一說．產生于西學東漸、文化轉型的歷史時期，是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與學術之總和。它的內涵十分豐富，其核心價值觀在于“和”與“生人”，形成和發展了一個“和而生”的價值體系，包括了個體之間的和諧、家庭和諧以及國家、社會在內的群體和諧．與我們現今“構建和諧社會”的理念一脈相承，此種思維方式對解決當今世界諸如人與自然的關系、國際爭端等問題。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另外，中國傳統智慧中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觀、“天地境界”的人生追求、以孝悌為本的道德哲學，對塑造當代大學生的世界觀與人生觀都有積極意義。今天，在全球一體化的大背景下．我們面對著工具理性的擴張和商品意識的泛化，面對著眼下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以及價值迷惘和“自我”喪失，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新重視國學價值，發展以國學為切入點的大學生思想教育，在當前是很有必要的。

至圣先師孔子最早設立”私學”，整理六經，開設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課程，傳授”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形成了古代完整的國學教育體系。正是這一體系代代相傳并不斷豐富和發展，中國才能在十七世紀之前一直走在世界的最前列，創造了以四大發明為代表的科技成果，同時構建了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仁、義、禮、智、信、忠、孝、廉、毅、和。

但是，民國元年(1912年)，中國在全盤西化浪潮的影響下，當時教育部頒布廢除經學科的命令，從此在一個世紀的漫長歲月里，誦讀傳統經典在各級學校教育體制中消失。這是中國教育的巨大損失。國學被拋棄后，出現了道德淪喪、人文精神失落、思想空虛、信仰缺失等嚴重現象．至今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以及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中國對世界的影響越來越大。在這種形勢下，發揚民族文化、重振國學的重要意義也越來越凸顯出來。

一、重振國學，有利于推動素質教育的發展

論文摘要：本文對國民學者胡適等各自的中學文言文教學理論逐一探析。

論文關鍵詞：中學；文言文教學；胡適；朱自清；夏丐尊；葉圣陶

中學的文言文教學已經成為語文教學的一個難題，解決這個難題我們需要在歷史沿革的鏈條中去把握。在五四白話文運動的背景下，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文言文教學在轉型時期中面臨許多問題，譬如，如何規定文言文教學目的、內容方法?怎樣設計文言文教學的過程?如何編纂教材?采用什么樣的教學方法?面對這些問題，胡適、朱自清、夏丐尊、葉圣陶等學者在理論上做出了積極的重要的探索。今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

在新課程改革的背景下，重新研究他們的論著，還能得到不少有益的啟示。

胡適：文言文教授的目的、內容和方法

胡適對國文教學所提出的問題，其中涉及文言文教學(古文教學)的有多處，至今還有一些看法值得我們認真思索。他提出了理想的國文標準、假定的國文課程、國語文教材和教授法古文的教材和教授法、文法和作法等。作為第一個高中語文課程標準的制定者，胡適對中學國文教育定了四條標準：

［摘要］傳統文化經典閱讀教學是高校通識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旨在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和思想道德水平。教師在這項工作中不僅要熟悉傳統文化典籍，還要恰當選擇教學內容，合理安排教學計劃，既要注意傳統典籍中句讀篇章和文義梳理，還要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主動性。此外，在教學實踐中教師還應考慮將經典的閱讀教學與學生的道德培養密切結合，通過形式多樣的課后活動引導學生樂于閱讀和學習經典。

［關鍵詞］高校閱讀教學；傳統文化經典；通識教育

隨著國學熱的盛行，傳統文化經典閱讀已蔚然成風。從學齡前至小學、中學，各種形式不一的傳統文化普及性質的培訓科目悄然興起，不少高校也開設了傳統文化經典閱讀課程。對于已有一定閱讀和思考能力的大學生而言，如何才能正確引導他們閱讀傳統文化經典，如何才能使他們正確理解傳統文化經典的真正韻味，如何才能真正實現將傳統文化的精髓融入學生的言行，這無疑是高校傳統文化通識教育者需要認真思索的問題。目前國內各類高校在傳統文化通識課的重要性認識方面已有不少共識，傳統文化經典的教學正逐步實現正規化，探索傳統文化經典教學模式和發揮傳統文化經典教學內涵價值的時機已經到來。國內學界對于高校傳統文化經典閱讀給予了高度關注，不少一線教師根據教學實踐提出了不少啟發性和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通過有效設計傳統文化經典閱讀的導讀課程，進而實現“將經典文本的導讀和課堂教學有機結合，變教師推介為課堂教學中的教師導讀，變學生的自我閱讀為教師指導下的理性閱讀”[1]；當下高校在傳統文化經典閱讀中存在放任自流的問題，因此要“重視經典著作課程和文化經典導讀相結合，優化經典閱讀過程”[2]；應充分發揮高校圖書館資源的優勢，利用好圖書館的大量藏書，將圖書館打造成學生“閱讀文化經典和提高學習能力的課堂”[3]。由此可見，正確引導高校學生閱讀傳統文化經典的重要性已廣為學界所認同。需要指出的是，傳統文化經典可謂汗牛充棟，并不是每部經典都需要教師導讀和講授，并不是每部經典都需要不同專業的學生在短暫的數年時光中充分閱讀，并不是每部經典對于學生都有立竿見影的效果。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傳統文化經典的閱讀對大學生意義重大而深遠，特別是在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的塑造過程中發揮著潛移默化的積極作用。但是，傳統文化經典的閱讀是一項艱巨的工作，每個學生的認知能力不同，興趣點不一，在高校專業劃分明確、課程設置導向性鮮明的前提下，傳統文化經典教學更要因材施教，不能簡單地整齊劃一。教師對于經典的領悟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傳統文化經典的解讀從古到今就存在形形色色的領悟路徑，很多問題難以形成統一的觀點，對于教師而言，完全做到充分和正確地把握經典難度很大，放任學生閱讀和泛覽更不可取，這意味著傳統文化經典閱讀教學要發揮教學相長的重要性，既強調學生的自覺，又要發揮教師的引導和答疑解惑的作用，這樣方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傳統文化經典閱讀的文本選擇

