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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隨著文化研究的不斷勃興，中國傳媒批評正面臨著文化研究的轉向。重構中國傳媒批評話語，發展歷史化的批評方法，是傳媒批評文化轉向的任務和使命。

【關鍵詞】傳媒批評；文化研究；文化轉向

[Abstract]Withtheboomingofculturalstudies,Chinesemassmediacriticismisfacingtheturnofculturalstudies.ItistheassignmentforculturalturninmassmediacriticismtoreconstructthediscourseofChinesemassmediacriticism.

[Keywords]massmediacriticism;culturalstudies;culturalturn

中國目前的傳媒批評，基本上還處于傳統的、以好/壞二元對立構成的、庸俗的話語系統，而并非現代意義的理論批評。雖然不少學者對傳媒批評的現狀深表不滿，但學術產業化的巨大壓力使傳媒批評不斷地反復套用贊揚（好）/批評（壞）的陳舊話語框架。這種好/壞評論式的“批評”，基本上是主觀印象式的，即興而隨意，往往缺乏理論上的深度和學術上的嚴謹；批評者認為某一文本“好”、好在哪里，“壞”、又壞在哪里，僅僅只能表明批評者個人的傾向、偏好與態度，缺乏文本深層的細讀，往往被文本的修辭表象所迷惑，在很多時候無意識中充當了某種意識形態的“同謀”。如今大眾傳媒成為當代大眾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傳媒批評面臨著一個重大的轉向——文化的轉向（culturalturn）。文化研究式的傳媒批評具有一種內在的批判性與政治性的維度，跟客觀主義和非政治的學術方法拉開了距離，它使人們洞察鐫刻在文化文本中的權力與統治關系，也詳細說明了人們可以如何抵制占據主導地位的符碼意義，而形成自身的批判性的、反抗的讀解。

一般認為，文化研究于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興起，以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為主潮。但自從阿爾都塞與葛蘭西以來，文化作為意識形態得到了更多的重視和研究，文化研究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過分夸大了意識形態結構對主體的施壓，主體在這個“結構”面前毫無還手之力，這種理論的缺陷促成了文化研究中的所謂“葛蘭西轉向”。葛蘭西認為，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的統治主要依靠的是意識形態霸權，這種文化霸權并不是一種簡單的、赤裸裸的壓迫和支配關系，霸權的形成需要依賴被統治者自愿的贊同，依賴某種一致的輿論和意見的形成，而這又總是一個斗爭過程的結果。文化霸權理論又經歷了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pluralism）的發展。文化多元主義的認識方式肯定了他性（otherness）和差異，給予那些以前被排除在文化對話之外的邊緣的、少數的和反抗的群體和聲音以同樣的關注，并試圖揭示出各種各樣的人的聲音和經歷是怎樣被壓得鴉雀無聲并從主流文化中被一筆勾銷了，并且進行斗爭，以幫助那些被排除在主流以外的群體的種種觀點、經歷和文化的形式得以表達。[1][p6]

在西方學術界，羅蒂提出的“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turn，又稱語言論轉向）是一個偉大的口號。20世紀60年代盛極一時的結構主義和符號學，雅各布森的“詩學”、格雷瑪斯的結構語義學、熱奈特的敘事學和拉康的結構精神分析學，就是這種轉向的結果。文本成為主要的研究對象，語言-符號學方法，成為“語言學轉向”之后的現代結構主義批評的基本理論，甚至成為精神分析批評、社會學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女權主義批評及新馬克思主義批評不可或缺的理論背景。

然而文本是不能與現實等同起來的，它是符號化的現實，而符號絕非純凈、透明的。因為媒介既不是被動地服務于霸權形態的利益，也不是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是清白的。[2][p280-281]語言沒有零度。甚至如新聞圖片、電視新聞等皮爾士所謂與現實具有高度同一性的肖像類（iconic）符號——這種符號的能指與其所代表的事物之間存在一種明顯的實體或知覺上的相似——也與現實不同。照片的能指是高度動機化（motivation）的，因為這里的符號（照片）之形式（景像）主要由其所指性質所決定。影片上的貓看上去不得不像貓。不過，這個能指并非完全由所指所決定，因為拍攝者能夠選擇拍攝的角度、距離、焦點等。所以一張照片是高度動機化的，但絕非完全動機化。[3][p173]電影電視的影像也是如此。視覺話語也是一種符碼化的符號，它將現實世界的三維世界轉譯為二維的層次，它當然不能成為它所指稱的對象或者概念?！懊黠@的‘先天’視覺符碼甚至都是文化-具象。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沒有符碼介入，而是意味著符碼已經被深深地‘自然化’了。對被自然化（naturalized）的符碼操作并未指證語言的透明性和‘自然性’（naturalness），而是揭示了使用中的符碼的深度、習慣性及近似的普遍性（near-universality）。這些符碼生產明顯地‘自然的’認知。這就產生了隱藏在場的編碼實踐的（意識形態的）效果。但是，我們一定不要被種種表象所愚弄。”[4][p350]由此可見，在傳媒領域，電視相對于報紙、廣播而言，更加高度地“自然化”，因為這種符號比單純的文字、聲音更少任意性，意識形態被更加強有力地錨定了，電視批評也就擔負了更多的“文化批評”的任務。

