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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現收現付制和基金積累制是養老保險籌資的兩種基本模式，我國目前正在推行的養老保險制度是統賬結合制，在本質上是部分基金積累制。現收現付制可以實現養老金的代際轉移，在支付規模小、人口負擔較輕的情況下這種養老制度具有可行性，而在人口老齡化的壓力下，此制度受到嚴重挑戰，于是各國養老金制度紛紛向基金積累制過渡。本文通過實證的方法分析現收現付制與統賬結合制對中國城鎮居民儲蓄的影響，結果顯示統賬結合制會使儲蓄減少25％，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國養老金制度變遷過程中轉軌成本的消化會對城鎮居民儲蓄產生負作用。

關鍵詞：現收現付制;基金積累制;統賬結合制;儲蓄；養老保險

現收現付制和基金積累制是養老保險籌資的兩種基本模式。現收現付制的理論依據是代際轉移理論，該理論認為：一代人的社會保障待遇(主要指養老金)可以由同時期正在工作的下一代人繳費支付,即用在職勞動者的供款以支付退休人員在老年期的待遇，社會保障可以實現橫向平衡。這種制度在實行初期因支出規模小而負擔較輕,但隨后通常會因人口老齡化和人均壽命延長而負擔較重。完全基金積累制的理論依據是個人收入縱向平衡理論，該理論認為：勞動者退休后享受社會保障待遇所需費用總和可與其工作時投保形成的基金積累總和保持平衡。在操作上,通過設立個人賬戶,記錄其繳費及基金收益，勞動者必須按工資的一定比例按時向自己的個人賬戶存錢并獲取基金收益，實質上是一種強制儲蓄。如果不考慮政府補助,與個人儲蓄沒有差別,其特點是強調長期平衡,不受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影響,能形成基金積累。智利是率先實行這種制度的國家并取得了較好的成效。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養老保險籌資模式與人口老齡化的關系成為經濟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國內外比較流行的觀點是：現收現付制度容易受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影響,在一個趨于老齡化的社會里,現收現付制會出現支付危機,而基金制則不存在這樣的問題。［1］根據國際慣例,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在7%以上的社會被稱為老齡社會或老年型人口國家。中國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顯示,65歲及以上人口為0.88億,已達到總人口比例的7%。［2］根據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研究預測,2000年至2028年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從不足1億增加到超過2億。2028年至2038年將迎來人口老齡化的高峰期,在這10年間,65歲及以上人口將由2億增加到超過3億。［3］人口老齡化的快速到來,以及未富先老的現實,使得我國“先天積累不足”的養老支付系統面臨危機,在這一背景下,許多經濟學家主張放棄現收現付制而轉向基金積累制。在國際養老金制度改革的浪潮中，1997年我國確定的養老保險模式為“統賬結合”的混合模式,該模式規定城鎮企業和職工共同的養老金繳納應占職工工資總額的28%,其中的11%進入個人賬戶,用于在職職工養老金的積累;17%進行代際轉移,用于退休職工的養老金的統籌支付，該體制實質上就是部分基金積累制。［4］

在中國養老金制度改革的研究上，學者多集中于養老金制度及政策研究，對養老金的經濟影響的定量研究屈指可數，具體到社會保障對居民儲蓄影響的實證分析更是鳳毛麟角。［5］。