對于高校學生而言，閱讀傳統文化經典首先面對的是版本問題。例如，《論語》篇幅不大，但選擇不恰當的文本不僅難以激發學生的興趣，反而會導致厭倦和畏難情緒。因《論語》之類的經典文本復雜，簡明扼要者如楊伯峻的《論語譯注》，繁雜者如《論語正義》《論語注疏》《四書章句集注》。針對不同層次的閱讀者而言，傳統文化經典的文本選擇應置于首位。就國內高校學生的現狀而言，可考慮兩種文本選擇并交替使用。第一種是“白文本”，即只有經典的原文，不加任何詮釋；第二種應盡可能選擇名人、大家和流傳廣泛的經典文本解讀或翻譯。“白文本”旨在讓學生在沒有任何幫助的前提下，對于經典有比較全面和感性的認識，“詮釋本”旨在“白文本”的基礎上對經典中不易理解和產生歧義的成分予以必要的疏解，這兩種文本的選擇是高校傳統文化經典閱讀課程開設之初教師必須完成的任務。“白文本”的選擇可視學生的能力高低有所取舍，對于文史哲專業的學生而言，可采納傳統的木刻本或木刻影印本。以“十三經”為例，既有簡體橫排標點本白文“十三經”，也有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所刊印的“十三經”可供選擇。筆者對于本單位大一、大二學生進行了授課嘗試，兩種文本交替使用不僅可以激發學生對于傳統文化的學習興趣，更有助于提升他們對于傳統文化的理解，同時讓學生接觸繁體字可以增進他們對于漢字歷史演變的感悟，進而激發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眾所周知，傳統文化典籍體量巨大，即使清代樸學大師終其一生也不能窮盡冰山一角。很多普通高校學生對于傳統文化知之甚少，如何在有限的學習時間里對傳統文化形成感性的認識，側重點自然落在文化典籍的選擇上。1923年胡適應約提出最低限度的國學必讀書籍后，即有《清華周刊》記者懇請道：“我們希望先生替我們另外擬一個書目。一個實在最低的國學書目，那個書目中的書，無論學機械工程的，學應用化學的，學哲學文學，學政治經濟的，都應該念，都應該知道。”[4]盡管如此，胡適在刪減先前的書目名單后，所開列的文化典籍仍多達三十三部。筆者認為，傳統文化典籍的選擇既要能夠凸顯傳統文化的全貌，又要保證學生在有限時間內充分消化和吸收，不妨考慮以經、史、子、集、其他五種分類方式擇取代表性文章向學生推薦。經部首讀四書，朱子謂“四書用力少，而收效多”，其次挑選《左傳》中一二敘事篇目，則大抵經部可以概覽；史部選擇“四史”中若干“列傳”匯成一個章節；子部專注于先秦諸子中膾炙人口的數篇即可；集部可酌情挑選兩漢至明清有巨大影響的文章數篇；其他類即佛書、小說、詩詞等酌情選用。總之，文本選擇的優劣在傳統文化經典閱讀中對于學生的影響巨大，既不能盲目擴大閱讀范圍和閱讀量，也不能肆意縮小閱讀規模，要使學生在有限的時間里領略到傳統文化的風采。因此，教師要具備一定的版本目錄學知識，盡可能選擇“善本”，而不能簡單依靠互聯網和一般的通俗讀物，良好的版本選擇可以大幅提高授課效率，避免不必要的教學困難。

二、傳統文化典籍的閱讀教學

2006年，我去臺灣輔仁大學參加一個關于國學的國際會議。當時也有一些北師大文學院的學生在那里學習。我詢問他們與臺灣學生交往過程中，大陸學生有何優勢和劣勢。他們回答說：要是談宏觀問題，我們可以侃侃而談；要是談具體的某篇文學文本問題，甚至到其中的字詞的解釋，我們就往往無法跟他們對話，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有閱讀過這些原著或閱讀得不夠細致或讀過而忘記了。我后來常想這次與學生的對話，思考我們的中國語言文學學科的教學改革問題。