雖語言學的轉向的確為文化研究提供過某種助益，但這種轉向隱含著“語言中心論”的霸權。語言-符號學方法是一種非歷史化的研究方法，它使批評在聚焦文本的同時忽視了文本的制作和政治經濟學分析、文本的接受與運用等，而這正是文化批評所要關注的重點?！拔幕D向”即是由過去對語言-符號的關注轉向對文化的關注，研究視野從以往的語言符號文本擴展到文本的制作和生產的政治經濟領域，受眾與社會對文本的接受與闡釋等，它是一種徹底歷史化的方法，使我們洞悉復雜傳媒幻象背后的權力圖景，考察在文本生產中，哪些意識形態以何種方式被“編碼”進去，哪些意識形態被壓制和控制；在文本閱讀中，受眾又可以通過哪些意識形態的“縫隙”進行抵抗和斗爭。丹尼斯·K·戴維斯（DennisK.Davis）概括了傳媒研究中文化轉向所凸顯的重點：

“有些微觀的、闡釋性的理論，其關注焦點是個體和社會組織如何使用媒介創造和形成結構日常生活的文化形式。這些理論被稱之為文化研究理論。宏觀的、結構性的理論的關注焦點則是社會精英如何運用他們的經濟權力控制和利用媒介機構。這些理論認為，作為精英維持他們在社會秩序中的主導地位的一種手段，他們有效地運用媒介宣傳霸權文化。它們被稱之為政治經濟理論，因為它們把理解經濟權力是如何給意識形態和政治權力提供基礎這一問題置于首要地位。一些研究者推測，另外一些文化形式和革新的媒介運用遭到了制度上的壓制。這些理論通過暴露媒介的精英控制和批判霸權文化而向現狀發出挑戰。”[5][P223]

但這并不是說傳統的語言-符號學方法就完全失去了價值，它可以被超越，但不可以拋棄。最好的辦法就是將符號學和結構主義視為一種有效的訓練，以確保我們在大膽嘗試其他研究模式之前了解我們的研究對象。作為一種描述方法，符號學和結構主義也確實使得我們要在文本方面花了足夠的時間之后才去進一步涉及與觀眾活動和作為話語播放的電視節目等有關的一系列問題。[6][P41]它雖從批評的前臺隱退，但卻并不會消失，而是成為了一種知識背景，被置放到了一個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語境之中來加以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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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批評的文化轉向，意味著傳媒文化既是支配的，又是對抗的，它是統治階級獲得霸權的努力和被統治階級對各種霸權的抵抗協商、調停的結果，它是多種意識形態爭奪意義和控制權的領域，我們既不能把它簡單地看作主導意識形態的通俗宣傳，也不能說它是一種自發的文化抵抗，而是一種談判和斗爭的過程?！芭c其說文本確定了它的意義，不如說它為這種意義的爭奪劃定了一個競賽區域”[7][P307]，傳媒文化本身是一個充滿征服與抵抗、壓制與斗爭、同化與異化的競技場，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研究通過對主流文化和意識形態霸權的批判，為大眾對主流文化的抵抗和斗爭埋下伏筆。在這種斗爭中，斗爭各方采用的是尋求意義的方式：主導意識形態試圖使意義“自然化”，使它們變成全體社會“常識”，然而，對立的意識形態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拒絕了這一策略，并試著使意義服務于自己的利益。這不僅僅是有關一個詞的意義的斗爭，也是有關誰有權控制這些意義的斗爭，這點非常重要，因為對社會經驗的意義的控制權是控制包括在這種經驗內的那些人的行為、身份和社會關系的至關重要部分。符號斗爭并不反應社會斗爭但是社會斗爭的一部分。[8][P303]因此，文化必須置于其得以形成和消費的社會關系系統中加以研究，在其社會-歷史語境中，文化文本可能同時促進了控制和抵制，這就需要追蹤其中的各種咬合（ARTICULATION），批判那些培育順從性的文化形式。這種文化研究的視點，既堅持了傳媒文化的政治性和意識形態性，又避免了庸俗的經濟決定論和階級決定論。“它（文化研究）可以識別促進或阻礙社會進步的勢力及其在文化上的具體體現，從而對各種主宰和征服性的文化霸權進行有效的批判，對一切有利于建設更加公正、民主和平等的全球新秩序的力量進行積極的評價?！盵9][P38]