一、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歷程

從1984年開始，廣東、江蘇、遼寧、四川等省的部分市縣開始試行退休費用社會統籌，突破了“單位保險”的圍欄，養老保險的社會性得以恢復。1986年勞動合同制工人按本人標準工資的3%繳納養老保險費，這是中國社會保險史上第一次建立個人繳費制度，由此改變了養老保險完全由企業和國家負擔的慣例。1991年，國務院頒布《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對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作出了較為原則性的規定，明確了養老保險實行社會統籌，費用由國家、企業和職工三方負擔的原則，職工個人繳費確定為本人工資的3%。1995年，國務院了《關于深化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通知》，這是深化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并構建新的養老保險制度框架的標志，明確提出了個人賬戶與社會賬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模式。1997年國務院頒布的《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統一了全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根據這個“決定”，職工的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由職工工資的11%構成，其中8%由職工個人繳費（4%起步，每兩年提高1個百分點，逐步到位），3%由企業繳費劃入。退休人員的養老金由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構成。基礎養老金由統籌賬戶支付，相當于職工退休時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的20%，以后繳費每滿一年增加一定比例的基礎養老金，總體水平控制在30%左右，個人養老金月標準為個人賬戶積累額除以退休職工平均余命月數（120）。此外，養老金將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和職工工資的增長進行調節。在制度設計上，個人賬戶與社會統籌賬戶是彼此獨立的，分別支付不同的養老金。然而，實際的運行卻并非如此，在基金緊張的情況下，統籌基金可以向個人賬戶透支，由此造成了個人賬戶“空賬”運行，職工的利益難以得到保證。針對這種情況，從2001年開始在遼寧進行試點，推行分賬運行。2005年12月頒布《國務院關于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規定：從2006年1月1日起，個人賬戶的規模統一由本人繳費工資的11%調整為8%，全部由個人繳費形成，單位繳費不再劃入個人賬戶。退休時的基礎養老金月標準以當地上年度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和本人指數化月平均繳費工資的平均值為基數，繳費每滿1年發給1%。個人賬戶養老金月標準為個人賬戶儲存額除以計發月數，計發月數根據職工退休時城鎮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本人退休年齡、利息等因素確定。與1997年的《決定》比較，便可發現個人賬戶養老金的計發辦法有了實質的變化，即由原來的固定除數120變為了可變的“計發月數”。這意味著提前退休必然導致月養老金的減少。［5］

二、兩種制度對儲蓄影響的文獻回顧

（一）現收現付制對個人儲蓄的影響

在某些條件下,現收現付制這種社會保障制度有可能減少個人儲蓄,這稱為社會保險對個人儲蓄的“擠出效應”。最先明確提出這一點的是費爾德斯坦通過假定整個工作期內的儲蓄都是為了退休期間的消費為目的,費爾德斯坦應用一個排除私人自愿的代際轉移(即預防性儲蓄)的“擴展的生命周期模型”證明:社會保障通過兩個相反的力量影響個人儲蓄。一個力量是,人們既然可以從公共養老金計劃中獲得養老金收益,就可以減少為了退休期的消費而在工作時積累財富的需要,這叫做“資產替代效應”;另一個力量是,因為與財富審查有關的社會保險可以增加儲蓄,因而可能誘使人們提前退休。提前退休意味著工作期的縮短和退休期的延長。這反過來又要求人們有一個比較高的儲蓄率,這叫做“退休效應”。個人儲蓄的凈效應取決于這兩個方向相反的效應的力量對比。如果資產替代效應大于退休效應,個人儲蓄將減少;如果退休效應強于資產替代效應,則個人儲蓄可能增加。費爾德斯坦應用1929-1971年(除1941-1946年)期間美國的總指標進行參數估計的結果支持社會保障大大地減少私人儲蓄的結論。幾乎所有的估計值意味著在沒有社會保障的條件下,私人儲蓄將至少比現在高50%甚至到100%。［6］

巴羅根據“中性理論”指出,社會保障有可能為個人的代際轉移支付所補償,這可能會抵消一部分擠出效應;進一步地,假設不同的人都具有相同的偏好、工作能力、稟賦、稅負以及社會保障繳費率,那么退休年齡就不會因為社會保障制度的引入而受到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存在遺產動機,社會保障對于個人儲蓄的擠出效應應該是零。［7］