一、當前中國語言文學專業教學存在的問題

在我們目前的教學中，前蘇聯的以意識形態為綱的影響甚深，至今仍未能完全徹底擺脫前蘇聯的影響，過分注重“概論”、“通史”的教學，且課程多，課時也多，而不強調中國語言文學經典原著（理論作品、語言學作品、文學作品）的教學，特別是不重視古代經典原著的閱讀與教學。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所獲得的知識是大而化之的，甚至是形而上學的，確定的具體的名篇、原著知之甚少。其結果是“兩頭落空”：即，一頭是理論空洞無物，另一頭是對具體的經典文本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例如我們的本科生學完了《文學概論》課程，所得到的是教師或教材中古今中外雜糅在一起的“二手轉述”（有的甚至是“偽知識”）。這種“二手轉述”往往是教材的某些教條的教師個人綜述，而轉述者卻不知道作為文論原著的中國劉勰的《文心雕龍》和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為何物。對于學生來說，一方面宏觀上能“侃侃而談”，大而化之的議論，不能解決問題的空論；另一方面微觀上則缺少原作原著的知識，一旦進入原著的某篇某段某句，只能支支吾吾，說不出所以然來，或因為從未讀過，或讀過而記不清了或遺忘了，實際上處于無知狀態。我參加過教育部1978年編制的教學計劃（武漢）和1980年編制的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學計劃（云南）的會議。據我所知，當時思想未能完全解放，改革精神不夠，都還是沿用“”前的計劃，只作了小修小補，沒有完全擺脫前蘇聯的影響。在建國初期，蘇聯派來了許多專家，幫助我們制定專業及教學計劃，其特點之一就是“概論”、“通史”大行其道。民國時期的教學計劃有問題但也有優點，優點———主要是細讀古代經典原著———未能保留下來。建國后的大陸高校與臺灣、香港的大學也交流不夠，臺灣、香港的大學中國文學教學更多的是保留了民國時期細讀經典名篇、原著的教學傳統。

二、當前中國語言文學專業教學改革

應有的方向：回歸經典文本的教與學在語言文學學科中，我這里主要指古漢語、中國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和文學理論教學中，應該回歸到經典名篇原著的閱讀和教學上面。為什么要強調經典原著與名篇的閱讀和教學，而不主張過多的“概論”和“通史”的教學？因為經典的名篇、原著是一個學科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學科的根基，離開這個根基則學科就不能成立。經典的名篇、原著是什么？總的說，是經過時間一再檢驗的那些永遠不會被我們忘記的書。我認為原典有四大特點：

1．原創性。它總是這樣或那樣地根據著作時的情況發現了人類知識某些方面，從而成為人類智慧的種子。那些開宗立派之作，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提出管理社會或開發自然或創造藝術的觀念或優美的篇章。就諸子百家的著作而言，那是西周之后，中國社會陷入混亂，所謂“禮崩樂壞”，原有的“禮樂”不能維系人心，諸侯紛爭，戰爭頻仍，社會失序，人民痛苦不堪，怎么辦？這就是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陰陽家等學人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問題，他們形成了不同的學派，在差不多無所依憑的情況下，提出了不同的治理社會的方案，所以提出的思想完全是新的，具有原創性的。

一、發掘經典的文化價值，作為精神落腳點

語文教材中的古代經典作品不僅為我們提供了可鑒賞的文本，提供了豐富的人生際遇中多樣的人生之美，更承載著民族的優秀文化和精神。可從以下幾個方面發揮古代經典作品在傳統文化教育中的價值。充分挖掘文本的多重價值，從文字學習走向文化感悟。高中必修教材有古代敘事散文、古代議論文、山水游記、史傳作品、古代抒情散文五個單元，每個單元都有不同的文化價值，都蘊含了豐厚的精神養分：或反映了古人的精神追求，或承載著古圣先賢的哲學思想。在文言文教學中，可引導學生去觸摸先賢的思想與靈魂，例如，引導學生體悟《寡人之于國也》中的“仁政”“王道”思想、《侍坐》篇中的“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中的“和諧”政治觀、燭之武的智勇、荊軻的大義、藺相如的肝膽相照、蘇武的威武不屈……讓學生在重履他們漫漫精神歷程的同時，經受深刻而美好的心靈洗禮。重構文化主題單元，設計古代詩歌專題教學。古代詩歌部分不僅有昂居于詩峰之巔的詩仙、詩圣之作，更有眾多詩人群體所構建的豐富多彩的詩詞文化風景。李白、杜甫作為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詩人，其詩其人的意義早已超越了文學領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一種燦爛的文化，而大漠邊關的雄心與愁心、山水田園中的詩意棲居、悵望千秋一灑淚的感慨、命運際遇的詠嘆調、相思成疾的離別歌等也都成為古代詩歌史上的一種文化現象。可依此重構出“李白文化”“杜甫文化”“山水田園文化”“邊塞文化”“離別相思文化”等七個文化專題，讓學生感受詩歌光輝燦爛歷史的同時，吸收更豐富的文化和思想營養。盤活文化經典，以批判性思維審視傳統文化及經典在今天的價值。高中語文教學應重視文化論著的研讀。“研讀古今中外文化論著，拓展文化視野和思維空間，培養科學精神，提高文化修養，以發展的眼光和開放的心態，看待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關注當代文化生活”。應當以批判性思維審視文本所承載的文化和精神，引導學生深入閱讀文本，讓經典中的傳統文化元素，活躍在今天。例如，讓學生思考與感悟“春秋筆法”的以史鑒今、對歷史真實性的上下求索，引導學生多角度思索趙盾的忠、董狐的秉筆直書、顧炎武的“經世致用”等等。