因此，文化研究式的傳媒批評必須洞穿傳媒文本的表象，直達文本的深層結構，了解和分析文本背后的權力關系圖景，哪些東西被遮蔽了，哪些東西被“自然化”了，特別是那些意識形態高度閉合的文本。傳媒文化的內容，以影視為例，除了公開的意識形態內容——傳播大眾或多或少愿意模仿的新型式樣、價值、生活方式外，還有一系列隱藏于其中的控制性的信息，在無意識的層面上對受眾產生影響……特別是，這些決定了觀眾們實踐的經驗，滿足了他們無意識的愿望……新創一系列匿名的滿足，大眾文化充當了一種社會調節者的角色，試圖吸收日常生活的壓力并使那些可能構成反系統的事實的挫折與失敗轉入為系統服務的渠道。[10][P88-89]這就需要進行話語權力的分析和批判。按照?？碌脑捳Z理論，正是由于話語“采納”了某些特定方式談論一個話題，限定一種可接受的和可理解的方法來談話、寫作或為人。由于限定，話語同時也“排除”、限制和約束了其他的言談方式、與該話題有關的為人方式或建構有關其知識的方式。[11][P45]“話語負載較強的言語暗示，這種言語暗示受社會的、物質的和歷史的力量制約，這些力量不準人們說某些話，甚至連想都不準想；與之同時，又強迫人們只說別的某些話?！盵12][P39-40]這就是文化研究中的表征的政治學（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意義通過在場者和缺席者復雜的交互作用產生出來。表征既通過展現而運作，也通過未展現而運作。[13][P60]

由于傳媒實踐所裹攜的意識形態，所以媒介被認為是一個巨大的隱喻，一種最重要的社會修辭方式，其意識形態高度閉合的潛意識運作方式，正是意識形態霸權的表現，所以不能僅僅將媒體文化視為主流意識形態中的一種平平常常的工具而將其摒棄，而必須把它放在各種你爭我奪的社會話語和社會力量的源頭里分別予以闡釋?！懊恳粋€社會的具體斗爭都在媒體文化（特別是在文化產業的商業性媒體）的文本中搬演出來；這些商業性媒體如果要變得受人歡迎和有利可圖，就必須制作那種同人們的所思所想相共鳴的文本?！盵14][P36]文化轉向的傳媒批評就承擔著對這種霸權進行解構的任務，“從意識形態本質的對立方面來讀解媒體文化，探詢其批判性和顛覆性的契機，同時分析媒體文本的意識形態設計怎樣時不時地失敗。”[15][P17]

文化研究的傳媒批評還可以改變傳統批評的地位。傳統評論式批評往往依附于創作而存在，總是針對具體作品談感受或開藥方，從而淪為創作的附屬品。這樣看似貼近文本，實則縮小了與文本“對話”的空間，從而限制了對文本潛在空間的深層拓展。傳媒批評并非傳媒實踐的附庸，它與傳媒實踐之間，應該是一種“文本間性”（intertextual）的平等“對話”關系，而不是從屬于傳媒實踐。因為傳媒批評的任務決不是對具體作品作出好/壞這樣簡單、膚淺的評價，它也并不承擔為創作提供評估服務的義務。它對傳媒實踐的影響應該是間接的、深刻的，而不是直接的。

傳媒批評家應該成為“抵抗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僅是文人，也不完全是思想的生產者與傳輸者，知識分子同時也是仲裁者、立法者、思想生產者和社會實踐者，他們天生就起著非常重要的政治作用。[16][p85]學院派批評者更應該從事文化研究的傳媒批評，成為在傳媒文化建構中的能動者。如果我們把批評者的行為理解為社會活動的生產，而非對社會活動的描述，他們在教室的行為就可以非常容易地擴展到公眾領域。[17][p88]真正的知識分子要積極進行避免和挑戰霸權的反霸權實踐，為建構一個公共傳媒批評的話語空間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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