在另外一些主要的論著中,達拜認為生命周期儲蓄對于私人儲蓄行為僅僅提供部分的解釋,通過引入費爾德斯坦的社會保障財富變量,他擴展了他早期應用的持久收入消費函數,他認為實際的效用應比費爾德斯坦所估計的要小。［8］

雷默爾和萊斯諾伊指出費爾德斯坦模型構建的一個主要缺陷是他對那些將有資格成為各種不同社會保障收益享有者人數的估計,特別是他的模型的計算程序存在著眾多缺陷：（1）給定制度內人口的就業現狀,模型沒有隨著確定收益的條件概率的變化而作出調整;（2）忽視了女性參加工作的比例的重大變化;（3）沒有包括當前領取福利金的女性。［9］

但費爾德斯坦隨后又反駁,認為即使修改了那個計算程序上的錯誤,在1972年以前,美國社會保障對于個人儲蓄的負面影響也要在44%左右,對私人儲蓄的影響占了34%左右。［10］并且,費爾德斯坦于1995年用新的時間序列方法估計1974年那篇著名文章的結論,他在1974年文章的基礎上再加上21年的數據,并修正了最初的社會保障財富變量,得出的最終結論是每1美元社會保障財富減少2-3美分私人儲蓄,總的來說,參數值意味著社會保障計劃現在總共減少私人儲蓄60%。［11］

擠出效應的實質在于,一個公共養老金計劃向個人提供了在退休之后有一定養老金收入索取權的制度化保證,這就使得個人有條件減少他在工作期間為了退休之后的生活而積累的一部分個人儲蓄。意味著個人儲蓄的目的只是在于把工作時的收入轉移到退休之后消費之用。

（二）基金制養老金制度對個人儲蓄的影響

基金制融資方式的社會保險制度對個人儲蓄行為的影響比現收現付制要復雜。戴維斯(Davis,1995)［12］利用生命周期理論討論過養老基金對于個人生命期儲蓄的影響。首先,由于養老金承諾的非流動性和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尤其是在通貨膨脹的壓力下,個人儲蓄不會隨著養老金收益的增加而一對一的增加;其次,流動性約束的存在限制了個人自由借債的能力,意味著個人在其一生中需要較高借入的那些時間內,并不能按照其整個生命期的消費計劃進行消費,這樣,強制儲蓄(如養老金基金的繳費)既不會因為借債也不會因為減少個人自愿儲蓄而減少;第三,在一個增長的經濟中,工人可能希望提前退休,這也會使他增加工作期的儲蓄;第四,如果從當前消費轉向未來消費的替代效應超過了可以減少儲蓄的收入效應,那么稅收方面的優惠政策也會為提高個人的總儲蓄而提供激勵。假定一個供款基準制的基金制養老金計劃,作為一個對個人的部分收入進行延遲支付的機制,它強制工作期的個人進行儲蓄。假定個人的生命期收入和生命期的消費傾向一定,則這種強制儲蓄也可能減少個人的自愿儲蓄。因為強制性儲蓄和自愿儲蓄之間同樣具有替代效應,所以,它對總的個人生命期儲蓄會有什么影響,首先也就取決于強制性儲蓄和自愿儲蓄之間邊際替代率的大小。如果邊際替代率是1,則強制儲蓄對個人的生命期儲蓄就不會有所影響,但如果邊際替代率不等于1,則強制儲蓄也要減少個人自愿儲蓄。戴維斯(Davis)在分析了12個OECD(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簡稱OECD)國家、智利和新加坡的養老金基金以后,并沒有發現養老金基金對于個人儲蓄的規律性影響,因此,他的結論是,基金制養老金計劃對個人儲蓄的影響要依各個經濟的具體狀況而定。［13］

世界銀行通過美國職業年金方案、澳大利亞的職業年金方案和智利、新加坡的例證,認為積累制有增加居民儲蓄,促成資本形成的潛力,而現收現付制計劃則沒有這種潛力。［14］

到目前為止，現收現付制與基金積累制對個人儲蓄的影響由于研究方法的不用，選用指標的不同，各國經濟狀況的不同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結論。