二、重視實踐活動，在體驗中感受傳統文化

建立開放式的語文教學理念，努力拓寬語文學習的渠道，可進行以下幾個方面的嘗試。豐富課程資源，構建傳統文化課程群。在用好國家課程的同時，可自主開發傳統文化課程。例如，學校自主開發“詩經往事”“來自孔子的智慧”“美麗漢字”“古文觀止選讀”“唐宋詞十八講”“紅樓夢十八講”等6門校本課程，同時引進中華書局推薦的臺灣國學課本《中華文化基礎教材》。豐富的課程資源，能為不同基礎的學生提供更多的選擇，為凸顯傳統文化的生命內涵提供了可能。組織文化游學，在行走中觸摸古老文明與燦爛文化的脈動。每學期都可組織為期一周的“文化游學”，例如，齊魯文化行——走訪三孔，登臨泰山；江南文化行——訪金陵，走紹興；中原文化行——訪洛陽，探龍門石窟；西安文化行——游大雁塔，觀兵馬俑。引領學生參觀當地的博物館、紀念館、著名書院，讓學生觸摸歷史文化的脈搏，感受中華優秀文化的滋養和浸潤。開展趣味學習活動，在豐富多彩的活動中滲透傳統文化。春節元宵燈謎會、清明端午讀詩會、重陽中秋讀書征文等活動，能讓學生在承載著歷史記憶符號的傳統節日中感受文化魅力；唐風宋韻朗誦會、古詩文背誦拉力賽等活動，能讓學生在閱讀和實踐中，加強人文修養，提升精神品位。同時還可對《論語今譯》《孟子》《蔣勛說唐詩》《蔣勛說宋詞》《唐宋詞十七講》等系列原典作品進行解讀，強化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認知。這種不斷地加強和提升的過程，就是精神氣質的形成過程，就是民族的精神積淀與精神傳承。

作者:王建穩 單位:北京市八一學校

摘要：在高師古代文學課程中構建參與式教學模式，應注意以專業教學訓練為導引，以觀摩研究、學習探究、實踐深究、考評細究等教學基本流程為依托，以問題解決、講述–探究、經典誦讀、情境體驗等教學模式為主體。參與式教學模式設計應關注其開放性、生成性特點，重視師生教學共同體的構建，并實現與移動互聯網的融通。

關鍵詞：古代文學；參與式教學模式；實踐探索；批判反思

參與式教學理念自20世紀90年代引入我國以來，學界對其適應性、教學理論基礎、教學實施要領與策略、教學效果等問題已有深入研究。雖然相關研究涉及小學至大學的眾多課程，但關于高師古代文學課程參與式教學的研究寥寥。早有學者指出，古代文學課程以其富于生命精神的特征，“有利于充分調動學生的參與性，激發其生命熱情與人生體驗”[1]151，而高師以教師培養為主要教學目標，開展參與式教學有利于提升學生的教學技能。有鑒于此，本文以小學教育專業為研究對象，對高師古代文學課程參與式教學展開系統性探究。

一、實踐性探索

參與式教學，是指根據學生的實際需要和愿望，通過小組討論合作、師生信息交流對話與評價反饋機制，運用靈活多樣、形象直觀的教學手段，努力營造輕松愉快、民主和諧的課堂氛圍，設計富有趣味、意義和挑戰性的學習活動，它以主體性為內核，以自覺性、選擇性為特征[2]。多年來，筆者將參與式教學的理念應用于小學教育專業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實踐，探索出了一套系統化的操作方案。（一）以專業教學訓練為導引。高師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應突出師范專業的特色，在文學史教學的基礎上，將文學史中的生命參與意識與專業技能訓練相結合，構建形神兼備的全方位參與式教學模式。在這一模式框架中，專業教學訓練起著導引性作用。參與式教學主題的選擇，“要遵循課堂教學的核心目標與師范生成長的現實訴求：強化師范生教師基本素養，促進師范生的教師成長，引導師范生建構教師信念”[3]76。在小學，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內容主要體現在語文、思想品德等常規課程和國學教育類校本課程中，也體現在國學經典誦讀等實踐活動中，更體現在傳統文化傳承的精神性浸潤中。在古代文學教學中，引領學生在文學史的學習中有目的地加強對上述內容的關注，無疑會契合他們成長的現實訴求。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引導學生加強古代文學經典誦讀訓練、古詩詞教學訓練、古代敘事類作品復述等實踐活動，則更有利于強化其教師技能與教學素養，構建教師信念。隨著20世紀末兒童讀經活動的展開和國學教育在各級學校的普及，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內容與學前階段、中學階段的國學教育教學活動建立了更為密切的聯系。因此，在高師古代文學課程教學中以相關專業教學訓練為導引，既有利于參與式教學的展開，也有利于學生專業素養的提升和教學理念的構建。（二）以基本教學流程為依托。參與式教學模式的構建，應在注重其結構性、程序性的基礎上，突出參與式教學的主體性、自覺性、選擇性特點。在具體模式設計中，應以基本教學流程為依托，凸顯教學中學生的主體地位與教師的主導作用。高師古代文學課程參與式教學的基本流程包括：(1)熱身的觀摩研究。這一環節屬于參與式教學的引導階段，可通過展示小學語文教材中與古代文學相關的課文、國學教育校本教材、古詩詞教學視頻、國學經典誦讀視頻、國學知識競賽試題等，引導學生將所學古代文學內容與小學教育的教學實際相結合，在明確學習內容文學史價值的基礎上，突出其專業價值。(2)深入的學習探究。這一環節是參與式教學的核心，可根據古代文學教學的具體內容，引導學生通過討論交流、情境體驗、案例分析、參與講授等活動，探究所學內容的文學史價值及與小學教育教學的契合度。(3)靈活的實踐深究。這一環節屬于參與式教學的應用階段，可通過古代文學作品鑒賞分析、小學語文教材古詩詞教學實踐、國學經典誦讀表演等活動，引導學生強化學習所得。(4)多元的考評細究。這一環節屬于參與式教學的總結階段，可通過學生自評、學生互評、教師點評、師生共評，對學生的口語、書面表達能力等進行多元化評價。以上教學流程同樣適用于高師其他專業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同時，教師可根據具體教學內容靈活調整教學環節，能夠突出參與式教學的主體性特征即可。（三）以多種教學模式為主體。在基本的參與式教學流程基礎上，可根據具體教學內容設計不同的教學模式，以形成參與式教學的主體架構。以小教專業為例，從小學教育的教學出發，可將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內容分為古詩詞、說理文（如政論文、哲理文等）、敘事文（如小說、神話、寓言、史傳等）三大類型。這一劃分雖不契合于嚴謹的文體學歸類，卻與小學語文、國學教育密切相關，有利于小教生未來的職業融入。在此基礎上，應根據教學內容的類型選用教學模式，列舉如下：在古詩詞教學中，可選用“問題解決模式”。如南宋“永嘉四靈”之趙師秀、翁卷，他們的詩作《約客》《鄉村四月》等以淺顯生動、文筆優美而入選小學語文教材，甚至成為精讀課文，但他們在文學史中雖占有一定地位卻并非大家。在教學中涉及這類詩人的作品及其文學現象時，即可采用問題解決模式。問題解決模式主要通過問題的設置與解決，引導學生參與到教學中，著力提高學生的問題意識、問題分析與解決能力。在具體操作中，可通過提出與小學語文教學、高師文學史學習相關的問題，引導學生開展交流討論，并在成果展示的基礎上通過教師點評或師生點評加以總結。在上述系列環節中，問題設計是起點，也是教學模式順利實施的關鍵。以趙師秀的《約客》、翁卷的《鄉村四月》為例，教師可設計“這兩首主題完全不同的詩在藝術風貌上有何共性”“在文學史上，這兩首詩的藝術風貌對宋代江西詩派的創作能形成怎樣的沖擊”“這兩首詩入選小學語文教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等問題，層層深入地揭示永嘉四靈與江西詩派在藝術特色方面的異同，無疑能保障后續教學環節展開的有效性，也能對小學語文相關內容的教學起到由表探源的促進作用。在說理文教學中，可運用“情境體驗模式”和“經典誦讀模式”。“情境體驗模式”的設計源于江蘇省小學教師李吉林的情境教育理念，該理念以情理融合、思美一體、求真創新的特色，被譽為“蘊含東方智慧”、顯示“中國品格”、形成“中國氣派”的當代著名教育理念[4]11。在高師古代文學教學中，同樣可以采用情境教學以實現與初等教育的有效銜接。同時，“情境體驗模式”還在情境教育理念基礎上增強了“體驗”性，這有利于提高教學過程中主體的參與性，弱化因說理文的文言特征帶給學生的疏離感。在具體操作上，可通過創設情境、體驗情境、總結轉化的教學結構，使學生有效地認知并獲得情感體驗，提高文本理解能力和引導小學生走進文本的能力。“經典誦讀模式”的設計源于20世紀90年代廣泛興起的兒童讀經活動。據統計，至2001年8月，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漢、深圳等地至少有120多萬兒童先后投身于讀經活動，武漢、南京等地甚至一度出現青少年讀經熱[5]。隨著兒童讀經活動的迅猛展開，部分中小學開始選取一些傳統蒙學教材、儒道經典、古詩詞等在課堂上誦讀。為呼應小學的國學教育實踐，高師的古代文學課堂應重視誦讀教學，并可在較難的說理文教學中將誦讀教學與情境教學相結合，通過創設誦讀情境、體驗誦讀情境、升華誦讀情境的教學，使學生加深誦讀體悟，增強誦讀技能。在敘事文教學中，可運用“講述–探究模式”。在古代文學課程中，神話、寓言、小說、戲曲劇本、史傳等作品均具有鮮明的故事性特征，適宜采用“講述–探究”的教學模式。在具體操作中，可選擇具有代表性的篇目，通過學生講述作品、師生分析探究、師生交流反思、學生拓展延伸的教學模式，提升學生的文本體悟力與專業技能水平。“講述”既是“探究”的基石，又是鍛煉學生專業技能的重要手段。“講述”環節可設計為教學實踐的形式，讓學生在講述的同時扮演教師角色進行片段教學。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教學內容與教學模式之間的關系并非僵化不變，可以根據教學目的靈活調整。如“經典誦讀模式”，它不僅適用于說理文教學，也可應用于古詩詞教學與敘事文教學；該模式與“講述–探究模式”結合可生成“講述–誦讀–探究模式”，與“小講座模式”結合可生成“誦讀–講座模式”，等等。總之，參與式教學的模式多種多樣，在應用上也可靈活變通，究竟采用哪一種教學模式，關鍵在于它是否能夠在教學情境中體現參與式教學的主體性精神。