三、中國統賬結合制對城鎮居民儲蓄的影響

本文假設每個人生存兩期——青年期和老年期，個人的目標是追求效用最大化，企業追求的目標是利潤最大化，政府保證養老金收支平衡。在此假設的基礎上建立一個關于中國現收現付制與統賬結合養老保險制的一般均衡模型，比較兩種體制對中國城鎮居民儲蓄的影響。

(一)現收現付制下的一般均衡模型

1.企業：利潤最大化。假設企業的生產函數為柯布－道格拉斯函數：

3.政府：財政收支平衡。在模型中，我們只考慮與養老保險制度有關的各項政府收入與支出，至于政府的其他收入與支出，假設它們相互平衡，收支相等，在模型中不予以考慮。在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經濟中，政府的職能主要有兩點：一是按規定向處于工作期的勞動者收取相當于繳費工資一定比例的養老保險費；二是將收取的養老保險費按規定以養老金的形式向老年人進行分配。由于現收現付制“以支定收”的代際轉移經濟可以實現橫向平衡，當期收取的養老保險費全部用作當期的養老金，在理論上對政府的財政平衡沒有影響，所以，在現收現付制經濟的模型中不考慮政府部門。

根據上面的假設，解出現收現付制下t期勞動者的儲蓄及每單位有效勞動的資本量：

（二）統賬結合制經濟的一般均衡分析

目前，中國正在推行一種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保險制度，在此制度下，處于工作期的勞動者按規定繳納養老保險費，養老保險費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用于支付當期老年人的養老金；另一部分用于個人賬戶積累。勞動者退休后可以領取的養老保險金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社會統籌養老金，來源于同期處于工作期的勞動者繳納的養老保險費；另一部分是個人賬戶養老金，來源于個人賬戶的繳費積累。養老保障體制的轉軌，使原來現收現付體制的隱性債務顯性化，顯性化的部分稱為轉軌成本，政府要履行在現收現付體制下已經向社會成員所做出的養老金承諾，也就是說，要負責解決轉軌成本的融資問題。

在模型中，假設從現收現付制向統賬結合制轉變的轉軌成本為Xt，在保證政府養老金收支平衡的條件下，它等于轉軌期在現收現付體制下預期要支付的養老金減去統賬結合制中社會統籌的部分：

從以上的分析與數據可以看出，在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由現收現付制向統賬結合制轉變的過程中，由于養老金繳費方式的不同，由于轉軌成本的存在，會導致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減少11.77%，可支配收入的減少導致消費減少6.02%，儲蓄減少25%。本文采用提高繳費率與政府發行國債兩種方式來彌補轉軌成本，彌補的比例各占50%

四、結論

本文針對中國目前正在進行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構建了一個兩期的動態生命周期模擬模型，通過勞動者效用最大化對消費的影響，消費對儲蓄的影響，對中國養老保險體制變革過程對城鎮居民儲蓄的影響進行了模擬量化分析。最后得出結論：制度變遷使城鎮居民的儲蓄有25%的減少。

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制度因其具有再分配效應和較低的風險性，成為傳統社會保障制度的主導模式，因不能應對人口老齡化所產生的支付威脅而倍受責難；而基金積累制養老保險制度卻因智利等國家養老金私有化改革取得的成績倍受青睞。但是，當具體分析這種制度對我國儲蓄的影響時，卻發現在我國養老保險體制變遷過程中，采用的統賬結合制（部分基金積累制）會對城鎮居民儲蓄產生負作用。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國正處于養老保險制度的轉軌時期，轉軌成本的存在使養老金的收支難以平衡，不管是提高繳費率還是發行政府債券都會使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減少，在保證個人效用最大化的最優消費條件下，可支配收入的減少會導致消費的減少也會導致儲蓄的減少，但對儲蓄的影響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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