二、批判性反思

一、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四個層次的失范

當然，不能僅僅因為在國際上發表的成果少就貶低我國的新聞傳播研究。應該說，我國新聞傳播學雖然是一門新興的社會科學學科，但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發展，在量的方面有著很多累積，在質的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但由于學術規范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新聞傳播學科的發展與我國龐大的學術資源（主要是人才資源）相比，只能說是差強人意。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失范的問題，或者說不規范的問題，是比較嚴重的，由淺層到深層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層次：

其一為具體操作的層面，表現為缺乏規范的注釋、引文等。一項研究表明，2000～2004年CSSCI期刊中新聞傳播研究論文篇平均引文數為2.01篇，大大低于人文社會科學論文的平均引文量（6．06）；新聞傳播學論文中有引文的文章和無引文的文章之比為（50.5：49.5），這意味著只有一半論文含有引文，這個比例同樣大大低于人文社會科學論文的引文比例（66.4：33.6）[3]。學術規范中技術層次的規范，包括各種符號的使用、成果的署名、引文的注釋等，雖然是外在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的內容、道德水平，是基礎性、核心性的要求[4]。學術論文規范的注釋、引用，一方面體現對于他人成果的尊重，同時也促使研究者將自己的研究置于既有成果之上，延展研究脈絡，實現知識增量。在國外的許多論文中，有引文注釋四五十條是很常見的。

其二為內容問題，許多論題大而無當，實際上是在做重復研究；從小問題入手進行原創性研究的很少。因而知識增量很有限。

有不少論文都是整合性“研究”。整合研究也能創新，像拉斯韋爾整合出“五個W”的理論，像羅杰斯整合出創新擴散理論，那是大師級的整合，因為這些整合性研究發現了其他人多項研究的共同的本質性聯系、規律性特征。而我們這里有些人不同，是把別人的研究結果進行一般性的歸納（還不一定都標出是別人得出的結論），稍加一些個人看法，就成了一篇論文。其論點隨意、論證松散，完全不能體現學術研究的延續與繼承。最近一個時期，“時評式論文”更是見諸學術期刊，實際上是一些隨筆或政論型的作品，針對某一問題、事件表達個人的觀點，論文并沒有經過嚴密邏輯的論證過程，追求在很短篇幅內對于事物性質作出判斷，有些觀點初看令人新目，但細品之下難以信服。

其三為學術倫理上的失范，包括學術品質、學術責任等方面。前文講到我國新聞傳播學術論文引文、注釋少的狀況，實際上其中包含一種現象，就是作為論文重要論點出現的觀點，明知是別人的研究成果，卻不作引用、注明，只是用自己的話說出來，給人造成一種錯覺：該觀點就是這位作者的創新觀點。這種不尊重別人知識產權的做法，嚴格說起來有剽竊之嫌，卻成了司空見慣的現象。還有人，并無真知灼見，卻搬來一些國外的或外學科的連自己也沒搞清的詞匯裝點文章，結果是繞來繞去，不知所云。另有人在不成熟的論文中拉名家署名以利發表，也有人在不該署名的著述上署名，出了問題卻一推了之。如此等等，都擾亂了正常的學術秩序。

近十年來各層次、各專題的中國哲學學術會議比較多，學界也發表、出版了大量學術論文、專著，學術爭鳴、研討、交流日益頻繁，中國哲學研究的從業人員，特別是新生力量逐漸增加。這些都表明中國哲學研究的形勢日益“走高”，這是思想繁榮的表現，也是學術繁榮的必然。

近十年來海內外中國哲學研究的新態勢，總的說來有：方法論的檢討、中國經典的詮釋、出土簡帛的哲學思想研究、從政治哲學的視域研究中國思想、探索中國哲學的內涵及致力于中國哲學的主體性建構等。在這些方面已取得豐碩成果。此外，儒學與當代、儒學的宗教性、《周易》、佛教、道家與道教、宋明理學、明清之際與清代學術、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等，已成為熱門或顯學；三《禮》之學、名家與漢語語言邏輯哲學、中國政治法律哲學、生態環境哲學、和諧思想、身體觀、身心平衡論與心理調節學說等，正進入重新探討的階段并不斷深入。

從學界最近幾年的研究成果來看，當前國內外中國哲學研究的前沿、重點與熱點問題或領域有：

第一，關于方法論的檢討或反思。許多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從不同視角，積極檢視以西方現代化理論、啟蒙理性、西方社會科學方法等來研究東方歷史文化傳統及學術文本的局限性，借鑒海外中國學家（或漢學家）研究中國哲學思想史的經驗并檢討其得失，總結中國哲學學科創建百年來從依傍、模仿西方哲學到逐步建立起學科自主性的經驗，研究哲學與史學、哲學史與思想史路數的區別與聯系，試圖摸索、建構更切合東方、東亞或中國哲學的方法學系統。

第二，中國經典的詮釋成為主潮。“經典文本—思想學術”兩者之間，有一定的思想空間和語言張力，關鍵是時代背景及學者們的學術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國典籍的豐富、深刻與遠久，由于時代性問題的凸顯和學者的理論自覺，由于中西之間的學術、學者的交流與對話，經典詮釋的問題是近年來海內外中國哲學研究的焦點之一。

學界引進伽達默爾詮釋學方法或胡塞爾現象學方法等，同時思考自身的詮釋傳統，加強了中國經典詮釋的方法學研究。而當前大家關注的經典詮釋問題不僅包括經典詮釋的方法或方式問題，也包括經典詮釋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僅包括現代中西方學者對中國經典的詮釋，也包括古代中國學者與近代西方學者對中國經典的詮釋；不僅包括西方經典詮釋學與中國現代學術的結合，也包括中國固有之經典詮釋的歷史與內在理路。

一西夏語言文字研究在中國的起源和發展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葉以后，再無人使用，歷經明、清兩代五百余年間，世人不復知歷史上曾有過這種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紀初，才由中國學者發現和識別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歷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學者張澍（1776－1847）為最早判別和認識西夏文字的學者。清嘉慶甲子年（1804）張氏于家鄉武威療養之際，一日攜友人游清應寺（注：按：此寺實即原西夏之護國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來，但見碑陽所刻文字形體方正，類似漢字，但無一字可識，見碑陰有漢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歲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號，張澍遂判定碑陽所刻不識之文字為西夏字，該碑便是日后被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俗稱“西夏碑”。張氏為這一重要發現作文一篇曰《書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張澍：《養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發現后不久（1820），金石學家劉青園在武威發現的數甕古錢中，不但識得數品西夏年號的漢文錢，還見到不少所謂的“梵字錢”。他將此類錢文與西夏碑陽文字對比，方知錢譜中所謂的“梵字錢”實為西夏文錢，自此以后，錢譜中才真正開始著錄西夏文錢（注：初尚齡：《吉金所見錄》卷15，清嘉慶25年（1820）刻本。）。據載，清代學者鶴齡于清字（滿文）館供職時，曾從綏遠（呼和浩特）城一古廟中得經一函八冊，其標題為九個西夏文字，因該經卷數與偈語同《佛說妙法蓮花經》，鶴遂判斷該經必為《法華經》，每冊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為記數。1904年，法國人毛利瑟發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華經》三冊殘卷，此經第一卷第一頁經文右上方已有漢字注解。也就是說遠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國學者曾試通其文。聯系鶴齡事跡，蓋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鶴齡原藏八冊《法華經》失散之卷冊（注：聶歷山：《西夏語研究小史》，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4卷第3號（西夏文專號），1932年；賈敬顏：《西夏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獻出土后，俄國人捷足先登，率先著手研究，并迅速將重要的學術信息傳遞給中國學界。于是我國學者羅振玉于1913年，將俄國學者所贈之對西夏文字解讀至為重要的文獻《番漢合時掌中珠》——西夏文、漢文對音詞典殘頁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羅福成、羅福萇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羅福成《西夏譯蓮花經考釋》、《西夏國書類編》，羅福萇《西夏國書略說》等著作相繼刊布。1927年，羅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據實物文字，以正西夏紀年。1935年，羅福成又將《同音》影寫石印。西夏學在中國的發展，羅氏父子功不可沒。

鮮為人知的臨夏人鄭隆（1884－1938），亦曾著有《書武威縣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譯華嚴經普堅行愿品考釋》、《西夏譯妙法蓮花經考釋補》等文章。國學大師王國維及陳寅恪等人亦對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見賈敬顏：《西夏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年，北平圖書館隆重出版了館刊“西夏文專號”紀念該館1929年從寧夏購得的西夏文佛經百余冊。刊物中收錄國內外專家著譯36篇。當時西夏研究在中國可謂盛況空前。

繼羅氏兄弟之后，王靜如教授在西夏語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績最為顯著。1930－1933年他連續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輯，除論述西夏國名、語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對西夏文佛經的譯釋，首次為學界提供了長篇漢譯西夏文材料。同時，王氏還在《中國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表了有關論著（注：詳見《王靜如教授學術著作目錄》，載《中國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日本侵華戰爭的影響，這一學科被迫中斷了數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老一輩學者王靜如、羅福頤等，主要精力放在培養后備人才方面，同時，在西夏歷史方面開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發生了反對科學文化的“”。直至70年代末期政策松動之后，新老西夏學者才能有機會發表有關的研究成果。1974年到80年代初，王靜如、史金波、白濱、李范文等對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經幢和甘肅武威新發現西夏文字的考釋、討論，陳炳應對武威西夏碑的介紹和譯釋；李新魁對西夏文字構造方式的初步探討；史金波、白濱對國內外西夏文字研究狀況的介紹；史金波對西夏文字及辭書的論述；李范文對西夏文字的論述等，一步步把中國的西夏學推向高潮。80年代至今為西夏學的黃金時代，單就語言文字方面的論文就有百余篇，專著10余種。專著分三個方面：1.對西夏辭書的研究和整理，計有《文海研究》（1983）、《同音研究》（1986）、《番漢合時掌中珠》（1989）、《宋代西北方音——〈番漢合時掌中珠〉對音研究》（1994）等；2.西夏文字類文物的研究，計有《西夏官印匯考》（1981）、《西夏陵墓出土殘碑粹編》（1984）、《西夏文物研究》（1985）等；3.西夏世俗文獻的譯釋和研究，計有《類林研究》（1993）、《西夏諺語》（1993）、《天盛改舊新定律令》（1994）、《圣立義海研究》（1995）、《貞觀玉鏡將研究》（1995）等。這些語言文字方面的專門著述，尤其辭書研究，對學界了解和運用西夏文字資料提供了工具書。論文可歸納為四個方面：1.對辭書的研究，如《西夏文辭書的特點和歷史價值》（1983）；《西夏辭書〈同音〉研究提要》（1986）；2.語音方面，如《西夏語的濁塞音與濁塞擦音》（1981）、《西夏語音系導言》（1982）；3.語法方面，如《孫子兵法西夏譯本所見動詞詞頭的語法功能》（1987）、《西夏語的復合構詞法》（1988）、《西夏語的音韻轉換與構詞法》（1993）；4.文字方面，如《略論西夏文字的構造》（1980）、《西夏文的意符與聲符及其衍生過程》（1985）等。這些都提出了西夏語言文字研究的前沿問題，并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摘要】作為語言學的重要流派，社會語言學學術專著的出版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根據已經出版的社會語言學學術專著數據，從不同出版類型、引進情況、作者等方面進行統計分析。意在指出我國社會語言學學術專著出版中存在研究人才不夠、本土研究成果和引進新興理論不足等問題，并針對這些問題從人才培養、理論引進和國際學術交流等方面提出對策，為社會語言學學術專著出版提供參考，以期中國的社會語言學能夠更好地發展，提升學術影響力。

【關鍵詞】社會語言學；出版；學術專著

一、引言

社會語言學是研究語言與社會多方面關系的學科，它從不同的社會科學（諸如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心理學、地理學、歷史學等）的角度去考察語言。”（《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1988：366）。主要是指運用語言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從不同的社會科學的角度去研究語言的社會本質和差異的一門學科。社會語言學認為，只要研究的是具體的人所使用的語言現象，就沒有什么非社會的語言學（Wardhaugh，2006）。個人的語言行為及結果（包括語言習得、語言使用、語言能力和語言態度）和社會的語言現象（雙語、多語、語言接觸、語言變化、語言規劃等）都是社會語言研究的問題。這一學科大大豐富了語言學的研究路徑，為傳統的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調查社會語言學學術專著出版情況有助于了解當前該領域專著出版發展的現狀，發現當前國內社會語言學學術專著出版存在的問題。目前國內圖書銷售的主要渠道已經轉移到了網絡，當當網、京東、孔夫子舊書網等都是重要的中文學術專著網上銷售平臺。從這些網絡平臺中，可以獲得較為全面的已出版的社會語言學相關數據信息。社會語言學在語言文字類學術專著下屬分支，社會語言學的每本學術專著的信息如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份、ISBN號、評論數、所屬類別等屬性值均有顯示。本文使用“社會語言學”“語言變異”“語言變化”等關鍵詞，收集現有的社會語言學學術專著數據。借助Excel進行圖表繪制，分析當前社會語言學學術專著出版的趨勢，發現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并提供解決策略，以期對之后社會語言學出版提供一定的參考。

二、社會語言學學術專著出版現狀

（一）社會語言學著作的主要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